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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心理学 / social-comparison-theory

社会比较理论

社会比较理论解释人们如何通过与他人比较,评价自己的观点、能力和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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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从众社会学参照群体镜中自我同辈群体相对剥夺集体行动社会比较理…

社会比较理论是社会心理学中的一种理论框架,用于解释人们如何利用有关他人的信息来评价自己。该理论由利昂·费斯廷格于1954年提出,最初探讨的是人们如何评价自己的观点和能力,尤其是在缺乏客观标准的情况下。后续研究将这一框架扩展到情绪、成就、外貌、收入、健康和社会地位等领域。比较可以是有意进行的,例如员工查看同事的薪资;也可以是相对自发的,例如学生听到同学的考试分数后,自信心随之发生变化。

这一理论的核心见解是,自我评价部分取决于社会参照系,而非仅仅取决于客观处境。同样的表现,在初学者中可能显得出色,在专家中却可能显得不足。然而,比较并不会产生单一的心理效应:一位成功的同伴可能激励人们进步,也可能威胁其自我价值感、提供实用信息,或同时引发其中几种反应。因此,现代研究不仅考察比较是向上的还是向下的,还关注人们选择哪些比较对象、比较什么、如何理解差异,以及他们认为自己有哪些采取行动的机会。

起源与最初的理论

费斯廷格于1954年在《人类关系》期刊上发表《社会比较过程理论》,提出人们具有评价自身观点和能力的内在驱力。当缺乏物理标准或其他非社会性标准时,人们便会转而借助他人进行评价。一个人可以通过测量来确定某个容器是否装有一升水;但要判断某种政治见解是否合理,或某人的艺术水平是否出众,所依据的标准通常就不那么明确。在这些情况下,社会信息便为评价提供了依据。

最初的理论将比较与相似性联系起来。费斯廷格认为,两个人的观点或能力差异越大,彼此进行比较的倾向就越弱。某人的表现若与自己相差悬殊,就可能不适合作为衡量自身现有能力的标准。跑步初学者通常能从其他初学者身上获得比从奥运冠军身上更有助于判断自身水平的信息。不过,强调相似性并不等于断言人们总会选择成就相当的人作为比较对象:背景、经验及其他特征,都可能使他人的表现具有比较价值。

费斯廷格还区分了观点与能力。观点往往会引发寻求认同的倾向,以及趋向一致的压力。能力则常常还包含一种“单向向上的驱力”:在速度或准确性等领域,进步的方向相对明确。群体可以通过成员改变自身立场、尝试改变他人,或不再将某些人视为合适的比较对象来缩小差异。因此,这一理论将个体评价与群体沟通及从众联系起来,而非将比较仅仅视为个人内心的权衡。

在这一理论提出之前或与之发展的同时,已有若干相关的思想传统。社会学中的参照群体研究,考察了人们用来评价自身处境的群体标准。与查尔斯·霍顿·库利相关的镜中我概念,则关注人们如何通过想象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来认识自我。这些思路与社会比较有所交集,却并不相同:想象他人如何评价一个人,并不一定涉及将此人的地位或水平与另一个人进行比较。

后来的研究大幅拓展了费斯廷格的理论。斯坦利·沙赫特于1959年开展的关于焦虑状态下亲合行为的研究,有助于确立他人作为情绪和情境信息来源的重要性。托马斯·威尔斯于1981年提出的向下比较理论,强调了人们在受到威胁时与处境更差者进行的比较。乔安妮·伍德于1989年发表的综述,则围绕自我评价、自我提升和自我增强,对日益丰富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由此发展而来的领域,已成为一组彼此相关的模型,而不再是一套始终不变的单一命题。

比较什么、与谁比较,以及为何比较

社会比较包含几个在分析上可以区分的要素:进行比较的人、比较维度、比较对象,以及对自我与比较对象之间关系的解读。比较维度既包括收入、跑步用时等可测量的结果,也包括吸引力、能力或道德品质等较难直接测量的特征。比较对象可以是具体可辨认的个人、某个群体的平均水平、某个统计百分位上的人,或想象中的典型人物。“她挣得比这个人多”这样明确的想法只是比较的一种形式;比较也可能影响判断,却不体现在口头报告中。

比较对象是否相关,取决于所要回答的问题。一个人在判断自己的薪资是否具有竞争力时,可能会与职业、工作地点和职业阶段相同的劳动者比较。而在判断自己更广泛的社会地位时,同一个人可能会与从事不同职业的朋友或邻居比较。选择训练策略的人可能会向成就卓著的专家看齐,而估计自己当前能力的人则可能更愿意与经验相近的同辈比较。因此,相似性取决于具体维度:职业相同可能比年龄相同更重要,患有同一种疾病也可能比职业相同更重要。

相关文献反复提到三种动机。自我评价着眼于准确估计自身某种特质或处境。自我提升着眼于发现如何达到期望的标准。自我增强着眼于维持或恢复对自我的积极看法。这些动机可以同时存在。学生查看高分同学的作业,既可能是为了找出有用的方法,也可能是为了判断自己的成绩是否令人失望。比较具有信息价值,并不意味着它不会带来情绪上的影响。

不确定性往往会提高社会信息的用处,但它并不是发生比较的必要条件。即使自己的分数明确无疑,人们仍会比较客观测量的结果。知道一场赛跑用时25分钟,回答的是一个测量问题;知道这一用时在条件相近的跑者中处于什么名次,回答的则是另一个涉及社会评价的问题。公开排名、绩效仪表板或日常闲聊,也可能在人们并未主动寻求的情况下提供比较标准。

因此,必须将比较与单纯接触他人信息区分开来。看到一位成功的同事,并不能证明某人把这位同事当作了衡量标准。同样,比较也不以竞争为前提:人们可以一边合作一边比较,而竞争者有时也会完全专注于一个绝对目标。研究者越来越重视区分比较对象的选择、比较加工和比较的后果,因为观察到一个人偏好某类信息,本身并不能揭示这些信息如何改变其自我评价。

向上比较与向下比较:对比与认同

向上比较是指与在相关维度上被认为处境更好或能力更强的对象进行比较;向下比较则是与被认为处境更差或能力较弱的人进行比较。平行比较是指与水平相近的人进行比较。这些方向描述的是人们感知到的相对位置,而不是固定的人群类型。同一位同事,在收入方面可以是向上比较的对象,在经验方面可以是平行比较的对象,在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方面则可以是向下比较的对象。比较的维度以及观察者的解读,共同决定了比较的方向。

仅凭方向并不能确定比较的结果。在对比过程中,个体强调自己与比较对象之间的差距。向上对比可能降低个体对自身能力的评价:一位成就斐然的音乐家会让学习者觉得自己技艺欠佳。向下对比则可能提高个体对自身的相对评价:与初学者相比,学习者会觉得自己颇有能力。在同化过程中,比较对象会使个体的自我评价向该对象的水平靠拢。认同一位成功的音乐家可能增强自信,而认同一位陷入困境的人则可能加深对自身未来的担忧。

个体认为自己能否达到比较对象的水平,尤为重要。如果一位成功同伴的进步看起来是自己也能实现的,那么这位同伴就可以成为指引自身进步的榜样。但如果同样的成就似乎有赖于自己无法获得的资源或非凡的天赋,就可能令人气馁。因此,感知到的相似性会产生不同影响,具体取决于这种相似性意味着什么。相似性可能让人觉得对方的成功经验也适用于自己,但也可能使自己更难忽视处于劣势的差距。相异性可以保护自我评价,却也会降低比较对象的借鉴价值。

托马斯·穆斯韦勒及其同事提出的选择性可及性模型,通过比较过程中被唤起的信息来解释其中一些结果。检验自己与比较对象是否相似,会使与相似性一致的知识更容易被提取出来,从而可能促进同化。检验双方有何不同,则会凸显与差异一致的知识,从而可能促进对比。该模型将比较判断视为主动提取和解读信息的过程,而非仅仅将一个分数减去另一个分数。

向下比较同样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一个人可能因为别人面临更大的困难而感到宽慰,也可能转而认同对方,担心自己遭遇类似的结果。向上比较则可能同时带来钦佩、不满和奋发的决心。因此,实验研究往往将比较对象的客观水平与鼓励认同或区分彼此的指导语分开处理。这一区分解释了为什么现有证据并不支持“向上比较有害”或“向下比较能提升幸福感”之类的简单规则。其影响取决于比较过程、比较领域、感知到的控制程度,以及所测量的结果。

自我概念、人际关系与比较性情绪

社会比较参与塑造自我概念,即人们对自身特征所持有的一套有组织的信念。它既能影响数学能力等较为具体的判断,也能影响与自尊相关的更广泛的评价。这些层次不应混为一谈。在不重要的活动中比较失利,可能对整体自我价值感影响甚微;而在个人尤为看重的领域,即使差距不大,也可能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个人赋予某一领域的重要性,也是解释这一过程的机制之一。

亚伯拉罕·泰瑟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自我评价维持模型,着重探讨他人的表现、心理亲近程度以及该领域与自我的相关性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当关系亲近的人在对个人身份认同至关重要的领域表现出色时,比较可能威胁自我评价。当该领域与个人关联不大时,同样的成功则可能让人因与对方的关系而感到自豪。对于不认为自己擅长音乐的人而言,兄弟姐妹在音乐上的成就可能令人欣喜;但对于同样立志成为音乐家的人而言,这种成就可能令人难以释怀。

该模型还指出了人际关系和自我界定可能发生变化的几种方式。一个人可能会提升自己的表现、降低对该领域的重视程度,或调整自己与成功者之间的心理亲近程度。这些只是理论上的可能性,并非必然反应。人际关系包含的承诺和情感超出了比较性评价的范畴,而且关系亲近的人可以同时提供鼓励、合作机会和成就标准。同辈群体内部的比较尤其具有参考价值,因为相似的处境会使表现上的差异显得与个人更为相关。

比较性情绪包括钦佩、嫉妒、自豪、羞耻、宽慰和怨愤。研究常常区分不同形式的嫉妒:有些与努力改善自身处境有关,另一些则与对处于优势者的敌意有关。对他人的优势是否应得以及自身能否改变处境的判断,有助于解释这种差异。凭借努力获得、且自己也有望取得的成功,与被视为不公平且无法改变的优势,可能引发不同的反应。这些情绪类别并非泾渭分明,一次接触也可能引发复杂交织的感受。

社会比较还与相对剥夺相互关联,后者指相对于某一标准,认为自己不公平地处于不利地位的感受。仅仅处于不利地位并不足以产生相对剥夺感:对自己理应获得什么以及是否受到不公正对待的理解,使剥夺感有别于对他人拥有更多这一事实的中性认识。群体层面的比较可能涉及工资、认可或政治权利,并可能促成集体行动。这超出了费斯廷格最初对个人观点和能力评价的关注范围。个人的失望与对群体遭遇不公的感知可以同时出现,但两者涉及不同的参照标准,也不一定能预测相同的行为。

个体差异、发展与文化背景

人们关注比较信息的频率,以及受这些信息影响的程度,各不相同。弗雷德里克·吉本斯和布拉姆·邦克于1999年提出了爱荷华—荷兰比较倾向量表,用于评估社会比较倾向。该量表包含11个题项,涉及将自身能力和观点与他人进行比较的倾向。它测量的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倾向,而非仅仅偏好向上比较或向下比较的对象。得分高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总是在比较中处于不利地位,或总会受到不良影响。

个体差异与情境相互作用。不确定性、陌生环境或他人的评价,都可能使人更频繁地进行比较,即便那些自述平时较少比较的人也是如此。反过来,经常进行比较的人,也可能在自己不太感兴趣的领域忽略社会参照标准。自尊、对自身能力的感知以及情绪脆弱性,都可能影响人们如何解读比较对象,但这些关系不能简化为单向影响。反复进行具有威胁性的比较,可能改变自我评价;而已有的自我评价,也会影响哪些比较受到注意并被记住。

发展心理学研究探讨儿童如何逐渐学会通过与同伴比较来理解自己的表现。在学龄期,儿童越来越能够区分努力、能力与成就,比较信息对学业自我认知也变得更加重要。课堂的组织方式同样重要:公开表彰、按能力分组、成绩评定以及竞争性任务,会使某些差异比其他差异更加显眼。青春期还带来了同伴关系的变化和对身份认同的关注,但比较并不局限于这一时期。成年人也会比较职业发展、子女养育、健康状况和退休生活境况。

文化背景影响哪些方面受到重视、哪些比较对象具有参照意义,以及比较以何种方式表现出来。比较不同国家或文化群体的研究,考察了自我提升动机、谦逊的自我呈现、关系中的义务,以及对表现出众者的反应。将社会笼统地区分为“个人主义”社会和“集体主义”社会,可能掩盖群体内部的显著差异。一个人所处的职业环境、社会阶层、世代以及身边的人际关系,对比较意义的影响可能并不亚于其所属国家这一标签。

物质条件所提供的机会也会限制比较对象的选择。彼此隔离的学校、社区和工作场所,使人们接触到不同的成就与资源分布。通过社会化,个体学会了哪些特征象征成功,以及哪些群体可作为相关的参照标准。因此,相同的客观处境,在不同社会环境中可能产生不同的主观评价。这并不意味着物质条件不重要;相反,社会环境既影响人们拥有的资源,也影响人们解读这些资源时采用的参照点。

研究设计与测量

社会比较研究采用实验室实验、问卷调查、实地研究、纵向研究设计和经验取样等方法。在典型的实验中,参与者完成一项任务后,会获得一些信息,表明另一名参与者的表现比自己更好、更差或相近。随后,研究者会测量参与者的自我评价、情绪、坚持程度或后续表现。随机分组有助于分离出所提供的比较信息产生的影响。不过,虚构的分数和简短的任务,未必能再现涉及长期关系和重大结果的比较所具有的重要性或复杂性。

比较对象选择研究考察参与者会选择查看哪些信息。例如,参与者可能会请求查看表现优于或逊于自己的人的反馈,选择讨论伙伴,或在他人的不同经历叙述之间作出选择。相较于由研究者指定比较对象的研究,这类设计能够更直接地评估参与者的偏好。但对其结果仍须谨慎解释:选择阅读表现优异者的经历,可能是为了获取实用指导,也可能出于好奇,或是为了进行评价性比较。选择信息与将其用作自我评价的标准,是相互关联但并不相同的两件事。

问卷可以测量一般性的社会比较倾向、特定领域的比较,或对特定比较对象的反应。回溯性报告容易受到记忆不准确的影响,也会受到受访者对“比较”一词理解差异的影响。经验取样法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反复报告当前或近期发生的比较。这类设计能够区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以及同一个人在不同情境下的变化。其局限包括参与者负担较重、报告不完整,以及反复提问可能使比较变得格外引人注意。

在自然情境中,确立因果关系尤其困难。频繁比较与较低的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关联,可能是比较产生了影响,也可能是对生活不满的人更倾向于进行比较,还可能是压力和不安全感等共同因素所致。纵向数据有助于厘清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却不会自动消除混杂因素的影响。实验能够提供更强的控制,实地研究设计则更贴近现实;有说服力的解释往往依赖不同方法所得结果的相互印证,而非某一种研究设计。

测量中的几项区分尤为重要。研究应将比较频率与比较方向、比较对象的选择与对比较的解读,以及即时情绪与持久的自我概念区分开来。研究还应区分比较对象的实际特征与参与者对这些特征的感知。即使比较对象所谓的成功被夸大,比较仍可能产生心理影响。因此,综述和元分析必须考虑,各项研究是否将同一种过程转化为了可测量的操作性指标。将所有接触向上比较信息的情况归为一类,可能掩盖鼓舞人心的榜样、构成威胁的竞争者和与自身无关的例子之间的差异。

教育、绩效与组织生活

教育研究有力地表明,自我评价取决于所处情境。赫伯特·马什及其同事自20世纪80年代起开展的研究提出了大鱼小池效应:学业成绩相近的学生,在整体学业水平较高的教育环境中,往往会报告较低的学业自我概念。学生自身的学业成绩通常有助于提升其学业自我概念,而周围群体的平均学业成绩则可能产生方向相反的情境关联。因此,比同班同学成绩突出,与就读于一所整体成绩优异的学校,在心理层面并不是一回事。

这一效应涉及的是学业自我概念,并非泛指选拔性学校会妨碍学习或对所有学生造成伤害。学业成绩、自我认知、抱负以及后续的教育选择,是不同的结果变量。高学业水平的环境既可能提供进阶教学和能力出众的同伴,也可能抬高学生评价自己的标准。学校的声望,或学生对一所成功院校的认同,可能使学生从他人的评价中获得积极的自我认识,而这种作用可能与不利的局部比较同时存在。

相关研究将社会比较与维度比较区分开来。学生拿自己的数学能力与同班同学相比,是在进行社会比较;拿自己的数学能力与自身的语言学科表现相比,则是在进行维度比较。时间比较以过去的自己为标准,例如将当前的作业与去年的作业进行比较。面对同一份学业成绩记录,这些过程可能得出不同结论。一个很高的数学分数,与更高的语言学科分数相比,可能显得令人失望;但与同班同学相比,却可能十分出色。

在组织中,薪酬、晋升、认可、工作量以及获得机会的渠道,都是经常被用来比较的维度。员工可能参照同一企业的同事、所属职业的劳动力市场薪酬水平,或个人预期来评价自己的报酬。组织公平研究区分了结果的公平性与程序及人际对待方式的公平性。比较中处于劣势可能引发不满,但人们的判断也取决于这些差异是否看起来能够由经验、责任、贡献或正当程序来解释。

公开排名和绩效看板会使比较更加显著,并可能改变激励机制。排名可能激励人们付出努力,但也可能使注意力转向少数易于衡量的活动,或降低合作的吸引力。竞争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取决于成功是否可以实现,以及奖励总量是固定的,还是可以通过共同努力增加的。能够提供有效信息的比较标准,未必就是良好的学习榜样:表现最优秀者采用的方法可能不适合新手,而水平稍高一些的同伴,反而可能提供更容易借鉴的范例。因此,社会比较理论有助于解释,为何相同的表现反馈会在不同的课堂和工作场所引发不同反应。

健康、适应与物质福祉

与健康有关的比较,包括将自己的症状、功能受限情况、治疗经历和康复状况与他人进行对照。当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或个体经历差异很大时,社会比较尤其重要。他人的讲述可以帮助人们理解陌生的处境,但某一特征相似,并不意味着在临床上具有可比性。例如,即使诊断相同,也不意味着疾病分期、治疗反应或预后相同。

关于严重疾病适应过程的研究,同时考察了向上比较和向下比较。谢莉·泰勒及其同事在20世纪80年代的相关研究表明,即便身处重大逆境,人们仍可能形成积极的自我评价。向上比较的对象可以带来希望或提供信息,而向下比较的对象则有助于人们以更全面的视角看待困难。但无论哪种比较方向,都不会必然引发某一种情绪反应。状况良好的人可能令人振奋,也可能让人感到压力;状况不佳的人则可能引发宽慰、同情、认同或恐惧。

这一领域说明了为什么需要分别测量对照与认同。一个人可能将自己当前的功能状况与病情更重的患者作对照,因而觉得自己相对幸运,同时又认为自己将来也可能陷入那位患者的处境。同样,他人的康复可以被理解为某种可能性的证据,而不必被视为可靠的预测。因此,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研究会区分个体对自身相对处境的感知、情绪适应与身体状况方面的结果。比较所带来的满意感,并不能证明病情有所改善。

社会比较也为收入与生活满意度的研究提供了思路。收入具有购买力,同时也可以体现相对地位。理查德·伊斯特林1974年关于经济增长与幸福的研究,推动了有关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和期望变化的讨论。后续研究并未证实绝对资源无关紧要。物质匮乏、经济保障、公共服务以及比较群体,都会影响人们对收入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关系的理解。

一个核心难题是确定实际的参照群体。附近的邻居、同事、昔日同学,以及媒体中出现的人物,都可能提供不同的比较标准。研究者有时将地区平均收入用作替代指标,但这并不能证明个体在心理上确实以这一平均值为参照。迁居、晋升或进入高等教育阶段后,参照群体也可能发生变化。因此,绝对处境的改善,可能伴随着相对满意度维持不变甚至下降。这种现象涉及资源与评价标准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不证明生活条件的改善没有价值。

数字环境与理论的边界

社交媒体使可供比较的信息变得格外丰富且显眼。个人资料、照片、粉丝数量、互动反馈以及公开展示的成就,为外貌、人际关系、地位和成功提供了潜在的衡量标准。推荐系统可能反复向用户展示经过筛选、表现出色或极具吸引力的比较对象。这些条件在规模和持续性上不同于面对面的比较,但人们在解读时面对的问题依然相似:比较对象是否与自己相关、是否与自己相似,其水平是否可以达到,其呈现是否真实,又是否具有代表性?

网络上的自我呈现具有选择性。用户可能接连看到他人的喜事、好看的照片和成就,却看不到相应的失败或平凡日常。即使每条帖子的内容都属实,这种情况仍可能扭曲人们对成功普遍程度的判断。内容编辑、商业赞助和选择性披露又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因此,比较对象虽是真实的人,比较所依据的有关其处境的信息却仍可能并不完整。

探讨社交媒体与身体意象、嫉妒或幸福感之间联系的研究,常将比较视为一种可能的作用机制,但“社交媒体使用”这一概念过于宽泛,单凭它本身不足以明确这种机制。给密友发消息、浏览以外貌为中心的内容、分享创意作品,以及关注职业社交网络,都是不同的活动。在平台上花费的时间,并不能说明比较的频率或方向。原有的不满也可能影响内容选择,因此,双向影响是有可能存在的。

数字环境也能促进有益的比较。学习者可能接触到自己有望企及的榜样,有特殊经历的人可能找到经历相近的同伴,专业社群则可能让以往不为人知的发展路径变得清晰可见。这些接触究竟能提供有用的信息,还是会形成令人感到威胁的标准,取决于人们的解读和具体情境。同样,通常所作的主动发布与被动浏览之分,也不能充分预测结果:主动参与可能伴随着对受众反应的高度关注和评估,而浏览也可能让人获得指导,却不引发负面的自我评价。

这一理论框架的边界仍然值得重视。比较并不能完整解释身份认同、不平等、动机或平台的影响。社会认可、归属感、物质激励、歧视和算法筛选,都可能通过无法归结为比较判断的机制影响结果。研究必须将比较与观察学习、试图推断他人如何评价自己等相近过程区分开来。一个尤其难以回答的问题是:一项研究究竟证明了某种社会标准改变了判断,还是仅仅记录了参与者接触他人的情况?要厘清这一区别,就需要测量参与者关注了什么、如何解读所关注的内容,以及后续哪些判断或行动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