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是哲学中的一种传统,着眼于观念对经验、探究和行动所产生的后果来考察观念。它于十九世纪末兴起于美国,主要源自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威廉·詹姆斯以及稍后的约翰·杜威的工作。实用主义最初被表述为一种澄清概念的方法:要理解一个观念,就应考虑在可以设想的情境下,这一观念为真会带来什么不同。以此为起点,实用主义者围绕知识、真理、科学研究、道德判断和民主生活,提出了颇具影响力的论述。
实用主义并非单一的学说,其哲学含义也不同于日常所说的一个人“务实”,后者通常指行事权宜或注重实际。哲学上的实用主义者通常并不将真理等同于眼前的用处,也不认为凡是能达到预期结果的做法都具有正当性。他们特别关注的是:信念如何获得意义、接受经验的检验,并保持可修正性。至于应当通过理想的探究、成功的经验、语言实践,还是独立于当下意见的实在来解释真理,他们之间存在分歧。这些差异使实用主义既成为一场在历史上具有鲜明特征的思想运动,也成为哲学、教育、社会理论和艺术等领域持续争论的源泉。
起源与哲学运动的形成
实用主义起源于19世纪70年代初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地区哲学家、科学家和律师之间的讨论。一个后来被称为“形而上学俱乐部”的松散团体,其成员包括皮尔士、詹姆斯、律师尼古拉斯·圣约翰·格林,以及后来成为法学家的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这个名称多少带有反讽意味:参与者质疑那些看似脱离经验与探究的哲学争论。皮尔士后来指出,格林着重强调了心理学家亚历山大·贝恩以行动准备状态来刻画信念的观点;这一观点构成了实用主义将思维理解为体现于习惯之中的重要思想背景。
若干思想发展共同塑造了这一背景。达尔文的进化论促使人们将智能解释为自然界内部产生的一种活动,而非超然于自然之外的官能。实验心理学挑战了理性、感觉与行动之间的传统划分。概率与科学测量的进展,使不确定性成为严谨探究的常态,而不再是必须在知识得以形成之前消除的尴尬。皮尔士在大地测量学和实验科学领域的工作,使这些问题呈现出尤为具体的形式:测量需要估计误差、开展合作并修正操作程序。
实用主义也改造了既有的哲学资源。英国经验主义提供了对经验的重视,而伊曼努尔·康德则提出了有关可理解性的条件与界限的问题。皮尔士对逻辑学和经院哲学传统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杜威早期的思想发展深受德国唯心主义影响,尽管他后来摒弃了这一传统对包罗万有的绝对者的信奉。因此,实用主义并非仅仅作为美国对欧洲哲学的拒斥而兴起;它是在有选择地吸收和批判多个欧洲思想传统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皮尔士于1877年发表的《信念的确定》和1878年发表的《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楚明白》,确立了这一进路的核心要素,但并未将其呈现为一个体系完备的学派。詹姆斯在1898年的演讲《哲学观念与实际效果》中公开引入“实用主义”这一名称,并明确承认这一思想源自皮尔士。1907年,他的系列演讲结集为《实用主义》出版,使这场运动获得了国际关注。皮尔士担心这一名称已被赋予过多偏离自身观点的含义,于是在1905年引入“实效主义”(pragmaticism)一词,用以指称他那更侧重逻辑学的立场。
因此,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只有有限的一致性。皮尔士强调科学探究以及一般规律的实在性;詹姆斯强调经验的多样性以及不同哲学立场的实际影响;杜威则发展出一种关于智能与社会重建的实验性理论。他们共同的思想取向将思维与行为联系起来,却并未使他们在形而上学、宗教或政治的所有问题上达成一致。
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准则与探究逻辑
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准则提出,考察一个概念所能设想的实际效果,可以澄清其理智内容。这里所说的效果,不仅仅是益处、有利可图的应用,或某人碰巧采取的行动,还包括在特定条件出现时会随之产生的可观察后果。理解一个概念,就是理解它会使预期、检验和推理习惯产生哪些差别。因此,这一准则首先是一种澄清概念的方法,而不是让人凡事以方便为先的指令。
硬度这一概念可以说明这种方法。说一个物体是硬的,就意味着对它在受到刮擦或其他相关作用时会有何表现抱有一定预期。同样,科学概念也可以通过有关实验和观察的条件性预期来表达。这类预期未必能立即得到检验,而这一准则也并不把意义归结为对实际感觉的记录。皮尔士日益强调一般模式和反事实的可能性:即使适当的条件尚未出现,在这些条件下会发生什么,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在《信念的确定》中,皮尔士对比了四种确立意见的方法:固执法、权威法、先验法和科学方法。固执法通过排除质疑来维持信念。权威法通过制度和社会控制来组织信念。先验法倾向于接受那些看起来合乎理性或智识趣味的观点。科学探究则有所不同,因为它使信念接受某种检验,而这种检验的依据并不单纯取决于任何个人或共同体当下的偏好。科学探究的程序使分歧能够交由公开可开展的调查来裁断。
皮尔士将这一论述与三种推理形式联系起来。溯因推理针对出乎意料的观察提出解释性假说。演绎推理推导出假说若为真便会产生的后果。归纳推理检验这些后果,并评估预期在多大程度上经受住了经验的检验。这一过程并不是用于发现的机械算法:提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需要判断力和想象力。不过,区分这些功能,有助于说明科学创造力与严格检验为何相辅相成,而非彼此对立。
由此形成的立场既坚持可错论,又反对哲学怀疑主义。任何具体信念都可能需要修正,但仅仅存在出错的可能,并不能构成怀疑一切的真正理由。皮尔士认为,探究始于既有实践中产生的真实怀疑,而不是始于口头上宣称所有信念都不确定。因此,他批评了与勒内·笛卡尔相关的、试图从普遍怀疑出发重建知识的做法。探究从承袭而来的习惯出发,在遭遇阻力后,通过一个可能不断延续下去的探究者共同体来修正这些习惯。
詹姆斯:经验、多元论与信念的实际影响
詹姆斯将实用主义从一种逻辑方法拓展为处理哲学分歧的广泛进路。在1907年的系列讲座中,他将实用主义阐述为一种追究对立立场在经验上有何差异的方法。如果两种理论不意味着经验或行为上任何可能的差异,那么它们表面上的分歧也许并无实质内容。如果它们确实意味着不同的后果,实用主义则要求在解决争论之前先明确这些后果。因此,这一方法既能消解某些争论,也能使另一些争论所关涉的实际问题更加清楚。
詹姆斯的一个著名例子讲的是:一个人绕着一棵树走,而一只松鼠不断移动,始终待在树的另一侧。这个人是否绕了松鼠一圈?答案取决于“绕一圈”的意思:是依次处于松鼠的北、东、南、西各个方位,还是依次面对它的正面、侧面、背面和另一侧。一旦区分了这些含义,争论中表面上的矛盾便不复存在。这个例子说明的是如何澄清概念,而不是说每一种分歧都能通过折中来解决。
他的彻底经验主义与实用主义有关,但又有所区别。詹姆斯认为,经验不仅包含彼此分立的事物,也包含关系与过渡。事件之间可以感受到的连续性,不应被视为理智在原本孤立的感觉之上添加的东西而遭到排斥。在他后期的著作中,“纯粹经验”指的是一个领域,它在不同关系中既可以充当认识者,也可以充当被认识者,而非在本质上分别归属于精神实体与物质实体。这一观点挑战了身心二元论,却没有把经验仅仅视为私人内在对象的集合。
詹姆斯还为多元论辩护,反对那些将实在视为早已完备、包罗一切的统一体的哲学。在1909年的《多元的宇宙》中,他呈现了这样一个世界:其中的各个部分及其联系,不必由单一的绝对者来穷尽地规定。他对自由意志、个人能动性和宗教的关注,体现了一种信念:不同的哲学选择能够影响人们如何面对生活中的不确定性。这并不意味着,情感上的满足足以作为一般事实主张的证据。
发表于1896年的《信仰的意志》探讨的是一个范围更窄的问题:当一个抉择对当事人而言确有现实可能、无法回避且意义重大,而现有证据又不足以作出判定时,作出信念上的承诺是否可以得到容许。詹姆斯认为,拒绝作出承诺本身也可能带来后果,并且可能排除某些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的实现部分地依赖于信任或参与。这一论证引发了争议,因为批评者认为,它是在允许人们在缺乏充分证据的情况下相信某事。不过,论证所明确提出的条件,使它有别于一种普遍许可,即凡是能带来慰藉的东西都可以相信。
詹姆斯的心理学著作也促使实用主义运动形成了对习惯、选择性注意和意识流的关注。在1890年的《心理学原理》中,心理生活被呈现为主动且具有目的的活动,而不是对印象的被动接收。他对经验的哲学阐释,正是在与这些心理学研究的持续对话中发展起来的。
杜威的实验探究理论
杜威将实用主义发展为一套系统的探究理论,把探究理解为对问题情境的转化。他更倾向于使用“工具主义”一词,以强调观念作为引导研究的手段所发挥的作用。观念不只是对独立于思想而已然完备的对象的心灵摹本;它也可以是一项操作方案,用以重新组织某个情境,使其中的特征变得可以理解。这一理论并不否认思想之外的实在,而是追问:对象如何通过探究得到辨识、建立关联并为人所知。
在1938年的《逻辑:探究的理论》中,杜威将探究描述为一种受控的转化:把不确定的情境转化为一个确定的整体,其中的区别与关系都得到明确。不确定性并不只是孤立心灵内部的一种困惑感。设备可能失灵,观察结果可能相互冲突,熟悉的预期也可能不再能够引导行动取得成功。探究从这样的失调中开始,逐步确定问题究竟是什么。明确表述问题本身就是一项成果,而不总是在研究开始之前便已完成的预备步骤。
典型的研究包括观察条件、提出可能的解释或应对方案、推演其含义,以及实施操作来检验这些解释或方案。例如,一台发生故障的机器,并不会在一开始就向研究者呈现一份完整的相关事实清单。怀疑电气故障,会使人把注意力转向某些连接和测量;怀疑机械阻塞,则会把注意力引向别处。假说有助于确定哪些观察可算作证据,而后续结果可能要求修改假说,并重新界定问题。
杜威反对“旁观者知识论”。按照这种理论,认识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置身事外的主体对对象的观照。相反,科学知识依赖于干预、仪器和有组织的活动。在1929年的《确定性的寻求》中,他把旁观者理想与历史上的一种偏好联系起来:相较于实际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人们更青睐永恒不变的对象。实验探究将可靠性的根基,从掌握不容置疑的前提,转移到经检验而可靠的方法以及纠正错误的能力之上。
与此相应,杜威将经验理解为一种交互作用。有机体与环境并非完全自足的单位,不是先各自独立存在,然后才发生联系。只有通过持续的相互依存,才能理解它们的活动:进食、感知和学习都涉及有机体与环境共同参与的过程。后来,杜威与阿瑟·F. 本特利在1949年的《认知与所知》中进一步发展了“交互作用”这一术语体系。这个框架支持日常问题解决与专业科学之间的连续性,但并不意味着每一种实践活动都已经符合科学标准。
杜威使用“有保证的可断言性”这一说法,强调主张通过合格的探究所获得的地位。这个表达将注意力引向断言在何种条件下具有正当根据,而不是心理上的确信感。它并不意味着,任何碰巧被现有公众接受的东西都有充分根据;现有公众也可能探究失当、排斥相关证据,或使错误制度化。
真理、客观性与出错的可能性
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常被归为一类,但彼此之间存在重大差异。皮尔士将真理与经过足够长时间的探究后意见所趋于一致的结果联系起来,同时强调,实在并不取决于任何特定个人的想法。詹姆斯考察了真实的观念如何得到验证、被人吸收并与经验相融合。杜威则着重研究断言在什么条件下才有根据。后来的实用主义者一直在争论:这些进路究竟是在定义真理、解释真理的意义,还是在澄清真理如何在探究中发挥作用。
皮尔士诉诸一个可无限延续的共同体,意在区分真理与当下的共识。一个主张即使遭到当下所有人的否定,也可能是真的,因为当前的意见并不是衡量实在的最终标准。不过,这一解释仍然面临困难:探究可能中断,探究者的意见可能无法趋于一致,有些问题可能永远无法得到解答。因此,诠释者区分了两种理解:一种是实际历史进程中的终点,另一种则是调节性或反事实的构想,即在足够有利的条件下,探究将会确立什么。
詹姆斯的观点常被简化为一句口号:真理就是“行得通的东西”。如果“行得通”意味着能产生任何人们想要的短期结果,这种说法就会造成误导。在詹姆斯看来,一个信念必须符合经验,能够与其他有充分依据的信念相容,并且经得起依此行动所带来的后果的检验。实在制约着信念能否行之有效,已确立的真理也制约着新真理能否被接受。他所说的真理“发生于一个观念”,涉及的是验证和确认的过程,而不是凭个人偏好任意创造事实。
因此,实用主义与真理符合论的关系相当复杂。实用主义者可以承认,真的陈述必须符合事物的实际状况,同时又质疑:如果不具体说明“符合”如何运作,这个概念究竟能解释多少问题?命题如何与其对象相联系?恰当的表征与不恰当的表征有何区别?实用主义的进路通过考察探究、实践后果和纠错来回答这些问题。批评者则回应说,对信念如何获得证成的说明,仍可能没有回答另一个独立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使这些信念为真。
这正是相对主义指控的核心压力所在。如果证成取决于可用的方法、共同体和历史条件,那么真理似乎就会随着这些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许多实用主义者反对这一推论:相信某个陈述的可用理由可以改变,而该陈述的真假却可以保持不变。真理与认识论证成之间的区别之所以仍然重要,恰恰是因为即使严谨的探究者也可能犯错。
因此,当代实用主义理论往往仍将真理视为一种超越当前认可的规范,同时拒绝把这种规范等同于一个置身于一切可能的探究之外的立场。客观性体现于接受证据的检验、直面批评以及纠正错误。至于这些实践是否足以完整解释客观性,抑或它们预设了一种更为独立的真理观和实在观,争论仍在继续。
经验、符号、心灵与语言
实用主义将认识与有机体的能力以及社会实践参与者的能力联系起来。实用主义对心灵的解释各不相同,但总体上都反对这样一种图景:意识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存在,从外部世界接收表象。习惯、身体活动、与环境的互动以及交流,提供了不同的出发点。这一取向使实用主义与心灵哲学、心理学和语言理论建立了重要联系,但不能将实用主义等同于这些领域中的任何一种当代立场。
皮尔士发展了一套符号学理论,认为意指过程涉及符号、对象和解释项三者之间的关系。解释项是使最初的符号发挥意义作用的理解或进一步的符号。因此,意义并不只是词与物之间的二元联系。例如,警告信号通过它所促成的解释与可能反应来指涉某种状况。解释项能够引发进一步的解释,从而将个别的理解行为置于更广泛的符号使用过程中。
在皮尔士看来,思维本身就是通过符号进行的。他区分了像似符、指示符和象征符,指出符号与对象建立联系的不同方式:相似性、实际联系,或一般规则与习惯。图解可以发挥像似符的作用,烟可以发挥指示符的作用,约定俗成的词语则可以发挥象征符的作用。实际的符号往往兼具这些特征。因此,他的符号学超出了语言意义的范围,也不同于那些仅以句子或私人观念为起点的研究进路。
乔治·赫伯特·米德通过分析姿态、有意义的符号和角色采择,从社会层面解释心灵与自我。《心灵、自我与社会》根据与其教学有关的材料整理,于他去世后的1934年出版,影响尤为深远。米德认为,自我的形成有赖于个体能够采取他人对自身行为所持的态度。“概化他人”指一个共同体中有组织的期待,个体通过这些期待来调节和解释行动。这一解释推动了社会学中符号互动论的形成。
后来的实用主义者越来越多地通过语言哲学展开研究。威尔弗里德·塞拉斯批评了这样一种假设:知识以能够自证其可靠性的感觉所予为基础。罗伯特·布兰顿则通过推论关系,以及承担承诺和赋予资格的社会实践,来解释概念内容。按照这类解释,理解一个断言,就包括知道它能推出什么、什么能支持它,以及什么与它不相容。因此,语言能力是参与受规范支配的活动的一种形式。
一个持续存在的分歧是,这种对语言的强调究竟能延伸到多大范围。杜威式进路和具身进路强调具有质性感受的经验、熟练的行动,以及不必先采取命题形式的知觉。以语言为中心的进路则强调,给出理由所特有的权威性与责任性。实用主义与当代生成认知论的联系,涉及具身活动在认知中的作用;但历史上实用主义者对符号、经验和社会规范的解释,不能简单地归约为这一较新的框架。
道德探究、社会改革与民主
在伦理学中,实用主义将道德反思视为一种探究,考察习惯、利益、制度以及各种可能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它通常反对这样一种观点:所有道德问题都能通过运用某条固定规则,或将某种预先独立界定的善最大化来解决。但这并不意味着道德判断可以任凭个人偏好。人们必须考察行为的后果,顾及受影响的各方,并根据拟议的解决方案实际上化解了哪些问题、又再生产了哪些问题,对其加以批判性审视。
杜威关于“预期目的”的论述解释了目的本身如何也能成为评估的对象。一个人起初可能追求某个目的,随后发现它会造成有害后果,或与自己持有的其他承诺相冲突,因而重新思考什么才值得追求。因此,手段与目的相互关联,而非截然分离。例如,一项旨在改善学校教育的政策,可能会改变一个社区对于教育成功的理解。仅仅追问所选手段能否高效实现某个未经质疑的目标,是不够的。
这一进路不同于简单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者重视后果,但并不一定假定所有的善都可以用同一尺度衡量,也不一定认为道德判断可以归结为把各种满足相加。杜威和詹姆斯强调,善是多元的,有时还会彼此冲突。义务、品格、关系和后果都能揭示情境的某些特征。道德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更加敏锐地察觉:谁的经验遭到了忽略,以及哪些可能性因既有习惯的限制而变得难以想象。
简·亚当斯在制度建设和社会实践中,以独特的方式体现了这些思想。1889年,她与埃伦·盖茨·斯塔尔在芝加哥共同创办了赫尔馆。在1902年出版的《民主与社会伦理》中,她考察了由狭隘的阶级经验所塑造的道德观的局限。睦邻服务活动将教育、社会调查与邻里合作紧密地联系起来。她的工作将跨越社会差异的相互理解视为形成充分伦理认识的条件,而不是简单地把改革看成将专家方案施用于被动接受者的过程。
同样,杜威所理解的民主也不仅是一种选任公职人员的机制。在1927年出版的《公众及其问题》中,他将公众描述为围绕共同活动的间接后果而形成的群体。工业生产及其他复杂的组织形式会产生影响,波及直接参与者之外的人。当受影响者需要辨明这些后果,并组织起来加以规制时,政治问题便随之出现。沟通与探究至关重要,因为公众如果无法认识塑造自身生活的条件,就无法有效行动。
因此,实用主义的民主理论既重视专业知识,也批判仅由专家实施的治理。研究复杂情势离不开专业知识,但亲身承受其影响的人也掌握着技术性探究不可排除的信息,并有着不可忽视的利益诉求。后来,政治哲学中的讨论进一步追问:这一实验性模式能否为权利提供足够坚实的保障,应当如何应对根深蒂固的不平等,以及在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高度集中的条件下,有意义的参与是否可能。
教育、艺术与专业实践
杜威的教育哲学将他的探究观运用于学习活动的组织。1896年,在他主持下创办的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探索了将知识学习与有目的的活动联系起来的途径。其用意并非以缺乏组织的活动取代学科知识。烹饪、建造及其他实作活动,可以使学习者接触到涉及测量、材料、历史与合作的问题。当经验能够促成融会贯通的理解,并使学习者为进一步探究做好准备时,它才具有教育意义。
在1916年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杜威将教育阐述为通过参与社会生活而实现的经验改造。他既批评把学习者视为被动接受者的僵化教学,也批评那些忽视学习条件如何组织的自由观。1938年的《经验与教育》尤为明确地区分了经验与教育性经验:并非所有经验都有教育意义。有些经验会抑制好奇心,或强化阻碍后续成长的习惯。因此,教师在安排学习环境、将眼前兴趣与更深入的理解联系起来时,需要具备充分的判断力。
实用主义美学同样质疑将艺术与日常经验截然分开的做法。在1934年的《艺术即经验》中,杜威考察了行动与承受的节奏,以及经验如何由此获得统一性。艺术经验强化了人与环境互动中本已存在的可能性;将艺术品视为孤立的奢侈品,并不足以解释艺术经验。一幅画或一场音乐演出的意义,涉及有组织的感知、历史条件以及观众的积极参与,而不仅仅在于一件人工制品的物理存在。
后来的实用主义美学将这些主题拓展到对大众文化、身体经验和诠释的讨论。这些进路质疑那种只赋予少数经典作品以审美意义的等级观念,同时仍然承认可以进行有辨别力的批评。它们并不意味着所有偏好都有同等充分的依据,也不意味着审美价值仅限于娱乐。注意力、感知能力和评价习惯如何在实践中形成,仍是一个核心问题。
在法律领域,实用主义取向关注法律概念如何在制度中发挥作用,以及如何影响行为。霍姆斯1897年的《法律之路》以强调预测以及对司法行动的实践性研究而著称。法律实用主义与美国法律现实主义有所重叠,但二者并不相同。其核心问题包括:沿袭下来的分类是否恰当,规则与后果之间有何关系,以及经验性知识在法律判断中发挥何种作用。注重后果的取向,本身并不能决定应赋予判例、宪法文本或制度限制多大权重。
实用主义也影响了将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相结合的社会研究进路。它的贡献并不只是允许研究者使用任何看似有用的方法。实用主义方法论追问的是:研究问题如何形成,哪些后果值得重视,方法如何将主张与证据联系起来,以及研究发现可能如何要求修正最初的问题。这些要求既能支持方法上的灵活性,又不取消对严谨性、透明度和批判性评价的要求。
国际传播与二十世纪的转型
詹姆斯推广“实用主义”这一名称后不久,实用主义便走向了国际。在英国,F. C. S. 席勒发展出一种他称为“人本主义”的立场,强调知识所涉及的人的目的与具体情境。他的论证往往更接近詹姆斯而非皮尔士,并促使实用主义成为英国哲学界备受关注的争论话题。包括伯特兰·罗素在内的批评者认为,实用主义对真理的解释有可能将真理与持有某种信念所产生的效果,或与信念持有者的利益混为一谈。
在意大利,乔瓦尼·帕皮尼和朱塞佩·普雷佐利尼于1903年创办的期刊《列奥纳多》为相关讨论提供了重要平台。乔瓦尼·瓦伊拉蒂和马里奥·卡尔代罗尼则以更注重分析的方式探讨意义、推理和实践后果。这些差异表明,实用主义的国际传播并不是将一套统一的美国学说直接输出到其他国家。视阐释者的不同,实用主义可以表现为一种概念分析方法、一种行动哲学,或是对既有思想制度的挑战。
杜威的教育哲学和社会哲学在东亚得到了广泛传播。他于1919年访问日本,并于1919年至1921年间在中国讲学。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的胡适,将实验主义的思想融入有关学术与文化改革的讨论。中国对杜威思想的接受既有选择性,也伴随着争论,尤其涉及渐进重建与革命变革各自应发挥何种作用。因此,理解杜威的影响必须考察当地的思想争论,而不能将其简单视为一种外来哲学取代既有传统的过程。
二十世纪中叶,相较于分析哲学,实用主义在学术体制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它所关注的问题和采用的方法,仍通过一些并不总是自认属于古典实用主义运动的思想家延续下来。C. I. 刘易斯发展了概念实用主义,将感官所予与用来解释它的概念框架区分开来。威拉德·范·奥曼·蒯因批判了分析与综合的区分,并将信念视为一个可以修正、内部相互关联的系统。他的自然主义和整体主义与实用主义颇有相通之处,但并未照搬皮尔士、詹姆斯或杜威的观点。
二十世纪后期的实用主义复兴常被称为新实用主义。理查德·罗蒂以杜威思想为重要依据,批判了这样一种哲学观:哲学是一门通过解释表象如何映照实在来为文化奠定基础的学科。他于1979年出版的《哲学与自然之镜》成为这一转型的标志性著作。罗蒂强调对话、历史的偶然性,以及对沿袭下来的语汇进行重新描述,而不是建立一种普遍的表象理论。
希拉里·普特南同样广泛借鉴了古典实用主义,但他捍卫客观性,反对那些在他看来过度倾向相对主义的观点。他的哲学立场随时间而变化,因此不应将他的思想等同于某一种固定的真理理论。与此同时,重新兴起的哲学史研究使皮尔士的逻辑学、詹姆斯的心理学、亚当斯的社会伦理学以及杜威的美学重新受到重视,因此,这场复兴的范围远不止对罗蒂思想的接受。
当代争论与研究方向
当代的一项核心争论涉及古典实用主义与语言转向之间的关系。罗蒂将传统认识论中的许多工作视为一种尝试,意在寻求一个置身日常实践之外的立足点。其他实用主义者则认为,放弃这一计划并不意味着必须取消关于证据、合理性和客观性的实质性问题。他们区分了两件事:一是寻求绝对基础这一不可能实现的要求,二是解释为何某些探究方法比其他方法更可靠这一正当任务。
这一分歧与围绕实在论的争论相互交织。实用主义者通常反对心灵可以任意制造实在的观念,但他们也质疑,完全脱离一切概念实践和探究实践来描述世界,是否说得通。有些人捍卫一种关于对象、属性或普遍规律的强实在论。另一些人则强调描述语汇的多元性:不同的目的借助不同的语汇,揭示同一个世界的不同特征。这些进路究竟是彼此竞争的选择,还是相互补充的分析层次,仍有争议。
另一项争论涉及探究的权威。皮尔士提出的共同体理想,即一个能够纠正个体错误的共同体,至今仍有影响力;但现实中的共同体可能排斥某些人、奖励从众行为,并维持错误的假设。因此,当代实用主义研究考察的是,要使批评切实有效,需要哪些制度。关于认识不正义、证言、专业知识和公共审议的研究追问:权力如何影响哪些人的观察能够成为证据,哪些人的异议能够得到倾听。这既拓展了这一传统对知识的社会性理解,也暴露了那些过度理想化的共同探究图景的弱点。
实用主义与科学哲学的关系同样是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它对干预、不确定性、仪器和可修正模型的重视,契合了实际科学工作的诸多特征。然而,诉诸实践后果并不能自动解决有关不可观察实体、解释深度,或预测成功与真理之间关系的问题。实用主义也不等同于证实主义:皮尔士意义上的意义包含一般性蕴涵和反事实蕴涵,而实用主义的探究也未必要求用单一标准,将所有有意义的陈述与无意义之言区分开来。
伦理和政治层面的批评者追问,实验主义能否充分约束有害的试验。一项政策对官员而言可能可以撤回,却可能给受其影响的人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失。诉诸未来能够从中学到的东西,也可能推迟对现存不正义的判断。实用主义者的回应强调参与、问责、历史知识,以及对不平等后果的评估。争论的焦点在于,这些程序性和实质性资源是否足够,而不在于后果是否可以忽略。
当前的研究也重新考察经验的范围。具身认知、环境哲学、女性主义哲学和比较哲学,使人们重新关注习惯、相互依存和情境化知识。这些联系也使一项区分变得迫切:真正的概念发展,不等于仅仅给任何注重语境或面向实践的观点贴上“实用主义”的标签。持续有待研究的问题是:一种以探究和行动为基础的哲学,如何才能保留经验、理由、实在和制度各自的独特作用,而不将其中任何一项还原为其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