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唯心主义是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兴起于德语世界的一系列哲学探索,其核心人物包括伊曼努尔·康德、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谢林和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通常认为,这场运动的主要时期始于1781年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出版,止于1831年黑格尔去世;不过,谢林的后期著作,以及这场运动在国际上的传播与接受,都远远超出了这一时段。将康德列入其中,需要加以说明:他的批判哲学确立了后继唯心主义者所探究的问题,但他也反对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中的一些重要内容。
这里的“唯心主义”并不简单意味着物质事物只是想象的产物,或现实仅由个人的私有经验构成。它关注的是思想、理性活动和概念结构在使对象变得可理解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场运动追问知识何以具有客观有效性、自由如何能够存在于自然之中,以及哲学能否在一个统一的体系内解释这些问题,由此变革了认识论与形而上学。围绕这些问题相互竞争的各种回答,也重塑了人们对艺术、宗教、政治制度和历史发展的理解。
历史背景与唯心主义的含义
德国唯心主义形成于启蒙运动晚期的思想文化环境之中,当时,传统的宗教权威和政治权威正受到系统性的批判。德语地区在政治上仍然四分五裂,但大学、期刊、出版社和书信往来网络维系着一个彼此联通的哲学公共空间。柯尼斯堡、耶拿、图宾根和柏林成为尤为重要的中心。费希特于1794年至1799年间在耶拿大学任教,谢林和黑格尔随后也曾在那里工作,使这场运动的几位主要人物一度得以近距离交流。
这场运动承接了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间的冲突。理性主义体系试图通过概念和原则寻求必然真理,而经验主义者则强调知识对经验的依赖。大卫·休谟质疑经验能否为因果关系这样的必然联系提供正当依据,从而使这一问题更加尖锐。康德的回应并非仅仅是在这两种传统之间寻求折中,而是探究使经验本身成为可能的条件。他的后继者则进一步追问:这些条件能否以更系统的方式推导出来,以及它们能否揭示实在整体的某些性质。
政治剧变使这些问题更显迫切。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使自由、平等与正当权威成为亟待处理的现实问题。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起初都热情拥护革命带来的解放,尽管他们后来的政治判断各不相同。革命战争、拿破仑对德意志诸邦的重组,以及1815年后保守政权的复辟,构成了他们论述现代国家与历史进步时不断变化的背景。他们对自由的哲学探讨不能简单归结为这些事件的产物,但也并非与这些事件毫无关联。
这场运动的名称是后人追溯赋予的,其涵盖的思想立场之间存在重大分歧。康德将自己的立场与乔治·贝克莱的唯心主义区分开来,主张空间中的对象在经验上是真实的,尽管空间本身是人类直观的一种形式。费希特强调自我意识经验背后的活动;谢林探索自然与智能的统一;黑格尔则通过自我发展的概念,阐释实在的可理解结构。这些思想都不能简单概括为个体心灵创造了世界。
同样,从康德到费希特、再到谢林和黑格尔的思想历程,也并非一条毫无争议、通向最终体系的进步路线。这种叙事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黑格尔派对哲学史的阐述,以及后来教科书的编排方式。其他参与者则对从单一原则推导一切的抱负提出挑战,为语言或个体性的不可还原性辩护,或者质疑系统性的理性能否解释存在。因此,德国唯心主义既是一场面貌鲜明的历史运动,也是一个围绕哲学解释究竟能够做到什么而争论不休的思想领域。
康德对哲学的批判性变革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于1781年出版,并于1787年作了重大修订,为这一运动提供了决定性的起点。该书的核心问题是先验综合判断何以可能:这类知识既增添实质内容,又具有不依赖于个别观察的必然性和普遍性。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提供了重要例证。康德认为,要解释这类认识,就必须考察认识主体所作的贡献,而不能将认识视为对具有独立结构的对象的被动接受。
他的先验唯心论区分了现象与撇开人类认识条件来考察的事物。空间和时间是感性直观的形式;实体和因果性等范畴则是知性用来组织经验的基本概念。这些条件并不会随意创造感觉,而是使我们能够经验一个客观世界,并将其中发生的事件与个人知觉的偶然先后次序区分开来。因此,康德将先验唯心论与经验实在论结合起来:在可能经验的范围内,日常对象和科学发现仍然是真实的。
这一论证的关键部分涉及意识的统一性。表象若要构成知识,就必须能够归属于同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体。康德以如下要求表达这一点:“我思”必须能够伴随一切表象。先验演绎旨在证明,范畴能够正当地应用于经验对象,因为这些对象必须能够呈现于这样一种统一的经验之中。它并未证明自我是一个可以独立认识的非物质实体。
同一框架也划定了界限。物自体并不是现象背后另一个可观察的对象;这一概念表示撇开人类的认识形式来考察事物。试图获得关于灵魂、作为完整总体的世界或上帝的理论知识,会使理性超出证据能够正当支持的范围。康德的二律背反表明,当支配经验的条件被应用于作为无条件整体的宇宙时,看似有说服力的论证如何能够支持彼此对立的结论。
然而,康德拒绝将理论知识的界限等同于理性意义的界限。1788年的《实践理性批判》将道德奠基于理性的自我立法和定言命令。自由并非理论观察的对象,却在道德行动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实践作用。1790年的《判断力批判》则进一步探讨了审美判断和生物体的合目的性组织。这些著作为他的后继者留下了一份极具挑战性的思想遗产:一方面,它们对客观性作出了强有力的说明;另一方面,它们也区分了感性与知性、现象与物自体、自然与自由,而这些区分最终如何统一,仍然存在争议。
后康德时代的论争:基础、怀疑主义与绝对者
康德的第一代阐释者对于他的哲学革命究竟确立了什么,并未达成共识。卡尔·莱昂哈德·莱因霍尔德于1786至1787年发表《康德哲学通信》,推动了批判哲学的传播。此后,他试图为批判哲学寻找一个更为根本的基础。他的“意识原理”指出:在意识中,主体将表象与主体和客体二者区分开来,同时又使表象与二者发生关联。莱因霍尔德希望,相比康德复杂的演绎过程,这样一条原理能够为哲学提供更稳固的系统基础。
这种寻求基础的努力立即遭到了质疑。戈特洛布·恩斯特·舒尔策在1792年的《埃奈西德穆》中,从哲学怀疑主义的立场出发,对莱因霍尔德和康德提出挑战。如果因果概念只在可能经验的范围内有效,那么就不能径直把感觉解释为不可知的物自身所产生的结果。舒尔策还质疑,对表象的反思是否足以确立表象与对象之间的必然联系。他的批评使人们难以再将康德的体系视为一套业已完成、只待阐释的学说。
萨洛蒙·迈蒙在1790年的《先验哲学论》中着重提出了另一个难题:纯粹的知性形式,何以能够必然地适用于看似独立被给予的感性质料?如果知性与感性在根本上是异质的,那么二者何以相契合,就可能始终得不到解释。迈蒙提出了一些替代方案,其灵感部分来自数学以及无限知性的观念。他的论证推动人们将知识问题转化为另一个问题:哲学能否从一种统一的活动内部,同时说明形式与内容。
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可比将这些认识论争论与宗教和自由问题联系起来。他于1785年发表《论斯宾诺莎的学说书信集》,其中称戈特霍尔德·埃弗莱姆·莱辛曾对巴鲁赫·斯宾诺莎表示认同,由此引发了泛神论之争。雅可比认为,始终贯彻论证式推理,就有导向宿命论的危险:在一个解释体系中,一切都将必然地推演出来,从而不给人格神或真正自由的行动留下任何余地。他以一种直接的确定性或信仰来反对这一结果,而这种确定性或信仰本身无法通过证明推导出来。
这些论争说明了为什么“绝对者”——一种不依赖外在事物的无条件根据——会成为后康德哲学的核心。然而,对终极基础的要求本身也存在争议。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于1795年写下的一篇短稿,通常被称为《判断与存在》,质疑自我意识的主客体结构能否表达一种本源的统一。早期浪漫派作家同样探讨了体系的完备性是否会压抑反思的开放性。因此,德国唯心主义的兴起,不仅体现为日益宏大的体系建构,也包含了同时代人对这种雄心本身的批评:即试图将哲学建成一门封闭的、自我奠基的科学。
费希特:自我活动、限制与承认
费希特的《知识学》(Wissenschaftslehre,通常译为“科学学说”或“科学知识理论”)试图从一种本源活动出发,重建经验得以可能的条件。其首部正式出版的重要论著是1794—1795年的《全部知识学的基础》,该书以自我的自我设定为起点。这并不是在经验层面断言某个具体的人创造了宇宙,而是揭示了主体与客体之间任何可理解的关系都已预设的一种活动:不能仅仅把意识理解为万物之中的又一个事物。
费希特将这种本源活动称为 Tathandlung,通常译作“本原行动”。这个术语把反思通常分开的两个方面——行动及其结果——结合在一起。自我并非先作为一个现成的对象而存在,然后再额外做出获得意识的行动。自我与自身的关系就是自我之所是的一部分。费希特既试图避免把先验主体视为一种未经解释的实体,也试图避免将基础置于意识之外,因为这样的基础永远无法纳入哲学论证的范围。
然而,有限经验包含阻力、差异与限制。因此,费希特考察了自我与非我的关系,以及确定的意识得以可能的相互限制条件。他提出的 Anstoß 概念,意指活动受到的阻碍或触动,标示了这样一种阻力:没有它,有限意识就不会具有确定的内容。无论将其理解为一种可以独立描述的物质原因,还是一种随意的创造,都不足以恰当地把握它的作用。它表达的是活动所遭遇的一种界限,而这种界限确切的哲学地位始终是争论的焦点。
实践维度具有根本意义。有限的理性行动者努力使世界符合理性目的,同时又不断遭遇并非自身能够随意控制的条件。因此,费希特的理论并不承诺个体最终能达到一种消除了一切他异性的状态。行动能力与限制之间的张力,有助于解释经验,也有助于解释道德行动为何始终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他在1798年的《伦理学体系》中阐述了理性的自我规定、义务与具身活动之间的这种联系。
费希特还将人际关系视为行动能力的构成条件。在1796—1797年的《自然法权基础》中,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只有在与另一个理性存在者的关系中,才能将自由归于自身。他者的“召唤”要求它自由地行动,而不是以机械方式决定它的回应。这为承认以及相互享有权利的领域提供了基础。费希特后期对《知识学》的阐述越来越强调绝对知识及其显现,因此,仅凭早期自我设定的自我这一套术语来解读他的整个思想历程,会造成误导。
谢林:自然、同一性与存在问题
谢林早期的著作对一种倾向提出了挑战,即主要将自然视为实践活动的限制。在1797年的《自然哲学的观念》及其后续著作中,他提出,必须从自然自身具有生成能力的组织方式来理解自然。任务不只是把人的意图投射到物理对象上,而是解释:一个包含有组织的生命和智能的世界,如何能够从本身并无意识的过程中产生。因此,应当把自然与心灵作为活动的相互关联的表现形式来研究,而不是把它们看作彼此全然异质的实体。
他的自然哲学借鉴了当时对磁、电、化学过程和生命组织的研究。两极性与相互对立的力量在解释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自然产物被理解为动态过程相对稳定的结果,而非绝对惰性的构成单元。谢林对科学材料的运用具有思辨性质,不应将其误认为经实验确证的物理理论。其历史意义部分在于,他试图将各门科学整合起来,同时避免把生物的组织方式还原为各部分单纯的外在排列。
1800年的《先验唯心论体系》则从智能这一端探讨同一种统一性。该书重构了主体性逐步意识到自身及客观世界的各个阶段。自然哲学与先验哲学被设定为相辅相成的两个探究方向:前者从自然出发,探寻智能如何产生;后者从智能出发,探寻客观性如何构成。艺术创作被赋予特殊地位,因为它似乎将有意识的意图与一种并不完全受审慎选择支配的创造力结合了起来。
在1801年起形成的同一哲学中,谢林主张,必须在先于主客体对立的绝对同一性中理解主体与客体。这并不意味着一切有限的差异都是幻象,也不意味着经验对象彼此无法区分。困难在于,如何解释确定的差异属于绝对者,同时又不使绝对者依赖于其外部的某种东西。黑格尔对无差别的绝对者的批评,部分针对的正是他所认为的这一解释的不足,不过,这种批评并未涵盖谢林立场的全部复杂性。
谢林1809年的《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其相关对象的哲学研究》将注意力转向恶、个体性,以及存在的根据与存在本身之间的区分。自由不仅意味着服从某种理性原则,也包含自我性发生失序的可能。在他后来对消极哲学与积极哲学的区分中,消极哲学关注理性能够就可能性确立什么,而积极哲学则从不能单凭概念推导出来的现实性出发。他自1841年开始的柏林讲座,使这种对纯粹理性体系建构的挑战成为唯心主义后期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黑格尔:辩证法、精神与系统性解释
黑格尔独特的抱负在于表明,哲学范畴如何从自身的不足中发展出来,而非由外在假设拼合而成。辩证法通常并不是为每个正题配上一个反题,再从中选择折中方案。它考察的是一种立场自身所持的主张如何产生张力,进而要求一种更为充分的表述。黑格尔使用的术语 Aufhebung,通常译为“扬弃”,指的是一种既取消又保留先前事物某些方面的转化。
1807年的《精神现象学》展现了一系列意识形态,从对直接知识的尝试出发,依次经过知觉、知性、自我意识、社会生活、宗教,直至绝对知识。这些形态之间的过渡,意在说明:当某种意识形态无法满足其自身的知识标准时,过渡便由此发生。例如,感性确定性声称能够把握“这一个”“这里”和“现在”的纯粹特殊性,但它在试图表达这些内容时,却揭示了普遍结构的参与。这部著作既不只是经验心理学,也不是按时间顺序编排的思想史。
关于主人与奴隶关系的论述,展示了从孤立的自我意识走向承认的运动。一个试图通过支配来确认自身独立性的意识,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来自受其支配的他者的承认,并不等于来自同样独立的主体的承认。劳动以及对对象的改造,使这一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尽管这一段论述常被用作历史冲突的一般模型,但它的直接作用,仍在于推进黑格尔关于自我意识之条件的论证。
发表于1812至1816年的《逻辑学》考察了存在、本质、现实性、概念和客观性等范畴,并不将它们仅仅视为主观的分类。其开篇从纯存在经由无而到生成的运动,意在揭示完全无规定性的思维所具有的不稳定性。因此,黑格尔的逻辑学与形而上学相互交叠:它所探究的是存在者的可理解结构,而不仅仅是有效推理的规则。《哲学全书》初版于1817年,后于1827年和1830年修订,将整个体系组织为逻辑学、自然哲学与精神哲学三个部分。
“精神”译自 Geist,涵盖个体的心智活动、社会制度以及文化的自我理解形式。不应一概将其解读为脱离具身生活的无形实体。尽管如此,研究者对于黑格尔的主张在形而上学意义上究竟有多强,仍存在分歧。有些人将他的绝对唯心主义理解为对实在之整体理性结构的阐释;另一些人则强调可理解性、证成以及由社会关系构成的能动性所需的条件。这些解释的分歧尤其在于:黑格尔的体系是否必须接受超出康德对理论知识所设限制的主张。
艺术、宗教与理解形式
德国唯心主义赋予美学以系统性的重要地位,这在此前的近代哲学中并不多见。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审美判断并不依据某个能够证明对象为美的确定概念,何以仍能要求某种普遍赞同?想象力与知性的“自由游戏”将愉悦解释为认知能力之间的一种关系,而非普通欲望的满足。他对崇高的论述则探讨了另一种关系:感性想象力的不足指向了理性的超感性使命。
在谢林那里,艺术占据了更为崇高的哲学地位。艺术创作将有意图的活动与某种无法由艺术家的自觉构思穷尽解释的因素结合起来。在《先验唯心论体系》中,这种统一使艺术能够展示哲学试图理解的东西:有意识的生产活动与无意识的生产活动的同一性。这一主张并不是把艺术作品贬为抽象命题的图解。艺术作品之所以具有哲学意义,就在于它们能够呈现一种统一,而概念反思往往会将这种统一分割开来。
与之密切相关的早期浪漫主义运动,通过断片、反讽、诗歌与批评探索了类似的问题。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和诺瓦利斯反对这样一种假定:一套完整的论述能够穷尽反思活动。因此,他们与唯心主义的接近富有成果,却不等于他们信奉某个单一的唯心主义体系。文学形式本身就能体现未完成性、自我指涉,或创作与批评之间的互动。荷尔德林的诗歌与理论断片同样探究了统一与分裂,而不是简单地把费希特或黑格尔的学说改写成诗句。
宗教提出了一个与此相应的问题:传承下来的形象与教义,如何能够表达哲学试图以概念阐明的真理?康德于1793年出版的《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从道德能动性的角度解释宗教,其中也涉及根本恶的问题。黑格尔则将艺术、宗教与哲学置于绝对精神之中,视为把握同一内容的不同形式。艺术以感性方式呈现真理,宗教通过形象与叙事来表象真理,哲学则寻求在概念上理解真理。这种排列并不意味着,宗教共同体只是在自然事件的经验认识上犯了错误。
唯心主义者的宗教语汇尤其受到基督教的塑造,尽管他们的解释往往偏离既有的神学。黑格尔认为,和解以及神圣生命与人的生命之间的关系具有哲学意义;谢林后期的神话哲学与启示哲学则强调历史的现实性以及宗教意识的各种形式。他们的许多重要讲演版本,都是在他们去世后根据手稿与学生笔记编纂而成的。因此,论及他们的美学与宗教思想时,需要关注具体的讲授课程及其编纂历史,而不能把每一部身后编集的文稿都当作已经定稿的著作。
自由、制度与历史发展
自由是德国唯心主义共同关注的问题,但在各个体系中,这一术语的含义有所不同。康德的道德自律意指理性的自我立法,而非不受任何约束,也不是满足随时生起的任何欲望。一个完全受偏好支配的行动,并不会仅仅因为没有受到他人的外在强迫就成为自主的行动。这一观念将自由与普遍原则联系起来,同时将道德义务与社会惯例及对幸福的追求区分开来。
在政治思想中,康德区分了伦理德性与可由公共权力强制执行的法权。法权状态所关涉的是:在普遍法则之下,每个人的外在自由如何与其他所有人的外在自由相容。他在1795年的《论永久和平》中,将和平与共和宪制、自由国家的联盟以及世界公民权联系起来,其中也包括一项有限的款待原则。这一方案并非直接主张建立单一的世界国家,而是探讨如何将法权关系扩展到国内社会之外,同时避免在全球范围内重现支配关系。
费希特将相互承认置于法权的基础,但他提出的制度构想,比仅从这一原则出发所能想到的更为广泛。1800年的《封闭的商业国》设想了一种受管制的经济秩序,旨在为个体的独立行动提供物质条件。他于1807至1808年法国占领期间发表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则将集体复兴与教育及语言联系起来。这些著作产生于不同的政治情境,不应被归并为某种超越时代的单一学说,无论是自由个人主义还是民族主义。
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于1820年出版,扉页标注的年份则是1821年。该书区分了抽象法、道德与伦理生活。伦理生活包括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自由正是通过这些制度获得持久的社会存在。市民社会涵盖市场、法律关系、社团以及对特殊利益的追求。黑格尔认识到,市民社会中的劳动分工与财富积累可能造成贫困和排斥。因此,不能将他的国家论简单理解为对不受限制的市场的认可,也不能理解为个人权利在集体权威中的消失。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通过自由意识及自由在制度中实现方式的变化来解释历史发展。这种进路使历史变革成为哲学的内在内容,而非一组外在的例证。但它也形成了一种带有等级划分、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叙述,赋予不同民族以不平等的历史意义。后来的阐释者对于这些判断在多大程度上源自其体系的基本立场,存在争议。更广泛地说,这场运动的政治意义至今仍有争议,因为理性自由的话语既可以支持对现存制度的批判,而自由必须依托制度的主张,也可能被视为对既有权威的辩护。
批评、国际接受与当代诠释
德国唯心主义并未在1831年戛然而止,但黑格尔去世后,对其哲学的吸收与运用日益分化。黑格尔派右翼与左翼的分歧,起初主要涉及宗教以及这一体系的政治意涵。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在1841年的《基督教的本质》中提出,应从人的能力及其投射到一个看似独立的神性存在之上的过程来理解神学。他的批评将关注点从思辨性的和解转向了有血有肉的人的生存。
卡尔·马克思保留了对社会关系、历史变革与矛盾的重视,同时拒绝将思想或精神视为历史首要推动者的唯心主义解释。他对劳动、异化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深受其与黑格尔思想交锋的影响,但历史唯物主义并非只是将黑格尔体系的术语颠倒过来。它通过强调生产、社会组织与实践中的冲突,改变了解释的对象与标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究竟有多少可以保留,始终存在分歧。
其他批评者则从不同方向反对构建体系的雄心。阿图尔·叔本华接受了康德关于现象与物自身之区分的某种版本,却将物自身认定为意志,并反对后康德唯心主义在学术界的主导地位。索伦·克尔凯郭尔质疑思辨体系处理个体生存、抉择与宗教信仰承诺的方式。这些批评促成了一些主题的确立,后来这些主题与存在主义联系在一起;但这些批评者的立场不能被简化为对理性的共同拒斥。
自十九世纪后期起,新康德主义重新回到康德,同时往往与关于自然和绝对精神的思辨性论述保持距离。德国唯心主义也通过T. H. 格林、F. H. 布拉德雷和伯纳德·鲍桑葵塑造了英国哲学,并通过贝内代托·克罗齐和乔瓦尼·真蒂莱影响了意大利哲学。在英语世界,随着分析哲学的兴起,乔治·爱德华·摩尔和伯特兰·罗素反对唯心主义的一些重要学说。他们的批评针对的是关于关系、经验以及对象对心灵的依赖性的特定主张,而非一套由所有德国唯心主义者一致接受的学说。
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研究进一步使唯心主义及其反对者之间的界线变得复杂。现象学、解释学和法兰克福学派重新探讨了主体性、历史与社会理性等问题。英语学界的诠释者一直在争论:究竟应从形而上学、认识论,还是从理性证成的社会条件出发,才能最好地理解康德与黑格尔。承认已成为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的重要议题,而谢林对自然以及概念演绎之限度的论述也重新受到关注。这些争论日益有赖于区分每位哲学家思想发展的不同时期,并摒弃这样一种预设:德国唯心主义表达的是一套连续发展、内部整齐划一的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