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婚是指至少一方未满18岁的正式婚姻或非正式婚姻结合。童婚对女孩的影响尤为突出,不过男孩也会在成年之前结婚。国际监测所采用的定义涵盖未向政府主管部门登记的结合关系,因为这类关系对居住、就学、工作、性生活及家庭责任的影响,可能与法律认可的婚姻相似。这一定义并不意味着各国法律制度规定了相同的最低结婚年龄,也不意味着它们承认相同形式的结合关系。
童婚是人权、公共卫生以及社会和经济发展领域关注的问题,因为它可能限制年轻人在教育、伴侣选择、生育及生计方面自主决策的能力。童婚的发生并非源于单一原因,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贫困、性别不平等、家庭策略、社会期望、缺乏安全保障以及机会有限,都可能促成童婚。因此,要理解这一现象,既需要关注法律规定,也需要关注儿童及其家庭作出决定时所处的环境。
定义、同意与结合形式
国际统计以18岁为界,为比较婚姻法律不同的各国提供了共同依据。根据1989年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儿童通常指未满18岁的人,除非适用法律规定其更早成年。不过,国际童婚监测仍以在18岁生日之前结婚或进入婚姻结合状态作为标准衡量指标。这样便将统一的统计定义与各国有关成年、结婚资格及例外情形的规定区分开来。
童婚与强迫婚姻有所重叠,但两个术语描述的是不同特征。童婚关注年龄;强迫婚姻关注是否缺乏自由、充分的同意,包括当事人无法在不受胁迫的情况下拒绝结婚或退出婚姻的情形。国际人权机构通常将童婚视为强迫婚姻的一种形式,因为儿童作出充分、自由和知情同意的能力受到限制。然而,各法律体系在如何界定胁迫、判断是否存在同意以及对具体婚姻进行分类方面有所不同。强迫婚姻也会发生在成年人身上,因此不能仅凭年龄界限来理解。
包办婚姻不一定是强迫婚姻。家人可以介绍婚姻对象,同时让双方自由决定接受或拒绝。但如果拒绝会招致威胁、经济上的排斥、被迫离校或严厉的社会惩罚,两者就更难区分。父母批准、儿童口头同意和法律许可是不同的事情:其中任何一项都不能自动证明决定是自由作出的。同样,性同意年龄与最低结婚年龄服务于不同的法律目的,两者不一定相同。
结合的形式也很重要。有些婚姻办理了民事登记;另一些则通过宗教或习俗仪式缔结,没有在国家机关登记。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部分地方,早期非正式结合在涉及青少年的伴侣结合中占有相当比重。因此,当同居形成一种在当地被视为婚姻的关系时,也应将其纳入考量;但并非所有青少年恋爱关系或共同居住都属于类似婚姻的结合。结婚、圆房和开始共同居住也可能发生在不同时间。
童婚这一类别中,儿童的经历存在很大差异。涉及一名12岁儿童的婚姻,与临近18岁时开始的结合,在发育状况和法律层面都有所不同。配偶之间的年龄差异、受教育情况、经济依赖程度、是否与配偶父母同住,以及退出婚姻的机会,都会影响双方的权力分配。童婚既可能发生在两名未成年人之间,也可能发生在未成年人与成年人之间;其定义并不要求配偶之间存在较大的年龄差距。
衡量方法与全球分布
国际上采用的主要指标是:20至24岁女性中,在15岁和18岁之前首次结婚或进入婚姻结合的比例。选择这一年龄组,可以确保每位受访者都已度过相应年龄的生日。如果仅计算15至19岁女孩中已婚者的比例,就会遗漏那些将在青春期后期结婚的女孩。这一指标衡量的是近期一个出生队列已经发生的经历,而非调查当年发生的婚姻数量。
主要数据来源包括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人口与健康调查和多指标类集调查,以及人口普查和其他住户调查。受访者通常需要报告自己是否曾结婚或进入婚姻结合,以及开始时的年龄或日期。婚姻行政登记记录可以提供更多细节,但不涵盖未经登记的结合,而且在童婚违法的地区,记录可能尤其不完整。因此,仅凭官方登记总数,通常不足以准确衡量童婚的普遍程度。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2023年的全球评估中估计,当时在世的女孩和女性中,约有6.4亿人在儿童时期结婚;每年约有1,200万女孩进入童婚。前一个数字是跨越多代人累积的存量,后一个数字则是估算的年度流量。两者都不应与目前处于婚姻关系中的儿童人数混为一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还报告,在此前十年间,全球年轻女性中18岁之前结婚者的比例已从约23%降至19%。
区域分布呈现何种格局,取决于比较的是发生比例还是绝对人数。撒哈拉以南非洲许多国家的童婚比例尤其高;南亚则因人口规模庞大,在全球童年结婚的女性中占有很大份额。全国平均值掩盖了不同地区、城乡居住地、财富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之间的显著差异。随着青少年人口增长,一个国家的童婚比例可能下降,但每年童婚的数量仍然很大。这是人口学中的一个重要区别。
衡量童婚还存在其他局限。受访者对日期的回忆可能不准确,报告年龄时可能取整,也可能少报违法的婚姻结合。调查可能遗漏流离失所者、不属于常规住户的人,或居住在难以到达地区的人群。关于男孩的数据覆盖范围较窄,收集方式也较不一致,不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2019年估计,当时在世的男孩和男性中,有1.15亿人在18岁之前结婚。因此,进行比较时,需要留意调查日期、人口覆盖范围、婚姻结合的定义以及纳入的年龄组,而不能把所有已公布的百分比都视为可以直接相互比较的数据。
历史发展与婚姻模式的变迁
童婚曾出现在许多历史社会中,但其普遍程度、社会意义和年龄分布存在显著差异。法律允许年纪较轻者结婚,并不意味着大多数人都在那个年龄结婚。历史研究会将正式的婚姻规则与订婚、举行婚礼、圆房以及建立独立家庭区分开来。留存至今的记录也更多地涉及统治家族、财产持有者,以及有能力保存书面文献的机构。
在古典罗马法中,最低婚龄通常为女孩12岁、男孩14岁。中世纪西方教会法也将这些年龄认定为具备结婚能力的门槛。这些规定界定了法律上允许的范围,但实际婚龄取决于继承、就业、家庭组建以及当地的社会组织方式。精英阶层的子女可能为巩固王朝联盟而被许配婚姻,而正式缔结婚约可能比共同生活早数年。这些安排不能被视为全体人口的代表性情形。
历史人口学研究在欧洲西北部的一些地区发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模式。约翰·哈伊纳尔于1965年提出的一项颇具影响力的论述指出,在圣彼得堡至的里雅斯特之间一条大致连线的以西地区,人们结婚相对较晚,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终身不婚。在许多社区,另立门户需要积蓄、工作或获得土地的机会。这并未消除童婚,而且这种模式也因地点和时期而异,但它挑战了这样一种假设:工业化以前,普遍早婚是历史常态。
在19世纪和20世纪,最低婚龄改革与围绕宗教权威、殖民统治、妇女权利以及国家干预家庭生活的争论交织在一起。在英属印度,1929年《限制童婚法》最初将其所禁止婚姻的年龄界限定为女孩14岁、男孩18岁。后续改革提高了这些年龄。该法体现出一项长期存在的区别:处罚参与缔结婚姻的行为,与宣告由此形成的婚姻在法律上无效,并非一回事;限制婚礼的举行,并不会自动解除已有的婚姻关系。
长期变化还涉及大众学校教育、受薪就业、出生登记的普及,以及妇女参与公共生活的扩大。城市化能够改变婚姻市场和人们对家庭生活的预期,但居住在城市并不一定能为青少年提供保护,尤其是在就业不稳定、教育资源不足的状况持续存在的地方。婚龄上升未必能消除性别不平等,法律改革既可能先于社会变迁,也可能发生在其后。因此,历史证据既不支持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简单线性演进的观点,也不支持将童婚归因于某一种宗教或某一个文明。
经济状况、性别与家庭决策
童婚往往源于在重重限制下作出的决定。贫困可能使家庭难以负担学费、交通费、衣物开支,或承受失去孩子劳动力所带来的损失。婚姻可能被视为将供给食宿的责任转移给另一个家庭的方式。然而,贫困既不是童婚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一些贫困社区的童婚发生率相对较低,而较富裕的家庭也可能为了维护地位、财产或家族联盟而安排早婚。
与婚姻有关的财物转移可能以不同方式影响结婚时机。聘礼通常由男方交给女方家庭,在资源匮乏时,可能成为促使家庭安排婚姻的直接动因。嫁妆通常由女方提供,其作用机制有所不同;在某些环境下,家庭认为女儿越早出嫁,预期需要支付的嫁妆就越少。这两种制度在不同社会中的影响都并非一致。财物转移的数额、时间、支配权和法律上的处理方式都很重要,当地对年龄、教育程度和配偶社会地位的期待也同样如此。
基于性别的期待是其中的核心因素。在女孩的性行为与家庭声誉紧密相连的地方,人们可能提倡通过结婚来防止社会认可的关系形式之外的交往,或应对怀孕。对于经济独立,男孩和女孩可能面临不同的期待:男孩可能被要求先有收入再结婚,而女孩则可能被期待从依赖父母直接转为依赖配偶。这些期待使童婚与性别平等、继承权、行动自由以及无偿家务劳动的分配等问题联系起来。
社会规范并不只是个人偏好。家庭可能认为,其他家庭都期待孩子早婚,而拒绝这样做会招致排斥、流言蜚语,或使可接受的婚配对象减少。即便父母私下更希望推迟婚期,如果预料到偏离当地惯例会受到惩罚,也可能选择顺从。参与决策的除了父母和青少年本人,还可能包括祖辈、兄弟姐妹、宗教权威以及未来的姻亲。另一方面,社区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年轻人、教师、地方领袖和亲属都可能质疑主流期待。
教育和就业机会会改变这些权衡。当中学教育容易获得,而且看起来很可能带来就业机会时,推迟结婚就可能具有明显的益处。当学校路途遥远、不安全、费用高昂,或被认为无法提供有效教育时,继续求学这一替代选择的吸引力就会减弱。青少年在这些限制下也会发挥能动性:有些人建立婚姻关系,是为了逃离家中的冲突或虐待、获得社会认可,或追求一段感情。这些情况使单纯以父母强迫来解释童婚的观点显得不够充分,但并不意味着当事人拥有的各种选择是平等、安全或不受限制的。
对教育、健康及人生历程的影响
童婚与教育中断相互强化,但两者的关系并非在所有环境下都相同。婚姻可能因搬迁、家务劳动、怀孕,或禁止已婚学生就读的规定而导致辍学。另一些情况下,女孩在结婚前就已因费用负担、学业成绩不佳、安全缺乏保障或教育资源不足而离开学校。因此,仅仅观察到已婚青少年受教育程度较低,并不能确定两者之间的因果方向。
结婚后,青少年的时间安排和行动自由可能受到很大限制。做饭、务农、照料亲属和育儿,都可能减少继续学习或从事有偿工作的机会。学业中断可能影响识字能力、学历与资格、未来收入,以及获得正规就业的机会。即使婚姻后来结束,这些影响仍可能持续。影响的程度取决于当地劳动力市场、青少年此前的受教育情况、家庭资源,以及相关制度是否允许重返学校。
影响健康的一条重要途径是青少年妊娠。在社会期待婚后尽快生育,而青少年对避孕或性行为又缺乏自主权的情况下,婚姻可能增加怀孕的机会。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指出,10至19岁的母亲发生子痫、产褥期子宫内膜炎及全身性感染等疾病的风险,高于20至24岁的女性。她们的婴儿发生低出生体重、早产及严重新生儿疾病的风险也更高。这些是群体层面的研究发现,并非对每一段婚姻或每一次妊娠的个体预测。
健康风险并不只取决于实际年龄。营养状况、贫困程度、获得产前保健和急救服务的机会、既往健康状况,以及卫生系统的质量,都会影响健康结局。因此,不应将童婚与青少年妊娠视为可以互换的类别:有些已婚青少年并未怀孕,而许多青少年妊娠发生在婚外。区分两者,是理解缔结婚姻或伴侣关系时的年龄、生育决策与健康之间作用机制的必要前提。
研究还发现,在不同环境中,童婚与亲密伴侣暴力、决策自主权受限及较差的心理健康状况有关。较大的年龄差距、经济依赖和社会隔离可能削弱个人的协商能力,但具体经历差异很大。研究这些关系时,必须考虑婚前已存在的不利处境和遭受暴力的经历。对于男孩,早婚可能增加养家糊口的压力,并导致学业中断,不过这方面的研究证据较少。这些影响还可能通过家庭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及获取服务的机会延伸至子女,但此类代际关联并非固定不变,也并非不可避免。
国际标准与国内法律
国际婚姻标准的核心是自由且充分的同意、平等以及对儿童的保护。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16条规定,只有经拟结婚双方自由且充分同意,才能缔结婚姻。1962年《婚姻同意、结婚最低年龄及婚姻登记公约》要求缔约国规定最低结婚年龄,并建立婚姻登记制度。其条文允许主管机关基于重大理由批准例外情形,这表明,各项国际文书对相关标准的表述并不完全一致。
1979年《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16条第2款规定,儿童的订婚和婚姻不具有法律效力,并要求通过立法明确最低结婚年龄,实行强制婚姻登记。《儿童权利公约》虽未设立明确以“童婚”为题的条款,但其中有关保护、教育、健康、参与及有害传统习俗的规定均与此相关。负责监督这些条约执行情况的委员会所作的解释,进一步发展了相关国际框架。
区域性文书的规定可能更为明确。1990年通过的《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宪章》第21条禁止童婚和儿童订婚,并要求将最低结婚年龄定为18岁。2003年通过的《马普托议定书》同样规定,女性的最低结婚年龄为18岁。这些文书属于国际法框架的一部分,但其实际效力取决于批准、纳入国内法、制度建设以及执行情况。
各国在最低年龄、例外规定和法律后果方面采取的做法不尽相同。印度《2006年禁止童婚法》将该法所指的儿童界定为未满21岁的男性或未满18岁的女性。该法通常将童婚规定为可撤销婚姻,由结婚时尚属儿童的一方选择是否撤销,同时也列明了童婚无效的情形。在英格兰和威尔士,2023年2月实施的《2022年婚姻与民事伴侣关系(最低年龄)法》将最低年龄提高至18岁,取消了此前允许16岁和17岁者经父母同意结婚的途径。
法律上的区分会产生实际后果。无效婚姻被视为不具有效力,而可撤销婚姻在依照法定程序撤销之前仍具有法律效力。婚姻撤销、离婚、刑事起诉和保护令各有不同用途。如果没有相应的保护措施,自动认定一段婚姻关系无效,可能影响扶养费、继承、居留或子女的法律身份。在实行法律多元主义的制度中,民事法律、宗教规则和习惯规则也可能各不相同。因此,法定年龄限制只是决定青少年实际享有哪些权利和救济途径的法律框架的一部分。
冲突、流离失所与制度脆弱性
武装冲突和流离失所可能改变婚姻所处的环境,但其影响并不一致。有些家庭认为,婚姻可以使子女免遭性暴力、骚扰或名誉损害。另一些家庭则借此获得住所、减少家庭开支,或与被认为能提供更多安全保障的家庭建立关系。这些预期的好处,可能与婚姻本身存在的重大风险同时出现。解释家庭为何作出这一决定,并不意味着婚姻确实能够提供他们所期待的保护。
流离失所可能使原本有助于推迟婚姻的制度和服务中断。学校可能关闭,出行可能变得危险,身份证明等文件也可能遗失。境内流离失所者虽然仍处于同一国家的法律体系之内,却可能在寻求法院帮助、办理民事登记或获取社会救助方面面临严重障碍。难民还可能遇到语言、法律地位、文件认可,以及原籍国与收容国婚姻法律不同等方面的额外困难。
除了眼前的安全威胁,生计丧失同样重要。如果青少年无法上学或合法工作,家庭可能认为,除婚姻之外几乎没有切实可行的选择。人道主义援助可以改变家庭的资源状况,但其效果取决于覆盖范围、可预期性,以及相关服务能否直接惠及青少年。冲突也可能推迟婚姻,例如准配偶无力承担婚礼费用、家庭成员失散,或社区缺少安排婚姻所需的机构。因此,在不同人群以及危机的不同阶段,结果会有所不同。
环境冲击也可能通过类似途径产生影响。干旱、洪水和作物歉收可能导致收入下降、人口迁移增加,并使学业中断。然而,声称气候变化会直接导致童婚,未免过于笼统。严谨的分析应区分长期气候趋势与某次具体灾害,再考察受灾程度、生计损失、社会期望和制度应对措施。在婚姻相关财物转移、就业前景和公共支持不同的地方,同样的冲击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
危机环境也会给证据收集和解读带来困难。快速评估可能识别出亟须处理的保护问题,却无法提供具有代表性的童婚发生比例估计。流离失所会改变作为统计分母的人口基数,而不安全地区可能被排除在调查之外。民事登记系统可能恰恰在最需要可靠证明文件时停止运作。报告的个案数量增加,可能反映的是服务可及性提高或报告增多,而非实际发生率上升。评估变化需要采用一致的定义、比较具有可比性的人群,并明确区分已报告事件、调查所得的童婚比例与预测风险。
预防、服务与项目证据
减少童婚的工作通常综合采取多种措施,改变发展机会、家庭资源、社会期望和法律。没有任何单一干预措施能够应对导致童婚的所有路径。旨在预防低龄青少年结婚的项目,与针对已离校的17岁青少年婚姻结合的项目,可能需要采取不同的措施。为已婚者提供支持与预防新的童婚是两个不同的目标,不过,在更广泛的儿童保护和发展项目中,两者往往相互关联。
教育干预可通过奖学金、免除学费、提供交通支持和学习用品,或发放现金补助,降低直接和间接成本。其作用机制并不仅仅在于让学生到校上课:这些措施可以使继续就学在经济上成为可能,并改变人们对女孩未来就业的预期。援助所附带的条件可能涉及出勤或保持未婚,但这些设计各自带来不同的执行问题。如果补助以婚姻状况为发放条件,而资格规则又未事先考虑相关影响,就可能导致人们不愿登记结婚,或将已婚者排除在外。
评估表明,项目设计和实施背景至关重要。马拉维一项以学校为依托的现金补助实验发现,不同的补助安排对就学、婚姻和怀孕产生了不同影响。孟加拉国的一项随机评估发现,以推迟结婚为条件的激励措施减少了18岁前结婚的情况,而单独开展赋权课程并未在这一结果指标上产生同样的效果。这些发现并不能证明某一种模式在所有情况下都更优,而是揭示了针对特定人群、干预组合和随访时段所取得的结果。
社区项目可以让青少年、家长、宗教领袖、教师和婚礼主持者共同参与。这些项目可以创造讨论婚姻中的同意、教育和家庭期望的空间,同时帮助参与者实际对接学校和相关服务。改变社会规范比传播信息更具挑战性:人们可能已经知道法定婚龄,却仍预期推迟结婚会招致社会惩罚。因此,项目必须区分知识、个人态度、对他人的预期以及实际行为。某项指标发生变化,并不一定意味着其他指标也随之改变。
联合国人口基金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开展的消除童婚全球方案于2016年启动,将面向青少年、社区、服务提供者和政府的工作结合起来。为已婚青少年提供的服务可包括继续教育、生殖与孕产妇保健、免遭暴力侵害的保护以及法律援助。评估越来越多地采用随机对照试验、准实验研究和定性研究,同时考察结果及其作用机制。重要问题包括:经济支持结束后,效果能否持续;项目能否覆盖处境最不利的青少年;以及项目是否会无意中促使婚姻结合从登记婚姻转向更不易被察觉的非正式形式。
发展目标、实施与研究问题
2015年通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将童婚纳入具体目标5.3,要求到2030年消除包括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在内的有害习俗。指标5.3.1衡量20至24岁女性中在15岁之前和18岁之前结婚或处于婚姻结合状态的比例。这建立了共同的报告框架,但该指标不可避免地具有回溯性:当今年龄较小的青少年所经历的婚姻,要到日后才能在这一年龄组的指标中得到完整反映。
解读进展时,还必须考虑人口变化。当青少年群体规模扩大时,即使童婚发生比例下降,受影响女孩的人数仍可能保持稳定甚至增加。反过来,一个国家近期的童婚发生比例即使较低,也可能仍有大量成年女性在儿童时期就已结婚,并持续承受由此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监测工作需要区分近期年龄组的婚姻经历、每年涉及的人数、受影响人口总数以及获得服务的情况。这些指标分别回答不同的政策和研究问题。
实施过程中,保护与刑事执法之间的关系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处罚可能针对安排或主持法律所禁止婚姻的成年人,但对被起诉的恐惧也可能影响青少年是否寻求医疗服务、办理出生登记或向有关部门求助。有关婚姻、性犯罪、移民及法定成年年龄的法律之间,可能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评估实施情况时,需要关注正当程序、获得救济的途径以及儿童的实际处境,而不能假定起诉越多就必然意味着保护越好。
研究始终面临因果关系的难题。贫困、受教育程度低、暴力和早婚可能相互影响,也可能有共同的深层原因。比较18岁之前与之后结婚的女性,所观察到的差异可能早在婚前就已存在。纵向数据能够更清楚地确定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而实验和准实验方法则可以估计干预项目或法律变更的部分影响。每种方法都有局限:一项干预可能通过多种途径影响结果,而在一种环境下得出的结论,也未必能直接适用于另一种环境。
关于男孩、残障青少年、流离失所人群以及处于未登记婚姻结合中的年轻人,现有研究证据仍存在重大缺口。研究还需要将结婚时间与是否出于自愿、关系质量以及能否离开这段关系区分开来。符合伦理的研究设计尤为重要,因为有关年龄、胁迫或非法婚姻结合的问题,可能使参与者面临家庭冲突或法律风险。保密访谈、谨慎处理个人数据,以及让青少年实质性地参与研究,既关系到研究的安全性,也影响所记录信息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