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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政治、军事与国际关系 / deliberative-democracy

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以包容性的公共说理奠定民主正当性,公民在此过程中审视证据、交流理由,并重新考量集体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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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民主是一种民主理论与实践,将公共审议视为集体决策获得正当性的核心来源。它不把政治偏好视为固定不变、只需加以计数的东西,而是强调让公民及其代表交流理由、考量证据、质疑提案,并有可能修正自身观点的过程。审议可以发生在民选机构、公共辩论或专门组织的公民论坛中。它不一定要求达成共识,也不一定取代选举,或赋予每位参与者否决权。

核心原则

协商民主区分了单纯表达偏好与提出可供他人审视的理由。决策是否具有民主性,部分取决于其形成过程:哪些人能够参与,可以获得哪些信息,反对意见是否得到认真考虑,以及参与者能否质疑议程和拟议结果。

尽管不同协商民主理论各有侧重,但以下原则反复出现:

  • **包容性:**受集体决策影响的人,应当拥有适当的参与机会,或有适当的代表渠道。
  • **政治平等:**参与者应当拥有切实的发言、提问和影响讨论的机会,而不应仅凭财富、地位或组织力量来决定其影响力。
  • **说明理由:**提案应当有理由支持,且这些理由可供他人评估和质疑。
  • **相互尊重:**参与者应当将他人视为政治上平等的主体,并认真回应其异议。
  • **反思:**偏好和提案应当始终可以根据论证、证据和他人的经历加以修正。
  • **公共问责:**机构应当解释决策,并允许人们质疑决策的理由及其后果。

这些原则是评估实际过程的标准,而不是每一次现实讨论都能完全满足的条件。

审议可以容纳分歧。参与者可能未能解决争议,却能更好地理解它;也可能找到可接受的妥协方案,或厘清哪些选择需要通过投票决定。因此,多数决原则可以作为审议之后的决策程序,前提是不同意见仍有表达机会,相关决定也有在未来重新审议的可能。

思想发展

政治判断能够受益于讨论,这一观念在古希腊政治思想、代议政府和公民结社传统中都能找到先例。不过,现代协商民主是在20世纪后期才发展为一套独立理论的。

“协商民主”这一表述通常被追溯至约瑟夫·M. 贝塞特于1980年发表的一篇讨论宪政政府中审议活动的文章。此后数十年间,政治理论家提出了多种理论,挑战那些主要围绕选举、谈判和个人偏好汇总来理解民主的模式。

尤尔根·哈贝马斯关于交往和公共领域的论述成为重要的理论基础。它将民主正当性与公民之间的交往,以及把公共讨论转化为具有权威性决策的制度程序联系起来。约翰·罗尔斯关于公共理性的论述,则影响了这样一场争论:在宗教、哲学和道德分歧长期存在的情况下,公民如何为基本政治安排提供正当理由。两人的理论有所交集,但在适用范围和哲学基础上存在差异。

后来的研究不再仅关注讨论的理想条件,而是进一步转向制度设计、社会不平等、实证研究,以及整个政治体系中的沟通。这一发展也使人们更加认识到,亲历陈述、讲述故事、抗议和修辞表达不仅未必妨碍民主审议,还可能作出贡献。

与其他民主模式的关系

代议制民主

协商民主并非必然是代议制民主的替代方案。当民选立法机关的成员审视证据、仔细检视提案并公开说明决策理由时,该机构就可以开展审议。委员会、听证会和立法辩论都可能支持这一功能。

不过,协商民主的视角会进一步追问:这些实践是否真正允许人们重新考虑立场,还是主要在展示早已由党派竞争和政治谈判决定的立场。代议制度提供授权和选举问责机制;审议则额外提供了一项关于决策质量和包容性的标准。

直接民主与参与式民主

直接民主关注由谁作出决策:公民直接决定,而不是完全通过代表决定。协商民主则关注政治判断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得到论证。公民投票是一种直接民主机制,但投票之前的公共过程可能具有不同程度的审议性质。

参与式民主强调公众广泛而积极的参与。它与协商民主有所重叠,但参与未必涉及持续的说理。反过来,小型审议论坛虽然只有有限人数直接参与,却可能支持深入讨论。

谈判与偏好汇总

在汇总式民主模式中,民主机构通过投票或相关程序汇总偏好。在谈判中,各方基于自身资源和谈判地位等因素,就利益交换展开协商。协商民主则强调审视偏好与提案的正当理由。

现实政治往往兼有这三种方式。协商民主理论家对于谈判与审议应当划分得多么清楚,存在不同看法,尤其是在正当利益相互冲突、又不存在共同认可的答案时。

制度与实践方法

审议安排在规模、参与者遴选方式、持续时间和权限方面各不相同。

公民议会与其他微型公众

公民议会将一批经遴选的人召集起来,共同研究公共议题、听取不同观点、开展审议,并形成研究结论或建议。公民议会及相关的“微型公众”通常采用抽签遴选,即通过随机抽签选人,而且一般会结合旨在确保人口构成多样性的程序。

典型流程包括:

  1. 界定讨论问题及论坛的职权范围。
  2. 招募参与者。
  3. 提供易于获取和理解的背景信息。
  4. 听取专家、利益相关方和具有相关亲身经历者的意见。
  5. 引导讨论与提问。
  6. 形成建议,有时同时记录表决结果和少数意见。
  7. 明确公共当局将如何回应。

随机遴选可以让参与者不再局限于经常参与政治活动的人,但不会自动产生具有代表性的群体。邀请方式、未回应情况、资格规则、报酬补偿和实际障碍,都会影响最终由谁参与。

实例包括2004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选举改革公民议会,以及2016年成立的爱尔兰公民议会。此类机构通常在更广泛的宪政和政治进程中运作,而不独立拥有立法权。

审议式民意调查

由詹姆斯·菲什金发展起来的审议式民意调查,将意见调查与参与者样本中的结构化讨论相结合。在参与者获取信息、向持不同立场的发言人提问并开展审议之前和之后,分别测量他们的意见。

其目的是探究:在信息更充分、思考更深入的条件下,公众意见可能呈现何种面貌。回答发生变化,本身并不能证明判断有所改善;评估还取决于抽样方式、信息质量、讨论引导和过程的公平性。

公共听证会与地方论坛

审议方法也可以融入地方政府治理、城市规划、环境决策和公共服务设计。当参与者能够质疑证据、交流观点并影响提案,而不只是各自提交意见时,传统的征求意见程序就会更具审议性质。

有些参与式预算程序包含围绕优先事项和取舍的实质性审议,另一些则更依赖提案提交和投票。仅凭制度名称,无法判定审议的质量。

审议系统

“审议系统”视角评估不同机构和沟通形式如何共同发挥作用。没有任何一个论坛必须承担所有民主功能。

公民社会中的组织可能发现被忽视的问题;新闻业可能调查各种主张;社会运动可能挑战既有议程;公民论坛可能审视不同选项;民选机构则可能通过立法赋予决策法定效力。关键在于,这些活动能否相互衔接,从而支持信息充分、具有包容性且可问责的集体判断。

这一视角也为那些本身并不平和、或不具备正式审议形式的沟通赋予了作用。例如,抗议可能揭示秩序井然的官方讨论所忽略的排斥现象。不过,一个政治体系并不会仅仅因为其中某处存在讨论,就成为协商民主体系:沟通必须与决策建立实质性的联系。

预期益处与评估

倡导者认为,设计良好的审议能够增进政治知识,揭示被忽略的后果,厘清分歧,并促使参与者考虑自身眼前关切之外的利益。通过使决策理由和程序更易理解,审议也可能增强人们对决策正当性的认可。

研究者通过观察、访谈、调查和实验设计来评估这些可能性。常见指标包括知识增长、发言机会的平等程度、对相反论点的回应、偏好的变化,以及后续的制度回应。

结果取决于具体情境和程序设计。达成一致并不足以衡量成功与否:参与者的观点趋同,可能是因为有所学习,也可能是因为感受到社会压力,或因为其他选项被排除。分歧持续存在,也可以与理解加深同时发生。

同样,来自一个经过精心引导的小组的证据,也不能自动说明整个选民群体中会发生什么。重要问题包括:影响能否持续,未参与者是否信任这一过程,以及建议能否影响政策。

局限与争论

不平等与排斥

形式上允许发言,并不能确保影响力平等。教育、语言、自信程度、时间和社会地位上的差异,都可能影响谁的论点受到关注。历史上遭受边缘化的群体还可能发现,既定的“合理”言说标准会贬低他们的经历。

因此,不同协商民主理论对于何种政治沟通应被视为有效,以及这一范围应有多宽,存在不同理解。许多理论将亲历陈述和叙事与正式论证一并纳入。无障碍措施、口译、补偿和适当的讨论引导,都是应对参与障碍的制度手段,但它们无法消除更广泛的不平等。

信息与议程控制

组织者通过选择问题、专家、证据和可供考虑的选项,影响审议过程。均衡呈现并不一定意味着不顾证据支持程度,对每种主张都给予同等分量。然而,哪些观点值得纳入,本身也可能引起争议。

专家的参与能够澄清技术问题,但不会自动解决关于价值观、可接受风险或分配后果的冲突。

社会压力与极化

讨论可能促进反思,也可能强化既有观点、压制少数立场,或使自信的发言者更占优势。从众、不平等的群体互动,以及确认偏误,都可能损害审议的目标。讨论引导和接触不同观点可能缓解其中一些问题,但不能保证将其消除。

权限与问责

如果官员能够不作解释地忽略咨询论坛的结论,这类论坛就可能几乎没有实际影响力。赋予随机遴选的机构重大权限,则会引出另一个问题:其决策应当如何与选举授权和面向更广泛公众的问责相衔接?

提出的安排包括要求官方作出回应、将建议提交立法机关、与公民投票相结合,以及设立定期运作的公民机构。这些设计以不同方式分配权力,没有哪一种是审议理想必然要求的安排。

规模与更广泛的公众

与庞大的选民群体相比,小型论坛更容易支持持续讨论。参与者可能形成某些判断,而更广泛的公众却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审视这些判断。因此,传达建议背后的推理过程,与公布其结论同样重要。

在线审议能够减少部分地域和时间安排上的障碍,但也会带来内容管理、身份、操纵和数字鸿沟等方面的问题。制度设计的核心挑战,是如何将部分公民之间信息充分的讨论,与面向所有人的政治平等、公众监督和可问责的决策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