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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性

意向性是心理状态指向对象、属性、事件或事态的特性,无论它们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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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性是心理状态或心理活动关涉、指向或涉及某物的能力。知觉所感知的是一片风景,信念涉及事物的实际状况,欲望所求的是某种结果,恐惧则可能指向某种潜在的危险。这些状态的对象不一定存在:人可以想象一座金山,寻找一份并不存在的文件,或害怕一件从未发生的事。因此,在哲学意义上,意向性的含义比意图实施某个行动更为宽泛。

这一概念在心灵哲学、现象学和语言哲学中占据核心地位。它将有关经验与思维的问题,同有关意义、指称、表征以及心灵与世界之间关系的问题联系起来。意向性在现代哲学中的突出地位,尤其源于弗朗茨·布伦塔诺于1874年发表的著作,以及埃德蒙德·胡塞尔随后对其研究进路的改造。

意向性的主要问题包括:心理状态如何获得其对象与内容,关于不存在之物的思考何以可能,以及能否从物理、生物、计算或社会的角度解释意向性。争论也涉及意向性的范围:是否每一种有意识的状态都具有意向性,无意识状态是否具有意向性,以及动物、机构或人工系统能否真正表征任何事物。

指向性、内容与满足条件

一种意向状态可以从其心理样态和所表征的内容两方面加以区分。相信火车会到站、希望火车会到站,以及害怕火车会到站,涉及对可能相同的命题内容所持的不同态度。反过来,相信火车会到站与相信该车次已被取消,虽然态度相同,内容却不同。这一区分使我们能够分别追问:是什么决定了一个状态的内容,又是什么使它成为信念、欲望、预期或其他类型的状态。

并非所有意向性都适合被描述为对命题的态度。看见一棵树、仰慕一个人、想象一段旋律,以及伸手去拿一个杯子,似乎都指向环境中的对象或特征。对于这类情况是否最终都能用命题来分析,哲学家们意见不一。另一个重要区分是意向对象与意向内容之间的区分:同一对象可以从不同侧面被呈现,而不同对象也可以通过相似的描述性内容得到表征。

许多意向状态都有相应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它们得到实现、符合实际或取得成功。如果事情确如某个信念所表征的那样,该信念就是真的;如果欲望所指向的情境成为现实,该欲望就得到满足;意图则通过相应的行动得以实现。这些条件通常被称为满足条件。它们说明了表征为何不同于单纯的物理相关性:表征可能出错。信念可能是假的,知觉可能错误地表征某种颜色,伸手抓取的动作也可能偏离目标。

信念与欲望通常还可以通过各自的“适合方向”来区分。信念具有从心灵到世界的适合方向:它应当符合事物的实际状况。欲望则具有从世界到心灵的适合方向:要使欲望得到满足,世界就必须符合所欲求的内容。这一区分关乎成功的标准,而不只是因果作用的方向。欲望可能由已经存在的事物引起,而信念也可能促成它自身所预测的事件。

意向性(intentionality)还必须与英文拼写中用 s 而非 t 的内涵性(intensionality)区分开来。内涵性是表达式和语境所具有的逻辑或语义特征,其中包括通常的替换原则失效的情况。意向性则关乎指向性,或关乎某物的特性。在报告思想的句子中,两者经常相互关联,但不能混为一谈:有些内涵语境涉及的是可能性,而非心灵;知觉所具有的意向性,也不能仅凭知觉报告的语法得到穷尽的说明。

古代与中世纪的先声及布伦塔诺的复兴

现代意向性问题在古代认知理论中已有重要先声。亚里士多德将感知描述为接受可感形式而不接受质料,并将其比作蜡接受印章的印痕,却不接受印章的铁或金。这类理论试图解释,感知者如何能够把握外在事物,而不必实际获得其物质构成。它们虽未使用现今形式的现代意向性概念,却提供了一个框架,用以区分对象的物理存在与对象对认知主体的呈现。

中世纪的讨论发展出一套围绕 intentio、可理解形相和心灵对象的专门术语。在经院哲学中,intentio 可以指概念,也可以指理智所把握的内容,而非专指行动计划。阿维森纳(伊本·西那)区分了感官把握与能够领会非感性意义的估量能力,并以绵羊察觉狼具有危险性为例加以说明。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可理解形相是理解借以发生的媒介,通常并非被理解的对象。这些理论之间存在实质差异,因此不应将中世纪的意向性思想视为一种单一学说。

弗朗茨·布伦塔诺在《从经验立场出发的心理学》(1874年)中,对意向性作出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现代表述。他以对象的意向性“内存在”来刻画心理现象,也将其描述为对某一内容的关涉或对某一对象的指向。这里的“内存在”意指某种“存在于其中”,而不只是“不存在”。听觉指向被听到的某物,判断指向被肯定或否定的某物,爱则指向被爱的某物。

布伦塔诺提出,意向性是心理现象的区别性特征。他的主张并不只是说,许多思想碰巧涉及对象,而是说,指向对象属于心理活动本身的结构。这引出了一个经久不衰的问题:意向性是否为心理现象所独有,还是语言符号、图像和机器也具有意向性?一种常见的回答是,将心灵的意向性与符号通过使用和解释而获得的意义区分开来。

布伦塔诺的术语留下了有关意向对象地位的棘手问题。如果想象一座山涉及一个“在”心中的对象,那么,这个对象是否是一个有别于所想象之山的心理实体?他的学生们给出了不同的回答。卡齐米日·特瓦尔多夫斯基在《论表象的内容与对象》(1894年)中,明确区分了表象活动、表象的内容及其对象。阿莱克修斯·迈农发展出一套关于不必存在的对象的理论。胡塞尔则对意向活动展开了日益精细的分析,而没有将这些活动的对象简单地视为心灵内部的复制品。

胡塞尔的现象学分析

埃德蒙德·胡塞尔在《逻辑研究》(1900—1901)中,将意向性置于其经验研究的核心。仅仅列举感觉成分或心理事件,并不足以恰当地描述一种经验;还必须说明这种经验呈现了什么,以及对象是如何被呈现的。看见一所房子、回忆它、想象它,以及判断它空无一人,都可以涉及同一所房子,但这些经验的意向性特征却有根本差异。

胡塞尔区分了相对空泛的意向与直观充实。一个人即使当下没有看见某座建筑,也可以理解“市政厅”这个表达。后来亲眼见到它时,先前只是被意指、却未在知觉中在场的对象得以呈现,从而使先前的意向得到充实。这并不只是增添了一幅心理图像,而是在经验中认同先前所意指的对象与当下被给予的对象是同一个。由此,意向性成为胡塞尔关于明证性与知识的论述的核心。

在《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1913)中,胡塞尔提出并阐发了意向活动(noesis)与意向相关项(noema)的区分。大体而言,意向活动涉及意向性的活动及其方式,意向相关项则涉及该活动指向对象的相关项,包括作为被意指者的对象。对于意向相关项的解释,至今仍有争议。有些解读强调它作为意义或表征结构的作用;另一些解读则强调对象本身,恰如它在经验中被体验到的那样,并反对在意识与世界之间设置中介的观念。

在胡塞尔看来,知觉对象超出了直接显现的内容。我们从一侧看见一个立方体,但它那些不可见的面也被共同意指为可通过进一步移动和察看而看到的部分。这些预期构成了经验视域的一部分。因此,知觉并不是先有一组彼此孤立的可见表面,随后再由此推断出一个对象。它从一开始就呈现为一个持续存在的事物,而这个事物的某些侧面当下虽被遮蔽,却可能被进一步感知。

时间经验也具有类似的结构。听见一段旋律,不只是意识到一连串互不相连的音符。刚刚过去的阶段通过滞留仍可被把握,而前摄则预期着即将发生的内容。这些结构有助于解释,一个在时间中延展的事件何以能够作为统一的整体被经验到。

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或称悬搁(epoché),将日常对世界存在的确信暂时置于括号之中,以考察对象是如何被给予的。这并不等于否认外部世界。在他后期的先验唯心论中,“构成”所涉及的是对象如何通过意向生活获得其在经验中的意义与有效性,而不是简单地主张个体心灵以因果方式制造了物理事物。

逻辑与语言哲学中的意向性

关于信念、欲望及其他态度的报告,会给通常的指称原则带来难题。如果两个名称指称同一对象,那么在外延性陈述中,用其中一个替换另一个,通常不会改变陈述的真值。晨星和昏星都是金星,因此,关于晨星的天文学陈述往往可以改用昏星来表述。然而,一个人可能相信晨星在黎明前可见,却不相信关于昏星的相应陈述。

戈特洛布·弗雷格在《论涵义与指称》(1892年)中探讨了相关问题。他对涵义与指称的区分,解释了不同表达式如何能够指称同一对象,却以不同方式呈现该对象。弗雷格认为,在间接语境中,例如报告某人相信什么时,表达式通常的涵义会成为它的间接指称。这为意向性话语的某些语言特征提供了精确的处理方式,但对信念报告的语义解释,并不自动构成对信念的完整心理学解释。

伯特兰·罗素通过其摹状词理论提出了另一种进路;这一理论最早发表于《论指称》(1905年)。一个看似指称“当今法国国王”的句子,可以从存在性、唯一性和谓述三个方面加以分析,而不必将其理解为包含一个指称某个奇特的、并不存在的人的名称。态度报告中的摹状词也会产生辖域上的区别。一个人可能相信有且仅有一个人符合某项描述,却未必对实际上符合该描述的任何特定个体持有相应信念。

这些区别通常通过“从言”(de dicto)解读和“从物”(de re)解读来表达。从言报告将某种针对所述内容的态度归于主体;从物报告则将某种涉及特定事物的态度归于主体。例如,相信有人是个子最高的间谍,并不一定等于对某个特定的人相信他是间谍。这一区别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主体识别对象的方式可能不同于报告者识别对象的方式。

威拉德·范·奥曼·蒯因强调了对不透明语境内部的变项进行量化的困难。从某人相信一个包含名称的句子这一事实,并不能直接推出存在一个对象,使此人相信关于该对象的相应开放句。这类问题使得将意向性话语纳入一个统一的外延逻辑框架的尝试变得复杂。

更广泛的问题在于,语言意义与心理内容之间有何关系。一种进路通过说话者的意图来解释有意义的言语;另一种进路则认为,思想依赖于对公共语言的掌握。这两种关系都不应预先认定。非语言的知觉和动物认知,对一切意向性都需要语言这一主张提出了挑战;而交流则表明,公开表达的内容不能仅仅被理解为孤立的私人心理事件。

不存在的对象、错觉与表征内容

意向性似乎不同于普通关系,因为它所指向的对象未必存在。如果有人踢一块石头,就必定有一块被踢的石头。如果有人想象一匹飞马,却未必有飞马存在。这一区别给某些分析方式带来了难题:它们把每一次意向活动都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存在的主体与一个独立存在的对象之间的关系。

阿莱克修斯·迈农通过区分对象的特征与其存在地位来处理这一问题。他的理论允许人们考察不存在的对象,甚至具有相互冲突的规定性的对象,例如圆的正方形。这一理论背后的洞见是:可被描述或可被思考,并不等于存在。批评者认为,这种进路可能使本体论容纳过多的实体;支持者则区分了对对象进行量化与承诺这些对象存在。

另一些进路否认,关于某物的思想必须有一个与之对应的对象。想象活动可以具有内容,却不必与该内容所描述的事物构成普通意义上的关系。按照这种观点,“想象一匹飞马”刻画的是该活动的表征组织方式,而不必把一匹飞马列入存在之物的清单。这样一来,难题就变成了:如何解释这种组织方式何以专门关涉飞马,而非其他事物。

一个相关的区分涉及对象与面向。一个人可能在想着某个真实的人,却对这个人的身份或属性有着根本性的误解。因此,一项描述不成立,并不总意味着一个思想没有对象。反过来,详尽而自洽的描述也不能保证指称成功。意向性理论必须区分两种情况:对某个存在之物产生误解,以及未能成功指称任何事物。

知觉使这一问题更加突出。把水中的直棍看成弯的,涉及一个被错误表征的、实际存在的对象。幻觉中出现一根棍子,则可能根本没有相应的对象。表征理论用真实知觉与幻觉具有共同或密切相关的内容,来解释二者的相似之处。关系理论则认为,实际对象是成功知觉的构成要素,因此幻觉不可能与成功知觉具有完全相同的基本结构。

这些分歧对认识论有着重要影响。如果知觉经验总是直接关涉某个内部对象或意象,就需要进一步解释它如何使我们接触到外部事物。直接实在论进路避免了这一中介,但必须解释具有误导性的经验,而不能将其视为与它们看似呈现的对象之间的直接关系。问题不只在于错误是否发生,还在于一种理论如何既解释成功地指向世界的情形,也解释这种指向失败的情形。

心理表征的自然主义解释

自然主义理论试图利用与自然科学相容的解释资源来说明意向性,而不把语义上的关涉性当作一个未经解释的出发点。这一目标对物理主义尤为重要:如果心理状态是在物理层面实现的,那么物理过程如何能够具有内容,又如何能够有对错之分?仅仅找出与某种刺激相关的神经事件,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相关性在自然界中无处不在,却并不显然构成表征。

因果理论和信息理论从环境条件与内部状态之间的可靠关系入手。视觉系统的活动可能携带关于边缘、运动或颜色的信息。难点在于区分表征与偶然的相关性,并解释错误。如果一个状态的含义就是引起它的任何事物,那么,一个异常的原因似乎会改变它的内容,而不是使它成为错误的表征。理论必须解释:当某个状态由一颗小而黑的弹丸触发时,为什么它仍然可以表征一只苍蝇。

弗雷德·德雷茨克的《知识与信息流》(1981)提出了一种信息论进路,将知识和表征与信号所携带的信息联系起来。杰里·福多的《内容理论及其他论文》(1990)提出了一种非对称依赖解释。粗略地说,这一主张认为,异常原因依赖于确定内容的正常关系,而正常关系并不反过来依赖这些异常原因。这类进路力图在不预先假定错误表征的情况下解释错误表征。

目的语义学则诉诸生物学功能。露丝·密立根的《语言、思想及其他生物学范畴》(1984)和戴维·帕皮诺的《实在与表征》(1987)提出了颇具影响力的版本。表征机制具有由选择或繁殖塑造的功能;对于这些机制的状态,可以根据利用这些状态的相关系统在何种条件下发挥其功能来加以评价。错误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机制可能在某些情境下运作,却未能实现其在历史上形成的功能。

另一类理论强调推理角色或功能角色。一个信念的内容,部分取决于它如何与知觉、其他信念、推理和行动相互作用。这就将意向性与功能主义以及心灵计算理论联系起来。然而,仅凭内部角色,可能仍无法说清表征如何与特定的外部对象建立联系。

目前,没有任何一种自然主义方案被普遍认为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争论涉及何种解释层次才恰当、演化史发挥什么作用,以及能否从因果组织中重构语义规范。最有力的理论不仅必须解释可靠的探测,还必须解释对不在场对象的思考、抽象内容、系统性的推理,以及出错的可能性。

内在论、外在论与内容的个体化

语义外在论认为,至少有些内容并不完全由脱离环境来考察的个体内部所发生的事情决定。相比之下,内在论进路试图找出一类由个体的内部状态确定的重要内容。双方的分歧并不只是环境是否会对思想产生因果影响。几乎各方都承认这种因果影响。争论的焦点在于,与环境的关系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思想所关涉的内容。

希拉里·普特南在《“意义”的意义》(1975)中提出了孪生地球思想实验:设想有一颗行星,其江河湖泊中清澈、可饮用的液体,在化学上并不是水,而是另一种通常标记为 XYZ 的物质。在这种化学差异尚未被发现之前,地球上的一位说话者与孪生地球上一位在性质上与之相同的说话者,可能具有相同的内部状态,但他们使用的“水”一词却指称不同的物质。普特南以此质疑意义完全由“头脑中”的东西决定这一观念。

泰勒·伯吉在《个体主义与心灵》(1979)中,将这一论证扩展到由社会构成的概念。他的例子涉及一个使用“关节炎”一词、却误以为大腿也会患关节炎的人。此人对关节炎的理解并不完善,但这未必妨碍我们将通常的关节炎概念归于他,因为语言能力可能依赖于参与一个具有既定用语规范的共同体。因此,社会环境可能有助于确定一个人的信念究竟是哪一个信念。

外在论有多种形式。自然种类外在论强调与物质和生物种类的关系。社会外在论强调语言实践及专家的纠正。对象依赖进路认为,某些单称思想如果没有其特定对象,就不可能仍是原来的那些思想。这些立场不必同进共退,而且任何一种立场本身都不足以证明思想的所有方面都由外部决定。

内在论者常通过区分宽内容与窄内容来回应。宽内容包含依赖于环境的指称或真理条件;窄内容则旨在把握内部状态相同的主体所共有的内容。窄内容可能有助于解释推理以及即时的行为倾向,而宽内容则把握思想与现实对象及环境之间的关系。能否在不重新引入外部关系的情况下给出令人满意的窄内容界定,仍有争议。

这场争论也影响到自我知识。一个人往往无需考察周围环境,就能知道自己相信什么;但外在论似乎使这些信念究竟是什么,取决于此人可能并不知道的事实。这并不立即导致矛盾:知道一个思想的内容,不一定意味着知道使它具有该内容的每一个条件。不过,这确实要求我们仔细区分对某一态度的特权通达,与对该态度如何由环境加以个体化的认识。

意识、身体经验与实践指向性

意向性与意识之间的关系存在争议。布伦塔诺的理论将心理生活与对象指向性紧密联系起来,但当代理论至少区分了三个问题:是否每一种有意识状态都具有意向性,是否每一种意向状态都是有意识的,以及意向内容的存在是否根本上就离不开有意识经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以有不同的组合。

心境、疼痛和感官感受对一切意识都具有意向性的主张构成了挑战。局部疼痛似乎指向身体的某个部位,或表征身体的异常。相比之下,弥散的焦虑可能没有明确可辨的对象。意向主义理论认为,这类经验仍然以某种方式呈现身体或世界。反对者则主张,它们的感受特征,即感受质,无法由表征内容穷尽。因此,某种经验是否具有对象,与其现象特征的所有方面是否都具有表征性,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现象意向性理论颠倒了一种常见的解释方向。这类理论并非通过表征来解释意识,而是认为,某些基本的意向性以经验的现象特征为基础。经验给人的感受有助于决定它所呈现的内容。一个重要的难题是:如何解释这种立足于局部经验的指向性,能够与涉及特定远方对象、社会概念及环境历史的宽内容建立联系。

无意识意向性带来了另一类问题。一个持存的信念不必始终被有意识地想到,知觉加工也可以在不进入意识的情况下引导行为。因此,许多理论承认无意识表征的存在。另一些理论则区分真正属于个人层面的理解与亚个人层面的信息加工,并反对这样一种假定:凡是在计算上有用的状态,都具有与亲历的知觉或明确判断相同意义上的意向性。仅有对刺激敏感的加工活动的证据,并不足以确定其哲学归类。

现象学进路还强调实践指向性与身体指向性。马丁·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1927年)中指出,日常生活中对用具的使用和投入,比超然地静观对象更为基本。锤子通常是在建造活动、材料与目的所构成的实践情境中显现的,而不是先作为一个中性的东西出现,随后才被赋予用处。

莫里斯·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1945年)中发展了身体意向性的思想。熟练的动作不必先形成一个明确的命题,再计算如何执行。作为切身体验主体的身体,本就朝向可能的行动。当代具身认知与生成论进路延续了这一侧重点,不过,它们对于行动导向的过程是否需要内部表征,抑或能为表征式解释提供替代方案,存在分歧。

解释、社会实践与集体意向性

研究意向性,不仅可以考察内部机制,也可以追问:凭什么可以将一个系统解释为有思维的主体?丹尼尔·丹尼特提出了“意向立场”的概念,即通过赋予系统信念、欲望和一定程度的理性来预测它。这不同于依据详细的物理过程,或依据系统在设计上具有的功能来作出预测。例如,我们可以把一个国际象棋程序描述为试图保护自己的王,而不必在预测时追踪每一步计算操作。

这里的哲学问题是:成功的意向性解释究竟发现了真实的模式,还是仅仅提供了方便的虚构描述?丹尼特认为,可靠的意向性模式不必还原为彼此孤立的内部要素,仿佛这些要素能够独立于解释而自带意义。批评者则回应说,仅凭预测上的实用性,或许无法区分真正的理解与仅仅看似理解的行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使一种意向归属为真,而不只是它为何有效。

社会互动引入了一些指向形式,不能简单地将其描述为两个人各自表征同一个对象。在共同注意中,参与者关注某个事物,同时也相互协调彼此的注意。这不同于两个陌生人各自独立地观看同一幅画。这类情形对于解释沟通、学习以及共同指称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集体意向性涉及共享意图、集体承诺及相关的社会态度。两个人一起搬桌子时,通常会在对共同活动有所理解的基础上协调各自的行动。他们的处境不同于两个人碰巧各自独立地推动同一个物体。哲学上的不同解释存在分歧:相关结构能否还原为相互衔接的个体意图,还是必须诉诸一种不可还原的复数主体承诺形式?

约翰·瑟尔强调“我们意图”,以及集体认可的地位功能在制度性事实中的作用。金钱、职位和法律权力都依赖某些实践:在这些实践中,某种事物在特定社会情境下被视为具有某种地位。相比之下,迈克尔·布拉特曼通过相互协调的个体意图、相互依赖关系以及彼此相容的子计划来分析共享意图。玛格丽特·吉尔伯特则强调共同承诺;这种承诺能够在参与者之间产生义务,而这些义务不同于仅仅并行作出的个人决定所带来的后果。

集体意向性并不自动意味着存在群体意识。通过有组织的程序,我们可以将信念和决定归属于一家公司或一个委员会,即便在其成员之外,并不存在额外的体验主体。因此,关于群体能动性的理论会区分制度性决策、共享的实践承诺与集体体验,而不将它们视为同一种现象。

人工智能与归属于系统的关涉性的限度

人工系统使“表现得有意义”与“本身具有意义”之间的区分变得尤为迫切。计算机可以对图像进行分类、生成句子、更新地图,或根据目标选择行动。这些能力支持我们用意向性术语来描述系统,但仅凭这些能力,还无法判定系统究竟具有内在的关涉性,只是在实现那些意义依赖于使用者的表征,还是处于二者之间的某种位置。

塞尔在《心灵、大脑与程序》(1980年)中提出的中文房间论证,针对的是这样一种主张:只要实现了恰当的形式程序,就足以产生理解。一个人可以依照规则操作中文符号,却不理解中文。塞尔认为,仅有句法操作并不能构成语义理解。这一论证所质疑的是计算是否足以产生理解,而不是主张一切可能的人工系统都必然不具有心灵。

针对这一论证的回应质疑了其中不同的环节。“系统回应”提出,理解属于整个有组织的系统,而非其中遵循规则的个体。“机器人回应”则引入感知与行动,认为符号可以通过与环境的互动获得内容。其他回应质疑,这个设想的情形究竟证明了理解的缺失,还是仅仅使理解难以被识别。这些分歧部分取决于:意向性是否要求生物性的能力、功能组织、意识体验,或与世界之间的恰当关系。

斯蒂万·哈纳德于1990年提出的符号接地问题追问的是:符号如何能够获得意义,而不是只能通过其他符号得到解释。如果每个词语都用更多词语来定义,那么符号与世界的联系就可能被无限推延。提出的解答包括通过感知、行动、学习和社会互动来实现接地。系统将词语与图像或动作联系起来的能力与此相关,但这些联系是否足以构成真正的内容,仍是一个哲学问题。

当代人工智能使以往显式规则与有意义的认知之间的对立变得更加复杂。大语言模型从训练数据中学习统计结构,而非仅依靠人工编写的符号规则运行。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从指称、一致性和准确性等方面评价其输出。这些评价确立的是输出及其使用所具有的性质;仅凭这些评价,并不能确立系统具有意识、内在的理解,或判明其中涉及的究竟是哪一种意向性。

因此,至少必须区分三个问题:系统是否包含在科学研究中有用的表征,其语言行为是否在人类实践中表达内容,以及它是否具有自身的心灵视角。不同的意向性理论对这些界限有不同的划分。信息理论可能强调对环境的可靠追踪,解释理论可能强调理性归属的稳定模式,生物学理论可能强调历史上形成的功能,而现象理论则可能强调体验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