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是一种哲学传统,也是一组研究方法,关注经验的结构以及事物在经验中显现的方式。它不以对心理事件的因果解释为起点,而是追问:知觉、记忆、想象、判断、感受和行动如何揭示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其核心议题包括意识、意向性、时间性、具身性以及与他人的关系。这里的“现象”通常并不指掩盖实在的虚假表象,而是指如其自身所显现的事物,也包括人们遭遇它的方式。
二十世纪初,埃德蒙德·胡塞尔将现象学确立为一场独特的哲学运动;此后,它发展出若干彼此存在部分冲突的研究进路。胡塞尔力求对经验及知识的条件作出严格的阐明;后来的思想家则考察了生存、身体活动、历史理解、社会关系和伦理责任。现象学对认识论、心灵哲学、美学及人文科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现象学通常被归入欧陆哲学,其论证也与分析哲学和实证研究有所交汇。
维系这一传统的,与其说是一套固定的学说,不如说是一项要求:以严谨的态度关注事物如何被经验到。其主要分歧在于:这样的描述何以可能,解释是否不可避免,意识是否具有奠基作用,以及第一人称经验与身体、社会和自然过程有何关系。
历史先声与现象学运动的兴起
“现象学”一词早于胡塞尔就已出现。约翰·海因里希·兰伯特在1764年的《新工具论》中,用这个词指称对显象及其与真理之关系的考察。伊曼努尔·康德在1786年的《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中,也在讨论运动的显象时使用了这个词。这些用法属于该术语的早期历史,并不构成一个延续至今的学派。在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807年的《精神现象学》中,现象学指的是对意识诸形态发展历程的阐述,这一历程最终导向对知识的全新理解。尽管后世曾作出一些重要尝试,将黑格尔与胡塞尔联系起来,但黑格尔的研究旨趣与胡塞尔后来的描述性研究有着显著差异。
一个更直接的思想来源是弗朗茨·布伦塔诺,他的《从经验立场出发的心理学》出版于1874年。布伦塔诺认为,心理现象的特征在于意向性,即它们总是指向某物。听,就是听到某种声音;判断,就是判断某种情况成立;希望,就是希望某种结果出现。这一思路将注意力从孤立的心理内容转向体验活动与被体验之物之间的关系。19世纪80年代,胡塞尔曾在维也纳听布伦塔诺讲课,后来又师从卡尔·施通普夫,后者的工作将哲学心理学与知觉研究联系起来。
胡塞尔所受的数学训练也塑造了这一新兴运动。对数、同一性和有效推理的追问,促使他区分作为心理事件发生的思维活动,与不同思维活动所能共有的观念内容。他在1891年的《算术哲学》中考察了算术概念的起源,但在后来的立场中,他开始尖锐批评那些试图将逻辑有效性建立在心理事实之上的做法。问题不在于人们计算时是否进行心理操作,而在于推理的有效性能否取决于有关人类这一物种的偶然事实。
1900至1901年间出版的《逻辑研究》,为现象学提供了最主要的奠基性著作。第一卷批判了逻辑学中的心理主义;第二卷则研究了意义、抽象、部分与整体、意向体验以及知识。这部著作吸引了哥廷根和慕尼黑的一批哲学家,包括约翰内斯·道贝特、亚历山大·普凡德尔和阿道夫·赖纳赫。这些早期群体并未持有统一的形而上学立场,其中一些成员后来还拒绝接受胡塞尔的先验转向。
因此,现象学兴起于逻辑分析、描述心理学以及围绕科学知识展开的争论的交汇处。它早期所倡导的“回到事情本身”,意在回到探究真正涉及的对象及其被给予的方式,而不是用沿袭下来的理论建构取代实际考察。这并不意味着放弃概念的精确性,也不意味着反对科学本身。
胡塞尔哲学探索的发展
在四十余年间,胡塞尔的思想发生了显著变化,后来的诠释往往取决于着重考察的是哪一时期。《逻辑研究》通过对意向行为和观念意义的细致分析来阐述现象学。1913年出版的《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则引入了更为明确的先验框架。问题由此转变为:对象与世界如何在经验中获得其意义与有效性,而不再仅仅是如何描述特定类别的心理行为。
“先验”一词令人联想到康德对经验何以可能的条件所作的考察,但胡塞尔并未简单照搬康德的体系。他试图通过反思地把握经验活动本身,来考察这些条件。他的立场通常被称为先验唯心论,尽管这种唯心论究竟意味着什么,至今仍有争议。胡塞尔并未声称物理对象可以被任意创造,也没有主张一棵树真的包含在某个人的心灵之中。他认为,要澄清一个客观存在的世界的意义,就必须考察这个世界得以被经验、其有效性得以确证的那些结构。
胡塞尔的分析也从相对静态的描述转向了发生问题。静态现象学考察行为、对象、意义和被给予方式之间的关系。发生现象学则研究这些结构如何通过时间综合、习惯、联想和先前经验而形成。例如,熟练的读者会直接将词语看作有意义的东西,而不必费力地把一个个符号拼合起来。这种直接性有其形成的历史:先前习得的东西已经成为习惯性的能力。这里的“发生”并不只是指生理层面的因果作用,也不是按时间顺序叙述的个人生平。
《笛卡尔式的沉思》以1929年在巴黎所作的讲演为基础,于1931年首次以法文出版,围绕主体性、明证性和对他人的经验展开了先验哲学的探索。书名向勒内·笛卡尔致意,但胡塞尔质疑了那种将自我视为与外部世界相分离的精神实体的观念。他通过先验自我的意向生活及其与其他主体的关系来考察它,而不是将其视为一个可以独立观察的内在对象。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的部分内容于1936年发表。在这部著作中,胡塞尔考察了现代科学如何脱离日常世界,而科学实践的意义最初正是由这个世界赋予的。这一晚期探索将历史反思与现象学分析结合起来。胡塞尔于1938年去世时,仍有大量著作尚未发表。此后,赫尔曼·莱奥·范布雷达协助将他的手稿转移至鲁汶,当地的胡塞尔档案馆由此成为重要的研究中心。这些手稿的持续出版,使那些将胡塞尔哲学描绘成一个已经完成、始终不变的体系的说法难以成立。
悬置判断、还原与本质分析
现象学方法始于哲学关注方式的转变。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遇到对象时,往往直接将其视为存在着的事物:杯子在桌上,火车正在驶来,同事正在说话。胡塞尔将这种日常取向称为自然态度。悬置判断将自然态度中对世界存在的总体确信悬置起来,或称“加括号”,不再直接运用这一确信。这种悬置既不否认世界的存在,也不断言世界的存在是可疑的。它让我们得以探究:世界是如何被经验到,并被接受为实在的。
与之相关的现象学还原,将注意力从被视为独立于经验的对象,转向对象与其显现方式之间的关联。从一侧观看杯子时,经验中既包含可见的表面,也包含对隐蔽表面的预期、身体所处的观察位置,以及对进一步探察将揭示什么的期待。还原使这些关系成为专题考察的对象。它不同于哲学怀疑主义,因为它的首要目的不是推翻对外部世界的信念,而是澄清这种信念的意义及其正当根据。
胡塞尔还发展了本质还原,其目标是本质结构,而不只是个别事实。一项主要技术是想象变更:在思想中对一个例子进行变更,以确定哪些特征可以改变,而不至于使该现象变成另一种事物。一个被感知的物质对象,其颜色、形状或大小都可以变化,但仍保有通过局部视角显现的结构。预期得到的结果,不是对通常情形的统计概括,而是对某一类经验本身所固有特征的阐明。
这些程序要求我们区分描述、因果解释与形而上学断言。描述疼痛如何占据注意力,并不等于确定疼痛的神经学原因。描述记忆中的事件,并不能证明该事件发生时的情形与记忆完全一致。同样,研究数学对象如何被理解,本身也不能解决有关其独立存在的一切争论。现象学探究力求避免在错误的解释层次上回答问题。
不过,这一方法也面临来自传统内部的困难。想象变更可能只是在重现某种文化中熟悉的可能性,而不是揭示不受限制的必然性。反思可能改变它所考察的经验。悬置也可能永远无法彻底完成,因为语言、训练和传承下来的概念,共同影响着我们能够注意到什么、能够将什么表达出来。因此,后来的现象学家对还原作出了修正,将其视为一种持续的实践,而非一项一劳永逸的成就;也有人以生存论分析和解释学分析取代先验反思。
因此,现象学并不存在一种得到普遍认可的程序。胡塞尔本人就发展了多种还原路径,后来的研究者对这些路径是否必要也存在分歧。将这些路径联系起来的,是一种共同的坚持:使经验结构得到明确揭示,并将经验实际呈现的内容与理论带入的假定区分开来。
意向性、意义与证据
意向性是经验指向对象、情境、可能性或事态的特性。它并不是日常所说的作为计划的“意图”。看见一栋建筑、害怕发生事故、想象一个半人马以及判断一个命题,都具有意向性,尽管这些经验与各自对象之间的关系大不相同。想象中的半人马不必实际存在,想象仍然可以有确定的内容。因此,意向性不仅是意识理论的核心问题,也是指称理论的核心问题。
胡塞尔区分了被经验的对象与经验这一对象的活动。同一栋建筑可以被感知、被回忆、被预期或被描述;这些活动各不相同,却指向同一个对象。反过来,同类活动也可以涉及不同的对象。在《观念Ⅰ》中,他阐述了意向活动与意向相关项之间的相关关系:粗略地说,前者是进行经验的活动,后者是这一活动的意向相关项,其中包括作为意向所指的对象。意向相关项究竟具有何种地位,至今仍有争议。一些解释者强调它类似于意义的作用,另一些则主要将其理解为就对象与其显现方式的关系而言的对象。
意向经验还具有视域。一栋建筑可见的正面,隐含地指向其不可见的内部与其他侧面,指向绕着它移动的各种可能方式,也指向周围的环境。这些方面并不是同时都得到明确表象的。它们构成一个有结构的预期场域,其中的预期可以得到充实、修正,也可能落空。当人们发现一处看似门口的地方其实是画在墙上的图案时,有关纵深、进入以及继续探索的预期便会落空,从而改变先前的经验。
胡塞尔运用空意向与直观充实之间的区分来分析知识。一个人即使没有看到桥,也可以理解“桥已经塌了”这句话。随后,直接观察、他人的证言或其他经验,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充实或支持这一最初空乏的意向。充实有程度之别,而且必须与单纯的主观确信区分开来。一个信心十足的判断仍可能缺乏充分支持,而一种经验虽然可能清楚地呈现某物,却也只是在有限的条件下如此。
因此,现象学意义上的证据所关涉的是某物如何显明出来,而不只是一种确信感。知觉通常只能不完整地呈现物理事物,并始终容许修正。数学洞见的结构不同于对一棵树的知觉,也不同于对他人痛苦的识别。胡塞尔对严格性的追求,有赖于尊重这些差异,而不是要求一切都符合某种统一的确定性模式。
这些分析将现象学与关于意义和客观性的争论联系起来。它们也说明,为什么不能把意向性化约为一套私人的心理意象。经验通常会超出其当下明确的内容,指向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的同一性超越了任何一次与它的相遇。
时间性、记忆与自我经验
现象学对时间的论述区分了客观、可测量的时间与经验的时间组织:正是通过后者,任何事物才能被体验为持续、变化或反复出现。时钟测量时间间隔,但要听到它的滴答声,就已经需要将接续出现的各个阶段整合起来。如果经验仅由互不相连的瞬时内容构成,节奏与运动就都不可能作为节奏与运动而显现。胡塞尔对时间意识的研究探讨了这一问题,其中包括他于1905年所作、于1928年出版的讲座。
他的典型例子是聆听旋律。后一个音符响起时,前一个音符并非就此消失,而是以一种经过变样的方式,作为刚刚过去的音符继续在场;与此同时,逐渐展开的旋律也带着对后续内容的期待。胡塞尔区分了原印象、滞留与前摄:当下的阶段、对刚刚流逝之物的直接保持,以及面向接下来事物的预期性敞开。它们是时间经验中相互依存的方面,而不是三种各自独立发生的心理操作。
滞留不同于回忆。刚刚听到的音符属于仍在进行的旋律聆听,而回忆昨天的演出,则是重新将一个过去的事件作为主题。前摄同样不同于明确的预测。听者可能已经朝向旋律的延续,却没有自觉地预测某个特定音符。意外的中断揭示了这种预期结构,因为它打断了一种正在展开、此前并不引人注意的期待。
时间综合也关乎对象与自我的同一性。一只飞鸟被经验为同一只鸟先后处于不同位置,而不是一连串互不相关的彩色形状。同样,一个人的生活包含习惯、承诺以及记忆中的经历,这些都会塑造当下的可能性。胡塞尔后期对被动综合的分析,考察了在有意作出判断之前便已运作的联想与组织形式。“被动”并不意味着毫无活动,而是指这种综合并非由明确的意志活动发起。
与此相关的一场争论涉及前反思的自我意识。许多现象学家认为,在反思将体验转化为对象之前,体验就已经向主体自身显现。疼痛并不是先作为一个不属于任何人的事件被察觉,然后才被归属于某个自我。这并不能证明每种经验都包含对个人身份的明确思考,也不能证明自我是一种不变的实体。
后来的论述沿着不同方向发展了这些思想。萨特将意识分析为以非设定的方式意识到自身,而海德格尔则将时间性置于生存与可能性的核心。当代讨论区分了最低限度的经验性自我性与叙事性、社会性的身份认同。前反思意识能否充分解释经验的统一性,以及是否应将其理解为每一种意识状态所固有的特征,仍是哲学界持续探讨的问题。
具身性、知觉与实践活动
现象学反对这样一种知觉观:知觉是不具身体的旁观者对感觉材料的被动接收。感知者占据一定的位置,能够移动,具有实践能力,并在环境中与事物相遇。因此,具身性并不只是在意识之外附加的一个研究主题:对许多现象学家而言,它改变了我们对经验本身的理解。身体既是可以被观察的对象,也是使观察与行动成为可能的活生生的媒介。
胡塞尔区分了作为物理对象的身体与亲身体验的身体,二者通常分别用德语术语 Körper 和 Leib 表示。这一区分涉及的是两种通达方式,而不是两个彼此分离的实体。一只手可以作为对象加以测量,但在体验中,它也是有感觉、能运动的。当一只手触摸另一只手时,触摸与被触摸的关系可以相互转换。这个例子揭示了一种身体结构;如果仅仅把有机体视为可从外部观察的机制,就无法把握这种结构。
莫里斯·梅洛-庞蒂在1945年出版的《知觉现象学》中,将具身性置于核心地位。他借助心理学与临床案例材料,将知觉描述为身体主动朝向有意义环境的过程。他在讨论一位被称为施奈德的患者时,区分了患者完成熟悉的实际动作的能力,以及他在完成某些抽象动作时遇到的困难。这类案例被用于哲学论证,以质疑这样一种假设:运动总是先有明确的心理表征,再由执行指令引发。
身体图式指一套有组织的身体能力与姿势可能性系统,通常无须专门关注便能运作。它不同于身体意象,后者涉及一个人对自身身体的知觉、信念或态度,不过各学科对这些术语的用法有所不同。穿过门口或伸手拿杯子,通常依靠的是对身体行动可能性的实践性感知,而不是对肢体坐标的计算。梅洛-庞蒂对熟练打字员和盲人手杖的分析说明,后天习得的工具使用方式与习惯如何能够融入这一实践性组织。
知觉也总是具有视角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任意的、纯粹主观的。从不同位置看,一座山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这些差异可以通过移动与交流相互协调。每个视角的不完整性,本就是我们与稳定世界相遇的方式的一部分,不一定是有待消除的缺陷。
后来的研究将具身性拓展至残障、性别、技能和互动等领域。这些进展强调,身体的可能性不仅受有机体能力的塑造,也受建成环境、社会期望和工具可及性的塑造。它们还提出了一个问题:以日常流畅行动为基础的解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涵盖疲劳、疼痛、能动性受损或陌生的身体状况?
主体间性、移情与生活世界
现象学对第一人称经验的关注,直接引出了一个问题:它如何解释其他主体以及一个真正共同的世界?胡塞尔广泛探讨了这一问题,尤其是在《笛卡尔式的沉思》第五沉思中。我们遇见另一个人时,并不只是遇见了又一个物理对象。对方的身体显现为某种视角和能力的表达,而我们无法像直接把握自身经验那样直接把握这些视角和能力。
胡塞尔通过配对与共现来描述这种关系。我们参照自身的生活身体来把握另一个身体,但他人的经验并不会被原样复制,也不会像自身经验那样直接被给予。这种非同一性十分重要:如果我们能够以与把握自身意识完全相同的方式把握他人的意识,他人的他异性就会消失。不过,批评者认为,胡塞尔的论述可能会从一个起初孤立的主体出发推导社会性;辩护者则坚持认为,这种孤立只是方法上的设定,并非对人类实际发展过程的描述。
埃迪特·施泰因于1917年出版的《论移情问题》提出了一种独特的解释。在她赋予这一术语的专门含义中,移情是一种经验,通过这种经验,他人的经验作为属于那个人的经验被给予。它并不等同于情绪感染、想象性投射或同情。认识到某人的悲伤,并不一定意味着自己也经历同样的悲伤、赞同对方的反应,或重构一个从身体动作推断隐蔽心理事件的过程。
生活世界是理论探究所预设的、我们熟悉且具有实践意义的世界。它包含空间定向、身体实践、社会关系以及传承下来的预期。在胡塞尔的《危机》中,与伽利略相关的自然数学化,展示了科学的理想化如何遮蔽其经验根源。几何学上精确的圆不同于任何画出来的圆,然而,几何实践却产生于一个包含测量、建造与知觉活动的世界。这一批判所针对的是对这种关系的遗忘,而不是要否定数学化的科学。
阿尔弗雷德·舒茨发展了对社会世界的现象学阐释,其中尤以1932年的《社会世界的现象学》为代表。他借鉴胡塞尔与马克斯·韦伯,考察日常行动者如何借助知识储备和类型化来相互理解。乘客凭借由社会组织起来的预期,就能认出某人是公交车司机,而无须了解此人的生平或私人动机。
因此,共同现实的维系,所依靠的不只是相同的感觉,还涉及语言、相互预期、制度性角色,以及对他人能够感知什么或做什么的假定。这些分析影响了社会学与常人方法学,但也留下了尚待解答的问题:日常生活中的相互理解,与冲突、不平等的权威关系以及彼此不同的文化世界之间,究竟有何关联。
海德格尔与向基础本体论的转变
马丁·海德格尔将现象学与存在问题联系起来,由此改造了现象学。在1927年出版的《存在与时间》中,现象学首先不是一门专门研究意识的学问,而是一种使通常隐而不显的结构得以显现的方法。他的核心术语此在,指的是这样一种存在者:它在其存在中关切着自己的存在。尽管这一分析涉及人的生存,海德格尔却避免从理性的动物、心灵或实体等传统范畴出发。
此在本质上是在世存在。原文中的连字符标示出一种统一的结构:在理论上将内在主体与外在世界区分开来之前,人就已经与事物和他人处于有意义的关联之中。木匠通常将锤子作为锤击用的器具来使用,而锤子又处在一个由钉子、木材、工程和实际技能构成的关联网络之中。锤子的意义,并不是先有一组本身中性的物理属性,再为之附加价值才产生的。
海德格尔区分了上手状态与现成在手状态。器具在活动中顺畅运作而不引人注意时,就处于上手状态。当它损坏、丢失或难以使用时,它便以另一种方式变得引人注目。现成在手状态则体现于多种情形,其中包括以抽离的态度,将某物视为具有各种属性的对象来考察。这一区分并不只是有用之物与无用之物的区别,而是关乎存在者以何种不同方式变得可理解。
领会、情绪与话语是这种展开状态的核心结构。情绪并不只是一种附加于中性世界之上的内在感受。焦虑、无聊或实践中的自信,都能改变各种可能性与处境对我们具有的意义。同样,领会也不限于明确的知识,还包括筹划各种可能性并置身其中的能力。因此,海德格尔的论述重塑了现象学与本体论的关系,使存在的可理解性成为经验分析的核心。
时间性使这些结构统一起来。此在承接既有的处境,筹划可能性,并与当前之物打交道。向死而在所关涉的是这些可能性的有限性,而不是某种临床状态,也不是劝人沉湎于对死亡的思考。本真性意味着对自己的可能性承担责任,而不是仅仅依据匿名的公众期待来理解自己。
因此,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的关系既有延续,也有修正。他保留了考察事物如何自行显现的要求,却拒绝赋予通过反思意识来理解的先验自我以优先地位。他在1933年至1945年间的纳粹党成员身份,以及他在1933年至1934年担任弗赖堡大学校长期间的所作所为,都是已确立的历史事实。这些事实与其哲学概念之间的关系,至今仍是一个重要且充满争议的阐释领域。
法国的存在现象学与具身现象学
现象学通过翻译、讲座和创造性的重新阐释在法国获得影响,而非仅仅被原样引入。埃马纽埃尔·列维纳斯研究胡塞尔直观理论的著作于1930年问世,《笛卡尔式的沉思》的法译本随后于1931年出版。亚历山大·科耶夫在20世纪30年代讲授黑格尔的课程,推动形成了一个将意识、历史、欲望与承认紧密联系起来的广泛思想背景。此后,法国现象学在与文学、心理学、政治及存在主义的对话中发展起来。
让-保罗·萨特在1936—1937年间发表的《自我的超越性》中主张,自我并非居于意识之内的某种存在,也不是意识必不可少的组织中心。相反,自我是作为反思的对象而显现的。1943年的《存在与虚无》进一步区分了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按照这一观点,意识不是某种固定的事物,而是通过可能性、否定和筹划与当下存在之物发生关联。
萨特对自欺的分析,考察了人如何通过把自己视为被决定的客体,或视为脱离具体处境的纯粹自由,来试图逃避这一结构。他举出的例子包括过度认同自身社会角色的咖啡馆侍者,以及在人际交往中有选择地承认自身处境某些方面的人。其要点并不是说社会角色不真实,而是说任何角色都无法穷尽一个人的存在方式。不过,萨特所说的自由始终是处境中的自由,涉及身体状况、历史和物质条件等事实性。
西蒙娜·德·波伏瓦通过分析模糊性、压迫和具身的社会生活,发展了存在现象学。在1949年的《第二性》中,她考察了女性如何被置于他者的位置,以及身体性的存在如何在制度与实践中获得意义。她将生物学特征与历史进程中围绕这些特征形成的意义区分开来,同时并不认为身体无关紧要。这一分析使性别化经验成为一个哲学问题,而不再只是将某种号称中立的人类观应用于边缘领域。
梅洛-庞蒂与萨特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强调知觉的模糊性、习惯性的身体能力,以及主体置身于一个无法被完全对象化的世界之中。在1964年以《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为题出版的未竟著作中,他发展了“肉”的概念,探讨感知者与被感知者之间的交织关系。这里的“肉”是一个存在论术语,而不仅仅指生物组织。
这些思想家并未形成一套统一的存在主义学说。他们的分歧涉及自由、主体间性、政治介入,以及反思意识与前反思生活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共同贡献在于表明,现象学描述能够探究具体的存在,而不将其还原为非人格的机制或不受限制的选择。
解释学、伦理学与宗教哲学
现象学与解释学的关系,关键在于能否独立于解释来描述经验。海德格尔认为,理解始终涉及先在的可能性和承继而来的处境。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在1960年的《真理与方法》中发展了这一立场,强调理解始终受历史作用的影响。解释并非从历史之外的立场出发,而是通过承继而来的问题、概念和预期展开;这些问题、概念和预期本身也可以在对话中得到修正。
保罗·利科将现象学与对符号、文本、行动和叙事的解释结合起来。在他的研究中,反思必须经由文化表达这一迂回路径,而非直接通达一个透明的自我。在1983至1985年出版的《时间与叙事》和1990年的《作为他者的自身》中,他探讨了叙事如何中介时间经验与个人同一性。叙事同一性并不意味着人生仅仅是一个虚构故事;它关注的是事件、行动与承诺如何在时间的延续中变得可以理解。
伦理现象学沿着多条路径发展。马克斯·舍勒分析了情感生活、人格与价值,认为情感经验能够揭示某些无法还原为感官愉悦或形式推理的区别。他的《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于1913年和1916年分两部分发表,反对伦理客观性必须完全以形式原则为基础的观点。舍勒对价值感知的论述,既不同于胡塞尔的先验研究,也有别于后来的存在主义伦理学。
埃马纽埃尔·列维纳斯在1961年的《总体与无限》和1974年的《别于存在》中,将对他人的责任置于核心地位。他对面容的论述并非关于可见面部特征的理论,而是关乎这样一种相遇:在相遇中,他人无法被某个范畴、表象或实际用途穷尽。列维纳斯质疑那些将一切意义都置于主体理解之下的哲学方案。这种思考究竟仍在现象学内部展开,还是改变了现象学的基本立场,本身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宗教现象学包含一些必须与宗教传统的比较性描述相区分的研究方案。米歇尔·亨利强调生命在情感中的自我显现,而让-吕克·马里翁则研究给予性与“饱和现象”,即所给予的内容超出既有概念预期的经验。以多米尼克·雅尼科为代表的批评者提出质疑:法国现象学的某些发展,是否将神学立场引入了一种自称在哲学上保持开放的方法之中。
这些争论既涉及研究对象,也涉及论证标准。现象学可以描述祈祷、仪式或宗教经验,而不必确立神学主张的真实性。当对某种事物如何被经验到的分析,被视为足以支持关于神圣实在或无条件伦理权威的结论时,分歧便随之产生。
艺术、制度与社会分化的经验
现象学美学考察艺术作品如何显现、如何与感知者发生关联,以及它们属于何种对象。罗曼·英伽登在1931年出版的《文学的艺术作品》中区分了文学作品的多个层次,包括语言构成、意义单元和被表现的对象。文学作品既不等同于某一本印刷本,也不等同于作者的心理状态或某位读者的体验。阅读涉及具体化:作品的某些特征并未完全确定,读者则在阅读中使作品的某些方面得到实现。
这一进路阐明了为什么不同的表演或阅读可以指向同一部作品,却不能彼此替代。戏剧文本容许不同的舞台呈现、节奏安排、动作姿态和重点处理,但并非所有可能的呈现方式都能保留其结构。音乐中也存在类似问题:乐谱、演奏与听觉体验属于相互关联却又彼此有别的层次。因此,现象学分析将审美经验与同一性、可能性和解释等问题联系起来,而不是仅仅将艺术视为引发愉悦感受的原因。
早期现象学也研究社会制度。赖纳赫在1913年的《民法的先天基础》中分析了承诺等社会行为。承诺不同于内在意图,因为它是向某个人作出的,并且能够产生请求权与义务。仅仅描述承诺者私人的心理状态,并不能把握承诺的结构。这一路向的研究预示了后来言语行为理论的某些方面,同时保留了自身对社会关系本质的阐释。
20世纪的现象学发展日益质疑,对“身体”或“主体”的描述是否将社会中享有特权者的经验普遍化了。女性主义现象学考察性别化的期待如何塑造身体运动、脆弱性、可见性与能动性。艾丽丝·马里昂·扬于1980年发表的《像女孩一样投掷》借助波伏瓦和梅洛-庞蒂的思想分析身体举止。文中的例子所涉及的是社会模式对行动的制约,而非声称所有女性都具有相同的身体风格。
弗朗茨·法农在1952年出版的《黑皮肤,白面具》中探讨了种族化如何改变切身的身体经验。他描述了当一个人被置于种族刻板印象之下加以看待时,其日常身体能动性如何受到干扰。后来的批判现象学将此类问题拓展至残障、性、迁移和制度性权力等领域,追问社会组织方式如何塑造人们对于何者可能、自然、安全或可理解的感受。
这些进路在拓宽现象学领域的同时,也修正了其方法。如果经验因历史处境而有所不同,那么描述就必须关注:它以谁的经验为例,以及制度如何塑造这些经验的结构。由此产生的研究往往将细致的经验分析与社会史、政治理论及实证研究结合起来,而不把第一人称的陈述视为无需解释便能自行呈现其意义的材料。
与心理学、认知科学及定性研究的关系
现象学与经验科学提出的问题各不相同,却可能相互补充。神经科学的研究可能考察与注意相关的过程,而现象学则区分注意的不同形式,并描述这些形式在经验中的组织方式。两种说明都不能自然而然地取代另一种。方法论上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让个人层面与亚个人层面的描述相互制约,同时不把亲身经验混同于言语报告或生理测量。
现象学心理学也有一段独立于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史。阿梅代奥·乔治发展了一种用于心理学研究的描述现象学方法,将参与者的描述转化为对心理意义的分析。自20世纪90年代起,乔纳森·史密斯及其同事所倡导的解释现象学分析,着重考察人们如何理解重要经历,以及研究者如何解释这一理解过程。这些方法都属于定性研究,但在解释、还原以及心理结构的地位等问题上,它们所持的立场并不相同。
并非所有使用访谈的研究都是现象学研究。现象学研究设计需要清楚阐明研究问题、对经验的理解、描述或解释的程序以及所提出的论断之间的关系。访谈文字记录并不能让人不经中介地接触经验:它们具有回溯性,以语言组织而成,并受到研究情境的塑造。因此,即使研究并不以统计推论为目标,参与者的选择、分析过程的透明度以及对不同叙述的关注仍然十分重要。
在认知科学中,生成认知论以具身活动以及有机体与环境的关系为基础,发展对认知的解释。弗朗西斯科·瓦雷拉、埃文·汤普森和埃莉诺·罗施于1991年出版的《具身心智》,推动了现象学与认知科学及佛教传统之间的对话。与此相关的对具身意义生成的强调,与梅洛-庞蒂的思想有相通之处,不过,生成认知论的各种理论在生物学和哲学立场上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瓦雷拉于1996年提出神经现象学,将其作为一项研究纲领,主张有系统、经训练的经验探究与神经科学之间应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它的目标远不止在实验中增加一份问卷:对经验作出的区分可以为实验设计和解释提供指引,而实证发现则可以促使经验分析进一步细化。后续研究探索了注意、冥想和时间经验等主题,而围绕训练、可靠性以及报告之间可比性的争论仍在继续。
现象学精神病理学考察了时间性、具身性、自我经验以及共同世界的变化。卡尔·雅斯贝尔斯于1913年出版的《普通精神病理学》,帮助确立了精神病学内部描述与解释的区分;路德维希·宾斯旺格和欧仁·闵可夫斯基则发展了不同的现象学路径。这些分析是对临床评估和因果探究的补充,而非替代。其哲学意义在于考察一个人的世界如何在结构上发生变化,而不只是考察出现了哪些症状。
哲学批评、国际接受与持续争论
一种长期存在的批评认为,现象学有可能将反思性的解释误当作对经验的直接把握。看似直接被给予的东西,可能已经依赖于语言、预期和理论训练。当某些描述被视为一切意识的必然结构时,这一反对意见就显得尤为有力。现象学家对此有不同的回应:一些人为经过审慎限定的本质性论断辩护,另一些人则以置于特定历史与文化情境中的分析,取代普遍性论断。
一个相关的挑战涉及透明性问题。人们可能错误地描述自己的动机,忽视自身的习惯,或不准确地重构过去的经验。现象学并不必然否认这些局限,因为它的许多分析明确涉及遮蔽、被动性以及对自身的误解。不过,一种依赖反思的方法必须说明如何识别错误,以及为何应当接受或拒绝相互竞争的描述。主体间的比较、概念的融贯性、反复审视以及对经验研究成果的参考,都可以提供某种约束,但没有任何单一程序获得整个现象学传统的一致认可。
现象学与分析哲学的关系,从相互忽视到密切交流,不一而足。早期现象学与戈特洛布·弗雷格及其他心理主义批评者的研究有着共同的关切,尽管它们对意义的解释并不相同。当代争论将现象学与意向内容、知觉、自我意识及社会认知等问题联系起来。关于感受质和意识的难问题的讨论,与现象学的关切有所重叠,但现象学通常考察的是经验更为广泛的组织方式,而非孤立的感觉性质。
自然化仍是另一个存在分歧的问题。一些研究者试图将现象学的洞见纳入对具身认知的科学解释。另一些人则认为,先验探究无法被归入自然科学,因为它考察的是科学对象与方法得以被理解的条件。介于这两种立场之间的,是主张在不作还原的前提下开展方法论合作的方案。这一分歧部分取决于:现象学究竟是在提供另一种关于世界的理论,还是在澄清任何此类理论都预先设定的经验条件。
现象学运动在国际上的接受情况,进一步使局限于欧洲的狭隘叙事变得复杂。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思想于二十世纪初传入日本,并与涉及京都学派的论争产生互动。现象学也在拉丁美洲及其他地区形成了规模可观的研究群体。比较研究考察了现象学与佛教对经验的论述之间的关系,但对于表面相似的术语是否掩盖了不同的哲学目标,争论仍在持续。
文本研究不断改变着人们对这一传统的理解。胡塞尔未刊行的手稿表明,除了最广为人知的出版著作之外,他还对具身性、情感性、历史和主体间性进行了广泛探究。对早期慕尼黑和哥廷根思想家的重新评价,同样挑战了那种仅围绕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再到法国存在主义这一传承脉络展开的叙述。因此,当前的争论不仅关乎现象学的有效性,也关乎应当以其众多历史研究计划中的哪些来界定其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