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教会是基督教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分支,主要形成于罗马帝国东部边界以外的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地区。其教会中心是位于今巴格达附近的塞琉西亚—泰西封都主教座,主要书面语言和礼仪语言为叙利亚语。中世纪时,其教区和传教团体从伊拉克、伊朗延伸至中亚、印度和中国。基督教在地中海世界以外扎根的过程中,东方教会是发挥重要作用的主要教会传统之一。
“东方教会”既可指中世纪的这一教会,也可泛指由当今数个教会延续的历史传统。这些教会包括亚述东方教会、东方古教会,以及属于另一共融体系的加色丁天主教会。东叙利亚传统在印度基督徒中也依然占有重要地位。这些教会在礼仪和历史记忆方面有诸多共同之处,但在当代并不构成单一的教会组织。
早期学术著作常将东方教会称为“聂斯脱利派”,但它并非由聂斯脱利创立,这一称呼也无法准确反映其神学。其历史涵盖波斯自主教阶体系的建立、关于基督的独特神学表述、广泛的传教活动、屡遭迫害与流离失所的经历,以及因继承问题和与罗马的关系而产生的分裂。
名称、地理背景与早期起源
“东方”最初指该教会位于罗马帝国疆界之外,尤其是在萨珊王朝境内;该王朝于224年至651年统治伊朗及美索不达米亚的大部分地区。这个名称并不泛指欧洲以东的所有基督教。东方教会与东正教及东方正统教会有所区别,尽管它们都属于广义的东方基督教历史范畴。“东叙利亚”指其文学、礼仪和教会传统,尤其用于区别与叙利亚正教会相关的西叙利亚传统。
在东方教会形成集中的教阶体系之前,美索不达米亚就已有基督徒群体。其起源涉及沿商路的人员往来、与犹太社群的联系、跨越帝国边界的迁徙,以及罗马境内人口被强行迁往萨珊领土等因素。传统将这些群体的建立归功于使徒多马、亚戴,以及亚戴的门徒马里。这些传统表达了对使徒传承的主张;其现存的文字版本并非一世纪传教活动的同时代记录。
埃德萨,即今土耳其东南部的尚勒乌尔法,是早期叙利亚语基督教的重要中心。不过,它在不同时期曾处于罗马统治之下,也不是后来宗主教座所在地。叙利亚语由埃德萨一带的一种阿拉米语方言发展而来,成为基督教经籍、神学和礼拜的重要语言。东方教会继承了这一更广泛的叙利亚语文化,同时在不同于罗马帝国境内基督教的政治环境中发展了自身的组织制度。
早期证据须根据各自的可靠程度区别对待。考古遗存、殉道记述、主教名录及后世编年史所提供的信息,其可靠性并不相同。《阿尔贝拉编年史》一度被广泛用于重建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最早期的主教世系,但其文本流传史存在争议,不能视为编订早期年代史时毫无疑问的依据。不过,到了四世纪,萨珊境内已有组织的基督徒群体和主教,其存在已得到确凿证据的支持。
“波斯教会”这一名称有助于说明上述政治背景,但不应让人以为其成员在族属或语言上完全属于波斯人。其成员包括讲阿拉米语的美索不达米亚人、伊朗诸族,以及出身多元的群体。同样,“聂斯脱里派教会”这一名称源于后来的教义争论,而非该教会最初的组织身份。现代学术研究在讨论这一历史上的教会组织时,通常倾向于使用“东方教会”;在描述与之相关的礼仪和文学传统时,则使用“东叙利亚”。
萨珊统治下的组织与自治
基督教与萨珊政权的关系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显著变化。帝国统治者与琐罗亚斯德教关系密切,但他们对待基督徒的方式因宫廷政治、战争及地方情势而异。君士坦丁之后,基督教与罗马皇帝的联系日益紧密,这可能使波斯基督徒受到猜疑,尤其是在两大帝国交战期间。尽管如此,镇压时期与教会获得官方承认、基督徒在宫廷任职以及教会得以巩固组织的时期仍交替出现。
公元四世纪,沙普尔二世在位期间开始了一场大规模迫害。塞琉西亚—泰西封主教西缅·巴尔·萨巴埃于341年前后被处决,叙利亚语殉道文献还记载了此后众多基督徒的遇害事迹。这些文本将历史记忆与神学及文学意图相结合,因此难以确定准确的遇害总数和个别事件的细节。然而,这场迫害成为教会集体记忆的核心,也深刻影响了教会对在非基督教统治者治下持守信仰的理解。
410年,在大公牧首以撒主持下,并有迈费尔卡特的马鲁塔参与,塞琉西亚—泰西封召开了一次具有决定性组织意义的教会会议。会议接受了325年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所确立的信仰,并将波斯各主教辖区编组为由都主教统辖的教省。塞琉西亚—泰西封主教的首席地位得到承认。“大公牧首”(catholicos)以及后来的“大公牧首兼宗主教”(catholicos-patriarch)这一头衔,体现了其对一个遍布广大政治疆域的教会所拥有的权威。
424年,在大公牧首达迪绍任内召开的另一次教会会议确认,东方教会的首席主教不应受外部教会权威的裁决。这有助于巩固其在教会管辖权上独立于罗马帝国境内主教的地位。此事发生在431年聂斯脱里遭谴责之前,表明不能仅将这种制度上的分离归因于聂斯脱里争议。地理条件、政治主权以及解决内部争端的需要,也各自发挥了重要作用。
教会的生活纪律也在这些条件下逐步发展。五世纪末的几次教会会议允许主教和其他神职人员结婚,使东方教会的做法有别于其他地区日益奉行独身制的主教群体。后来的改革重新确立了主教独身的规范,但已婚男子仍可被按立为司铎。备受争议的尼西比斯都主教巴尔扫马在这一时期颇具影响力,但将每一项制度或教义变革都归于他的说法,过度简化了一个复杂的过程。
由此形成的组织体系以宗主教为中心,同时保留了相当程度的地区多样性。都主教监督教省内的各位主教,教会会议则就按立、婚姻、教会财产及纪律制定规章。政治边界有助于界定教会的自治范围,但其不断发展的传教网络最终将这一组织体系带到了远超萨珊疆域的地方。
基督论与神学的形成
东方教会信奉三位一体、耶稣基督的神性与人性,以及道成肉身的救赎意义。其独特的神学语言形成于有关神性与人性如何在基督内结合的争论之中。这些争论既涉及实质性的分歧,也涉及希腊语与叙利亚语概念体系之间的翻译困难。
431年的以弗所公会议谴责了前君士坦丁堡主教聂斯脱里。聂斯脱里反对他认为混淆了基督神性与人性的表述,尤其反对以某些方式使用意为“诞神者”的 Theotokos 一词来称呼马利亚。东方教会后来尊崇他,但他既不是该教会圣统制的创立者,也没有为其神学提供完整的框架。影响更为根本的是摩普绥提亚的狄奥多若,他的圣经诠释与基督论述在东叙利亚各学派中取得了权威地位。
486年的东方教会主教会议明确肯定基督的神性与人性彼此有别,同时坚持二者的联合。此后的神学发展尤其与约生于551年、卒于628年的大巴拜有关。巴拜在著作中阐明了这样的表述:两个 qnome 联合于基督作为圣子的一个 parsopa 之中。这些术语不能机械地对应于英语的“persons”(位格),也不能直接套用其他教会所使用的希腊语专门术语。在这一语境中,qnoma 指一种本性的具体实存,而 parsopa 则指圣子唯一的位格实在。
因此,声称该教会只是教导“基督内有两个位格”,是一种误导。其神学家力求维护神性与人性各自完整的实在性,同时避免将基督分成两个儿子。他们尤其关注,对联合的解释不应暗示神性曾经受苦或发生改变,也不应暗示基督的人性缺乏其自身完整的特征。反对者认为,东方教会的某些表述未能充分体现位格的统一;而东方教会的作者则认为,与之对立的表述容易混淆两种本性。
神学教育通过与埃德萨和尼西比斯相关的学术机构发展起来。489年埃德萨的波斯学派学校关闭后,尼西比斯的地位变得尤为重要。约于500年去世的纳尔赛通过韵文讲道和圣经阐释,帮助塑造了该校的教学传统。学习内容包括圣经、教义注释、礼仪阐释,以及有助于论辩与诠释的学科。
东叙利亚神学并非只关注论争或学理研究。七世纪的苦修作家尼尼微的以撒曾短暂担任尼尼微主教,留下了关于祈祷、怜悯、悔改和灵性洞察的教导。他的著作广泛流传于东方教会之外,影响了希腊语、阿拉伯语、格鲁吉亚语、斯拉夫语及其他基督教传统中的读者。这种接受与传播表明,教会的疆界并不等同于灵修文献流传的范围。
礼仪、圣事与宗教生活
东叙利亚礼保存了基督教延续至今最古老的礼仪传统之一。古典叙利亚语一直是其传统礼仪语言,不过当代各地信众也使用当地语言。其崇拜融合了圣经诵读、圣咏吟唱、应答圣歌、游行、祈祷,以及独具特色的圣餐礼仪。主日的主要礼拜通常称为“神圣库尔巴纳礼”,名称源自叙利亚语中意为“奉献”的词。
最著名的感恩祷文是阿代与玛理感恩经。其传统形式并不像许多其他礼仪那样,以一段连贯的圣餐设立叙事,引述基督就饼和酒所说的话。尽管如此,它仍通过感恩、纪念、奉献和呼求,连贯地表达圣餐的奥秘。其他东叙利亚感恩经则被归于摩普绥提亚的狄奥多若和聂斯脱利,分别用于礼仪年中的特定场合。
这一传统对圣事生活的理解涵盖洗礼、圣餐、圣秩及其他礼仪,但其分类方式在历史上的发展,并不始终与拉丁教会的七件圣事清单相同。逝于1318年的中世纪神学家阿卜迪朔·巴尔·布里卡,在列举圣事奥秘时,也将圣酵和十字圣号列入其中。因此,应当依据这些清单自身的神学用语来理解,而不应将其视为与后世西方分类不完全对应的版本。
圣酵称为 malka,是这一传统独有的特色之一。圣酵经保存和更新,用于制作圣餐饼;教会传统将其与圣餐的使徒起源联系起来。它的重要性在于通过礼仪表达传承的延续与共融;相关的起源叙事并非有独立史料佐证的公元一世纪实践记录。洗礼同样沿用传承下来的仪式次序,包括祈祷、傅油,以及浸水或洗濯。
礼仪年围绕救恩历史中的事件安排崇拜,以领报期为起点,依次经过圣诞期、主显期、大斋期、复活期及之后的各个时期。大斋期前守行的尼尼微斋,是为纪念《圣经·约拿书》中尼尼微人的悔改。每日时辰祈祷和各礼仪时期的圣歌,将团体祈祷与《诗篇》及圣经的其他部分联系起来。
修道院是崇拜、抄写手稿、教育及选拔主教的重要中心。逝于586年的卡什卡尔的亚伯拉罕,是一位重要的改革人物,与尼西比斯附近伊兹拉山上的修道院关系密切。修道院并非与教会争议或经济生活隔绝:它们拥有财产,培养神职人员,维系著述与交流网络,有时还成为反对宗主教政策的中心。在政权更迭之际,这些修道机构帮助教会维持了延续。
伊斯兰统治下的生活与学术文化
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萨珊帝国,使东方教会置身于以伊斯兰教为主导的新政治秩序之中。基督徒通常作为受保护的非穆斯林社群生活,其所处的制度安排一般归入齐米保护制度的范畴。这些安排可以允许基督徒举行礼拜、由本社群领袖管理事务,并在部分内部事务上享有司法管辖权,同时也向他们征税,施加法律上的限制。其实际运作因时代、地区和统治者而有很大差异。
宗主教作为获承认的宗教社群的代表,与总督和哈里发往来。762年巴格达建城,使该地区的政治与学术中心发生转移。提摩太一世于780年至823年担任宗主教,其任内,宗主教驻地与阿拔斯王朝的都城建立起联系。提摩太留存至今的书信记录了教会行政事务、学术兴趣,以及同远方社群的通信。关于他与哈里发马赫迪讨论宗教的一篇记述,也是伊斯兰环境下基督教护教文献的重要范例,不过它是一篇经过文学加工的叙述,而非逐字实录。
东叙利亚基督徒在医学和希腊学术的传播方面表现突出。侯奈因·伊本·伊斯哈格约生于808年,卒于873年,曾将医学和哲学著作译成叙利亚语及阿拉伯语,并修订已有译本。他与相关学者的工作,使阿拉伯语读者得以接触盖伦及其他希腊作者的著作。这项工作需要比对抄本、厘清术语,并针对不同语言的读者群体编写合适的译本。
这场翻译运动既非完全由基督徒推动,也非仅限于东叙利亚传统。其中有穆斯林赞助者、来自多个基督教传统的学者,以及超越教会机构范围的学术网络参与。尽管如此,叙利亚语教育和双语能力仍使东方教会成员成为其中的重要参与者。他们的工作推动了阿拉伯语世界中医学、逻辑学和哲学的发展,而他们自身的宗教身份并未因此消失。
阿拉伯语逐渐成为与叙利亚语并行的重要基督教写作语言。作者们用阿拉伯语撰写护教著作、阐释教义,并与更广泛的学术世界交流。叙利亚语则仍在礼仪和教会内部的许多学术活动中占据核心地位。这种多语环境既带来了延续,也带来了变化:原有的希腊语和叙利亚语概念范畴,在与伊斯兰神学和阿拉伯语哲学词汇的对话中得到重新表述。
东方教会在伊斯兰政权统治下的境遇,既不能概括为始终受到宽容,也不能说是持续遭受迫害。基督徒可以担任医生、文书和译者等颇具影响力的职位,但各社群也经历过限制、财产没收、暴力,以及改宗压力。语言、聚居格局、赞助关系和宗教归属的长期变化,逐渐改变了教会在伊拉克和伊朗的人口基础。
向中亚、中国和印度的扩展
东方教会的传教扩展沿着通常统称为丝绸之路的商业与政治网络展开。商人、修士、移民及外交使节将基督教传播到各个城市和游牧地区。随后建立的教会组织通过主教和都主教座,将其中一些团体与牧首区联系起来。现存文献记录并不连贯,因此,某个地名出现在牧首区的名录中,本身并不能证明当地基督徒人口的规模或其延续时间。
基督徒团体在木鹿、撒马尔罕等中亚重镇逐渐形成,叙利亚文基督教文献也被译成粟特语、古突厥语等语言。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写本显示,当地存在为使用多种语言的受众改编的经文、礼仪及灵修文献。伊塞克湖周边地区的基督徒墓碑,其中许多可追溯至十三、十四世纪,进一步证明当地存在定居的基督徒团体;这些团体既使用叙利亚语教会用语,也保有本地姓名和身份认同。
基督教早期传入中国最明确的标志,是修士阿罗本于635年抵达唐朝宫廷。638年,朝廷下诏准许传播基督教教义。这些事件记载于781年竖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碑文叙述了“景教”的历史,兼有汉文和叙利亚文内容。其用语取材于中国的宗教与思想环境,展现了传教士如何借助既有的书面语汇阐释基督教观念。
这块碑并不能证明基督教曾均匀地传播到中国各地。它所提供的证据,主要涉及某些与宫廷有联系的团体及城市中的信徒群体。845年对外来宗教机构的打压,使唐代基督教受到严重冲击。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时期,又有充分文献记载基督徒团体的存在,但这些后来的群体与唐代教会之间究竟有何联系,仍不确定。
在印度,马拉巴尔海岸的圣多马基督徒与东叙利亚教会生活保持着持久的联系。按照他们的传统,其信仰源自使徒多马。尽管最早期的年代脉络难以确定,但他们与来自波斯世界的主教及基督教网络之间的联系,在历史上有据可查。六世纪旅行家科斯马斯·印第科普莱乌斯曾记述印度的基督徒,以及迦利亚那一位由波斯方面委派的主教。
印度基督教将跨地域的主教联系与本地社会制度及领袖体系结合起来。总执事在信徒团体的管理中尤为重要。依靠从西亚前来的主教,并不意味着印度基督徒只是侨民组成的教会:他们在保留叙利亚语礼拜的同时,也发展出了扎根本地的传统。这些联系历经政治变迁和交通中断仍得以延续,最终在十六世纪葡萄牙教会当局试图重组印度基督教时,成为冲突的一个主要焦点。
与蒙古的联系及中世纪晚期的衰退
蒙古帝国的形成,为基督徒在欧亚大陆各地旅行以及教会之间的往来创造了新的机会。被纳入帝国的各族群中,有些成员信奉东叙利亚传统的基督教,其中包括克烈部和汪古部的部分群体。信奉基督教的女性也在蒙古统治家族中占据着颇具影响力的地位。这些联系能够为教会争取庇护,却并不意味着整个帝国信奉基督教,也不意味着帝国确立了统一的宗教政策。
拉班·巴尔·扫马和雅巴拉哈三世的经历,展现了教会联系网络所及的广阔范围。两人都出身于中国北方的基督徒社群,并于十三世纪晚期西行。雅巴拉哈于1281年成为牧首。拉班·巴尔·扫马随后担任伊儿汗阿鲁浑的使节,于1287至1288年前往西欧,会见各国统治者和教会领袖,力图促成政治联盟。他的旅行记述提供了一个罕见的视角,呈现了一位来自亚洲、秉承东叙利亚传统的基督徒眼中的中世纪欧洲基督教。
蒙古统治者的庇护始终取决于具体形势。伊儿汗合赞于1295年皈依伊斯兰教,标志着伊儿汗国的宗教环境发生了重要转变。在这一时期,基督徒时而遭遇暴力袭击并失去保护,不过各地政策与实际情况并不相同。1310年针对埃尔比勒城堡内基督徒居民的袭击尤具破坏性,当时正值雅巴拉哈三世担任牧首期间。
整个十四世纪,教会分布广泛的网络不断收缩。政治分裂阻碍了旅行,也削弱了教会获得的庇护;战争破坏了城镇和修道院;改宗与迁徙使部分社群人数减少;疫病则波及欧亚大陆更广泛的人口。1368年元朝在中国的统治结束,许多外来基督徒社群赖以活动的政治框架随之消失。基督教在中国某些具体地方消失的详细过程,至今仍缺乏充分的文献记载。
十四世纪末至十五世纪初,帖木儿的征战给伊拉克、伊朗及邻近地区的部分地方带来了进一步的毁灭。这些征战是教会衰落的重要因素,却不应被视为足以单独解释所有东方教区消失的原因。各地社群消失的时间并不一致,而且在许多地区,史料只是从此不再提及它们,并未记载某个决定其最终命运的事件。
教会的组织重心日益收缩至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包括摩苏尔一带,以及更偏东北的山区。一些地方社群仍保有实力,使牧首教座得以延续,但连接美索不达米亚与中国的广阔网络已不复存在。印度仍是一个重要的例外:当地秉承东叙利亚传统的基督徒群体延续了下来,尽管与牧首驻地保持定期联系变得更加困难。
牧首传承的分裂及与天主教的关系
到了十五世纪,牧首的继承日益集中于特定家族。牧首之位往往由叔伯传给侄子,这种制度虽不违背主教独身制,却容易因指定继承人的年龄、资历和品行而引发争议。对世袭继承制的反对促成了1552年的分裂,成为东叙利亚诸教会制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持反对立场的主教及其他教会领袖推选修士约翰南·苏拉卡为牧首。由于他们缺少足够的主教,无法独立确立他的牧首地位,苏拉卡便前往罗马。他宣认天主教信仰,接受主教祝圣,并于1553年获教宗儒略三世承认为牧首。他随后返回当地,却遭监禁,并于1555年被杀。他的当选形成了一支相互对立的牧首传承,而非立即使整个东方教会与天主教会共融。
这些传承后来的历史,不能简单归结为一支始终未变的“聂斯脱里派”与一支从未中断的天主教派之间的分野。始于苏拉卡的牧首传承最终停止了与罗马的共融;其历任牧首采用“示门”之名,并以哈卡里山区的库德沙尼斯为驻地。在1662年至1700年间担任牧首的示门十三世·丁哈,通常被认为是这一传承与罗马彻底分离的关键人物。
与此同时,东叙利亚各社群中也出现了其他归向天主教的运动。1681年,阿米德的若瑟一世获得罗马承认,建立了若瑟系牧首传承。阿尔科什一带较古老的以利亚牧首家族,其成员也与罗马展开谈判,在彼此竞争中各自寻求与罗马建立关系。1830年,约翰南八世·霍尔米兹德最终获承认为加色丁牧首,由此整合形成的圣统制,后来发展为现代加色丁天主教牧首体制。在这种教会语境中,“加色丁”指的是一个东叙利亚传统的天主教会,不应将其直接理解为古巴比伦宗教延续至今的表述。
在印度,葡萄牙的干预引发了另一系列变化。1599年的迪安佩尔宗教会议使圣多马基督徒受到拉丁教会权威更严格的管辖,并要求修订宗教文本和礼仪实践。对葡萄牙控制的不满促成了1653年的曲十字誓言。此后发生的分裂,并非立刻就界限分明地形成了今天的各个教派。
随着时间推移,印度的一支主要教会在保留东叙利亚传统的同时,维持或恢复了与罗马的共融,成为叙利亚-玛拉巴教会。其他群体则与西叙利亚圣统建立联系,并采用西叙利亚礼仪。后来,还有一个规模较小的社群与亚述牧首区保持直接联系,在印度通常称为加色丁叙利亚教会。这些相近的名称所指的教会归属关系各不相同,必须仔细区分。
现代社群、流离失所与普世教会关系
十九至二十世纪,与传教士的接触、国家权力的集中、战争和迁徙,深刻改变了延续至今的东叙利亚基督徒社群。以哈卡里为中心、隶属宗主教的社群,与当地部落及山区社会保持着独特的关系;其他东叙利亚基督徒则居住在摩苏尔、乌尔米耶及邻近地区的城镇和村庄。天主教、圣公会、俄罗斯正教及新教的传教机构,与这些社群建立了形式各异的教育、教会和政治联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斯曼帝国及邻近战区的亚述人和其他叙利亚基督徒群体遭受了大规模屠杀、驱逐、饥荒和流离失所之苦。在叙利亚基督徒社群的集体记忆中,这些事件常被称为赛福,意为“刀剑”。宗主教示门十九世·本雅明于1918年遇害。来自哈卡里和乌尔米耶地区的幸存者辗转于各处难民安置点,随后在伊拉克、叙利亚及更遥远的国家建立了社群。1933年伊拉克西梅莱的屠杀又造成了更多死亡和流离失所。
20世纪60年代,非天主教的东方教会内部因历法改革、宗主教世袭继承制和教会管理方面的争议而发生分裂。东方古教会由此形成独立的圣统制,多马·达尔莫于1968年被祝圣为宗主教。亚述东方教会则继续由自身的宗主教领导。尽管在组织上彼此分立,这些教会仍共享东叙利亚传统中核心的教义与礼仪遗产。
示门二十一世·以赛于1975年去世后,丁克哈四世于1976年当选,结束了亚述宗主教一系的世袭继承制。宗主教驻地曾在中东以外维持数十年,这反映了海外散居社群日益增长的重要性。2015年,随着格瓦尔吉斯三世当选,宗主教座迁回伊拉克,设于埃尔比勒。不过,北美、澳大利亚和欧洲的会众仍是教会组织与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现代普世教会运动中的对话,着力处理长期以来以“聂斯脱里派”这一标签所概括的分歧。1994年11月11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与宗主教丁克哈四世签署了一份共同基督论声明。声明确认双方共同相信,基督是真天主,也是真人,二者结合于同一位格;同时承认,在这一共同信仰之内,两教会以不同方式表达对玛利亚的敬礼,均具有正当性。该声明并未确立完全的教会共融。
2001年,天主教当局承认亚述东方教会所使用的《阿代与马里感恩经》有效。相关准则规定,在特定牧灵情形下,亚述东方教会与加色丁教会的信徒可以有限度地相互领受圣体。这些安排旨在回应相关社群的实际处境:其成员有时可能无法获得本教会神职人员的牧灵服务。
如今,东叙利亚传统的保存工作包括手稿保护、神职人员教育、礼仪书籍出版,以及在教授散居地社会语言的同时开展叙利亚语教学。现代口语新阿拉米诸语言与古典礼仪叙利亚语存在亲缘关系,但并不相同。因此,人口迁徙和语言转变,使礼拜传统、文学及社群历史知识的传承,成为承袭这一传统的各教会在组织层面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