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法是罗马共同体及其后的罗马帝国发展起来的法律体系,也包括源自其法律文献的学术性法律传统。其古代历史始于早期罗马的习惯惯例,延续至公元六世纪查士丁尼皇帝的立法。从更广泛的历史意义上说,罗马法还包括拜占庭帝国、中世纪及近代早期欧洲,以及受欧洲扩张影响的各法律体系对罗马法律文献的解释与运用。
罗马法的持久影响尤其体现在私法领域,即规范人、财产、继承与债的规则。罗马法学家对所有权与占有、契约与侵权行为以及不同诉讼形式所作的区分,成为大陆法系的基础。罗马法并非一部单一且一成不变的法典,而是在习惯、民众立法、裁判官提供的救济、法学家的解释及皇帝敕令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其法律技术的精密复杂,与深刻的身份不平等并存,后者包括奴隶制、父权权威,以及公民与非公民之间的权利差别。
历史发展与地域范围
人们对最早期罗马法的了解,主要来自晚得多的记述,因此,传统上归于罗马诸王创立的法律制度很难还原。一个较为可靠的起点是十二表法,通常认为其制定于公元前451至前450年。它产生于贵族与平民的冲突之中,公开载明了有关诉讼、债务、家长权、继承、财产及某些侵害行为的规则。原始法表并未留存,其内容是根据后世文献中的引文和相关记载重构的。它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综合性法典,却成为法律公开可查这一理念的持久象征。
在罗马共和国时期,法律的发展伴随着政治参与方式的变化和领土扩张。公元前287年的《霍滕西乌斯法》(lex Hortensia)确立,平民会议的决议无须贵族批准,即对全体公民具有约束力。传统上认为设立于公元前367年的裁判官职位,在民事诉讼中变得尤为重要。第二个裁判官职位通常认为设于公元前242年,通称外事裁判官(praetor peregrinus),负责处理涉及外邦人的纠纷。随着地中海经济不断扩展,早期公民法中形式严格的交易方式和诉讼程序已不足以应对需求,需要有更灵活的救济手段。
大约从公元前1世纪末到公元3世纪初的时期,通常被称为罗马法学的古典时代,不过历史学家对其起讫时间的界定并不一致。在奥古斯都创立的元首制下,共和时期的制度继续存在,同时皇帝统治的权威日益增强。拉贝奥、尤利安、盖尤斯、帕比尼安、保罗和乌尔比安等法学家分析假设案例,为诉讼当事人和官员提供咨询,并参与帝国行政。他们的著述发展出大量法律概念,后来保存在查士丁尼的《学说汇纂》中。这一时期的法律仍然重实践、以具体案件为中心,而非像现代那样组织成全面的成文法体系。
罗马的扩张并未立即使整个帝国实行统一的私法。罗马公民、享有特定特权的共同体以及行省居民,仍可能适用不同的法律安排。地方习惯、城市自治制度和希腊文书惯例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东部行省尤其如此。公元212年,卡拉卡拉皇帝颁布《安东尼努斯敕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将罗马公民身份授予帝国内几乎所有自由居民。这大大降低了公民与外邦人之分的重要性,但并未废除地方惯例或其他法律上的不平等。
自3世纪起,皇帝立法和官方审判的地位日益突出。法学研究仍在延续,尤其是在东部的贝里图斯和君士坦丁堡法学学府,但其制度环境已经改变。5世纪西部帝国政权的消亡并未终结罗马法:它继续存在于继起的各王国、教会机构、文书实践以及东部帝国之中。
法律渊源与法学推理
罗马法学家承认多种法律渊源,而这些渊源的相对权威随时代而变化。其中包括祖传习惯、民众大会制定的法律、平民会议决议、元老院决议、长官告示、皇帝敕令,以及具有权威性的法学家意见。这里皇帝的“constitution”指皇帝颁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法令或作出的裁决,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宪法。这些法律渊源并存,使罗马法成为逐步积累形成的法律秩序,而非由某个主权者一次编纂法典而成的产物。
一个核心区分是*市民法(ius civile)与长官法(ius honorarium)*之别。狭义的市民法是罗马公民共同体所特有的法律。长官法则主要由长官行使司法管辖权时发展出的法律构成,尤其是裁判官在告示中规定的救济手段。帕比尼安将这种长官法描述为出于公共利益而辅助、补充或修正市民法的法律。裁判官不能直接废除既有的市民法规则,但可以通过准许或拒绝提起诉讼,或准许提出抗辩,改变该规则的实际效果。哈德良统治时期,约公元130年,尤利安将裁判官告示重新整理,形成固定文本,从而限制了每年增创新规的空间。
*万民法(ius gentium)*意为“各民族之法”,通常指被认为各民族共有的制度,包括商业活动中使用的许多交易制度。它并不等同于现代国际法。罗马作者也讨论自然法,但并未赋予这一概念统一的含义。盖尤斯将各民族共有的法律与自然理性联系起来,另一些分类体系则将自然法与万民法区分开来。法学家可以将奴隶制归为万民法的一项制度,同时承认它与自然自由相悖。但这些分类本身并不使奴隶制失去法律效力。
罗马法理学通过解释、咨询、教学以及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而发展。法学家的著作包括解答(responsa),即法律意见;对告示和早期法律著述的评注;争议问题汇编;以及入门教材。他们通过改变案情来检验各种区分:例如,某物是否已经交付,合意是否受到欺诈影响,或损失是否由某人的过错造成。在帝国早期尤为活跃的萨宾学派与普罗库鲁斯学派,在若干问题上存在分歧,例如用他人的材料制成新物会产生何种法律后果。这些学派代表的是不同的法律论辩传统,而不是政治党派,也不是在各方面都相互对立的哲学体系。
法学家的著述并非依据法律先例原则发挥作用、具有约束力的判决。其权威取决于专业学识、皇帝的认可,以及后来有关援引法学著述的规则。公元426年的《引证法》赋予帕比尼安、保罗、乌尔比安、莫德斯蒂努斯和盖尤斯的著述以优先权威,同时允许在特定条件下援引其他某些权威法学家的著述。这表明,帝国晚期试图规范历代传承下来的法学文献,因为其数量庞大、观点分歧,可能使裁判变得复杂。
诉讼、救济与司法程序
罗马私法与使权利主张得以实现的救济手段紧密相连。请求权人的法律地位不仅取决于抽象的权利,也取决于是否存在可用的诉权(actio),以及该诉权如何构造。对物之诉(in rem)针对与物有关的权利,对人之诉(in personam)则要求特定被告履行义务;这一区分的影响尤为深远。尽管这些分类有助于梳理实体法,罗马的诉讼制度在数百年间仍经历了重大变化。
早期的法定诉讼(legis actiones)要求使用规定的言辞并实施正式行为。其中一些程序用于确定有争议的权利,另一些则用于执行。未能遵守规定的形式,可能导致诉讼请求落空。通常的诉讼一般分为两个阶段:先在司法官面前进行法律审理(in iure),再由私人审判员进行案件审理(apud iudicem)。法官,即 iudex,通常是为审理某一特定争议而指定的人,而非常设职业司法机构的成员。司法官负责决定当事人能否进入相应的诉讼程序,审判员则审查证据,并在获授权的范围内作出裁决。
程式诉讼逐渐取代了大部分旧有诉讼形式。其核心工具是一份书面程式,用以界定待决问题,以及判令被告承担责任或免除责任的条件。程式可以包括陈述原告主张的请求条款(intentio)、授权判令金钱给付的判决条款(condemnatio),以及使被告抗辩得以生效的抗辩条款(exceptio)。例如,即使原告在形式上享有有效的市民法请求权,被告仍可援引欺诈或不起诉约定进行抗辩。类推诉权和拟制诉权使司法官能够保护旧有规则未直接涵盖的情形。
在程式诉讼制度下,即使争议涉及某一特定物,判决通常也以金钱给付的形式作出。在某些诉讼中,被告可在被判金钱给付之前返还原物,这一机会有助于促成实际返还。裁判官的令状提供了额外的保护手段,尤其用于保护占有。这类救济并不一定裁定财产的所有权归属。罗马诉讼程序还设有提供担保、在例外情形下恢复原有法律地位,以及对债务人财产强制执行等机制。执行方式本身也不断变化,不应将其简单等同于古老债法中严厉的人身执行手段。
帝国时期,非常审判程序(cognitio extra ordinem),即在旧有通常诉讼框架之外进行的审判,日益普及,并最终取代了程式诉讼制度。帝国官员可以自始至终主持案件审理,向上级提出上诉也成为可能。诉讼越来越多地采用官方传唤、书面记录和直接执行。司法官与私人审判员之间的区分因而消失。这一转变使诉讼与帝国行政管理的联系更加紧密,也推动形成了后来传承至欧洲法院的程序模式。
人、家内权力与法律身份
罗马私法依据自由身份、公民身份及家庭内部地位的差异,对人加以区分。这些区别影响着法律行为能力、财产持有、婚姻、继承以及获得法律救济的资格。自权人(sui iuris)不受他人的家内权力支配;他权人(alieni iuris)则受其支配。家父(paterfamilias)是这种法律意义上的家庭的男性首领,无论他是否年长或有无子女。因此,罗马法上的家庭与以共同居住、情感纽带或生物学亲子关系界定的现代家庭并不完全相同。
家父权制度将父系后裔置于家长的权力之下。成年儿子即使担任公职,在私法上仍可能受家父权支配。按照传统,受这种权力支配者取得的财产均归家长所有。不过,实践允许家属管理特有产(peculium),即拨给他们使用的一笔资金或一组资产。帝国时期的法律逐步承认,儿子对某些类别的财产享有更大的支配权,其中包括服役所得的财产。解放家子可终止家父权,收养则可建立或重组法律上的家庭关系。
奴隶被视为财产客体,没有独立的民事财产,但法律也承认他们能够实施产生法律后果的行为。他们从事农业、家务、作坊生产、商业及行政事务。奴隶的交易可以使主人受益,而裁判官提供的某些诉权,有时也会使主人因经其授权的经营活动、指定经理人的行为或涉及特有产的交易而承担责任。这些机制便利了交易,却并未确立普遍的契约平等。释奴可以赋予奴隶自由,并且视释奴形式及所处时期的法律规定,还可能赋予其公民身份;但被释奴往往仍须对作为其保护人的原主人承担义务。
罗马的婚姻取决于当事人是否具备结婚的法律资格,以及是否持续认可双方的婚姻关系,而非一律以国家或宗教仪式为必要条件。伴随夫权(manus)的婚姻使妻子加入丈夫或丈夫家长所属的法律家庭。到共和国晚期,在现存史料记载最充分的群体中,无夫权婚姻已占主流。在这种婚姻中,妻子在法律上仍与原生家庭保持联系;若她是自权人,则保有独立的财产。嫁妆用于支付婚姻生活的开支,但有关其管理和返还的规则随时代而变化。
女性的法律地位既不能概括为完全没有行为能力,也不能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平等。成年女性可以拥有财产,并可在不同时期的限制之下进行交易、订立遗嘱,但她们被排除在常规政治公职之外,也始终受到针对性别的特定规则影响。对成年女性的监护制度在帝国时期逐渐弱化。离婚是被允许的,而且在古典法时期通常无须法院判决;不过,财产上的后果、奥古斯都时期的婚姻立法,以及后来信奉基督教的皇帝颁布的法令,都影响着解除婚姻的条件与代价。
所有权、占有与物权
罗马财产法区分对物享有的法律权利与对物的实际控制。Dominium(所有权)通常特指奎里特法上的所有权,是法律所承认的最完整的私人权利。相比之下,占有涉及具有法律意义的控制,即使占有人并非所有人,也可能受到保护。丧失对物之占有的所有人可以提起 rei vindicatio(所有物返还之诉),以确认所有权并追回该物;而占有人则可以请求颁布令状,无须先行证明所有权。这一区分有助于防止人们单凭武力解决所有权争议。
罗马法并未将一切有用的资源都视为普通的私人所有权客体。法学家将属于个人的物与公有物、神圣物或全体人共有之物加以区分,不过,其分类方式及实际影响各有不同。在私有财产内部,古典时期的一项重要区分是将物分为 res mancipi(要式物)与 res nec mancipi(非要式物)。前者包括意大利土地、奴隶、某些役畜以及特定的乡村地役权。这类物依市民法转让时,须履行 mancipatio(要式买卖)或 in iure cessio(拟诉弃权)等正式程序。其他物通常可在具备适当条件时通过交付转让。
这一形式制度造成了市民法上的所有权与裁判官法上的保护之间的差异。如果某人购买了要式物并受领交付,却未履行规定的正式转让程序,转让人可能仍保有严格意义上的市民法所有权,而受让人则获得实质性的法律保护。普布利奇诉权通过拟制取得时效所需的占有期间已经届满,使符合条件的受让人能够向某些与其权利相冲突的占有人请求返还该物。查士丁尼废除了要式物与非要式物的区分,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这种权利分立的基础。
取得时效允许通过一定期间的占有取得所有权,其适用条件随历史时期而异。依古典时期的规则,动产的通常时效期间为一年,符合取得时效条件的土地则为两年。占有通常须有适当的法律依据,且占有人在占有之初须为善意;盗赃物和以暴力夺取之物则受到重要的排除性规定限制。行省土地适用不同规则,其中包括各种长期占有制度。查士丁尼重整了这些制度,规定动产的时效期间为三年,不动产则视当事人的具体情况,通常为十年或二十年。
罗马法还承认对他人财产享有的有限权利。地役权可以允许权利人在相邻土地上通行或引水,而用益权则允许权利人使用他人财产并获取收益,但不取得该财产本体的所有权。担保制度包括质押和不移转占有的抵押。有关添附、先占、加工及孳息取得的规则,处理的事项包括:以他人材料制成的新物归谁所有,以及从土地上收取的出产物归谁所有。具体解决方式取决于物的性质、请求权人的权利依据,以及当事人的善意或恶意等方面的区别。
契约、私犯及其他债
债是一种法律上的拘束,要求一方向另一方履行给付,而非对物的直接支配权。盖尤斯最初将债大体分为契约之债与私犯之债;后来的分类则承认了其他债的发生原因。查士丁尼《法学阶梯》将债分为契约之债、准契约之债、私犯之债和准私犯之债。这些类别与现代法学的分类并不完全对应,涵盖了因合意、不法行为,以及既无通常意义上的合意也无私犯、却由法律施加义务的情形而产生的责任。
罗马合同法并非以“一切郑重达成的协议均可强制执行”为一般原则。特定的交易产生特定的诉权。称为要式口约的口头契约,通过形式上相互对应的一问一答成立,不过其形式要求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放宽。它可以用来约定多种给付。实践契约以交付为成立条件,例如消费借贷(mutuum),即借出可消耗物,由借用人以同等物返还;以及使用借贷(commodatum),即借出某物,供借用人使用后返还原物。寄托和质押同样属于传统的实践契约。
诺成契约包括买卖、租赁、合伙和委任,仅凭合意即可获得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无须采用要式口约的正式措辞,也无须完成实践契约所要求的交付。买卖产生相互的债务,本身并不转移所有权。出卖人的义务、有关瑕疵的规则以及风险分配,与所有权的转移是不同的问题。租赁(locatio conductio)涵盖了后世法律体系分别归入租赁、劳务合同和承揽合同的各种安排。合伙规范合伙人之间的合作,但通常不会创设一个相当于现代公司的独立法人。
诚实信用之诉允许审判人依据诚实信用,考量狭义、字面的允诺之外的事项,判断当事人应履行何种义务。不过,罗马法学家仍根据交易类型区分归责标准。欺诈、过失、保管责任和不可避免的事件,在不同情境下可能产生不同后果。例如,无偿保管某物的受寄人,未必与为自身利益而借用该物的人适用相同的责任标准。罗马法发展出了细致的解决办法,却没有形成一套完全统一的契约责任理论。
私犯包括盗窃、抢劫、不法毁损和侮辱。盗窃的范围不限于单纯取走他人财物,也可能包括以某些不诚实的方式使用他人财产。一般认为制定于公元前3世纪的《阿奎利亚法》,为不法损害特定财产的责任奠定了基础;法学家的解释和裁判官提供的救济又扩大了其适用范围。罗马的侵权法并未形成现代那种普遍适用的过失侵权制度,而且有些诉讼旨在请求罚金,而不仅是损害赔偿。其他债还产生于未经授权管理他人事务、错误给付,以及后来被归为准私犯的若干特定情形。
遗产与继承
继承在罗马私法中占据核心地位,因为它决定了一个人死后财产关系及诸多债务的延续。继承人,即 heres,是概括承受人,而不只是某项特定财产的受领者。因此,遗产既可能带来利益,也可能附带债务。视继承人的身份和所适用的时期而定,遗产的取得可能自动发生,也可能需要继承人表示接受。这一制度结构使继承不仅涉及财富分配,也涉及法律地位的承接。
有效的罗马遗嘱通常必须指定继承人。遗嘱的形式要件从早期的公开仪式和财产让与形式,逐渐演变为裁判官法及皇帝法所认可的文书形式。立遗嘱人可以设立遗赠,使继承人以外的人受益;可以指定替补继承人,以备第一顺位继承人未能继承;也可以就监护或奴隶解放作出安排。继承人与受遗赠人的区别至关重要:受遗赠人取得的是某项特定利益,而非概括承受遗产。公元前40年的《法尔奇迪亚法》(lex Falcidia)原则上保障继承人保有相关遗产的四分之一,以免遗赠过多而侵蚀其份额。
无遗嘱继承是在市民法、裁判官法和皇帝法相互交叠的规则中发展起来的。《十二表法》优先保障死者法律意义上的家内继承人,其次是宗亲,即沿男性一系的法律亲属关系确定的亲属。这种安排可能将法律上的家族地位已经改变的近血亲排除在外。裁判官通过授予所谓“遗产占有”(bonorum possessio)扩大了保护范围,将已脱离家父权的卑亲属及其他亲属也纳入其中。皇帝立法进一步加强了母亲与子女之间的继承权。查士丁尼后来的改革则日益以血缘关系和生存配偶关系为基础安排无遗嘱继承,逐步取代旧有的宗亲结构。
遗嘱自由也受到保护近亲属的规则限制。某些卑亲属必须被指定为继承人,或以正式方式被剥夺继承权;遗漏这些人可能影响遗嘱的效力。“不合义务遗嘱之诉”(querela inofficiosi testamenti)允许特定近亲属以立遗嘱人未尽家庭义务为由,对将自己排除在继承之外的遗嘱提出异议。这些规则推动了后世强制继承份额或保留份额制度的发展。不过,罗马法中的救济方式和份额计算方法随时代而变化,并不等同于任何一种现代特留份制度。
另一项制度是信托遗赠(fideicommissum)。它最初只是诉诸受益人良心的嘱托,到奥古斯都时期才获得法律强制执行力。这种制度使财产得以按照某些安排转交他人,起初可以借此避开普通遗赠所受的部分限制。此后,皇帝立法对其加以规制,查士丁尼则在很大程度上统一了普通遗赠与信托遗赠的规则。防止继承负担过重的保护措施也逐渐形成。查士丁尼确立的财产清册利益制度,使符合程序要求的继承人能够将所继承债务的清偿责任限制在遗产范围内,而不必以其固有财产承担无限责任。
公共权力、刑事司法与不平等
尽管对罗马法的研究最广泛地集中于私法领域,罗马法也规范公共权力、宗教机构、税收、行省行政和犯罪。法学家乌尔比安将涉及罗马国家状况的公法与涉及个人利益的私法区分开来。这是一种影响深远的分类,而不是将彼此独立的法律领域彻底分开。官员的权力、公民身份和帝国行政管理不断影响着私人权利,而奴隶制等制度则将家内权威与公共秩序联系起来。
共和时期的公共权力分配于官员、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之间。官员依其职务行使相应权力,其中执政官和裁判官享有统治权(imperium)。同僚、保民官以及公民介入的机会,可以对某些具体行为形成制约,但这种安排并不等同于现代的权力分立。元首制时期,皇帝在保留许多共和制度形式的同时,逐步集聚权力与特权。此后,皇帝通过颁布法令、任命官员、管理财政和裁判案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法律权威。
罗马刑法是在多种诉讼程序中逐渐形成的,而非依托一个统一的全国性公诉机关。早期由公民大会审理的公诉案件,与官员行使的强制权并存。自共和国后期起,常设刑事法庭(quaestiones perpetuae)负责审理勒索、贿赂、杀人等法定犯罪。公元前149年依据《卡尔普尔尼亚法》(lex Calpurnia)设立的常设勒索罪法庭,就是早期的一个重要例子。起诉通常依赖控告人,诉讼程序也可能与精英阶层的政治竞争紧密相连。
帝国时期的刑事审判越来越多地由行使非常审判权(cognitio)的官员进行。皇帝、元老院、罗马城长官、行省总督及其他官员各自拥有不同的管辖权。罪名与刑罚通过法律、皇帝裁决和行政实践逐渐发展。叛逆罪,即侵犯尊严罪(maiestas),可以涵盖被视为威胁皇帝或帝国权威的行为。刑罚包括罚金、流放、放逐、强制劳役、没收财产以及死刑。具体适用何种刑罚,取决于罪行、历史时期以及被告的法律地位和社会地位。
罗马法并未确立普遍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奴隶会遭受某些强制措施和刑罚,而享有特权的自由人则受到保护,免于遭受这些处置。在帝国时期,地位较高者(honestiores)与地位较低者(humiliores)之间的区分,在量刑中变得十分重要:同一种罪行可能使不同被告受到不同的刑罚。酷刑尤其常用于审讯奴隶,不过其适用范围后来有所扩大,使用方式也不尽相同。皇帝皈依基督教后,有关宗教的规则以及家庭法和刑法的某些方面发生了变化,但身份等级制度和严酷的司法强制手段并未因此消失。
查士丁尼的法典编纂与拜占庭时期的延续
后世认识罗马法的主要文本基础,是527年至565年在位的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主持的立法工程。他设立的各委员会致力于汇编具有权威性的法律资料、消除其中的矛盾,并赋予编纂成果以法律约束力。这些文献后来统称为《民法大全》,但查士丁尼本人并未用这一名称指称整项工程。其各组成部分性质不同,分别为一部皇帝敕令汇编、一部法学家著述选编、一部入门教科书,以及后续颁布的法律。
第一版《查士丁尼法典》于529年问世,汇集了皇帝敕令,并取代此前的汇编。534年,修订版法典取代了初版,流传至今的正是这一版本。此前的汇编包括约在三世纪末编成的《格里高利法典》和《赫尔莫杰尼安法典》,以及438年颁布的官方《狄奥多西法典》。《查士丁尼法典》收录并编订了最早可追溯至哈德良统治时期的法令。它按主题编排,将数百年间的帝国立法纳入一个权威体系,便于查阅。
《学说汇纂》又称《潘德克吞》,在特里波尼安主持编纂后,于533年颁布。全书共五十卷,从浩繁的法学文献中选取古典时期法学家的著述片段,其中尤以乌尔比安和保罗的著述为重。编纂者获准删节、修改文本,以去除过时的规则和相互矛盾的内容。因此,《学说汇纂》中的一段文字,既是研究早期法学的证据,也反映了六世纪编纂者的取舍。同样于533年颁布的《法学阶梯》共四卷,既是供学生使用的入门教材,也具有法律效力。其体例在很大程度上沿用了二世纪盖尤斯《法学阶梯》的结构。
534年以后,查士丁尼仍继续立法。这些后续法令称为《新律》,涉及行政、教会事务、婚姻和继承等事项。其中许多以希腊语颁布,反映出希腊语在东部帝国的政府和社会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与《法典》《学说汇纂》和《法学阶梯》不同,《新律》通过多种汇编流传下来,而非由查士丁尼正式颁布的一部完整汇编。因此,这项编纂工程一方面保存了较早的拉丁语法学传统,另一方面又置身于一个日益依赖希腊语法律解释的帝国之中。
罗马法在拜占庭世界中继续发展,并未凝固于查士丁尼时代的文本。八世纪利奥三世和君士坦丁五世统治时期颁布的《法律选编》,对早期法律规则作了选取和修改。九世纪后期巴西尔一世和利奥六世统治时期编成的《巴西利卡法典》,则以希腊语将查士丁尼法重新编排为六十卷。评注、节本和实用手册为其应用提供了支持。此后,君士坦丁·哈梅诺普洛斯于十四世纪编成的《六卷法书》,将拜占庭私法传播到帝国疆域之外。这种延续性表明,无论将罗马法史视为终结于565年,还是认为罗马法仅通过西欧大学得以传承,都不足以概括其复杂历程。
中世纪的继受与现代法律传统
西罗马帝国统治结束后,罗马法通过多种途径在西欧延续下来。继起的各王国为境内的罗马居民颁布了法律汇编,其中尤以506年的《阿拉里克法辑要》为代表;该汇编取材于较早的罗马法律文献,而非查士丁尼后来编纂的法典。文书、教会学术和地方实践也保存了罗马法的其他要素。从11世纪末至12世纪起,对查士丁尼法律文本的研究日趋系统化,尤其是在博洛尼亚,罗马法由此在发展中的大学里获得了新的制度依托。
以伊尔内里乌斯及后来的阿库尔修斯等人为代表的注释法学派,通过行间注和旁注解释疑难段落,调和文本中看似矛盾之处。阿库尔修斯在13世纪编成的《标准注释》尤其具有权威性。后来的评注法学家,包括萨索费拉托的巴尔托鲁斯和巴尔杜斯·德·乌巴尔迪,将这些学术文本加以调整,用于处理城市、商业、制定法及管辖权冲突等问题。在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共同遵循的学术性法律体系——共同法中,罗马法与教会法及地方法并行适用。它并未在所有地方取代城市法规、领地立法或习惯法。
罗马法的继受在不同地区呈现出不同形式。在神圣罗马帝国,受过大学教育的法学家和帝国司法机构加强了罗马法在实践中的权威;1495年设立的帝国枢密法院是这一制度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法国,罗马法学与北部的习惯法及南部的成文法传统相互影响。16世纪,包括雅克·居雅斯在内的人文主义法学家力求结合历史和语言背景重建古代文本,而不再认为中世纪的解释传统已足以阐明这些文本。此后,近代早期的自然法学在更宏大的理性体系中重新组织了传承下来的法律学说。
现代法典编纂对罗马法进行了改造,而非简单照搬。法国1804年颁布的《拿破仑法典》将源自罗马法的概念与习惯法、王室立法及革命时期的改革相结合。19世纪,以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及后来的潘德克顿法学派为代表的德国法学,对罗马私法进行了系统整理,并在概念上作了深入阐发。1900年生效的《德国民法典》体现了这些学术成果,同时取代了旧有共同法的直接适用。源自罗马法的各类法律区分,也通过殖民统治、法典编纂和对外国法律制度的选择性引进,进入了欧洲以外的法律体系,日本亦在其中。
罗马法与普通法的关系则更为间接。英格兰王室法院发展出了自身的程序和法律学说,但罗马法与教会法仍对教会司法、海事司法和法学研究领域产生了影响。混合法律体系则保留了其他组合形式:罗马—荷兰法在南非和斯里兰卡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而苏格兰则将大陆法学传统与自身的制度发展及后来受到的英格兰影响相结合。因此,法律术语相似,并不足以证明法律规则相同或存在直接的借鉴关系。
现代研究区分古代罗马法与后世的罗马法传统。1816年发现的盖尤斯《法学阶梯》维罗纳抄本,为了解查士丁尼编纂之外的古典时期法律提供了罕见而丰富的材料。纸草文书、铭文、木牍和考古发现,则以有关交易与诉讼的证据补充了法学家的著作。规范性著述与实际文书所反映的实践之间的差异,仍是重要的研究领域,尤其涉及各行省的多样性、妇女的经济活动、奴隶制,以及精密的法律范畴在多大程度上支配着日常纠纷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