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是君士坦丁大帝于325年在比提尼亚的尼西亚(今土耳其西北部的伊兹尼克)召集的基督教主教会议。天主教会、东正教会、东方正统各教会以及许多新教传统的教会均承认它是第一次大公会议。这次会议成为基督教教义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事件。其最主要的神学决议确认,上帝之子与圣父“同质”,并否定了阿里乌所主张的圣子由上帝创造而存在的教导。
会议还颁布了二十条教会纪律法规,处理了埃及教会的一场分裂,并力求就复活节的庆祝达成共识。会议的意义不限于当时作出的各项决议:一位皇帝召集了来自罗马帝国广大地区的主教,共同解决信仰与教会秩序问题。然而,尼西亚公会议既未终结有关圣子与圣父关系的争论,也未立即确立一套普遍接受的神学术语。其信经历经数十年的诠释、争论以及教会体制的接纳,才获得了持久的权威。
帝国与教会背景
会议召开时,基督教的公共地位正经历迅速转变。四世纪初,基督徒遭受了戴克里先于303年发起的迫害。教堂遭到摧毁,经书被没收,神职人员及其他基督徒遭到监禁或惩处,不过各地的执行力度差异很大。伽列里乌斯于311年颁布的宽容敕令,以及君士坦丁和李锡尼于313年在米兰议定的相关措施,推动了迫害的终结,并为归还被没收的基督徒财产作出规定。到325年,主教们已能在皇帝支持下集会,而不再面临官方镇压的威胁。
君士坦丁于324年击败李锡尼,成为帝国唯一的统治者,东部各行省也随之归其直接管辖。因此,这些行省中的教会争端成了皇帝亟须关注的事务。君士坦丁认为宗教和睦对其统治的稳定至关重要,也认为自己对基督教会负有责任。他对尼西亚会议的介入,是此前一系列干预的延续,其中包括通过主教听证会议以及314年的阿尔勒会议,力图解决北非的多纳徒派争端。因此,皇帝支持教会裁决争端的做法早于尼西亚会议,只是后者的地域代表范围更加广泛。
基督徒群体当时已经拥有解决争端的制度。主教们通过地区性宗教会议,审查有争议的教导,裁断教会纪律案件,并规范各教会之间的关系。亚历山大里亚、安提阿和罗马等城市的影响力超出了本地会众的范围,但后来的牧首区制度尚未发展成熟。尼西亚会议沿用了这些既有的主教议事惯例。它并非将此前互不相关的信徒群体整合为一个新建的教会组织,也不是首个在与会者所代表地区内作出具有约束力之决议的会议。
尽管如此,帝国资源与主教议事相结合,仍使教会得以在前所未有的规模上开展行动。君士坦丁能够提供交通便利,召集远方的主教,供给他们的食宿,并以流放手段强制执行决议。主教们则提供会议达成解决方案所依赖的经文诠释、传承教导与教会裁断。这些职能彼此有别,却又紧密相连。会议决议形成于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环境之中:神学信念、地区教会之间的关系,以及皇帝对统一的要求都发挥了作用,不能将其归结为其中任何单一因素。
阿里乌与关于圣子的争论
这场神学危机直接发端于亚历山大里亚。当地司铎阿里乌与其主教亚历山大里亚的亚历山大发生了冲突。争论始于310年代末或320年代初,确切的起始时间仍不清楚。争论的核心是:基督徒应当如何理解圣父上帝与先存的圣子之间的关系;按照基督教信仰,世界是藉着圣子创造的。双方都援引圣经作为依据,都区分圣父与圣子,也都力求维护对唯一上帝的信仰。他们的分歧在于,圣子究竟具有怎样的存在与神性。
阿里乌主张,唯有圣父没有起始,圣子则因圣父的意志而获得存在。尽管圣子在万世之前便已存在,其独特地位也高于其他受造物,但他并非与圣父同为永恒。与阿里乌相关的表述包括:曾有一种状态,圣子尚不存在。阿里乌可以称圣子为神,但在他的论述中,圣子所承受的神性与圣父无所由来的存在是有区别的。后来,阿里乌主义这一名称涵盖了范围广泛得多的立场,其中并非所有立场都与阿里乌本人的教导一致。
亚历山大及其支持者则主张,圣子永恒地属于圣父的神圣实在。他们推论说,如果上帝永恒地为父,圣子就不可能有存在的起点。他们的立场也体现了对救恩的信念:使人类与上帝联合的那一位,无论多么崇高,都不可能仅仅是受造物。争论涉及的经文包括《约翰福音》1:1,其中将“道”描述为具有神性;以及《箴言》8:22,其希腊文本中关于智慧被“创造”或“立定”的措辞,被援用于有关圣子的辩论。双方都不认为这是一场脱离基督教敬拜或救赎的抽象争论。
地方教会的谴责未能遏制冲突。阿里乌向埃及以外的主教寻求支持,尤其是尼科米底亚的优西比乌,而持不同立场的书信也在各教会之间流传。神学用语上原有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分歧。一些主教担心,坚持圣子与圣父完全平等,可能会抹去二者之间的区别;另一些主教则担心,强调二者的区别会割裂上帝,或将圣子降为受造物。最终形成的尼西亚信仰表述,采用了并非直接出自经文本身的术语来处理这一问题。这一表述的获采纳,也显露出当时各方对于“本质”“存在”和“个体实在”等术语的确切含义,远未形成共识。
召集、与会者及议事过程
君士坦丁最初试图调解。他派颇具影响力的西方主教科尔多瓦的何西乌携信前往亚历山大里亚,敦促亚历山大与阿里乌结束分歧。调解失败后,一次全教会会议随即获召集。安居拉似乎曾是较早拟定的会址,但尼西亚交通便利,又靠近位于尼科米底亚的皇帝驻地,因此更具优势。会议于325年春末至夏季举行。根据现存史料,无法确切确定开幕日期及各次会议的先后次序。
与会主教的人数同样无法确定。亲自与会的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记载有250余人;其他古代记载则给出了不同的总数。318人后来成为传统说法,并在基督教的历史记忆中获得了象征意义。大多数与会者来自帝国东部各省。西方代表相对较少,其中包括何西乌,以及代表罗马主教西尔维斯特的两位罗马司铎维图斯和文森提乌斯。一些主教曾在不久前的教难中受苦,这使此次聚会与教会在此前诸位皇帝统治下的经历联系起来。
后来在这场争论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几个人物,在325年所扮演的角色与其日后有所不同。亚历山大里亚的亚他那修当时以执事身份随亚历山大出席,并非以主教身份独立行使表决权。阿里乌是一名司铎,其教导正受到审查。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既是与会者,也是议事过程的重要见证人。尼科米底亚的优西比乌则是另一人,他与阿里乌一派关系密切,在政治和教会事务中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君士坦丁向与会者致辞,并积极促成共识,但现存史料并未提供完整的议事记录。各个阶段由谁主持、委员会如何运作、历次草案如何拟定等问题,都无法像研究某些后来的公会议那样得到精确解答。何西乌的显要地位,以及历来流传的签署名单中他所处的位置,都表明他发挥了重要的协调作用。优西比乌的记述将皇帝描绘成一位致力于调解的参与者,但这份记述带有颂扬色彩,因此必须将皇帝的自我形象塑造与完整的程序记录区分开来。
最终的信经几乎得到全体主教的签署认可。托勒迈斯的塞孔杜斯和马尔马里卡的塞奥纳斯两位主教拒绝签署,并与阿里乌一同遭到流放。然而,接受同一份文本,并不意味着所有签署者对其中术语都有完全相同的理解。有些人接受这些措辞,是因为它们排除了阿里乌的教导,却未必赞同后来附加于这些措辞之上的每一种解释。正式签署与稳固的神学共识之间的区别,有助于解释为何会议表面上的一致未能阻止争论再起。
信经与“同质”的含义
公会议最主要的教义声明是尼西亚信经的最初版本。信经开篇宣认相信独一的上帝,即全能的父、一切有形无形之物的创造者,接着宣认相信独一的主、上帝之子耶稣基督。其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措辞称,子由父所生,是“独生的,即出自父的本质”,“出于真上帝的真上帝”,且“受生而非受造”。随后,信经宣告子与父 homoousios,通常译为“同质”“同一本质”或“同体”。
同质一词划定了一条仅凭《圣经》措辞未能明确划定的界线。争论各方可以使用相同的圣经称号,却赋予它们不同的含义。信经肯定子出自父自身的本质,并非受造,由此排除了子属于受造界的说法。这个术语并未完整解释父与子之间的关系,却排除了二者在神性本体上存在根本不平等的可能。它由此成为基督教神学中影响最深远的专门术语之一。
信经还叙述了子为拯救人类而降临、道成肉身、受难、复活、升天,以及将来施行审判。它对圣灵的宣认十分简短:“又信圣灵。”因此,尼西亚公会议并未提出与381年君士坦丁堡公会议相关的信经中那套较为完备的圣灵表述,也没有阐明后来才趋于定型的“一个神性本质、三个位格”之区分。它当时直接关注的是子与父的关系,而这一问题所处的更广泛信仰框架,后来被表述为三位一体教义。
信经附有绝罚条款,谴责的主张包括“曾有一时他不存在”、子出自原本不存在之物,以及子是受造的或可以改变的说法。这些条款还谴责子出自另一种 hypostasis 或 ousia 的说法。这两个希腊语术语并列使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325年,它们的含义可能重叠,而后来的拥护尼西亚信仰的神学则对二者作了更细致的区分。因此,若以较晚形成的定义来理解此次公会议的用语,就可能误以为其中存在自相矛盾之处。
公会议并没有创立基督教关于基督具有神性的信仰。此前的基督教文献与崇拜实践已经以多种方式赋予基督神圣地位。公会议所作的干预,是将对这一地位的一种解释确立为判断是否保持教会共融的规范性标准,并将与之竞争的解释斥为异端。但另一方面,它也没有解决此后有关基督的一切问题。后来围绕基督人性与神性之关系的争论,需要使用不同的术语,也促成了更多公会议的召开。
教会纪律与二十条教规
尼西亚公会议除制定信经外,还颁布了二十条教规,处理教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这些规定涉及圣职授任、神职人员行为、主教管辖权、重归教会及礼拜,表明会议议程并不限于阿里乌之争。教规所涉及的议题也反映出,教会在经历迫害、迅速扩张和内部分裂之后,正在巩固其制度惯例。后世的一些汇编有时将其他材料也归于尼西亚公会议,但公认的希腊文教规系列只有二十条。
若干教规规范了神职人员的任命与行为。第2条不赞成将新近皈依者迅速擢升为神职人员。第4条规定,主教原则上应由本教省全体主教共同任命;必要时至少须有三位主教到场,其余主教则以书面表示同意,任命还须经都主教确认。第5条要求各教省每年召开两次会议,并规定复核将信徒排除于共融之外的决定。第15条和第16条旨在限制神职人员在不同教会之间调任或擅自流动,因为此类行为可能削弱地方权威,也可能反映出对显要职位的争夺。
第6条承认亚历山大里亚对埃及、利比亚和五城地区行使权威的古老惯例,并以罗马的惯例作类比,同时保留安提阿及其他教省的特权。这条教规的含义后来在有关教会管辖权的争论中变得十分重要,但它并未提出一套完备的、如后世宗主教体制那样的组织章程。第7条给予耶路撒冷主教特殊尊荣,同时保留都主教的权利;当时耶路撒冷通常称为埃利亚。这些规定既承认有影响力的教会的地位,又维护教省体制。
其他教规则处理分离团体重新融入教会,以及如何对待在迫害期间曾经妥协的基督徒。第8条涉及接纳诺瓦atian派神职人员的问题,第19条则涉及萨莫萨塔的保罗的追随者,要求他们在获准加入教会时接受洗礼。第11至14条规定了各种补赎纪律。第13条规定,不得剥夺临终者领受最后一次圣餐的机会,但若其康复,之后仍可审查其情况。这些规定区分不同处境与类别,而非对所有失足行为一律施以同样的惩罚。
其余纪律规定同样具体。第1条涉及自我阉割,将蓄意行为与非自愿的伤害或医疗上必要的治疗区别开来。第3条限制神职人员与女性同住,但指定的亲属或无可疑之处者除外。第17条谴责神职人员放债取息,第18条则限制执事在礼仪中相对于司祭和主教的优先地位。第20条规定,主日及五旬节期内祈祷时应站立而非跪下。总体而言,这些规则不仅体现了信经在教会制度上的影响,也揭示了四世纪教会的圣职授任、财务行为、补赎实践及礼拜中的身体姿态。
复活节与埃及教会分裂
公会议力求统一复活节的庆祝日期;复活节是每年纪念耶稣复活的节日。各基督教团体传承下来的节期推算方式并不相同。早期争论涉及一些基督徒的做法:他们在犹太历尼散月十四日庆祝逾越节,而不论当天是星期几。到了四世纪,分歧还涉及是否在星期日庆祝、月相计算、春分日期的确定,以及基督徒的推算是否应依照当时犹太人对历法日期的判定。
尼西亚公会议的目标是达成一致,但现存史料所保存的二十条纪律法规中,并没有关于复活节的详细法规。我们主要通过公会议书信和皇帝的往来信函了解其相关举措。这些文献表明,遵循另一种东方惯例的教会应当与更广泛的教会群体一同庆祝复活节。人们熟知的规则,即复活节定于春分当日或之后第一个教会历满月之后的星期日,体现了基督教复活节计算法发展成形后的框架,但不应将其误认为公会议留存至今的逐字法令。
这一区别十分重要,因为原则上的一致并未立即产生一套普遍通用的计算体系。亚历山大里亚与罗马的计算方法,在月相表和可接受的日期范围等方面仍有差异,争议也持续了数百年。后来采用不同历法框架的教会之间出现的分歧,不能直接追溯为325年立法确立的某一套完整算法所致。尼西亚公会议为统一庆祝日期提供了权威依据,但并未留下一部解决所有历法问题的技术手册。
君士坦丁宣布复活节安排的信函还使用了敌视犹太人的措辞,并将摆脱犹太习俗的影响作为基督徒应当达成一致的理由。这类言辞是研究基督教反犹太教思想和帝国宗教政策的历史证据。既不应将其视为对历法计算的中性描述,也不应将其等同于正式公会议法规的确切内容。这些数学与礼仪问题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基督徒往往通过与犹太教划清界限来界定自身身份。
另一项和解安排涉及埃及的梅利提乌派分裂,其名称源自吕科波利斯的梅利提乌。这场分裂源于迫害时期围绕权威和纪律的冲突,涉及相互竞争的圣职任命及一套平行的教会组织网络。公会议允许梅利提乌保留主教头衔,但限制其行使职权,尤其是授予圣职的权力。他的派别所任命的神职人员可以有条件地获教会接纳,但须服从获正式承认的教阶体系。这一和解尝试比对阿里乌的裁决更为宽容,却未能永久消除埃及教会的分裂。
尚未平息的余波,325—381年
尼西亚公会议之后的岁月表明,即使有皇权支持,公会议达成的共识也有其局限。君士坦丁始终致力于维护教会和平,但他所认定的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主教人选却发生了变化。阿里乌斯及其部分支持者提交信仰声明,避开325年受到谴责的措辞,以谋求恢复教会地位。即使是签署了尼西亚信经的主教,也仍对如何解释信经存在分歧。由此产生的冲突涉及教义、主教身份的合法性、违反教会纪律的指控,以及能否获得皇帝的支持。
亚他那修于328年成为亚历山大主教,并逐渐成为尼西亚公会议决议最有影响力的捍卫者。他的反对者就其管理教会的方式和个人行为提出指控,335年在推罗召开的会议判定他有罪。随后,君士坦丁将他流放至特里尔。这一系列事件不能简单归结为对《尼西亚信经》的推翻:针对亚他那修的正式指控,并不只是说他宣讲了尼西亚公会议的教义。尽管如此,他的去职仍壮大了反对其领导的势力,使尼西亚派在现实中的存续面临更复杂的局面。
阿里乌斯于336年去世,未能按原计划在君士坦丁堡恢复共融。君士坦丁于337年去世,临终前接受了尼科米底亚的优西比乌的洗礼。他的继承者在继承帝国的同时,也接手了这场争论。在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统治期间,多次公会议颁布了新的信经;在皇权施压之下,回避或拒绝使用有争议的本质术语的信仰表述占据了优势。359年,东方与西方分别在塞琉西亚和阿里米努姆召开会议,此后又有人力图确立一种表述,依据《圣经》将圣子描述为与圣父“相似”。这类立场既不同于阿里乌斯最初的表述,也不同于后来发展成熟的尼西亚神学。
因此,对于四世纪反尼西亚和非尼西亚的各种立场,必须加以区分。“相似派”的信仰表述避免使用本质术语来界定相似性;“本质相似派”的神学家则主张本质上的相似;更为激进的思想家强调圣父与圣子在本质上并不相似。这些标签所描述的是不断变化的思想阵营和教会关系,而不是长期存在、组织统一的教派。“阿里乌斯派”这一笼统称呼往往带有论战色彩,可能掩盖这些立场之间的区别。
四世纪后期,凯撒利亚的巴西尔、纳齐安的格列高利和尼撒的格列高利等神学家,推动形成了一套神学术语,既肯定神性本质的统一,又区分圣父、圣子与圣灵。381年,在皇帝狄奥多西一世统治下召开的第一次君士坦丁堡公会议重申了尼西亚信仰,并谴责了几种与之对立的立场。这一结果并非只是在多年之后执行一份未经改动的文本:它还包括对术语的澄清,以及比尼西亚公会议本身更为详尽的圣灵论述。
接受、权威与后来的尼西亚传统
尼西亚公会议的权威是在一个长期过程中确立的,并非仅凭最初的签署认可和帝国的强制推行。主教们援引其信经,将其视为传承下来的准则,辩论其中术语的含义,并逐渐认定其权威高于四世纪其他与之竞争的会议。亚他那修为公会议所作的辩护,在这一过程中尤为重要。他认为,公会议采用圣经中未曾出现的术语,是为了维护圣经的教导,抵制那些若不如此便可逃脱谴责的诠释。
如今基督教礼拜中广泛诵念的信经,与325年通过的文本并不相同。它是篇幅较长的《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通常被认为与381年的公会议有关,其中扩充了对圣灵的信仰宣认,并加入了关于教会、洗礼、复活及来世生命的陈述。这一文本与381年会议议事过程之间的确切关系,仍是历史研究中的问题;不过,451年的迦克墩公会议已明确见证,它被接受为君士坦丁堡一百五十位教父的信经。将这两个版本都称为《尼西亚信经》,体现了教义上的延续性,但也可能掩盖两者在文本上的差异。
尼西亚公会议也有助于确立这样一种观念:主教会议能够为普世教会阐明教义。“大公的”这一形容词源自表示有人居住之世界的用语,兼具帝国与教会两方面的意涵。一场会议能否被承认为大公会议,并不单取决于出席主教的人数,或是否由皇帝召集。后世的接受、与所传承信仰的一致性,以及后来教会权威的判断,都是确立其地位的关键。四世纪其他一些规模庞大、获得帝国支持的会议,并未取得同样持久的地位。
此后,不同基督教传统在各自对教会权威的理解中,赋予了尼西亚公会议不同的位置。天主教教导将大公会议置于主教团共融与教宗权威的框架之内。东正教与东方正统教会传统,则分别依据自身对公会议延续性及传承信仰的理解来接受这次会议。许多新教教会接受其教义裁断,认为这些裁断是对圣经的忠实诠释,但并不接受后来关于公会议无误性或教会管辖权的所有主张。因此,尼西亚公会议在神学上的影响范围,超出了人们对解释其权威的制度理论所能达成的共识。
公会议的信经在后来一些其自身不可能预见的争论中,也具有重要意义。围绕在信经中增添拉丁语 Filioque(“和子”)一词的争议,涉及的是后来版本的文本,而非325年通过的措辞。现代普世教会运动中的对话,往往将尼西亚信仰宣认视为共同的教义遗产,同时区分翻译、礼仪使用及教会权威等不同问题。因此,这次公会议既是四世纪的历史事件,也是教义准则,还是各教会持续交往中的参照点。
历史证据与反复出现的误解
我们对尼西亚公会议的了解,依赖于成文年代、写作目的以及与事件关系远近各不相同的史料。当时会议的完整速记记录并未留存下来。信经、教规、会议公函以及个别主教的书信,是了解会议决议最直接的材料。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致其所属教会的信,解释了他接受信经的原因,也表明一位与会者如何理解那些有争议的措辞。他的《君士坦丁传》则在极力赞颂皇帝的叙述框架中描写了这次会议。
亚他那修提供了更多资料,尤其是在后来争论中为尼西亚术语辩护而写的著作。他的证言不可或缺,但属于事后追述,并带有论辩性质。五世纪的教会史家,包括索克拉底·斯 scholasticus、索佐门和狄奥多勒,保存了更多叙述和文献。他们的著作必须分别评估:有些材料源自更早的史料,另一些细节则反映了后来的诠释或逐渐形成的传统。与会者名单的差异,以及后世对会议法规的增补,也使历史重建更加复杂。
一种反复出现的误解认为,君士坦丁将耶稣具有神性的信仰强加给主教,从而创立了这一基督教信仰。实际上,早在325年之前数百年,基督教文献和实践中就已出现以神性用语描述基督的情况。会议讨论的是应当如何理解圣子的神性及其与圣父的关系,而不是要不要突然宣布一位此前被普遍视为仅仅是人的耶稣具有神性。君士坦丁影响了达成共识的条件及其执行,但这种政治作用并不能抹去相关的神学论证及其此前的发展历史。
另一种说法将《圣经》正典的选定归于尼西亚公会议。现存的会议法令中,没有任何一项记载了这样的决定。新约各卷书地位的确立,经历了更为漫长的过程,涉及诵读、引述、各地教会的实践,以及后来的书目和会议。同样,现存的尼西亚教规也没有确立教士必须独身的一般性要求。后世关于教士婚姻辩论的故事,包括相传帕弗努提乌斯出面发言的情节,其所依据的证据,无论年代还是性质,都不同于那些经确证的会议法令。
关于米拉的尼古拉掌掴阿里乌的故事,同样没有同时代记载的支持,而是属于后世的圣徒传记传统。即使是恰有318位主教出席这一惯常说法,也应与早期记载中不尽相同的人数加以区分。这些例子说明,必须将能够从史料中重建的会议实际作为,与后世赋予它的象征形象区分开来:尼西亚公会议成为正统信仰与基督徒合一的象征,关于它的叙述往往更直接地表达了后世对这些理念的认同,而非如实记录325年的会议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