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wiki.page
中文

强制

强制通过武力、威胁或类似压力限制他人的选择,涉及自由、同意、责任与正当权威等问题。

31 个关键词18 个词条链接到这里9 个尚未撰写AI 撰写
伦理学政治哲学法律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分析哲学强制

强制是指通过武力、威胁或其他压力对他人行使权力,实质性地限制其选择或行动。哲学讨论中的典型例子是附带条件的威胁:一方要求另一方服从,并使拒绝的代价高到足以迫使对方放弃原本更愿意采取的行动,转而服从。在日常用法中,强制也包括以身体力量迫使他人行动;但有些哲学理论会区分以威胁实施的强制与完全绕过个人选择的武力。

这一概念在伦理学、政治哲学和法律中十分重要,因为一个行为即便是有意实施的,也可能是在损害同意的有效性或减轻行为者责任的压力下做出的。强制也见于围绕国家权威、经济依赖、亲密关系、医疗和研究参与的争论。某种行为是否构成强制,与它是否正当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合法的威胁也可能具有强制性,而严重的不利处境未必是通过强制施加的。

围绕这一概念的分歧,既涉及其界限,也涉及认定强制所带来的后果。有些理论根据威胁的结构以及个人可选方案的恶化来判定强制;另一些理论则强调权利受到侵犯、缺乏合理的替代选择,或存在支配关系。这些差异会影响哪些压力足以使协议无效、为不当行为提供免责理由,或需要向公众说明其正当性。

强制的概念及其相近的影响形式

典型的强制互动包含施加强制者、承受压力者、一项要求,以及不服从便会招致某种后果的威胁。劫匪以伤害相威胁,要求受害者交出钱财,就是一个常见的例子。受害者仍然作出了选择,但劫匪刻意改变了各个选项的后果,使保住钱财变成了危险的选择。这使强制有别于普通的说服:在说服中,说话者提出理由,试图改变他人的判断,却不会刻意为拒绝附加惩罚。这一区别关乎影响如何发挥作用,而不只是接受者感到自己受到多大程度的影响。

身体强力则通过另一种机制发挥作用。一个人的手被强行移动而在文件上签字,与一个人在受到威胁后签字,并不是在同一种意义上完成签署行为。前一种情况下,当事人对身体的控制被剥夺;后一种情况下,当事人仍在权衡抉择,但这一过程受到外加的限制。广义的解释将两者都纳入强制,狭义的解释则将这一术语限定于通过行动者的选择发挥作用的压力。无论采用哪种术语用法,都不能仅凭用语本身判定某项行为是否自愿、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或是否可归属于身体被用于该行为的那个人。

强制也不同于操纵和不当影响。操纵可能通过隐瞒相关信息、利用情绪或塑造偏好来发挥作用,而不明示任何惩罚。不当影响往往涉及对信任、权威或依赖关系的滥用,尤其是在不平等关系中促成协议或取得赠与的情形。这些类别可能相互重叠:照护者可能既利用信任,又以抛弃对方相威胁。反过来,公开表达的威胁即使不涉及欺骗,也不存在既有的信任关系,仍可能构成强制。

并非所有限制都构成强制。阻碍出行的暴风雨限制了自由,但通常不会被视为施加强制者。资源匮乏、疾病以及彼此冲突的承诺同样会使人难以抉择,却未必涉及其他行动者的强制行为。更棘手的情况涉及由制度或众多人相互作用所造成的社会条件。要将这些条件描述为强制性的,就需要说明谁控制着相关条件,以及这种控制如何影响当事人可作出的选择。因此,强制不能简单地指任何一种情形,即某人在处境的推动下去做某事,却强烈希望自己不必这样做。

问题的历史发展

古代思想家通过探讨自愿行为与责任来讨论胁迫问题。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三卷中,亚里士多德区分了迫于强制而实施的行为与动因出于行为者自身的行为。他还考察了“混合”行为,例如在风暴中将货物抛入海中,或因暴君以家人的安危相威胁而服从其命令。这类行为通常不会因其本身而被选择,但在特定情境下,仍可能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选择。他的分析确立了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一种行为可能体现了实践判断,但实施这一行为时的处境,却使责备变得不恰当,或应当有所减轻。

中世纪的讨论进一步发展了外力施加的身体运动与恐惧所驱动的行为之间的区分。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对暴力和恐惧作了不同处理:暴力可以直接违背身体行动的自愿性,而出于恐惧的行为,在当下情境中仍可能是自愿的,尽管脱离这一情境单独来看,它并非行为者所愿。这些区分进入了有关承诺、婚姻、修会誓愿与道德责任的更广泛争论。问题不只是一个人是否说出了表示同意的话,而是这些话体现了何种能动性。

近代早期的政治理论将胁迫置于政治义务问题的核心。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1651年)中主张,恐惧与自由可以并存,因恐惧而订立的契约并不必然无效。这一立场有助于解释,在缺乏安全保障的条件下,政治义务如何能够产生。约翰·洛克则在《政府论》下篇中反对不正当的武力本身能够产生正当权威这一观点。两人的分歧表明,解释一个人为何服从,与证明这种服从产生了义务,是两回事。

在二十世纪的分析哲学中,胁迫成为明确的概念分析对象。罗伯特·诺齐克于1969年发表的论文《胁迫》考察了威胁、提议、预期,以及一个人胁迫另一个人所需满足的条件。此后,艾伦·沃特海默和斯科特·安德森等哲学家发展出彼此竞争的研究路径,分别强调权利与基准、受压之下作出选择的具体处境,或胁迫者对社会权力的运用。这些研究路径将关注点从自由与约束之间的一般对立,转向了关于提议、控制、依赖以及拒绝的意义等更为精确的问题。

威胁、提议与基准问题

威胁通常意味着,一个人若拒绝某项要求,处境就会变得更糟;提议则通常承诺,接受它便能改善处境。当陌生人威胁不给钱就动手伤人,或提出付钱请人提供一项可以自由选择是否提供的服务时,两者的区别似乎很清楚。但如果双方对没有这项要求或提议时会发生什么,或对一方有义务向另一方提供什么存在分歧,区分就变得困难。要判断一项提议是否使某人的处境恶化,理论上就需要一个用来衡量其处境的基准。

预测性基准将提议与没有该提议时预期会发生的情况进行比较。如果雇主威胁说,除非员工接受额外负担,否则就会对其实施非惯常的减薪,这似乎使员工的预期处境恶化。道德基准则将提议与接受者有权获得的待遇进行比较。如果官员索要钱财,才肯提供本就有义务提供的服务,那么,即使将其包装成获得帮助的机会,也不能使这一提议变得无害。该官员是在要求对方作出额外让步,以此作为自己履行义务的条件。法律基准或许可以明确某人享有哪些权利,但法律权利与道德权利未必一致。

这些方法可能得出不同的判断。假设某人长期受到不公正的限制,而只有服从才能换取部分限制的解除。相对于既有预期,这项提议改善了此人的处境;但相对于其权利而言,它仍在延续不正当的剥夺。反过来,撤回一项可酌情给予的好处,可能使某人的预期处境恶化,却并未侵犯其权利。这些情形说明,不能总是根据一句话的语法形式,或接受后能否获益,来判定它究竟是“威胁”还是“提议”。

可信度以及接受者如何理解威胁也很重要。威胁不必真正付诸实施也能影响行为,但通常而言,接受者必须认为威胁所指的后果确实有可能发生。不可能兑现、却被信以为真的威胁可能构成强制;客观上危险、却被当作玩笑的威胁则可能无法产生这种效果。因此,相关理论区分了强制性提议、强制企图和成功的强制。在成功的强制中,施加的压力必须与服从行为之间存在适当的因果关系。一个人在听到威胁后,若出于独立于该威胁的理由采取行动,就不一定是受强制而行动,尽管发出威胁本身可能就是不正当的。

选择、自主与责任

胁迫给简单的自由理论带来了难题,因为受胁迫者往往仍然能够审慎思考并有意采取行动。一个为保护人质而转账的人,可能会仔细比较各种方案,并选择一种有效手段来实现自己重视的目的。这一行动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选择,但作出选择的情境却受他人控制。因此,受到损害的是个人自主性,即在适当条件下主导自己生活的能力,而未必是所有决策能力的彻底丧失。

因此,可选方案的数量不足以衡量自由。增加一个危险的选项,未必会增加实质性的自由;即使保留了多个选项,如果其中除一个以外的所有选项都被人为附加了难以承受的代价,也仍然可能构成胁迫。需要考虑的因素可能包括:受威胁的利益有多重要,要求是否正当,是否有机会逃脱或获得帮助,以及当事人的脆弱处境。涉及需要抚养的子女、必需药物或移民证件的压力,即使不表现为即时的身体暴力,也可能十分强大。

胁迫对道德责任的影响,取决于行动者仍能控制什么,以及可以合理期待其作出何种抵抗。胁迫可能使某项行为情有可原,却并不使其正当:行为本身仍可能是错的,但实施行为的人应受的责备较轻。胁迫也可能只是减轻而非免除责备。在严重威胁下被要求实施轻微的财产违法行为,与被要求对无关者造成严重伤害,引出的问题并不相同。相互冲突的利益,以及服从要求所造成的损害与所避免的损害是否相称,都会影响判断。

因此,胁迫并不等同于哲学上的自由意志问题。后者探讨的问题包括,能动性是否与因果决定相容。胁迫所涉及的,则是一种更为具体的人际控制结构。相容论可以主张,许多受因果关系决定的行动是自由的,同时也承认,威胁会损害与同意或责任相关的自由。胁迫也并非总会彻底抹去能动性。受到威胁的人可能会抵抗、协商、保护他人,或在受限制的选项之间作出选择;承认这些能力,并不意味着他们行动时所处的条件就是可以接受的。

不正当性与可能的正当理由

胁迫往往是不正当的,因为它使一个人的行动决策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意志。它可能侵犯人身安全、财产、结社或独立判断等方面的权利,也可能破坏信任关系,并造成超出当下所要求行为范围的恐惧。这些特征说明,即使所要求的行为本身无害,胁迫行为仍可能令人反对。强迫某人作出一句无伤大雅的声明,仍可能因所使用的手段而侵害对方。

义务论伦理学理论强调,不得将人仅仅当作工具,也不得凌驾于权利之上。后果主义理论则依据胁迫的影响来评价它,包括即时的保护作用、长期的不安全感、制度性滥用,以及容许类似做法所带来的代价。这两种进路并不必然在所有情形下得出相反判断。两者都可能谴责敲诈勒索,同时认可为制止袭击而在严格限制下使用武力。它们的分歧往往在于:某些手段是否即使能产生有益后果也仍应被禁止,以及应当如何权衡尚不确定的损害。

要使胁迫具有正当理由,通常不能仅凭目标值得追求。相关考量包括:所威胁造成的损害是否严重且迫在眉睫,实施胁迫者是否具有正当权威,是否存在限制更少的替代办法,以及所用手段是否合乎比例。约束一个正在攻击他人的人,与通过威胁其未参与事件的亲属来迫使攻击者投降,并不相同。后一种手段通过第三方施加压力,需要提供前一种情形所不需要的额外正当理由。

必须将两种判断区分开来:要求本身是否正当,以及用来确保对方服从的手段是否正当。债权人可能享有有效的还款请求权,却无权以暴力相威胁。反过来,以实施合法处罚相威胁,即使具有正当理由,也不意味着由此产生的服从就不受胁迫。有些理论将不正当性纳入胁迫的定义;另一些则采用道德中立的定义,另行评估胁迫是否具有正当理由。后一种用法允许人们将正当的警务执法描述为具有胁迫性,而不意味着将其等同于抢劫。前一种用法凸显了不正当施压所特有的过错,但对于在实际运作方式上类似、却具有正当理由的强制行为,则需要另用一个术语。

国家权力与政治合法性

国家通常声称有权通过惩罚来执行法律,并在法律授权的情况下使用武力。刑事处罚、税收执法、强制出勤要求和法院命令,都体现了公共规则与制裁之间的联系。即使很少实际施加制裁,执法仍能影响行为:只要具备公认的行动能力和意愿,便可能足以产生这种影响。因此,政治理论不仅要追问官员何时可以使用武力,还要追问:一套持续运作的强制性规则体系,如何才能向受其约束的人证明自身的正当性。

社会契约理论将正当权威与协议、授权或人们能够合理接受的原则联系起来。这些论证各不相同。在威胁下实际服从,本身并不意味着同意;假设性的协议,也不能证明每个人都曾在历史上授权某个政府。政治合法性理论必须解释,公共机构为何可以向持异议者施加义务,以及这些机构与发出威胁的私人组织有何不同。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论自由》(1859年)中提出了一项影响深远的干预限制原则:对于具备自主判断能力的成年人,强制干预的主要正当理由在于防止其伤害他人,而不能仅仅是为了其自身的利益。这一伤害原则仍留下许多重要问题:什么算作伤害,应当如何评估风险,以及人们彼此负有哪些义务。伊曼努尔·康德在《法权论》(1797年)中采取了不同的进路,将合乎法权的强制与保障这样一种条件联系起来:每个人的外在自由都能与他人的外在自由并存。

制度设计至关重要,因为实施强制的权威本身也可能成为恣意权力的来源。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法律、便于民众诉诸的法院、对官员裁量权的限制,以及对决定提出异议的机会,使受规制的执法有别于不受约束的威胁。约翰·罗尔斯将多元社会中政治权力的行使,与公民能够合理认可的原则联系起来。然而,对于强制执行在多大范围内具有正当性,政治分歧依然存在,尤其是在公共安全、宗教自由、经济监管与个人自主相互冲突的情形下。民主程序的存在本身,并不能免除为具体强制措施及其在不同群体间的分配方式提供正当理由的必要。

法律上的胁迫、同意与被禁止的手段

各法律体系通过多种法律制度分别处理强制问题,而非采用单一的普遍判定标准。胁迫可能涉及合同的可执行性、刑事责任的抗辩事由,或放弃权利行为的效力。武力、威胁、恐吓以及利用他人的弱势处境,也见于界定特定犯罪的法律规定。相关要件因司法管辖区和法律情境而异,因此,认定某种压力尚不足以满足某项法律制度的要求,并不意味着这种压力合法或在伦理上可以接受。

在合同法中,如果不当压力促使一方同意订立协议,且使其别无法律上足以接受的选择,胁迫便可能使协议成为可撤销的协议。现代普通法体系不仅承认针对人身的威胁,也承认各种形式的经济胁迫。强硬议价与不正当施压之间往往难以区分,尤其是在一方威胁称,除非对方接受新条款,否则就不履行既有义务的情况下。法院可能考虑所威胁行为的性质、法律救济在现实中是否可用、压力在促成协议中的因果作用,以及当事人随后的行为。这些考量不同于仅仅判断交易条件是否不利。

刑法中的胁迫通常涉及在遭受严重伤害的威胁下实施的不法行为。各法律体系对于威胁必须有多紧迫、是否存在脱身机会、针对第三人的威胁,以及哪些罪行不得适用胁迫抗辩等问题,规定各不相同。在英格兰法中,胁迫不能作为谋杀罪和谋杀未遂罪的抗辩事由。其他法律体系对这一抗辩事由则有不同的制度安排。因此,关于合理抵抗的哲学争论,与支配刑事责任的法律规则有关,但并不等同。法律上的抗辩事由,也不同于认定在威胁下实施的行为在道德上是允许的。

国际保护规范对某些手段施加了尤其严格的限制。1984年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就其适用范围界定酷刑时,规定了故意使人遭受身体或精神上的剧烈疼痛或痛苦、具有特定目的,以及必须有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份行事者参与等要件。第2条规定,不得以特殊情况作为施行酷刑的正当理由;第15条则限制使用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陈述。这些规则表明,强制不仅影响如何对待个人,也影响证据的可采性。这项禁令并非仅仅旨在防止以不可靠的方式收集信息;它也保护个人免受一种本身即被禁止的手段侵害。

经济依赖与强制控制

经济压力引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接受某项提议能够改善一个人眼下的处境,这项提议是否仍可能具有强制性?身处严重匮乏境地的劳动者,可能接受任何拥有充分替代选择的人都不会接受的条件。有些理论认为,如果另一方不正当地控制着生活必需品的获取途径,或蓄意阻断其他选择,这种情形便具有强制性。另一些理论则区分强制与剥削:一项交易可能不公平地利用他人的弱势处境,却并未造成这种处境,也未发出威胁。这一区分影响的是对不当之处的解释,而不一定影响其严重程度。

卡尔·马克思对雇佣劳动的分析,着重指出了劳动者在历史进程中被剥离了独立获取生产资料的途径。在《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中,劳动者在法律上享有订立契约的自由,同时却在物质生活上依赖于出卖劳动力。这一论点关注的是社会关系的组织方式,而不仅仅是个别雇主的明确威胁。对宽泛的结构性解释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将不利的背景条件认定为强制,可能会模糊直接威胁、市场约束与不公正分配之间的区别。这场争论的部分焦点在于:哪些行动者或制度应对人们所能获得的替代选择承担责任。

强迫劳动则是一个更具体的制度性类别。国际劳工组织的《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第29号)将强迫或强制劳动界定为:在以惩罚相威胁的情况下,要求他人从事且并非由其自愿提供的工作或服务,但公约明文规定的例外情形除外。这里的惩罚不必限于身体暴力。扣押证件、限制行动,或以威胁阻止离开,都可能影响对表面同意是否代表持续自愿参与的判断。最初接受雇佣,并不能据此断定当事人此后仍有离开的自由。

在亲密关系和家庭关系中,强制控制指通过恐吓、孤立、监视,以及控制资源或日常活动来限制他人独立性的行为模式。之所以要关注这种模式,是因为一项看似微不足道的要求,可能因先前的暴力、已经形成的依赖,或对报复的可信预期而产生强制力。英格兰和威尔士通过《2015年严重犯罪法》第76条,专门设立了亲密关系或家庭关系中的控制或强制行为罪。这种分析的关注点不同于孤立威胁模型:强制可能通过一种持久的环境发挥作用,在这种环境中,拒绝所需付出的实际代价已为当事人所知,无须每次都重新言明。

医疗、研究与同意的有效性

在医疗和研究领域,胁迫与知情同意密切相关,而知情同意不仅仅意味着获得信息并表示同意。一个人可能了解某项医疗操作,也具备决策能力,却因受到威胁而同意接受。反过来,焦虑、患病或强烈的治疗意愿,也不自动意味着存在胁迫。核心问题在于同意是如何取得的,包括另一方是否因当事人拒绝而施加惩罚,或是否不当地利用了权威和依赖关系。

1947年的《纽伦堡法典》将自愿同意确立为人体实验的必要条件,并明确排除武力、欺诈、欺骗、威逼及不当操控等形式。世界医学会于1964年首次通过的《赫尔辛基宣言》进一步阐述了涉及人类参与者的研究所应遵循的伦理要求,其中包括有关同意和依赖关系的保护措施。1979年的《贝尔蒙报告》区分了胁迫与不当影响:前者是为使人服从而公然以伤害相威胁,后者则涉及过度或不适当的奖励或其他利诱。这些区分为评估研究参与者的招募方式提供了依据。

因此,为参与研究而支付报酬,并不会仅仅因为报酬具有吸引力,或对收入微薄者尤为重要,就自动构成胁迫。按照以威胁为核心的理解,提供金钱通常是增加选择,而不是以损失相威胁。不过,这仍可能引发有关不当影响、公平报酬或剥削的其他问题。更明确的胁迫情形包括:拒绝参与会招致惩罚、丧失本人有权享有的福利,或受到权威人士的不利对待。在监狱、军事组织及其他等级分明的环境中,既有关系可能使一项请求带有特殊分量,而这种分量在彼此独立的陌生人之间并不存在。

未经同意实施治疗,是一个相关但有所不同的问题。在患者丧失决策能力的紧急情况下,医疗干预的依据可能是有关必要性或本人利益的法律原则,而非患者的同意。精神卫生法律可能允许在特定条件下采取非自愿措施,具体要求因司法管辖区而异。这种授权并不会使干预变成自愿治疗。分析时必须区分决策能力、是否存在同意、未经同意实施干预是否可被允许,以及所使用的任何强制手段是否具有正当理由。这些问题各自涉及诊疗过程中的不同方面,不能仅凭治疗旨在使患者受益这一事实,就推断出其中任何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