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认偏误是一组倾向,指人们以有利于既有信念、预期或假设的方式搜寻、解读、评估或记忆信息。它主要是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但其影响也涉及科学研究、司法调查、组织决策和公共传播。确认偏误可能在无意识中产生,并不一定涉及不诚实、强烈情绪或希望得出某种特定结论的意愿。
作为一种认知偏差,确认偏误关注的是证据与信念之间的关系,而非某个信念碰巧是否正确。带有偏差的调查也可能为正确的信念提供支持,正如最初错误的信念也可能得到公正的审视。核心问题在于:是否对相互竞争的可能解释给予了适当、均衡的考虑,以及评估证据时,依据的是它区分不同解释的能力,还是它与偏好的观点是否一致。
这一术语涵盖数种可以区分的过程,而非一种得到普遍认可的心理机制。因此,研究不仅考察人们是否偏好支持既有看法的信息,也探讨这种偏好在什么情况下是合理的、它如何与动机及社会认同相互作用,以及哪些实验安排或制度安排能够限制其影响。
历史发展与经典实验
早在实验心理学诞生之前,人们就已注意到选择性关注有利证据的问题。弗朗西斯·培根在1620年的《新工具》中描述道:人一旦接受某种观点,就会格外重视支持它的事例,却忽视与之相悖的事例,或通过解释将其排除。这类观察预示了现代研究的思路,但并未通过实验区分信息搜寻、解释和记忆中的偏误。20世纪的研究则将人们置于可控情境中,使可获得的证据及正确的推理关系都能受到控制,从而让这些过程变得可以测量。
彼得·沃森于1960年发表的研究《概念任务中未能排除假设的问题》,成为这一领域的奠基性研究。实验向参与者展示数列2–4–6,并要求他们找出判定哪些三元数组符合要求的规则。参与者可以提出其他三元数组,并获得反馈。实验者设定的规则是任意三个按升序排列的数字,但参与者通常会采用范围更窄的假设,例如递增的偶数,并用符合这些假设的例子进行检验。3–5–7这样的数列可能得到肯定反馈,却无法揭示许多其他递增的三元数组也符合规则。难点并不只在于提出一个看似合理的规则,还在于选择能够将这一规则与其他可能规则区分开来的检验方式。
沃森随后设计了选择任务,用以考察条件推理。在一个常见版本中,四张卡片分别显示一个元音字母、一个辅音字母、一个偶数和一个奇数,待检验的规则则是:如果卡片一面是元音字母,那么另一面就是偶数。从逻辑上说,需要翻看的是显示元音字母和奇数的卡片,因为两者都有可能揭示违反规则的情况。然而,参与者往往选择元音字母和偶数。这一发现有助于确立检验潜在反例的重要性,不过后续研究表明,措辞、实际情境以及参与者对任务的理解,都会显著影响表现。
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将这一课题从抽象规则拓展到了其他领域。马克·斯奈德和威廉·斯旺1978年的研究表明,对他人的初步假设会影响人们在访谈中选择提出哪些问题。1979年,查尔斯·洛德、李·罗斯和马克·莱珀发现,对死刑持相反立场的参与者,对一组结论不一的研究证据会作出不同评价,并倾向于认可支持自己原有立场的研究。随后,约书亚·克莱曼和河永源在1987年的分析中,对“凡是看起来旨在证实假设的检验都不理性”这一假定提出了质疑。雷蒙德·尼克森于1998年发表的全面综述系统梳理了这一领域,同时强调,“确认偏误”这一名称涵盖了多种不同现象。
搜寻、解读与记忆中的偏误
在任何证据得到评估之前,确认偏误就可能介入探究过程。在选择性信息搜寻中,人们会选择那些可能支持当前假设的信息来源、问题或观察对象。例如,一个人在考虑某位同事是否不可靠时,可能很容易就想起对方未能按时完成任务的事,向他人打听对方犯过的错误,却忽略了了解其成功完成工作的机会。最终收集到的证据,即便逐条来看都准确无误,整体上仍可能是一个失真的样本。这也是为什么即使没有任何捏造,有偏的程序仍可能产生看似证据充分的信念。
一个相关现象是选择性接触,它涉及人们对现有信息的偏好。人们可能选择与自己意见一致的评论,或避开预计会挑战自身观点的材料。搜寻与接触并不相同:主动搜寻涉及提出或选择问题,而接触则可能是在已有的文章、谈话或广播节目之间作出选择。这些偏好还取决于信息的实用性、新颖性、可信度,以及预期中意见分歧会带来的不快。一个人可能为了准备反驳而刻意阅读反方论点,因此,接触不同意见本身并不能证明其评估过程是开放的。
当同一观察结果因预期不同而被赋予不同含义时,便出现了解读偏误。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出自受信任的人之口时可能显得幽默,出自原本就不受喜欢的人之口时却可能显得充满敌意。在评估研究时,对结论的认同程度可能影响人们对研究方法说服力的判断。严格审视本身并不意味着存在偏误;薄弱的证据理应受到批评。真正体现偏误的不对称性在于:对于强度相近的证据,人们会因其支持还是威胁自己偏好的结论而采用不同的标准。洛德、罗斯和莱珀的研究之所以重要,部分原因就在于,参与者接触到了正反两方面的证据,而不只是选择了合乎自己心意的材料。
记忆还会进一步改变证据表面上的权衡格局。信念会影响哪些信息在编码时受到注意、哪些信息与既有知识建立联系,以及日后哪些信息会被线索唤起。不过,并不存在一条普遍规律,认为人们总能更好地记住支持既有信念的材料。出乎意料或与既有信念不一致的信息也可能格外令人难忘,尤其是在这些信息吸引了注意或需要得到解释时。因此,记忆中的确认偏误必须在明确的条件下加以证实,而不能仅凭对往事的任何分歧就作出推断。最终判断可能是多个阶段共同作用的结果:选择性搜寻提供了有偏的样本,解读为其赋予有利于既有信念的含义,而后来的回忆则保留了一套简化的说法,用来说明当初为何认为这一信念有理有据。
认知机制与动机的影响
一种颇具影响力的解释强调假设检验的一般运作机制。人们经常采用正向检验策略:考察那些按照所提假设的预测、某种现象会发生的情形。要检验某个设备接上特定电源后能否运作,尝试这样连接通常是合理的。但如果假设过于狭窄,或者其他假设也预测会出现同样的结果,问题就出现了。在沃森的数字任务中,反复提交由三个递增偶数组成的数列,无论按照参与者设想的狭窄规则,还是按照实验者设定的较宽泛规则,都会得到肯定反馈。这些观察只能证实结果与假设相容,不能证明该假设是唯一解释。
记忆和注意也会使人更容易想到自己倾向于接受的假设。一旦某种可能性进入思考,与之相关的例子和解释就更容易浮现。其他可能性由于尚未在头脑中得到清晰表征,可能需要额外努力才能想到。时间和工作记忆容量有限,加上不确定哪些替代解释值得考虑,都可能促使人们依赖当前已有的解释。这种解释并不要求当事人有捍卫某一信念的愿望。即便是一个中性的暂定假设,也可能强有力地引导注意,以至于其他竞争性解释几乎得不到探究。
动机则带来了另一组机制。当目标影响信息的提取、建构或评估方式时,就会发生动机性推理。齐娃·昆达在1990年的一篇综述中区分了准确性目标与方向性目标:前者关注得出正确结论,后者则关注得出某个特定结论。方向性推理通常借助当事人认为说得通的论据展开,而不是随意接受任何合乎心意的说法。一个在经济或社会层面具有重要意义的信念,可能促使人们广泛搜寻理由,反驳那些威胁该信念的证据;与此同时,对符合自身看法的证据却不怎么审查便予以接受。
这些机制彼此重叠,但不应被归并为同一种解释。认知失调涉及认知之间的不一致所引发的不适,以及减轻这种不适的过程;确认偏误则可以在没有这种不适的情况下发生。信念固着是指某一信念原有的证据基础遭到动摇后,该信念依然持续存在;有偏向的信息加工可能助长这种持续性,但二者并不等同。情感依恋、熟悉感、解释的连贯性以及社会关系中的承诺,都可能通过不同途径使信念保持稳定。因此,即使观察到一个人偏好支持既有信念的信息,如果没有关于任务、激励因素以及此人已有知识的进一步证据,也无法据此判定这种偏好的成因。
理性的证据评估与确证的限度
“确证”一词在哲学和统计学中有其正当含义:当证据增强了对某个假设的支持时,就称该证据确证了这一假设。因此,寻找支持性证据本身并不一定是错误。核心问题在于,证据能否将所偏好的假设与其他合理解释区分开来。发现路面潮湿,或许支持“下过雨”这一假设,但其意义取决于其他解释,例如街道清洗或洒水器喷水。某项证据即使符合一个假设的预期,也可能只能提供微弱的支持,因为在该假设不成立的情况下,这项证据出现的可能性也几乎一样高。
贝叶斯推断将这种区别形式化。对于假设 和证据 ,后验优势比等于先验优势比乘以似然比:
这里, 表示 为假的另一种情形。如果证据在两种情形下出现的可能性相同,其似然比就是 1,不会改变优势比。当一个人只考虑证据与 的吻合程度,却忽略其他解释下也有多大可能出现这一证据时,就可能产生确认偏误。这个公式是在特定假设下更新信念的规范性模型,并不是说人们在日常推理中会明确地计算概率。
先验信念不同,也可能使意见分歧具有合理性。如果两个人最初掌握的信息不同,而且各自的信息都有合理依据,那么即使接触到相同的证据,也不一定会立即得出相同的结论。他们可能对某个信息来源的可靠性持不同看法,也可能对相互竞争的解释下出现该证据的可能性有不同判断。因此,仅仅观察到意见分歧或信心增强,并不足以认定存在偏误。要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偏误的存在,就必须显示出不恰当的不对称处理、相对于合理基准的偏离,或某种无法用相关信息差异充分解释的模式。
对否定性检验的作用,也需要同样审慎地看待。可证伪性尤其与卡尔·波普尔的科学哲学相关,它强调让主张接受可能将其驳倒的检验的重要性。然而,一项表面上与假设相悖的观察结果,可能反映的是测量误差、某个辅助假设不成立,或预测界定不清,而非核心假设为假。反过来,如果其他解释下检验成功的可能性很低,那么肯定性检验也能提供很有价值的信息。因此,理性探究要求采用有区分力的检验,并根据信息的分量适度更新信念,而不是奉行一条绝对规则:一律优先采信否定性证据,或只要出现任何表面上的反例,就否定一个假设。
社会认同、意见分歧与数字信息
信念往往不仅具有信息层面的功能,也具有社会功能。它们可以体现群体归属、忠诚、能力或道德承诺。关于己方偏误的研究,考察的是人们倾向于提出并认可有利于自身立场的论据这一现象。“己方偏误”有时几乎与确认偏误通用,但它通常强调的是已经采取的立场,而非中立的假设。社会认同可能使意见分歧带来重大影响:接受相反证据,看起来不仅会动摇某个具体判断,还可能威胁人际关系或群体归属。
群体互动既可能揭示这些倾向,也可能强化它们。讨论让人有机会接触他人的观察和反对意见,但也可能使注意力集中在共同的预设上。许多成员都知道的信息,比只有一名成员掌握的信息更容易进入讨论。如果表达异议会损害声誉,成员即使私下意识到存在不确定性,也可能不愿说出保留意见。以这种方式达成的一致,并不一定意味着获得了相互独立的佐证。多个人可能只是在重复源自同一出处的解释,或依赖同一份不完整的证据。
数字传播在多个层面引入了筛选机制。用户选择关注谁,联系人转发材料,内容发布者争夺注意力,推荐系统则对可供浏览的内容进行排序。回音室通常指这样一种信息环境:相近的观点相互强化,而外部来源可能受到怀疑。过滤气泡则更具体地指与个性化筛选相关的信息接触受限现象。这些概念有所重叠,但都不能简单地视为确认偏误的另一种说法。前两者关注信息环境的结构,确认偏误则关注个体如何处理证据。
因此,仅凭浏览记录,很难推断数字信息接触与信念之间的关系。点击一篇与自身立场一致的文章,可能出于认同、好奇、职业兴趣,也可能是为了批评它。看到对立观点,并不意味着会认真考虑支持该观点的最有力证据;接触分歧有时还会使群体界限更加凸显。与此同时,网络环境也能让人接触到原本不会遇见的信息来源。研究必须区分内容是否可获取、是否实际接触、是否受到关注、如何被评价,以及之后形成何种信念,而不能将这些视为同一个过程。确认偏误的存在,并不能证明所有受众都处于信息隔离之中、所有分歧都不理性,或对立立场得到了同等程度的证据支持。
对科学与专业判断的影响
科学方法的设计,部分正是为了防范研究者偏向自身解释的可能性。研究者可能无意中选用对自己有利的测量指标,按照某一理论解读含义不明确的观察结果,或对意料之外的结果进行比预期结果更严格的审查。这些过程不同于造假,因为观察结果可能是真实的,研究者也可能真诚地相信自己的结论。同行评审、重复研究、方法透明以及批评,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了机会,使其能够发现原研究团队遗漏的假设或其他解释,不过评审者和批评者也可能有自己坚持的立场。
确认偏误还会与选择性报告相互作用。发表偏倚是指研究能否公开发表,取决于其结果或其他特征,导致公开可得的研究无法反映所有已完成研究的全貌。即便每一项已发表分析都以合格的专业水准开展,发表偏倚仍可能扭曲整体证据。个人的确认偏误可能促成选择性投稿或解读,但发表偏倚是一种范围更广的制度性现象,涉及编辑惯例、激励机制和研究者的预期。将两者等同起来,会掩盖其中不同的作用机制及应对措施。
在刑法领域,一个相关问题是侦查中的隧道视野:注意力集中于某一特定嫌疑人或某一种案情解释,可能影响侦查人员跟进哪些线索,以及如何解读含义不明确的证据。有关司法鉴定判断的研究也考察了,与技术比对无关的背景信息是否会影响鉴定人员的判断。问题并不在于专业知识不起作用,也不是说所有专家结论都是主观的,而在于专业知识未必能够防止预期影响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将与任务相关的证据和不必要的案情信息分开,是这类文献所研究的一种制度性应对措施。
专业诊断和组织预测同样需要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比较各种可能性。在医学推理研究中,研究者将确认偏误与锚定于最初印象,以及过早终止诊断区分开来;后者是指在尚未充分评估其他可能性之前,就停止诊断探查。这些过程可能相互影响,但不能用同一个标签来指代。在企业和公共行政中,一个受到青睐的项目可能左右预测、对初期结果的解读,以及对失败原因的解释。在这些领域中,要将某个具体错误归因于确认偏误,就需要有关决策过程的证据;仅凭结果错误,并不能断定推理存在偏误。
实验测量与方法论争议
确认偏误并没有单一的标准测试方法。假设发现任务考察参与者会提出哪些例子;信息选择任务比较参与者对符合与不符合自身观点的材料的偏好;论点评估任务保持证据不变,只改变证据是否支持参与者的立场;记忆任务则测量参与者接触正反两方面信息后的回忆或再认表现。每类任务都只捕捉到这一广泛现象的不同侧面,某项任务中的表现未必能准确预测另一项任务中的表现。因此,将确认偏误视为一种稳定的个人特质,其用处是有限的。
严谨的实验设计必须区分:参与者偏好某些材料,究竟是因为这些材料与自己的观点一致,还是因为其质量更高或相关性更强。如果支持性文章比反对性文章更清晰、更熟悉或更可信,那么选择前者本身并不能单独证明确认偏误的存在。因此,研究者会采用相互匹配的材料、随机分组、平衡实验条件,以及测量参与者原有态度或知识等方法。威廉·哈特及其同事于2009年发表的一项元分析发现,在选择性接触研究中,人们总体上偏好符合自身观点的信息,同时也识别出了一些会调节这种偏好的条件。这类结果支持一种普遍倾向的存在,但并不意味着每个人在所有情境下都会回避不同意见。
测量信念极化还面临其他困难。如果参与者在阅读正反两方面的证据后变得更加确信自己的观点,这种变化可能源于有偏的评价,也可能源于对不同研究质量差异的合理判断,或测量量表本身的特征。实验可以通过给相同的基础证据贴上不同标签,或操纵参与者预期或偏好的结论,来增强因果推断的说服力。即便如此,对结果的解释仍可能涉及信任、误解,以及参与者对实验者目的的推测。解释某项具体任务的结果时,需要考虑参与者如何理解自己正在做的事情。
将实验室发现应用于公共争议时,信度和可推广性问题尤其重要。以学生为样本、使用简短文段、要求作出低风险决策的实验,无法重现长期信念所处的历史背景与激励环境。反过来,更贴近现实的任务又可能使研究者更难控制参与者已有的信息。研究者还区分准确性与一致性:对符合和不符合自身观点的材料采用相同规则,固然具有研究意义,但一条规则即使得到一致应用,也不会因此从不合理变为正确。跨文化研究、重复测量、行为结果,以及采用明确证据标准的测试,都有助于辨明哪些发现可以推广,哪些取决于任务设计。
减少偏向性信息加工的方法
去偏误研究区分两种路径:改变个体的推理方式,以及改变推理所处的环境。仅仅指出确认偏误,并不能可靠地消除它。人们即使理解这一概念,仍可能认为自己的解释以证据为基础,而他人的解释带有偏见。一般智力和学科知识或许能改善某些任务中的表现,但当结论与身份认同或激励因素相联系时,它们并不能保证评价公正。因此,评估干预是否有效,需要观察信息搜寻、判断或准确性是否发生变化,而不能只看参与者是否认同保持开放心态。
一种经过研究的技巧是要求人们考虑其他可能性。1984年,洛德、莱珀和伊丽莎白·普雷斯顿报告了有关“考虑相反观点”的实验,参与者在实验中考察另一种结论可能获得哪些支持。其作用机制比要求人们保持公正更为具体:它让先前被忽略的解释和反例进入评估范围。这种方法的效果取决于其他解释是否合理,以及参与者是否认真思考这些解释。如果提出的反对论证很薄弱,反而可能使原本偏好的立场显得更有说服力。因此,仅仅存在另一种解释,并不足以证明推理是平衡的。
另一种方法是改变事先承诺的安排和信息流动方式。预注册是在相关结果尚未揭晓之前,记录研究问题、方法或分析计划。注册报告则更进一步,在结果产生之前安排对研究依据和方法的评审,并以完成获批的研究工作作为发表条件,而不是以获得某种特定结果为条件。这些做法限制了根据结果重新解释研究的部分机会,但并不能消除测量问题,也不能保证假设合理。在其他情境中,先独立作出初步判断、明确比较相互竞争的解释,以及对无关背景信息采取盲法,也具有类似作用。
元认知训练关注对自身思维的觉察和调节,包括认识到不确定性,以及区分信心与证据。预测研究也考察记录概率并反复获得反馈是否能改善校准程度。与那些事后可以重新解释的非正式判断相比,这类安排能让错误更清楚地显现出来。在制度层面,保障异议表达和开展独立评审可以揭示被忽略的可能性,但前提是依据证据本身的价值来评判不同意见,而不是让表达异议沦为例行仪式。这些干预的效果仍取决于具体情境,因此,其效果能否迁移到不同任务、能否长期持续,成为去偏误研究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