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解释是确定宪法的含义、范围及其适用的过程。它所处理的问题,从公共机构的权力到个人权利的保障,不一而足:例如,立法机关能否规制某项活动,行政行为是否超越宪法授权,或者对表达的限制是否合宪。宪法文本既包含相对明确的规则,也包含自由、平等、尊严和合理限制等宽泛概念,因此有必要对其作出解释。
作为宪法学的核心活动,宪法解释将法律语言与公共权力的组织和行使联系起来。法院是重要的解释主体,但立法机关、行政机关、行政管理机构和公民也会解释宪法的要求。不同宪制体系之间,哪些机构有权作出具有约束力的解释、它们采用何种方法,以及其决定会产生何种后果,都存在显著差异。
宪法解释中的分歧既关乎含义,也关乎权威。这些分歧涉及历史上的理解有何参考价值、先例应占多大分量、宪法原则与不断变化的现实之间有何关系,以及民选机构与法院之间应如何划分职责。宪法实践通常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而非始终依循单一理论。
性质、范围与宪法变迁
宪法解释与一般的成文法解释有所不同,部分原因在于其解释对象的地位和功能。宪法通常设立国家机构、分配权力,并规定其他法律规则有效的条件。在宪法最高地位受到严格保障的制度中,与宪法相抵触的立法可能被宣告无效或不予适用。因此,宪法解释不仅确定某项规则提出了什么要求,也确定制定另一项规则的机构是否拥有相应权限。
宪法与大多数成文法的区别,还体现在其预期存续时间和规定的概括程度上。担任公职的年龄资格要求,与禁止“残酷和非常惩罚”的规定,所引发的解释问题并不相同。前者通常设定了相对明确的门槛;后者则需要判断何种措施属于惩罚、应依据何种标准认定残酷,以及历史或当代实践具有何种意义。即便是看似精确的条款,在适用时也可能产生不确定性,例如如何计算时间,或哪些公职属于宪法规定的某一类别。
有些理论区分宪法解释与宪法建构。按照这种观点,解释旨在确定宪法文本的语言含义,而建构则是在该含义无法确定唯一结果的情况下,形成相应规则。例如,宪法对不受不合理搜查的保障,可能需要一系列实施性法理,来规范搜查令、例外情形、救济措施和新型监控技术。这一区分在一些学术研究中颇具影响,尤其是在美国,但其术语及理论意涵都未获得普遍认可。其他进路则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解释”一词,将推导出可适用的宪法规则的整个过程都纳入其中。
解释还必须与宪法修正相区分。修正是通过宪法授权的程序改变宪法,这种程序可能要求立法机关以特定多数通过、获得联邦组成单位的批准,或举行公民投票。解释通常则自称是在确定或适用现行宪法。当一项裁决在不改变文本的情况下实质性地改变了既有理解时,两者的界限便会引发争议。宪法也可能通过机构实践、选举安排和政治惯例发生非正式的发展。作为公认的政治行为规则,宪法惯例即使不能由法院强制执行,也可以指导公职人员的行为。它与法律解释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具体的宪制及所涉问题。
解释宪法的机构与权限
宪法解释并不等同于司法审查。解释是多种主体都会从事的活动;司法审查则是一项制度性权力,用于衡量政府行为是否符合宪法要求。立法机关在判断自身是否有权通过某项法案时,就会解释宪法。行政机关在行使紧急权力、实施法律或确定自身权限范围时,也会解释宪法。法院在解决争议时解释宪法,但其裁判的约束力可能因法域、程序和审查形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美国体现了一种分散式的司法模式。联邦法院和州法院在遵守有关诉讼受理和审查规则的前提下,可以审理其管辖权范围内案件所涉及的宪法问题。在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阐明,法院在裁判案件时,有义务适用宪法,而非与宪法相抵触的普通法律。这一判决成为奠定联邦司法审查基础的重要论述。但它并未确立所有宪法问题都必须由法院裁决的原则:有关具体争议、诉讼资格、时机和可诉性的要求,限制了法官可以裁决的问题范围。
另一种模式则将专门的审查职能赋予宪法法院。汉斯·凯尔森是奥地利1920年宪制安排的主要设计者之一,这套安排对集中式违宪审查制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此类制度中,普通法院可能必须将有关法律效力的问题提交宪法法院,而不能自行宣告法律无效。宪法法院还可能受理直接提起的宪法申诉、解决国家机构之间的争议,或在法律生效前对其进行审查。1951年成立的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兼具其中多项职能。这些程序上的差异,决定了哪些宪法问题能够获得审理,以及这些问题会在多大范围内被界定。
其他制度安排则让民选机构发挥更具决定性的作用。在英国,议会主权在传统上意味着,法院不能仅因英国议会制定的法律与一般宪法原则相冲突,就宣告该法律无效。根据1998年人权法,法院必须尽可能以符合《欧洲人权公约》所保障权利的方式解释法律;指定的上级法院可以作出不相容声明,但此类声明本身并不使法律失效。在中国,宪法第六十七条赋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这些制度安排表明,不能将司法至上视为宪法解释的本质特征。
文本、语境与宪法结构
宪法文本是大多数解释方法的起点。文本分析考察词语的通常含义和专业含义、语法、标点、定义,以及条文之间的关系,也考察看似相近的表述在整部宪法中是否具有相同含义。词语的意义取决于语境:例如,宪法中提及“人”与提及“公民”,可能产生不同的法律效果;某一条文中的明示限定,也可能影响另一条文的解释。文本主义强调经正式制定的文本所具有的权威,不过,文本主义者对于确定文本含义需要在多大程度上借助历史、结构和法理背景,意见并不一致。
将宪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可以排除某些在孤立看待单一条款时似乎合理的解释。对立法权的配置,必须结合对该权力的限制、立法程序以及权利保障一并考量。结构性推理还会从宪法所确立的制度及其相互关系中作出推论。权力分立可以成为限制一个权力分支干预另一分支的依据;联邦制则要求关注联邦政府与各组成单位政府之间的权力分配。即使没有任何一句条文明确规定由此得出的规则,这类推论仍可能具有重要影响。
在1819年的“麦卡洛克诉马里兰州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国会可以设立一家全国性银行,作为行使其列举权力的手段,而马里兰州不得以该案所涉方式向这一联邦机构征税。马歇尔的推理将“必要与适当条款”与宪法的整体设计联系起来。他指出,“我们正在阐释的是一部宪法”,意在表明,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无须逐一列明政府可以采用的所有手段。因此,结构性推理既支持了默示权力的存在,也为限制州政府干预联邦职能提供了依据。
结构性论证并不必然导向扩张权力的结论。它也可能通过限制政府行为,维护机构之间的界限或权限分配。例如,澳大利亚高等法院从确立代议制与责任政府的宪法条文中,推导出一项默示的政治沟通自由。这项自由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而非个人享有的一般言论权。解释上的问题在于,这项默示自由是否为维系宪法体制所必需,而不在于抽象而言表达自由是否值得追求。更一般地说,结构性解释必须说明,所提出的默示规则如何源于已经确立的宪法安排,而非解释者偏好的制度设计。
历史含义与原旨主义
历史解释考察宪法条款制定时的背景。相关材料可能包括此前的法律用语、起草记录、批准过程中的辩论、当时的公共讨论、制度实践,以及条款意在解决的问题。这些资料回答的问题各不相同。起草者个人的理解或许能揭示其意图,却不能据此确定公众如何理解文本的含义。后来的政治实践或许有助于阐明早期对宪法的基本认识,却不能证明该实践在法律上是正确的。
原旨主义涵盖一系列理论,其具体表述虽有不同,但均认为宪法的含义由与其制定相关的事实所确定,并应对后续的宪法决策形成约束。早期论述往往强调制宪者或批准者的意图。许多当代版本则强调原初公共含义,即相关公众在宪法文本通过时会如何理解其中的语言。罗伯特·博克在二十世纪后期倡导原旨主义宪法裁判方面颇具影响力,安东宁·斯卡利亚则是原初含义解释方法的重要捍卫者。原旨主义内部的各种理论,在如何对待先例、司法克制,以及宪法建构可以发挥何种作用等问题上,也存在分歧。
历史含义与预期适用情形之间有一个重要区别。宪法中的某项禁令可能表达一项一般规则,其原初含义可以涵盖制定者当时尚不了解的情形。例如,对传播活动的保护,不必仅仅因为宪法获批准时尚不存在电子通信,就被局限于十八世纪的印刷技术。对于应当在何种抽象程度上表述条款含义,以及历史上的预期在条款适用中应当发挥何种作用,原旨主义者之间存在分歧。因此,认同历史含义的重要性,并不一定意味着会对当代争议得出一致结论。
2008年的“哥伦比亚特区诉赫勒案”既体现了历史推理的重要地位,也展示了其难点。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第二修正案保护个人持有枪支的权利,该权利不以民兵服役为前提,其保护范围包括在家中为自卫而持有枪支。多数意见和异议意见都考察了该修正案的措辞、建国时期的资料,以及其序言条款与实质条款之间的关系,却得出了不同结论。此案表明,历史探究需要对证据的相关性、代表性及法律意义作出判断。当不同时期通过的条款相互作用时,历史解释也会变得更加复杂,美国宪法原始文本与南北战争后通过的重建修正案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
目的、原则与不断演变的适用
目的解释旨在确定宪法条款的功能或目标,并据此解释其措辞。它可能追问:某项条款意在防范何种制度性滥权,某项权利保护何种利益,或某一条款如何有助于维系宪法秩序。对目的的界定可以较为狭窄,着眼于某个具体的历史问题;也可以较为宽泛,着眼于宪法持续秉持的价值。概括的层次至关重要:一项保障可以被理解为旨在防止某种特定的历史做法,保护范围更广的一类利益,或确立一项适用于不断变化的情势的原则。
活的宪法理论涵盖多种进路,允许宪法的适用随着社会变迁、制度实践经验以及对宪法原则认识的演进而发展;某些观点还认为,宪法的含义本身也可以随之发展。它并非单一的方法,也不必然排斥文本或历史。有些版本强调通过判例实现普通法式的发展;另一些则强调政治参与、道德推理,或宪法所秉持的广泛价值的持续适用。因此,它与原旨主义的区别,并不只是利用历史与忽视历史之间的区别,而在于历史究竟固定了哪些内容,以及后来的解释者可以如何发展宪法法理。
加拿大的“活树”比喻源自枢密院司法委员会于1929年裁决的“爱德华兹诉加拿大总检察长案”。该案涉及的问题是:根据《1867年英属北美法》,女性是否属于有资格获任加拿大参议员的“合格人士”。该裁决否定了将女性排除在外的做法,并将这份宪制文件描述为一棵能够在其自然界限内生长的活树。在加拿大后来的宪法实践中,这一比喻逐渐与一种宽泛、与时俱进且能回应情势变化的解释方式联系起来。其中对界限的强调仍然意义重大:演进式解释依然需要在宪法框架内获得正当论证。
技术变迁使持久不变的原则与不断变化的适用之间的区别尤为明显。在2018年的“卡彭特诉美国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政府获取该案所涉历史手机基站定位记录的行为,构成《第四修正案》意义上的搜查,通常需要搜查令。该裁决关注的是数字记录详细揭示个人行踪的能力。不同解释进路可以一致认为,宪法保障适用于新技术,却在应当以何种类比作为适用依据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当有关数据隐私、表达自由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保障适用于宪法文本通过时尚不存在的制度与实践时,也会出现类似问题。
先例、司法准则与法律的延续性
宪法解释既通过直接审视宪法文本展开,也依托日积月累的判决进行。法律先例提供既有的答案、分类和方法,为后续争议的处理建立框架。根据遵循先例原则,法院通常应重视以往的判决,但这一义务的强度和形式各不相同。下级法院遵循上级法院判决的义务,与最高法院对待自身既往裁决的方式有所不同。各宪法体制之间也存在差异:有些正式承认先例具有约束力,有些则通过具有权威性且得到反复遵循的判决来维持一致性。
司法准则将一般性的宪法条文转化为可操作的法律标准。例如,平等保护的保障可能针对不同分类形成不同层次的审查标准。对表达自由的保护,可能需要区分基于内容的限制、规范表达时间和地点的规则,以及受到不同对待的言论类别。这些准则框架并非只是对宪法文本的重述,而是起中介作用的规则,旨在使宪法要求便于实施、保持一致,并能应对反复出现的问题。因此,争议不仅涉及某项权利的根本含义,也涉及用于落实该权利的司法检验标准是否适当。
1954年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体现了宪法司法准则的一次重大转变。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公立学校中的种族隔离违反了平等保护条款,否定了“隔离但平等”原则在这一领域的适用。该判决考察了公共教育的作用,以及政府强制实行种族隔离所造成的影响。该判决与既往先例的关系引出了一个问题:当既有准则已无法对宪法保障作出可接受的阐释时,应当如何适用宪法原则。“布朗案”判决的执行也表明,作出权威解释与在实践中推动制度变革,是两个不同的过程。
法院在考虑是否偏离先例时,通常会讨论既往判决的论证质量、其规则的可操作性、其与相关判决之间的不一致、相关事实或法律的变化,以及信赖利益。应当赋予这些因素多大权重,本身也存在争议。一些相关方法可以减少作出明确宪法裁决的必要性。宪法回避原则可能倾向于依据非宪法理由解决案件,或者选择一种合理的成文法解释,以避开严重的宪法问题。这些做法为立法行动保留了空间,也限制了不必要的司法裁判,但同时也引出了一个问题:回避宪法问题是否会扭曲所解释的成文法的含义。
权利、限制与比例原则
解释一项宪法权利,需要回答几个在分析上彼此有别的问题:谁享有这项权利,它保护哪些行为或利益,政府是否对其构成干预,以及这种干预是否被允许。有些宪法明确区分权利的保护范围与限制权利的正当理由;另一些宪法则通过默示限制、类别性规则或不同强度的司法审查来处理类似问题。这种结构安排十分重要:一项权利最初的界定即使宽泛,也不妨碍政府拥有较大的权限,对其施加有正当理由的限制;而如果权利的界定较窄,同样的行为可能在尚未审查限制理由之前,就已被排除在保护范围之外。
比例原则是评估权利限制的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分析框架。尽管具体表述有所不同,分析通常会考察:一项措施是否追求正当目的,是否有助于实现该目的,是否具有必要性——即不存在限制更小而效果相当的替代方案,以及其带来的公共利益与对权利造成的负担之间是否保持适当关系。最后一个阶段通常称为狭义比例原则。这一结构要求政府和法院将目的本身的重要性,与所选具体手段的效果和代价区分开来。
《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第1条允许对权利施加由法律规定的合理限制,但须能证明这些限制在自由民主社会中具有正当性。在1986年的“女王诉奥克斯案”中,加拿大最高法院提出了一套分析框架,要求限制措施具有迫切且重大的目的,并采用符合比例原则的手段,具体包括合理关联、最小侵害以及效果上的比例性。南非1996年宪法提供了另一个明确的例子:第36条列出了判断限制是否合理且正当时应考虑的因素,包括权利的性质、限制的目的、限制的程度,以及限制更小的手段。德国的宪法判例在比例原则推理的发展及其国际传播中,也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
并非所有宪法保障都以相同方式接受利益衡量。宪法文本和法理可能确立绝对禁令,或将某些情形一概排除在外。对社会和经济权利的解释,还会引出有关积极义务、资源和制度能力的其他问题。在2000年的“南非共和国政府诉赫鲁特布姆案”中,宪法法院评估了政府为保障获得适足住房而采取的措施是否合理,其中包括这些措施如何对待处于极端困境中的人。这些案件表明,证据和救济方式至关重要:认定某项宪法义务存在,本身并不能确定一套完整的公共施政方案;而司法救济的形式,也可能显著影响法院与公共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
比较法与国际法维度
比较宪法解释考察其他宪制体系如何处理相关问题。外国判决可以提供实例、历史背景、概念上的区分,也可以警示特定学说可能带来的后果。通常,外国判决并不只因涉及相似的权利,就对本国法院具有约束力。其参考价值取决于宪法文本、制度安排、法律史,以及本国关于哪些材料可用于解释的规则。当司法权力、修宪程序或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存在差异时,在某一体系中形成的学说,在另一体系中可能发挥不同的作用。
有些宪法明确规定了对外部法律的使用。南非宪法第39条要求法院、裁判机构或其他审理机构在解释《权利法案》时考虑国际法,并允许其考虑外国法。这一区分赋予两类法律不同的解释地位。国际义务还通过有关条约及其实施的规则,与国内宪法相互作用。条约是否可直接适用、是否需要立法实施,或者在国内法律位阶中处于何种地位,与其条款能否有助于解释宪法文本,是不同的问题。
《欧洲人权公约》是一项条约,而非国家宪法,但对它的解释深刻影响了欧洲的宪法实践。在1978年的“泰勒诉英国案”中,欧洲人权法院将该公约称为一项“活的文书”,应根据当今的现实条件加以解释。其判例法将演进解释与辅助性原则、给予国家机关一定判断余地等学说相结合。各国法院则须确定,公约标准与本国宪法及成文法的要求之间如何衔接。
欧洲联盟提供了一种独特情境:对创始条约的解释发展出了具有宪法意义的原则。在1963年的“范亨德—洛斯案”中,欧洲联盟法院确认,条约条款可以赋予个人能够在国内法院主张的权利。在1964年的“科斯塔诉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案”中,该法院阐明了共同体法的优先性。各国宪法法院就这些原则与本国宪法权威之间的关系作出了回应,有时会援引宪法认同,或所转让权力的界限。因此,比较分析必须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借用其他法域的论证,另一种是适用与本国法律秩序交叠的超国家法律秩序中的法律规则。
民主权威、司法克制与宪法界限
当非经选举产生的法官推翻民选机构的决定时,宪法解释便引发了有关民主权威的问题。亚历山大·比克尔于1962年出版的《最小危险部门》对反多数难题作出了影响深远的阐述:如何协调司法审查与民选代表治理之间的关系。对此的回应各自强调宪政主义的不同面向,包括具有刚性保障的宪法所享有的更高权威、对少数群体的保护、公平政治程序的维护,以及施加于所有政府部门的法律义务。这些争论涉及宪法裁判的正当性与制度设计,而不只是对个案结果的分歧。
机构能力既影响解释,也影响救济。法院拥有支持理性裁判和解决具体争议的程序,但可能缺乏管理复杂政策所需的信息或行政能力。立法机关能够收集证据,并通过协商达成综合性安排,但政治程序也可能使受宪法权利保护的群体或利益处于不利地位。司法克制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在事实评估上尊重其他机关的判断、作出范围有限的裁决、回避不必要的问题,或采取为立法机关留出回应时间的救济措施。同样,司法介入的范围也可以从宣告单一条款无效,到监督相关机构持续履行宪法义务的整个过程。
修宪是回应司法解释的一种途径,但修宪权本身也可能受到宪法限制。德国《基本法》第79条第3款规定,某些根本性原则不得通过修宪予以变更,其中包括第1条和第20条确立的原则。印度于1973年在“凯萨瓦南达·巴拉蒂诉喀拉拉邦案”中确立的基本结构原则认为,议会的修宪权不包括摧毁宪法基本结构的权力。适用此类限制,需要通过解释来区分允许的宪法变更与改变宪法秩序根本性质的变动。
非司法实践也塑造着宪法含义的权威。选举、立法机关的重新审议、任命、公共辩论和修宪,都可能改变宪法裁决发挥作用的环境。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第33条提供了一项明确的制度机制:在符合所列条件的情况下,联邦议会或省立法机关可以宣布,某项立法不受《宪章》特定条款的限制而施行,有效期最长为五年,且可续期。此类机制并不能消除解释上的分歧,而是分配回应这些分歧的责任。因此,一项宪法判决的法律效力不仅取决于其论证,还取决于有关终局性、救济、遵从以及其他宪法主体权力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