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是政治哲学和伦理学中的一类理论,主张通过受社会规则约束的人们之间的协议,解释这些规则或为其提供正当性依据。其核心问题是:行使强制权力的制度,或约束个人行为的原则,如何才能向自由因此受到限制的人证明自身的正当性。这里的协议可以理解为实际作出的承诺、默示的承诺、在特定条件下作出的假设性选择,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正当性判断标准,而非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件。
这一传统尤其与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和让-雅克·卢梭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学说将政治权威与人们从没有共同政府的状态向有组织的政治社会的转变联系起来。后来的思想家,包括伊曼努尔·康德和约翰·罗尔斯,主要运用契约式推理来检验制度的合法性或正义性。另一些当代理论则将协议的思路用于道德本身。
各种社会契约理论在人类动机、人们在结成政治共同体之前拥有的权利、有效协议的条件,以及协议能够确立何种权威等问题上存在分歧。这些差异解释了为什么同一种总体思路既能支持绝对主权,也能支持有限政府、民主自治、平等主义制度,以及以协商议价为基础的道德理论。
协议、权威与正当性论证
社会契约通常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契约,即可依照现行法律制度强制执行的协议。法律契约以某些制度的存在为前提,这些制度能够界定义务、裁决争端并提供救济。而政治契约往往恰恰试图解释这些制度何以具有权威。因此,如果仅仅把它当作普通的商业交易,就等于预先假定了这一理论本来要论证的部分内容。
契约理论围绕三个问题展开。第一,缔约方是谁:独立的个人、家长、公民、个人的代表,还是各个民族?第二,他们在什么条件下进行商议:掌握完整信息、不知道自己的社会地位、处于平等条件之下,还是基于既有的谈判地位?第三,他们选择的是什么:主权者、政府形式、正义原则,还是人际行为规则?这些问题的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种理论的实质内容。
许多经典论述以自然状态为起点,即不存在有效的共同政治权威的状态。这不一定是在描述某个特定的史前时期,也可以作为一种分析性的对照:如果人们没有共同的规则和制度,会出现哪些困难?霍布斯强调安全缺乏保障,洛克强调私人执行法律的缺陷,卢梭则强调依附关系与不平等在历史中的发展。不同的出发点,使不同的政治安排显得必要。
还需要进一步区分政治合法性、正义与政治义务。合法性关乎一个机构是否有权行使权力;正义关乎其规则和分配在道德上是否公正;政治义务则关乎特定的人是否负有服从的义务。一个机构可能具有足够的合法性来实施治理,却仍在重要方面存在不公。反过来,一项政策即使公平,也不能仅凭这一点就认定每个人都已同意执行它。
实际协议与假想协议的作用也有所不同。如果同意是自愿、知情的,而且作出同意的人有权承担相应义务,那么实际同意就能够产生义务。假想协议所问的则是,人们在相关条件下会作出什么选择。它并不能证明人们确实作出过承诺。它的权威取决于:为何设想中的条件是恰当的,以及为何这些条件下产生的结果应当指导现实中的制度。因此,最好将社会契约理解为一种论证结构,而不是一个单一命题,声称政府起源于一份人人签署的契约。
古代、中世纪与近代早期的思想渊源
用契约解释社会秩序的做法,早于人们熟悉的十七世纪理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第二卷中,格劳孔提出了一种解释:人们之所以制定法律,是因为他们无法确保自己既能享受行不义之事的好处,又能免于承担其代价。正义由此成为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的妥协。这是一个供审视的立场,而非柏拉图对正义的最终解释,但它预示了后来以互利解释规则的尝试。
在《克里托篇》中,人格化的雅典法律辩称,苏格拉底既然留在雅典并享用其制度带来的益处,就已经接受了城邦的权威。这段论述提出了有关居住、受益与默示同意的持久问题,尽管它还不是一种成熟的现代同意理论。伊壁鸠鲁学派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的思想先声:伊壁鸠鲁将自然正义描述为一种互利的约定,旨在既不伤害他人,也不受他人伤害。卢克莱修也在《物性论》中描述了社会合作以及避免暴力的协议如何发展起来。
这些思路不同于与亚里士多德相关的一种影响深远的观点,即政治共同体是自然形成的,人是政治动物。后来的契约论思想家并不一定否认人的社会性,但他们通常认为,不能仅凭等级分明的共同体自然存在这一主张,就为政治上的服从关系提供正当理由。不过,也不应夸大两者之间的对立:自然社会性、自然法与协议,往往被结合在同一种解释之中。
中世纪欧洲的加冕誓言、团体特权、封建义务,以及围绕王权界限的争论,为契约思想提供了更多素材。这些安排并不是平等个人为建立社会而订立的契约,但它们仍使相互义务与有条件的权威成为人们熟悉的政治观念。托马斯·阿奎那将法律与理性及共同善联系起来,后来的经院哲学家则探讨了政治权力如何属于共同体,以及共同体如何将其委托给统治者。
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初,宗教冲突使反抗与合法权威的问题变得更加尖锐。新教的反抗论著、天主教的经院理论以及宪制论辩,以不同方式阐述了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义务。约翰内斯·阿尔图修斯于1603年出版的《政治学》,通过家庭、行会、城市与省份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来描绘政治联合。胡果·格劳秀斯于1625年出版的《战争与和平法》,则将社会性、承诺与自然法联系起来。这些思想发展并未构成一套单线演进的学说,却提供了盟约、授权、权利与义务等概念,近代早期的契约理论又对这些概念加以改造。
霍布斯:安全、信约与主权
霍布斯在英国内战前后的冲突中发展了他的政治理论。其主要论述见于1640年的《法律要义》、1642年的《论公民》和1651年的《利维坦》。他关注的根本问题是:在没有共同权力来强制履行协议的情况下,人们如何建立稳定的和平?他的答案是建立一个足够强大的公共权威,使遵守协议比私人报复更有保障。
在霍布斯描述的自然状态中,人与人在易受伤害这一点上足够平等,即使最强者也可能被他人杀死。在缺乏可靠的共同权威之处,竞争、猜疑和对声望的追求会引发冲突。他所谓的“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并不意味着战斗必须持续不断。它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状态:使用暴力的倾向已明显到一定程度,以致人们无法安心地规划、生产或合作。安全的缺失破坏了社会生活通常能带来的益处。
然而,理性仍能发现引导人们走向和平的自然法。个人应在有望获得和平时寻求和平,在他人也这样做时放弃某些自由,并履行有效的信约。困难在于缺乏保障:一个遵守约定的人,如果面对的是背约的他人,就可能陷入易受侵害的境地。因此,霍布斯的论证所围绕的不只是自私,更在于仅凭私人承诺无法建立可靠的合作。
在通过设立而建立的国家中,个人彼此订立信约,授权某个人或某个会议代表他们行事。主权者并非臣民之间信约的普通缔约方。这种结构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霍布斯不承认臣民普遍享有以主权者违约为由将其罢黜的契约性权利。主权必须足够统一而有效,能够裁决有关法律、司法判断和公共教义的争议;否则,相互竞争的权威便会重现政府原本旨在消除的不安全状态。霍布斯偏好君主制,但也承认由会议掌握主权是一种可能的形式。
他的理论并未取消一切反抗的自由。一个人无法有效放弃抵抗对其生命的直接攻击的权利,而政治服从也与主权者提供保护的能力相联系。不过,这些保留下来的自由并不等于一种宪制性权利,不能据此认为臣民只要不喜欢政府的决定,就有权更换政府。霍布斯在契约论上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从个人同样易受伤害的处境及其理性利益出发,推导出广泛的政治权威,而不是诉诸世袭地位的神圣性或预设的自然等级秩序。
洛克:自然权利与作为受托机构的政府
洛克的《政府论》出版于1689年,扉页标注的年份则为1690年。这部著作对政治权威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解释。《上篇》批驳了罗伯特·菲尔默对父权君主制的辩护。《下篇》则从自然平等、权利和同意出发,解释政治社会的形成。政府的核心目的并非创立一切道德标准,而是提供一套公共制度框架,以保护那些本已约束人类行为的权利。
洛克所说的自然状态,是一种受自然法支配的自由平等状态,并不必然是战争状态。任何人都无权损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同时,每个人都拥有执行自然法的权力。问题在于,个人会裁断与自身有关的争端,对准则的解释各不相同,也可能无力获得救济。政治社会则提供确定的规则、公正的裁判者和有效的执行机制。
财产在洛克的论证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以劳动解释最初的财产占有,同时为其设定限制:不得任由物品腐坏浪费,而且必须为他人留下足够且同样好的东西。他对货币的论述,有助于解释财产占有不平等的形成。对于这些限制是否持续有效,以及它们对财富积累意味着什么,学者们存在分歧。可以确定的是,洛克使用“财产”一词时,既在狭义上指物质财物,也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指生命、自由和产业。
同意首先确立一个政治共同体,而这个共同体随后必须能够依多数决定采取行动。政府获得权力,是为了实现特定的公共目的,而不是取得对臣民不受限制的所有权。在政府结构内部,立法权居于最高地位,但仍受自然法、公共利益以及所受信托的约束。任意统治、未经同意夺取财产,或违背授权转让立法权,都可能构成对这一信托的违反。
洛克区分了明示同意与默示同意,并将后者与在政府辖境内享有财产或利益联系起来。这种同意所产生的义务究竟有多大范围,存在争议,尤其是因为暂时服从当地法律,并不等同于永久成为政治共同体的成员。他的理论也允许人们在政府系统性地背离受托目的时进行反抗。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感到失望的个人都可以解散社会:洛克区分了政府的解体与政治共同体的解体。他的理论对主张宪政限权、代议制度和反抗专断权力的论证产生了重要影响。
卢梭:公意与集体自治
卢梭的理论贡献建立在一项区分之上:不平等社会的历史发展,与正当政治联合的原则,并非一回事。在1755年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他提出了一种推想性的历史叙述,说明财产、依附关系和相互比较如何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富人说服他人建立保护不平等财产占有的制度时,一项名义上的协议也可能巩固支配关系。因此,仅有协议并不足以证明正义。
1762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探讨的是:政治联合如何才能保全自由,而不只是用自由换取安全。卢梭的解决方案是建立这样一种联合:每个人都以平等条件加入整体,既成为主权者的一员,又成为受其法律约束的臣民。由于所有人都在相同条件下加入,任何参与者都不应获得支配他人的私人权利。政治自由在于参与共同的立法秩序,而非免受一切约束。
其中的核心概念是以共同利益为指向的公意。卢梭将其与“众意”区分开来,后者是私人偏好的汇总。即使所有人出于自身利益提出的要求完全一致,也未必能揭示公民作为同一政治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利益。反过来,程序得当的投票可以表达公意,而不必要求每一项法律都获得全体一致同意。因此,创立政治共同体的契约与日常政治决策,在他的论证中具有不同的地位。
主权属于人民,不能转让,也不能像行政职能可以委托那样交由他人代表行使。卢梭区分了负责立法的主权者与负责治理和执行法律的政府。他对派系的不信任,源于对有组织的局部利益集团可能以自身的团体目标取代公共利益的担忧。他偏好规模相对较小的共和国,也反映了积极参与公民生活的实际需要,尽管他有关宪制的著作也探讨了更复杂的政治情境。
卢梭所谓公民可能被“迫使自由”的主张,涉及强制履行因身为政治联合成员而产生的义务。不过,这一主张引发了一场持久的争论:集体自治究竟能够保障自由,还是会让官员借助某种据称真正体现公意的意志来压制异议?在不平等与意见分歧的现实条件下,共同利益难以辨明,这使问题更加尖锐。卢梭提出的公民平等与法律普遍性要求,为他的论证设定了限制,却没有消除将人民主权转化为政治实践时所涉及的解释难题与制度难题。
康德:作为法权检验标准的原初契约
康德将社会契约重新解释为一种理性标准,而不是一个必须证明其在历史上确曾发生的事件。在1793年的《论俗语:这在理论上可能正确,但在实践中毫无用处》和1797年的《法权论》中,他主张,公共权威必须与人民的联合意志相容。“原初契约”是一种理性理念,要求立法者制定法律时,必须使法律仿佛能够出自这一联合意志。
康德的出发点是外在自由:每个人都不受他人任意选择的支配,但以这种独立能够依照普遍法则与其他所有人的自由并存为限。私人个体不能仅凭自身的单方面判断,就对权利作出终局认定并加以执行。即便人们真诚且通常和平相处,也仍然需要一种公共法权状态,因为有关占有与义务的争议,不能由争议一方的意志作出权威裁决。因此,进入公民社会是法权的要求,而不只是应对异常危险处境的一种权宜之计。
这使康德的理论有别于单纯基于利害权衡的交易。公共制度的正当性,并不仅仅取决于它能否使每个人的预期利益最大化,而取决于能否通过公共法律,使强制与平等自由相一致。尤其是财产权主张,若要获得确定的法律地位,而不再只是由一个人强加于他人的暂定主张,就必须以全体共同的、联合的公共意志为依据。
契约检验所关注的是理性上可能给予的授权,而不是民意调查。一项法律不会仅仅因为某些公民不喜欢它就失效;但如果某项立法不可能为联合起来的人民所接受,它就不符合这一标准。康德将共和政体与代议立法以及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立联系起来。他的分类不同于当代用法:他所批评的“民主”,是指同一个集体直接制定并执行决策的政体形式。
康德所设定的限制也揭示了这一传统内部的张力。他否认存在合法的革命权,理由是,如果宪法授权推翻最高权威,就会损害这一权威作为最终公共权威的地位。与此同时,他又捍卫公开批评与改革。尽管他对天赋自由的论述具有普遍性,但他对积极公民与消极公民的区分,却将多种在经济上依附于他人的人排除在投票权之外。后来的契约理论保留了他对公共正当化的关注,同时摒弃了这些限制。他还将法权推理扩展到国家间关系,从而有助于确立国内政治正当性与国际和平之间的联系。
同意、宪法与服从义务
社会契约的话语影响了现代宪政思想,但不应将哲学意义上的契约与成文宪法混为一谈。宪法规定制度、程序和权力;契约论证则追问,这些安排为何能够约束受其管辖的人。批准宪法可以构成一次实际的政治授权行为,但这也随即引出更多问题:谁有资格参与,持异议者是否受其约束,以及建国时的决定如何影响后世。
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指出,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人民有权改变或废除违背其设立宗旨的政府。这种表述体现了一种强有力的契约式权威观,却并不能证明每个个人都已一致同意。革命时代确立的宪政安排也与奴隶制及对政治参与的限制并存。因此,必须区分具有普遍性的正当化主张与实际参与授权的公众构成。
当一个人自愿承担某项明确的政治义务时,明示同意相对容易辨认,但很少有居民明确同意本国的每一项法律。默示同意则更难认定。留在某一领土内,可能出于偏好、生活所迫、对家人的眷恋、无力迁居,或缺乏其他选择。享受无法回避的公共利益,如路灯照明或国防,也显然未必等同于主动请求这些利益。这些困难限制了这样一种论证的效力:仅凭通常的居住事实,就能产生不受限制的服从义务。
另一些解释并不只诉诸同意,而是诉诸公平互惠、正义义务或成员身份。如果人们通过承担负担来维持一种正义的合作安排,那么受益者或许就有义务作出公平的贡献。但未经请求而提供的利益,并不会自动赋予提供者支配受益者的权利。同样,支持正义制度的义务可以解释法律为何具有道德上的重要性,却不能据此证明,每个人都负有一种特殊义务,须服从且仅服从本国的制度。
这一问题在公民不服从中表现得尤为清楚。一个人可能承认某种宪政秩序总体上的正当性,同时为了抗议不公而故意违反某项法律。对于这种行为究竟破坏了互惠关系,还是有助于恢复公平的合作条件,各种契约理论看法不一。在此,必须区分出于良知的拒绝、公开的非暴力抗议、革命与一般违法行为。契约论传统既为服从提供论证,也为反抗提供论证,但并不认为其中任何一者是无条件的:结论取决于协议的内容、制度的正义程度,以及所指称的违约行为有多严重。
历史与哲学批评
大卫·休谟在1748年发表的《论原始契约》中,提出了最具影响力的批评之一。他质疑通常的政治效忠建立在某个实际作出的创始承诺之上这一主张。政府往往通过征服、继承和逐步巩固而形成,而大多数臣民既没有选择过自己的统治者,也不认为自己曾承担过契约义务。不能仅仅换一种说法,就把历史延续和有效统治说成是同意。
休谟还质疑了以居住为依据的默示同意论证。一个无力离开本国的穷人,对于是否留下,可能几乎没有实质性的选择。因此,将这种情况类比于自愿接受的协议便站不住脚。更根本地说,休谟质疑承诺能否成为政治义务的最终基础。如果信守承诺的义务本身就建立在稳定预期对社会的效用之上,那么诉诸承诺,仍然无法免除解释政治服从为何有助于维护不可或缺的社会利益这一必要。
埃德蒙·伯克批评了这样一种观念:社会可以被重新塑造,仿佛它只是当下在世者之间的一项临时安排。在1790年的《法国革命论》中,他将政治社会描绘为一种联结生者、死者和尚未出生者的伙伴关系。他反对的并非一切契约式表述,而是将承袭而来的制度简化为一份为谋取眼前利益而订立、可以撤销的协议。在这一观点看来,传统和积累下来的实践知识具有抽象的社会奠基模型可能忽略的重要意义。
另一些反对意见涉及假设性协议与义务之间的关系。证明某人在设想的情境下会同意,并不等于证明此人确实作出过承诺。契约理论家回应说,重点或许在于提供正当性论证,而不是作出承诺:只要适当设定达成协议的条件,就能确定公平的原则。批评者于是追问,结果究竟来自契约这一理论工具,还是来自设计中已经预设的道德假定。平等的议价能力、不偏不倚的信息,或对可接受理由的限制,都可能在任何协议达成之前就决定结果。
社会主义和社群主义的批评针对的是抽象化的不同方面。卡尔·马克思对形式上自由的交换的分析表明,法律上的平等如何能够与经济上的依附并存。后来的批评者同样质疑,在所有权分配不均或议价能力不平等的条件下达成的协议,能否确立正义。社群主义论证则质疑这样一种对人的描绘:人能够脱离社会纽带,独立评估自己所追求的目标。这些反对意见并非全都否定契约式推理,但都要求它解释,背景制度、承袭的身份认同和不平等的权力如何塑造那些被认定为自愿的选择。
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与原初状态
罗尔斯于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将社会基本结构的原则设为协议的对象,从而使社会契约理论焕发新生。这里的社会基本结构,是指社会的主要政治、法律和经济制度。他关心的不是国家在历史上如何建立,而是自由平等的个人能够依据何种公平条款开展持久合作。这一理论的目的之一,是为功利主义提供替代方案,尤其是要回应这样一种可能性:以总体福利为由,认为让少数人承受严重损失是正当的。
这一协议通过原初状态来建模:各方代表在无知之幕背后选择原则。他们不知道自己所代表者的社会阶级、天赋能力、具体的善观念或其他特定处境,但知道关于社会和人类心理的一般事实。这些信息限制使各方无法依据自身既有的优势量身制定原则,同时又能思考人们追求多样人生计划所必需的条件。
在罗尔斯理论的成熟表述中,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享有一套充分完备的基本自由体系,且这一体系须与所有人享有同样的自由体系相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各种职位和职务必须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向所有人开放;不平等必须使最不利者获得最大利益,后者即差别原则。基本自由优先于第二项原则,而机会公平平等又优先于差别原则。不能仅以更高的收入,补偿对基本政治自由或人身自由的剥夺。
这一理论以基本善为依据评价制度,包括权利、机会、收入与财富,以及自尊的社会基础。它所关心的并非使一切结果均等,而是追问:从一个公平的起点出发,制度性不平等能否得到辩护。罗尔斯的推理有时被简化为最大最小规则,即选择最坏结果优于其他选项最坏结果的方案,但他并未将这一规则视为理性选择的普遍准则。它是否适用,取决于原初状态的特定条件以及所涉利益的重要性。
在1993年出版的《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强调合理多元主义:自由制度容许各种宗教、哲学和道德学说之间长期存在分歧。因此,一种政治正义观应当能够通过不同合理观点之间的重叠共识获得支持。公共理性所涉及的,是公民与公职人员就宪法根本要素和基本正义问题向彼此提出的理由。这一契约论构想与反思平衡相辅相成;后者是不断调整原则与深思熟虑的判断的过程。其正当性依据并不单独建立在设想的协议之上。
互利、议价与合作
当代社会契约理论的一个分支通常被称为契约主义,它将道德或政治约束建立在理性行动者之间合作所带来的利益之上。尽管术语用法不尽一致,人们通常仍将这种进路与那些以平等的道德尊重为独立出发点的理论区分开来。其核心问题是:追求自身利益的人,是否有理由接受某些限制,使互利的互动成为可能。
博弈论揭示了这一问题的难点。在一次性囚徒困境中,无论对方如何行动,每个参与者都有背叛的动机,尽管双方都合作会使双方的处境更好。因此,某个结果可能在个体层面是稳定的,却在集体层面不如另一个可实现的结果。这个例子模拟了霍布斯所说的保证问题的一个方面,但现实中的政治社会还涉及协调、利益冲突、资源不平等,以及对他人意图的不确定性。
当未来收益足够重要,而且背叛行为能够被发现并得到回应时,重复互动就可能维持合作。声誉、可信承诺、监督和强制执行都会改变激励结构。这些机制有助于解释制度为何重要:规则不只是宣示何种行为值得提倡,还会改变遵守和违反规则所带来的后果。不过,证明合作可以成为一种均衡,并不等于证明合作的条款是公平的。可能存在多种稳定的安排,其中也包括利益分配极不平等的安排。
戴维·高蒂耶在1986年出版的《协议道德》中,提出了一种颇具影响力的、以议价为基础的理论。他认为,理性行动者有理由采取“约束最大化”:在适当条件下,倾向于遵守互利的合作安排,而不是在每一次具体行动中都单独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的议价框架采用“最小最大相对让步”规则,旨在使任何参与者所需作出的最大比例让步尽可能小。对初始处境施加限制十分重要,因为通过胁迫或掠夺取得的利益,不应自动成为确定公平议价诉求的依据。
这类理论既面临动机方面的问题,也面临包容性方面的问题。如果只有在他人也倾向于遵守协议时,遵守协议才是有利的,那么行动者就需要有办法识别可靠的合作伙伴。如果一个人在互惠交换中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提供,那么仅以议价优势为基础的理论就可能无法给予其充分保护。此外,某个结果即使使所有人的处境都比一个极不公正的基准状态有所改善,也未必就是公正的。因此,议价进路需要说明起点的道德地位、如何对待弱势者,以及有利可图的协议与参与者有权强加于人的协议之间有何区别。
契约主义与对每个人的可辩护性
契约主义一词常被广义地用来指整个契约论传统,但在当代道德哲学中,它往往特指与T. M. 斯坎伦相关的理论进路。在1998年出版的《我们彼此负有什么义务》中,斯坎伦通过原则来界定错误行为:如果一项原则作为人们在知情且不受强迫的条件下达成普遍协议的基础,可能遭到他人的合理拒绝,那么它就不能为行为提供正当依据。这一理论的首要对象不是宪法,也不是互利交易,而是如何向他人证明自身行为的正当性。
关键标准是合理拒绝,而不是实际拒绝。一个人可能因为某项原则妨碍了其不合理的要求,或维护了某种不公平的特权,而拒绝该原则。这种拒绝并不会自动推翻该原则。反过来,一个人也可能由于受到错误信息的误导或期望过低,而接受压迫性的待遇。因此,实际接受也不足以证明其正当性。这一理论所追问的是:考虑到各项原则会施加的负担以及可供选择的替代方案,人们有理由提出哪些反对意见?
这使契约主义有别于单纯追求总体福利最大化的理论。不能仅仅把许多人各自获得的微小利益加总起来,就自动证明一项给某个人造成沉重负担的原则是正当的。必须从承担相关代价的个人的立场出发,审视各种理由。同时,这一理论也不赋予每个人的每一种偏好以否决权。对某项拟议原则的反对意见,必须与对其他方案的反对意见一并考量,其中也包括允许不受限制的拒绝所带来的代价。
这一理论的应用领域包括承诺、救助、风险、欺骗,以及由人际关系产生的责任。一项原则若允许人们拒绝在无需付出代价的情况下防止他人遭受严重伤害,就会遭到身处危险者的强烈反对。而一项原则若要求只要有人能够受益,其他人就必须作出无限牺牲,也会遭到被要求牺牲者的有力反对。契约主义的推理试图找出能够经受这些相互质疑的原则,而不把一切价值都化约为同一种数值尺度。
争议集中在如何比较不同的申诉、如何评估不确定的伤害,以及如何处理大量人群面临不同风险的情形。即使无法确定某个具体的人必然会受到伤害,一项行为仍可能使每个受其影响的人承受有理由反对的风险。另一个问题是,契约主义究竟是在解释全部道德,还是专门解释人与人之间彼此负有义务的领域。它与对动物、生态系统的义务以及非人格性价值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论证。契约主义的独特贡献在于提出:道德上的正当化必须面向每一个有权要求理由的人,而不能把协议视为议价实力较量的产物。
排斥、依赖与不平等的社会权力
将缔约者表述为平等个人的语言,往往与剥夺许多人平等地位的制度并存。在一些以自由和同意为公共理想的社会中,女性、被奴役者、被殖民人口、无产劳动者以及依赖他人生活的人,都曾被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因此,批评所关注的不仅是历史上的社会是否践行了契约原则,还包括某些有影响力的契约理论是否通过界定缔约各方的方式,再生产了排斥。
卡罗尔·佩特曼在1988年出版的《性契约》中指出,人们熟悉的社会契约叙事掩盖了一段与之相连的父权权力史。她的分析考察了婚姻、雇佣关系,以及个人对自身拥有财产权的观念。当一份契约背后的假定将一方的权威视为正常,或掩盖双方获取资源的机会并不平等这一事实时,即便契约在形式上出于自愿,也可能确立从属关系。按照这一观点,公共领域的自由与被认为属于私人领域的家庭关系之间的划分,本身就是一个核心政治问题。
查尔斯·W. 米尔斯在1997年出版的《种族契约》中,运用契约语言分析种族支配体系。该书探讨的并非一份所有人都签署过的文件,而是一套制度与共识模式,它们不平等地分配权利、资源,以及作为人的资格的承认。米尔斯认为,如果政治哲学以平等公民的理想化图景为起点,同时把征服、奴隶制和种族隔离当作边缘性的偏差,就可能错误地描述现实社会。这一批评将注意力重新引向历史结构:正是这些结构决定了谁会被承认为具有完整资格的参与者。
依赖关系也带来了相关的挑战。婴幼儿、部分残障人士以及需要大量照护的人,可能并不符合那种能够谋求互利的独立协商者形象。然而,将他们的道德地位建立在议价能力之上,显然难以成立。照护劳动也养育和支持着那些后来在契约模型中以自足成年人形象出现的人。如果这类劳动始终不被看见,理论就可能在分配权利与资源时,忽略使社会合作成为可能的劳动。
对此的回应包括:在契约程序中让依赖他人的人得到代表,将基本地位视为不取决于生产性贡献,以及着眼于完整的一生而非仅仅成年后的独立阶段来设计原则。批评者对于这些修正是否足以改造这一理论框架,还是照护、关系平等与可行能力能够提供更好的基础,存在分歧。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是理想化与现实诊断之间的关系:排除关于社会地位的知识,或许有助于避免带有偏见的选择;但要理解和纠正支配关系,就必须详细了解各种社会地位在历史上如何形成,以及它们如何持续发挥作用。
国际、代际与生态范围
古典社会契约通常确立的是政治共同体内部的义务,却未明确说明其论证如何适用于共同体边界之外。如果每个人都有权得到平等的正当性说明,那么国籍在道德上或许就显得是任意的。然而,如果合作与共同制度会产生特殊义务,那么国内关系所要求的义务就可能比全球范围内的义务更为严格。因此,缔约群体的范围是一个实质性的道德问题,而不仅仅是为了方便而给模型划定的边界。
康德在1795年的《论永久和平》中,将共和制度与自由国家的联盟及世界公民权联系起来。罗尔斯在1999年的《万民法》中,同样通过各民族的代表来拓展契约论推理,而不是将国内社会的原初状态直接应用于全世界的所有个人。他的理论涵盖人权、对战争的限制,以及援助处境不利社会的义务,但并不赞同将差别原则推广至全球。这一区分一直是有关全球正义的争论的核心。
其他理论家则认为,国际经济制度、贸易与跨国强制结构所形成的关系足够广泛,因此需要更强的分配原则。查尔斯·贝茨1979年的《政治理论与国际关系》和托马斯·博格1989年的《实现罗尔斯》,是这场争论中颇具影响力的著作。分歧在于,义务主要源于共同的人性、共同受到的强制、制度性合作,还是历史与当下不正义的影响。这些不同立场对全球贫困的责任归属给出了不同解释。
后代带来了另一个难题,因为他们目前无法表示同意、进行协商或作出回报。罗尔斯通过正义的储蓄原则来处理代际正义问题,这一原则关乎建立并维持正义制度所需的条件。更一般地说,契约理论必须解释,当下的决策如何能够向那些将承受其后果的人证明其正当性。这一问题不仅涉及公共债务和基础设施,也涉及不可逆转的环境变化与资源耗竭。
气候变化使这种不对称性尤为明显:排放可以让当下的行为者受益,却将风险施加于远方的人群和后代。一项站得住脚的协议,必须区分国家之间的实际谈判与对所有受影响者都公平的条款。非人类动物和生态系统还带来了额外的问题,因为它们无法参与相互性的审议。代表机制可以使它们的利益在决策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契约理论必须解释,为何这些利益应当得到考虑,以及应当如何权衡。因此,围绕环境责任的争论,凸显了一个贯穿社会契约传统的问题的重要性:究竟是协议创造了道德地位,还是协议只是在为我们对某些存在者所负的义务建立模型,而这些存在者的道德地位必须预先得到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