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婚姻是指一方或双方未作出自由、充分同意的婚姻。其中可能涉及身体暴力、威胁、心理施压、经济控制、欺骗,或利用当事人无法表示同意的情形。如果拒绝并非现实可行的选择,那么即使举行了仪式或正式声明同意,也不能据此认定存在真正的同意。国际社会承认强迫婚姻侵犯人权,并通过民事保护、刑事立法,以及有关婚姻、平等和人身自由的国际标准加以应对。
同意及相关概念
强迫婚姻的界定特征在于缺乏有效同意,而不在于由谁安排婚姻或采用何种仪式。同意必须是当事人自主、自由作出的决定,而非威胁或胁迫的结果。父母或社群的认可不能代替拟结婚双方本人的同意。
强迫婚姻不同于包办婚姻:在后者中,亲属或中间人介绍可能的结婚对象,但当事人仍可自由接受或拒绝。如果当事人无法拒绝拟议的婚姻,否则便会面临胁迫性后果,包办婚姻就成为强迫婚姻。因此,二者的区别在于当事人是否真正享有选择自由,而不只是亲属是否参与其中。
童婚通常指涉及未满18岁者的正式婚姻或非正式结合。童婚与强迫婚姻有很大重叠,但二者并非相同的统计或法律类别:童婚以年龄划分,强迫婚姻则以是否存在同意为判断依据。国际人权机构强调,儿童的年龄、依赖处境及所处环境可能使其无法作出自由、充分的同意。各国国内法对最低结婚年龄、例外情形以及涉及儿童的犯罪有不同规定。
当事人存在残疾,本身并不意味着其无法表示同意。关键在于,当事人能否就该项具体事项作出决定,必要时能否在适当支持下作出决定,以及该决定是否出于自愿。因此,有关法律行为能力和辅助决策的规则,对于区分保护措施与对结婚权利的不当限制十分重要。
强迫婚姻也不同于自愿缔结婚姻后发生的虐待。尽管缔结婚姻时的胁迫可能与婚内虐待同时存在,但婚后的虐待并不自动意味着最初的婚姻是被迫缔结的。
胁迫的形式与机制
胁迫可能以公开、直接的方式实施,也可能通过不断累积的压力形成。常见机制包括:
- **身体胁迫:**殴打、禁闭、绑架,或威胁对当事人及其亲近者施加暴力。
- **心理施压:**恐吓、威胁抛弃、反复羞辱,或声称拒绝婚事会使亲属蒙羞或受到伤害。
- **经济控制:**扣住钱款、剥夺住房、受教育或就业机会,或不让当事人取得个人证件。
- **欺骗:**隐瞒出行目的、歪曲拟举行仪式的性质,或隐瞒有关拟议婚姻的重要信息。
- **利用依赖关系:**利用当事人在基本生活支持方面对亲属、照护者、雇主或其他人的依赖。
这些机制往往通过家庭中的权威与依赖关系发挥作用。多名亲属或社群成员可能共同参与,实施胁迫者也不一定是拟结婚的对象。反过来说,仅有家人参与并不能证明存在强迫。
强迫婚姻可能依据国家法律登记,也可能通过宗教或习俗仪式缔结,或未经正式登记却在社会上被视为婚姻。因此,即使这种结合在法律上无效,其社会后果仍可能存在。
社会背景与受影响人群
不同地区、宗教社群和社会经济环境中均有强迫婚姻的记录。它并非任何单一宗教、国籍或文化传统所独有。女性和女童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但男性和男童也可能遭受强迫婚姻。
促成强迫婚姻的情形包括性别不平等、限制性的社会规范、经济依赖、继承安排,以及控制性行为或维持家族联盟的企图。贫困、流离失所和缺乏安全保障可能增加遭受强迫婚姻的风险,但它们都不是必要条件。富裕家庭和稳定社会中也会发生强迫婚姻。
与婚姻相关的财物转移,包括嫁妆,可能构成胁迫性安排的一部分,但这类转移本身并不能证明婚姻是被迫缔结的。判断仍取决于当事人的自由程度及缔结婚姻时的具体情况。
跨境案件可能涉及将当事人带到国外举行仪式、阻止其返回,或使其移民身份依赖于配偶。不过,强迫婚姻并非本质上的人口迁移问题:它也可能完全发生在一国境内。
国际法律框架
多项主要人权文书确立了婚姻须经当事人同意的原则:
- 《世界人权宣言》第16条规定,只有经拟结婚双方自由、充分同意,才能缔结婚姻。
-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3条禁止未经拟结婚双方自由、充分同意的婚姻。
-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确认,男女享有自由选择配偶,并且只有经自由、充分同意才缔结婚姻的平等权利。
- 1962年《婚姻同意、结婚最低年龄及婚姻登记公约》对同意、最低年龄及正式登记作出了规定。
- 《儿童权利公约》为保护儿童免受虐待和有害习俗侵害提供了更广泛的框架。
1956年《废止奴隶制、奴隶贩卖及类似奴隶制之制度与习俗补充公约》将某些与婚姻有关的做法认定为类似奴隶制的制度或习俗,包括以收取对价为条件将妇女嫁出,而该妇女无权拒绝。
在欧洲委员会框架下,《伊斯坦布尔公约》要求缔约方将故意强迫成年人或儿童结婚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同时将为此目的诱骗当事人前往国外的特定行为规定为犯罪。
国际刑事司法判例也处理了武装冲突中的强迫婚姻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强行施加夫妻关系在符合法定条件时,已被认定为构成危害人类罪的不人道行为。这种法律分析将强加的婚姻身份及其附随义务,与单纯的性暴力加以区分。
国内法与保护措施
各国国内法律体系以不同方式结合运用刑法、家庭法和保护措施。有些国家专门设立强迫婚姻罪;另一些国家则在符合相应犯罪构成要件时,适用伤害、威胁、绑架、非法拘禁或人口贩运等罪名。
民事措施可能包括:
- 因缺乏有效同意而撤销婚姻或宣告婚姻无效。
- 在婚姻获得法律承认且当事人寻求解除婚姻关系时,办理离婚。
- 通过保护令,对接触当事人、安排出行、扣留证件或参与拟举行的婚礼等行为作出限制。
- 为面临风险的儿童和成年人采取保护措施。
撤销婚姻与离婚具有不同的法律效力,能否适用也因管辖权所属法域而异。终止婚姻或认定婚姻无效,并不一定能解决财产、子女、住所或移民身份等相关问题。
跨境案件涉及国际私法问题,包括应适用哪一国法律判断婚姻效力,以及是否应承认外国婚姻。婚姻在一国获得承认,并不保证其在其他国家也获承认。
国内法的界定也可能不限于需要证明存在胁迫的情形。在英格兰和威尔士,2023年生效的法律修订规定,即使未使用暴力、威胁或其他形式的胁迫,意图促使儿童在年满18岁之前结婚的行为也构成犯罪。
后果与机构应对
强迫婚姻可能限制当事人获得教育、就业、独立收入及维系社会关系的机会,还可能使其遭受性暴力、家庭虐待、无偿家务劳动及行动限制。具体后果因个人处境及伴随婚姻发生的行为而异。
参与应对的机构可能包括法院、警方、学校、社会服务机构、专门援助组织和领事机关。这些机构的职能可能包括提供保护、住宿和法律代理,以及开展跨法域协调。保密尤其重要,因为向亲属披露情况可能使当事人承受进一步的压力。
政策讨论关注如何在刑事追诉、民事保护与便捷可及的支持服务之间取得平衡。如果追诉可能牵涉近亲,或危及自身住房和经济保障,受影响者可能不愿举报胁迫行为。因此,在法律上将某种行为规定为犯罪,与在实践中能够获得保护,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衡量与证据局限
强迫婚姻难以衡量,因为它往往被隐瞒,胁迫可能在家庭内部被视为正常现象,而官方记录很少记载取得同意时的具体情况。警方报案记录和服务机构的个案数量反映的是进入机构视野的案件,而非总体发生情况。
全球估算还取决于操作性定义。有关“现代奴隶制”的研究将强迫婚姻与强迫劳动并列纳入,但二者是不同类别,也不能与各国国内法中对奴隶制或人口贩运的所有定义互换使用。
不能简单地将童婚数据作为强迫婚姻总量:这两个类别虽有重叠,衡量的却是不同事项,而且强迫婚姻也影响成年人。开展跨国比较时,需要关注调查方法、年龄覆盖范围、对非正式结合的处理方式,以及数据描述的是某一时期内的新增个案,还是某一时点身处强迫婚姻中的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