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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复活

耶稣复活是基督教的根本信仰,指上帝使耶稣从死里复活,开启转化后的生命及应许中的受造万物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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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复活是基督教宣讲的核心,指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并安葬后,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现存最早的基督教文献既将复活描述为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件,也将其视为人类生命新状态的开端。在主流基督教教义中,复活不只是灵魂继续存在,也不是恢复终将死亡的普通生命,而是被钉十字架的耶稣转化为永恒、荣耀的生命。基督徒尤其在复活节纪念耶稣复活,也在每周的主日礼拜中定期纪念这一事件。

主要文献来源是使徒保罗的书信及新约中的福音书。这些文献包含早期的信仰表述、复活显现的记述,以及发现坟墓空无一人的叙事,但在时间顺序、场景、参与人物和叙述侧重点上有所不同。因此,对复活的诠释涉及几个不同的问题:最早的基督徒宣讲了什么,现存记述如何形成和发展,历史学家能够对这一运动的起源作出哪些确切判断,以及基督教神学如何理解上帝的作为、身体性的存在、救赎与盼望。

犹太教与希腊罗马背景

基督徒最早关于耶稣复活的宣告,产生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犹太教环境中。犹太经典对死后生命并没有单一、统一的描述。许多较早的经文说,死者会进入阴间;另一些经文则表达了这样的信念:上帝的信实能够战胜死亡。《以赛亚书》26:19提到死者将重新活过来,《但以理书》12:2则描述,许多长眠于尘土中的人将醒来,有的得享永生,有的蒙受羞辱。《但以理书》尤其重要,因为它将复活与审判以及为受苦者伸冤联系起来。

在第二圣殿时期,人们对未来的盼望变得更加多样。《马加比二书》第7章记述了安条克四世统治下犹太殉道者的遭遇,将复活与上帝恢复那些因迫害而残缺的身体的能力联系起来。其他文献则描述了灵魂的持续存在、义人的转化,或世界在未来的更新。这些观念彼此交叠,却不能相互等同。据约瑟夫斯的著作和《新约》等古代记载,法利赛人接受复活的信仰,撒都该人则予以否认。因此,复活是犹太教中一种明确可辨的信仰,却并非所有犹太群体共同持守的教义。

在这一背景下,早期基督教提出了一项独特的宣告:在死者普遍复活之前,已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耶稣的追随者将他的复活理解为所盼望的末后更新的开端,而不只是一次孤立的死而复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中称基督为死者中“初熟的果子”,借用农业意象,以最先收获的部分预示随后而来的收成。这一宣告也重塑了人们对弥赛亚的期待,因为弥赛亚遭到处决,似乎难以与上帝施行拯救的盼望相调和。

周边的地中海世界对死后继续存在也有其他构想。一些哲学传统将不朽与灵魂脱离肉体联系起来;一些宗教叙事则讲述非凡人物被接升天,或被高举而跻身神明之列。这些传统可以为非犹太听众提供理解上的切入点,但不应将其视为与犹太教的复活观念完全相同。个别主题之间的相似之处,也不能证明存在直接借用。早期基督教的表述将身体的延续、上帝的昭雪以及世界即将发生的转化结合在一起;这一观念组合尤其植根于犹太经典和末世启示性的期待。

最早的见证:保罗与承袭的传统

学界公认出自保罗之手的书信写于公元50年代,其中一些可能更早,是现存最早的基督教文献。这些书信早于成文的福音书,而且已经将耶稣复活视为基督徒身份认同的根本。在《帖撒罗尼迦前书》1:10中,信徒等候上帝的儿子,就是上帝使之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罗马书》10:9则将得救与承认耶稣为主、相信上帝使他复活联系起来。这些经文表明,复活信仰并不局限于某一则叙事或某一个地方群体。

早期最详尽的相关论述见于《哥林多前书》第15章。保罗提醒哥林多人,他曾将自己“领受”的信息“传给”他们:基督照圣经所说,为罪而死,被埋葬,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并向矶法显现,然后向十二使徒显现。他接着列举,基督曾向五百多人、雅各、众使徒显现,最后也向他自己显现。“领受”和“传递”这样的措辞,支持保罗采纳了更早传统这一判断;不过,他承袭的表述究竟涵盖哪些内容、形成于何时,仍有争议。

这份名单并不是对复活节清晨事件的连贯叙述。它没有描述妇女前往坟墓,没有提及亚利马太的约瑟,也没有解释复活如何发生。其中先提埋葬、再提复活的说法,与身体复活的理解相容,但保罗并未另行叙述空墓被发现的经过。在现存的其他一世纪基督教文献中,也没有关于向五百人显现的记载。保罗说其中大多数人仍然在世,是为了表明仍有见证人可供查证,但他没有提供姓名或地点,因此今天无法据此重建这次事件的经过。

保罗也将自己列为复活的耶稣显现的对象。《加拉太书》第1章以上帝向他启示圣子的方式描述他的蒙召,而《哥林多前书》则将他的经历纳入一连串显现之中,尽管这次显现的时间异于其他显现。较晚的《使徒行传》记载提供了更多叙事细节,但不应直接用这些记载取代保罗本人的描述。他的书信表明,他认为自己的使徒权威建立在与基督相遇的经历之上;然而,这些书信并未详细描述他在那次相遇中的感官体验。

对保罗而言,复活与信徒的未来不可分割。有些哥林多人似乎一方面接受基督教关于耶稣的宣讲,另一方面却质疑死人复活。保罗认为,这两个主张必须同真同假:如果死人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因此,他的论述不仅关乎对耶稣的见证,也关乎一个信仰群体对死亡、身体的存在以及上帝救赎的期盼能否保持一致。

福音书的记载及其差异

四部正典福音书的成书时间均晚于保罗最早的书信。学界通常将《马可福音》的成书时间定在公元65至75年左右,《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定在80至90年左右,《约翰福音》定在90至100年左右,不过也有学者主张更宽的年代范围。这些福音书的复活记载既是神学叙事,也是历史资料:每一部都通过选取和编排材料,阐明耶稣的身份及其追随者的责任。它们一致记载,妇女们在安息日过后前往坟墓,发现了耶稣已不在墓中的迹象,或得到了这样的消息,但具体叙述存在显著差异。

在目前所能考证出的《马可福音》最早结尾,即16:1–8中,抹大拉的马利亚、雅各的母亲马利亚和撒罗米前往坟墓。她们发现墓石已被移开,一位年轻人宣告耶稣已经复活,并将先于门徒前往加利利。妇女们因恐惧而逃离,叙事就此结束,没有记载耶稣显现。后来曾流传过几种不同的结尾。人们熟悉的较长结尾,即《马可福音》16:9–20,并未见于包括《西奈抄本》和《梵蒂冈抄本》在内的重要早期抄本,文本研究学界一般认为这段文字是后加的。

《马太福音》第28章记载了地震、滚开墓石的天使、守卫,以及耶稣向妇女们显现的情景。最后一幕发生在加利利的一座山上,耶稣在那里吩咐门徒,使万民作他的门徒,并为他们施洗。《马太福音》还记载了一种针锋相对的说法,即门徒偷走了遗体。这段经文表明,福音书作者参与了围绕坟墓的争论;它并不能为守卫叙事中的每一项细节提供独立的佐证。

《路加福音》第24章着重描写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地区。妇女们从两位身穿耀眼衣服的人那里得知耶稣复活的消息;两名门徒在前往以马忤斯的路上遇见耶稣,并在他擘饼时认出了他;耶稣又向聚集的门徒显现,让他们看他的手和脚,并吃了鱼。《约翰福音》第20至21章则记载了抹大拉的马利亚在坟墓附近遇见耶稣、耶稣向关着门聚集的门徒显现、多马要求查看耶稣的伤口,以及后来耶稣在提比哩亚海边显现的事迹。

这些差异使人难以将各卷记载归并为一份没有争议的时间表。差异涉及前往坟墓者和报信者的人数与身份、显现的先后次序,以及叙事对加利利和耶路撒冷的侧重。有些诠释者将这些记载视为从一系列更完整的事件中选取的互补片段,尝试加以调和;另一些人则将其视为共同传统各自发展而成的不同叙事。无论采用哪一种方法,都必须区分每篇文本实际说了什么,以及将它与另一篇文本结合后才补入的细节。

空墓、安葬与显现传统

福音书的记载将复活与两类主要见证联系起来:耶稣的遗体不在墓中,以及人们与被认为仍然活着的耶稣相遇。这两类见证彼此相关,但在逻辑上各自独立。单凭空墓不足以证实复活,单凭显现的记述也无法确定遗体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些叙事通过宣告上帝的作为,并强调被钉十字架者与后来向人显现者是同一位,将两类见证联系在一起。

四部福音书都将耶稣的安葬与亚利马太的约瑟联系起来,但对他的描述各不相同。安葬一事的历史真实性及其细节,仍是学术讨论的议题。罗马人施行十字架刑时,有时会任由尸体暴露在外,或以不合体面的方式处置尸体;但具体做法并不一致,也可能准许安葬。无论是认为安葬一律遭到禁止,还是认为死者理所当然有权获得一座独立墓穴,都不能恰当概括现有证据。耶路撒冷的岩凿墓有助于了解当时的物质环境,但考古学尚未通过独立证据确定,究竟哪座墓曾安放耶稣的遗体,或者是否存在这样一座墓。

抹大拉的马利亚出现在所有正典福音书关于发现空墓的记载中;这些叙事在其他方面各有差异,她的出现却格外一致。一些学者认为,女性在其中占据突出地位,表明这一传统并非只是为了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尽可能提高公众的信服程度而编排的。不过,这一论点需要有所限定: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充当见证人,其法律地位也因具体情境而异。此外,也应考虑叙事和神学层面上强调忠诚信女的原因。不能笼统地声称女性的证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被采纳,并据此评判这一传统。

显现的故事同样既强调认出耶稣,也强调认出他的困难。人们通过言语、一同进餐、伤痕或他惯常的举动辨认出耶稣,但马利亚起初误以为他是园丁,以马忤斯的门徒也没有立即认出他。这些特征呼应了经文的神学表达:耶稣虽已发生转化,其身份却保持连续。这些记述并不是对某种生物学机制的精确描述,也不是在描述一种完全一致的经历。

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圣地保存的是源远流长的纪念传统,而非直接证实复活事件的证据。圣墓教堂最初的宏伟建筑建于四世纪君士坦丁统治时期,将被尊奉为耶稣受难及安葬之处的地点纳入其中。它在朝圣及礼拜史上的重要性,与能否在那里独立核实公元一世纪某些具体事件这一历史问题,应当分别看待。

复活、身体性与高举

基督教神学将复活与几种相近的概念加以区分。苏醒复生是指回到仍会死亡的普通生命状态,正如福音书中拉撒路的故事所述,他复生后仍不免一死。灵魂不朽所关注的是肉身死亡后继续存在,而不一定要求有更新的身体。轮回转世则指在连续多次的生命历程中,再次以有身体的形态生活。相比之下,按照主流基督教教义,耶稣的复活是一种决定性的转化,死亡不再支配他的存在。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中通过一系列对比阐述了这一区别:所种下的是会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下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有能力的。他所用的“属灵的身体”一语,译自希腊语 sōma pneumatikon,引发了广泛的诠释。它并不一定意味着无形无质的幽灵,也不意味着身体性的消失。在保罗更广泛的用法中,“属灵的”可以指受上帝之灵支配或赋予能力的事物。与之相对的“属血气的身体”,则属于普通的、终有一死的生命。然而,对于保罗究竟如何理解复活后存在的实质与属性,学者们仍有分歧。

福音书通过伤痕、触摸、相认和进食来表达复活前后的连续性,同时也描写了不受通常条件限制的显现。《路加福音》中的耶稣明确否认自己只是一个灵;《约翰福音》则将被钉十字架留下的伤痕作为确认其身份的标记。这些叙事为一项教义提供了支持:复活的耶稣就是那位受难而死的耶稣本人,而不是替代者,也不是与其身体无关的幻影。这些叙事将物质性与超常特征结合在一起,也说明了为什么不能把复活简单归结为生理机能的恢复。

复活与高举及耶稣升天密切相关,却并不等同。早期基督教文献讲述上帝使耶稣复活,使他坐在自己右边,并赐予他权柄。《路加福音》以升天的场景结束,而《使徒行传》第1章则将升天安排在四十天的显现之后。其他新约著作也将复活与在天上被高举联系起来,却没有给出这样的时间顺序。这些不同的安排反映了各自不同的文学与神学目的。

这些主张成为基督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基督论是关于基督身份的研究与教义。复活被理解为上帝对那位被钉十字架的弥赛亚的昭雪,也是他作为主的地位的彰显。在后来的三位一体神学中,复活被视为独一上帝的作为,并通过父、子、圣灵之间的关系来加以阐述。三位一体为这些诠释提供了教义框架,而不是复活节叙事中一个另行讲述的组成部分。

救恩、教会与未来的复活

在基督教神学中,复活的意义不只是证明耶稣经历死亡后仍然活着。复活也与救恩相连,而救恩被理解为摆脱罪、死亡以及与上帝疏离的状态。《罗马书》4:25将耶稣的死与人的过犯联系起来,将他的复活与人的称义联系起来。《罗马书》第6章则将基督徒的生活解释为参与基督的死与复活。这些经文为后来的神学提供了几种彼此关联的理解模式:宣告无罪、解放、和好、转化,以及新创造的开端。

在末世论中,复活是一个发生于过去、却预示世界未来的事件。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称基督为初熟的果子,并描述了死亡最终被战胜的情景。因此,基督教传统中的盼望包含死人的复活,而不仅仅是个体灵魂的继续存在。《罗马书》第8章将视野扩展到受造界本身,将其描绘为等待脱离朽坏的辖制。耶稣的复活由此成为对整个宇宙未来之盼望的根基,但并未抹去苦难与死亡仍然持续的这段时期。

神学常以“已然”与“未然”来描述现在与未来的关系。信徒被认为已经分享了基督的新生命,但肉身仍会死亡,世界也仍处于失序之中。不同的基督教传统以借圣礼归入基督、信仰、圣灵的工作,或这些因素的结合来解释这种参与。这些表述是对信仰群体身份与盼望的神学阐释,并不是在声称通常意义上的生物性死亡已经消失。

洗礼成为这一模式尤为重要的表达。《罗马书》第6章描述受洗者与基督一同埋葬,从而能够以新的生命生活。圣餐同样将对耶稣之死的纪念与对他再来的期待联系起来:《哥林多前书》第11章说,要宣告主的死,“直等到他来”。因此,敬拜的群体将自身理解为生活在复活与最终成全之间。

复活也影响着基督教伦理学,但并未由此形成一套单一的伦理体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结束对复活的长篇论述时,鼓励信徒坚定不移地作工,将对未来的盼望与当下的行动联系起来。基督教作者曾将复活与肉身生命的尊严、在迫害中的坚忍、对死者的关怀,以及对绝望的抵抗联系起来。这些应用有赖于其他神学判断,不应被误认为有关复活事件本身的直接历史证据。

信经与基督教诠释的发展

对复活的信仰早于各次主要的大公会议。早期基督教的信仰宣言、洗礼认信,以及安提阿的依纳爵等作者的著作表明,早在二世纪,耶稣的死亡与复活就已成为界定信仰群体边界的依据。依纳爵强调耶稣受难的真实性,以及他复活后仍具有身体,以此反对那些将他的人性视为表象的观点。这类争论促使身体的连续性成为明确讨论的教义问题,而不再只是未明言的前提。

325年召开的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将复活纳入其信经。《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与381年的公会议相关,后来为基督教的大多数传统所接纳,其中宣认耶稣被钉十字架、受难、被埋葬,并按照圣经所言在第三日复活。由西方教会洗礼认信发展而来的《使徒信经》同样肯定他的复活。这些文本将这一事件置于一条从创造、道成肉身延伸至审判和来世生命的叙事脉络之中。

天主教会、东正教以及新教的主要历史传统,都共同宣认基督确实从死里复活。它们之间的差异涉及更广泛的权威架构、圣礼神学,以及复活与救恩其他层面的关系,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相信或不相信复活节所宣告的事件。各传统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东方礼仪着重庆祝战胜死亡,而西方传统则对称义、补赎以及有分于基督发展出了详尽的论述。

古代和中世纪的神学家探讨了身体的同一性与转化问题。希波的奥古斯丁尤其在《上帝之城》中,为身体复活在逻辑上的自洽性作了辩护,并考察了针对散失的身体物质如何复原所提出的异议。托马斯·阿奎那则认为,基督的复活与人类的复活及灵性更新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些讨论将复活节置于更宏观的形而上学论述之中,涉及创造、位格性以及上帝的作为。

现代基督教的诠释更加多样。一些神学家继续强调,身体复活是独立于门徒信仰而发生的事件。另一些神学家则着重于启示、生存层面的转变、复活信仰的形成,或将复活视为上帝为耶稣昭雪的象征性表达。这些进路不应混为一谈:肯定复活具有象征意义,并不必然意味着否认它曾经发生;但若将其仅仅解释为象征,则偏离了历史性信经的通常含义。

历史研究与哲学辩论

现代历史研究将早期复活信仰的证据,与超自然复活确实发生这一判断区分开来。学界普遍接受耶稣在本丢·彼拉多治下被钉十字架处死,以及宣讲其复活的活动很早便已出现这两点。研究者也通常承认,保罗及其他早期追随者认为自己曾在耶稣死后与他相遇。这些经历的性质与成因、空墓是否为历史事实,以及现存叙事之间的关系,仍存在争议。

历史研究考察文献的年代、作者、文本间的依赖关系、口头传统、社会背景以及古代作者的写作意图。历史研究不能将四部福音书视为四份完全独立的记述,因为《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叙事有相当多的部分采用了《马可福音》的内容,不过,它们各自所载复活传统之间的关系仍需另行分析。同样,也不能仅凭某份书面记述成文较晚,就断定其中全部内容都是在那个时候编造出来的。核心任务是逐一评估各项传统,而不是给整份文献赋予单一的证据价值。

研究者提出的解释包括上帝使耶稣复活、异象体验、与丧亲有关的体验、对经文的重新诠释,以及传统在群体讲述中的演变。从历史发展的层面看,这些可能性并不总是相互排斥:一则记述可能将记忆中的体验、经文诠释与文学加工结合起来。反过来说,即便能够确定丧亲体验确实存在,也不能据此确定某一份古代记述就源于此类体验。对古代个体作出具体的心理诊断,超出了现有史料能够可靠支持的范围。

哲学层面的问题涉及神迹,以及见证在何种条件下能够为相信神的作为提供正当理由。大卫·休谟在1748年出版的《人类理解研究》中主张,必须将支持神迹的见证与支持自然常规运行的证据相互权衡。后来的哲学家对其论证如何处理预先假定、见证人的可靠性以及例外事件的可能性提出了不同意见。因此,关于复活的论证既涉及历史证据,也涉及对上帝与自然的更广泛立场。

一些辩护论证采用溯因推理,认为复活最能解释所选取的一组证据。批评者则质疑所选证据本身,或质疑超自然解释能否与通常的历史假说在同等条件下进行比较。因此,评估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认识论与形而上学方面的预设。区分这些层面,有助于避免将神学信念或方法上的限制误呈为历史研究中毫无争议的结论。

复活节、礼拜与文化表现

复活节是基督教每年庆祝耶稣复活最重要的节日。其庆祝活动源于早期与犹太教逾越节及纪念耶稣受难有关的实践。二世纪的基督徒对于这一年度纪念应定在犹太历尼散月十四日,还是应在星期日举行,存在分歧。这些争论通常被称为“十四日派之争”,不仅涉及历法惯例和教会权威,也涉及受难与复活之间的关系。

星期日成为基督徒每周聚会的标志性日子,与复活叙事中一周的第一日相呼应。到二世纪中叶,殉道者查士丁已明确将星期日礼拜与创世及耶稣复活联系起来。复活节年度日期的确定,经历了各地区复杂计算程序的发展过程。复活节计算法,即推算复活节日期的方法,后来成为教会行政、天文学与数学的重要交汇点。儒略历与格里高利历两种历法体系之间的差异,至今仍使不同基督教会的复活节日期有所不同。

礼仪实践通过一系列相承的活动来呈现复活,而非仅仅将其作为一个孤立的宣告。圣周纪念耶稣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最后的晚餐、受难、死亡与安葬。复活节守夜礼通常包括诵读有关创世与出埃及的经文、点燃逾越蜡烛、举行洗礼及庆祝圣餐。在拜占庭礼仪中,“基督复活了”的问候及其应答,是会众共同宣告这一事件的方式;这一节期的赞美诗则将复活诠释为对死亡统治的摧毁。

对于这一在正典福音书中并未被直接描述为有人亲眼见证其发生瞬间的事件,视觉艺术传统发展出了独特的表现方式。早期基督教图像常采用间接的形式,例如约拿获救,或妇女来到墓前。拜占庭的“复活”图像(Anastasis)通常描绘基督击破阴间的权势、拉起亚当与夏娃的情景,以人类获得解放为核心主题。西方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则越来越多地描绘基督从坟墓中出来,或站在坟墓上方,有时还画有沉睡或惊恐的守卫。

音乐与戏剧同样影响了人们对这些叙事的接受。中世纪的《你们寻找谁?》(Quem quaeritis)等复活节对话剧,将墓前相遇的情景搬上舞台,并推动了欧洲礼仪剧的发展。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复活节清唱剧》和乔治·弗里德里希·亨德尔的《弥赛亚》中有关复活的段落,将圣经主题转化为大型音乐形式。这些作品的体裁和演出场合各不相同,但都表明,复活信仰如何超越教义表述,催生出公共表演、视觉表达与共同纪念的种种形式。

犹太教、伊斯兰教及其他非基督教观点

犹太教不承认耶稣的复活确立了他的弥赛亚身份或神性。犹太教传统有其自身关于复活信仰的历史,包括古典拉比教导和传统礼仪中对死者复活的期盼。因此,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分歧,不能简单归结为一个宗教接受复活、另一个宗教否认复活。这一分歧涉及耶稣的身份、对经文的解释,以及所期待的弥赛亚时代的转变是否已经发生。

不同时期、不同社群的犹太人对基督教主张的回应差异很大。古代和中世纪的论战文献必须放在其社会背景中解读,不能将其视为对一世纪事件的直接、如实记录。现代犹太学者在第二圣殿时期犹太教的背景下研究耶稣及其追随者,同时区分历史重建与宗教信仰立场。基督徒曾将耶稣之死归咎于犹太人全体,这助长了敌意与迫害;现代宗教间对话声明已明确反对这类指控。天主教于1965年发表的《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Nostra aetate)否定了将耶稣受难的责任不加区分地归于当时所有犹太人或今日犹太人的做法。

在伊斯兰教中,耶稣被尊为先知和弥赛亚,但对他的理解并不以基督教关于神子身份、受钉十字架和复活节复活的教义为依据。古兰经,尤其是第4章第157至158节,指出耶稣的敌人并未杀死他,也未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而是真主将他提升。这段经文有多种解释,但占主导地位的古典解释认为,耶稣并未受钉十字架。《古兰经》第19章第33节提到耶稣的诞生、死亡和复活,却没有叙述基督教正典所记载的复活节事件经过。

许多伊斯兰教传统也期待耶稣在末日审判之前再临。这一期待所属的神学框架,不同于基督教关于受钉十字架的耶稣在第三日复活的主张。因此,《古兰经》中耶稣被提升的记述、基督教所说的复活以及升天,不应被视为可以相互替换的描述。它们之间的关系属于比较神学和经文诠释的研究课题,不能仅凭共同使用的词语就得出定论。

世俗及其他非基督教解释可能将复活叙事视为宗教见证、集体记忆、文学建构,或一位领袖被处决后人们表达希望的方式。比较研究可以考察这些叙事的结构和社会影响,而不必接受其神学主张。与此同时,若仅将它们描述为一般性的季节更替与万物复苏故事,就会忽略其特定的一世纪犹太背景、其与一位遭处决者的紧密联系,以及其在塑造基督教关于历史与未来的信仰方面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