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回避原则是一项司法裁判原则:当案件可以通过其他理由得到妥当解决时,法院应避免裁断宪法问题。狭义而言,它是一项成文法解释准则:当法律合理容许不止一种解释时,法院可以优先采用不会引发重大合宪性质疑的解释。这一原则在美国尤其发达,用以调整普通审判与司法审查之间的关系。它并不授权法院无视明确的法律条文,也不意味着法院可以拒绝审理所有涉及宪法问题的案件。
两种主要含义
宪法回避原则涵盖两种相互关联但有所区别的做法。
避免不必要的宪法裁判,关注的是法院据以裁判案件的理由。如果普通的成文法问题或其他充分的法律理由足以解决争议,法院通常就不应再裁断额外的宪法问题。例如,法院可以认定某机关的行为缺乏成文法授权,而不必裁断宪法本身是否也禁止该行为。
解释性回避,关注的是赋予法律何种含义。如果一种合理解释会引发重大的合宪性质疑,而另一种合理解释不会,法院可以采用后者。这种做法可以维持法律的效力,同时不对宪法问题作出裁断。
区分这两种做法十分重要,因为前者是在不同的裁判理由之间作出选择,后者则是在法律文本的不同含义之间作出选择。法院可以采用其中一种,而不采用另一种。
宪法基础与目的
在美国法中,宪法回避原则通常被视为一种司法克制原则,而非美国宪法中的某一项明文要求。它体现了若干制度层面的考量。
其一是对立法机关的尊重。宣告法律无效会使立法机关作出的选择无法得到执行,因此,法院通常仅在必须作出宪法裁判的案件中才采取这一步骤。解释性回避也部分建立在以下推定之上:立法者意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行事。
其二是权力分立。法院负责解决法律争议,但宪法回避原则要求法院避免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对其他权力分支的权限作出宽泛裁断。
其三涉及宪法裁判的持久影响。普通的成文法解释通常可以通过后续立法加以改变。宪法裁判通常不能仅凭一部法律加以推翻;要改变其效力,可能需要法院作出不同裁判,或进行宪法修正。
这些目的并不排除司法审查。如果依法提交法院的争议必然要求作出宪法判断,回避原则本身并不能提供另一种解决方案。
在美国法中的发展
法院不应在无必要时裁断宪法问题,这一原则在美国司法实践中有着深厚根基。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最高法院也已阐明,应优先采用宪法所容许的法律解释。
在 胡珀诉加利福尼亚州案(1895年)中,最高法院指出,应运用一切合理解释,使法律免于被认定违宪。克罗韦尔诉本森案(1932年)则成为另一项重要判例依据,支持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通过解释法律来避免宪法问题。
路易斯·布兰代斯大法官在 阿什旺德诉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案(1936年)的协同意见中,提出了一套影响尤为深远的表述。布兰代斯归纳了若干限制宪法裁判的原则,包括:在尚无必要解决宪法问题时避免裁断;不制定超出案件事实所需范围的宪法规则;以及在存在非宪法理由时,依据这些理由裁判案件。
阿什旺德案的这些原则还涉及当事人挑战法律的资格,以及通过解释法律避免宪法问题的可能性。由于这些规则出现在协同意见中,不应将其理解为最高法院在该案中采纳的一项完整统一的裁判要旨。尽管如此,它们仍成为阐述宪法裁判克制的重要论述。
古典解释性回避与现代解释性回避
法学研究通常区分“古典”与“现代”宪法回避,尽管司法实践中的术语并不完全统一。
古典回避
在古典回避下,法院在一种符合宪法的解释与一种其认定为违宪的解释之间,选择前者。因此,法院在选择宪法所容许的解释之前,已经解决或基本解决了相关宪法问题。
这种方法能够维持法律的效力,但并不一定能避免宪法分析。
现代回避
在现代回避下,法院不必认定其不予采用的解释确实违宪。只要另一种解释在合理范围内可行,存在重大的合宪性疑问就可能足以适用这一原则。
在 爱德华·J.德巴托洛公司诉佛罗里达墨西哥湾沿岸建筑业工会联合会案(1988年)中,最高法院在解释联邦劳动法律时采用了这一方法。法院否定了一种可能引发重大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问题的解释,转而采用另一种可接受的解释,而未裁断宪法问题。
因此,现代回避的运作部分依赖于尚未解决的宪法疑虑。法院指出了一个实质性问题,但并未确定一项明确的宪法禁令。
适用条件与界限
存在可接受的替代解释
适用回避原则,必须存在法律上可成立的条文解释。这一原则并不授权法院增设例外、替换法定用语,或赋予文本无法合理承载的含义。
在 詹宁斯诉罗德里格斯案(2018年)中,最高法院否定了一种基于回避原则的解释;该解释曾将定期举行保释听证的要求读入移民羁押条款。最高法院认定,法律文本并不支持这种解释。该判决表明,仅有宪法疑虑并不足以成为改写法律的理由。
重大的合宪性疑问
在现代回避准则下,仅仅设想得到的异议并不足够。法院必须指出实质性的宪法难题,而不能借助推测性的疑虑,排除通常解释方法所支持的解释。
重大疑问与较弱异议之间的界限,本身就是一个法律判断问题,因此可能引发对该准则是否适用的分歧。
解释针对条文本身,而非仅针对当事人的具体情况
基于回避原则作出的解释,通常是在确定法律条款的含义,而不是为特定当事人创设一种专门解释。
在 克拉克诉马丁内斯案(2005年)中,最高法院将 扎德维达斯诉戴维斯案(2001年)对某项移民羁押条款所作的解释,适用于同一条款涵盖的另一类非公民。该判决强调,不能仅仅因为不同群体引发的宪法疑虑有所不同,就赋予同一具有实际效力的法律用语不同含义。
必要的宪法裁判
如果法律条文明确,且不存在其他能够妥当解决争议的理由,法院可能必须裁断宪法问题。不能仅仅因为维持法律效力在制度运作上更为便利,就借助回避原则使违宪法律变得有效。
与程序性原则的关系
宪法回避原则与规范管辖权及裁判条件的规则有所重叠,但并不相同。
例如,诉讼资格关注的是,当事人是否与争议具有法律所要求的利害关系。其他可诉性原则则处理争议是否尚未成熟、是否已不再具有现实性,或是否因其他原因不适合由司法解决。其中一些限制是宪法要求,另一些则来自成文法或司法审慎考量。
这些原则可能阻止法院作出宪法裁判,但其理由不同于解释性回避准则。同样,选择较为狭窄的裁判理由,也不一定意味着通过解释法律来避免合宪性疑问。
回避原则也不同于可分性原则。回避原则关注是否必须裁断宪法问题,以及应如何裁断;可分性原则关注的是,法律的一部分被宣告无效后,其余部分是否仍可施行。
其他法律体系中的相关方法
其他法域也采用使法律解释符合宪法规范的方法。这些方法如何运作,取决于相关宪法文本、解释传统以及司法机关的权限。
在德国,合宪性解释旨在通过宪法所容许的解释维持法律效力,同时受到法律文本和立法目的的限制。这与美国的解释性回避相似,但其运作所处的宪法裁判体系有所不同。
在英国,1998年人权法第3条要求,尽可能以符合欧洲人权公约所保障权利的方式解释并实施法律。这项法定义务并不等同于美国的回避准则:它有自身的法律依据和解释范围。如果无法作出相容解释,指定法院可以发布不相容声明,但该声明本身并不会使法律无效。
因此,应当区分这些机制,而不应将其视为某种普遍原则的可互换表现形式。
关于解释的争论
主要争论在于,宪法回避原则究竟是在约束司法权,还是仅仅改变了司法权的行使方式。
其制度正当性强调克制:法院维持法律效力,避免不必要的宪法裁断,并为立法行动保留空间。现代回避准则的批评者则认为,一项尚不确定的宪法疑虑,仍可能促使法院作出通常解释方法本不会支持的法律解释。
这引出了一个涉及文本主义与立法权威的问题:尚未解决的合宪性疑问,在解释中应占多大分量?法院即使避免宣告法律无效,仍可能实质性地改变法律的运作方式。
另一个相关问题涉及宪法学的发展。回避原则使宪法界限保持未定,既可能保留灵活性,也可能延长不确定状态。其核心法律约束始终在于:必须确实存在可接受的其他裁判理由或法律解释;回避原则并不是一项独立的法律修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