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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阿奎那

托马斯·阿奎那是中世纪多明我会神学家、哲学家,他融合基督教教义与亚里士多德思想,深刻影响了西方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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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阿奎那(约1224或1225年—1274年3月7日)是意大利多明我会修士、神学家和哲学家,也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主要用拉丁语写作,对上帝、自然、人类知识、道德行为及基督教救赎作出了广泛而系统的论述。他的著作将亚里士多德哲学与基督教《圣经》、教父神学,以及穆斯林和犹太思想家的论证置于持续而深入的对话之中。尽管后世通常兼从哲学家和神学家的角度研究阿奎那,他本人却将传授基督教神圣教义视为自己的首要使命。

他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包括《神学大全》《反异教大全》、各种辩论问题集、《圣经》注疏和亚里士多德著作注疏。这些著作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所捍卫的立场,也在于所运用的概念区分和研究方法,例如区分本质与存在、自然与恩典、理智知识与感官认知,以及不同类型的法律。阿奎那成为天主教会的重要权威;教会于1323年将他封为圣人,并于1567年宣布他为教会圣师。统称为托马斯主义的诸多思想传统,也引发了远远超出天主教神学范畴的哲学论争。

生平与思想背景

阿奎那出生于西西里王国境内的罗卡塞卡城堡,出身于一个与意大利南部政界和教会关系密切的贵族家庭。他的名字源于家族与阿奎诺的渊源,而非他的出生地。他幼年时在卡西诺山的本笃会修道院接受教育。约1239年,他开始在那不勒斯求学。当地由皇帝腓特烈二世创办的大学,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及其阿拉伯注疏家的研究持开放态度。他也在那里接触到道明会。这是一个成立于13世纪初的托钵修会,以将讲道与高深学术研究相结合为使命。

1244年,阿奎那不顾家人反对,加入道明会。亲属将他拘禁了约一年,试图迫使他改变决定。后世传记围绕这段经历增添了许多劝善励志的故事,其中一些不能视为确凿的历史事实。获释后,他继续接受道明会的修道培育,并师从大阿尔伯特,起初在巴黎,1248年起转赴科隆。阿尔伯特对自然哲学的广泛兴趣,有助于塑造阿奎那研究亚里士多德的方式,但这位年轻学者并非仅仅追随老师的足迹。

巴黎大学是阿奎那早期学术生涯的主要舞台。他讲授当时通行的神学教科书——彼得·伦巴德的《箴言四书》,并于1256年取得神学硕士资格。当时,托钵修会在教学和牧灵生活中的地位问题引发争论,使大学内部产生分歧。阿奎那捍卫托钵修会从事教学、讲道以及按修会贫穷原则生活的权利。结束在巴黎的第一任教席任期后,他前往意大利工作,曾在奥尔维耶托和罗马任职。这些职务兼有教学、著述和道明会内部服务等职责,并非始终担任某一所大学的固定教席。

1268年至1272年,阿奎那重返巴黎,第二次担任教席。在此期间,他围绕理智的单一性、世界的永恒性,以及哲学论证与基督教教义的关系,写下了重要著作。他反对某些对亚里士多德的解释,认为这些解释损害了个体的理智活动或道德责任;同时,他也反对神学家过于笼统地排斥亚里士多德思想。1272年,他返回那不勒斯,创办道明会学术中心。1273年末,他停止写作;早期记述将此事与一次非同寻常的宗教体验联系起来,但这次体验的确切性质仍不清楚。

阿奎那奉召前往参加第二次里昂大公会议,途中患病,于1274年3月7日在福萨诺瓦的熙笃会修道院去世。他一生所处的时代,正值拉丁基督教世界大规模翻译并吸收希腊和阿拉伯学术之际。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灵魂学和形而上学著作的传入,既带来了新的思想资源,也引发了新的教义冲突。阿奎那的著述应放在这一制度与文献环境的变迁中理解,而不能视为一成不变的基督教与某一位古代哲学家之间孤立的相遇。

著作与经院方法

阿奎那的著作体裁多样,各有不同的用途。他的圣经注释以经文为神学的首要文本依据;他的亚里士多德著作注释则紧扣原文的行文次序,重构其中的哲学论证。他的辩论问题集对选定的问题作更深入的探讨,往往反映了中世纪大学正式辩论的形式。较短的著作则针对具体争议或应他人请求而写,如《论存在者与本质》《论理智的单一性:驳阿威罗伊主义者》和《论君主政治》。在解读他不同著作中看似相近的论述时,必须注意这些作品面向的读者及写作缘起各不相同。

《反异教大全》主要写于约1259至1265年间,通过对上帝、创造、人的终极成全以及启示奥秘的持续探究,阐述基督教教义。前三卷着重论述阿奎那认为自然理性能够认识的真理,第四卷则讨论三位一体和道成肉身等教义;他认为,这些教义超出了理性独力所能企及的范围。该书的书名及其对非基督教观点的讨论,一度使人将其狭隘地理解为传教之作。它究竟面向哪些读者,至今仍有争论;与其把它看作实际宗教间辩论的记录,不如将其理解为一部具有护教目的的系统性论著。

《神学大全》约于1265年开始撰写,最终未能完成,其写作宗旨是为神学学生提供一部条理分明的入门著作。第一部讨论上帝,以及受造物如何出自上帝。第二部分为两大部分,考察人的行为、幸福、德性、恶习和法律。第三部讨论基督与圣事,但写到告解圣事时中断。通常附印于其后的《补编》,是阿奎那去世后由他人根据他早年对《箴言集》的注释编成的,并非他本人完成的续作。

一个典型的条目,首先列出反对阿奎那将要捍卫的答案的异议,随后简要援引与这些异议相反的权威论述,再给出核心回答,最后逐一答复各项异议。这种结构并非仅仅是形式上的修饰。它要求论点接受对立论证的检验,要求辨明含混之处,并对异议作出具体回应。因此,不应将异议部分引用的论证误认为阿奎那本人的立场。简短的权威引述也不能替代条目中的核心推理:主要回答往往依赖于一连串概念上的区分。

阿奎那取材广泛,从圣经和希波的奥古斯丁的著作,到新柏拉图主义文献、教会法,以及希腊、阿拉伯和犹太哲学,无所不包。他广泛借鉴阿维森纳(伊本·西那)、阿威罗伊和摩西·迈蒙尼德的思想,有时采纳他们提出的问题或所作的区分,却不接受他们的结论。更为完善的希腊文拉丁译本,包括穆尔贝克的威廉参与翻译的作品,为他成熟时期的亚里士多德著作注释提供了支持。由此形成的著作整体,既不是用基督教语言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简单重述,也不是一个脱离文本诠释、教学和论争的整齐划一的体系。

理性、信仰与神圣学说

阿奎那区分了人类凭自然理性所能确立的真理与通过神圣启示所认识的真理。这一区分涉及认识真理的依据,并不意味着两者的研究对象截然分开。例如,在他看来,上帝的存在可以通过哲学加以论证,同时也是启示的内容。相比之下,三位一体则无法从自然世界中得到证明。阿奎那把这些凭自然理性可以认识的有关上帝的真理称为信仰的“前导”,因为它们为接受基督教特有的奥秘作了准备,却并不构成这些奥秘本身。

他对神圣学说的阐述借鉴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系统性科学或学科的观念。一门学科可以从更高层次的科学中接受原理,而不必独立确立这些原理。阿奎那以此类比,将神学描述为从上帝及真福者所拥有的知识中接受其原理。这并不意味着神学是现代意义上的实验科学,而是说明:即使启示原理的最终明证并非一般人类探究所能获得,以这些原理为基础的推理体系仍然能够前后一贯地展开。在这一框架内,神学可以阐明推论、化解表面矛盾,并回应异议。

信仰包含理智在意志与神恩推动下的赞同。它既不等同于通过论证获得的知识,在阿奎那看来,也不是毫无理由的任意选择。见证、奇迹及其他考量可以支持启示的可信性,却不能把每一项启示的奥秘都转化为哲学结论。相应地,任何真正成立的论证都不可能与上帝真正启示的真理相矛盾。如果出现冲突,那么要么是所谓的论证存在缺陷,要么是启示遭到了误解。这一原则确立了理性与启示应当和谐一致的立场,同时也为围绕具体论证的分歧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间。

阿奎那对世界开端问题的处理,体现了理性与启示之间的关系。他基于信仰接受世界有开端,却主张哲学无法证明世界在时间上有一个起点。他也否认,一个永恒存在的受造世界仅仅因为没有最初时刻就必然自相矛盾。创造意味着世界在存在上完全依赖上帝,而不一定意味着从某种先前状态发生变化。因此,世界是否始终存在,与世界是否有创造者,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同样,阿奎那区分自然与恩典,却不把它们视为互不相干的两种秩序。人确实具有自然能力,并能够凭借这些能力发现真理、做出某些善行。然而,最终对上帝的直观超出了这些能力,需要神恩的提升。他以“恩典成全自然,而非摧毁自然”这一表述概括了两者的关系。这并不意味着神学认可历史上人类的一切实践,而是说,受造界具有可以理解的结构与能力;即使被纳入超自然的终极归宿,这些结构与能力依然真实存在。这一区分是他论述哲学探究、道德德性与政治生活的基础。

存在、本质与分有

阿奎那的形而上学以经验中遇到的存在者为起点,追问它们何以成为现实、构成统一体并可被理解。他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接受了现实与潜能的区分。事物可以具有某种能力,却未必正在运用这种能力:木材可以燃烧,人可以学习语言,生物可以发育。变化被理解为潜能的现实化,而不是存在毫无缘由地从绝对的非存在中产生。这一框架使阿奎那能够分析依存关系与活动,而不必将一切都归结为物质粒子的运动。

对于物质实体,他也接受质形论,即把有形事物解释为质料与形式的复合体。质料并非一块独立存在、再被赋予某种形状的东西,而是有形实体内部的潜能原则;实体形式则使该实体成为它所属的那一类事物。例如,活的有机体并不只是因为原本已各自完备的组成部分被外在地排列组合起来,才具有生命。它的组织结构和特有活动体现着一种实体性的统一。阿奎那将这种实体形式与偶性特征区分开来,后者包括一个人当下所处的位置或呈现的颜色等。

他对本质与存在的区分,使这一亚里士多德式框架获得了独特的发展。本质回答一个事物是什么,存在则关乎它确实存在。理解人或凤凰的本性,本身并不能证明现实中存在人或凤凰的实例。阿奎那认为,在有限存在者中,本质无法说明自身何以具有现实性。存在是被接受的,并依照接受它的存在者的种类而受到限制。这并不是说本质与存在是两个可以分离的物理部分,而是从形而上学层面说明受造存在者的构成与依存性。

相比之下,上帝并不是某一类别中恰好有其本性得到实例化的一个成员。阿奎那将上帝描述为 ipsum esse subsistens,即自存的存在本身。在上帝之中,不存在本质与存在、质料与形式,或现实与尚未现实化的潜能之间的复合。这一主张是神圣单纯性学说的核心:上帝不依赖任何组成部分,也不依赖使这些部分统一起来的原因。受造物通过分有而具有存在,也就是说,它们具有的有限现实性来自一个源头,而这一源头并非以同样的方式接受自身的存在。

阿奎那还指出了一些传统上称为超越属性的性质,尤其是存在、一、真与善。这些属性并不将实在划分为彼此分离的范畴,而是表达一切存在之物都具有的不同面向。一个存在者就其可被理解而言是真的,就其具有现实性、因而在某一方面值得欲求而言是善的。因此,恶并不是与善相对立的、独立的正面实体,而是主体本应具有的某种善的缺失,例如天生具有视觉能力的动物失明。这一解释并不否认苦难或恶行的真实存在,而是通过本来具有正面实在性的事物所遭受的损害、欠缺或失序,来说明苦难与恶行在形而上学上的地位。

上帝、五路论证与神的作用

阿奎那关于上帝存在的最著名论证,是《神学大全》第一部第2题第3节中的五路论证。在一套远为庞大的论述中,它们只是简要提出的出发点,而不是五套各自独立、足以证明基督教全部教义的论证。第一路从变化出发,指出被现实化的事物依赖于某种已经现实存在的事物。第二路讨论动力因的秩序。第三路从偶然存在者与必然存在者出发。第四路考察善、真等完善性的等级。第五路则从无智性事物有规律地趋向目的的活动,推论出赋予秩序的智性存在。

要理解这些论证,必须注意几个重要区别。第一路中的“运动”泛指变化,而不只是空间中的移动。从原因出发的论证,主要关注的是解释层面的依赖关系,而不只是寻找时间上最早发生的事件。阿奎那承认,理性无法否证一个永恒受造的世界,这一点尤其清楚地表明了上述区别。他所否定的无穷倒退,针对的是这样一种因果秩序:从属的原因必须依赖一个在先的根源,才能在当下发挥因果作用。这并不是毫无限定地断言,任何可能的序列都必须有一个时间上最早的成员。

第五路同样不同于后来以生物器官的复杂性为依据的论证。它以自然过程中的目的论特征为出发点:没有知识的实体,仍会有规律地以有助于实现特定结果的方式活动。阿奎那认为,这种规律性要求有一个赋予秩序的智性根源。第四路则依赖于一种关于分有和完善性等级的形而上学,它与现代人的许多预设尤为疏远。评估这五路论证中的任何一路,都需要考察其背后关于现实性、解释以及因果关系的理论,而不能只看《神学大全》中的简短表述。

在论证上帝存在之后,阿奎那进一步探究我们能够对上帝作出怎样的陈述。他否认“善”或“智慧”等谓词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适用于上帝和受造物,但也否认这些谓词在两者身上的含义毫无关联。他的类比理论试图在两者之间采取一种中间立场:受造物的完善性反映了其根源,但受造物只以有限的方式拥有这些完善性。否定判断排除受造物所具有的局限,而肯定性的表述仍以那些使上帝得以被认识的结果为依据。因此,在阿奎那看来,自然神学所获得的知识是真实的,却又是极不完备的。

在他看来,创造与天意并不会消除自然原因的作用。上帝使受造物存在,并使其发挥自身的能力;受造物则确实依照其本性产生结果。因此,上帝的因果作用与受造物的因果作用,并不是同一层面上相互竞争的两种力量。这一解释支持了他对偶然性和人的自由的肯定,不过,它究竟能否与各种自由选择理论相容,在诠释者之间仍有争议。在处理恶的问题时,阿奎那主张,天意可以容许有序的受造世界中存在个别缺陷,而道德上的恶则源于有缺陷的意愿活动。这些主张构成了他的神义论的一部分,并不是以经验证据证明某些具体苦难具有可以辨明的补偿性目的。

人性、知识与自由

阿奎那将人的灵魂界定为活的人体的实体形式。因此,人是一个具有身体的单一实体,而不是一个暂时寄居在完整身体机器中的完整心灵。营养、感觉、运动、欲求和理解,构成了一系列井然有序的生命能力。这一亚里士多德式框架,使他的立场既区别于还原论的物理主义,也区别于某些将身体与灵魂视为各自独立完备的人之构成要素的身心二元论。不过,他也认为,理智灵魂能够在身体死亡后继续自存,因为理智活动并不完全是身体器官的活动。

人通常所具有的知识始于感官。外部知觉提供可感形式,内部感觉能力则保存并组织意象,即“幻象”(phantasms)。能动理智使感官经验中的可理解内容成为理智所能理解的对象,而潜能理智则接受可理解形式。这些都是个体灵魂的能力,而不是全人类共享的某个单一普遍理智。阿奎那在《论理智的统一性》中批判了拉丁世界对阿威罗伊思想的一种诠释,而他对个体理智活动的坚持正是这一批判的核心。

抽象说明了理智如何认识普遍本性,而无须假定存在独立的普遍对象。一个人接触到的是具体的个人,却能够理解人性,而不必在这一理解中纳入使每个人成为独特个体的所有特征。因此,阿奎那既反对某些柏拉图诠释所主张的共相独立存在,也反对将普遍性理解仅仅视为名称操作的观点。可理解形式是心灵借以认识事物的凭借,通常并不是心灵用来取代外部实在的认识对象。在具身的人类生活中,理智认识仍然依赖感性意象,尽管其中的普遍内容无法还原为某个意象。

人的意愿活动是一种理智欲求,即指向经由理解所把握的善的欲求。阿奎那将它与感性欲求区分开来,后者包括恐惧、愤怒以及对身体享乐的渴望等情感。意志必然在一般意义上追求幸福或圆满,但具体而有限的善并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决定意志。审议会考量不同的手段,以及对何为善的相互竞争的描述。自由意志所体现的选择,产生于理性判断与意愿活动的相互作用,而不是某种脱离理由、没有原因的行为。

这一分析塑造了他对道德责任的论述。无知、强迫、习惯和情感都可能改变行为的自愿程度,但其影响取决于它们的来源,以及它们与行为者的知识和同意之间的关系。刻意培养起来的情感,在道德上不同于不由自主产生的情感。同样,由应受责备的疏忽所造成的无知,也不同于在合理条件下无法克服的无知。阿奎那对良知的论述涉及将知识应用于具体行为,而“本心”(synderesis)则指对基本实践原则的习惯性把握。错误的良知可能对行为者当下的判断具有约束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种错误都可以免于责备。

幸福、德性与道德行动

阿奎那的伦理学以人类行动的目的为核心。人们为了各种善而行动,而要对实践生活作出融贯的说明,就必须承认存在一个因其自身而被欲求的终极目的。他认为,财富、荣誉、权力、快乐,乃至有限的智识成就,都无法完全满足人的欲求。圆满的幸福在于直接观见上帝的本质,即荣福直观。这超出了人的自然能力,属于蒙福者圆满的生命状态。不过,阿奎那也承认,人可以通过有德性的活动、沉思、友谊以及对外在善的恰当运用,在尘世生活中获得一种不圆满的幸福。

他对德性的论述,将使人能够行善的稳定禀性置于核心地位。四枢德是明智、正义、勇毅与节制。明智使实践理性臻于完善;正义关乎给予他人应得之物;勇毅使人对危险和困难作出合宜的回应;节制则调节欲望,尤其是与身体快感有关的欲望。德性并不只是压抑情感。经过适当陶冶的情感能够与理性协作,使人不只是勉强做出善行,而是凭借秩序得当的品格行善。

阿奎那区分了通过反复的人类行动养成的德性与由上帝灌注的德性。信、望、爱之所以是神学德性,是因为它们以一种特有的超自然方式指向上帝。爱德不能等同于仁慈的情感:它是人与上帝之间的友谊,使人对上帝和近人的爱各得其序。爱德使其他德性朝向超自然的至福,却不抹去各项德性各自特有的对象。因此,阿奎那既能承认真正的自然道德卓越,又否认仅凭人自身力量取得的道德成就足以使人获享对上帝的终极直观。

某一具体行动的道德性质取决于其对象、情境和目的。所谓对象,并不是脱离理性来描述的单纯身体动作,而是行动者在一种具有道德意义的描述下所选择做的事。情境包括由谁行动、行动针对谁,以及在何种条件下行动等因素。目的则是采取这一行动所要达到的进一步目标。良好的意图不能使不正当的行动对象变得正当:为了资助慷慨之举而行窃,仍然是行窃。反过来,一个原本恰当的行动,也可能因虚荣之类的目的或严重不当的情境而变质。

一个影响深远的例子,是他对自卫致人死亡的讨论。他区分了意在保全自身生命与使用适度防卫力量所导致的非本意死亡。后来的道德神学家将这段论述发展为双重效果原则,但阿奎那本人并未将后世的标准表述提出为一套普遍适用的四项检验标准。他的论述也限制了以自卫为由的辩护:过度使用武力可能使行动变得不正当,而私人也不具有他赋予公职人员的全部权限。更广泛地说,他的伦理学既不能化约为追求结果的最大化,也不能化约为查考孤立的禁令;它将品格、实践判断、意图、行动类型以及人类目的的层级秩序融为一体。

自然法、政治权威与经济生活

阿奎那将法律界定为由负责照管共同体的人为共同善而制定并公布的理性规范。这一定义中的每个要素都至关重要。一项命令并不只是因为出自有权势者就能真正称为法律;法律必须依循理性,以共同的善为目标。共同善不只是个人满足的总和,而是共同体成员能够共同参与的生活条件与目标。阿奎那区分了永恒法、自然法、人定法与神法,将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置于更广阔的天意观之中。

永恒法是引导受造世界的神圣智慧。自然法则是理性受造物对这一秩序的参与。自然法的首要实践原则是:应当行善、求善,避免作恶。更具体的规范则源于人的基本倾向,包括保存生命、生育和养育后代、认识真理以及过社会生活。阿奎那并不认为每一种自发欲望都具有规范上的权威。人的各种倾向必须放在整个人的理性秩序中理解;即使基本原则保持不变,实践上的结论也可能随情境而变化。

对于自然法未作具体规定的实践要求,人定法赋予其明确的制度形式。有些规则是从更普遍的原则中推导出的结论,另一些则是在若干合理的可能方案中作出的具体规定。共同体需要有关处罚或程序的规则,但自然法本身并不提供每一项确切的条文。人定法还必须顾及其治理对象的实际状况。阿奎那认为,法律不应禁止一切恶行,尤其是在全面禁止无效或会造成破坏的情况下。不正义的法律可能不具有良心上的约束力,不过他也承认,为避免引人作恶或造成严重混乱,是否抵制这类法律可能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

政治共同体之所以是自然的,是因为人需要有组织的合作,才能过上适足的生活并追求德性。阿奎那在某些语境中对君主制持肯定态度,而在另一些论述中,则赞许融合君主制、贵族制与平民参与因素的政体。他将暴政视为统治的败坏,因为暴政以统治者的私利取代了共同善。不过,他的政治著作仍以等级分明的基督教社会为前提,而非现代意义上的宗教中立。他依据中世纪关于洗礼和公共权威的观念,认可对某些形式的异端施加强制性惩罚;这一点使人不能简单地将他描述为现代自由主义权利理论家。

阿奎那对经济问题的讨论,将正义原则应用于所有权、交换和借贷。财产由私人管理,有助于增进责任感和社会秩序,但财物的使用仍须顾及人们的共同需要。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取用维持生存所需之物不被视为一般的盗窃,因为物质财富的根本用途具有优先地位。在交换中,欺诈和剥削违反正义;公平价格允许存在一个合理区间,并不要求某个数学上精确的数值。他对取息借贷的反对,针对的是这样一种贷款:所借之物的所有权转归借款人,其使用本身就是将其消耗,却仍对这种使用收取费用。他将此类贷款与涉及共同承担风险或补偿某些损失的安排区别开来,因此,不能简单地把他的分析等同于反对金融活动带来的一切收益。

基督、恩典与圣礼

阿奎那的哲学探讨服务于一项神学事业,其核心是人作为受造物,通过基督回归上帝。他对道成肉身的阐释,遵循了早期基督教大公会议所确立的位格与本性的区分。基督是一个神圣位格,兼具神性与人性。这一结合既没有将两种本性混合成第三种事物,也没有使其人性沦为表象。基督的人的理智、意志和肉身生活,仍然具有真实的人性。因此,阿奎那详细探讨了人的知识、苦难、顺服与行动如何能够属于降生成人的圣言,而又不将受造物的局限归于神性本身。

在解释基督的救赎工作时,阿奎那采用了几个相互补充的范畴,而非一种排他的机制。基督的一生及其受难具有立功、献祭、救赎和补赎的意义,其顺服与爱德是这些意义的核心。阿奎那认为,上帝并非绝对必须通过道成肉身与受难来拯救人类;神的大能并不局限于这条途径。他主张,这种救赎方式之所以合宜,是因为它彰显了神的爱,提供了顺服的榜样,并通过一位既有神性又有真实人性者的行动,解决了人的罪的问题。

恩典医治人受损的能力,并提升人,使其趋向超越自然的终极目的。阿奎那将使人得以分享神圣生命的圣化恩典,与上帝在具体行动中给予的助佑加以区分。称义涉及罪的赦免以及人自身的转变,而不仅仅是外在名分的改变。同时,称义的开端也不能靠人在没有恩助的情况下预先积累的功德来换取。他对功德的解释,以上帝出于恩典所确立的秩序为前提:人的行为之所以与永生相关,是因为上帝在这一秩序中使这些行为成为可能,并予以接纳,而不是因为受造物能够独立地向其创造者提出某种权利要求。

在阿奎那看来,圣礼是可见的标记,同时也作为工具,使其所表征的恩典实际产生。物质事物能够服务于属灵的目的,是因为上帝通过受造的工具施行作为。洗礼开启基督徒的生活,而圣餐作为基督临在并滋养灵性生命的圣礼,占据着独特的地位。阿奎那对变质说的解释认为,饼和酒的实体变成了基督的身体和血,而可感知的偶性则保持不变。这里的“实体”和“偶性”是形而上学的专门术语;这一教义所描述的,并非一种可通过味道、重量或外观的变化察觉的普通物理转变。

他对肉身复活的论述,进一步展现了神学与哲学人类学的融合。既然灵魂按其本性是身体的形式,那么灵魂与身体分离的存在状态,就不是人的完整状态。因此,最终的救恩意味着有身体的生命得到恢复,而不是永久摆脱物质存在。阿奎那还通过圣餐赞美诗及礼仪文本,为拉丁基督教的敬拜作出了贡献;这些作品在传统上与基督圣体节相联系。《神学大全》未完成这一事实,在这一领域尤为重要:人们读到的该书后半部有关末世之事的讨论,往往出自他去世后编成的《补编》;若要了解他本人已完成的相关论述,还须查阅其早期著作。

争议、教会机构的接纳与现代诠释

阿奎那的权威并非一开始就得到确立,也并非从未受到质疑。他对灵魂的阐释、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运用,以及在理智认识问题上的立场,都招致了捍卫不同奥古斯丁主义传统的神学家的批评。1277年,巴黎主教艾蒂安·唐皮耶谴责了与当时哲学和神学争论有关的219项命题。这份清单并非直接针对阿奎那本人或其整个思想体系的谴责,但其中一些命题与他的思想所涉及的立场有所重合。同一时期,牛津施行的限制措施也波及阿奎那所捍卫的论点,尤其是关于人身上实体形式单一性的主张。

阿奎那去世后,多明我会日益积极地捍卫他的学说。反对者与支持者撰写了详尽的纠谬文献,其中包括围绕威廉·德·拉·马尔的《托马斯修士纠谬》展开的论争。1323年,教宗若望二十二世将阿奎那册封为圣人,显著改变了他在教会内的地位。1325年,巴黎方面撤销了此前谴责中涉及其学说的部分。1567年,他获封教会圣师,地位进一步巩固,但这并未消除天主教各学派之间的分歧。后来的经院思想家仍不断争论应当如何理解他对恩典、自由、知识与存在的论述。

有影响力的诠释者包括十五世纪的约翰·卡普雷奥卢斯、十六世纪初的托马斯·德·维奥·卡耶坦,以及十七世纪的圣托马斯的若望。他们的著作将阿奎那的思想系统化并加以拓展,有时还采用了阿奎那本人未曾以同样形式提出的专门性区分。因此,历史学家必须区分阿奎那本人的著作与后来那些以其权威为依据的托马斯主义传统。同样的区分也适用于同方济各会和耶稣会思想家的论争:被冠以“托马斯主义”之名的争论,往往既反映了后来的制度背景,也体现了对阿奎那文本理解上的真实分歧。

教宗良十三世于1879年颁布《永恒之父》通谕,倡导以阿奎那为重要参照,复兴基督教哲学,此后托马斯主义迎来了一次重大复兴。新托马斯主义在天主教教育中占据了显要地位,而十九世纪末启动的《良十三世版》则推动了阿奎那著作的校勘整理。二十世纪,艾蒂安·吉尔松和雅克·马里坦帮助托马斯主义哲学进入更广泛的思想讨论。历史研究者着重考察其论证的中世纪语境,其他诠释者则发掘其思想资源,将之用于当代形而上学、伦理学和政治理论。

与分析哲学的对话,促成了对阿奎那有关行动、存在、心灵及宗教语言的理论的细致重估。安东尼·肯尼、彼得·吉奇以及后来的分析托马斯主义倡导者等哲学家,在考察他的论证时,并非都接受其神学立场。持续存在的争议包括:他的存在论述究竟更适合通过分有来理解,还是通过逻辑分析来理解;他的自由选择理论与神的因果作用有何关系;以及自然法推理如何应用于其原有神学背景之外。文本研究也在不断区分真作与存疑的托名之作,并进一步厘清其著作的写作年代,因此,对阿奎那的诠释既有赖于哲学论证,也有赖于历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