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哈德是伊斯兰教中的一个概念,指尽力或奋斗,尤其指为事奉真主而付出的努力。其含义包括抵制不义、培养道德品格、支持宗教生活,以及受宗教和法律条件约束的武装斗争。这个阿拉伯语词并不只是指“战争”,尽管战争在其经文阐释、古典教法学和政治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英语中惯常使用的译法“圣战”仅涵盖了其中一部分含义,还带入了与这个阿拉伯语词并不完全相符的联想。
这一概念的权威性主要源自古兰经和有关穆罕默德的传述,但其具体运用是在教法论辩、灵修教导、国家实践和政治动员中逐步发展的。对于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开展军事吉哈德、哪些权威有资格宣布开展吉哈德,以及武装行动与非军事奋斗之间的关系,穆斯林学者一直存在分歧。因此,吉哈德既是伊斯兰宗教思想中的一个范畴,也是一套随历史变化、用以阐述义务与正当性的话语。
理解吉哈德,需要区分几类不同的依据:经文中的表述、教法学家的规范性主张、有关虔敬修持的教导,以及特定运动或政府的行为。其中任何一类都不能不加辨别地代表其他所有类别。当代争议往往源于将某一种含义视为全部含义,无论是将吉哈德简化为暴力,还是将其丰富的军事与法律历史排除在外。
语源、含义与宗教地位
阿拉伯语名词 jihād 源自词根 j-h-d,与付出努力或忍受艰难有关。相关动词 jāhada 意为奋斗或斗争,mujāhid 则指从事这种奋斗的人;mujāhidūn 和 mujāhidīn 是其不同的语法形式,在英语中通常写作“mujahideen”。jihād fī sabīl Allāh 意为“为主道而奋斗”,这一表达将这种活动置于宗教框架之中。无论是这个词根还是名词本身,都没有限定这种活动必须涉及武器。
然而,语境比单纯的词源更为重要。在宗教修持著作中,吉哈德可能指抵制傲慢或欲望。在古典教法的章节中,它通常涉及战争以及与非穆斯林政治共同体的关系。在历史上的宣言中,它可能用于表明某场军事行动获得了宗教上的认可。这些用法属于同一概念的历史脉络,却不能相互替代。仅依据词典中“努力”的释义来解释吉哈德,会掩盖其军事术语含义;同样,仅依据军事著述来解释,也会忽略其伦理和精神传统。
在逊尼派的标准表述中,吉哈德通常不被列入伊斯兰教五功。未被列入五功并不意味着它不重要:宗教义务并不限于五功,教法学家也对吉哈德给予了大量关注。一些伊斯兰教传统对宗教义务有不同的分类方式。例如,在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的教义中,吉哈德被列为宗教实践的分支之一。因此,对它的分类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所采用的教义框架。
另一个需要区分的是吉哈德与独立教法推理,后者指学者为推导教法裁断而付出的努力。这两个词具有相同的阿拉伯语词根,却指代不同的概念。独立教法推理并不只是军事吉哈德在智识层面的对应形式;它在教法学内部有着自身的术语发展史。同样,意为战斗的 qitāl 比吉哈德具有更明确的军事含义,尽管这两个词在经典和教法语境中的用法有所重叠。
因此,惯用译法“圣战”并不完全准确。在讨论获得宗教认可的军事行动时,这一译法或许有用,但它并非直译,也无法涵盖吉哈德的所有用法。英语学术研究常常保留这个阿拉伯语词,正是为了保留这些区别。对“吉哈德主义者”(jihadist)这一称谓也应同样谨慎:它是一种现代政治分类,通常用于指认特定的武装激进意识形态,而非泛指所有参与被称为吉哈德之活动的人。
《古兰经》依据与先知传统
《古兰经》在多种语境中使用源自 j-h-d 这一词根的词语。《古兰经》25:52 指示穆罕默德“凭借它”与不信者进行“伟大的奋斗”,其中“它”通常被理解为指《古兰经》。这段经文支持一种非军事性的理解,即通过宣讲和论辩来奋斗。《古兰经》29:8 和 31:15 也使用同一词根,描述父母力图迫使子女以其他存在配主。这些经文表明,这一词根的通常含义比宗教所认可的军事行动更为宽泛。
另一些经文则将奋斗与宗教共同体在斗争中投入财富和个人努力联系起来。《古兰经》9:41 号召信众以财产和生命奋斗,而 4:95 则区分了留守者与奋斗者,但对身体有残疾者予以豁免。理解许多经文时,其军事背景不可忽略。《古兰经》并未通过一个系统性的专章来阐述吉哈德的所有形式及其适用条件;后世学者汇集相关经文,才形成了更为全面的学说。
明确论及战斗的经文包括《古兰经》22:39–40,准许遭受不义者作战;以及 2:190,命令信众与向他们开战者战斗,同时禁止越界。《古兰经》9:5 和 9:29 在古典时期有关战争、条约及与非穆斯林关系的论述中尤为重要。对这些经文的解释,取决于其历史情境、经文所针对群体的身份,以及它们与其他经文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例如,《古兰经》9:4 明确要求继续履行对遵守协定的缔约方所负的义务。
一个重要的诠释问题涉及废止(naskh),即后降示的启示可以取代先前裁定的学说。一些前现代诠释者认为,较晚降示的战斗经文具有广泛的优先效力。另一些人则限制其适用范围,或为遵守条约和结合语境的解释保留更大空间。现代有关战争是否只有在防御情况下才获准的分歧,部分取决于这些由来已久的问题,不过现代论述也反映了最早期经注家所不了解的国际制度和政治环境。
圣训文献还提供了有关动机、行为和宗教功德的教导。逊尼派主要圣训集中收录的传述,将为主道作战与为名声、战利品或群体威望而战加以区分。另一则广为人知的传述,在其所回答问题的特定语境中,将朝觐称为女性最好的吉哈德。有关如何对待非战斗人员及信守协定的传述,成为重要的教法依据。对于这些传述,必须依据其传承情况和诠释加以辨别:一句广为流传的格言,并不一定与主要权威圣训集所收录的传述具有同等权威。
精神奋斗与道德修养
非军事意义上的吉哈德,指努力使自身行为符合宗教义务的要求。它所针对的可能是傲慢、愤怒、不诚实、贪婪或疏于礼拜等问题。这种斗争通常不被理解为否定肉体存在本身,而是通过自律,使欲望和行为各得其序。在这一语境下,吉哈德属于伊斯兰教的伦理学与精神教育范畴:宗教知识必须转化为习惯,而习惯的养成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仅有认同并不足够。
“与自我作斗争的吉哈德”这一说法使用了 nafs 一词,其含义包括自我、个人,以及作为不受约束的欲望之源的自我。在苏菲主义中,相关术语 mujāhada 指作为品性净化一部分的自律奋斗。与此相关的修行包括自省、记念真主、定期礼拜、谨言以及服务他人。不同导师对适宜采用的修行方式有不同看法,因此,精神奋斗不能被归结为一套统一的苦修方法。
艾布·哈米德·安萨里(1058—1111年)将品性的改造视为宗教生活的核心任务,尤其在《宗教诸学的复兴》中对此作了阐述。他论述了反复的行为如何塑造性情,以及如何通过相反的实践来纠正有害倾向。这为道德奋斗提供了一种具体机制:个人先辨明自身长期存在的缺点,再约束那些强化这一缺点的行为,并培养更为稳固的德性。这类教导将针对自我的吉哈德,与伊斯兰教关于意图、责任以及在崇拜中力求至善,即伊赫桑的更广泛论述联系起来。
一句著名的话描述了从“小吉哈德”返回“大吉哈德”的转变,后者被理解为与自我的斗争。这句话在精神修行文献中影响深远,但按照圣训考证的标准,尚不能确证它出自穆罕默德。它在历史上的影响与它作为证据的可靠程度,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伊斯兰教中道德奋斗的广泛依据并不完全依赖这则传述,因为其他经典与修行文献同样支持自律的重要性。
精神层面与军事层面的含义,并非始终被视为相互排斥。前现代作者可以既赞扬内在的自律,也赞扬参与获得授权的军事行动。一些苏菲团体也曾参与边疆防御或抵抗运动。反过来,道德话语也可以用来批评出于野心或物质利益而发动的战争。关键的区分往往不在于“精神与政治”,而在于面向真主的正当努力,与因不当目的而败坏的行动。因此,现代叙述若将这两种含义描绘为截然分离,便简化了两者在历史上更为错综交织的关系。
古典教法学与战争授权
在伊斯兰教法学中,军事吉哈德逐渐形成了一套完备的规则,涉及公共权力、义务、敌人、条约、财产以及交战行为。这些规则属于教法学家对沙里亚的阐释,而非一部在整个伊斯兰历史上得到统一施行的法典。各教法学派在重要细节上存在分歧,而统治者往往基于安全、财政收入和外交方面的考量采取行动,并不完全遵循教法学家的规范。
其中一项核心区分,是集体义务(farḍ kifāya)与个人义务(farḍ ʿayn)之别。对于前者,只要共同体中的部分成员充分履行了义务,其他成员便可免于履行。古典教法学家通常将有组织的军事吉哈德归入这一类。然而,当某一地区遭到攻击时,防卫可能成为直接受影响者的个人义务;若当地力量不足,这一义务还会扩展至更大范围。具体规定虽有差异,但这一区分在后世有关动员的论辩中始终至关重要。
发动军事行动的授权通常属于伊玛目或其他受到承认的统治者。这里的“伊玛目”可能指政治领袖,而不只是带领礼拜的人。统治者应当评估集体利益、组织军队、缔结协议,并处理战争带来的后续事务。这种联系使军事吉哈德既是个人宗教行为问题,也是政治合法性问题。紧急防卫的需要虽会使这一原则有所变通,但古典学说一般并不认为每个人都拥有不受限制的开战权。
许多前现代教法学家所允许的战争,并不限于针对领土遭受直接攻击的防卫。他们发展出允许以扩张穆斯林政治权力为目的而发动军事行动的学说,不过,各学派和著述者对开战依据的解释有所不同。一些人强调敌对势力以及保护穆斯林共同体的需要;另一些人则在法律论证中赋予不信仰伊斯兰这一因素更广泛的作用。由于存在这些差异,不能简单地将相关学说划分为一套完全“防御性”的学说和一套完全“进攻性”的学说。
探讨对外关系的伊斯兰国际关系法文献,详细阐述了有关战争、安全通行保障和协议的规则。卒于805年的穆罕默德·谢巴尼在这一传统中尤为重要。教法学家还使用“伊斯兰之域”(dār al-Islām)和“战争之域”(dār al-ḥarb)等类别,指称处于不同政治与法律条件下的地域,同时也使用承认条约或盟约关系的其他类别。这些都是教法学家构建的概念,而非《古兰经》中规定的一套完整地域体系。各类别的界限及其实际含义并不固定,而外交关系中的安排也往往比将世界永久划分为两个敌对领域更为复杂。
限制、条约与人员待遇
古典吉哈德论述既认可战争,也对战争行为施加限制。禁止杀害妇女和儿童的圣训,是区分可攻击者与应予保护者的尤为重要的依据。法学家还讨论了老年人、修士、农耕者、仆役及其他通常不参与战斗的人。他们的分类不尽相同,而个人是否参与敌对行动,也可能影响其所受的保护。这些分类与现代法律中平民和战斗员的区分并不完全对应。
禁止背信弃义和肢解,以及遵守安全通行承诺的要求,都是其中的核心议题。所谓“阿曼”(amān),即安全保障承诺,可以为进入穆斯林控制地区的人提供保护。法学家探讨了哪些人有权作出此类承诺,以及此类承诺在何种情况下对整个共同体具有约束力。条约同样产生必须履行的义务,不能仅因缔约另一方不是穆斯林便置之不理。穆罕默德与麦加人于628年缔结的《侯代比亚和约》,成为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的重要先例。
对俘虏和财产的处置,既体现了限制,也显示出前现代制度与当代法律之间的差距。古典法学家讨论了释放、赎回、奴役俘虏,以及在特定条件下处决俘虏等做法,但对哪些处置方式可以采用,以及统治者拥有多大裁量权,存在分歧。他们也对战利品及缴获财产的分配作出了规定。这些学说形成于奴隶制和掳人为俘已成为既有制度的社会。描述这些学说内部的限制,并不意味着它们等同于当今的人道标准。
受保护的非穆斯林社群的地位,也与战争法相互关联。在通常称为齐米保护制度的安排下,某些非穆斯林可以保留自己的宗教和社群组织,同时接受穆斯林的政治权威并承担规定的义务,包括在适用情况下缴纳吉兹亚税。这类安排包含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不过,它们也说明了为何军事征服与立即强制改宗并不是同一过程:这一法律秩序容许非穆斯林社群在穆斯林统治下继续存在。
因此,与国际人道法的比较必须严谨。两种传统都涉及限制、保护、协议和人员地位,但它们源于不同的法律基础和历史制度。现代人道法适用于武装冲突,不取决于任何一方提出的宗教主张,也不取决于其作战理由是否正当。古典吉哈德学说则将战争正当性问题与规范战争行为的规则结合在一起。当代穆斯林的法律讨论,往往结合条约义务、公民身份、奴隶制的废除以及国际法的要求,重新审视这一传统。
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权威观
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分歧,首先涉及谁拥有领导穆斯林共同体的合法资格,以及这种领导权对公共行动有何影响。双方在经典依据和许多行为规范上有大量共同之处,但并不存在一套统辖所有穆斯林共同体的权威体系。即便在逊尼派和什叶派各自的传统内部,法学家对于谁有权批准军事行动,以及政治制度发生变化时应如何运用传承下来的教义,也存在分歧。
逊尼派法学理论通常将公共层面的吉哈德与统治者联系起来,同时也允许在无法事先获得授权等情况下抵御进攻。历史上,哈里发国的衰落或分裂并未使军事吉哈德消失。法学家与统治者逐渐形成了认可苏丹及地方当局权力的方式。因此,理想中的领导权与现实政治权力之间的张力,早在现代民族国家出现之前就已存在。
在十二伊玛目派法学中,伊玛目制与第十二任伊玛目的隐遁带来了一个独特的问题;一般认为,其大隐遁阶段始于941年。许多古典时期的十二伊玛目派法学家认为,进攻性吉哈德必须有无谬的伊玛目在场或得到其授权,因此在隐遁期间不能开展。抵御入侵则另当别论,仍可能是一项义务。在伊玛目缺席期间,具备资格的法学家究竟拥有多大范围的权威,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后世学者对此得出了不同结论。
其他什叶派传统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历史和领导权学说。例如,宰德派理论允许符合相应资格的哈桑或侯赛因后裔,通过公开宣示和行动来主张伊玛目之位。因此,若将十二伊玛目派特有的隐遁学说套用于所有什叶派的观点,就会造成误导。同样,也不能将什叶派政治思想在现代的发展原封不动地投射到更早的几个世纪。
侯赛因于680年在卡尔巴拉遇难,这一事件在什叶派的宗教记忆中,以及在其对牺牲和反抗不义的理解中,都居于核心地位。不过,其意义不能简化为一道长期有效、要求武装起义的教法命令。纪念、基于虔敬的认同、道德上的效法与政治动员,是回应这一事件的不同方式。不同学者和运动从中引申出了不同的意义。
这些差异说明,为什么“伊斯兰教宣布吉哈德”通常是一种不够准确的表述。任何宣告都有可以辨明的发布者、制度背景和目标受众。其权威可能得到某个共同体的认可,却遭到另一个共同体的拒绝。无论是国家发布的公告,还是武装组织发表的声明,都不会自动代表对所有穆斯林普遍具有约束力的伊斯兰教立场。
征服、边疆战争与前现代国家
七、八世纪穆斯林的早期征服,使穆斯林的统治扩展到原属拜占庭帝国和萨珊帝国的领土,以及更远的地区。宗教信念、政治整合、军事组织和物质利益,都是这些征服的历史背景。后世法学家在发展系统性学说时,部分依据了对这一不断扩张的政治秩序的思考。不能简单地用后来成熟的法学论述倒推历史,将其视为对早期每一次军事行动的动机或实施方式的完整描述。
征服也需要与改宗区分开来。在许多被征服地区,大量居民在数代乃至数百年间,仍然信奉基督教、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或其他宗教传统。宗教变迁通过多种途径发生,包括权贵扶持、人口迁徙、社会融合、传教活动,以及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变化。穆斯林统治的确立,并不意味着所有居民都立即成为穆斯林,也不意味着此后每一场领土冲突都以促使他人改宗为主要目的。
在阿拔斯王朝及其竞争政权统治时期,对拜占庭的边疆战争成为军事吉哈德的重要实践场域。军事行动、边疆驻军,以及赞颂服役功德的传统,使这一理念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了持久影响。学者、志愿参战者、士兵和统治者参与其中的动机可能彼此交织。边疆的宗教热忱将军事服役与苦修理想联系起来,统治者则借军事行动彰显自己作为穆斯林共同体保护者的角色。这些活动也与停战、交换战俘和外交往来并存。
十字军东征进一步改变了动员方式。1099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攻占耶路撒冷后,穆斯林各方最初因政权间的竞争而未能作出统一回应。十二世纪,努尔丁、萨拉丁等统治者日益借助吉哈德的话语,推动政治协调并确立宗教正当性。萨拉丁在哈丁战役中的胜利,以及他于1187年收复耶路撒冷,尤其成为后世历史记忆中的重要事件。宗教动员并未消除穆斯林统治者之间的竞争,与基督教势力订立协议的做法也仍在继续。
蒙古入侵带来了新的问题,因为一些蒙古统治者和士兵后来也自认是穆斯林。生活于1263至1328年的伊本·泰米叶,在这一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就对蒙古军队作战颁布了教法裁决。他的论证针对的是效忠关系、法律与政治权力的特定组合;后来的激进武装分子援引这些论证时,往往将其与原有情境割裂开来。
奥斯曼统治者同样使用吉哈德话语,同时也诉诸王朝、帝国和边疆传统,而这些传统常以“加扎”(ghazā)来表述。然而,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及穆斯林各政权的关系,也包括条约、结盟、贸易和长期和平。在上述各种情形中,吉哈德都是论证战争正当性的重要话语,但不足以解释穆斯林国家发动的每一场战争。
反殖民抵抗与现代重新诠释
欧洲帝国主义的扩张改变了援引吉哈德这一观念的政治环境。在既有国家衰弱或被取代的地方,抵抗运动领袖借助这一观念保卫领土、维系社群团结并组织反抗。在阿尔及利亚,阿卜杜勒·卡迪尔自1832年起领导抵抗法国征服的斗争,直至1847年投降。在高加索,伊玛目沙米尔领导了抵抗俄国扩张的斗争,直至1859年投降。在这两个案例中,宗教领导权都与军事组织、外交以及建立持久治理机构的努力相结合。
苏丹的马赫迪运动则呈现出另一种形态。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于1881年自称马赫迪,其追随者于1885年攻占喀土穆。这场运动提出宗教复兴与末世权威的主张,因此有别于仅以保卫现存国家为目标的抵抗运动。这些例子表明,19世纪的动员形式具有多样性:“吉哈德”可以将法律、精神、领土及救世方面的期望凝聚起来,却未形成单一的组织模式。
帝国列强也曾试图借助这一观念进行动员。1914年11月,奥斯曼帝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当局宣布对帝国的战时敌国发动吉哈德。这一宣告旨在争取奥斯曼疆域以外的支持,包括受敌对帝国统治的穆斯林的支持。其效果并不一致。穆斯林士兵和社群的行动受到不同的政治忠诚、地方利益与宗教判断的影响,表明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一纸宗教宣告就能凌驾于所有其他归属关系之上。
在殖民统治、新军事技术以及新兴领土国家的背景下,现代穆斯林改革者重新审视了传承下来的教法。穆罕默德·阿卜杜和拉希德·里达等作者参与了有关经文诠释、改革与政治权威的广泛辩论。现代诠释中的一股重要思潮强调抵御侵略与反抗迫害,主张结合历史背景以及《古兰经》关于克制的要求来理解涉及战斗的经文。另一些思想家则保留了更宽泛的斗争观念,主张反对那些被视为阻碍伊斯兰教的政治秩序。
20世纪,阿布·阿拉·毛杜迪和赛义德·库特卜在论述伊斯兰政治变革时,都赋予吉哈德以重要地位。两人的著作在背景和论证上有所不同,但都影响了后来的伊斯兰主义讨论。库特卜于1964年出版的《路标》,对于那些以“贾希利叶”(jāhiliyya,即对神圣指引的蒙昧无知)概念来解读现存社会秩序的运动而言,尤为重要。后来的读者得出了不同结论,因此,若要将某位作者的文本与此后各个组织直接联系起来,就必须作出审慎的限定。
现代国家的形成也改变了相关法律问题的根本背景。公民身份、常备军、成文法以及获得承认的领土主权,改变了负责战争与和平事务的制度安排。加入联合国并参与国际条约,使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进入了一个法律体系,而这一体系的范畴与古典法学家的范畴存在显著差异。
当代武装激进主义、公共争论与诠释
在当代分析中,圣战主义一词通常指将武装斗争置于某种政治纲领核心的激进意识形态,这种政治纲领以伊斯兰之名提出。它既不等同于涵盖各种宗教含义的吉哈德,也不等同于整个伊斯兰主义。被称为圣战主义组织的团体,在地域上的优先目标、与当地民众的关系、国家构建以及敌人的选择上,也存在分歧。将它们视为一个毫无区别的统一运动,会掩盖其中影响重大的意见分歧。
1979年苏联干预阿富汗后爆发的战争,成为跨国动员的重要场域。阿富汗抵抗组织各不相同,而外国志愿者网络也发展出了自身的组织机制和叙事。基地组织于20世纪80年代末从这一更广泛的环境中兴起,随后将袭击美国及其盟友置于战略核心。该组织于2001年9月11日发动的袭击,加剧了全球围绕吉哈德、恐怖主义和宗教权威的争论。这些事件并未使吉哈德一词变成袭击平民的同义词,尽管公共话语中的用法常常模糊了两者的区别。
武装激进派论述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塔克菲尔,即宣称某个自称穆斯林的人是不信者。对这一做法的扩大运用,可被用来将穆斯林官员、士兵乃至整个社群重新界定为正当攻击目标。穆斯林学者从教义和教法层面对这类做法提出了异议。相关争议还涉及宣战权、公民身份或入境协议的约束力、非战斗人员的保护,以及能否以必要性为由推翻明文禁令。
通常被称为“伊斯兰国”的组织于2014年宣称建立哈里发国,并借用吉哈德的话语,为领土征服和强制统治辩护。其主张遭到众多穆斯林学者和机构的否定。2014年,由120多位穆斯林学者和宗教人士联署的《致巴格达迪的公开信》,对该组织在宗教权威、对待宗教少数群体、杀害无辜者等问题上的立场提出了质疑。这类回应表明,争议涉及具体的教法和神学主张,而不只是对暴力行为的不同公开表述。
在武装激进政治之外,吉哈德仍被用来指道德革新、慈善服务、宗教教育和反抗不公,包括非暴力行动。其具体含义必须根据说话者的言辞及其所处情境来确定。个人将教育或救济工作称为吉哈德,与组织发布军事公报所表达的主张并不相同,尽管两者都援引了为真主之道奋斗的观念。
因此,在宗教学中,严谨的诠释会区分一个词的语义范围、行动者为自身行为提出的正当理由,以及分析者所作的分类。同样的方法也将规范性的教法与实际行为区分开来,将历史先例与当代权威区分开来。翻译选择也是这一问题的一部分:将所有语境中的吉哈德一律译为“圣战”,会把暴力含义带入非军事场景;而一律译为“自我提升”,则会抹去军事用法中的法律和政治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