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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社会学与人类学 / collective-action

集体行动

集体行动是个人或组织克服激励、合作与组织方面的难题,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开展的协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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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行动是个人、群体或组织为实现依赖共同努力才能达成的目标而开展的活动。例如,工人组织罢工、居民管理灌溉系统、公民推动立法、志愿者共同创造可供共享的知识,以及各国政府就环境协定展开谈判,都属于集体行动。参与者不必拥有完全相同的利益、作出同等贡献,也不必隶属于正式组织。将他们的行动联系起来的,是他们都致力于实现某种任何参与者都难以独自达成的结果。

这一概念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治理研究中占据核心地位,因为共同利益并不会自动促成协调一致的行为。人们可能不付出努力就能从某种结果中获益,也可能对哪些方法可以接受存在分歧,或怀疑其他人是否会作出贡献。反过来,即使仅从眼前个人利益出发的狭隘算计似乎更支持不参与,合作仍然经常发生。

因此,集体行动研究既考察合作面临的障碍,也探讨有助于克服这些障碍的制度、关系、认同和激励机制。其研究对象既包括管理地方资源的小群体,也涵盖群众运动和国际合作。集体行动未必有益于外部群体:组织也可能通过协调行动来排斥竞争对手、实施歧视,或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获取优势。

范围、边界与形式

集体行动的核心特征是参与者的努力与共同结果之间存在相互依赖关系。社区防洪堤可以保护多处房产,但修建防洪堤需要各方投入劳力、资金、土地或行政支持。罢工则需要足够多的工人停止工作,才能影响雇主的运营。这些活动不同于单纯的平行行为,例如彼此无关的消费者在下雨时各自购买雨伞。当类似行为通过共同目的、相互预期、组织安排或协调应对联系起来时,它们才构成集体行动。

不同学科对这一概念的用法有所不同。经济学分析通常关注公共物品的供给,以及对个人有吸引力的选择反而导致群体整体结果不佳的情形。社会运动研究强调为推动或抵制社会变迁而作出的持续努力。社会心理学通常考察那些认同自身群体成员身份、并寻求改善该群体地位的人所采取的行动。这些定义虽有重叠,却不能相互替代:共同维护一条运河属于集体行动,但未必是社会运动;而一场社会运动所协调的诸多活动,也可能远远超出提供某一种公共物品的范围。

集体行动可以是合作性的,也可以是抗争性的,或者兼具两者。合作形式包括互助协会、社区资源管理和专业标准制定。抗争形式包括示威、抵制、占领和罢工,参与者通过这些行动向雇主、公共当局或其他群体提出诉求。例如,工会可以通过会员间的合作来管理福利,同时以抗争方式与雇主谈判。与外部一方的冲突,可以同内部的广泛合作并存。

参与者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组织行动者。企业可以合作制定技术标准,市镇可以共同运营基础设施,国家可以建立国际机制。因此,分析时必须区分不同层次:一个政府可能与其他政府有效协调,同时在国内各方之间面临重大分歧。同样,一个协会的公开立场可能体现的是协商达成的妥协,而非全体会员的一致偏好。

集体行动也不同于哲学上要求更强的“单一集体行动主体”概念。共同行动并不总是需要统一的群体意图、正式的决策程序或集中的领导。参与者可以通过分散形成的惯例来协调,也可以模仿那些引人注目的早期贡献者。反过来,即使大多数成员不直接参与,一个组织仍可通过获授权的代表采取行动。分析的关键在于:各自独立的贡献如何联系起来,以及由此产生的收益、成本、权力与责任如何分配。

思想发展

有关集体行动的问题,早在这一现代术语出现之前就已受到探讨。大卫·休谟在《人性论》(1739—1740年)中讨论了协调众多人共同开展一项事业的困难。让-雅克·卢梭对猎鹿情境的描述则说明,当某位参与者转而选择自己可以单独采取的替代方案时,一项互利的事业可能因此失败。这些论述揭示了长期存在的难题:无法确定他人将如何行动、各方考虑问题的时间跨度不同,以及放弃共同事业的诱惑。

19世纪的社会思想将集体行动置于对社会秩序与冲突的更广泛解释之中。卡尔·马克思强调阶级关系和工人的组织,而埃米尔·涂尔干则考察了团结、道德规制以及合作的社会基础。对社团的分析也将有组织的参与同民主制度和公民生活联系起来。这些思想传统并未将共同行动简化为激励问题,而是追问:社会关系究竟如何形成集体利益和集体行动能力。

20世纪的一次重大转向,来自曼瑟尔·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年)。奥尔森质疑了这样一种假设:有着共同利益的人会自然而然地组织起来,以增进这一利益。如果无论个人是否作出贡献,都能享有集体收益,那么个人就可能更愿意让他人承担成本。他在分析中区分了小群体与大型“潜在”群体:在小群体中,个人贡献对结果的影响相对较大;而大型“潜在”群体可能需要特殊激励或强制手段才能组织起来。这一论点并非认为大规模行动绝不会发生,而是指出,仅凭共同利益不足以解释这种行动。

其他研究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回应群体心理学和狭隘经济学解释各自的局限。20世纪70年代的资源动员研究取向强调组织、资金、领导力,以及接触和利用既有制度机构的渠道。政治过程研究取向则考察国家结构、精英结盟格局以及提出诉求的机会发生变化时,动员会受到怎样的影响。查尔斯·蒂利的《从动员到革命》(1978年)将组织和抗争与群体同政治当局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联系起来。马克·格兰诺维特于1978年提出的阈值模型表明,参与意愿在人群中的不同分布,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集体结果。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1990年)促使学界系统地关注这样一些社区:它们并不完全依赖私有化或国家的集中控制,也能持续维护共享资源。她的比较研究帮助确立了制度分析作为研究集体行动问题的主要路径之一的地位。奥斯特罗姆于2009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她强调可行安排的多样性,而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模式。当代研究融合了这些传统,在考察激励的同时,也关注身份认同、网络、权力、学习和制度历史。

公共物品、搭便车与策略互动

公共物品通常以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来定义。非竞争性是指,一个人的消费不会显著减少另一个人的消费;非排他性则是指,要阻止未作贡献者从中受益,往往十分困难或成本高昂。清洁空气就是一个常见的例子,不过,清洁空气的形成及其影响会因地域而异。这些特性有助于解释搭便车问题:个人可以享受收益,却不承担作出贡献的成本。在这一技术性定义下,公共物品不一定由政府提供,而政府提供的物品也不一定是公共物品。

一个简单的贡献模型可以清楚地揭示这种激励冲突。假设有 nn 个个体,每人从初始禀赋 ww 中选择贡献 cic_i。所有贡献乘以一个系数后由大家分享,个体 ii 的收益为

πi=w−ci+an∑j=1ncj,\pi_i=w-c_i+\frac{a}{n}\sum_{j=1}^{n}c_j,

其中 1<a<n1<a<n。由于 a>1a>1,每单位贡献产生的总收益都大于其成本,但贡献者本人只能获得 a/n<1a/n<1 的收益。如果没有其他动机或制度安排,个人不作贡献反而更有利,尽管所有人都作出贡献会让每个人的处境更好。个人回报与总体回报之间的这一区别,是许多实验室公共物品实验的基础。

并非所有集体行动问题都具有这种结构。在囚徒困境中,无论对方如何选择,每个行动者都有背叛的动机。在保证型博弈中,如果他人也合作,合作就具有吸引力;但如果他人不合作,合作便有风险。一个社区可能在有足够多的家庭承诺参与后,愿意修建防洪设施,却在各家是否参与尚不确定时犹豫不决。当存在多种互利安排,而参与者对采用哪一种意见不一时,也会出现协调问题。

贡献如何转化为结果,取决于相应的技术结构。在加总型结构下,每一份贡献都会增加公共物品的数量。在门槛型结构下,贡献达到指定水平之前,几乎不会或完全不会产生公共物品。在最弱环节型问题中,最不到位的一份贡献可能决定最终结果,例如,一道未建完整的防护屏障会使整个防护区域仍然暴露于危险之中。在最佳一击型问题中,一次成功的贡献就可能带来大部分收益,因此,集中开展研究或发挥领导作用尤为重要。

这些区别表明,不能仅凭群体规模判断集体行动能否成功。大群体面临沟通和监督成本,但也能汇集更多资源,并可能拥有积极性极高的贡献者。不平等的影响同样并不明确:富裕的参与者或许可以几乎独力资助一个项目,但收益分配不均也可能损害人们对公平性的认同。分析时必须明确:谁从中受益,贡献如何影响结果,参与者掌握哪些信息,以及他们是否预期今后还会继续互动。

激励、互惠与制度设计

鼓励人们作出贡献的一种方式,是将参与同未参与者无法获得的收益联系起来。奥尔森将这类收益称为选择性激励。协会在开展面向更广泛群体的倡议活动的同时,还可以提供保险、培训、专业服务或设施使用权。即使组织在政治上取得的成果也惠及非会员,这些私人收益仍能吸引人们加入。社会认可和有价值的关系网络中的成员身份也能发挥类似作用,不过,其效果取决于周围的社会关系,而不仅仅是物质奖励。

强制性缴纳是另一种解决办法。税收为各项服务提供资金,无须每位受益者自愿同意每一笔支出。会费和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合同在协会内部发挥着类似作用。然而,强制并不能消除集体行动问题。参与者仍须建立相应机构、商定规则、监督管理者,并解决有关负担分配的争议。如果受执行制度约束的人认为其程序或分配效应不可接受,那么执行制度本身也可能成为冲突的焦点。

重复互动将当前行为与未来后果联系起来,从而改变激励。作出贡献的人可能因为期待获得对等的帮助,或担心被排除在今后的交往之外而选择合作。在一个简化的、无限次重复的囚徒困境中,令 RR 表示双方合作的收益,TT 表示单方面背叛所带来的即时收益,PP 表示双方背叛时的收益。如果背叛会触发永久惩罚,那么当折现因子 δ\delta 满足以下条件时,合作就能够维持:

δ≥T−RT−P.\delta \geq \frac{T-R}{T-P}.

这一条件仅适用于特定模型,并非普遍规律。它说明,只要行为可被观察,且事先承诺的应对措施可信,足够有价值的未来关系就能抑制短期机会主义行为。

社会规范也能支持合作。人们可能因为认为作出贡献是公平的,因为其他人已经作出了贡献,或因为不参与会损害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参与其中。条件性合作——即在他人作出贡献时也作出贡献——在实验研究中十分常见。它可以使互助关系保持稳定,但也可能引发恶性循环:人们看到他人不作贡献,便会降低合作意愿,继而导致更多人退出。因此,有关参与情况的信息既会影响预期,也会影响动机。

监督、制裁与奖励必须统筹设计。严厉惩罚并不必然有效;它可能成本高昂、执行不一,或被认为缺乏正当性。分级制裁可以区分偶发失误与持续违规。透明的账目、便捷的争议解决渠道,以及修改规则的机会,都能增强人们对集体安排的信心。然而,执行合作规则也会产生“二阶”问题:个人可能从他人实施的制裁中受益,却不愿自行承担监督或惩罚的成本。能够长期存续的制度会分配好这些支撑性任务,而不会将执行视为毫无成本的活动。

公共池资源与社区治理

公共池资源不同于纯公共物品,因为其使用具有减损性:一位灌溉者取走的水,另一位就无法再用;今天捕获的鱼,也可能导致未来的鱼类资源量减少。然而,要排除潜在使用者往往并不容易。渔场、牧场、森林和地下水系统通常兼具这些特征。这类资源既面临取用问题——每个使用者可以取用多少,也面临供给问题——由谁维护资源及利用资源所需的基础设施。

加勒特·哈丁在1968年发表的《公地悲剧》一文中提出了一个模型:在一片不限制使用的牧场上,每位使用者都能通过增加牲畜获益,而由此造成的损害则由所有使用者共同承担。这一论述揭示了切实存在的激励问题,但对其解读需要谨慎。任何人都可不受限制地取用的资源,并不等同于由成员明确、权利可得到切实保障的社区所治理的公地。历史上,许多共有资源制度都对准入、采收、利用时节和维护义务作出了规定。

奥斯特罗姆研究了这类制度安排,包括瑞士的高山牧场、日本的村落公地,以及西班牙和菲律宾的灌溉系统。这些案例表明,资源使用者有时能够自行建立行之有效的制度。反复出现的特征包括边界清晰、规则因地制宜、使用者参与规则制定、监督者须承担问责责任、制裁分级、冲突解决机制成本低廉,以及使用者自行组织的权利得到承认。大型系统可能需要多层嵌套的组织结构。这些特征是用于分析的制度设计原则,而不是一份在任何情境下都能保证成功的清单。

资源状况会影响哪些制度安排具有可行性。一条水流情况可直接观察的小型灌溉渠,与跨越国界的洄游鱼类种群,面临的监测问题并不相同。资源更新具有可预测性、对生态过程有所了解,以及能够识别使用者,都有助于达成协议。环境迅速变化、人口更替、新的市场激励或外部主体攫取资源,都可能破坏既有规则。传统知识可以为管理提供依据,但一项制度延续已久,本身并不能证明其具有生态成效或能确保公平待遇。

社区治理也涉及权力与包容性问题。保护资源的规则可能使使用机会分配不均,或将生计依赖该资源的人排除在外。妇女、佃户、流动使用者和下游社区对决策的影响力可能有限。因此,相关问题不能仅止于合作是否发生,还应追问:争取到了谁的合作,计入了谁承担的成本,又有谁能够对规则提出异议?当代研究经常探讨多中心治理。在这种治理模式中,地方组织、公共权力机构、法院及其他机构的职责相互交叠,而不是各自独立运作、彼此替代。

动员、组织与抗争政治

不满普遍存在,但持续动员的程度却参差不齐。资源动员研究认为,这种差异部分取决于能否获得资金、集会场所、工作人员、通信手段、法律援助和既有关系网络。组织者将分散的不满转化为具体活动:招募成员、募集捐款、安排交通,并在最初的热情消退后维持参与。现有组织即便最初并非出于政治目的而成立,也能提供这些能力。宗教团体、学生社团和工作场所的人际网络,都曾为各类运动提供组织基础。

政治机会既影响动员,也影响动员的结果。有影响力的行动者之间出现分歧、获得体制内盟友的支持、选举竞争发生变化,或官方应对方式有所转变,都可能改变人们对行动可行性的判断。这些条件不会自动引发抗议。参与者必须识别并解读这些条件,而动员本身也可能创造新的机会,或招致限制。抗议与镇压之间的关系尤其取决于具体情境:镇压可能遏制参与、促使行动者调整策略,也可能激起更广泛的反对,具体取决于镇压的可见程度、针对的对象以及周边的政治关系。

美国民权运动展示了组织、制度与策略创新之间的相互作用。1955—1956年的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需要持续协调、安排替代交通、筹集资金并采取法律行动。它并不只是共同不满的汇总表达。教会、地方关系网络和运动组织帮助参与者坚持了一年多。此后的运动将示威、诉讼、选民登记和谈判结合起来。这些组合说明,仅仅统计抗议事件的数量,无法涵盖集体动员所涉及的全部工作。

社会运动还会采用人们熟悉的抗争方式,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可供使用的诉求表达形式,如请愿、游行、罢工和抵制。这些抗争方式会随着通信手段、国家组织形态和参与者经验的变化而改变。抵制通过停止消费施加压力,罢工通过停止劳动施加压力,示威则依靠可见的参与人数以及对公共秩序的扰动来施加压力。同一种策略可能产生不同效果,这取决于参与者的谈判地位、公众如何解读行动,以及行动对象的脆弱程度。

内部组织方式涉及多方面的权衡。集中的领导体制有利于就承诺进行谈判和分配资源,但也可能导致权力集中,使领导者脱离成员。分散的组织安排可能鼓励主动性和参与,却也会增加决策、代表成员和落实问责的难度。成功同样有多重含义:即时的政策调整、组织能力的增长、公共话语的转变,以及更长期的制度变革,并不一定同时发生。即使更广泛的目标尚未实现,对方作出让步后,参与程度也可能下降;而一场未能实现眼前诉求的运动,也可能留下持久的关系网络。

身份认同、情绪、网络与参与阈值

物质激励并不能充分解释,人们为何会采取代价高昂、前景未卜的行动。社会心理学研究人们对不公的感知、群体认同以及对集体效能的信念如何影响参与。一个人采取行动,可能并不是因为自己的贡献有望决定结果,而是因为行动能够表达群体归属、履行义务,或回应他人遭受的伤害。这些动机不一定与工具性的权衡相互排斥;它们往往会与对风险及潜在成效的评估相互作用。

集体认同是指参与者感到彼此构成了一个有意义的“我们”,拥有共同的经历、群体边界或目标。这种认同通过集会、象征符号、故事、仪式和实际合作不断形成和调整。组织者也会为情境建构解释框架:界定问题、归属责任、提出解决办法,并说明行动为何正当。这些框架既要与参与者的经历产生共鸣,又要妥善处理可能由多元群体组成的联盟内部的分歧。因此,一句共同的行动口号,可能掩盖了参与者在目标或方法上的重大差异。

情绪既影响人们是否开始行动,也影响他们是否持续参与。当行动显得可行时,对所感知的不公产生的愤怒可能推动参与;恐惧则可能抑制参与,不过恐惧与行动也可以并存。希望、自豪、悲痛和团结感可以支撑需要大量投入的活动。情绪反应并非纯属个人内心的体验,也会受到社会性组织过程的塑造:纪念活动、集会、亲历者陈述和公共典礼,都可以将个人经历转化为共同的理解。没有哪一种情绪能在所有情境下都稳定地产生同样的行为。

社会网络通过传递信息、使参与邀请更具可信度,以及让个人接触到其信任者的投入与承诺,影响参与者的招募。紧密的关系能够提供安心感和相互承担的义务,因此可以支持高风险活动。较为疏远的联系则能连接原本彼此分离的社群,并传播新的行动策略。网络结构与联系人的数量同样重要:一个内部连接密集的群体可能协调高效,却仍与其他地方的潜在支持者相隔绝。

阈值模型解释了这些关系如何产生非线性结果。一个人的参与阈值,是指在此人加入之前,必须先采取行动的其他人的数量或比例。阈值低的人可能独自参与;另一些人则可能需要先看到许多其他人的明确支持。如果阈值分布不同,即使两个群体的平均偏好相近,也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早期参与者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动员也可能因出现无人愿意跨越的阈值断层而停滞。可见的支持还可以纠正多元无知,即人们错误地认为,自己私下持有的看法并未得到更广泛的支持。这些机制说明,突然出现的动员,并不一定意味着其背后的不满也发生了同样突然的变化。

数字化协调与跨国合作

互联网改变了协调的成本与速度,却没有消除合作的根本难题。数字平台使组织者能够跨越遥远距离传播信息、募集小额捐款、安排活动并记录行动。网络社群可以将复杂项目拆分为小任务,让时间有限的人也能参与贡献。协作式百科全书和开源软件表明,将志愿劳动、正式组织、技术基础设施以及雇主或机构支持的贡献结合起来,可以形成持续的生产活动。

数字化合作仍然需要治理。贡献者必须决定接受哪些修改、如何解决争议、由谁获得管理权限,以及如何应对破坏性行为。声誉系统、版本历史、内容管理和许可安排构成了这一制度结构的部分要素。对于软件而言,软件许可证规定了使用和再分发的权限与义务,但它本身并不能组织开发工作。项目还面临工作负担分配不均、依赖少数维护者以及战略方向分歧等问题。

借助数字媒介开展的行动,可以通过个性化分享传播,而不必依赖参与者加入同一个组织;这种模式通常被称为连接行动。这可以降低参与门槛,使行动迅速跨越组织边界扩展。然而,迅速获得关注并不一定能带来稳定的决策程序、谈判能力或持续参与。平台算法及所有者的决策,会影响参与者能够看到什么,以及如何彼此联系。数据隐私、监控、骚扰和接入机会的不平等,也会影响哪些人能够参与,以及他们需要付出多大代价。

跨国集体行动还增添了管辖权、资源不平等和执行方面的难题。各国政府可能一致认为合作值得追求,却在负担分摊、履约或利益分配上存在分歧。条约可以将承诺正式确立下来,但落实通常取决于国内制度和持续的政治支持。国际组织即便无法强制所有参与方履约,也能降低信息成本、建立报告程序,并为反复协商提供场所。

气候变化体现了这些相互交叠的行动层级。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能带来广泛共享的收益,而许多成本和政策选择则出现在国家或地方层面。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定》以国家自主贡献以及定期开展的透明度和审查程序来组织各方参与,而不是要求所有缔约方承担相同义务。城市、企业、科学网络和公民组织也参与气候相关行动。相比之下,1987年为应对消耗臭氧层物质而通过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对特定物质设定了管制措施,同时建立了调整和援助机制。比较这些安排时,需要关注替代技术、产业结构、利益分配冲突和制度设计,而不能仅将结果归因于参与者的合作意愿。

研究方法、权力与未决问题

集体行动研究综合运用形式模型、实验室实验、实地研究、历史比较、调查和民族志。不同方法揭示不同的机制。形式模型厘清假设,并识别可能存在的均衡。实验可以分离出沟通、惩罚、群体规模或信息的影响。历史研究和民族志研究则考察制度如何形成、参与者如何理解自身义务,以及各种安排为何在条件变化时得以延续或走向瓦解。

实验室中的公共物品博弈反复表明,许多参与者的贡献超过了仅考虑狭隘自利动机的单次博弈模型所预测的水平。在多轮重复博弈中,参与者观察到不合作行为后,贡献往往逐渐减少,但沟通和制度变化可以改变这一趋势。对这些结果的解释需要谨慎:行为取决于实验说明、报酬结构、学习机会以及参与者的预期。短暂的实验互动无法重现长期运行的资源管理体系中的产权、身份认同、生态动态和权力不平等。

实地研究面临棘手的因果关系问题。信任程度高的群体可能更容易成功组织起来,但成功的组织活动本身也可能建立信任。采用监督规则的社区,可能在领导力、资源或遭遇冲突的程度上,与未采用这些规则的社区有所不同。随机对照试验有助于识别特定干预措施的效果,但并不能自动解释制度的起源或长期政治变迁。因此,比较研究往往综合多种证据,而不是认为单一方法足以解决问题。

一个重要的概念问题是合作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集体行动可以创造有益的共享物品,同时也可能排斥外部成员,或让处于弱势的参与者承担成本。企业间的协调既可能支持有益的标准,也可能促成固定价格。社区团结既可能维系互助,也可能强制维持歧视性的界限。不同群体的组织能力也有差异:与成员分散、个人潜在得失较小的人群相比,资源雄厚且利益集中的群体可能更有效地影响政策。因此,解释组织活动为何成功,与判断其正当性或社会价值,是两回事。

仍待研究的问题包括:合作如何适应不同尺度,不平等的参与者如何协商达成可信承诺,以及制度如何在保持灵活性的同时不失可靠性。研究者还区分初始动员与后续维持:吸引早期贡献者的激励,未必能在多年后支撑日常行政工作。环境扰动、人口迁移、技术变革和组织中的接班更替,都可能改变利益与预期。一项核心的实证任务,是识别规则、关系、物质条件与权威的哪些组合能够在特定情境下发挥作用,并确定这些安排在何种条件下不再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