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殉道是指为见证基督教而承受死亡,尤其指因公开承认基督信仰、拒绝做出被认为与该信仰不相容的行为,或坚持被视为与基督徒信仰承诺不可分割的操守而遭到杀害。“殉道者”一词源自希腊语 martys,意为“见证人”。在基督教最初几个世纪中,这个词逐渐具有了与死亡相关的专门含义。基督教各传统通常将殉道与战死、蓄意自我毁灭,以及与信仰见证没有明确关联的苦难区分开来,不过这些界限一直屡有争议。
殉道塑造了基督徒对门徒生活、圣洁、宗教自由,以及教会与政治权力之间关系的理解。其典范是耶稣基督的受难与死亡,而对这一典范的诠释又与耶稣复活紧密相连。殉道者的事迹也为信仰群体提供了纪念历、圣地、勇气的榜样,以及集体身份的叙事。历史研究会区分死亡发生时的具体情境,以及此后群体将其认定、叙述并纪念为殉道的过程。
圣经基础与殉道者概念的形成
基督教殉道观的部分根基,可追溯至犹太教在迫害下坚守信仰的传统。但以理的同伴即使面临死亡威胁,仍拒绝遵从君王的命令敬拜;《马加比二书》第6至7章则记述了以利亚撒和七兄弟因拒绝违背祖传律法而死的事迹。这些记述将肉体的苦难与顺服、神的审判及复活联系起来,为早期基督徒抵制强制敬拜、怀抱超越死亡的盼望提供了先例。不过,基督教围绕基督被钉十字架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理解:殉道者是在追随基督,而不只是重演往昔某次堪为典范的死亡。
新约并未对殉道提出完全统一的专门定义。“见证”最初指的是为耶稣及其复活作证。《使徒行传》1:8记载,门徒受命作见证;在《使徒行传》22:20中,司提反则在叙述其死亡的语境下被称为耶稣的见证人。《启示录》2:13称安提帕为被杀的忠心见证人。这些用法促使见证与致命的迫害产生联系,却并不意味着这个词每次出现都含有死亡之意。从一般意义的“见证人”到专门称谓“殉道者”的转变,是逐步发生的,并非源于某一次正式决定。
《使徒行传》第6至7章记述的司提反之死,成为殉道传统的奠基性叙事。他遭受控告、看见异象、祈祷以及被石头打死的过程,在叙述上都与耶稣受难相呼应。他祈求不要将这项罪归于杀害他的人,由此确立了一个历久不衰的宽恕典范。《使徒行传》还记载了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在希律亚基帕一世治下被处死的事件。关于彼得和使徒保罗之死的传统,成为罗马基督徒群体记忆的核心,尽管《新约》并未叙述他们被处决的经过。后世有关使徒之死的记述,在成书年代和历史可信度上差异很大。
福音书既包含对迫害的警告,也对主动寻求迫害设有限度。《马太福音》10:23允许门徒从一座城逃往另一座城,而有关背起十字架的教导则表明,作门徒可能需要付出沉重代价。保罗的书信从与基督一同受苦的角度阐释苦难,却没有将一切痛苦经历都视为殉道。《启示录》赋予被杀的见证人在天上敬拜和神的审判中以显著地位。其中白衣、得胜和昭雪等意象,为后世殉道者敬礼提供了大量象征性语汇。
因此,早期基督教文献将几个仍可彼此区分的观念结合起来:公开作见证、坚定宣认信仰、效法基督,以及对复活的盼望。“宣信者”可以指遭受监禁或酷刑却未被杀害的人;而在日渐普遍的用法中,“殉道者”则指已经为信仰而死的人。各地的术语使用并不统一。这些区分的形成,反映出基督徒群体如何从纪念个别信徒之死,逐步转向认定一种特定的信仰见证形式。
罗马帝国境内的迫害与殉道
基督教殉道最初在罗马帝国境内形成制度化形态,但迫害既非持续不断,执行方式也不统一。基督徒可能因拒绝献祭、不参与某些城邦宗教活动,或被认为挑战了人们对神明、家族和统治者所负的传统义务而招致敌意。地方上的指控、民众暴力以及行省的司法裁决,往往比全帝国统一实施的政策更具影响。因此,现存证据并不支持基督徒曾连续三个世纪遭受系统性迫害的说法。
塔西佗记载,公元64年罗马大火后,尼禄惩处了基督徒。这一事件是表明基督徒身份在早期便与致命惩罚相联系的重要证据,但它并不意味着一项长期帝国迫害计划的开始。约112年,时任比提尼亚—本都总督的小普林尼向图拉真皇帝请示应如何处置基督徒。他们的往来书信描述了审讯、给予放弃信仰的机会,以及通过献祭和诅咒基督来进行的检验。图拉真指示普林尼,不应主动搜捕基督徒,也不应受理匿名指控,但允许惩罚那些受到指控后仍坚持信仰的人。
几部早期殉道叙事揭示了行省中的境况。《坡旅甲殉道记》描绘了士每拿主教拒绝弃绝基督的事迹;他的确切殉道日期仍有争议,通常被认为是在二世纪中叶。有关里昂和维埃纳殉道者的记述描述了177年的暴力事件,并保存了布兰迪娜、波提努等人的记忆。《佩尔佩图阿与费利西塔斯受难记》讲述了203年迦太基的处决事件,其中收录了据称出自佩尔佩图阿本人狱中记述的材料。这些文本不可或缺,但在利用其历史信息的同时,也必须注意神学观念如何塑造了这些叙事。
三世纪,帝国层面采取的措施波及范围更广。249至250年,德西乌斯要求帝国居民证明自己参与了献祭;现存的证明文书通常称为 libelli,记录了人们遵令献祭的情况。这项措施并非专门针对基督徒制定,却使拒绝此类崇拜的群体直接陷入危机。瓦勒良在257至258年推行的措施,则更明确地针对基督教领袖及其他基督徒群体;迦太基的西普里安于258年被处决。303年戴克里先统治时期开始的迫害,包括针对教堂、经书和神职人员的命令,后续措施又将不遵从宗教要求的基督徒列为打击对象。这些措施在各地区的执行情况差异很大。
迫害的终结是一个逐步展开的过程,而非单一事件。伽列里乌斯于311年颁布宽容敕令;313年,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在米兰达成的相关安排进一步扩大了宗教宽容,并推动归还被没收的财产。此后的政治冲突期间,一些地区仍有暴力事件发生。帝国最终接纳基督教,改变了殉道所处的环境:昔日反抗罗马权威的记忆,成为日益受到这一权威支持的教会备受尊崇的根基。依据现存证据,无法还原古代殉道者的可靠总数。
神学意义与伦理界限
基督教神学通常将殉道理解为对基督的见证,而不认为苦难本身具有独立的救赎能力。殉道者的死亡,其意义源于信仰、爱与忠贞。早期作者常将殉道与参与基督的受难及对未来复活的盼望联系起来。公元二世纪初,安提阿的依纳爵在被押往罗马受刑途中写作,以鲜明的意象描述自己如何经过野兽的利齿,成为上帝的麦子。他的措辞体现了与基督合一的强烈愿望,但这并不能证明所有基督徒都认为主动求死是正当的。
殉道也进入了有关洗礼与基督教的救赎的讨论。“血洗”一词逐渐被用来指尚未受洗者为基督而被杀的死亡;在若干传统中,这被认为能赋予圣事洗礼所具有的救赎效力。殉道也与罪得赦免及立即获得天上赏报联系在一起。这些主张关乎忠贞和上帝的恩典,而不是以肉体痛苦机械地换取救赎。基督教作者也会强调,若没有爱德或真正的信仰,单凭壮烈的死亡并不足以证明圣洁。
接受死亡与自行造成死亡或蓄意招致处决之间,存在一条重要的伦理界限。《坡旅甲殉道记》将坡旅甲的行为与昆图斯的行为作了对比:后者主动现身,却在随后的压力下屈服。亚历山大的克莱孟批评那些轻率地使自己陷入危险的人。逃亡、藏匿以及合法的自卫,并不一概被视为信仰上的失败。具体判断各有不同,尤其是在当局要求人们做出被视为叛教的行为时;但主流立场始终区分在威胁下持守信仰与刻意制造自身死亡的情境。
希波的奥古斯丁认为,使人成为殉道者的是受刑的缘由,而不只是所受的刑罚。这一原则的形成,部分源于不同基督徒群体围绕谁具有圣洁地位的争论。在论述自杀时,奥古斯丁否认宗教动机就能自动使自杀成为正当之举。后来,托马斯·阿奎那将殉道归为由爱德成全的勇德行为:坚定的忍耐指向一种超越肉体存活的善。这一框架将殉道置于德性伦理学之中,同时保留了勇敢忍耐与鲁莽涉险之间的区别。
另一个问题是,什么才算“为信仰”而死。一个人可能因拒绝偶像崇拜而被杀,也可能因保护他人、抵抗性暴力,或履行被理解为基督徒本分的义务而被杀。因此,天主教的相关讨论将信仰与体现信仰的德性和行为联系起来。玛利亚·葛蕾蒂于1902年在抵抗性侵时身亡,她获承认为殉道者,说明殉道并不限于被要求放弃信经的情形。此类个案需要辨明受害者的意图、施害者的动机,以及致死行为与基督徒信仰持守之间的联系。单凭受苦本身,并不能解答这些问题。
殉道叙事、圣遗物与群体记忆
对殉道者的纪念催生了独具特色的基督教文献。司法记录、狱中书信、行刑记述、讲道文、历书以及后世带有传奇色彩的叙事,都成为圣徒传记这一记述圣徒生平的文类的素材。有些存世文本包含接近司法程序实况的材料;另一些则重构人物的讲话,或依照圣经中的模式编排事件。因此,文学形式是解读这些文本的关键。一篇叙事既可能保留某次处决的历史核心,也可能借助献祭、竞技获胜、属灵争战或与基督成婚等意象来塑造其主人公。
《佩尔佩图阿与斐莉西塔殉难记》尤为重要,因为它在编者构建的叙事框架中,融入了据称出自佩尔佩图阿的第一人称材料,以及一则据称由萨图鲁斯讲述的异象。书中的监狱场景涉及家庭压力、母亲身份、迎接死亡的准备,以及基督徒之间的团结。因此,这篇记述不仅为迫害研究提供了材料,也为性别、社会地位及宗教权威的研究提供了依据。佩尔佩图阿、斐莉西塔、阿格尼斯和布兰迪娜等女性,成为信仰坚定不移的杰出典范。对她们的文学描写有时挑战了女性软弱的传统观念,同时也沿用了古代社会的性别观念。
殉道者的忌日被视为他们在天上的诞辰,信徒会在这一天举行纪念活动。在墓地举行的聚会将追思与祈祷联系起来,在许多地方还会举行圣餐。《波利卡普殉难记》已记载了信徒收集其遗骨并打算纪念他的事。随着时间推移,圣遗物——即圣者的遗骸及与其有关的物品——成为敬礼活动的中心。圣遗物的迁移使殉道者的临在得以超出原有墓地的范围,并将相距遥远的信徒群体联系起来。
基督教在帝国境内获得合法地位后,殉道者纪念圣所的规模日益宏伟。建在备受尊崇的墓地之上或附近的教堂,将基督教礼拜与迫害发生地的实际地理空间联系起来。罗马与彼得、保罗及劳伦斯有关的几座宗座圣殿,就是这一发展的重要例证。祭坛与圣遗物之间的关系,体现了基督的牺牲与圣徒见证之间的联系。前往这些地方的朝圣活动,也形成了接待、交流和资助的网络,并提升了当地的声望。殉道者的记忆由此融入建筑、历法、城市景观及圣物的流通之中。
这些实践在发展过程中,也受到批评与规范。教会当局曾对来历可疑的圣遗物、未经认可的敬礼活动和夸张离奇的故事提出质疑。后来,不同基督教传统在求告圣徒及敬礼其遗骸的问题上产生了尖锐分歧。历史研究同样会区分殉道者的死亡日期与现存最早叙事或有文献记载的敬礼活动的年代。一篇铺陈详尽的晚期记述,并不必然证明其中的人物是虚构的;但已有的敬礼传统,也不能证实记述中的每一处细节。纪念活动可以证明一个群体记住了什么、珍视什么;要确定最初死亡事件的具体情形,则还需要进一步分析。
中世纪的转变与罗马世界之外的接触
帝国政权的基督教化并未终结殉道,而是改变了基督徒认定殉道者时所处的政治与宗教环境。在萨珊帝国,四世纪沙普尔二世统治期间,尤其自340年代起,曾发生严重的迫害。基督徒与此时已信奉基督教的罗马帝国之间的关系,使那些可能遭到政治忠诚质疑的基督徒群体处境更加复杂。叙利亚语记述保存了对主教、教士、苦修者和平信徒的记忆。这些传统构成了东方教会及其他东方基督教群体传承的重要部分。
在其他地方,传教活动的扩展催生了新的殉道叙事。卜尼法斯于754年在弗里西亚遇害,布拉格的亚德伯于997年向普鲁士人传教时遇害。后人将这些死亡铭记为传福音事业的最终见证,但其发生的具体情境也涉及地方权威、文化冲突以及对外来干预的抵抗。因此,传教殉道者并非只是站在罗马总督面前受审的基督徒的翻版。这一类别形成于皈依、王室庇护与政治扩张可能相互交织的环境中。
穆斯林统治下的基督徒群体,在不同时期和地区经历了差异极大的处境。法律上的从属地位、经协商达成的共存、时有发生的强制行为以及具体的起诉案件,不能归结为单一模式。九世纪的科尔多瓦殉道者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案例。欧洛吉乌斯及其他作者为一些遭处决的基督徒辩护;这些人被处决前的行为包括公开谴责伊斯兰教,或卷入宗教身份争议。一些基督徒质疑某些具体事件中的蓄意挑衅行为。这些分歧揭示了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主动引发很可能导致自己被处决的冲突,是否构成正当的信仰见证。
中世纪拉丁基督教世界也将殉道话语用于涉及基督教君主的冲突。托马斯·贝克特于1170年在坎特伯雷大教堂遇害,此事很快便被解释为他捍卫教会权威、抵抗王权侵夺的结果;他于1173年被封为圣人。他的事例说明,殉道所涉及的可能是人们所认定的教会自由与权利,而非统治者消灭基督教的企图。它也表明,圣德、管辖权与政治记忆可以变得密不可分,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参与者的具体动机都完全相同。
中世纪对殉道话语的运用,并非全都涉及实际的杀戮。禁欲主义传统有时将终身的舍弃与克己视为殉道者赴死之外的另一条道路。中世纪早期的爱尔兰文献以颜色意象来描述不同形式的自我克制,其中包括“白色殉道”。这类表述有助于将基督教修道主义与那个被铭记为奠基时期的受迫害时代联系起来。与此同时,十字军运动引入了关于在宗教战争中死亡所具有的属灵价值的论述。武装战斗、悔罪方面的特许与殉道之间的关系始终复杂;通常的神学殉道者范型,并未就此等同于杀人而又被杀的战士。
宗教改革、教派冲突与相互竞争的殉道传统
16世纪的宗教改革使天主教会、新教和重洗派群体各自形成了一套相互竞争的殉道记忆。处决的背后,往往交织着教义、政治效忠、公共秩序和教会司法管辖权等问题。被某一当局判为异端或叛徒的人,在另一个群体的记忆中,却可能是忠于信仰的见证者。由于这些认定彼此冲突,必须区分法庭提出的法律指控、被判刑者对自身信仰的理解,以及后人赋予其死亡的意义。
扬·胡斯于1415年在康斯坦茨被处决,在后世新教的记忆中成为重要的先驱。宗教改革期间,马丁·路德的支持者纪念了1523年在布鲁塞尔被处决的亨德里克·沃斯和扬·范埃森。在英格兰,托马斯·莫尔和约翰·费舍尔因反对亨利八世的宗教安排而于1535年被处决,成为天主教重要的殉道者。玛丽一世统治期间遇害的新教徒包括休·拉蒂默、尼古拉斯·里德利和托马斯·克兰麦。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期间,某些天主教活动被法律视为不忠行为,天主教神父及支持他们的平信徒因此遭到处决;1581年被处决的埃德蒙·坎皮恩便成为天主教殉道者中的著名代表。
重洗派对遭受天主教和新教当局迫害的经历,形成了尤为丰富的记忆。费利克斯·曼茨因洗礼及宗教权威问题引发的冲突,于1527年在苏黎世被处以溺刑。后来的汇编着重强调拒绝报复、甘愿受苦,以及将基督徒的门徒生活与国家的强制权力分开。1569年被处决的德克·威廉斯因一则记述而闻名:他救起了一名跌入冰窟的追捕者,随后却再度被捕。这则故事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对死亡的叙述,更在于它将爱仇敌呈现为信仰见证的决定性行动。
印刷术扩大了这些叙事的传播范围。约翰·福克斯的《事迹与纪念》于1563年首次以英文出版,将新教徒的苦难置于围绕真正教会展开的漫长斗争史之中。蒂勒曼·J.范布拉赫特的《殉道者之镜》于1660年以荷兰文出版,成为重洗派群体的奠基性著作。天主教作者同样编纂了有关处决和迫害的记述,其中包括英格兰传教神父及海外受害者的经历。这类著作提供了人物姓名、言辞、插图和体现典范行为的场景,同时也依据各自的教派立场筛选和编排证据。
在处决发生很久之后,这些传统仍持续塑造着宗教认同。纪念活动既能保存国家暴力与个人信念的见证,也可能强化对其他基督徒的敌意描绘。后来的历史研究考察了这些作品中的遗漏、借用材料、编辑改动,以及叙事与现存司法文书之间的关系。现代普世教会运动有时促使人们跨越历史遗留的分歧,认可其他传统中的基督信仰见证者。共同纪念并不能消除教义分歧或最初的政治冲突,却能改变各群体理解另一传统中为信仰受苦之叙事的方式。
传教、大规模暴力与现代基督徒的信仰见证
基督教向欧洲以外地区的扩展,在殖民地与非殖民地环境中都催生了殉道传统。1597年,二十六名基督徒在日本长崎被处决。此后德川幕府施加的限制,尤其是十七世纪的限制措施,包括处决、驱逐,以及旨在查明基督徒身份的各种程序。其中一种称为“踏绘”的检验,要求疑似基督徒踩踏基督或圣母玛利亚的画像。后来被称为“隐秘基督徒”的群体,在长期与教会认可的神职人员隔绝的情况下,仍保存了部分宗教认同。这表明,面对迫害,人们的应对方式不仅有赴死,也有隐匿与适应。
在朝鲜,基督教最初主要通过研习天主教文献的平信徒网络传播。十九世纪的迫害留下了大量殉道者记忆,其中包括1846年被处决的金大建神父,圣名安德肋。在乌干达,卡巴卡(国王)姆旺加二世于1885至1887年间下令处决了一批天主教徒和圣公会信徒。两个教派各自形成了纪念这些遇难者的传统。这些事件涉及王权、社会义务与新的宗教归属之间各不相同的关系;若假定各地迫害都遵循同一模式,就无法充分解释这些事件。
殖民关系的纠葛使另一些历史情形更为复杂。反基督教暴力既可能针对被视为与外国势力有关的传教士,也可能针对信仰立场与邻里迥异的本地皈依者。1900年中国义和团运动期间,外国传教士和许多中国基督徒遭到杀害。确认遇难者身份、区分不同事件,以及考察宗教敌意与反抗外国势力之间的关系,是各自独立的历史研究任务。教会将遇难者认定为殉道者,本身并不能解决有关更广泛殖民背景的所有问题。
二十世纪发生的大规模暴力事件中,有许多基督徒遇难。在1915年及随后数年的亚美尼亚种族灭绝中,亚美尼亚人作为一个具有共同族裔与宗教身份的群体遭到迫害。基督徒身份是其群体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不能仅从个人是否有机会放弃信仰的角度来描述这场暴力。亚美尼亚使徒教会于2015年将遇难者集体封圣。纳粹统治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催生了其他形式的基督徒纪念传统。马克西米连·科尔贝于1941年在奥斯维辛自愿代替另一名囚犯赴死,天主教会于1982年将他封圣,尊为“爱德殉道者”。
现代事例拓展了关于信仰与公共行动之间关系的讨论。圣萨尔瓦多总主教奥斯卡·罗梅罗于1980年主持弥撒时遇刺身亡;其殉道身份获认定后,于2018年被封圣。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因参与抵抗纳粹主义,于1945年被处决。人们广泛纪念他,将其视为基督信仰的见证者,但各基督教传统对其死亡的定性并不完全相同。这些事例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或在施害者作出决定时,宗教动机与政治动机是否能够截然分开。它们也表明,不能简单地将殉道定义为神职人员遭到处决,或任何具有基督徒身份的人遭到杀害。
殉道者的认定、历史证据与分类争议
认定某人为殉道者,既是对其死亡的诠释,也是教会机构或信仰群体采取的一项行动。在天主教的封圣程序中,认定殉道通常需要调查死亡经过、受害者对死亡的接受态度,以及迫害者的 odium fidei,即对信仰的仇恨。这种仇恨可能直接针对基督教信仰,也可能针对被视为信仰表现的行为。调查会审查文献证据、证词及杀害事件的具体情境,而不是仅凭受害者的声誉作出推断。获认定为殉道者,通常可豁免宣福所需的奇迹要求;封圣之前一般仍须满足其他条件。
天主教的分类也将殉道与其他堪为典范的死亡形式区分开来。2017年,宗座牧函《没有比这更大的爱情》(Maiorem hac dilectionem)为某些出于爱德、自愿接受过早死亡的人,确立了以“奉献生命”通向宣福的独立途径。这项规定并非简单地将所有出于爱德的死亡重新界定为殉道。东正教与东方正统教会各有自身的认定程序和术语,包括“新殉道者”的传统。有些教会将“受难者”与专因宣认信仰而被杀害的殉道者区分开来:前者是指以忍受死亡的方式效法基督的人。新教的纪念活动则往往不依循统一的封圣程序。
历史研究提出的问题与上述问题相关,却并不完全相同。历史学家可以确认某人因拒绝献祭而被处决,却不必对其是否得救或具有圣德作出神学判断。反过来,一项历史悠久、广受认可的宗教纪念,其所依据的叙事,现存最早版本也可能远晚于所记述的死亡事件。相关证据包括法庭记录、书信、铭文、墓葬、礼仪历、手稿,以及对立者撰写的记述。考古学可以揭示一处朝圣地的发展过程,却未必能确定埋葬于此者的身份,也未必能证实书面殉难记述中的每一处细节。
人数尤其难以确定。古代文献有时使用惯用数字或笼统的群体描述;现代估算则可能将处决、针对群体的大屠杀、羁押期间死亡、战争死亡,以及被认为间接由歧视导致的死亡合并计算。这些类别回答的是不同的问题。被杀害的基督徒人数,并不自动等于因基督徒身份而被杀害的人数,而这两者也都不自动等同于某一教会所认定的殉道者人数。因此,要作出严谨的比较,就必须明确界定概念、时间范围和地域界限,并说明其中的不确定性。
殉道话语也引出了认识论与伦理学问题。甘愿赴死能够表明一个人对信念的笃定程度,却不能单凭这一点证明信念为真:持有彼此不相容信念的人,都曾接受死亡。“殉道者”这一称号也不意味着无需再审视其中是否存在胁迫、需要死者扶养的人受到何种对待,或保存殉道者记忆的机构有何作为。因此,当代学术研究将殉道视为死者、造成其死亡的行动者,以及诠释这场死亡的群体三者之间的互动。这些视角使研究者能够将同一事件作为宗教见证、政治暴力、法律行动,以及群体认同的持久源泉来考察,同时不将这些描述视为可以相互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