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战是指参与者或倡导者认为获得神明授权、为履行宗教义务所必需,或旨在实现神圣目标的战争。这些目标可能包括保卫宗教群体、收复圣地、推行神明认可的秩序,或战胜以宗教标准界定的敌人。这一用语也被用作宗教研究中的比较范畴,不过,许多社会并不像现代术语所暗示的那样,将宗教权威、政治权威与军事权威区分开来。
“圣战”与“宗教战争”的含义有所重叠,但并不完全相同。宗教战争可能围绕制度、教派归属或宗教群体的政治权利展开,而战斗本身未必被视为神圣之举。反过来,统治者也可能将一场争夺领土或维护王朝利益的战争描绘为神圣事业,即使对方民众与这位统治者信奉同一种宗教。因此,仅凭宗教差异,并不能判定一场冲突是否属于圣战。
这一主题涵盖宗教经典对战争的描绘、约束武力使用的宗教规范、动员战斗人员的组织机构,以及后世对历史冲突的诠释。研究这一主题时,必须区分公开宣称的目的与个人动机、神学理想与军事实践,以及参与者自身使用的语言与历史学家赋予的分类。
定义、权威与概念边界
圣战的界定性特征,是赋予有组织的武装暴力以神圣的权威或目的。这种赋予可以有多种形式:宗教领袖可能批准一场军事行动;统治者可能宣称奉行神命;某个共同体可能将抵抗视为捍卫圣约或神圣家园;战斗人员也可能得到获得精神奖赏的承诺。并不存在适用于所有情况的统一制度安排。有些传统将授权权力集中于某个宗教职位,另一些传统则将其置于法学、王权、先知式领袖的领导或共同体义务之中。
圣战与正义战争理论有关,但两者并不相同。正义战争的论证探讨的是,在具备合法权威、可辩护的开战理由以及对作战行为的限制等特定条件下,使用武力在道德上是否可以接受。圣战的主张则赋予战争一种明确的神圣性质。这两类概念可以重叠:一场军事行动可能既被描述为在道德上正当,也被认为具有宗教功德。然而,获准作战并不必然使作战成为一种敬拜行为,宗教上的正当理由也不必然意味着可以取消对暴力的限制。
在理解“宗教战争”这一说法时,这一区别同样重要。16世纪法国的冲突涉及相互竞争的基督教教派,但也牵涉贵族关系网、王位继承、城市自治和外国干预。将这些冲突归为宗教战争,是指出宗教构成了斗争的一个核心层面;这并不能证明每一场军事行动都是圣战,也不能证明所有参与者都怀有一致的神圣目标。对于那些以宗教区分群体身份、但直接争端涉及领土、政治排斥或国家权力的冲突,也应保持类似的谨慎。
即使在同一宗教传统内部,权威能否得到承认也常有争议。一项宣告可能对某位统治者的追随者或某个宗教运动的成员具有约束力,却遭到同一信仰的其他成员拒绝。当叛乱组织声称拥有历史上属于获承认政府的权力时,授权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一个组织使用神圣话语,只能说明它如何呈现自身,并不能证明它所诉诸的宗教共同体接受其主张。
因此,比较分析需要区分几个问题:谁宣称这场战争是神圣的,何种目标据称使其具有神圣性,哪些机构支持这一宣告,以及这一宣告带来了什么实际后果。这些后果可能包括征募人员、征税、豁免常规义务、限制谈判,或给予死者特殊待遇。当这一概念被用于识别这类可观察的特征,而不是将宗教本身视为足以解释一切的因素时,它才最有分析价值。
古代战争、神明庇佑与经文叙事
在许多古代社会,战争是在以宗教观念理解政治秩序的框架下进行的。君王求问神谕、献上祭品,并将胜利归功于神明相助。战败则可能被解释为神明的惩罚、仪式上的失误,或神明不再眷顾。由于这些做法伴随着多种类型的战争,仅凭神明庇佑这一点,并不一定能认定某场战争属于与后世圣战相当的特殊类别。这往往表明,军事权威与宗教权威在结构上相互交织。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王室铭文将统治者描绘为代神明行事的人。例如,亚述诸王将军事行动描述为扩展或捍卫与阿舒尔神相关的秩序。这类记述也宣扬王权、征收贡赋以及惩治叛乱。它们既是征战记录,也是政治与神学上的宣言。不能简单地将其中的描述视为对士兵动机或实际破坏规模的如实记录。
圣经中的希伯来经典包含一些影响深远的叙事,讲述奉神命而进行的战争,其中包括与约书亚相关的征服传统。有些段落提到 ḥerem,这一术语在战争语境中可指被奉献给神、因而须予毁灭的人或财物。这些文本引发了广泛的历史、文学和神学阐释。考古证据并不支持将每一则征服叙事都视为对某一连续军事进程的直白报道。这些文本的编纂与流传,也与后世围绕集体认同、服从以及同周边民族的关系所展开的讨论密切相关。
在犹太教内部,后世的阐释并未将这些叙事简化为对当代战争不加限制的授权。拉比的讨论区分了不同的战争类别,包括受命之战与可自行裁量之战,并探讨了权威与义务等问题。约于公元三世纪初编成的《密西拿·索塔篇》讨论了免服兵役的情形,以及参战在何种情况下成为义务。后来的律法权威在与圣经诸王国迥异的政治环境中,进一步探讨了这些问题。
在古希腊,通常被称为“神圣战争”的一系列冲突,涉及德尔斐的阿波罗圣所及近邻同盟的权威。第三次神圣战争发生于公元前356年至前346年,牵涉亵渎神明的指控、对圣所资源的控制,以及希腊各势力之间的争夺。马其顿腓力二世的介入说明,保卫圣所如何可能与战略扩张交织在一起。这些战争之所以“神圣”,源于特定的制度背景,而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不同宗教之间某种永恒斗争的例证。
因此,古代证据呈现出几种不同的模式:在神明庇佑下进行的战争、神圣叙事中由神命令发动的战争,以及围绕圣所或宗教管辖权展开的战争。后世传统借鉴了这些先例,但这种传承是有选择的。用词相似,并不能证明不同时期的制度、动机或规则完全相同。
基督教对使用武力的辩护与十字军运动
早期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境内发展,信徒们就服兵役、参与公共祭祀以及作基督门徒应遵守的要求展开争论。基督教作家对此并无统一立场。有些人强调非暴力,或因兵役与偶像崇拜有关而反对服役;但在四世纪之前,也已有基督徒在罗马军队中服役。帝国接纳并扶持基督教,改变了讨论这些问题的政治背景。
希波的奥古斯丁在四世纪末至五世纪初撰写的著作,对拉丁基督教世界关于正当战争的思考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认为战争是人类处境失序的后果,而非本身就是善的事物。他关注的核心问题包括权威的合法性、和平的恢复,以及使用武力者的意图。他的著作并未提出一套与后世表述完全一致、系统而统一的判定标准。此后,中世纪的神学家和法学家对这些论点加以整理和拓展,教会法也是其中的重要途径。
十字军东征引入了一种影响尤为深远的基督教圣战形式。1095年,教宗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芒会议上号召武装远征,以援助东方基督徒并夺回耶路撒冷。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最终于1099年7月攻占耶路撒冷,并在地中海东部建立了多个拉丁基督教公国。现存关于乌尔班演说的记载写于不同情境,并未留下一个公认无争议的逐字文本。
十字军运动将武装服役与誓愿及补赎制度结合起来。参与者领受十字标记,获得法律保护,并被许诺享有由教会权威界定的属灵益处。十字军大赦所涉及的是教会补赎制度内与罪相关的罪罚之减免,并不意味着可以任意施暴而无须承担道德责任。这些制度使十字军征战有别于基督教统治者发动的普通军事行动,即便两者都被描述为事奉上帝。
这场运动的范围并不限于前往耶路撒冷的远征。教宗当局还批准了在伊比利亚、波罗的海地区,以及针对被视为异端的群体所开展的十字军征战,其中包括1209年发起的阿尔比十字军。因此,十字军的目标可能是非基督徒、持异议的基督徒,也可能是教宗的政治对手。历史学家对于应当如何界定这场运动的范围存在分歧,尤其是在比较东方远征与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时。与单纯依据地理位置相比,是否获得授权、是否立下誓愿以及是否享有十字军特权,是更为可靠的判定标准。
实际行动也暴露了神圣目的与军事行为之间的矛盾。十字军远征中发生过袭击犹太社群、屠杀以及基督徒之间的冲突。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于1204年攻占君士坦丁堡,表明一场在补赎制度框架内组织起来的远征,也可能转而攻击一座重要的基督教城市。分析此类事件,不仅要考察宗教信念,也必须考虑后勤、财政、领导层及政治时机等因素。
伊斯兰传统中的吉哈德与战争规范
在伊斯兰教中,吉哈德一词源自一个与尽力、奋斗有关的阿拉伯语词根。伊斯兰教的经典与传统在不同语境中使用这一术语,涵盖道德上的努力、宗教上的献身以及武装斗争。因此,它并不完全等同于“圣战”。武装战斗也用 qitāl 一词来讨论。将所有提及吉哈德的情形都理解为军事行动,或认定穆斯林统治者发动的每一场战争都是吉哈德,都会模糊这些区别。
《古兰经》中有论及战斗、迫害、条约和克制的经文。这些经文产生于早期穆斯林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不同情境。穆斯林法学家将这些经文与有关穆罕默德言行的传述,以及传承下来的法律推理方法结合起来加以阐释。由此形成的伊斯兰法传统既非完全统一,也非一成不变。各法学派在作战授权、敌人待遇、允许缔结的协议,以及何种情形会产生作战义务等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
古典逊尼派法学通常将军事吉哈德视为在获得承认的权威领导下履行的集体义务,而抵御迫在眉睫的攻击则可能构成个人义务。法学家也讨论了禁止杀害特定类别非战斗人员的规定、战俘待遇、安全通行协议和休战协议。这些规则在表述和实施上各有差异。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法学还进一步探讨了伊玛目的权威,以及在伊玛目隐遁期间主动发起战争的正当性等问题。
七至八世纪的早期伊斯兰征服建立了一个幅员辽阔的政治秩序,但征服与改宗并不是同一过程。许多被征服地区的居民在很长时期内仍然信奉基督教、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或其他宗教传统。赋税安排、地方行政、驻军定居以及不断变化的社会激励因素,共同影响了伊斯兰教此后的传播。从宗教角度解释这一扩张,并不能抹去其中的制度与经济层面。
吉哈德话语在动员抵抗十字军诸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努尔丁和萨拉丁等十二世纪的统治者,将军事行动与扶持宗教事业、收复耶路撒冷联系起来;萨拉丁于1187年攻占了耶路撒冷。与此同时,穆斯林和基督教统治者也缔结休战协议,有时还跨越宗教界限开展合作。外交实践表明,神圣诉求可以与谈判及战略妥协并存。
后世的统治者和各种运动在截然不同的背景下援引吉哈德,包括帝国之间的竞争、抵抗殖民征服,以及围绕统治正当性展开的斗争。奥斯曼帝国于1914年11月宣布吉哈德,当时它正在一场国际战争中与以基督教徒为主的盟国并肩作战。这类事例说明,有必要考察宣言的发布者、法律论证、目标受众及其实际反响,而不能为这一跨越十四个世纪的术语赋予单一的政治含义。
近代早期欧洲的教派战争
1517年以后,宗教改革改变了欧洲的宗教与政治组织形态。围绕教义、教会权威、礼拜仪式和教会财产的争议,与谁有权治理地方社会、强制推行宗教信仰一致等问题变得密不可分。统治者和城市当局往往将教派统一视为维持公共秩序的条件。因此,宗教归属可能决定政治忠诚、担任公职的资格,以及地方机构的法律地位。
1555年的《奥格斯堡和约》确认了神圣罗马帝国内天主教与路德宗各邦共存的框架。其原则通常用后来出现的拉丁语表述概括为 cuius regio, eius religio,即“教随国定”,将一个领地的法定宗教与其统治者相联系。这一安排并未给予所有宗教群体平等承认;加尔文宗等群体仍被排除在其主要条款之外。它也没有消除围绕教会财产或宗教少数群体地位的争议。
法国宗教战争通常被划定为1562年至1598年间的一系列战争,其中既有天主教徒与胡格诺派之间的冲突,也有贵族家族之间的争斗以及围绕王权的斗争。1572年8月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始于巴黎,随后其他城市也发生了杀戮。亨利四世于1598年颁布《南特敕令》,达成了一项有限的和解,允许新教徒进行特定的宗教活动,并提供政治保障。这是君主制内部通过协商达成的安排,而非普遍宗教平等的宣言。
1618年至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同样不能仅仅解释为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战争。它始于波希米亚的一场危机,随后在涉及帝国权威、王朝利益和外国干预的冲突中不断扩大。瑞典于1630年参战。信奉天主教的法国于1635年向同样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宣战,这尤为清楚地表明,教派归属并不决定所有的结盟关系。尽管如此,宗教机构和宗教层面的恐惧,在战争动员与和解中仍然具有核心作用。
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修订了帝国的宗教与宪制安排,将加尔文宗纳入和解框架,并就各教派的占有权和宗教少数群体的礼拜活动制定了规则。它并未立即建立一个完全世俗化的国际秩序,也没有创立现代主权概念。帝国机构继续运作,宗教问题仍对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此后的战争也依然使用教派话语。
这些冲突说明,圣战与更广义的宗教战争之间存在区别。布道、宗教游行、以天意解释事件以及对异端的指控,都可能赋予一场斗争以神圣性质;但军队同样需要军饷、补给、税收和王朝统率。无论把这些战争描述为纯粹的神学冲突,还是仅仅视为政治斗争,都会抹去宗教与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恰恰是这种相互作用使战争如此旷日持久,难以平息。
南亚与东亚的正义战争和神圣战争传统
将比较范围扩展到亚伯拉罕诸教传统之外时,需要注意,有些概念并不能与“圣战”完全对应。在印度教传统中,对战争的讨论涉及义务、王权、宇宙秩序,以及不同社会角色所承担的责任。梵语表达 dharma-yuddha 常被译为“正义战争”或“依循义务而进行的战争”。它并不普遍等同于旨在强行推行某种宗教的军事行动,其含义取决于具体的文本和历史背景。
《薄伽梵歌》是《摩诃婆罗多》的一部分,记述了具有亲缘关系的统治家族交战前,阿周那与克里希纳之间的一场对话。阿周那不愿参战,由此引出了有关亲情、暴力、义务与解脱的问题。克里希纳的回应涉及行动、知识、虔信,以及履行义务而不执著于行动的结果。这部经典衍生出多种诠释,既有以武士义务为核心的解读,也有将战场视为精神教导场景的解读。它并未提供一套可直接用于宗教征服的历史行动纲领。
在锡克教中,军事组织的形成,是对政治局势变化以及锡克教领袖与莫卧儿当局之间冲突的回应。第六代古鲁哈尔戈宾德在十七世纪阐明了世俗权威与精神权威的理念,并建立了武装组织。古鲁戈宾德·辛格于1699年创立卡尔萨,为一个恪守纪律、致力于防卫的社群赋予了独特的制度形式。锡克教关于正当使用武力的传统强调反抗不义,而非主张对其他宗教信徒负有不受限制的作战义务。
佛教通常在伦理上高度重视不杀生的戒律,但佛教机构也曾存在于发动战争的国家之中。历史上,寺院、统治者与武装力量之间的关系差异很大。在中世纪日本,一些大型寺院拥有武装追随者,并参与围绕庄园、政治庇护以及不同机构之间竞争而发生的冲突。这些力量常被统称为“僧兵”(sōhei),但不能据此认定所有佛教僧团生活都已军事化。
斯里兰卡编年史《大史》约编纂于公元五至六世纪,提供了另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例子。书中对杜多伽摩尼国王在公元前二世纪所进行征战的记述,将王权的胜利与保护佛教联系起来。这一叙事属于后世对王权的宗教与文学建构,而非与战争同时代的军事报告。因此,必须将它与后世政治诠释的关系,同它所描述的事件本身区分开来。
在中国,太平天国运动于1850至1864年的起义期间建立了一个与清廷对抗的政权。洪秀全的宗教主张源于对基督教材料的独特诠释,并结合了该运动内部形成的思想与制度。这场冲突涉及神圣性诉求、社会重建、王朝推翻,以及平民生活遭受的巨大冲击。它表明,宗教战争不仅可能通过既有的宗教等级体系产生,也可能由新兴的启示性宗教运动催生。
帝国冲突、民族主义与现代动员
自十八世纪起,圣战话语便与帝国扩张、反殖民抵抗及民族主义相互交织。这些发展并非只是以世俗认同取代宗教认同。宗教网络能够组织抵抗、为领袖提供合法性,并将地方上的不满与更广泛的道德共同体联系起来。反过来,帝国列强有时也将征服描绘为传播文明或宗教的使命,同时依靠与信仰不同宗教的地方统治者结盟来推进征服。
穆罕默德·艾哈迈德自1881年起在苏丹领导的起义,体现了先知式权威与通过军事手段建立国家的结合。穆罕默德·艾哈迈德自称马赫迪,即人们期待的宗教复兴者,并动员追随者反抗土耳其—埃及统治。他的军队于1885年1月攻占喀土穆。此后建立的国家在其继任者阿卜杜拉希·伊本·穆罕默德治下延续,直至1898年被英埃联军击败。宗教期待、对现有统治的不满、军事组织和地区政治,共同推动了这一国家的发展。
其他抵抗运动也利用既有宗教机构,而非仅仅依靠新出现的先知身份主张。苏菲派网络、教法学者及地方宗教权威能够提供联络渠道、教育、资源,以及获得认可的领导形式。这些网络本身并不具有军事性质:同样的机构联系,可能因地方情势不同而支持妥协、谈判或反抗。不能仅凭宗教归属判断其政治意义。
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揭示了跨国宗教动员的雄心及其局限。奥斯曼国家宣布发动吉哈德,试图争取各方支持,以对抗战时敌国,其中也包括争取敌对帝国统治下的穆斯林群体。其影响并不均衡。穆斯林既在奥斯曼帝国军队中服役,也在英国、法国和俄国的军队中服役,而各地的政治情势也影响了人们的反应。共同的宗教信仰并未带来一致的军事效忠。
现代民族主义运动有时会赋予领土、历史上的战败事件或阵亡将士以神圣地位,却并不依据明确的神学教义来组织战争。这种政治神圣化通过诉诸至高价值和典范性的牺牲,与圣战有相似之处,但相似不等于相同。例如,世俗国家对军事牺牲的崇奉,不应仅因采用仪式、纪念设施或天命修辞,就被自动归为宗教战争。
对于援引宗教义务的当代武装组织,也应保持同样的审慎。可以将其声明作为寻求合法性的主张来分析,但不能预设这些主张已获得认可。明确具体组织、其行为、所涉司法管辖范围,以及它与宗教权威的关系,比将责任归于整个宗教更为准确。宗教上的自我表述、法律定性、政治目标与军事实践,属于不同类型的证据。
动员、亲身经历与历史阐释
神圣诉求可以通过可辨识的社会机制影响战争。宗教权威可以提供受到认可的领导;礼拜场所可以充当信息交流中心;节庆与朝圣可以将相距遥远的人群联系起来;共同奉行的经典则可以将一场冲突置于更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中。这些资源能够减少集体行动在实践中面临的困难,尤其是在常规政治制度薄弱或其正当性受到质疑的地方。但这些资源的存在,并不能证明宗教信仰并非真诚,或仅仅是一种工具。
对灵性福祉的许诺可以改变战士理解危险与死亡的方式。殉道传统可能将死亡理解为信仰的见证、牺牲,或对神圣义务的忠诚。然而,殉道与圣战并不等同:许多传统尊崇那些未作武装抵抗便遭杀害的人,而战死能否被认定为殉道,可能取决于死者的意图和行为。这一术语的含义必须放在使用它的共同体内部加以确定。
物质利益与宗教信念往往并存。参与者可能寻求救赎、保卫亲属、履行对领主的义务、领取军饷,或期望获得土地。个人动机也可能在征战过程中发生变化。掠夺的存在本身并不能否定信仰的真实性,正如宗教措辞的使用并不能证明逐利或强迫不存在。征募记录、遗嘱、书信、财务账目和证词提供了不同形式的证据,但各有局限。
圣战言论可能通过将对手描绘为神圣秩序的敌人,强化群体之间的界限。这可能使妥协更加困难,或为排斥特定群体提供正当理由。然而,宗教规范也可以通过保护圣所、要求遵守协议,或谴责攻击非战斗人员来限制暴力。在某场具体冲突中,神圣权威究竟加剧还是约束了冲突,是一个需要依据经验材料回答的问题。这两种作用也可能在同一场战争中同时出现。
留存至今的史料往往并不均衡。编年史、布道文、官方公告和纪功碑通常更充分地保留了统治者和具备读写能力的机构的视角,而非普通士兵或平民的视角。编年史作者声称某支军队为上帝而战,反映的可能是作者的阐释框架,而非每一位参与者的动机。考古学、行政文书以及敌对双方记载之间的比较,有助于区分惯用的修辞模式与具体发生的事件。
现代学术研究也质疑这样一种叙事:它把宗教战争视为独有的非理性现象,却认为世俗战争本质上有所节制。革命、帝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表明,大规模动员与极端暴力并不需要神学权威。反过来,承认政治和经济原因,也不意味着宗教并非真实存在的历史力量。严谨的论述应具体说明信仰、制度、身份认同与资源如何相互作用,而不是将全部解释力归于某一个类别。
国际法与宗教例外的缺位
现代国际法不承认神圣目的本身能够构成发动战争的独立法律依据。1945年通过的《联合国宪章》原则上禁止在国际关系中,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侵害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或以其他不符合联合国宗旨的方式采取此类行动。《宪章》框架允许经安全理事会授权使用武力,并在第五十一条中确认了固有的国际法上的自卫权。宗教宣告并不能创设额外的例外。
诉诸武力的合法性与规范敌对行动的规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国际人道法是否适用,取决于武装冲突是否存在及其分类,而不取决于参与方是否认为自身的事业神圣或正义。1949年《日内瓦公约》以及其他适用的条约规则和习惯规则,对受伤战斗员、俘虏和平民的待遇等事项作出了规定。冲突一方的义务不会因为对手被指控犯有宗教上的过错而消失。
宗教身份本身并不决定一个人是平民还是战斗员。根据适用规则,平民享有免受直接攻击的保护,除非其直接参与敌对行动,且仅在直接参与期间丧失此项保护。神职人员及其他宗教人员可能因其职能和所适用的法律制度而享有特定保护。礼拜场所通常属于民用物体;将其用于军事目的可能影响其所受保护,但并不免除有关预防措施和比例原则的要求。
当战争以宗教建筑、纪念物、手稿或墓地为目标时,文化遗产的保护尤为重要。1954年《海牙公约》确立了武装冲突期间保护文化财产的国际框架。对宗教建筑的攻击,在满足适用的法律构成要件时,也可能构成战争罪。一处地点具有象征意义,并不意味着对它的每一次攻击都会在法律上构成一种独立的“圣战”类别;法律分析取决于攻击目标、具体情势、意图及适用规则。
出于宗教动机的迫害也可能涉及危害人类罪或种族灭绝,但冲突具有宗教性质,并不自动意味着其中任何一种罪名成立。种族灭绝须涉及特定行为,并具有全部或部分毁灭某一受保护的民族、族裔、种族或宗教群体本身的意图。危害人类罪则须满足其特有的背景要件,包括针对平民人口实施广泛或有系统的攻击。动机与法律意义上的意图不可混为一谈。
无论是否处于武装冲突期间,人权法也对与宗教有关的胁迫、歧视和限制作出规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八条保障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第二十条要求以法律禁止任何鼓吹宗教仇恨、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暴力的主张。这些条款将对宗教信仰及其实践的保护,与侵犯他人权利的行为区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