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文法解释是确定成文法含义及法律效力的过程。法院、行政机关、律师以及其他需要将已制定的规则适用于具体情形的人,都会从事这项活动。解释所处理的问题,小至单个词语的含义,大至相隔数十年制定的条文之间的关系。虽然这一用语在普通法体系中尤为常见,但在所有以成文立法为法律渊源的法律体系中,立法解释都居于核心地位。
解释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立法必然要通过语言表达一般规则,而争议却源于具体的、有时甚至未曾预料的事件。例如,禁止“车辆”通行的规定,可能引发自行车、辅助行动器具或自动送货设备是否在禁止之列的问题。这类问题不仅涉及语言上的分类,还涉及法定定义、立法目的、机构权限,以及不同解读所产生的后果。各法域采用的解释方法有所不同,但大多数法律体系都会依据法条措辞、相关条文在更广泛法律框架中的位置,以及立法所要实现的目标来进行解释。
因此,成文法解释既是一项法律实务活动,也是法理学的研究课题。其核心争议在于,应赋予成文法文本、立法意图、公共目的、既有解释规则和宪法原则多大的权重。这些争议还涉及由谁有权消除含义上的不确定性:是制定该成文法的机构、负责执行该法的机关,还是裁决争议的法院。
解释任务及其法律界限
解释的对象通常是具有权威性的立法文本。该文本可能是一部主体法、修正法、法典,也可能是依据法律授权制定的授权立法。在解决有争议的表述之前,解释者必须确定适用的是哪一项法律,该法律在相关时间是否有效,以及其地域适用范围和对人的适用范围是否涵盖该争议。一旦找到法律中的定义、过渡条款或特定例外,原本看似棘手的措辞问题就可能迎刃而解。
若干不同的问题通常都被归入解释的范畴。歧义是指措辞容许不止一种含义:例如,“public school”一词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惯常含义。模糊性则是指某一含义的边界不确定,例如“合理期限”或“实质性干扰”。起草错误是另一类问题;而当法律未明确规定某种情形时,则产生立法漏洞。对于这四类问题,法院未必都拥有同等的解决权限。与补入一项遗漏的规则相比,在语言上可能成立的多种含义之间作出选择,通常较少引发制度层面的争议。
解释与将法律适用于事实密切相关,但二者仍有区别。法院可能先确定“雇员”在某项法律中的含义,再判断某个人的工作安排是否符合该标准。在实践中,这两个阶段相互影响:具体事实会揭示抽象阅读条文时不易察觉的不确定性。不同法律也可能对同一个词作出不同定义,因此,依据劳动立法得出的结论,并不当然决定该词在税收或社会保障立法中的含义。
解释也不同于认定法律违宪无效。在司法审查中,法院可能认定某项法律与效力更高的宪法规范相冲突。解释则是确定法律的含义,尽管宪法可能影响这一判断。当法院为维持法律的效力而选择一种异常狭窄的解释,或为使法律与受保护的权利相容而调整其措辞时,二者的界限便会引发争议。
最后,法律解释并不只是查阅词典。法律含义的确定受到制度实践的约束,包括有关权威文本、可作为解释依据的资料以及具有拘束力的裁判的规则。下级法院可能因法律先例的约束而必须遵循既定解释,即使另一种解释在语言上似乎更为妥当。反过来,立法机关也可以通过修法排除该解释。因此,法律在实践中的含义取决于文本、解释规则、司法裁判及后续立法行动之间的相互作用。
历史发展与理论之争
对权威法律文本的解释,远早于现代议会立法。罗马法传统中的法学家曾探讨文字、意图、类推与衡平适用之间的关系。中世纪的罗马法和教会法解释者发展出一套方法,用以协调庞杂的权威文献中不同段落之间的关系。这些传统构成了法律诠释学历史的一部分,不过,当代制定法解释也体现了现代立法国家独特的制度特征。
在英国法中,1584年的“海登案”(Heydon’s Case)对“弊端规则”作出了经典表述。该规则要求解释者考虑此前的法律、该法律未能解决的缺陷或弊端、议会采取的补救措施,以及采取该措施的理由。这种方法并未授权解释者不受限制地追求理想结果,而是将法律解释与该项立法所针对的具体问题联系起来。后来的论述区分了文义规则、允许为避免某些不合理结果而偏离字面含义的黄金规则,以及弊端规则。这些名称至今仍常见于教学,但它们既不能准确概括历史上的每一项判决,也不代表现代裁判普遍遵循的推理顺序。
随着立法日益增多,解释方法的重要性也随之上升。工业监管、税收、社会福利及行政管理领域产生了大量制定法,其中的具体条款作为相互关联的制度整体发挥作用。在欧洲大陆,法典编纂——包括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和1900年生效的《德国民法典》——催生了大量关于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和目的解释的学术研究。普通法与大陆法系传统之间的区别,从来都不能简单归结为前者进行解释、后者机械适用法律。
现代的理论争论常常将文本主义、意图主义与目的主义相对照。文本主义优先考虑在语言和法律语境中理解的已颁布法律文字,而非未体现于法律文本中的意图。意图主义试图探求可归于立法机关的立法意图,但对于这种意图究竟是实际预期、集体性的机构意图,还是经客观重构的意图,各种观点并不一致。目的主义则依据制定法整体制度安排的目标来解释条款。这些类别彼此交叠:文本主义者会利用语境,也承认法律中明示的目的;目的主义者通常也接受措辞对解释的约束。
在20世纪的美国论争中,哈特与萨克斯的法律过程学派主张以理性论证为基础、以目的为导向的解释,而安东宁·斯卡利亚则成为现代文本主义的主要倡导者。不过,这些对立立场并不能涵盖当代实践的全部面貌。一个反复出现的区分,是立法在颁布时所传达的含义,与其在后来情形中的适用之间的区分。这一区分将制定法解释与原旨主义联系起来,但二者并不相同:原旨主义尤其与宪法解释相关,而制定法制度在修法、先例、行政实施以及随情势发展而变化的适用方面,自有其规则。
文本、语言语境与制定法结构
当代大多数解释方法都以制定法文本为起点,并将其作为整部法律的一部分来理解,而非视为孤立的引文。需要考虑的要素包括定义、交叉引用、例外规定、标题、附表、标点,以及一般规定与特别规定之间的关系。这些要素的正式法律地位并不相同。附表可能载有实体性法律规则,而出版者添加的编辑性标题则可能不具有任何立法效力。因此,确定哪些内容确实经过立法程序通过,是不可或缺的前置步骤。
通常含义取决于语境,而不是简单罗列词典中可能的释义。制定法中提到的“service”,可能指雇佣服务、服兵役、文书送达,也可能指某种经济活动。专业术语可能采用某一行业或法律领域中确立的含义,尤其是在立法面向专业人士时。明文定义可以排除通常用法和专业用法。立法措辞也很重要:“是指”通常引出穷尽性定义,而“包括”往往用于扩展既有类别,不过,语境也可能限制这两种推断。
语法可以为判断句子内部的关系提供依据。争议可能在于:某一限定短语究竟只修饰距离最近的项目,还是修饰整个并列序列;“和”是否意味着各项要求必须同时满足;或者某个逗号是否将彼此独立的条件分隔开来。在 洛克哈特诉美国案(2016年)中,美国最高法院就一组罪名之后的修饰语所涵盖的范围产生了分歧。多数意见适用了最近先行词规则,而异议意见则强调该序列的平行结构。这一分歧表明,语法原则是依赖语境的工具,而非保证得出唯一答案的算法。
整体解释旨在使一部法律的各项规定相互协调。同一术语在一部法律中反复出现时,通常推定其含义保持一致,但语境的变化可以推翻这一推定。同样,若某种解释会使另一条款变得多余,通常不宜采纳;然而,立法有时也会有意重复规定,或设置相互重叠的保障措施。法院还会考察相关法律,尤其是在这些法律共同构成一套协调配合的制度时。这种比较的说服力,取决于它们是否涉及共同事项、起草沿革如何,以及是否有明确证据表明立法机关借用了既有表述。
词典和语言证据可以提供帮助,但不能独立决定法律的适用范围。在 穆斯卡雷洛诉美国案(1998年)中,最高法院审查了携带枪支是否包括用车辆运输枪支。多数意见和异议意见根据用法与语境得出了不同结论。这类争议说明,解释时必须区分一个词可能具有的用法与其在特定条款中最恰当的含义。词典可以证明某种解读在语言上成立,却不能据此证明它就是该法律所采用的含义。
立法目的、意图与后果
目的解释旨在探究一项立法意在实现什么目标,以及存在争议的条款如何有助于实现该目标。立法目的可能载于法律的长标题、宗旨条款、序言或实体规定之中,也可能从法律的结构及其所要解决的问题中体现出来。确定立法目的时,须注意其具体程度:“保护消费者”是一项宽泛的愿景,而防止某种明确界定的信息披露做法,则是更为具体的立法目标。高度抽象的目的几乎可以用来支持任何结论,并可能掩盖文本中体现的妥协。
目的与意图相互关联,但并不相同。立法机关可以为促进工作场所安全而制定一项规则,同时有意将其适用范围限定于某些行业或雇主。其总体目标并不会消除这些限制。同样,立法者对规则将如何运作的预期,也未必等同于最终通过的措辞所具有的法律含义。因此,法院会区分一项立法的目的、归于立法机关这一机构的意图,以及个别参与者所持的预测或假设。
经常被援引的目的解释判例是1892年的“圣三一教会诉美国案”(Church of the Holy Trinity v. United States)。美国最高法院认定,尽管法条措辞宽泛,联邦法律对以合同方式引进外国劳工所设的限制,并不涵盖教会聘请牧师的情形。法院依据的是其所理解的立法所针对的问题及相关资料。此后,在围绕能否以推断出的目的为由,将表面上属于法条措辞涵盖范围的行为排除在外的争论中,该判决成为一个核心例证。
后果也是解释时考虑的因素,但其分量不一。法院可能会考量,某种解读是否会使监管体系无法运作、使明文规定的保护落空,或造成不合理的区别。在特殊情况下,荒谬结果原则允许偏离原本显而易见的解读,但各法院对适用门槛的看法并不一致。仅仅造成不便、产生意外结果,或对政策持有异议,通常不足以认定结果荒谬。对这一原则作狭义理解,旨在纠正那些无法合理认为是立法所容许的结果,同时又不授权司法机关修改不完善的立法。
2015年的“金诉伯韦尔案”(King v. Burwell)展示了措辞与法律运作之间的关系。美国最高法院对《平价医疗法案》的有关条款作出解释,认定通过联邦设立的医疗保险交易平台投保者,与通过各州设立的平台投保者一样,均可享受税收抵免。多数意见强调法律的整体制度安排,以及另一种解释会造成的破坏性后果;异议意见则主张,已经通过的措辞设定了较窄的限制。分歧不在于语境是否重要,而在于哪些语境因素可以正当地决定特定措辞的适用范围。因此,目的解释的推理始终受到一个反复出现的制度性问题的约束:所提出的解释究竟是在阐明立法确立的制度安排,还是在取代立法所作的选择。
解释准则与法律推定
解释准则是围绕法律含义组织论证时反复运用的原则。有些涉及语言和结构,有些则旨在维护法律价值或划分权限。这些准则在不同法域中的效力各不相同;即使在同一法域内,它们也可能只是可被推翻的推定,而非具有约束力的指令。法律还可以自行规定解释规则,排除通常适用的预设。一般性解释法往往会界定用语、规范期间计算,并就权力、修法及废法确立默认规则。
若干语言解释准则历来以拉丁语名称为人所知。Ejusdem generis(同类解释原则)要求根据列举事项所体现的类别,解释列举之后的一般性用语。Noscitur a sociis(关联词语解释原则)将相邻词语作为判断词义的依据。Expressio unius est exclusio alterius(明示其一即排除其他原则)支持在适当情形下推断:明文纳入某些事项,意味着排除其他事项。这些准则都不能自动适用。立法机关列出的可能只是例子,而非穷尽性清单;即便适用同类解释原则,确定相关类别本身也需要解释。
结构性解释准则力求使各项法律规定保持一致。法院通常会尽量使每一条款都发挥效力,协调表面上相互冲突的法律,并将特别规定理解为对一般规定的限定。Lex specialis derogat legi generali(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这一格言表达的正是后一项原则。有关后法和默示废止的规则也用于处理冲突,但其适用取决于相关法律的效力层级及宪制背景。只要各项法律仍有协调适用的可能,法院通常就不愿认定存在默示废止。
实质性解释准则并非仅关乎语言。当对刑事禁令或刑罚的范围仍存在达到适用门槛的不确定性时,有利被告解释原则要求作出有利于被告的解释。这体现了使人们能够事先充分知悉法律要求的理念,也限制了法院对刑法的扩张解释,不过,对于适用这一原则究竟需要存在多大程度的歧义,各法院的看法并不一致。同样,反对溯及既往和反对域外适用的推定,也要求只有在存在明确依据时,才能赋予法律相应效力。这些推定的理由包括维护法律稳定性、尊重地域管辖权限,以及保护已经形成的预期。
解释准则之所以存在争议,是因为不同准则可能支持相反的解读。卡尔·卢埃林在1950年的一篇著名论述中,将解释命题与相应的反命题逐一配对,揭示了把格言当作机械性决定依据的危险。当代为解释准则辩护的观点则强调,这些准则能够揭示常见的立法起草惯例,并使司法推理更加明确。它们是否有用,取决于是否说明其适用条件,以及是否解释某项原则为何适合用于有关条文。若不作这样的解释,只是援引一句拉丁语,不过是给结论贴上一个传统标签,并不能证明该解释成立。
立法史与其他解释资料
立法史包括法律起草和制定过程中形成的资料。视具体制度而定,这些资料可能包括说明备忘录、委员会报告、早期草案、修正记录以及立法辩论中的发言。这些资料能够揭示立法所要解决的问题、解释技术性条款,或表明某项拟议解决方案曾被修改。但它们也可能不完整、内部相互矛盾,或无法代表立法机关多数成员所持的理由。
支持使用立法史的主要论据涉及语境与机构间的沟通。与概括性的法律序言相比,委员会报告可能更准确地解释某项复杂条款预期如何运作。主要的反对意见则涉及权威性与可靠性:报告和发言本身并非正式通过的法律,个别发言可能出于策略性考虑,而选择性地引用有利段落可能掩盖相反证据。修正案遭到否决尤其难以说明问题,因为提案未获通过,可能是出于与其实质含义无关的程序性或政治性原因。
在英国,1992年的“佩珀诉哈特案”(Pepper v. Hart)确立了有限度查阅议会发言的途径:当法律含义不明或晦涩难解,或者按字面理解会产生荒谬结果,且部长或其他法案提案人的相关发言明确时,可以参考这些发言。该判决调整了此前与议会特权及解释实践有关的限制,但并未赋予所有议会发言以权威性。利用发言来确定法律的含义,与以发言者的偏好取代已制定的规则,仍是必须区分的两回事。
其他法域对外部资料的使用有明文规定。澳大利亚联邦《1901年法律解释法》设有条款,要求关注立法目的,并允许在特定情形下考虑指定的外部资料。在美国,法官的做法差异很大:有些法官经常查阅委员会报告,而文本主义法官可能拒绝用这类报告确定法律含义,却接受与语境有关的历史信息。在大陆法系中,官方立法准备资料也可能具有相当大的分量,但不能取代正式通过的文本。
法律制定后形成的资料需要另行对待。行政手册、后来的议会发言或后续修法,可能有助于了解实践中如何理解法律,但并不能当然地证明先前的立法机关制定了什么规则。后来的立法可能是澄清既有规则、改变规则,也可能是回应司法裁判;区分这些情况往往至关重要。政府或出版机构提供的说明性文件,同样有别于具有权威性的法律条文。这些文件是否有用,取决于其来源、法律地位、形成时间,以及引用它们所要支持的具体解释主张,而不只是取决于它们是否讨论了该法律。
宪法原则、权利与行政权限
法律解释在宪法所确立的立法权与审判权分配框架内展开。在强调议会主权的制度中,法院通常承认立法机关有权修改实体法,但要求某些修改必须以足够明确的措辞作出。在以成文宪法为最高法的制度下,立法若超出宪法界限,则可能无效。这两种制度背景都催生了相应的解释方法,旨在使立法与更高层次的法律原则相协调。
宪法回避原则主张,在特定条件下,应优先采用能够避免重大宪法问题的可行解释。在美国法中,这通常被表述为在若干合理解释之间作出选择,而非允许法院改写含义明确的法律。该原则不同于单纯偏好良好的政策:其关注的是,在缺乏充分文本依据时,法院不愿认定立法机关作出了合宪性存疑的选择。批评者认为,过度运用回避原则可能扭曲法律;支持者则强调,这体现了宪法裁判中的克制,以及对立法机关职责的尊重。
在英国,合法性原则要求,限制基本权利必须有明确的立法措辞。R诉内政大臣案(依西姆斯申请)(1999年)是阐明这一立场的代表性判例。《1998年人权法》第3条另行规定了一项法定义务,要求尽可能以符合《欧洲人权公约》所保障权利的方式解释法律并使其生效。在盖丹诉戈丁-门多萨案(2004年)中,上议院在解释租赁权承继条款时运用了这一义务。不过,第3条的适用仍受到立法制度基本特征的限制。
行政机关对法律的解释引出了另一种权力分配问题:法院与负责实施法律的行政机关各自拥有多大的解释权。在雪佛龙美国公司诉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案(1984年)确立的框架下,美国联邦法院对行政机关就法律含糊之处作出的某些合理解释给予尊重。在洛珀布赖特企业诉雷蒙多案(2024年)中,最高法院推翻了雪佛龙案的判例规则,认定《行政程序法》要求法院就法律含义作出独立判断。行政机关的专业知识与说理仍可具有说服力,国会也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授予行政机关裁量权。
这些发展既属于行政法领域,也属于解释理论的范畴。法律往往允许行政机关在授权领域内,就技术标准、实施方式或政策作出选择。判断立法是否授予此类裁量权,不同于只要措辞不确定便自动尊重行政机关的解释。因此,法律解释有助于界定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的权力边界,使权力分立在实践中得到落实。
比较法视野下的制度与多语立法
解释方法可以跨法域传播,但其法律意义取决于当地的制度。英语文献有时将普通法侧重字面含义的推理与大陆法侧重目的的推理相对照;实际做法则更为多样。两大法系的法院都会考察条文、体系、历史和目的。差异主要涉及判例的权威、立法的编排方式、宪制安排,以及对法官阐释法律的期待。一部综合性法典可能适宜结合一般原则与具体条款进行体系解释,而一部专门的监管法律则可能要求密切关注技术性定义。
加拿大法律以埃尔默·德里杰提出的“现代原则”著称:解读法律用语时,应将其置于完整语境之中,按照语法和通常含义理解,并使之与该法的整体体系、宗旨及立法意图相协调。加拿大最高法院在1998年的 Rizzo & Rizzo Shoes Ltd.(破产案) 中认可了这一表述。该案涉及雇主破产后雇员的相关权益,法院否定了一种与该法保护性制度安排不符的解读。这一表述综合了多种解释考量,而非为它们确立不可变通的先后次序。
在欧洲联盟法律中,解释活动是在独特的多语种、超国家法律秩序内进行的。欧洲联盟法院经常考察条款的措辞、语境和目标,以及这些条款在更广泛体系中的实效。由于法律文本具有多种同等作准的语言版本,对于有争议的表述,并非总能仅凭某一个版本确定其含义。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可能要求进行比较,并结合条款的语境和目的作出解释。
法院在1982年的 CILFIT 案判决中强调了共同体法的多语种特征,以及在其自主语境中理解法律术语的必要性。这带来的困难超出了通常的翻译问题。看似对应的词语在各国法律体系中可能带有不同的含义和联想,而欧洲法律概念的含义也可能独立于这些体系。因此,解释的任务并不只是找出各国最常见的用法,而是维护共同法律规则适用的一致性。
加拿大的联邦双语立法提供了另一种模式。英语和法语版本具有同等权威,法院可以寻求两者共有的含义,同时根据法律的语境和目的加以检验。这并不意味着含义较窄的版本总是优先适用。更广泛地说,宪法和法律中的解释条款可以明文要求解释者关注特定价值、目标或资料来源。例如,南非宪法第39条第2款要求法院在解释法律时,促进其《权利法案》的精神、意旨和目标。因此,比较分析必须区分方法上的相似性与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指示。
时间、先例与新兴解释技术
立法持续有效,语言、技术和社会结构却不断变化。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是,法定类别是否涵盖立法者当时未曾知晓的情形。将旧术语用于新事物,并不一定会改变该术语的含义:电子设备可能符合某种技术中立的描述,即使这种描述最初针对的是机械设备。反之,如果将法律明确定义的物理过程解释为涵盖一种根本不同的数字过程,就可能超出条文措辞所能容纳的范围。二者的区别取决于立法所采用的概括层次,而不只是技术出现的早晚。
有些法律体系认可“始终具有现实适用性”(always speaking)的解释方法,即立法可以在其措辞和目的允许的范围内适用于后来的发展。在 R(Quintavalle)诉卫生大臣案(2003年)中,上议院就通过细胞核置换技术形成的胚胎,对《1990年人类受精与胚胎学法》作出了解释。该法起草时,并未以同样的方式设想到这项技术。这一判决表明,法院可以将新的科学发展认定为属于现有法定制度的涵盖范围,而无须主张自身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来使立法适应时代变化。
先例又增添了一个独特的时间维度。上级法院一旦对某一条款作出解释,后来的法院就可能依据遵循先例原则受到该判决的约束。立法机关可以通过修法作出回应,但立法机关保持沉默,并不能可靠地证明其赞同该解释,因为机构不采取行动可能有多种原因。同样,重新制定措辞相近的条文,也不必然意味着采纳此前司法机关就这些措辞所作的每一项论述。能否作出这种推断,取决于沿用的措辞、法律背景,以及相关法域对于立法是否采纳既有解释的判断方法。
新的研究方法力求使语言判断更具系统性。法律语料库语言学通过考察大规模的语言使用资料,研究词语和语法结构在相关时期与语境中的运作方式。它可以帮助检验某种表达在通常用法中是否具有某一特定含义。其局限包括语料库的选取、如何处理罕见但具有法律意义的用法、日常语言与专业语言之间的差异,以及将哪些材料纳入统计。使用频率本身并不能决定制定法的含义,因为法律定义、句法结构和立法目的的重要性可能高于最常见的用法。
数字法律数据库和人工智能也有助于查找修法内容、比较条款,以及识别不同裁判中的规律。这些应用有赖于准确的立法版本,以及对法域、生效日期和程序背景的可靠识别。自动生成的解释可能混用不同法律体系的材料,也可能忽略具有决定作用的定义。因此,即使某种解读在语言上看似合理,也必须依据具有权威效力的制定法文本、适用的解释规则和具有约束力的司法判决加以检验;计算分析提供的是证据和检索工具,而不是独立的法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