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剥夺是指个人或群体认为,与某个相关的比较标准相比,自己处于不公平的不利地位。比较标准可以是他人、另一个社会群体,也可以是预期应有的机会或生活条件。这一概念用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政治分析,解释了为什么不满程度不一定与物质困境的严重程度相对应。境况相对优裕的人可能感到受剥夺,而处于明显不利地位的人却未必会从比较所揭示的不公来理解自身处境。许多有影响力的定义强调,相对剥夺不仅意味着察觉到自身处于劣势,还必须伴有怨愤、愤怒或不公平感。
含义与比较标准
相对剥夺关注的是人们认为自己实际拥有什么,以及认为自己应当拥有什么,两者之间的关系。这里涉及的不一定是金钱或财物,也可以是地位、认可、政治影响力、安全保障、教育机会或公平待遇。
一种常见的解释包含三个要素:
- **比较:**个人依据某个相关标准,评估自己或所属群体的处境。
- **感知到的劣势:**比较表明,个人或群体在某种受重视的事物上拥有得更少。
- **感知到的不公:**这种劣势被认为是不应承受的,或不符合正当预期。
不同定义有所侧重。有些强调预期与实际状况之间的差距,另一些则要求人们对不公平的比较结果产生明确的情绪反应。这种差异很重要,因为衡量不满或低收入,并不一定就是在衡量具有完整心理学含义的相对剥夺。
参照群体为人们评估自身处境提供标准。它可以由同事、邻居、昔日同学、其他职业的从业者组成,也可以是人们想象中的某一社会类别。参照群体不一定是个人所属的群体,也不一定与其有直接接触。
通过社会比较,员工可能会将自己的薪酬与从事类似工作的同事比较,而不是与全国人口比较。因此,如果可比的同事获得了更大幅度的加薪,那么一个人即便工资上涨,也可能产生更强烈的剥夺感。比较标准也可以涉及时间:人们可能将当前处境与过去的处境或预期的未来进行比较。
并非每一次不利的比较都会产生剥夺感。一个人可能认为,他人获得更多回报是应得的、与自己无关的,或者出于自己能够接受的原因而无法企及。反过来,对平等待遇的期待也可能使微小的差别变得格外突出。
与贫困和不平等的区别
相对剥夺并不等同于贫困。绝对贫困是指按照特定门槛判断,基本需求未能得到满足。相对贫困通常指相对于社会普遍生活水平而言资源不足,往往采用与典型收入水平挂钩的门槛加以界定。二者都是依据明确标准评估的状况;相对剥夺则通常关注人们如何体验和解释自身的不利处境。
因此,需要区分三个层次:
- **资源分配:**收入、财富、机会或其他受重视事物的实际分配情况。
- **相对位置:**个人或群体在某一特定分配格局中的位置。
- **主观体验:**这一位置是否被视为一种不公正的劣势。
这些层次可能相互重叠,但不能彼此替代。较高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可能为不利的比较创造条件,但其心理影响取决于人们注意到哪些差异、将自己与谁比较,以及这些差异是否显得正当。
这一术语在物质剥夺研究中还有一种相关用法。研究者可能考察人们是否缺少其所在社会认为惯常应有或必不可少的物品与活动。这种方法评估的是人们是否被排除在普遍生活水平之外,并不一定要求受访者报告怨愤或不公平感。
历史发展
这一概念因塞缪尔·A. 斯托弗及其同事于1949年出版的《美国士兵》系列研究而受到广泛关注。他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人的研究表明,仅凭客观条件无法解释人们的态度。一项经常被讨论的发现与晋升有关:较好的晋升机会不一定带来更高的满意度,因为这些机会也可能抬高预期,并让他人的晋升更加引人注目。
此后,罗伯特·K. 默顿和爱丽丝·S. 基特将这些发现与参照群体理论联系起来,强调人们用来评估自身处境的群体和标准。
W. G. 朗西曼在《相对剥夺与社会正义》(1966年)中提出了一种影响深远的解释,核心是:缺少他人拥有的某种事物、希望得到它,并认为拥有它是可行的。他还区分了因自身处境而感受到的剥夺与因所属群体处境而感受到的剥夺。
政治领域的解释将这一概念扩展到动乱和反叛。詹姆斯·C. 戴维斯于1962年提出的“J曲线”假说认为,如果一段持续改善的时期之后出现急剧逆转,使预期高于实际状况,就可能形成革命形势。特德·罗伯特·格尔在《人为什么要造反》(1970年)中,将人们感知到的价值期望与价值实现能力之间的差距,置于解释政治暴力的核心位置。这些论述使相对剥夺在政治社会学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并未证明它足以解释反叛,也未证明它是一种普遍适用的解释。
个体剥夺与群体剥夺
个体相对剥夺
个体相对剥夺,又称自我型相对剥夺,发生于人们认为,与其他个人相比,自己处于不公平的不利地位。例如,薪酬低于条件相当的同事,或认为资历相当的同辈拥有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
这种形式的剥夺经常与个人不满、主观幸福感以及改善自身处境的尝试一同研究。人们可能采取的应对方式包括争取晋升、更换雇主、减少工作投入,或调整比较标准。但剥夺感并不必然导致其中任何一种反应。
群体相对剥夺
群体相对剥夺,又称群体型相对剥夺,发生于人们认为,与另一个群体相比,自己所属的群体处于不公平的不利地位。英文旧称“fraternalistic”并不意味着这一概念仅限于男性群体;当代文献通常使用“群体相对剥夺”这一称呼。
一个人可能物质生活优裕,却仍认为自己所属的族群、职业群体、地区群体或其他群体受到不公平待遇。反过来,一个人也可能觉得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却不认为所属群体整体上处于劣势。
群体剥夺与集体行动尤其相关。它是否会促使人们参与行动,还取决于其他因素,包括对群体的认同、对联合行动能够成功的信念、组织层面的机会,以及对参与成本的判断。个体剥夺与群体剥夺可以同时存在,但在预测行为时不能相互替代。
心理与社会机制
相对剥夺将社会安排与人们的评价和情绪联系起来。若干过程会影响这种联系。
**应得观念与公平。**人们通过分配正义的原则理解差异,例如平等、需求或按贡献给予回报。同一种分配方式,依据某一原则可能显得可以接受,依据另一原则则可能显得不公平。社会规范、制度承诺和以往经验也会塑造人们的预期。
**可见性与相关性。**当他人的优势清晰可见,而且涉及个人重视的领域时,比较更容易发生。公开的薪酬信息、炫耀性消费,以及大众传媒中的呈现,都可能使某些差异变得突出,但仅仅接触这些信息,并不能证明剥夺感必然随之产生。
**归因。**人们可能将不利处境归因于个人选择、偶然因素、歧视或制度安排。这些解释会影响不满的指向:是指向自身、某些具体个人,还是更广泛的社会结构。
**预期变化。**实际状况的改善并不总能减少不满。如果预期上升得比机会增长更快,人们感知到的差距就可能扩大。同样,如果预期发生变化,或者人们认为处境无法避免,状况恶化也不一定会产生剥夺感。
测量
研究既采用主观测量,也采用基于分配状况的测量;两者反映的是这一概念的不同方面。
调查与实验
调查可能会询问受访者:与相关他人相比,自己的处境如何;这种差异是否不公平;它是否引发怨愤或愤怒。更严谨的研究设计会明确比较群体,并区分对劣势的认知与情绪反应。
实验研究可以改变有关他人回报、相对排名或分配程序的信息,然后测量参与者的反应。这些设计有助于分离出特定机制的作用,但短暂的实验性比较未必能再现持久的社会关系。
基于收入的指标
经济学研究有时将个人的相对剥夺定义为:在特定比较人群中,相对于收入高于自己者的平均收入差额。施洛莫·伊扎基提出的一种表达式为:
其中, 是个人 的收入, 是另一个人的收入, 是比较人群的规模。
当收入高于该个人的人数增加,或这些人的收入优势扩大时,这一指标就会上升。它是基于分配状况的测量,并不是个人感到受到不公平剥夺的直接证据。对这一指标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选择的比较人群。
应用与局限
相对剥夺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相似的物质条件会产生不同的态度,以及为什么日益繁荣的生活可能与不满并存。它被用于研究职场回报、消费愿望、迁移决策、群体间关系和政治动员。
这一概念广泛的解释范围也带来了方法上的困难。研究者有时可能在观察到不满之后,才找出一个看似合理的比较群体,使相应解释难以检验。更严谨的研究会事先明确相关标准,并测量参与者是否确实采用了这些标准。
确立因果关系是另一项挑战。感知到的剥夺可能影响不满,但原有的不满、群体认同或政治信息也可能塑造人们对剥夺的感知。横断面研究中的关联本身并不能确定影响的方向。
相对剥夺也无法单独解释集体行为。许多感到不公的人并不会参与动员,而参与行动也可能出于团结、道德信念或维护他人利益,而非个人的不利处境。组织、资源、政治机会和制度回应,都会影响不满是否转化为行动。
最后,对主观比较的关注不应取代对客观困境的分析。即使人们将严重匮乏视为常态,或不了解其他可能的生活状况,这种匮乏仍会产生重要影响。只有将物质条件、比较标准、公平判断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分别考察,而不是将它们视为单一现象时,这一概念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