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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心理学 / social-comparison

社会比较

社会比较是以其他个人或群体为参照,评价自身能力、观点、处境或地位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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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比较是以其他个人或群体为参照来评价自我的过程。比较的对象包括能力、观点、成就、收入、外貌、情绪和生活处境。学生将自己的考试成绩与同学的分数相比较,员工将自己的薪酬与同事的工资相比较,音乐家观摩技艺更高的演奏者,都是在进行社会比较。这一过程可以是有意识且明确的,也可能在没有刻意寻找比较标准的情况下迅速发生。

社会比较是社会心理学的核心研究主题之一,也与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和传播学研究密切相关。比较有助于人们理解不确定的信息、选择目标,并确定自己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比较也可能引发不满、竞争,或使人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碰巧进入其视野的是哪些人。仅凭比较的方向,无法推断其影响:遇到境况比自己好的人,既可能激励自己进步,也可能令人气馁;遇到境况比自己差的人,既可能让人感到宽慰,也可能引发对自身未来的担忧。

思想渊源与理论发展

现代心理学中的社会比较理论,与利昂·费斯廷格于1954年发表的《社会比较过程理论》一文联系最为密切。费斯廷格提出,人们有评价自身观点和能力的内在动力;当缺乏客观的、非社会性的标准时,就会通过与他人比较来作出评价。区分观点与能力十分重要。他人的认同有助于增强人们对某一观点的信心,而能力比较往往还伴随着提升表现的压力。

费斯廷格认为,当对方在相关维度上与自己差异不大时,比较尤其能提供有用的信息。例如,跑步初学者通常能从另一位初学者身上获得比从奥运冠军身上更有用的信息。他的理论还将比较与群体内部趋于一致的压力联系起来。意见分歧可能促使人们改变自己的看法、说服他人,或不再将某些人视为合适的比较对象。这使社会比较与从众有所关联,却又不完全相同:参照他人来评价某种立场,并不必然意味着采纳他人的立场。

这一理论是在更广泛的思想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参照群体研究考察了人们如何以群体为标准来评判自身处境和行为,其中也包括自己并不归属的群体。在1949年出版的《美国士兵》系列研究中,塞缪尔·斯托弗及其同事表明,军人对晋升机会的满意程度,不能仅用实际晋升率来解释。个人的预期以及与相关同侪的比较,有助于解释那些看似矛盾的差异。这类发现推动了相对剥夺概念的发展;该概念关注的是相对于某一标准而感受到的不利处境。

早期关于社会自我的论述也提供了相关思想。查尔斯·霍顿·库利的镜中我概念强调,人们所想象的他人评价如何融入对自我的理解。社会比较的范围则更窄:它关注的是如何将有关他人的信息用作标准,而不是社会互动塑造身份认同的所有方式。

后来的理论大幅拓展了费斯廷格的理论框架。研究者考察了威胁情境下的比较、向上比较和向下比较带来的情绪后果、比较频率的个体差异,以及即使存在客观测量手段仍会发生的比较。比赛用时可以精确测量,但这一成绩究竟算“好”还是“差”,仍可能取决于竞争对手。因此,当代研究将客观信息与社会标准视为相互作用的评价来源,而不再假定只有缺乏客观证据时,人们才会进行社会比较。

比较的方向与潜在动机

向上比较是指与在相关方面被认为处境更好的人或群体进行比较。向下比较是指与被认为处境更差的人进行比较,而平行比较则是与被认为同自己大致相当的人进行比较。这些方向描述的是人们感知到的相对关系,而非比较对象的固定属性。同一位同事,在技术水平上可以是向上比较的参照,在经验上可以是平行比较的参照,在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上则可以是向下比较的参照。

通常可以区分出三种动机:自我评价、自我提升和自我增强。自我评价着眼于准确判断自己所处的位置。这一动机往往促使人们关注与自己具有可比性的他人,因为这些人的处境使其表现或结果具有参考价值。自我提升着眼于学习如何做得更好,或确定一个能够实现的目标。因此,人们可能更倾向于选择能展示有用策略的向上比较对象。自我增强则着眼于维持或恢复积极的自我看法。这一动机可能促使人们进行向下比较、有选择地确定比较维度,或作出有助于维护其所珍视身份认同的解读。

这些动机与比较方向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一个追求准确自我评价的人,在进入一个从业者技能水平很高的职业领域后,可能需要进行向上比较。一个寻求安心的人,可能会认同一位成功的同辈,而不是通过与处境艰难的人形成反差来获得安慰。一次令人失望的向下比较,也可能让人意识到,看似稳固的地位其实并不牢靠。因此,比较对象的选择、对比较的解读,以及由此产生的情绪,是这一过程中的不同组成部分。

托马斯·威尔斯在1981年提出的向下比较理论,强调了向下比较在应对幸福感受到威胁时可能发挥的作用。后续研究表明,人们在苦恼时并不总是寻找处境更差的比较对象。向上比较可以提供实用信息或带来希望,尤其是在改善自身状况看起来有可能时。谢利·泰勒和马茜·洛贝尔在1989年的分析中,区分了评价性比较的方向与寻求交往的方向:一个人可能因认识到他人面临更大的困难而感到宽慰,同时却更愿意接触那些已成功应对困难的人。

比较也不同于单纯为了排出高下而进行的排名。学习者在观察一位技艺娴熟的工匠时,关注的可能是操作步骤,而非谁优谁劣。反过来,即使排名几乎没有提供如何改进的信息,它仍可能在心理上产生重要影响。公开的排行榜、表现所处的百分位以及奖项,会使相对位置变得突出,但它们的影响取决于参与者将其理解为反馈、竞争、认可,还是排斥。

在同一次比较过程中,多种动机可以同时发挥作用。一名运动员可能会查看对手的成绩,以估计即将参加的赛事有多大难度、确定训练目标,同时通过留意双方的经验差异来维护自信。若将这些动机视为彼此排斥,就会忽略比较过程如何随时间展开。

认知机制与情绪后果

同一个比较对象可能引发截然相反的判断。在同化效应中,自我评价向比较标准靠近:遇到一位成就出众的同伴,可能会让人觉得自己也更有可能取得成功。在对比效应中,自我评价则偏离比较标准:同样的相遇可能会让人觉得自己目前的表现不够好。两者的区别在于比较对象如何改变个体对自我的认识,而不只是由此产生的情绪是否令人愉快。

一种颇具影响力的解释是托马斯·穆斯韦勒及其同事提出的选择性可及性模型。该模型认为,比较判断涉及有选择地提取与相似性或差异性相符的信息。当一个人考察自己与某位成功的比较对象有哪些相似之处时,双方的共同特征就更容易被提取出来,从而促进同化。当注意力集中于差异时,凸显差异的信息就更容易被提取出来,从而促进对比。因此,一个微小的情境线索,例如相同的训练经历或悬殊的资源条件,就可能改变同一项成就对个体的意义。

个体对目标可达性的判断尤为重要。一名跑步者如果认为,自己也能取得某位速度稍快的队友那样的进步,就可能受到激励。如果他认为对方所拥有的优势是自己无法获得的,则可能感到气馁。可达性不能简单归结为表现差距的大小:涉及努力、机会、年龄、训练或特殊资源的解释,都会影响个体是否认为这一差距可以弥合。

亚伯拉罕·泰瑟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自我评价维持模型,将比较与人际关系的亲密程度,以及某一表现领域与自我认同的相关程度联系起来。当某个领域并非自我定义的核心部分时,亲密朋友在该领域取得成功可能会令人欣喜,使人因朋友的成就而感到自豪。当这一领域与自我高度相关时,朋友的优异表现则可能构成威胁。该模型预测,亲密程度、赋予该领域的重要性或相对表现发生变化,会引发不同的反应。这并不意味着亲密关系本质上就是竞争性的。

比较之后产生的情绪包括钦佩、自豪、感激、失望、嫉妒和焦虑。嫉妒尤其与他人拥有某种自己看重的优势有关,但研究区分了两类反应:一类旨在改善自身处境,另一类旨在削弱对方的优势。这种区分描述的是可能出现的反应模式,而非必然经历的阶段。

比较产生的情绪也可能指向比较对象,而非自我。向下比较可能引发同情、内疚或忧虑,而不只是满足感。向上比较则可能让人产生钦佩之情,却不降低自我评价。因此,研究需要直接测量所关注的结果:情绪的变化、对能力的判断、行为意向以及随后实际的表现,并不是同一种比较效应中可以相互替代的指标。

选择比较标准与构建参照群体

比较取决于哪些人被视为相关的参照标准。年龄、职业、经验、背景或目标上的相似性,往往使比较对象具有参考价值。然而,所评判的结果相似,并不等于产生该结果的条件相似。两名分数相同的学生,备考情况可能不同;而两名分数不同的学生,学习条件却可能几乎完全一致。因此,比较究竟能使评价更清晰,还是使其失真,取决于人们关注的是哪些相似之处。

同辈群体是人们经常接触的参照标准,但在心理上具有参照意义的群体,不一定就在身边。年轻的音乐人可能会与同学、专业演奏者或网上认识的人比较。员工可能以同一组织内的同事、其他单位的同行,或希望将来加入的职业群体为参照。参照群体可以是自己向往的、熟悉的,也可以是自己明确拒绝认同的。其边界一部分由社会关系决定,一部分则由注意力的投向构建而成。

比较对象是否容易进入视野也很重要。小群体中表现最好的人、近期的成功案例,或引人注目的公众人物,都可能主导判断,却未必代表典型情况。大众传媒可以让非同寻常的生活变得为人熟知,而日常成就却大多不为人所见。反复接触某个参照标准,并不意味着它在统计上具有代表性。因此,当可见的比较对象越来越局限于少数出众者时,一个人的客观位置即使保持稳定,也可能感到自己的处境正在恶化。

关于蛙池效应的研究,说明了绝对表现与局部群体内相对位置之间的差异。即使自身能力不变,一个人在整体表现相对较低的环境中可能排名靠前,在经过高度筛选的环境中却可能排名靠后。局部群体内的比较往往更容易进入人们的思考,也会产生社会层面的实际影响,因为它们影响着日常获得的反馈与认可。不过,人们也可以同时采用多种标准:群体内部的排名可能影响信心,而外部规定的资格标准则决定能否继续深造。

比较标准也可以是集体性的或抽象的。“普通毕业生”、全国收入中位数,或同一批专业人员预期达到的职业进展,都可以成为比较对象,而无须对应某个具体的人。人们感知到的平均水平可能并不准确,对何为正常的看法也可能偏离实际分布。这使比较与社会规范联系起来,在某些情境下也与多元无知有关,不过,估计他人的行为与以他人为参照评价自己,仍是可以区分的两种心理活动。

在一次比较过程中,参照标准也可能发生变化。一个人最初与一位非常成功的同事比较,随后转向资源条件相近的同辈,最后再将当前表现与自己以往的成绩比较。最后一步属于时间比较,而非人际比较。研究常将这些过程放在一起考察,因为人们可以在它们之间切换、以一种替代另一种,但它们提供的信息并不相同:随时间取得进步,并不能证明自己在人群中排名靠前;排名靠前,也不能证明自己有所进步。

发展、个体差异与文化背景

随着儿童逐渐学会解读表现、理解他人的视角,以及区分努力与能力,社会比较也随之发展。年幼的儿童能够注意到谁先完成任务,或谁获得了更多资源,但这些观察对于稳定的自我评价而言,未必具有与日后相同的意义。进入学龄期后,明确的评分、有组织的竞争以及反复的同伴互动,为比较提供了日益系统化的机会。发展心理学研究人们对这些标准的使用和解读如何随年龄和情境而变化。

青春期,随着身份认同、友谊和教育路径日趋分化,同伴评价可能变得格外引人关注。外貌、受接纳程度、成就,以及参与受重视活动的机会,都可能成为比较的领域。这并不意味着每个青少年都比每个成年人更常进行比较,也不意味着比较在这一年龄段一概有害。学校的组织方式、家庭关系、可参与的活动,以及具体接受评判的维度,都会影响比较的意义。

成年人在比较的频率以及关注他人结果的程度上也存在差异。弗雷德里克·吉本斯和布拉姆·邦克于1999年推出了“爱荷华—荷兰比较倾向量表”。这一包含11个条目的测量工具,用于评估个体比较观点和能力的一般倾向。社会比较倾向描述的是一种倾向,而不是在所有情境中都固定不变的行为频率。一个总体得分相对较低的人,仍可能在考试、晋升决策或人生重大转变期间进行强烈的比较。

比较倾向与自我概念清晰性、不确定感、竞争性和对评价的敏感性相互关联。但这些关联并不能证明某一特质直接导致另一特质。人们可能因为感到不确定而寻求比较,也可能在结果模糊的比较之后变得更加不确定,或者遇到同时引发两者的情境。一般性问卷也无法充分反映不同领域之间的差异:一个人可能在工作方面非常热衷于比较,却对体育排名或拥有多少财物相对漠不关心。

文化背景会影响哪些维度重要、哪些参照群体被视为适当,以及人们会多么公开地表达比较。关于独立型与互依型自我建构的研究,考察了人们在关注个人独特性、人际关系和社会期望方面的差异。比较既可以用于凸显差异,也可以用于建立联系:它可以揭示个人的优势、明确责任,或表明如何在群体中作出贡献。

以国家分类并不能准确反映这些过程。教育制度、社会阶层、职业、代际和地方机构,都可能在同一国家内部造成重大差异。跨文化测量还必须确认,翻译后的问题具有可比的含义,而且表面上的差异并非由作答风格造成。仅仅报告更高的比较频率,并不足以证明竞争更激烈、幸福感更低,或整个文化都更偏好等级秩序。

教育、技能发展与工作场所

在教育中,比较有助于学生理解自己的学业成就,但也可能使其感知到的能力与实际测得的表现出现差异。赫伯特·马什和约翰·帕克于1984年开展的研究,推动确立了大鱼小池效应:在个人学业成就相近的学生中,身处整体学业水平较高的教育环境者,对自身学业能力的评价可能更低。对此提出的解释是,表现更出色的同学提供了一个要求更高的参照框架。这一效应涉及的是学生对自身学业能力的认知,并不意味着择优录取的学校必然不利于学习。

同一所学校内可能同时存在多种过程。与成绩优异的同学比较,可能使学生觉得自己处于较低的位置;而对名校的认同,则可能使学生因学校的声望而获得积极的地位感。课堂分组、教师反馈、公开可见的成绩以及具体学科,都会影响哪一种过程占主导。即使外部评估认为学生在语言和数学方面的表现处于相近水平,学生仍可能觉得自己擅长语言学习,却不擅长数学。各领域特有的评价标准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单一的总体信心指标可能遗漏重要差异。

比较也为学习提供示范。水平略高于自己的学生给出的解题示例,可以展示单凭分数无法传达的策略。社会学习理论传统强调通过观察来学习,而社会比较强调他人的表现对自我评价意味着什么。这两种过程往往相互交织,但在概念上有所区别。观察如何运用某项技巧,并不一定涉及评估个人的相对价值或排名。

在工作场所,同事的薪资、晋升、工作量以及所获认可,都是显著的比较标准。与J. 斯泰西·亚当斯在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密切相关的公平理论认为,人们判断是否公平,部分取决于将自己的投入与所得之比,同参照对象的相应比例进行比较。投入可以包括努力、经验或承担的责任;所得可以包括薪酬、地位和机会。因此,相关比较并不只是看“谁得到的更多”,还要看相对于投入而言,这些差异是否显得合理。

组织的信息系统能够改变这些判断。薪酬透明使某些比较更容易进行,但工作职责或经验等其他决定因素仍可能不够清晰。绩效排名可以明确期望,却也可能促使人们关注相对位置,而非集体产出。其后果取决于激励机制的设计、任务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以及绩效指标能否反映组织所重视的工作。

竞争可能改变信息环境本身。员工或学生可能有选择地展示成功、隐瞒困难,或选择更容易超越的比较基准。相反,合作环境可能鼓励人们分享策略,使向上比较发挥有益作用。因此,相比于是否存在比较,更重要的是比较以何种方式展开:同样的表现差距,既可能被视为学习机会,也可能被看作不公平的证据,或对自身地位的威胁。

相对剥夺、收入与社会不平等

社会比较为物质条件与满意程度为何相互关联却并不等同提供了一种解释。收入不仅带来购买力,也传递出一个人相对于同事、邻居、家庭成员或先前预期所处的位置。加薪可以增加实际拥有的资源,却不改变相对位次。反过来,在普遍不景气时,一个人的相对位次可能上升,物质境况却并未改善。这些变化各不相同,其后果也未必相同。

相对收入理论,包括詹姆斯·杜森贝里于1949年提出的消费理论,强调他人的生活水平和自身过去达到的消费水平所产生的影响。这类理论不同于那些认为满意程度仅取决于个人当前收入的模型。它们也与地位性商品的概念有所交集,这类商品的价值部分取决于相对获取机会或相对位次。竞争极为激烈的入学名额就具有许多普通消费品所不具备的地位性特征:不可能所有人都同时位居榜首。

相对剥夺不只是察觉到差异。它通常涉及将自身所处的劣势评价为不应承受或令人难以接受的,也可能伴随怨愤。个人剥夺涉及个体自身的处境;群体剥夺则涉及个体所认同群体的处境。一个人可能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感到满意,同时认为自己所属的职业群体或地区群体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处于劣势。反过来,个人的挫败感也不一定意味着存在共同的不满。

这一区分对集体行动十分重要。群体间的比较有助于人们将各自的经历理解为共同的劣势,但是否参与行动还取决于身份认同、组织、感知到的效能、机会和成本。仅凭社会比较无法解释政治动员,也并非每一次不利的比较都会引发抗议。人们认为某种差异是否正当、是否稳定,会影响他们是接受这种差异、寻求个人向上流动,还是将其视为一个集体性问题。

探讨收入比较与主观幸福感及生活满意度关系的研究,面临着重要的方法论问题。研究者必须确定相关的参照群体,而不能预先假定。社区平均收入可能反映本地比较的影响,但也可能是公共服务、住房成本、就业机会或居住地选择的替代指标。较高的本地收入可能被感受为对自身地位的威胁,也可能被视为机会的信号,或意味着当地配套设施与生活环境的改善。

这种关系也存在于资源分配不均的社会结构之中。社会比较描述的是人们如何理解差异;它既不能判定这些差异是否公平,也不能取代对工资、歧视、制度或贫困的分析。截然不同的物质条件可能引发相同的心理反应,而相似的物质条件也可能因预期和比较群体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判断。

数字环境与媒介化比较

数字平台改变了比较的规模、频率和可见程度。个人资料、照片、粉丝数、互动总量以及公开的表现记录,提供了可以反复查看的标准化线索。人们不再需要与比较对象直接接触,而经过精心筛选的成就展示,也可能与熟人的日常动态并列出现。这将人际交往中的熟悉感与互联网传播的广泛覆盖结合在一起。

平台上展示的信息很少是日常生活的随机样本。用户会选择发布什么,受众对不同内容的反应并不均衡,而平台的算法则决定哪些内容能获得关注。因此,即使信息流中出现了许多外貌出众或事业有成的人,也不能据此认定这些情况具有普遍性。同时,选择性呈现并不一定意味着欺骗:即便每条帖子本身都准确无误,一连串这样的帖子仍可能让人对不同经历在现实中的分布产生误解。

量化反馈使比较的若干维度变得格外直观。互动次数可能被解读为受欢迎程度,职业社交平台上的指标可能被视为职业地位,而运动排名则可能被当作体能水平的体现。然而,指标未必能衡量人们赋予它的那种特质。公开显示的数字可能取决于受众规模、发布时间、推荐系统或此前积累的人气。如果在比较数字时忽略这些背景因素,曝光度的差异就可能被误认为是个人价值或能力的差异。

数字环境中的比较也可以具有建设性。围绕手工艺、语言学习、运动或职业发展建立的社群,可以让用户接触到能够追赶的榜样,并了解详细的进步过程。一位技艺精湛、同时记录失败尝试的人,所提供的参照标准可能不同于只展示最终成果的人。互动能够带来静态图像无法提供的解释与支持。因此,“线上比较”涵盖了许多心理意义各不相同的活动。

研究考察了向上比较与外貌不满意、情绪及其他幸福感相关因素之间的关联。在实验中让参与者接触理想化图像,可以确定特定条件下的短期效应;观察性研究则可以描述日常使用中的模式。但任何一种研究设计,单独来看都不足以支持适用于所有用户或所有平台的普遍结论。心理困扰既可能影响内容选择,也可能是接触内容后的结果,而具体结果会因内容、与个人的相关程度、年龄及此前的处境而异。

常见的主动使用与被动使用平台之分,也不足以全面说明问题。只阅读而不发帖,可能涉及实用知识的学习、与他人建立联系,或出于竞争而关注他人动态;发帖则可能涉及创意表达、寻求支持,或焦虑地留意反馈。更有解释力的分析需要明确:比较的是什么、与谁比较、在何种可见性条件下比较,以及比较持续多长时间。当研究或平台设计依靠详尽的行为记录来推断这些过程时,就会涉及数据隐私问题。

研究方法、结果解读与未决问题

社会比较研究采用实验、问卷、访谈、纵向研究以及日常生活中的重复评估等方法。实验室实验可以在保持其他信息不变的情况下,向参与者呈现向上或向下比较的对象。随后,研究者测量任务选择、自我评价、情绪或后续努力程度等结果。这种设计有助于分离出所呈现的比较标准的影响,但短暂接触所带来的人工情境,可能使研究结果难以适用于持续的人际关系。

一个关键区别在于,接触到比较性信息并不等于实际进行了比较。参与者可能注意到一个表现出色的对象,却没有以此为参照评价自己。反过来,被分配到名义上的对照条件中的参与者,也可能自发地想到某位同学或同事。明确要求参与者进行比较,可以加强对这一过程的控制,但由此引发的活动可能不同于自然发生的比较。因此,研究需要收集证据,了解参与者关注了什么、如何解读信息,以及实际使用了哪些比较标准。

问卷用于测量一般倾向或回忆中的具体经历,但记忆和自我呈现会影响回答。经验取样法要求参与者在日常活动中反复报告比较经历,从而缩短回溯的时间跨度。这类报告可以记录比较对象、方向、领域以及即时情绪。不过,它们仍然依赖参与者对自身比较活动的觉察,而且反复提问可能使比较变得更加显著。数字记录可以补充行为细节,但仅凭这些记录,无法揭示浏览个人主页或查看分数对当事人意味着什么。

因果关系问题尤为重要。频繁进行向上比较与较低自信之间的关联,可能反映了比较本身的影响,也可能源于原本就感到不确定的人所表现出的选择性注意,或竞争性环境等共同因素的影响。与一次性调查相比,纵向设计可以更清楚地确定时间上的先后顺序,但仍可能存在未被测量的影响因素。综合考虑实验性证据和观察性证据各自的局限,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们的信息价值。

测量时需要区分比较方向、差距、相似性、可达到性和解读方式。两个向上比较的对象可能同样成功,但与参与者的相关程度或其成就的可企及程度却大不相同。将两者的效应取平均,可能掩盖有意义的差异。运用元分析进行研究综合,可以估计跨研究的总体模式,但估计结果取决于纳入的任务、研究人群、结果指标以及发表惯例。更多地采用预注册、透明报告和明确说明不确定性的做法,有助于区分稳健的发现与特定情境下的结果。

若干问题仍在持续研究之中,包括人们如何从多个可用标准中作出选择,反复比较的影响如何累积或消退,以及人际比较如何与客观处境的变化相互作用。另一个问题是不同社会情境之间的可比性:以学生为参与者、通过短时任务获得的研究发现,未必能直接推广到职场等级关系、家庭关系或长期财务判断。对比较对象和参与者进行长期追踪的研究,可以考察随着目标和关系发生变化,最初具有激励作用的差距是否仍可弥合、是否转而构成威胁,或是否不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