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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联盟法院

欧洲联盟法院通过其下设的法院和普通法院解释欧盟法律,并审查其适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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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联盟法院(CJEU)是欧洲联盟的司法机构,负责确保在解释和适用欧盟条约时法律得到遵守。该机构设于卢森堡,下设两个法院:法院和普通法院。其主要职责包括应成员国法院的请求解释欧盟法律、审查欧盟机构所通过法律行为的合法性,以及裁定成员国是否履行了欧盟法律规定的义务。

这一机构具有独特地位,兼具国际法庭与宪制法律秩序中司法机关的特征。个人、企业、成员国法院、成员国及欧盟机构均可参与其审理的不同类型诉讼。通过就直接效力、优先效力、基本权利和有效司法保护作出的裁决,该机构推动欧盟法律确立为可在成员国法院中实施的法律体系,而非仅仅是政府之间的一套义务。

“欧洲联盟法院”指整个机构,而“法院”则指其下设的上级法院。常用缩写“ECJ”,即“欧洲法院”,通常指后者。两者都不应与设于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院混淆;后者隶属于独立于欧盟的欧洲委员会体系。

起源与机构发展

该机构起源于依据1951年《巴黎条约》成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共同体的司法法院于1952年开始运作,由七名法官和两名总法律顾问组成。欧洲煤钢共同体将煤炭和钢铁生产的部分事务置于共同管理机构的管辖之下,因此有必要对可能直接影响各国政府和企业的决定实施司法监督。设立一个有权审查这些决定的法院,是这一新型超国家体制的重要特征。

1957年签署、1958年生效的《罗马条约》建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三个共同体共用一个司法法院。因此,法院的工作从专门针对特定产业的制度,扩展至涵盖关税、农业、竞争、劳工流动和贸易等领域的广泛经济体系。早期私人企业提起的诉讼,以及各国法官提交的初步裁决请求,为法院阐明共同体法如何在各国国内法律体系中发挥作用提供了机会。

诉讼数量不断增加,最终促成了第二级司法机构的设立。初审法院依据理事会1988年的一项决定设立,并于1989年开始运作。该法院最初负责若干特定类别的案件,包括竞争纠纷和人事诉讼,随后逐步扩大了对直接诉讼的管辖范围。此举既旨在提升司法审判能力,也旨在对涉及大量事实问题的纠纷进行更充分的审理,同时保留司法法院在法律解释方面的核心地位。

1993年生效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建立了欧洲联盟,但司法管辖权在欧盟各个活动领域的覆盖仍不均衡。2009年12月1日生效的里斯本条约确立了该机构现行名称,并将初审法院更名为普通法院。该条约还将常规司法监督扩大到此前适用特别安排的领域,但仍保留了重要限制,尤其是在外交与安全政策方面。

机构的专业化设置并不总是永久不变的。欧洲联盟公务员法庭于2004年设立、2005年开始运作,负责审理欧盟与其工作人员之间的纠纷,直至2016年撤销,其管辖权随之归还普通法院。2024年又一次管辖权调整生效:特定类别的初步裁决请求可以移交普通法院处理。这一系列改革体现了持续进行的努力,旨在应对案件数量增长的同时,兼顾裁判的一致性与及时性。

条约基础与管辖权限制

《欧洲联盟条约》第19条规定了欧洲联盟法院的基本职责,并要求成员国提供充分的救济途径,以确保在欧盟法律涵盖的领域内获得有效的法律保护。有关其管辖权的具体规则主要载于《欧洲联盟运行条约》(TFEU),以及作为各条约第3号议定书所载的《法院规约》。各法院也各自设有规范诉讼程序的程序规则。

欧洲联盟法院并非对欧洲境内发生的一切法律争议都拥有裁判权的法院。其管辖权取决于条约授予的权限。它通常不受理针对成员国法院判决的上诉,不重新审理成员国的刑事案件,也不裁决与欧盟法律无关的国内争议。成员国法院仍负责在其审理的案件中适用国内法和欧盟法律。欧盟司法机构则通过明确规定的程序介入,包括作出初步裁决,以及审理针对成员国或欧盟机构提起的诉讼。

这一地位体现了欧盟的权限授予原则:欧盟只能在成员国授予的权限范围内采取行动。因此,司法审查不仅可以涉及某一机构是否正确行使了权力,还可以涉及欧盟究竟是否拥有该项权力。辅助性原则和比例原则等原则为审查欧盟行动提供了进一步的标准。根据《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263条,可以无权限、违反重要程序要求、违反条约或其他适用的法律规则,或滥用权力为由,对某项措施提起诉讼。

部分条约条款明确限制了司法权限。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法院原则上不具有管辖权,但也存在例外,包括监督该政策与欧盟其他权限之间的界限,以及审查针对自然人或法人的限制性措施。这些例外的适用范围本身也需要通过司法解释来明确。《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276条还排除了对某些成员国警务行动,以及成员国在维护法律秩序和内部安全方面所承担职责的审查。

欧洲联盟法院还履行预防性职能。根据《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218条第11款,成员国、欧洲议会、欧洲联盟理事会或欧洲委员会可以请求法院就拟议的国际协定是否符合条约出具意见。如果法院作出否定意见,该协定便不得生效,除非协定或条约得到修订。这一程序使涉及对外承诺的宪制问题能够在这些承诺产生约束力之前得到解决。

法官、佐审官与司法组织

司法法院由每个成员国各一名法官组成,并由11名佐审官协助工作。普通法院则由每个成员国各两名法官组成。这些安排所体现的代表性不同于外交机构:法官是独立任职人员,而非国家代表,不接受本国政府的指示。这样的人员构成使法院能够熟悉欧盟内部不同的法律传统,同时避免将司法裁判变成各国立场之间的协商。

法官和佐审官由成员国政府共同商定任命,任期六年,可以连任,每三年更替部分人员。司法法院的候选人必须具备在本国担任最高司法职务所需的资格,或是公认具有专业能力的法学家。普通法院的获任者必须具备担任高级司法职务所需的能力。《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255条设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在任命前评估候选人是否适任。该委员会的七名成员从两所法院的前任成员、各国最高法院成员及公认具有专业能力的法律人士中选出。

两所法院各自从本院法官中选举院长和副院长,任期三年,可以连任。院长负责安排审判工作,并履行重要的程序职能,包括处理紧急申请。案件分配给不同的审判组织审理,而非一律由全体法官审理。司法法院通常由三名或五名法官组成的审判庭审理案件;对于特别重大的案件,则由15名法官组成的大审判庭审理。在条约规定的特定情形下,以及处理极其重大的事项时,由全院审理。普通法院同样采用不同的审判组织,包括审判庭,并在适当情况下采用规模更大的审判组织。

佐审官在需要其出具意见的案件中,提出独立且附有理由的意见。意见分析法律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但对法官不具约束力。佐审官不是检察官,也不代表任何一方当事人或任何机构。他们公开发表的意见可以揭示不同的解释路径,并将争议置于更广泛的法学理论背景下。对于不涉及新法律问题的案件,司法法院可以不经佐审官出具意见即作出裁判。2024年改革后,普通法院指定的法官在该院审理的初步裁决请求案件中履行佐审官职能。

法官的评议不公开,判决也不公布法官个人的异议意见或协同意见。这种做法使法院的裁判理由以集体立场的形式呈现。书记官处、法官助理、研究部门、口译员和法律语言专家为审判工作提供支持。对于一个必须处理源自众多国家法律体系的诉讼,并以欧盟各官方语言作出权威裁判的司法体系而言,这些行政和语言支持机构尤为重要。

初步裁决与同成员国法院的合作

《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267条规定的初步裁决程序,是欧盟法院与成员国司法机关之间的主要联系机制。成员国法院遇到有关欧盟法解释或欧盟法律行为效力的问题时,如果解决该问题是审理案件所必需的,便可将其提交欧盟法院裁决。在欧盟法院作出裁决期间,成员国法院的诉讼程序通常中止。提请裁决的法院随后将该裁决适用于争议,并依照相关程序规则认定事实、作出判决。

这是一种合作程序,而非上诉。诉讼当事人可以请求提请初步裁决,但是否提请由成员国法院决定。欧盟法院通常不裁定当事人是否应在相关的国内诉讼中胜诉,而是提供作出该项裁判所需的权威解释或效力判断。只要涉及相关的欧盟法问题,税收、就业、消费者合同、移民、环境保护或刑事诉讼等领域的争议都可能引发初步裁决请求。

对于依成员国法律,其裁判已无司法救济途径的法院,原则上必须将裁判所必需的欧盟法解释问题提交初步裁决。在 CILFIT 案(第283/81号案,1982年)中,法院确认了几种例外情形:问题与案件无关、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或正确解释显而易见,不存在任何合理疑问。最后一种例外通常称为“明确行为原则”(acte clair),判断其是否适用时,必须考虑欧盟法特有的术语、多语种文本及其语境。在 Foto-Frost 案(第314/85号案,1987年)中,法院裁定,成员国法院虽可驳回针对欧盟法律行为效力提出的异议,但不得自行宣告此类行为无效。

自2024年10月1日起,完全属于以下六个特定领域的初步裁决请求可移交普通法院处理:增值税、消费税、《海关法典》、综合商品目录项下的税则归类、旅客赔偿与援助,以及温室气体排放配额交易。所有请求仍须先提交法院,由其决定是否适宜移交。独立涉及欧盟初级法、国际公法、欧盟法一般原则或《基本权利宪章》的问题,仍由法院处理。

初步裁决对提请裁决的法院具有约束力,也为面临相同法律问题的其他成员国法院提供指引。由于法律解释通常阐明的是某项规定自开始适用以来所具有的含义,裁决可能影响判决作出前已经形成的法律关系;在例外情况下,法院会限制裁决的时间效力。对于延误会造成特别严重损害的案件,包括涉及被羁押人员的诉讼,加速程序以及适用于自由、安全与司法领域某些案件的紧急程序,可使案件得到更迅速的处理。

直接诉讼、救济与司法可及性

违约诉讼用于确保成员国履行欧盟法规定的义务。根据《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258条,欧盟委员会通常先启动行政程序,包括给予有关成员国答辩机会,并出具说明所指控违约行为的附理由意见书。如果问题仍未解决,委员会可向法院起诉该成员国。第259条允许一个成员国对另一成员国提起诉讼,但须满足相应的程序条件。个人可以向委员会投诉,但不能自行向法院提起违约诉讼。

违约判决确认成员国是否未履行其义务,通常并不直接废止国内立法。有关成员国必须采取必要措施以遵守判决。如果该国未采取这些措施,第260条允许进一步提起诉讼,并处以一次性罚款、按期支付的罚款,或同时处以两者。一项特别规则还允许在涉及未通报立法性指令转化措施的某些案件中处以经济处罚。这些程序可以针对立法、行政惯例,以及其他国家机关可充分归责于该国的不作为。

撤销之诉是对欧盟机构、机关、办事机构及专门机构所作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途径。成员国及某些欧盟机构享有特权诉讼资格。个人和企业则受到更严格的限制:他们可以对以其为相对人的行为、与其有直接且个别关联的行为,以及与其有直接关联且不涉及实施措施的规章性行为提起诉讼。认定个别关联的严格标准源于普劳曼案(第25/62号案,1963年);该案要求申请人具有足以使其区别于其他人、并处于与行为相对人相类似地位的特征。

在这一诉讼资格框架下,国内诉讼成为私人寻求司法审查的重要途径。无法直接对欧盟措施提起诉讼的人,可以对国内实施措施提出异议,并请求国内法院就欧盟措施的有效性问题提请裁决。各项条约还规定,当欧盟机关违法地未作出其应当作出的决定时,可以提起不作为之诉。此类诉讼须符合程序条件,包括事先要求该机关采取行动。

其他救济途径包括依据《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268条和第340条,就欧盟的非合同责任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以及就含有适当仲裁条款的合同所产生的争议提起诉讼。临时措施可以保障未来判决的实效,但提起诉讼并不自动中止被诉行为的效力。普通法院审理个人和公司提起的大多数直接诉讼,法院则保留对特定类别案件的管辖权,并审理涉及法律问题的上诉。撤销判决可以消除违法的欧盟行为,但获得赔偿须另行满足相应条件,包括存在损害,以及损害与违法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欧盟法律秩序的基础性原则

欧洲联盟法院的早期判例确立了这样一项原则:欧盟法可以赋予个人可通过司法途径主张的权利。在“范亨德和洛斯案”(Van Gend en Loos,第26/62号案,1963年)中,一家荷兰公司依据《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对一项关税提出异议。法院将共同体描述为一种新的法律秩序,其法律主体包括个人,并确认了足够明确的条约义务具有直接效力。其实际后果是,私人当事人可以在国内法院援引该义务,而不必等待政府通过国际层面的行动促使其得到履行。

在因意大利电力国有化而引发的“科斯塔诉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案”(Costa v ENEL,第6/64号案,1964年)中,法院确立了欧盟法优先原则。法院认为,若允许国内措施凌驾于源自条约的法律之上,就会损害共同法律体系。在“西门塔尔案”(Simmenthal,第106/77号案,1978年)中,法院进一步明确:在欧盟法的适用范围内,国内法院必须不予适用与欧盟法相冲突的国内规定,无须等待立法机关将其废止或通过违宪审查宣告其无效。优先原则解决的是发生冲突时应适用哪一规则的问题,并不意味着欧盟法院会正式废除国内立法。

不同类型的欧盟法律文件具有不同的效力。条例具有直接适用性,但其中某一具体规定仍须满足相关条件,才具有直接效力。指令就应实现的结果对成员国具有约束力,通常需要通过国内措施予以实施。在实施期限届满后,足够明确、具体且无条件的规定可以被援引来对抗国家及符合条件的国家机构;但在私人当事人之间的诉讼中,指令本身不能给其中一方施加义务。纵向直接效力与横向直接效力之间的这一区别,催生了大量判例。

其他原则则有助于弥补权利保护方面的缺口。国内法院必须尽可能以符合相关指令的方式解释国内法,这一原则是在“冯·科尔森案”(Von Colson,第14/83号案,1984年)和“马尔利辛案”(Marleasing,第C-106/89号案,1990年)等案件中发展形成的。这项义务也有界限,其中包括不得作出违背国内法的解释。在“弗兰科维奇案”(Francovich,第C-6/90号与第C-9/90号合并案,1991年)中,法院确认,国家应对未实施指令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后续判决进一步阐明了相关条件:所涉规则旨在赋予权利,违法行为达到足够严重的程度,且违法行为与损失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这些原则共同将欧盟法上的义务与国内救济途径衔接起来,也使欧盟体系有别于许多受一般国际法调整的安排;在后者之中,法律的执行更依赖国家间的行动。不过,这些原则的适用仍受到欧盟法适用范围、所涉规定的类型,以及有效司法保护和法律确定性要求的限制。

基本权利与法院独立

创立共同体的经济条约并未载有全面的基本权利清单。法院最初通过共同体法的一般原则发展权利保护。在 Stauder 案(第29/69号案,1969年)中,法院承认基本权利是这些原则的一部分。在 Internationale Handelsgesellschaft 案(第11/70号案,1970年)中,法院将基本权利保护与成员国共同的宪法传统联系起来,同时维护共同体法的自主性。后来的判决借鉴了国际人权文书,尤其是《欧洲人权公约》。

2000年公布的《欧洲联盟基本权利宪章》在《里斯本条约》于2009年生效时,取得了与各项条约同等的法律效力。宪章对欧盟机构具有约束力,也对正在实施欧盟法的成员国具有约束力。因此,其适用范围并不等同于一国的权利法案:仅仅提出权利主张,并不会使完全属于国内事务的争议落入欧盟管辖范围。宪章第51条保留了这一限制,其本身并不扩大欧盟的权限。

基本权利案件的审理往往需要评估:对权利的限制是否具有合法依据,是否尊重该权利的核心内容,以及是否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在 Digital Rights Ireland 案(合并审理的第C-293/12号案和第C-594/12号案,2014年)中,法院认定《数据保留指令》无效,理由是该指令广泛干预隐私和个人数据保护,却没有配套的充分限制和保障措施。此类审查既涉及立法所追求的目标,也涉及规范其实施的法律保障是否足够明确。

欧盟与斯特拉斯堡人权保护体系在制度上仍相互独立。欧盟各项条约规定欧盟应加入《欧洲人权公约》,但法院在2014年作出的第2/13号意见中认定,拟议的加入协议与欧盟法不相容。法院的异议涉及欧盟法律秩序的自主性以及不同司法程序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尽管如此,公约仍持续影响着欧盟对基本权利的解释,宪章中与公约相对应的权利,其含义和范围通常至少与公约所保障的权利相同。

司法独立也已成为法院解释《欧洲联盟条约》第19条的核心议题。在 Associação Sindical dos Juízes Portugueses 案(第C-64/16号案,2018年)中,法院裁定,有权就欧盟法问题作出裁判的国家机构必须符合有效司法保护的要求。后续案件依据这些要求,审查了退休规则、纪律制度和法官任命安排。其法律依据在于司法体系的结构:成员国法官同时也是适用欧盟法的法官,因此,他们的独立性是这一共同司法体系运作的必要条件。

经济一体化、监管与个人权利

内部市场诉讼一直是欧盟法院发挥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在“达松维尔案”(案号8/74,1974年)中,法院确立了宽泛的认定标准,用于判断可能妨碍成员国之间贸易的国内贸易规则。在涉及法国利口酒在德国销售的“第戎黑醋栗酒案”(案号120/78,1979年)中,法院发展了相互承认原则,并认可某些强制性要求可以构成理由,使原本具有限制性的国内规则获得正当性。这些判决为市场准入与正当的国内监管之间的平衡确立了框架。

有关自由流动的判决也影响了就业和职业活动。“德弗雷纳诉萨比纳航空公司案”(案号43/75,1976年)确认,条约所确立的男女同工同酬原则具有直接效力,包括在私人主体之间的直接效力。“博斯曼案”(案号C-415/93,1995年)认定,某些足球转会规则和国籍限制与劳动者自由流动原则相冲突。这类案件的法律意义,并不在于将一切限制都视为违法,而在于要求相关限制符合适用的条约规则,并通过正当性审查。

在竞争法领域,欧盟法院系统审查欧盟委员会就卡特尔、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企业合并及国家援助作出的决定。这类诉讼往往需要细致分析经济证据、市场界定、程序性权利,以及支撑高额罚款的理由。普通法院侧重于事实的深入审查,与欧洲法院在上诉程序中的监督相辅相成。竞争法诉讼说明了这一机构为何既需要详细审查行政案卷,也需要对法律标准作出权威解释。

数字监管也催生了大量判例。“谷歌西班牙案”(案号C-131/12,2014年)依据当时适用的数据保护指令,确认个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要求移除与其姓名相关的搜索结果。“施雷姆斯一案”(案号C-362/14,2015年)宣告规范向美国传输个人数据的“安全港”决定无效;“施雷姆斯二案”(案号C-311/18,2020年)则宣告其后继的“隐私盾”决定无效。后一判决原则上认可标准合同条款的效力,但强调必须在实践中提供符合欧盟要求的保护。

欧盟法院系统还解释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消费者保护指令、环境立法,以及有关庇护和移民的规则。例如,涉及抵押贷款协议中不公平条款的先行裁决请求,明确了国内法官审查消费者保护问题的职责,即使相关程序安排原本可能妨碍有效执行,法官仍须履行这一职责。在这些领域,该机构本身并不负责实施监管计划。它确定法律规则的含义与效力,在其管辖范围内审查行政决定,并明确监管机构和国内法院随后必须落实的义务。

程序、权威及与成员国法律秩序的关系

诉讼程序通常包括书面陈述,以及在举行庭审时进行的口头审理阶段。报告法官负责研究案件,并协助筹备案件审理;随后,总法律顾问可在判决作出前发表意见。当事人必须遵守有关诉讼代理、期限、可受理性和举证的规则。初步裁决转介程序与双方对抗的直接诉讼在结构上有所不同:成员国和指定的欧盟机构可以提交意见,因为相关解释的影响可能超出原国内争议的当事人范围。

多语制是该机构运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初步裁决转介案件的诉讼语言通常是提出转介的成员国法院所使用的语言。直接诉讼的语言则依照相关规则,根据当事人及具体情况确定。因此,诉讼程序可使用欧盟的24种官方语言,而法语通常用作法官内部评议的工作语言。翻译并非仅仅是行政事务:具有同等效力的不同语言立法文本之间的差异可能影响法律解释,因此必须结合语境、立法目的和整部法律加以考量。

欧洲法院的判决在欧盟司法体系内具有终局性。对于普通法院的判决,通常可就法律问题向欧洲法院提起上诉,但不能仅因一方当事人不认同事实认定就重新审理。某些类别的上诉须通过筛选机制,获准后方可继续审理。普通法院作出的初步裁决不适用通常由当事人提起的上诉程序;但如果欧盟法律的统一性或一致性面临严重风险,则可启动例外复审程序。

欧盟法院与成员国宪法法院之间既有合作,也有分歧。在欧盟法院看来,法律优先性和统一解释对于防止欧盟法律在不同成员国获得不同含义至关重要。一些成员国宪法法院则在基本权利、宪法认同或涉嫌超越所授权限的行为等问题上持保留立场。德国联邦宪法法院2020年就欧洲中央银行公共部门购买计划作出的判决,是围绕欧盟权限边界及司法审查是否充分而发生冲突的一个突出实例。

这些分歧揭示了一个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在各国宪法仍是公共权力来源的同时,一个以国家间条约为基础的法律秩序,如何维持统一的权威?欧盟法院通过自主性、优先性、真诚合作和有效司法保护等原则回应这一问题。其实际权威还取决于成员国法官是否提请初步裁决、公共机关是否遵守判决,以及国内程序是否使欧盟法律赋予的权利得到落实。因此,这一体系依靠分布于各层级的司法机关运作,而非由一个集中统一的等级体系处理所有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