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循先例原则是指,法院在审理后来的案件时,如果该案涉及相同的法律问题,且相关情形在实质上相似,就应当遵从先前司法裁判所确立的权威性规则。其名称源自拉丁语表达 stare decisis et non quieta movere,通常译为“遵从既有裁判,不扰动已定之事”。这一原则尤其与普通法法系密切相关,不过在许多其他法律传统中,既往判决也具有相当大的权威性。
这一原则赋予法律先例制度上的效力。先例是能够指导后续审判的既往裁判;遵循先例原则则明确了这种指导何时具有约束力、如何识别应予适用的规则,以及何时可以偏离先例。其运作取决于司法机关的组织结构、法院之间的关系以及所涉法律问题的类型。一般而言,遵从上级法院判决的义务,比遵从本院既往判决的义务更为严格。
遵循先例原则有助于维护法律的连续性、可预测性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并不意味着绝对禁止法律变革。法院可以根据相关事实的差异对案件作出区分,依照公认标准重新审查先例,并适用其后生效的立法或上级法院的权威裁判。因此,这一原则既关乎维护已经确立的规则,也关乎法官创制的法律得以改变的程序。
历史发展
援引既往裁判的做法,比现代具有约束力的先例制度更为古老。中世纪英格兰的王室法院通过反复审理案件、法律专业人士的辩论以及已决案件记录的流传,逐渐形成了相对统一的规则。从十三世纪末到十六世纪的《年鉴》有大量留存,其中记载了诉讼辩论和法官之间的讨论。它们的作用并不完全等同于现代判例报告,后者通常包含明确标示的判决及具有权威性的法律论述。
在这一早期背景下,先前的案件可以用来说明公认的惯例,或提供有用的类比,却未必迫使后来的法院作出相同裁判。权威也来自法官和律师长期积累的共同认识。随着法律职业的发展、法院程序的规范化,以及书面记录日益易于获取,个别裁判逐渐变得更容易查明、比较和援引。先例制度正是在这些制度变迁中形成的,而非由某一次立法确立。
威廉·布莱克斯通于1765年至1769年间出版的《英国法释义》,将遵循先例视为保持司法稳定、防止裁判取决于法官个人意见的一种手段。他的论述与法律宣示说相联系:法官通常是在宣示既有法律,而不是公开创设新的规则。按照这一理解,有时可以将先前的错误裁判视为对法律的不正确表述而予以摒弃,而不必将其视为法官有权随意替换的法律。
更为严格的现代先例制度在十九世纪逐渐定型。专业判例报告日益完善,上诉审级体系更加明确,英国1873年和1875年的《司法组织法》也对高级法院进行了重组。1865年成立的法律报告理事会为提供可靠的判例报告发挥了作用。这些发展使得要求法院遵循可明确识别的判决要旨,而非主要依靠长期积累的法律职业传统,在实践中更为可行。
在1898年的“伦敦街道电车有限公司诉伦敦郡议会案”中,上议院确认其受自身既往裁判的约束。这一立场成为严格遵循横向先例的一个突出范例。1966年的《司法实践声明》放宽了这一要求,允许上议院在认为适当时背离自身先前的裁判。因此,历史发展并非只是走向越来越严格地遵循先例:现代法律制度也形成了在保有先例权威的同时,以受控方式纠正先例的方法。
识别具有约束力的规则
司法判决包含若干要素:事实叙述、诉讼程序经过、当事人的论点、法律论证,以及解决争议的裁判命令。遵循先例原则通常并不使判决中的每一句话都具有约束力。核心任务在于识别判决理由,即作出该判决所必需的法律论证。在美国的法律用语中,“holding”(裁判要旨)发挥着与之密切相关的作用,不过,不同学者和法院对于该术语与 ratio decidendi 之间的确切关系有不同理解。
对裁判结果并非必要的论述通常称为附带意见。这类论述可能包括假设性例证、对案件未提出的问题所作的评论,或超出本案裁判所需范围的宽泛命题。此类论述可能极具说服力,尤其是在上诉法院经过审慎考量后作出的情况下,但通常不具有与裁判要旨相同的约束力。同样,判例汇编者编写的判决摘要本身也不属于法院具有权威性的论证。
这一区分比乍看之下更为困难。对同一判决所确立的规则,可以在不同的概括层次上加以表述。在1932年的“多诺霍诉史蒂文森案”(Donoghue v Stevenson)中,英国上议院允许消费者针对制造商提起的过失索赔继续审理,尽管双方之间并无合同关系。对此案可以作狭义表述,将其限定于制造商供应的产品预期未经中间检验便到达消费者手中的情形;也可以通过阿特金勋爵提出的“邻人原则”作更宽泛的概括。后来的侵权法正是在阐释这一具体裁判与其更广泛论证之间关系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多份裁判意见会使问题更加复杂。法官可能赞同裁判结果,却对其法律依据持不同意见。在美国,1977年的“马克斯诉美国案”(Marks v United States)指出,当最高法院没有任何一种裁判理由获得五票支持时,可以将赞同裁判结果的法官中依据最狭窄理由所持的立场视为裁判要旨。如果相互竞争的理由在逻辑上并非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适用这一表述就可能十分困难。一项在裁判结果上获得多数支持的判决,并不必然确立一条同样获得多数支持的统一而宽泛的规则。
先例的适用范围还取决于实际裁决的问题。法院对无争议事项所作的假定,其权威性通常低于经过辩论后得出的结论。另一方面,有些法域承认,各自足以独立支持裁判结果的备选理由也具有权威性,而不是将每一项备选理由都视为可有可无。因此,识别具有约束力的规则,需要结合案件的程序背景和事实情境阅读判决,而不能仅仅摘取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
法院层级、管辖权与遵循义务的界限
纵向遵循先例涉及下级法院遵从同一法院层级体系内上级法院判决的义务。横向遵循先例则涉及法院如何对待自身或同级法院的判决。纵向遵循义务通常更强。初审法院通常不能仅因认为某项具有拘束力的上诉法院判决说理有误,或预期上级法院最终可能改变立场,就不予遵从。
判决的权威性取决于管辖权,而不只是法院的声望。一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在其他国家可能具有说服力,却不具有拘束力。在联邦制下,判决的权威性还可能取决于所解释法律的渊源。国家最高法院可能对联邦宪法问题享有最终解释权,而州或省的法院则对地方性法律的诸多重要领域保有最终解释权。
美国体现了这种划分。美国最高法院就联邦法律问题作出的判决,对州法院和联邦法院均有拘束力。不过,一州最高法院通常对该州法律作出权威解释。根据1938年的“伊利铁路公司诉汤普金斯案”(Erie Railroad Co. v Tompkins),联邦法院在审理依据州法提出的诉讼请求时,并不享有以独立的联邦普通法取代应适用的州实体法的一般权力。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通常约束该巡回区内的联邦地区法院,但在联邦法律问题上,这些判决对州法院并不具有最高法院判决那样的拘束地位。
有几项相关法理必须与遵循先例原则区分开来。既判力,又称请求排除效力,涉及终局判决对其后涉及同一诉讼请求及相关当事人的诉讼所具有的终局约束效力。争点排除效力则涉及在符合适用条件的情况下,已经得到实际裁决的争点。这些法理维护裁判的终局性,即使该判决并未确立重要先例也是如此。因此,一项判决可以约束当事人,却不为诉讼之外的人确立具有普遍拘束力的规则。
本案法则涉及同一诉讼较早阶段作出的裁决。上诉法院的指令可能对接收发回案件的法院施加更具体的义务。这些规则在实践中与尊重先例有所重叠,但回答的是不同的问题:某项法律规则是否适用于后续案件,某项争议是否可以再次诉讼,以及某个争点在现有程序中是否仍可重新审议。将它们混为一谈,既会模糊司法权威的范围,也会掩盖可据以重新审议的理由。
区分先例、推翻先例与法律变迁
法院可以承认某项先例的权威性,同时认定该先例不适用于当前争议。这一过程称为区分先例,其关键在于找出具有法律实质意义的差异。仅仅存在事实差异还不够:该差异必须在先前规则的论证逻辑或适用范围内具有意义。例如,涉及缺乏对价的协议的先例,未必适用于后来以契据形式订立的协议,前提是适用法律承认契据具有不同的可强制执行依据。
区分先例使法律得以渐进发展,因为规则会在适用过程中变得更加明确。但如果所主张的差异显得过于细微或牵强,无法解释为何得出不同结果,这种做法也会引发争议。正当区分与变相背离先例之间的界限,本身就是法律推理中反复出现的问题。如果下级法院所作的区分削弱了具有拘束力的规则在实践中的效用,上级法院可以不予认可。
推翻先例则有所不同:具有相应权限的法院宣告,先前的某项规则不应再继续适用。推翻先例还必须与撤销原判相区分。撤销原判,是在同一诉讼中改变下级法院判决的裁判结果;推翻先例,则是改变另一项判决所确立的法律命题的先例效力。法院可以在维持受审查判决的同时推翻某个较早的判例,也可以撤销某项判决而不推翻任何先例。
立法可以改变法律框架,而无须法院推翻任何先例。如果立法机关修改了法条措辞,解释原有措辞的判决便可能不再适用于新的争议。宪法修正案也可以取代先前的宪法解释。反过来说,法条未作修改,并不必然意味着此前的每一种解释都永久固定不变:法院能否重新审查这些解释,仍取决于有关法院就成文法先例所适用的规则。
法律变更在时间上的效力是另一个问题。根据法律制度和所涉事项的不同,新规则可能适用于法院面前的当事人、其他尚未审结的案件,也可能仅适用于未来发生的事件。美国联邦法上的相关原则,对民事诉讼与刑事附带审查中的溯及力采取不同处理方式。哈珀诉弗吉尼亚州税务局案(1993年)处理了新的联邦法律规则如何适用于仍处于直接审查程序中的民事案件;蒂格诉莱恩案(1989年)则针对在联邦人身保护令程序中援引新的宪法规则,确立了限制性框架。因此,是否有权改变先例,与这一改变对已审结或尚未审结案件有何影响,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英格兰和威尔士
现代英国的做法将严格的法院层级制度与有限的背离先例权限相结合。英国最高法院于2009年开始运作,承继了上议院的上诉审判职能,也承继了依据1966年《实务声明》所确立的做法背离既往判决的权限。上议院此前作出的判决仍具权威性;新机构的成立并未抹去既有的判例体系。
《实务声明》既强调纠正错误,也重视对既有法律的信赖。声明承认,僵化地遵循先例可能造成不公,并阻碍法律的适当发展,同时也警示,背离先例可能扰乱既定安排,包括合同、财产处分和财税事务。声明还特别强调了刑法领域中法律确定性的重要性。背离先例的权限并不意味着,只要由不同法官组成的法院倾向于另一种答案,就有权重新审视任何先例。
上诉法院民事庭遵循的框架源自1944年的 Young诉Bristol Aeroplane Co Ltd案。其不遵循自身既往判决的主要例外包括:上诉法院的判例彼此冲突;既往判决与上议院或最高法院后来的判决不一致;以及既往判决因疏忽而作出,即 per incuriam。因疏忽而作出的判决这一例外适用范围很窄:它并不只是指先前判决有误,而是涉及遗漏相关成文法条文或具有拘束力的判例等情形。
如果遵循既往判决会造成不公,刑事庭享有稍大的灵活性,这体现了对影响人身自由的错误所带来后果的重视。不过,这种灵活性仍须在上诉审级制度内行使。无论民事庭还是刑事庭,都没有一般性权限,仅因最高法院先例的论证受到批评,或其他地方的发展显示可能采取不同做法,就不予遵从对其具有拘束力的最高法院先例。
枢密院司法委员会的判决在英格兰和威尔士通常只具有说服力,而无拘束力。不过,2016年的 Willers诉Joyce案(第2号) 确认了一项例外程序:即使存在本应具有拘束力的本国判例,枢密院仍可通过这一程序明确指示,应将其结论视为英格兰和威尔士法律的体现。这一例外取决于是否遵循最高法院所说明的机构程序,而不只是看是否有英国资深法官参与审理。
成文法规定也可能改变先例的法律效力。根据《1998年人权法》第2条,本国法院必须考虑欧洲人权法院的相关判决。这项义务并不等同于通常的纵向遵循先例原则。这说明,在认定所有具有影响力的判决都具有同等拘束力之前,必须先明确相关法院权威的法律依据。
美国
美国法院通常将遵循先例视为一项司法政策原则,而非不可违背的命令。这一原则的约束力因法院、案件所涉事项,以及属于纵向还是横向遵循先例而有所不同。最高法院可以推翻自身的判决,但下级法院通常必须适用具有支配效力的最高法院先例,除非最高法院自行将其推翻。
在 罗德里格斯·德基哈斯诉希尔森/美国运通公司案(1989年)中,最高法院指示下级法院,即便某项直接支配案件的判决所依据的论证似乎已被另一系列判例削弱,仍应遵循该判决,并将推翻先例的决定留给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在 阿戈斯蒂尼诉费尔顿案(1997年)中重申了这一职责划分。这些判决区分了对先例基础的批评与在制度上有权放弃该先例所确立规则这两回事。
在最高法院层面,推翻先例时援引的考量因素包括:先前论证的质量、规则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该规则与其他法律发展的关系,以及信赖利益。并不存在一套支配所有案件的机械公式。信赖利益可能是具体的,例如财产安排或商业安排是围绕既有规则作出的;也可能较难衡量,例如某项判决在长期中塑造了制度实践或预期。
美国法院的判决意见往往对成文法解释方面的先例给予特别有力的保护,因为国会若不认同法院的解释,可以修改法律。金布尔诉漫威娱乐有限责任公司案(2015年)便运用了这一理由,保留了 布吕洛特诉赛斯公司案(1964年)确立的、有关专利到期后产生的专利许可使用费的规则。这种推定并非绝对,立法机关的沉默也并不总被视为对司法解释的明确认可。这一论点关乎法院与立法机关之间的职责分配。
宪法先例的处境则有所不同,因为普通立法无法修改美国宪法。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1954年)否定了“隔离但平等”原则在公立教育中的适用,背离了 普莱西诉弗格森案(1896年)所体现的宪法解释路径。西海岸旅馆公司诉帕里什案(1937年)维持了一项州最低工资法,并推翻了 阿德金斯诉儿童医院案(1923年)。这些例子表明,遵循先例与宪法学说的重大变革可以并存。
对先例的重新审视也发生在宪法裁判之外。在 洛珀布赖特企业诉雷蒙多案(2024年)中,最高法院推翻了 雪佛龙美国公司诉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案(1984年),改变了法院对待联邦行政机关所作成文法解释的框架。最高法院明确指出,推翻这一框架并不等于自动重新审理此前维持特定行政机关行为的判决。这表明,放弃某项一般性的解释原则,并不必然使以往依据该原则作出的每一项判决都丧失先例效力。
其他普通法法域
各普通法法域使用共同的先例术语,但在最高法院的权限以及下级法院可以援用的例外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各法域的制度也反映出其宪法文本、司法结构以及向帝国机构上诉的历史各不相同。因此,某项英格兰判决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并不意味着它如今在整个普通法世界都具有约束力。
在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可以重新审议自身的判决,但在决定是否偏离先例时,会依据《约翰诉联邦税务专员案》(1989年)等案件中形成的考量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先前判决是否以经过周密推敲的原则为基础、该判决已确立的权威性、支持该判决的法官之间的意见分歧,以及改变判决所产生的后果。澳大利亚通过一系列宪法和立法上的变革,最终以1986年《澳大利亚法》终结了向枢密院上诉的途径,巩固了高等法院在国内司法体系中的最高地位。
澳大利亚还赋予中级上诉法院的判决重要的协调作用。在《法拉建筑私人有限公司诉赛迪私人有限公司案》(2007年)中,高等法院指出,对于澳大利亚另一法域的中级上诉法院就普通法问题作出的判决,中级上诉法院和一审法官不应偏离,除非确信该判决明显错误。这并非简单地赋予一州上诉法院对另一州法院的纵向约束力,而是一项旨在维护全国普通法协调统一的规则。
加拿大最高法院既承认稳定性的重要性,也承认下级法院在有限情形下可以重新审议此前已有定论的问题。在《加拿大总检察长诉贝德福德案》(2013年)中,最高法院解释说,如果出现新的法律问题,或者情势或证据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争论的基础,便可构成一审法院重新审议的正当理由。《卡特诉加拿大总检察长案》(2015年)在涉及以刑法禁止协助死亡的诉讼中适用了这一框架。这项例外并不意味着,只要有补充证据提交,下级法院就普遍获准拒绝遵从上级法院的权威判决。
在印度,宪法第141条规定,最高法院所宣示的法律对印度境内所有法院均有约束力。最高法院内部的先例效力也受合议庭人数影响。在《达乌迪·博赫拉社群中央理事会诉马哈拉施特拉邦案》(2005年)中,最高法院重申,人数较少的合议庭受人数较多的合议庭裁决的约束;同等规模的合议庭如对先前判决存疑,应循提请审议程序处理,而不能直接推翻该判决。
这些安排体现了维持法律连续性的几种不同方式:限制偏离先例的理由、要求由人数更多的合议庭审理、将争议问题提交更高层级的司法机构,或要求尊重平行法域的判决。不能仅凭一国被归类为普通法体系,就推断其适用的具体规则。
大陆法系与国际司法中的情形
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之间的区别,并非一个法系援用既往裁判,而另一个法系对其置之不理。大陆法系法院经常参考先前判决,最高法院或宪法法院的裁判也可能具有相当大的实际权威,或享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效力。两者的差异往往在于:遵循裁判的义务在形式上源自何处,以及权威究竟赋予单一裁判、一系列持续一致的裁判,还是规定判决效力的成文法规则。
在法国,《民法典》第5条禁止法官以具有一般性和规章性质的裁断来审理案件。这种对“规章性判决”(arrêts de règlement)的传统否定,并不妨碍上诉审裁判影响法律解释。一系列前后一致的判决,通常称为稳定判例原则,可以产生强大的影响。因此,即便不存在英国法上由可识别的判决理由以同样方式约束下级法院的学说,偏离既有判例仍可能带来重大影响。
德国的情况则体现了另一种限定。《联邦宪法法院法》第31条规定,联邦宪法法院的裁判对联邦及各州的宪法机关、法院和行政机关具有拘束力;特定类别的裁判还具有法律效力。这种权威建立在明确的法律框架之上。普通上级法院的裁判同样为审判提供指引,但不应将其作用与宪法裁判所具有的特殊法定效力不加区分地等同起来。
在欧洲联盟内部,欧洲联盟法院通过反复解释条约和立法来发展法律。其初步裁决为欧盟法问题提供权威解答。在1963年的 Da Costa en Schaake 案中,法院承认,已有的解释可以使法院无须就同一问题再次提请初步裁决。1982年的 CILFIT 案进一步阐明了终审法院无须提请初步裁决的条件。这一架构通过初步裁决提请制度促进法律适用的一致性,而不是简单照搬国内普通法的法院层级规则。
国际司法裁判往往赋予既往裁判相当大的说服力,却不采用一般性的先例拘束学说。国际法院《规约》第59条规定,裁判除对当事国及本案外,不具有拘束力。第38条第1款第(丁)项在不妨碍第59条规定的前提下,将司法判例列为确定法律规则的辅助资料。尽管如此,法院仍经常审视其既往裁判中的论证,以维持连续性。
欧洲人权法院同样重视一致性,同时保留发展其对《公约》解释的能力。在2001年的“查普曼诉英国案”(Chapman v United Kingdom)中,法院指出,虽然它在形式上不受自身既往判决的拘束,但若无充分理由,就不应偏离先例。在上述各种情形中,都必须区分判决对当事方的拘束力,与判决作为法律解释、能够指导未来案件的权威性。
正当性依据、批评与研究方法
遵循先例原则的主要正当性依据在于制度的延续性,而非认定先前的法官必然正确。可预测性使个人和组织能够安排交易、评估诉讼风险,并了解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一致性也有助于维护法治,因为它要求法院说明,为何实质上相似的争议应当受到不同对待。反复依据既定规则作出裁判,可以降低处理常见问题的成本。
先例能够约束个别法官:仅仅不同意某项规则,本身不足以成为偏离该规则的理由。它还使裁判权在时间维度上得以分配:当前的法院必须考虑同一司法机构以往作出的裁判。这与司法独立有关,因为司法裁判应当以公众能够理解的法律理由为依据,而不只是取决于审理案件的法官个人的偏好。
与此相应的批评是,延续性可能使错误持续存在。即使某项规则所依据的事实假设已不再稳固,或相关法理已经发生变化,该规则仍可能具有拘束力。因信赖而受到保护的利益,其分布也并不均衡:一些群体可能围绕既定规则安排了自身事务,另一些群体却承受着该规则带来的负担。因此,存在信赖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决定是否应继续维持某项先例,但它指出了法院可能需要考虑的后果。
另一个难题是,如何确定先例实际上能提供多大程度的约束。由于法官必须界定事实、识别裁判要旨,并选择规则适用的概括层次,遵循先例不能简化为机械比对。形式化解释的批评者强调这种解释裁量。其捍卫者则区分了裁量与不受限制的选择:职业惯例、上诉审查、说明理由的要求,以及相关判例体系,都可能使某些解读比其他解读更有充分依据。
法理学中的理论研究探讨的是:既往裁判为何能够独立于当前案件本身的是非曲直,提供采取行动的理由。弗雷德里克·绍尔关于先例和规则的研究强调概括与约束。罗纳德·德沃金的“法律作为整全性”理论,则通过既契合制度性法律历史、又能为其提供正当性依据的原则来解释裁判。这些理论路径对于先例、权威性规则与道德推理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看法,但都在回应同一个问题:既往裁判如何成为当前裁判理由的一部分。
实证研究考察引证模式、推翻先例的频率、合议庭组成,以及法院如何对待既往裁判。仅凭引证次数无法确定一项裁判是否具有拘束力:某项判决可能因法院要将其与本案区分、对其提出批评或将其推翻而被引用;而一项未被引用的规则,仍可能为日常审判提供框架。电子数据库扩大了可获取的裁判文献范围,但裁判的公布规则和引证规则仍会影响其先例地位。在美国联邦法院,《联邦上诉程序规则》第32.1条限制了对引用某些被指定为不予公布的联邦裁判的禁止;该条适用于2007年1月1日或之后作出的此类裁判,但其本身并不决定这些裁判应当具有多大的先例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