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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心理学 / conformity

从众

从众是指个体的判断、信念或行为与他人或其所感知的群体规范趋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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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众是指个体的判断、信念或行为发生变化,趋向他人明示或暗示的立场。它可能表现为内心虽不认同,却公开赞同群体的意见;将他人的判断视为认识现实的依据;或采纳与自己所珍视的社会认同相关的做法。在社会心理学中,从众被视为社会影响的一种形式;在社会学和人类学中,研究者也将其视为共同期望与制度得以再生产的过程。

从众既有助于解释日常生活中的协调配合,也有助于解释集体判断中后果重大的失误。共同惯例使沟通、合作和社会生活更加可预测,但趋向一致的压力也可能压制信息、维系错误信念,或使人不愿表达异议。从众的后果取决于人们遵从什么、为何遵从,以及表面上的共识是否反映了相互独立的证据。因此,研究并不简单地将从众视为个人的弱点或值得提倡的社会习惯,而是将其视为一类依情境而异、连接个体判断与群体生活的过程。

概念边界与形式

从众涉及个体与群体实际持有或其所感知的立场趋于一致。这种立场可以直接传达,例如几个人给出同样的答案;也可以通过服饰、投票模式、职业惯例或网络热度指标间接推断出来。从众不一定需要明确的要求。一个人走进安静的阅览室时,可能无需他人提醒就会压低声音,回应的是从环境和他人行为中推断出的社会规范。

研究者将从众与几个相近的概念加以区分。依从通常指对请求作出响应,而服从则指遵循公认权威的命令。一个人可能答应同事的请求,却并不认同群体的偏好;也可能明知大多数同事持反对意见,仍服从主管的命令。反过来,从众也可以发生在地位平等的人之间,并不需要有明确的领导者。模仿的范围则更广:照搬他人的动作或技巧,并不一定涉及认同、社会压力,或对何为适当的判断。

一个核心区分是公开从众与私下接受。公开从众是指外在表现出的行为向群体立场靠拢,无论内心信念是否改变。私下接受则意味着,个体对于什么是真实、可取或适当的看法也发生了相应变化。这两种结果可能并不一致。委员会成员可能在投票时追随多数,却仍未被说服;学习者可能采纳群体的解法,并在离开群体后继续使用。仅凭表面上的一致,或之后仍坚持同一做法,都不足以判明整个心理过程。

赫伯特·凯尔曼在1958年提出的理论,将态度改变的过程区分为依从、认同和内化。依从取决于能否获得有利反应或避免不利反应。认同取决于能否维持个体所珍视的关系或社会认同。当所采纳的立场符合个体自身的价值观或对现实的理解时,便发生了内化。这些类别并不是每一种从众反应都必须依次经历的阶段,同一种行为也可能有不止一种基础。

从众所依据的标准也不尽相同。描述性规范关乎人们通常怎么做;指令性规范关乎人们赞成或反对什么。一种行为可能十分普遍,却受到谴责;也可能广受赞同,却鲜有人付诸实践。因此,遵循一种规范可能意味着偏离另一种规范。看似不从众于全国多数人的行为,可能同时体现出对某个亚文化群体、职业群体、宗教社群或朋友网络的高度从众。分析时必须明确参照群体,而不能假定社会中存在单一、统一的共识。

经典实验与研究领域的兴起

早期实验研究表明,即使没有权威要求意见一致,人们的判断也可能趋同。在1935年发表的研究中,穆扎费尔·谢里夫利用了自主运动效应:在黑暗中观看一个静止的光点时,由于缺乏稳定的视觉参照,观察者会觉得光点在移动。参与者需要估计光点移动了多远。起初,个人的估计各不相同,但在群体中作出的判断往往逐渐趋向一个共同的范围。群体形成的标准也可能在参与者之后独自判断时继续发挥作用。

谢里夫实验的重要性在于,任务本身确实具有模糊性。参与者看不到标尺,也没有周围景物可供参照,无法核验光点看似发生的移动。因此,他人的估计可以成为看似可信的依据。这些发现展示的是群体规范的形成,而不只是对明显错误的多数意见的屈从。实验还提出了一个持续受到关注的问题:意见一致究竟反映了知觉的改变、解释的改变,还是对该报告哪个答案所作的选择?

所罗门·阿希在1951年起陆续发表的实验中研究了另一种情境。参与者需要将一条标准线段与三条比较线段进行比较,其中一条显然与标准线段等长。一名参与者与另外几人一起作答,而其他人实际上都是配合实验者的同谋。在指定的试次中,这些同谋会在参与者回答之前,一致选择一条错误的线段。实验任务经过专门设计,通常无需他人帮助就能看出正确答案。

在阿希的主要系列实验中,共有123名男大学生参与。在关键判断中,参与者约有36.8%的回答追随了错误的多数意见。约四分之三的参与者至少有一次赞同了错误的多数意见,而约四分之一在所有关键试次中始终保持独立判断。在没有多数人误导的对照条件下,错误很少出现。这些数字反映的是特定实验程序和样本的结果,并不代表人们放弃自身判断的普遍比率。

谢里夫与阿希研究之间的对比,奠定了这一领域的基础。谢里夫展示了不确定情境下判断如何趋同;阿希则表明,即使刺激看起来清楚明确,来自他人的一致反对仍可能改变个体的回答。阿希的访谈也揭示了参与者各不相同的体验:有些人怀疑自己的判断,有些人察觉实验情境似乎有些异常,还有些人为了不显得与众不同,明知答案有误仍照样作答。

这两项研究都没有证明人们一概被动顺从。阿希实验中的参与者在大多数关键试次中都没有屈从,而且个体之间仍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实验的贡献在于,提供了将刺激本身所提供的证据与社会信息区分开来的方法,也使研究者能够操纵意见是否一致、是否公开作答以及群体规模等因素。后续研究将这些问题从知觉判断拓展到了态度、记忆、消费选择和集体决策等领域。

信息性、规范性与基于认同的机制

莫顿·多伊奇与哈罗德·杰拉德于1955年提出的信息性社会影响与规范性社会影响之分,至今仍是解释从众现象的核心框架。信息性影响是指将他人的判断视为有关现实的证据并加以接受。规范性影响则是指个人为了满足他人的期望或获得社会接纳,而与他人保持一致。这种区分是分析层面的:两种过程可能在同一次决策中共同起作用。

当证据含糊不清、不熟悉、获取成本高或难以解释时,信息性影响尤为重要。新入职者可能根据经验丰富的同事的做法推断工作流程,旅行者也可能在看到当地居民走某条路后,选择这条自己并不熟悉的路线。当他人掌握相关知识时,效仿可以是一种高效的做法。然而,其可靠性取决于他人的能力,以及他们的判断是否彼此独立。十个人重复同一个缺乏依据的说法,与十次独立观察所提供的证据基础并不相同。

规范性影响源于对社会后果的预期。赞同可能带来认可、信任、成员资格的延续或获取机会的渠道;异议则可能招致尴尬、排斥或冲突。这并不需要明确的惩罚。人们能够预判他人的反应,在有人提出异议之前就调整自己的行为。因此,与保密作答相比,公开作答往往更容易受到规范性压力的影响,不过,保密并不一定能消除已经内化的期望,也未必能消除对他人评价的顾虑。

基于认同的解释强调,人们并不认为所有群体都与自己同样相关。按照社会认同理论及相关的自我分类理论,个体有时主要将自己理解为某个群体的成员,而非独立的个人。此时,与内群体保持一致,可能被视为表达一种恰当的共同立场,而不只是违背个人偏好作出的让步。同一个人在作为科学家、家庭成员、体育迷或公民行动时,可能会采用不同的标准。

这些机制可以相互强化。一个值得信赖的内群体,既可能是知识的来源,也可能是归属感的来源。最初出于策略而表示的赞同,可能随着反复接触和参与,逐渐转变为内心的认同。反过来,一个人也可能在内心接受群体对事实的判断,却不喜欢该群体在社会层面对自己的要求。因此,仅仅将其划分为理性地利用信息与非理性的社会压力,无法涵盖从众现象的许多方面。

从众还与认知失调及自我辩护相互作用。一个人在公开支持某种立场之后,可能会对这一立场产生更多好感,尤其是在这种表态与其先前态度相冲突、又缺乏充分的外部理由来解释时。这种变化并非必然发生,从众也不以认知失调为必要条件。认知失调揭示了一条路径:最初仅在公开表达上作出的调整,可能影响后来的信念;这不同于因得知多数人的判断正确而改变信念。

群体规模、一致性、不确定性与承诺

从众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下情境的结构。群体规模固然重要,但其影响通常并不与在场人数成正比。在阿希的线段判断研究中,当持相反意见的多数派从一人增加到两人,再增加到三人时,从众程度显著提高;人数继续增加,却未带来同样幅度的提升。后续研究发现,这一关系会随任务、群体组织方式,以及新增成员是否显得在提供真正独立的判断而变化。

意见是否一致,往往比人数多寡更有影响力。持异议者的出现可以减少从众,因为这表明,在群体中表达不同意见是可能的,多数派也并非唯一可供参照的对象。在阿希实验程序的不同变式中,来自另一人的支持显著减少了参与者对多数派的顺从。即使一位同伴给出的是另一个错误答案,也能削弱多数派的影响。这说明,打破意见的一致性本身就可能发挥作用,并不一定要有人肯定参与者自己的答案。

任务特征会改变个人依据与社会性依据之间的权重。任务越困难、越模糊或越陌生,人们就可能越依赖他人,尤其是在他人显得知识丰富时。一个具有公认专业能力的群体,对判断的影响可能超过一个人数更多、却不具备相关能力的群体。信心同样重要,但信心不等于准确:自信的人可能拒绝合理建议,而不确定的人则可能恰当地修正最初的错误。

作答条件有助于区分不同的作用机制。公开回答会使个人直接面临他人的评价,而匿名作答则能减少某些人际层面的代价。在听取他人意见前先作出判断,可能使人对这一判断形成承诺,从而降低之后改变答案的可能性。这种承诺可能维护独立判断,但也可能使错误得以保留。因此,信息出现的时机不仅影响从众程度,也影响最终决策的质量。

群体凝聚力、地位和相互依赖关系都可能加大压力。当成员重视继续维持群体关系、在获取奖励方面相互依赖,或认为异议会影响自身地位时,保持一致可能就更为重要。不过,如果关系稳固,且异议被视为有益之举,亲密关系也能为不同意见提供空间。凝聚力强的团队并不一定是一个倾向于从众的团队;关键在于,团队的共同期望支持哪些行为。

个体差异也会产生影响,但研究并不支持将从众视为一种在各种情境中都以相同方式发挥作用的固定特质。同一个人可能在熟悉的技术问题上坚持己见,却在不熟悉的社会惯例上听从同伴。追求准确、寻求归属和保持独特性等动机,都可能随情境而变化。因此,要预测行为,就必须关注个人、群体、任务以及表达异议的后果之间的关系。

发展、社会化与文化差异

从众是在社会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儿童通过这一过程学习语言、惯例、角色和社会期待。向他人学习不可或缺,因为大多数文化知识都无法由个人独自重新发现。儿童模仿工具使用方法或遵守课堂惯例,与成年人在同伴压力下公开赞同某种观点,所体现的未必是同一种过程。发展研究区分了几种不同的学习:学习什么方法有效、学习他人偏好什么,以及学习共同体成员认为什么是必须遵守的。

针对幼儿的研究表明,多数人的意见可以影响判断和行为,但影响的程度取决于年龄、任务,以及意见一致性如何呈现。丹尼尔·豪恩和迈克尔·托马塞洛于2011年开展的学龄前儿童研究发现,即使儿童能够获知正确答案,其公开作出的判断仍可能受到意见一致的同伴多数的影响。对公开回答与私下回答的比较,有助于区分儿童是在顺应他人,还是确实放弃了原有判断。这类发现并不意味着儿童总是更相信多数人的意见,而非直接证据。

进入青春期后,友谊、被他人接纳以及群体归属都获得了新的意义,同伴影响也因此变得尤为重要。不过,这种影响因领域而异,并不意味着青少年在所有方面都放弃了独立性。青少年可能在穿着、休闲活动或态度上与朋友趋同,而在其他方面受到的影响较小。表面上的相似性也反映了择友过程:人们往往会选择原本就与自己相似的人做朋友。要区分选择与影响,就需要持续一段时间的观察,而不能仅凭一次对朋友之间特征的比较。

文化研究考察从众与人们对自主、义务、等级和相互依存的共同期待之间有何关联。罗德·邦德和彼得·史密斯于1996年开展的元分析,考察了来自17个国家的133项阿希范式研究。该分析报告了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测量指标相关的跨文化差异,也发现了美国国内随历史时期变化而出现的差异。这些发现有助于确立这样一种认识:从众率部分取决于社会情境,而不是一个普遍适用、固定不变的实验常数。

对于宽泛的文化分类,需要谨慎解读。一国内部在地区、阶层、制度和代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而研究样本往往由学生构成,并不能代表总体人群。翻译后的实验指导语、参与者与实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公开表达异议所具有的含义,也可能有所不同。全国平均水平无法确定某个具体个体会如何行事,而在知觉任务中观察到的差异,也未必能直接推广到政治、宗教或家庭决策中。

文化也塑造着人们从众的对象。在某些环境中,表现独立本身就是一种受到重视的规范;成员可能通过展现独创性或与主流立场保持距离来从众。反文化群体同样可能对外表、品味或行为维持强烈的内部期待。因此,从众与个性之间并非绝对对立:通过文化习得的模式,有助于界定怎样的人才算独立,以及哪些形式的差异会得到认可。

异议、少数派影响与集体决策

从众研究最初着重关注多数派,但少数派坚持不被他人接受的立场,也会促使群体发生改变。少数派影响研究的是,在人数或社会地位上处于弱势的一方,在什么条件下能够影响多数派。谢尔盖·莫斯科维奇及其同事于20世纪60年代末通过实验研究了这一问题。在一项著名的颜色判断研究中,始终将蓝色幻灯片说成绿色的少数派,比说法前后不一的少数派更能影响部分多数派成员的回答。

保持一致可以使少数派的立场更引人注目,并表明其态度坚定,从而促使他人重新思考问题。不过,这种影响并不只取决于反复表达。如果少数派被认为固执己见、立场与议题无关,或仅出于自身利益行事,其意见就可能遭到忽视。灵活性、可信度,以及某一立场与共同关切之间的联系,都会改变其影响力。认为多数派只能带来表面顺从,而只有少数派才能促成深层改变,这种说法过于绝对;两者都可能影响公开表态和个体内在的信息加工。

异议即使未能说服群体接受异议者的答案,也可能改善决策。夏兰·内梅特等人的研究考察了少数派的不同意见如何促使人们考虑其他视角和解决方案。群体可能因此受益,因为成员会更广泛地搜寻信息、审视假设,或区分证据与共识。这种作用不同于单纯增加所表达的意见数量:不同意见必须真正进入群体的推理过程,而不能只是被忽略的形式性表达。

群体思维是欧文·贾尼斯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概念,用来描述一种假定的模式:在凝聚力较强的决策群体中,追求意见一致的压力削弱了批判性评估。该理论提出的征兆包括自我审查、全体一致的错觉,以及对异议者施压。这个概念在解释组织和政府决策方面颇具影响力,但也必须重视其解释力的局限。回溯性的案例研究可能选择性地使用证据,以迎合对某次已知失败的解释;而仅凭群体凝聚力,也无法可靠地判定群体思维已经发生。

另一种群体层面的结果是群体极化:讨论可能使成员沿着群体最初的平均倾向走向更极端的立场。这不同于简单地趋同于温和的折中方案。相关解释包括:成员接触到了支持最初偏好一方的论据,以及成员会调整立场,向他们认为在群体中受到重视的立场靠拢。是否发生极化、朝哪个方向极化,取决于初始观点的分布、交流的信息,以及议题的社会意义。

正式程序与这些过程相互作用。陪审团、科学专家组或组织委员会内部,可能存在地位不平等、专业知识水平参差不齐,以及对达成一致的要求各不相同等情况。全体一致的要求可以鼓励更充分的讨论,但也可能加大坚持异议者所承受的压力。多数表决可以作出决定,却未必形成共同信念。因此,仅凭记录下来的结果,无法判断成员是各自独立地得出了一致意见、相互学习后取得共识、作出了妥协,还是隐瞒了依然存在的分歧。

社会学习、信息级联与网络

在经济学中,类似从众的模式经常出现在社会学习模型中。人们观察他人先前的行动,并据此推断自己未直接掌握的信息。一家门口排着队的餐厅,可能显得比空无一人的竞争对手更好;一项已吸引早期买家的投资,可能看起来很有前景。即使追随他人会导致错误的集体结果,对个人而言,这样做仍可能是合理的,因为每个观察者都只能看到先前决策背后的部分信息。

当先前行动的公开记录产生了足够大的影响,使决策者选择追随这些行动,而不再依据自己的私有信息行事时,就会出现信息级联。苏希尔·比克钱达尼、戴维·赫什莱弗和伊沃·韦尔奇于20世纪90年代初建立的模型,以及阿比吉特·班纳吉的相关研究,展示了依次作出的选择如何产生这类模式。早期一连串部分由偶然因素促成的选择,可能使许多后来者走向同一方向。

信息级联并不等同于规范压力。参与者不一定在意他人的认可,甚至可能彼此并不相识。仅凭推断就能产生这一机制:每个人都假定,先前的行动者掌握了支持其选择的信息。问题在于,一旦人们开始模仿,观察到的行动就可能不再反映私人信号。因此,一长串相似选择所包含的独立证据,可能比其数量让人以为的要少。这也使得某些信息级联容易被新的公开信息打破。

网络效应为人们作出一致选择提供了另一种解释,不应自动将其归为心理层面的从众。使用某项通信服务的联系人越多,这项服务就越有用;某项技术标准也可能因为已有兼容的设备和相关专业知识而变得更具吸引力。人们可能选择同一个选项,是因为其收益取决于他人是否也采用它,而不是因为他们接受多数人的判断或害怕遭到排斥。不过,在现实市场中,多种机制仍可能同时发挥作用。

网络结构同样重要。身处联系紧密的群体中的人,可能会反复接触同一信息的不同版本;而连接不同社群的人,则可能接触到更多相互独立的观点。戴蒙·森托拉和迈克尔·梅西关于复杂传播的研究强调,某些行为需要来自多个联系人的强化,而非接触一次就会采纳。这与简单传播不同,后者可能只需通过一个联系人接触就足够了。当采纳某种行为代价高昂、令人陌生或会带来重要的社会后果时,社会强化可能尤为重要。

观察到相似性,并不能证明存在影响。朋友和邻居可能彼此相似,是因为他们选择了与自己相似的人交往、处境相同,或面临相同的激励。这一问题通常用同质性和共同暴露来描述。要区分这些解释,需要时间维度上的证据、实验或其他可信的识别策略。如果不作这种区分,就可能把某种行为在网络中的传播误认为从众,而实际上,这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原本就存在的相似性。

制度、日常实践与数字环境

从众有助于维持机构的日常运作。学校、工作场所、专业群体和志愿性社团通过培训、评价、晋升及日常互动传达对成员的期望。有些期望是明文规定的规则;另一些则是心照不宣的惯例,例如何时可以质疑资深同事,或在会议中应当承认多大程度的不确定性。因此,接受教育和专业培训,不仅涉及学习实质性的知识,也涉及学习支配知识运用的社会惯例。

机构之间的趋同并不总是人际模仿的结果。保罗·迪马吉奥与沃尔特·鲍威尔于1983年提出的制度同形理论,区分了使组织日益相似的强制性、模仿性和规范性过程。法律要求和对资金来源的依赖可能迫使组织采用相似的结构;不确定性可能促使组织模仿那些看似成功的组织;专业培训则可能传播共同的方法。因此,组织之间的相似性,既可能反映出监管、依赖关系或共同的专业知识,也可能源于展现自身正当性的压力。

在科学研究中,共识可能源于相互印证的证据、共同的方法和成功的重复验证。因此,不能仅凭专家达成共识,就推断存在从众。同时,职业激励和期望也可能影响哪些问题受到关注,或与现有结论相悖的发现能否得到认真听取。同行评审和方法论批评都涉及社会性判断,但它们在认识上的价值取决于证据和推理的质量,而非仅仅取决于意见是否一致。

数字平台使有关他人行为与评价的信息变得格外显眼。评分、点赞数、转发量、粉丝总数和“热门”标签,都可能影响用户注意到什么,以及如何评价这些内容。2006年,马修·萨尔加尼克、彼得·多兹和邓肯·瓦茨通过一项实验,建立了人为设计的在线音乐市场。相较于参与者独立选择的条件,向参与者展示他人的下载选择,会使歌曲受欢迎程度的差距更大,成功也更难预测。质量仍然重要,但流行程度并不只是歌曲内在吸引力的直观排名。

2013年,列夫·穆奇尼克、锡南·阿拉尔和肖恩·泰勒开展了一项随机实验,操控某社交新闻网站上评论的初始评分。实验中人为给予的正面评分增加了后续的正面评价,说明早期的微小信号能够影响之后的集体判断。这类发现表明,影响确实存在于特定的平台情境中;但它们并不能证明每一项热门内容的成功都归因于从众,也不能证明负面信号与正面信号始终具有对称的作用。

网络上的意见一致也受到排序系统、内容审核、协同行动和选择性参与的影响。一串看似众口一词的评论,反映的可能是算法选择展示了哪些信息,而非大多数用户的真实看法。预期会遭遇敌意的人可能保持沉默,从而进一步扭曲可见的意见分布。在这些情境中,数据隐私、受众规模和记录的持久留存,都可能改变人们对表达异议所需付出代价的感知。这里起作用的参照群体,可能只是一个小型社群,而非平台的全体用户。

测量、研究伦理与未解问题

仅凭意见一致,无法充分测量从众。两个人可能各自独立得出相同的答案,也可能都是对同一证据作出反应。因此,实验设计通常会比较不同社会信息条件下的判断,最好将参与者随机分配到不同条件中。研究可以测量参与者是否改变最初的答案、向群体估计值靠近的幅度、是否采纳多数人的选择,或在社会影响来源撤除后是否仍坚持改变后的判断。每种指标反映的都是社会影响的不同侧面。

区分公开行为与内心信念仍然很困难。匿名作答、延迟测试、信心评分以及向新任务的迁移,都可以为判断个体是否在内心接受某种观点提供证据,但没有一种指标绝对可靠。参与者可能推测出研究目的,仍然想象自己受到他人注视,或将社会信息保留为可用证据的一部分。自我报告能够说明参与者如何理解自己的行为,却未必能准确识别产生这些行为的所有过程。

经典研究范式也引出了有关研究伦理的问题。使用实验同谋和虚假的多数意见反馈往往需要欺骗参与者,而刻意制造的社会孤立或嘲讽则可能造成心理痛苦。如今的审查程序会考量欺骗的必要性、风险是否适度、知情同意的安排、保密措施以及实验后的说明。一项设计的科学价值,部分取决于它能否在不造成不必要的人际伤害的前提下,单独识别社会影响的作用。

研究结论的可推广性也是一个持续受到关注的问题。实验室任务便于控制条件,但往往只涉及与陌生人的短暂接触、较低的利害程度和简单的判断。现实中的从众可能在多年的人际关系中逐渐形成,而在这些关系中,物质依赖、身份认同和制度权威相互交织。实地研究更贴近现实,但通常较难控制其他可能的解释。跨文化研究、纵向设计和行为记录可以拓展证据基础,前提是妥善处理测量差异和选择效应。

神经科学研究考察了与群体意见不一致如何关联于冲突、奖赏以及随后的调整。例如,瓦西里·克卢恰列夫及其同事于2009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个人评价与群体评价之间的差异,与表现监控相关的脑反应及随后评分的变化存在联系。这类发现将从众与更一般的学习过程联系起来。它们并未确定一个独有的“从众中枢”,而且,仅凭某个脑区的活动,也无法断定一个人追求的是准确性、认可还是归属感。

一个尚未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区分有益地借鉴他人判断与经社会影响放大的错误。同一种外在行为——看到多数人的意见后改变答案——可能体现了合理的学习、策略性的顺应、身份认同的表达,或对遭到排斥的回避。要辨明这些不同解释,就需要了解信息质量、来源独立性、激励因素以及个体内心判断的相关证据。当前研究越来越倾向于将这些因素视为相互作用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为所有形式的从众寻找单一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