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劳动是指通过胁迫而非出于自愿从事的工作或服务。国际公认的定义出自国际劳工组织(ILO):强迫劳动是“以任何惩罚相威胁,强迫任何人从事的、并非其本人自愿提供的工作或服务”。胁迫手段可能包括人身暴力、拘禁、债务、扣发工资、威胁亲属,或利用劳动者的移民身份加以控制。即使支付了报酬,或最初的雇佣协议出于自愿,也不意味着此后不会演变为强迫劳动。
强迫劳动曾出现在奴隶制、殖民统治、战时动员、刑罚监禁和私人雇佣等制度或情境中。当代的强迫劳动存在于农业、建筑业、制造业、家政服务、商业性性剥削及其他活动中,也包括犯罪活动。国际劳工组织、国际移民组织和“自由行走”基金会于2022年发布的估算显示,2021年任一给定日期处于强迫劳动中的人数为2760万。
禁止强迫劳动将劳动监管与人权、移民政策、刑事司法和国际贸易联系起来。要理解这一现象,就需要区分胁迫与其他侵犯劳动权益的行为,辨明控制劳动者的方式,并考察用于发现、惩处强迫劳动及提供救济的法律和制度安排。
定义与界限
国际劳工组织《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第29号)中的定义包含两个核心要素:非自愿性和惩罚威胁。“工作或服务”的含义十分广泛,并不限于公认的职业、书面合同约定的工作或合法经济活动。这一定义可以涵盖家政服务、农业生产、工业劳动、强迫乞讨,以及被迫参与犯罪活动。强迫他人劳动的一方是否正式承认存在雇佣关系,并非认定强迫劳动的必要条件。
非自愿性既涉及开始工作时是否出于自愿,也涉及能否自由离职。一个人可能遭到绑架或被以暴力强迫开始工作,但胁迫也可能在自愿受雇之后出现。劳动者接受一份工作后,如果因试图辞职而面临可能付诸实施的拘禁或举报威胁,就可能处于强迫劳动之中。当针对工作性质或条件的欺骗与阻止劳动者撤回同意的限制措施相结合时,这种欺骗尤其值得关注。仅凭合同上的签名,并不能认定劳动者作出了实质性的同意。
所威胁施加的惩罚不一定是刑事处罚或人身攻击,也可能包括没收身份证件、扣发已经挣得的工资、威胁亲属,或以向当局举报劳动者来迫使其继续提供服务。判断须结合具体情形:违背护照持有人的意愿扣留其护照,可能限制其离开;而经本人自愿交由保管、且可随时自由取回,则是另一种情况。核心问题在于,这种做法是否造成或维持了非自愿劳动。
因此,并非所有低薪、工时过长、工作条件不安全或其他违反劳动法律的情况都属于强迫劳动。此类违法行为即使十分严重,也未必符合胁迫这一要件。反过来,一个人即便领取高于法定最低标准的工资,也仍可能因受到威胁而无法离职。生计压力和贫困可能使人更容易受到侵害,但仅仅缺乏有吸引力的其他就业选择,本身并不足以认定存在强迫劳动。
若干相近概念彼此交叉,却并不相同。人口贩运涉及为剥削目的而通过被禁止的手段实施的特定行为,并不要求跨越国界。强迫劳动描述的是一种受剥削的处境,即使没有人口贩运,也可能发生。奴隶制涉及行使所有权所附带的权力,而役使通常指一种尤为严苛且持久的提供服务义务。“现代奴隶制”被广泛用作统称,但在国际法中,它并不是一种定义统一的单一罪行。准确区分这些概念十分重要,因为不同的定义决定了哪些行为会被纳入统计、受到起诉,或适用某种特定的救济措施。
历史发展
强迫劳动曾存在于多种不同的法律和经济制度之下。在罗马帝国,奴隶在家庭、农业、矿山和作坊中劳动;此外,公共服务义务或从属身份也可能伴随其他强制性义务。在中世纪及近代早期社会,农奴制往往将农业劳动者束缚于土地或领主的管辖之下。农奴制不同于将人视为财产的动产奴隶制,但迁徙限制和强制性劳役义务仍可能严重限制个人对自身劳动的支配权。
徭役指公共当局或土地持有者强加的劳役义务,通常用于道路修建、灌溉、运输或农业生产。其具体法律性质因社会和时代而异。在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的美洲,殖民当局将安第斯地区原有的制度改造成强制征发劳动力的“米塔制”(mita),尤其为波托西银矿提供劳工。这些制度表明,对劳动力的征用并不一定依靠对个人的所有权,也可以通过税收、身份和行政权力来组织。
欧洲殖民政权也曾为基础设施建设和商品生产强征劳动力。刚果自由邦于1885年在利奥波德二世统治下建立,1908年被比利时吞并;在那里,当局通过暴力胁迫和扣押人质强迫人们采集橡胶。在其他殖民地,劳役义务、招募规则、土地剥夺和税收相互作用,为种植园、矿山和公共工程输送劳工。各地的具体安排有所不同,并非所有殖民地雇佣劳动在法律上或实际运作中都等同于强迫劳动。
废除奴隶制并未自动消除带有强制性的劳动关系。在美国,1865年获批的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废除了奴隶制和非自愿劳役,但对经依法定罪者施加的刑罚除外。此后,囚犯租赁制使政府得以将囚犯出租给私营企业,而囚犯所处的劳动条件往往十分残酷。尽管联邦政府于1867年颁布了《废除债役法》,债役仍然持续存在。这些发展表明,必须区分法律上的正式废除与仍在延续的强迫劳动制度。
20世纪,大规模的国家制度使强迫劳动成为拘禁、生产和战时剥削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联的古拉格使用囚犯从事采矿、伐木、建筑及其他劳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在工业和农业各领域剥削遭驱逐的平民、战俘和集中营囚犯。战后的审判追究了驱逐人口和奴隶劳动的相关罪行;与此同时,随着国际劳工标准的发展,强迫劳动作为公共行政常规手段的做法日益受到否定。国际劳工组织1930年和1957年的两项公约标志着这一进程中的不同阶段:前者确立了一般定义和禁止框架,后者则明确针对若干特定用途,包括政治胁迫和经济动员。
招募、胁迫与控制
强迫劳动往往通过一连串过程逐步形成,而非始于一次掳掠行为。招募使招工者得以接触劳动者;运送或工作安置可能加深劳动者的依赖;随后,工作场所的种种做法又使其无法离开。中介可能在招募时宣称提供某种职业、工资待遇或工作目的地,实际安排却与之大相径庭。调换合同、未事先告知的扣款,以及有关住宿或合法身份的误导性承诺,都可能成为这一过程的一部分。当劳动者因受到惩罚威胁而无法拒绝被调换后的条件时,欺骗造成的后果尤其严重。
债役制是一种主要的控制机制。招聘费、旅费、住宿费或预付款可能被转化为劳动者实际上无力偿还的债务。雇主或中介可能篡改账目、任意加收利息,或拒绝将已完成劳动的价值计入还款。负债并不必然构成债役:判断的关键包括,劳动者是否在胁迫性条件下以自身劳务作为担保,以及这种安排是否实际上使其无法摆脱束缚。债务也可能束缚家庭成员,或被视为需要代际继承的义务。
工作场所的控制可能同时采用人身限制和行政手段。上锁的住所、武装警卫、监控以及对交通出行的限制,都可能使劳动者无法逃离。扣押护照或居留证件可能使其难以出行,或面临被捕的风险。雇主可能扣发数月工资,使劳动者一旦离开,就会损失已经挣得的报酬。即使劳动者本人的人身自由并未持续受到限制,针对亲属的威胁也能达到控制劳动者的目的。
心理和社会压力可能进一步强化这些手段。劳动者可能被告知,警察会惩罚他们、他们的债务永远无法还清,或雇主能够操控当地官员。语言障碍和与外界隔绝的处境,使他们难以判断这些说法是否属实。在家政劳动中,工作场所同时也是私人住宅,这限制了劳动者与外界的接触。在某些情况下,对一名劳动者施暴就能起到警告其他人的作用,从而减少持续实施人身约束的必要。
国际劳工组织确定了十一项实务识别指标:利用弱势处境、欺骗、限制行动自由、隔离、身体暴力和性暴力、恐吓与威胁、扣留身份证件、扣发工资、债役制、恶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以及过度加班。这些指标用于调查,并非可机械套用的核查清单,也不能替代法律定义。有些指标单独出现就强烈表明存在胁迫,另一些则需要结合其他情况考察。调查人员会评估:证件和钱款由谁掌控,劳动者能否拒绝加班,有人试图离开时会发生什么,以及劳动者所述的后果是否可信。相关证据所要揭示的是实际的权力关系,而不仅仅是劳动合同的措辞。
剥削形式与受影响群体
现行统计框架区分了私人施加的强迫劳动与国家施加的强迫劳动。私人施加的强迫劳动又进一步分为强迫商业性性剥削和其他经济活动中的强迫劳动。这些分类旨在为统计提供依据,并不意味着每个案例都遵循相同的模式。一名劳动者可能遭受多种形式的剥削,而同一个网络可能同时掌控招募、运输、住宿和工作场所。
农业可能存在特殊风险,因为农业劳动具有季节性,作业地点分散,而且依赖中间人。劳动者可能住在雇主的产业内,并依赖雇主提供交通、食物或进入市场的渠道。渔业中也存在类似机制:长期在海上作业,加上船只受到控制,可能使离开在实际上变得不可能。在建筑业和制造业,分包可能使从劳动中获益的企业与招募或直接管理劳动者的实体相互分离。这种分离可能使责任认定变得复杂,但并不意味着责任因此消失。
家政工作在私人住宅内进行,因此带来了另一类执法难题。劳动者可能遭到隔离、被要求随时待命,或无法取得自己的证件和工资。强迫商业性性剥削可能涉及暴力、债务、以公开隐私相威胁,或对住所和行动的控制。国际劳工组织在统计时也将对儿童的商业性性剥削纳入这一类别,因为儿童无法对这种剥削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同意。
国际移民面临特有的脆弱处境,不过,强迫劳动也会发生在人们自己的社区和国家之内。招聘债务、不熟悉法律制度、缺乏当地人脉,以及与特定雇主绑定的居留许可,都可能加重失去工作的后果。2021年全球估算发现,成年移民劳动者遭受强迫劳动的风险是成年非移民劳动者的三倍以上。这种关联并不意味着人口迁移本身具有强迫性,而是表明不同群体面临可被利用来实施剥削的用工安排的风险并不平等。
儿童可能因针对自身或家人的威胁、家庭债务、绑架或强制招募而被迫劳动。童工的范围比强迫儿童劳动更广:并非所有被禁止的儿童劳动形式都涉及同样的强迫条件。根据国际劳工组织《1999年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第182号),类似奴隶制的做法、人口贩运、债务奴役以及强迫或强制劳动,都属于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
强迫劳动还可能被用于提供本身就属违法的服务。有记录的活动包括强迫乞讨、强迫盗窃、毒品生产和网络诈骗。在这类情境中,表面上参与违法行为的背后可能隐藏着胁迫。因此,评估时需要关注一个人是如何被招募、受控制以及被阻止离开的,而不能假定从事违法活动就必然意味着自愿参与。
全球估计与经济意义
强迫劳动难以衡量,因为它往往隐蔽存在、被列为犯罪、发生在地理位置偏僻的地区,或在当地权力关系中被视为常态。行政记录仅涵盖当局或服务机构识别出的案件。调查受访者可能害怕遭到报复,也可能不会使用法律术语来描述自身经历。因此,研究人员会将定义转化为具体问题,询问招募过程、能否自由离开、是否受到威胁、是否从事无偿劳动,以及其他可观察到的经历。
2022年发布的全球估计反映的是2021年的状况。据估计,在任意一天,全球有2760万人处于强迫劳动之中,约占总人口的千分之三点五。其中,约1730万人遭受商业性剥削以外的私人强迫劳动,630万人遭受强迫商业性剥削,390万人遭受国家强迫劳动。这些数字均经过四舍五入,因此列出的各分项之和与四舍五入后的总数并不完全一致。受害者中约有330万名儿童。
同一份报告将强迫劳动与强迫婚姻合并计算,估计有4960万人处于“现代奴役”之中。这一较大的数字并非仅针对强迫劳动的估计。尽管强迫婚姻可能涉及强制性家务劳动或性剥削,但这两个统计类别衡量的是不同的状况。同样,每年查明的人口贩运受害者人数,也不能与平均每天遭受强迫劳动的人数估计直接比较。
解读区域数据时需要谨慎,因为绝对人数与发生率回答的是不同问题。在2021年的估计中,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估计人数最多,约为1510万人。阿拉伯国家的估计发生率最高,约为每千人中有5.3人。区域划分、作为分母的人口基数,以及对移民的统计处理方式,都会影响比较结果。查明案件数量的增加,可能意味着剥削扩大,也可能意味着识别能力提高,或两者兼有。
国际劳工组织2024年的一项研究以2021年的人口估计数据为基础,结合更新后的经济计算,估计私人强迫劳动每年产生2360亿美元的非法利润。其中,强迫商业性剥削产生的非法利润约为1730亿美元。该估计衡量的是通过剥削攫取的收益,而非受影响劳动者所生产商品的销售总额,也不包括国家强迫劳动。
这些估计揭示了强迫劳动的规模,但并非全面普查。住户调查可能遗漏被禁锢在机构、偏远工作场所或研究人员无法进入的住所中的人。对于罕见且高度隐蔽的遭遇,需要调整研究方法并辅以其他证据。由于实地接触和独立核实的条件各不相同,对国家强迫劳动的估计还面临额外困难。因此,解读这些估计时,必须考虑其参考年份、采用的定义、涵盖的人群和使用的方法,而不能只看最醒目的总数。
国际禁令与问责
主要的国际劳工文书是《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第29号)。该公约界定了强迫或强制劳动,并要求批准国在规定的例外情形之外取缔此类劳动。《1957年废除强迫劳动公约》(第105号)针对将强制劳动用于特定目的的情形:政治胁迫或惩罚、为经济发展而动员劳动力、维持劳动纪律、惩罚参与罢工的行为,以及基于种族、社会出身、民族或宗教的歧视。这两项公约相互补充,不能彼此替代。
第29号公约的《2014年议定书》强化了预防、保护、获得救济和国际合作方面的义务。议定书还要求采取措施,使受害者有可能不因被迫实施的违法活动而遭到起诉或处罚,前提是这些活动是强迫劳动的直接后果。配套的第203号建议书提供了进一步指引,但其本身并非具有约束力的条约。国际劳工组织通过报告程序和其《章程》规定的其他机制监督各国的履约情况;这种监督不同于刑事法院的起诉程序。
在联合国人权体系内,《世界人权宣言》第4条禁止奴隶制和奴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8条分别对奴隶制、奴役以及强迫或强制劳动作出规定。《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承认工作权,包括通过自由选择或接受的工作谋生的机会。这些文书共同将免受胁迫的自由与对劳动生活更广泛的保障联系起来。
2000年《巴勒莫人口贩运议定书》从行为、手段和剥削目的三个方面界定人口贩运,对劳工标准形成补充。对于成年人,相关手段包括暴力、胁迫、绑架、欺诈、欺骗以及利用他人的脆弱处境。一旦使用了这些手段,受害者是否同意便不影响认定。对于儿童,则无须证明使用了这些手段。强迫劳动是明确列出的剥削目的之一,但强迫劳动案件并不需要先符合另一项人口贩运罪的构成要件,劳动保护规定才可适用。
某些行为也可能属于国际刑法的管辖范围。根据《罗马规约》,如果行为人具备所要求的明知,且奴役行为是针对平民人口的广泛或有系统攻击的一部分,该行为便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行使所有权所附带的权能是认定奴役的核心;违反劳动规定并不自动达到这一门槛。在武装冲突中,《日内瓦公约》及国际人道法的其他规则对可以要求俘虏和受保护平民从事的工作作出规定。非法驱逐出境、奴役以及某些形式的强制服役,可能依据不同规则引起法律责任,而这些规则的构成要件则取决于具体情形。
允许施加的义务与国家权力的界限
国际规则并不将一切依法强制履行的服务都归为被禁止的强迫劳动。第29号公约列出了不属于其定义范围的有限类别,包括义务兵役中纯军事性质的工作、正常公民义务、定罪后从事的某些工作、紧急情况下的服务,以及小规模社区服务。每一类都有适用条件。某项除外规定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可以实施与之无关的强制,也不意味着其他法律规则所提供的保护不再适用。
义务兵役只有在其工作具有纯军事性质的范围内,才不属于强迫劳动。这一限定旨在防止兵役例外成为动员应征入伍者从事民用经济生产的通用手段。正常公民义务可以包括陪审员服务等构成日常公民生活一部分的职责。小规模社区服务必须直接服务于有关社区的利益,且社区成员或其代表有权就此类服务的必要性接受征询。
紧急情况下的工作也是一类受到严格限制的除外情形。第29号公约提到的情形包括战争、火灾、洪水、饥荒、地震、严重流行病,以及其他威胁全体或部分人口生存或福祉的情况。这一例外针对的是真正的紧急情况及其所需的应对措施,并非长期授权国家为普通发展项目无限期地强制征用劳动力。服务的持续时间、规模及其与紧急情况之间的关联,都是界定这一例外范围的相关因素。
监狱劳动尤其敏感,因为监禁本身已限制了行动自由。根据第29号公约,定罪后被要求从事的强制性工作,只有在公共机关的监督和管理下进行,且囚犯未被雇给私人、公司或社团,也未被交由其支配时,才不属于强迫劳动。国际劳工组织监督机构在处理囚犯自愿为私营企业工作的情形时,要求确保其真正同意,且工作条件接近自由雇佣关系。仅凭支付报酬,并不能确定参与是否出于自愿。
不同法律文书对除外情形的表述各不相同。例如,欧洲人权公约第4条将合法羁押或附条件释放期间通常要求从事的工作、兵役或替代性服务、紧急情况下的服务,以及正常公民义务排除在外。各国宪法的措辞又可能有所不同。因此,即使某种做法得到一国监狱法的允许,仍可能需要依据该国承担的国际义务另行评估。
区分除外情形与正当化理由十分重要。符合相应条件的公民服务不在有关禁令的适用范围内;但经济上的便利并不能使原本符合强迫劳动定义的行为获得正当性。公共机关可以依法规定必须履行的义务,但将某种安排称为“培训”“矫治”或“社区服务”,并不能决定其法律性质。其目的、法律依据、条件及实际运作方式,仍然具有决定性意义。
国内执法、贸易与企业责任
各国通过综合运用刑法、劳动监管、移民法、民事诉讼和行政执法来应对强迫劳动。刑事罪名可能直接涵盖强迫劳动,也可能采用人口贩运、奴役、奴隶制或非法拘禁等类别。具体范围和构成要件因司法管辖区而异。劳动监察人员可以在调查工资、工时、招聘和住宿条件时发现胁迫行为,而警方和检察机关则可能追究那些需要进一步证明存在威胁、主观故意或控制行为的犯罪。
司法判决有助于厘清违反劳动法规的行为与胁迫之间的关系。在2005年的“西利亚丁诉法国案”中,欧洲人权法院认定,法国未能为一名遭受奴役和强迫劳动的年轻家政工提供有效的刑法保护。在2017年的“乔杜里等人诉希腊案”中,法院审查了移民草莓采摘工遭受剥削的情况,并认定其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4条。这类案件强调,国家负有积极义务,须维持有效的法律框架,保护处于相关境况中的人,并调查可信的指控。
贸易措施以货物为着眼点,而不只是起诉雇主。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07条禁止进口全部或部分由特定形式的强迫劳动生产的货物。一项长期存在的“消费需求”例外于2016年被废除。海关当局可以通过暂扣和拒绝入境程序,阻止相关商品进入市场。这些措施依据进口法律实施,其证据规则和程序规则与刑事定罪所适用的规则不同。
企业监管采用多种模式。英国《2015年现代奴隶制法》对某些商业组织提出了报告要求,澳大利亚则于2018年通过了联邦层面的《现代奴隶制法》。信息披露立法要求企业说明相关风险及应对行动;但披露本身并不能证明所披露的每项措施都有效,也不能证明提交报告的组织不存在强迫劳动。另一些法律规定了更具实质性的义务,或对产品施加限制,体现了透明度要求与可强制执行的义务之间的区别。
企业人权尽职调查涉及识别、预防和减轻与企业活动及业务关系相关的不利影响,并就应对情况作出说明。强迫劳动风险可能沿供应链延伸至劳务招聘机构、分包商、农场、船舶、矿山和加工设施。仅梳理直接供应商,可能会遗漏实施胁迫性控制的主体。商业安排也可能产生影响:不切实际的交货期限、不稳定的订单和采购价格可能与用工做法相互作用,但这些因素的存在本身并不能证明存在强迫劳动。
审核只能提供局部情况。事先通知的走访、伪造的记录、事先教好说辞的访谈,以及工人对报复的恐惧,都可能掩盖胁迫行为。工厂可能出示合规的工资记录,但招聘债务或威胁却源于其他环节。因此,保密的工人访谈、招聘记录、资金往来和投诉所提供的证据,可能对于了解受审核工作场所以外的情况至关重要。
识别、救济与康复
识别既是法律认定,也是实际工作中的一个过程。最初接触可能发生在劳动监察、医院诊疗、边境管理机关履职、工会或社区组织开展工作,或警方调查的过程中。当事人可能不会将自己的经历称为强迫劳动,可能惧怕当局,也可能逐步才透露事情经过。其陈述还可能受到口译困难、创伤、日期记忆不确定,或对控制其劳动的组织了解有限等因素影响。评估这些情况时,需要结合其他证据,而不能据此直接判定陈述是否可信。
调查通常会将证词与合同、工资记录、债务账簿、旅行证件、通信内容、住宿记录以及威胁证据相结合。影响整个群体的情况可能很重要:反复扣留护照、对多人实行相同的非法扣款,或向多名劳动者施加一致的威胁,都可能揭示出有组织的做法。与此同时,每个人的具体处境也很重要。同一工作场所的两名劳动者,可能因债务、年龄、移民身份或家人受到威胁等因素,面临不同的限制。
救济并不止于让当事人脱离剥削性的工作场所。刑事处罚针对的是加害者,而面向受影响劳动者的法律救济,则可能包括追索拖欠工资、获得伤害赔偿、返还财产,以及依据适用法律从没收资产中获得赔付。国际劳工组织2014年议定书要求确保受害者能够获得适当、有效的救济,例如赔偿,无论其是否身处该国境内,也无论其在该国境内的法律身份如何。然而,实际上能否获得救济,仍可能取决于识别程序、法律代理、可执行的判决,以及是否有可供执行的资产。
保护措施可包括安全住所、口译、医疗服务,以及诉讼期间的支持。如果居留资格取决于被指实施强迫行为的雇主,移民规定的影响就尤为重大。不同司法管辖区在不同条件下提供考虑期、临时居留安排或其他形式的保护。能否获得法律援助,可能影响劳动者能否对解雇提出异议、追讨工资、参与刑事诉讼,或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不予处罚原则旨在应对这样一种风险:被迫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人,反而仅被当作违法犯罪者处理。根据适用法律文书和国内法的规定,这项原则可涉及受胁迫实施的诈骗、毒品生产、非法入境及其他活动。它并不意味着受剥削者实施的所有行为都一概享有豁免。胁迫与被指控违法犯罪行为之间的法律关联,以及适用规则所规定的条件,仍是关键所在。
较长期的康复可能涉及住房、收入、教育、家庭团聚,以及解决促成剥削的债务问题。判决给予赔偿与赔偿实际支付是两回事,正如识别与保护并不相同。因此,衡量机构履职成效需要考察多个结果:胁迫是否停止,加害者是否受到有效制裁,劳动所得和赔偿是否真正交付受影响者,以及使其可能再次遭受剥削的条件是否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