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验式学习是指通过亲身经历并对其加以理解,发展知识、技能、价值观或认识。在教育领域,这一术语既指对人如何学习的一种广义解释,也指一类有意识地将实践活动与反思及进一步探究联系起来的方法。这些经历可以来自工作场所、实验室、社区、模拟情境、艺术创作或日常生活。体验式学习的关键并不只是参与:当学习者审视发生的事情,将其与已有知识联系起来,并运用由此获得的认识时,活动才具有教育意义。
体验式学习在专业人才培养、中小学与大学教学、组织发展以及教育机构之外的学习中都具有重要意义。它回应了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人们可能知道某项规则或某种解释,却无法在陌生情境中恰当地运用。因此,现代理论着重考察行动、思维、情感、社会参与和情境之间的关系。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戴维·A. 库伯的体验式学习循环,其成熟形态于1984年发表;但这一领域也汲取了实用主义哲学、发展理论、反思性实践,以及有关通过参与共同体而学习的理论观点。
含义与概念边界
理解体验式学习,最好将其视为体验与理解的形成之间的一种关系,而不是某种特定的学习场所或教学技巧。如果参与者只是反复执行任务,得不到解释或反馈,那么实习也可能收获甚少。反过来,如果学习者在课堂探究中作出决策、面对决策带来的后果、解读证据并调整方法,这样的学习也可以是体验式的。两者的区别在于如何利用体验,而不在于学习发生在课堂内还是课堂外。
“做中学”这一说法体现了这种关系的一个方面,但也可能造成误解。重复操作可能提高速度,却未必改善判断;实践中的成功也可能建立在不准确的解释之上。学习者可能通过随机更换零件,一次次修好某台设备,却仍然无法诊断其根本故障。体验式学习通常力求将实际表现与理解联系起来: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当时还有哪些选择,以及下次尝试时应作出哪些改变。
体验式学习与几个相近概念有所交集,但并不等同。主动学习指要求学习者积极思考、而不只是接收信息的教学安排;有组织的讨论可以属于主动学习,却不一定包含实质性的实践体验。问题式学习围绕一个问题组织学习,而学习者在开始时往往尚未掌握解决该问题所需的全部知识。项目式学习则围绕一项成果或探究组织持续开展的工作。这两种学习都可以具有体验式特征,但其教育价值取决于探究、指导和解读的质量,而不是所冠以的名称。
区分体验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同样重要。非正式学习发生在系统组织的课程之外的日常活动中,而体验式学习可以有严密的结构,并接受正式考核。大学临床实习既是体验式学习,也是正式学习;学习如何在家庭中协商责任分工,则既可以是体验式学习,也可以是非正式学习。在成人教育中,经验还指学习者参与课程时已有的知识积累,而不仅仅是教师安排的活动。
因此,经验既是资源,也是审视的对象。以往的工作经历可能带来宝贵的判断力,但也可能形成不再适应新情况的习惯。经验丰富的从业者可能将陌生案例当作常规情形处理,从而产生误判。体验式学习并不假定亲身参与就会自动带来真知,而是追问:参与如何成为形成有充分依据的知识的基础。因此,解释、证据与修正是实践活动的核心,而非可有可无的补充。
思想渊源与历史发展
通过观察、模仿、参与和在指导下实践来学习,远早于现代教育理论的出现。学徒制通过让学习者与更有经验的从业者共同工作来传授职业知识,而农业、家务和手工艺传统则将学习融入日常职责之中。不应事后将这些安排一概视为某一种现代理论的实例。不过,它们确实表明,从历史上看,学习既依赖言语传授,也依赖对有意义活动的参与。
实用主义是体验式学习的重要哲学基础,尤其是约翰·杜威的思想。在《民主主义与教育》(1916年)和《经验与教育》(1938年)中,杜威将教育与探究经验中产生的问题联系起来。他反对将传统教学与不受限制的活动简单对立。杜威认为,有些经验具有“反教育性”:它们可能限制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助长疏离和不愿参与的态度,或强化无益的习惯。具有教育意义的经验,需要与后续学习保持连续性,也需要学习者与周围条件相互作用。
杜威于1896年在芝加哥大学创办的实验学校,为将实际劳作与学术探究相结合提供了制度化的场所。烹饪或纺织等活动可以成为探究科学、历史和数学问题的途径,而不是偏离学业的消遣。他并非主张取消学科知识,而是认为,当学习者遇到这些知识有助于解释的问题与关系时,便能更清楚地理解其意义。
其他具有重要影响的理论基础来自库尔特·勒温和让·皮亚杰。勒温关于群体动力学和行动研究的工作,将有计划的干预与观察、重新思考联系起来。他在1946年发表的《行动研究与少数群体问题》一文中,描述了计划、行动与事实调查之间循环往复的关系。皮亚杰关于智力发展的理论则强调,个体通过与环境互动,主动建构和重组知识。这些理论贡献存在显著差异,但都对将学习仅仅视为接收信息的观点提出了挑战。
20世纪,合作教育、户外教育、实验室训练和专业实习拓展了以经验为基础的学习所依托的机构与场域。辛辛那提大学的合作教育于1906年在赫尔曼·施奈德的推动下开始实施,将学业学习与就业相结合。唐纳德·舍恩的《反思性实践者》(1983年)探讨了专业人士如何在不确定的情境中思考,而科尔布的《体验式学习》(1984年)则综合了此前的几种传统,形成了一个得到广泛应用的模型。后续研究日益关注经验在社会、文化和政治层面如何被组织起来,并对主要以学习者个人为中心的解释提出质疑。
库伯的体验式学习理论
库伯将学习定义为通过转化经验来创造知识的过程。他的模型区分了把握经验的两种方式——具体经验与抽象概念化,以及转化经验的两种方式——反思性观察与主动试验。这些方式相互结合,形成了人们熟悉的四阶段循环:具体经验、反思性观察、抽象概念化和主动试验。学习者经历某件事,对其加以思考,提出或修正解释,再通过进一步行动检验这一解释所推导出的结果。
一个实际例子是,学生在实验中发现测量结果与预测不符。操作设备并观察到差异,提供了具体经验;比较读数并检查实验步骤,有助于反思性观察;从测量误差、热量损失或假设不当等角度修正解释,涉及抽象概念化;改变装置或步骤以检验这一解释,则构成主动试验。下一组结果会为新一轮循环提供素材,而不只是表明第一轮循环已经完成。
这一模型的两个维度,也可以表述为具体与抽象两种参与方式之间的张力,以及反思与行动两种转化方式之间的张力。库伯将这些方式的不同组合与四种学习风格联系起来:发散型、同化型、聚合型和适应型。他设计的《学习风格量表》旨在描述学习者对这些方式的相对偏好。后续版本和阐释进一步细化了相关术语,但四阶段循环仍是最常被引用和展示的部分。
人们对这一循环的呈现往往过于僵化。实际上,学习者可能从已有理论出发,重新审视先前发生的事件,或在行动与解释之间反复往返。有些阶段会同时发生,而一个复杂项目中也可能包含许多相互交叠的循环。研究者可能一边收集证据,一边修正概念模型;音乐家则可能在听出演奏问题后,几乎立即调整技巧。因此,这一图式最适合用作分析和规划工具,而非适用于一切思维过程的统一时间表。
对于模型中的学习风格部分,尤其需要谨慎。描述一个人的偏好,并不能据此确定其具有某种持久不变的认知类型,也不能证明按照这种偏好安排教学就能提高学习成绩。对更广泛的学习风格研究文献所做的综述,包括哈罗德·帕什勒及其同事于2008年发表的综述,都发现没有充分证据支持通常所提出的匹配假说。鼓励经验、反思、解释和检验是否有益,与是否应将学习者划分为固定类别,是两个应当区分的问题。在教育实践中,可以借鉴这一循环,而不必接受关于学习风格稳定不变的强断言。
认知、反思与社会过程
体验式学习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一次具体经历如何产生超越该经历本身的理解。仅仅行动成功,所学到的东西可能仍局限于特定情境中的线索。学生可能学会了在某个模拟环境中该按哪个控制按钮,却并不理解该模拟所代表的系统。通过比较、解释和检验,学习者能够识别出即使表面细节发生变化也依然适用的关系。这使体验式学习与认知科学联系起来,尤其是有关先前知识、注意、记忆以及专业知识组织方式的研究。
反思性实践为这种诠释工作提供了一种解释。舍恩区分了“行动中反思”与“行动后反思”:前者发生在实践者应对不断发展的情境之时,后者则发生在事后回顾之中。建筑师一边考虑设计变更的后果,一边修改设计,体现的是前者;审视已经完成的设计过程,体现的则是后者。反思并不一定要采用书面日志的形式,也可以通过对话、为作品添加批注、比较不同方案,或重构关键事件来进行。
当反思开始审视假设与证据时,它就不再只是回忆。参与者写下“沟通不畅”,只是指出了一个困难,却没有解释它。更深入的分析会明确:哪些信息未能获得,人们如何理解各自的职责,哪些证据支持了决策,以及哪一种替代解释最符合实际结果。元认知与此有关,因为学习者需要监控自身的理解,并调节后续活动。准确的自我监控不会自动发生:即使重要的错误观念依然存在,一次引人投入的体验也可能使学习者的信心增强。
反馈能够提供仅凭体验本身未必能获得的信息。当任务的结果出现得较晚、含义不明,或受到偶然因素影响时,错误可能被掩盖。教师、同伴、客户或仪器都可能揭示预期表现与实际表现之间的差距。要作出有效解读,还必须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过程合理却结果不佳,另一种是过程不合理却碰巧成功。如果不作这种区分,学习者就可能从个别成功经历中总结出不可靠的规则。
社会理论对知识完全在个体内部循环中发展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让·莱夫与艾蒂安·温格在《情境学习》(1991年)中考察了通过参与社会实践而发生的学习,并提出“合法的边缘性参与”,以此理解新成员参与方式的变化。能否接触工具、参与交谈、承担职责,以及与有经验的参与者互动,都会影响能够学到什么。因此,情境学习与实践共同体不仅关注个人反思,也将注意力引向人际关系和成员身份。实习岗位即使提供了丰富的任务,如果学生被排除在实践者用来理解这些任务的讨论之外,其学习收获也可能十分有限。
教育设计与引导
体验式教育的设计,首先要考虑学习目标与预期用于支持该目标的体验之间的关系。一项在视觉上引人注目的活动,可能并不适合其宣称的目的。例如,竞争性的搭建练习或许能展现团队协调情况,却几乎无法提供有关历史理解或科学推理的证据。在课程中,只有当准备、行动、阐释和评估指向相互契合的目标时,各项任务才能在教育意义上形成连贯的整体。
准备环节为参与者提供足够的知识和结构,使参与具有意义。这可以包括解释相关概念、演示工具的使用、讨论各自的职责,或分析一个较简单的案例。初学者与有经验的参与者通常需要不同程度的指导。在实地调查中,初学者可能需要一套采样规程,以及记录错误的示例;而高阶学习者则可能需要为自己设计的采样方案作出论证。指导可以随着能力的提升而逐步减少,而不应仅仅为了让活动显得更真实就被撤去。
活动本身需要产生可供解读的结果。学习者若能将决策与观察结果联系起来,就能从中受益,尽管现实情境中的因果关系很少能完全明晰。商业模拟可以迅速呈现定价决策的影响,而社区发展项目的后果可能要经过数年才逐渐显现。因此,设计者有时会借助记录、访谈、绩效指标或对比等中间证据,让原本隐而不显的过程得以接受审视。真实性关乎推理过程与约束条件是否切合实际,而不只是表面上是否像工作场所。
复盘是在活动结束后对其进行的结构化审视。它通常将事件描述、原因分析和对未来行动的考虑区分开来。在谈判练习中,参与者可以将预定策略与记录下来的交流过程进行比较,考察各方当时掌握的信息,并检验对于最终达成协议的不同解释。引导者可以让错误认识显露出来,而不必将所有解读都视为具有同等充分的依据。情绪反应可能值得关注,但袒露个人感受并不是学习的必要条件。
设计中的另一个问题是迁移,即将所学应用于原有情境之外。当学习者能够识别基本原理、比较不同案例,并在多种条件下练习时,学习迁移就更有可能发生。不能仅凭一名学生管理过一个项目,就认定其已经理解了一般意义上的项目管理。将其与一个约束条件不同的项目进行比较,可以揭示哪些程序取决于特定情境,哪些原则仍然适用。回访、修改后的作品以及反复练习,都能提供单次活动无法提供的变化证据。
制度化形式与实际应用
在高等教育中,体验式学习包括野外课程、实验室探究、本科生科研、实习、合作教育以及在指导下开展的专业实践。这些安排在目的和管理方式上各有不同。实习可能主要是让学生接触职业环境,而研究项目可能侧重于获取和解读证据。合作教育通常将较长时段的工作与学业相结合。在各种安排中,其教育价值都取决于学生能够承担的职责、指导的质量,以及与整个培养方案的联系。
职业教育和专业人才培养广泛运用实践经验,因为胜任工作需要应对的情境无法简化为一套文字规则。双元制教育将教育机构中的学习与工作场所培训相结合,但其组织方式因国家和职业而异。工作场所学习有助于学习者熟悉工具、惯常却未明言的工作流程、规范以及与同事的互动方式。但它也可能延续当地惯用的取巧做法或狭隘的职业期望,因此,工作场所指导与教育机构教学之间的衔接尤为重要。
服务学习将有组织的服务活动与学业学习和反思联系起来。当服务活动被有意识地与学习目标相联系,并纳入课程加以探讨时,它就不同于一般的志愿服务。例如,水质监测项目可以将环境科学与公众沟通及地方决策联系起来。不能仅凭学生满意度评价其质量:社区合作方可能有不同的优先事项,对学生有益的学习经历未必能带来有用的服务。因此,活动的持续性、互惠性以及成果归属的明确性都十分重要。
户外教育和地方本位教育以学习者对景观、生态系统及地方历史的切身接触为基础。野外课程可以将对侵蚀现象的观察与土地利用记录、访谈结合起来。博物馆可以通过让学习者接触和操作实物、开展复原活动,或探究证据如何支持某种解释,来促进体验式学习。这些活动未必需要剧烈运动,也未必需要前往陌生的目的地。其教育机制在于对特定环境及其中材料的探究,而不只是旅行或体能挑战。
数字环境拓展了可供学习的体验范围。模拟学习可以呈现系统、决策问题或专业情境中的互动,而不必重现它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全部后果。虚拟实验室、角色扮演环境和远程协作都可以融入在线学习。视觉上的高度逼真并非总是必要的:一个简单模型可能比精细复杂的环境更清楚地呈现相关的因果关系。反过来,仅凭模拟中的表现,也不能认定学习者具备应对真实设备、人员或制度约束的能力。模拟表现与实际表现之间的关系需要另行评估。
评估与研究证据
体验式学习的评估必须区分参与和学习成效。参加实习、完成项目或投入一定时数的服务,只能说明学习者接触过相关活动,并不一定意味着发生了学习。相关证据可以包括成果的质量、观察到的实际表现、对决策的解释、对错误的分析,或能否成功适应新任务。具体选择取决于所评估的能力。了解某项操作程序、能够执行该程序,以及能够判断何时使用该程序,是相互关联但又有所不同的学习结果。
反思性写作和学习档案是常见的评估形式,因为它们可以将实践工作与解释说明联系起来。但它们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流畅的文字可能掩盖肤浅的分析,而扎实的实践理解也可能因语言障碍或不熟悉学术规范而未能充分展现。学生还可能学会用符合预期的措辞描述个人成长,却无法证明自己的实践有所改变。明确的评估标准可以区分单纯描述、运用证据、考虑其他方案,以及有理有据地作出修正。在适当情况下,可以将书面陈述与作品样本、观察记录和口头解释结合起来考察。
体验式学习涵盖范围广泛,使成效研究变得复杂。提供反复反馈的模拟活动、督导较为宽松的实习,以及社区实地项目,在持续时间、教学支持和预期学习结果上都存在差异。将它们归入同一类别,可能掩盖产生结果的具体机制。评估还需要有意义的比较:与另一种方案相比,体验式学习项目可能投入了更多教学时间、采用了更小的组别,或吸引了学习动机更强的参与者。因此,表面上的优势不能自动归因于体验本身。
相关领域的证据支持体验式学习的某些组成部分,但不足以证明其在所有情况下都更优。例如,斯科特·弗里曼及其同事于2014年对本科科学、工程和数学教育领域的225项研究进行了元分析,发现与传统讲授相比,主动学习带来了更好的考试表现和更低的不及格率。这一发现针对的是一系列广泛的主动学习实践,并非所有体验式学习项目,也不是科尔布模型中的每一个要素。同样,模拟教学和服务学习研究也报告了特定条件下的益处,但结果会随设计、结果衡量指标和比较组的不同而变化。
更严谨的评估会区分即时表现、学习保持、迁移,以及课程之外的影响。在分组安排切实可行且符合伦理的情况下,随机对照试验有助于估计干预效果,而纵向研究和定性研究则可以揭示参与和学习如何随时间发展。任何一种方法单独使用,都无法回答所有问题。职业认同、社区关系或在非常规情境下的判断力等结果,都需要有界定清晰的证据。关于成效的论断,只有明确说明谁在何种条件下学到了什么,以及变化持续了多久,才能提供最有价值的信息。
批判视角、参与机会与伦理责任
对体验式学习理论的一项主要批评是,它可能将经验视为个人拥有的东西,却低估了塑造经验的各种条件。工作场所对职责的分配并不平等;教师界定哪些解释是正当的;机构决定哪些经历值得授予学分。学习者能否获得观察、提问或决策的机会,取决于其地位和人际关系。因此,批判性论述不仅考察参与者从经验中学到了什么,也考察谁掌控获得经验的机会,以及谁的知识得到认可。
反思并不会自动纠正错误。人们可能构建出维护既有信念的解释,尤其是在结果威胁到职业认同或群体忠诚时。确认偏误可能影响人们记住哪些细节,以及认为哪些解释可信。集体讨论可以拓宽解读的视角,但群体也可能强化共同的假设。将反思描述为一条能可靠、中立地从行动通向领悟的路径,会忽略这些困难。实际表现记录、相互竞争的解释和外部反馈,能够提供不同于回顾性自我报告的各类证据。
参与机会还带来了另一组问题。无薪实习、出行要求、不规律的时间安排和设备费用,可能使经济资源有限或承担照护责任的学生处于不利地位。活动对身体和感官能力的要求可能将一些参与者排除在外,除非在活动设计中纳入无障碍考量。等效的学习机会并不总是要求完全相同的活动:不同的安排也能为同一种智力或专业能力提供证据。同时,应当区分职业要求与教育惯例,而不能把所有惯常做法都视为不可或缺。
体验式学习项目可能需要对未以学习者身份参与项目的人承担责任。客户、社区成员、员工和研究参与者,都可能承受学生活动带来的后果。相关问题包括知情同意、保密、督导、成果归属,以及反复为短期参与者提供情况介绍所带来的负担。当学习者收集访谈资料、工作场所文件、照片或数字互动记录时,数据隐私尤其重要。这些材料具有教育价值,并不意味着可以免除对材料本身及其中所涉及人员的责任。
对经验的认可还涉及一个机构层面的问题。先前学习成果认定可以为在正规学习之外获得的知识提供取得学分或资格的途径。其核心难点在于证据:工作或参与活动的时长,不能替代对相关学习成果的证明。学习档案、考试、面试和实操评估可以使能力得到展现,但每种方式都有利于特定的表达形式。因此,认定经验所采用的标准,会影响哪些人的学习成果能够跨机构、职业和国家资格体系获得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