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隐与亚伯是亚当和夏娃的儿子。《创世记》第4章讲述了他们的故事,其中记载了圣经中第一起人类杀人事件。该隐以耕作为业,他的弟弟亚伯则牧养羊群。上帝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却没有看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随后杀死了弟弟。上帝质问该隐,判他与土地疏离,却也保护他,使他免遭报复性杀害。叙事的核心问题——“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如今已成为广为人知的表达,用来追问人对他人负有怎样的责任。
这段记述仅有十六节经文,随后便转向该隐的后裔;然而,文中未加交代的细节却催生了丰富而悠久的诠释传统。《创世记》没有明确解释为何一人的供物蒙悦纳,也没有说明杀人所用的凶器,或描述上帝赐给该隐的保护性记号。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传统对兄弟二人的行为,以及罪行、惩罚与怜悯之间的关系,发展出了不同的解释。在哲学、文学和艺术中,他们的故事已成为一种思考框架,用以探讨嫉妒、自由、受害者对正义的诉求,以及人类社会中暴力的延续。
《创世记》中的叙事
《创世记》在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之后,讲述了该隐与亚伯的故事。夏娃在该隐出生时所说的话,将他的名字与希伯来语动词 qanah 联系起来,意为“获得”或“产生”。《创世记》4:1 的措辞颇难解释,一种可能的译法是:“我与耶和华一同得了一个男子。”亚伯的希伯来语名字 Hevel,是表示“气息”或“水汽”的常用词。这个词所蕴含的短暂易逝之意,在其他圣经文献中尤为突出,不过《创世记》并未明确解释亚伯名字的含义。该隐承袭亚当的营生,耕种土地,亚伯则牧养羊群。起初,这两种营生都未受到谴责。
兄弟二人向上帝献上供物。该隐献上地里的出产,亚伯则献上羊群中头生的羊及其脂肪。上帝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却没有看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因此发怒,沉下脸来。在任何暴力行为发生之前,上帝便对他说话,问他为何发怒,并警告他,罪正伏在门前。这番警告表明,该隐的处境尚未定局:供物未被悦纳,并不意味着杀人已不可避免。
杀戮发生在田间。在传统希伯来文本中,《创世记》4:8 提到该隐对亚伯说了话,却没有保留他说话的内容;几种古代文本则载有邀约亚伯到田间去的话。到了那里,该隐便起来攻击兄弟,将他杀死。上帝问亚伯在哪里,该隐回答说不知道,又反问自己难道是看守兄弟的人。上帝回应说,亚伯的血正从地里向他哀告。土地既然接纳了这血,就不再为该隐效力,使他得着出产。
该隐抗辩说,自己所受的惩罚太重,无法承受;按另一种可能的译法,他说的是自己的罪责太重。他害怕任何遇见他的人都会杀他。上帝于是警告,杀该隐的人必遭七倍报应,并为该隐设立一个记号,以保护他。随后,该隐离开上帝的面,住在伊甸以东的挪得地。这个地名让人联想到希伯来语中表示漂泊的词语。
接下来的经文表明,不能简单地将该隐视为一个孤身逃亡的人。他有妻子和儿子以诺,还建造了一座城,以儿子的名字命名。他的后裔中,有人与畜牧、乐器及金属加工相关,也有拉麦,夸言要施以远超所受伤害的报复。因此,《创世记》将文化发展与不断升级的暴力放在同一个家族的历史之中,而没有把文明描绘成摆脱罪恶的坦途。
文本、语言与历史背景
这段记述属于《创世记》第1至11章的原初史。这部分从创世讲起,继而叙述各民族的祖先,随后才转入亚伯拉罕的故事。在这一叙事脉络中,该隐的罪行使伊甸园故事的后果进一步扩大。《创世记》第3章中,亚当与土地的关系已经出现裂痕;该隐流人血的行为则使这种关系变得更加敌对。两段叙事都包含上帝的质问、人的推诿、审判与驱逐。不过,该隐的故事涉及的是对另一个人的暴力,而不是违犯有关一棵树的禁令。
叙事中有几组希伯来语双关贯穿始终。意为“人”的 Adam 与意为“土地”的 adamah 密切相关,而意为“血”的 dam 则成为指控该隐的核心。反复出现的“兄弟”一词,使血缘关系的道德意义格外突出。“挪得”(Nod)与表示流浪的词根的某些形式相近,将该隐前往的地方与他所受的判罚联系起来。这些关联赋予故事丰富而紧密的意蕴,而翻译只能传达其中一部分:土地既是食物的来源,也是承接鲜血之处,同时还是杀人者从此与之疏离的领域。
《创世记》4:8存在一个值得注意的文本批判问题。传统希伯来文本的措辞大意是“该隐对他兄弟亚伯说”,紧接着便叙述杀人时的情境。古希腊语译本《七十士译本》及其他几种文本见证则补有“我们到田间去吧”之类的邀约。对于这究竟是希伯来文本传承过程中遗失的措辞,还是早期为补足不完整句子而作的说明,编者与译者意见不一。这一差异影响了场景的呈现,却不影响该隐就是杀害亚伯之人的认定。
历史批判解释常将这个故事与《摩西五经》中的非祭司材料联系起来;这些材料传统上被归入雅威文献。其成书年代与形成过程仍有争议。有些学者提出,一个原本讲述逃亡者、受保护群体或某个社会共同体起源的古老故事,后来被纳入了更宏大的人类历史叙事。这类重构只是关于文本形成过程的假说,并非《创世记》本身提供的信息。
将该隐与基尼人联系起来的尝试,依据的是名称之间的相似性,以及该隐家谱中出现金属加工技艺这一点。另一些解释则认为,兄弟二人的职业反映了农耕人口与游牧人口之间的关系。这两种观点都无法证实一桩可供历史还原的谋杀案,也不能据此认定故事只是两种经济体系之间的冲突。《创世记》在其他地方也肯定耕作的价值,而亚伯的职业并不意味着每个游牧群体都是道德典范。考古学提供了有关古代近东农耕、畜牧、聚落和冶金的证据,却无法独立确认该隐或亚伯的身份。我们主要仍须将这段记述作为古代文学与宗教叙事来理解。
献礼、上帝的偏爱与选择的可能性
叙事中,两人的献礼受到不同对待,却没有得到解释,这是故事中影响最为深远的特点之一。《创世记》描述亚伯的礼物取自羊群中头生的羊及其脂肪;在《圣经》律法的其他地方,这些表述都与贵重的供物相关。相比之下,该隐的礼物仅被笼统地描述为地里的出产。这种不对称促成了一种解读:亚伯献上了自己最好的东西,而该隐献礼时却没有同样用心。不过,经文并未明确说该隐的出产低劣、腐坏或来路不正。
《创世记》也没有说,上帝拒绝该隐,是因为蒙悦纳的供物必须带血。希伯来词 minḥah 可以指礼物或贡品,其本义并不要求以动物为祭品。后来的《圣经》律法也准许献上谷物。因此,不能确凿地把两者的对比简化为“动物祭好,农产祭不好”。强调血祭的解释,通常依赖于从其他经文中建立的神学联系,而非《创世记》第4章本身给出的说明。
措辞的先后次序也很重要:上帝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却没有看中该隐“和他的供物”。一些诠释者据此认为,献礼者的内在态度决定了礼物是否蒙悦纳。另一些人则强调,叙事没有解释上帝为何有所偏爱,而是让读者与该隐处于同样的境地,面对不平等的认可。这两种解读的区别,关系到故事的道德结构。在前一种解读中,人物原本就有的品格缺陷被揭示出来;在后一种解读中,一次原因不明的失意,成了人物作出新的、应受责备的回应的契机。
《创世记》4:6–7中上帝的话,将注意力从献礼转向该隐的行为。这段希伯来原文难以理解,对通常译作“你若行得好”和“岂不蒙悦纳?”的语句,各译本处理不一。“罪伏在门前”的意象,将恶行呈现为一个带有威胁、欲望指向该隐的存在。最后一句常被译为“你必须制伏它”或“你能够制伏它”,一直是讨论自由意志的核心经文。其确切的语法含义仍有争议,但这番话显然将该隐视为必须为自己接下来的行为负责的人。
因此,叙事将不如意的遭遇与谋杀行为区分开来。愤怒出现在警告之前,暴力则发生在警告之后。该隐并未被描绘成只是在执行神的命令,或是在不可抗拒的必然性驱使下行动。从伦理学的角度看,这一情节关乎行动者如何回应挫折、比较以及自认为遭到拒绝的处境。将该隐的反应描述为嫉妒是合理的,但《创世记》并未提供系统的心理诊断。后世传统对其动机的交代,比《圣经》叙事者更为明确。
鲜血、惩罚与对犯罪者的保护
亚伯的血引出了一种在受害者死后仍然存续的见证。该隐否认知道弟弟身在何处,但土地本身却成了真相显露之地:鲜血向上帝呼喊。在希伯来语中,译作“血”的词采用了复数形式,即“众血”,可以指流血杀人。后世诠释者还从这一语法特征出发,思考那些因亚伯被杀而失去出生机会的后代。就这段叙事本身而言,关键在于:掩盖并不能抹去罪行。
惩罚与该隐的生计和所作所为紧密相连。土地既从他手中接收了弟弟的血,就不再为他效力。这一判罚并非从罪行之外强加的一项毫不相干的处罚,而是改变了他与赖以维生的物质世界之间的关系。流亡也涉及关系的破裂。该隐说自己被赶离土地,不得再见上帝的面,将生计丧失、流离失所与身陷险境联系在一起。
该隐在《创世记》4:13中的回应,在语言上存在歧义。希伯来语名词 ʿavon 可以指罪孽、罪责,也可以指犯罪所招致的惩罚。因此,这句话既可理解为抗议惩罚令人无法承受,也可理解为承认罪责沉重得难以承担。紧接着的一节强调了他对被杀的恐惧。《创世记》并未明确叙述该隐彻底认罪、与亚伯的家人和解,或获得上帝宽恕的情节。无论断言该隐确已悔改,还是断言他始终不知悔恨,都超出了这段简短话语所能证实的范围。
那个保护性的记号同样缺乏具体描述。希伯来语词 ʾot 可以表示记号、凭据或识别标志。经文没有说明它的形状、位置或外观,甚至并不一定要将其理解为烙在该隐身上、肉眼可见的印记。经文明确说明,它的作用是防止任何遇见该隐的人杀害他。因此,如果仅把人们熟知的“该隐的印记”看作耻辱的标志,这一说法就可能造成误解。在叙事中,这个记号也约束了针对有罪者的暴力。
惩罚与保护的这种结合,使这段经文在有关惩罚和道德责任的讨论中具有重要意义。该隐仍须承担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对他施以无限度的报复。保护不等于宣告无罪,定罪也不意味着任何复仇者都可以任意夺取犯罪者的生命。本章稍后,拉麦以报复七十七倍的夸口,呼应了此前报复七倍的警告,将保护的言辞转化为肆意复仇的宣言。这种并置揭示出,以不断升级的暴力威胁来回应暴力的做法并不稳固,但并未提出一套完整的刑事法律理论。
犹太教的诠释与故事的扩展
犹太教的诠释往往着重发挥《创世记》未曾言明的细节:兄弟二人说了什么,为何争吵,该隐如何杀死亚伯,以及该隐是否悔改。米德拉什并非仅仅为了填补叙事空白而补述情节。它通过设想可能的对话与动机,将这段记述转化为对财产、敬拜、家庭竞争以及对神圣审判之认识的探讨。各种扩展叙述不必彼此调和,拼凑成一部额外的完整传记。
《创世记拉巴》是一部古代晚期编成的《创世记》释义集,其中保存了关于这场争执的几种解释。一种解释设想兄弟二人瓜分世界,一个占有土地,另一个占有动产,结果却发现,谁都无法在不进入对方领域的情况下生活。其他解释则涉及未来圣所的选址,或二人为一名女子争风吃醋。这些解读将暴力的根源置于人们熟悉的冲突之中。尤其是第一种解释,揭示了看似周全的所有权划分,如何会对共同生活提出根本无法满足的权利要求。
《米示拿·公会篇》4:5在有关死刑案件证人须知的教导中,引用了原文中亚伯的“血”使用复数形式这一措辞,并将这一复数理解为既包括亚伯本人的血,也包括他本可能拥有的后代的血。这段文字将杀害一个人与毁灭整个世界相提并论,将保全一条生命与保全一个世界相提并论。不同抄本及文本传承对相关格言的措辞记载不一,其中包括是否限定为一个“以色列人”。不过,这段文字对亚伯的阐释,仍将杀人所造成的不可逆后果置于核心位置,以凸显作证一事的重大责任。
另一些传统则探讨该隐悔改的可能性。《创世记拉巴》描写该隐向亚当报告,说自己已经悔改,并就所受惩罚达成了和解。这种诠释使该隐成为思考“悔改回归”(teshuvah,即离弃过错、回归正途)的一部分,而不是将他简化为永远不变的邪恶化身。它也表明,《创世记》的简约叙事,与后世接受和阐释过程中由此引发的广泛问题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
希腊化犹太教的诠释则走向了另一个方向。生活于公元一世纪的亚历山大的斐洛,在《论亚伯与该隐的献祭》等著作中,对这对兄弟作了寓意式解读。亚伯代表一种将自己所有的一切归于上帝的心态,该隐则代表占有欲,以及将一切归功于自己的心态。二者的对比因而不再只是一段家族历史,也成为对灵魂取向的分析。斐洛的方法与拉比传统扩展叙事的做法有所不同,但两者都借这对兄弟,对动机与责任展开持续而深入的探究。这些解读的多样性十分重要:没有任何一种犹太教诠释,能够穷尽《圣经》文本本身的含义,或其在后世的各种运用。
基督教诠释:信仰、殉道与两座城
《新约》在几种不同的语境中提到该隐与亚伯。《希伯来书》11:4说,亚伯“因着信”献上了更美的祭物,虽然死了,却仍在说话。《希伯来书》12:24将与耶稣基督相关的所洒之血同亚伯的血作对比,说前者所传达的话比后者更美。这一比较使亚伯在基督教对无辜者受难的诠释中占据重要地位,同时也将他的血所作的见证与基督之死被赋予的救赎意义区分开来。
其他经文则着重于义与敌意。在《马太福音》23:35中,耶稣提及一连串无辜流血的事件,并以“义人亚伯”为起点。《约翰一书》3:12告诫信徒不要效法该隐,称他属于那恶者,并以他自己的行为邪恶、兄弟的行为公义这一对比,解释他杀害兄弟的原因。这段经文前后的论述关乎信徒彼此相爱。《犹大书》第11节则将“该隐的道路”列为恶行的例子。这些经文出于特定的神学目的及信仰群体的需要来诠释这对兄弟,作出了《创世记》本身并未以同样措辞表达的判断。
因此,亚伯成为基督教殉道的原型。他的无辜、横遭杀害以及死后仍持续作见证,使他成为后来为义受苦者的先驱。基督教的预表论也能将他与基督联系起来,而不必主张两个故事的每一处细节都相互对应。亚伯是被兄弟杀害的牧羊人;基督则在其他经文中被描绘为遭到杀害而后复活的好牧人。预表论所关注的是贯穿圣经历史、被认为彼此呼应的模式,而非认定其中的人物或事件完全相同。
希波的奥古斯丁在写于413年至426或427年的《上帝之城》中,赋予这一对比重要地位。尤其在第十五卷中,该隐与亚伯体现了由不同的爱所构成的两个群体。建城者该隐属于地上之城,而亚伯代表寄居世间的朝圣者,其最终归属并不取决于尘世的政治成就。奥古斯丁将该隐杀害亚伯与罗慕路斯杀害雷穆斯相比较,把这段圣经叙事与罗马建城传说中的暴力联系起来。不过,他所说的“两座城”是神学意义上的群体,并非简单地将所有国家等同于该隐、将所有教会机构等同于亚伯。
基督教对这一故事的接受与诠释,也包括将其敌意地套用于整个群体的做法。一些作者以该隐象征犹太人,声称他们世代背负着基督受死的责任。这属于论战性诠释的历史,并非《创世记》作出的认定;书中的这对兄弟生活在以色列出现之前。同样,对该隐记号的种族化解读也是后世的建构,而非圣经文本本身的内容。必须将叙事本身与这些引申应用区分开来,才能说明:一个讲述个人暴行的故事,何以会被转化为污名化整个群体的工具。
《古兰经》的记述与伊斯兰传统
古兰经在5:27–31中记述了阿丹两个儿子的故事,但没有提及他们的名字。与该隐和亚伯相对应的名字卡比勒(Qābīl)和哈比勒(Hābīl),见于后来的伊斯兰传统。两人都献上了供物;一人的供物获悦纳,另一人的则未获悦纳。未获悦纳的兄弟威胁要杀死获悦纳的那一位,后者回答说,真主只悦纳敬畏他的人。与《创世记》不同,《古兰经》的这段经文没有交代兄弟二人的职业,也没有说明他们所献的供物是什么。
供物获悦纳的兄弟随后宣告,即使对方向他伸手,要杀死他,他也不会伸手杀死自己的兄弟,因为他敬畏真主——众世界的主。这番话使拒绝以暴力还击成为这段记述的核心特征。它也明确提出,供物能否获悦纳取决于虔敬,而《创世记》并未明言这一解释。受威胁的兄弟接着谈到杀人者所背负的罪责,以及作恶所招致的惩罚。穆斯林释经传统结合罪责归属和暴力冲突的具体情境,对这些话的含义展开了讨论。
经文将这场杀戮描述为:行凶者的心灵使他能够下手,或使杀害兄弟一事对他产生了诱惑,事后他便成了亏折者。真主随后派来一只乌鸦,在地上刨挖,向他示范如何掩埋兄弟的尸体。凶手哀叹自己竟不及乌鸦,不知如何照着它的示范去做,并心生懊悔。乌鸦及其带来的埋葬启示,在《创世记》中并无对应内容。这些情节将注意力转向凶手行凶后的无助:有能力杀人,并不意味着理解死亡,也不意味着知道该如何对待死者。
紧接着的《古兰经》5:32指出,正因如此,真主为以色列的后裔订立了一项关乎杀人和救人的法令。经文将无正当理由地杀害一人与杀害全人类相比,将挽救一条生命与挽救全人类相比,同时明确列出以命偿命或在大地上作乱等例外情形。这一经文的位置,使兄弟二人的故事成为紧接其后的论述背景,用以阐明杀人罪行的极端严重性。
后来的古兰经注释(tafsīr)补充了兄弟二人的姓名、职业,以及对争端起因的种种解释,有时还采用与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有关的材料。这些补充内容应与《古兰经》自身的措辞区分开来。布哈里和穆斯林等人编纂的主要圣训集中,有传述指出,阿丹的长子要分担后世一切不义杀戮的罪责,因为是他开创了杀人的先例。这使故事进一步涉及开创恶行先例者所负的责任,但并不免除后世杀人者对自身行为的责任。
哲学问题与有争议的社会解读
“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在故事的语境中并不是一个开放的哲学问题。这是该隐在被问及一个已被他杀害的人时所作的回答。这句话之所以能够推诿责任,在于它佯装自己的责任范围仍未确定。不过,这句话确实引出了道德哲学中的一个问题:对他人的义务,究竟只源于协议、职务或明确的承诺,还是说,他人的脆弱处境本身就已对行动者提出了道德要求。
这个故事并未阐述任何关于社会契约、普遍权利或分配正义的理论。它发生在《圣经》后文所描述的成体系的法律制度出现之前。责任首先体现于亲属关系和共同的人性之中,而上帝的追问则表明,该隐不能仅凭拒绝回答就自行界定此事的性质。后世的伦理阐释可以将“兄弟”的含义扩展到血缘家庭之外,但这种扩展是诠释上的发展。叙事最直接的力量,来自对一种在文中被反复点明的关系的破坏。
这一情节也提出了道德运气与认可不均的问题。该隐和亚伯的供物得到了不同的回应,而叙述者并未充分解释其中的差别。关注分配正义的解读可能会追问,这种不对等是否合理;关注品格的解读则可能会追问,为何失望会转化为对第三者的攻击。这两个问题彼此相关,却并不相同。即便认可的分配显得难以理解,故事也没有让亚伯为该隐遭到拒绝负责。该隐的怨恨从他与上帝之间的纵向关系,转变为针对兄弟的横向暴力。
该隐与城市的关联,促成了从政治角度对暴力与文明所作的解读。《创世记》将城市的建立、专门技艺以及拉麦的夸口置于同一条家谱之中,却没有说每一座城市或每一种技术在本质上都具有杀戮性。奥古斯丁所作的神学对照,以及后世对政治权力的批判,都是在发展这一叙事安排所蕴含的可能性,而不只是在复述《圣经》明确提出的命题。同样,将亚伯浪漫化为和平牧人生活之代表的解读,也超出了文本本身:经文并未宣称牧业社会天生没有暴力。
那个起保护作用的记号,在后世社会中也产生了有害影响。一些后来的诠释者将其认定为深色皮肤,并以此支持种族等级制度或排斥行为。《创世记》既没有描述该隐的肤色,也没有将他的记号归于某一种族群体。这类解读还把他的故事与《圣经》中的其他叙事混为一谈,尤其是《创世记》第9章中迦南受诅咒的故事。从分析的角度看,这些解读的重要性在于,它们表明,一部文本可以被用来使其措辞中并不存在的社会界限获得正当性。区分叙事本身所说的内容与后世制度借其权威提出的主张,是负责任的历史诠释的核心。
文学、视觉艺术与现代接受
视觉呈现往往会为经文悬而未决的问题给出答案。艺术家必须为该隐安排姿态、选择场景,而且常常还要选定一件凶器,尽管《创世记》并未指明他使用了什么武器。在图像传统中,棍棒、石块和动物颌骨都曾出现。亚伯有时被描绘在祭坛旁,有时倒卧在田野中,有时则由悲痛的父母扶抱着。在献祭场景中,升起的烟、上帝的手势,或兄弟二人态度的对比,使蒙悦纳与遭拒绝的分别变得清晰可见。这些表现手法都是诠释,并非可以直接从《创世记》中找到的描述。
这一题材将少数人物与激烈的肢体动作结合起来,因此在欧洲绘画和雕塑中具有格外强烈的表现力。提香于16世纪40年代创作的《该隐与亚伯》,以强劲的动势和富于戏剧性的透视缩短法呈现了这场谋杀。彼得·保罗·鲁本斯也曾描绘这一杀戮场景,借搏斗本身展现力量、恐惧与脆弱。在这类作品中,观众亲眼看见了《圣经》叙述者仅用一句话交代的那个瞬间。这种扩展可以突出暴力的恐怖,却也可能使身体动作的视觉冲击盖过上帝的诘问,而后者才是经文叙述的重心。
在文学领域,拜伦勋爵的诗剧《该隐:一部神秘剧》于1821年问世。拜伦让该隐围绕死亡、知识以及承受祖辈遗留苦难是否公正等问题展开长篇辩论,并引入路西法作为他的对话者。《圣经》中的杀人者由此成为一个不断追问的主人公,他的反叛既体现在思想上,也具有破坏性。这是一种有意的改写:《创世记》并未让该隐就人类处境发表类似的议论。拜伦的处理属于浪漫主义对经文人物的重新塑造,借这些人物探究权威与个体意识。
夏尔·波德莱尔的诗作《亚伯与该隐》于1857年收入《恶之花》,将兄弟二人化为彼此对立的两大族系,并把该隐一系与贫困和反抗联系起来。约翰·斯坦贝克的小说《伊甸之东》(1952)则反复改写兄弟竞争、父母偏爱、罪疚以及作出不同选择的可能性等主题。小说对 timshel 一词的讨论源自《创世记》4:7,并将其解释为“你可以”,从而把经文中的告诫转化为关于道德自由的宣言。这一译法对斯坦贝克的小说至关重要,但作为对希伯来原文的解释,它并非毫无争议。
20世纪的重述也会颠覆沿袭已久的评价。在赫尔曼·黑塞的《德米安》(1919)中,该隐的记号被重新想象为非凡力量的标志,令人畏惧,而不再仅仅是罪犯的耻辱印记。若泽·萨拉马戈的小说《该隐》(2009)则将这一人物置于对多个《圣经》故事的批判性改写之中。这些作品既依赖读者对原始故事的熟悉,又对其传统解读提出质疑。作品中的该隐与亚伯是文学建构,受到现代人对权威、排斥与自由等问题的关切所塑造,并不能为古代叙事提供额外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