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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 伦理与政治哲学 / political-legitimacy

政治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涉及政治统治的正当依据,以及人们据以认可权威正当性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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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合法性是指政治权力被视为正当,或其统治权得到正当论证的属性。这一术语主要有两种用法。在政治哲学中,它关乎政治制度、制度所作的决策及其使用强迫手段在道德上的正当依据。在社会学和政治学中,它通常关乎人们认为某一制度或政治秩序值得接受的信念。这两种含义相互关联,但又有所区别:一个政府可能得到广泛接受,却不符合在道德上站得住脚的标准;而一个在道德上站得住脚的制度,也可能很少得到公众认可。

合法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政治制度所主张的不只是使人服从的能力。它们以民众的名义制定具有约束力的规则、征税、裁决争端,并授权使用武力。要解释这些活动为何不同于强势一方的支配,就必须说明何为正当权威。要解释政治秩序何以延续,就必须关注维系公众认同的信念、实践、程序和政绩。

主要理论路径将合法性的基础归于世代相传的传统、宗教授权、同意、民主参与、合法程序、权利保障或公共产品的供给。分歧不仅在于这些依据中哪一种最有说服力,还在于合法性究竟意味着什么:获准治理、发布具有约束力的指令的权利、服从的义务,还是一种范围更有限的免受干预的主张。这些问题既存在于国家内部,也越来越多地涉及国际组织及其他跨国行使权力的机构。

正当性、权威、合法性与正义

政治正当性与政治权威密切相关,但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权威可以指某一机构在既定体制内获得承认的地位,例如法院对某项争议拥有管辖权。规范意义上的权威则提出了更强的主张:该机构拥有改变人们应当如何行动的正当权力。因此,正当的权威或许能为人们服从其决定提供理由,而这些理由并不以人们赞同每一项具体决定为前提。不过,正当性是否总能产生这样的理由,仍有争议。

正当性也不同于合法性。官方行为符合适用的法律,便是合法的,但法律体系本身可能缺乏道德上的正当依据。反过来,开创新政治秩序的行为可能违反旧秩序的规则,却建立起后来被认为具有正当性的制度。法律实证主义将法律的存在与效力同其道德价值区分开来;但这一区分并不意味着每一项有效的法律都值得服从。之所以会产生正当性问题,恰恰是因为,查明一项指令在法律上的来源,并不能判定其权力行使是否正当。

分配正义关乎人们理应获得什么,包括公平的制度、权利、机会,以及利益与负担的分配。正当性通常被视为一种不同的标准,有时其要求也较低。一个政治秩序即使存在严重缺陷,仍可能保有作出集体决策的某种资格,尤其是在持合理立场的人们对正义存在分歧时。另一些理论则反对将二者分开,认为侵犯基本权利的制度,不能仅仅因为其程序得到认可,就拥有正当权威。这一区分使我们能够提出一个明确的问题:一个制度的不正义达到何种程度,才会使其统治资格不再成立?

正当性所针对的对象也需要明确。国家领土管辖权的正当性,不同于宪政体制、现任政府或某项具体政策的正当性。选民可能反对执政党,却认可选举制度;也可能认可宪法,却反对法院对宪法的解释。将所有这些态度都视为同一种判断,会使我们无法看清政治秩序如何经受住意见分歧和领导层更替的考验。

最后,正当性既不等同于有效性,也不只是良好的公众声誉。政府可能凭借恐惧有效地征收税款、维持秩序,而得到认可的政府也可能缺乏行政能力。同样,公民可能赞赏某个机构的办事能力,却不承认它拥有任何统治权。因此,分析时必须区分权力的拥有、权力的成功行使、权力获得的认可,以及权力的正当依据。不同理论以不同方式将这些要素联系起来,而不是将其视为同一回事。

正当统治的历史渊源

如今归入合法性范畴的问题,早在这一现代术语出现之前就已存在。在古希腊,柏拉图将正当统治建立在对善的认识之上,认为政治才能和道德理解比民众的认可更为重要。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以共同利益为目标的正宗政体与以统治者利益为目标的变态政体。他对王制与僭主制的区分,关注的是统治的目的和性质,而不只是统治者是否成功取得了权位。

其他传统则以不同方式阐述了权威所附带的条件。在中国政治思想中,天命将王朝统治与道德及宇宙秩序联系起来,而非将其视为无条件的世袭权利。孟子认为,仁政与民生福祉是正当统治的核心。他在论及推翻暴君时,将诛杀普通作恶者与弑杀真正的君主区分开来。这些论证为评判既有权力提供了思想资源,但并不等同于现代的选举授权学说。

宗教传统往往将政治职位与超越人为制定的秩序联系起来,同时也为批评统治者提供标准。在中世纪基督教思想中,托马斯·阿奎那通过法律与理性及共同善的关系来分析法律。他在论述不义之法时,将其道德上的缺陷与不服从是否会引发混乱或导致他人失足这一实践问题区分开来。在伊斯兰政治思想中,十一世纪的马瓦尔迪在论述伊玛目制度时,在受沙里亚塑造的框架内阐明了政治领袖的资格与职责。这些传统内部在继承、服从义务以及统治者的权力界限等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

近代早期的欧洲理论日益关注:如何在被视为天生自由或平等的人们之间建构政治权威。让·博丹在《国家六论》(1576年)中,将主权阐述为最高且永久的权力,这一论述产生了深远影响。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1651年)中主张,要摆脱不安全状态和内战冲突,就必须建立共同权威。约翰·洛克则强调政府的受托性质及其保护权利的义务,而让-雅克·卢梭将集体自我立法置于合法政治共同体的核心。

这些变化并未带来从神圣统治到世俗统治,或从传统统治到民主统治的简单转变。世袭、宗教、宪制程序、民众授权以及民族独立的诉求,屡屡并存。政治行动者也会重新诠释传承下来的原则:诉诸古老习俗,既可能是为了维护既有统治者,也可能是为了给抵制变革提供正当理由。因此,历史分析会区分用于论证统治合法性的话语,以及这些话语实际支持的制度安排与社会关系。

合法统治的社会学解释

马克斯·韦伯提出了社会学中最具影响力的合法统治分类。在其身后于1922年出版的《经济与社会》所收录的著述中,他区分了三种理想类型:传统型权威、魅力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理想类型是一种分析性建构,并不意味着现实中的政体都能被清楚地划入彼此排斥的类别。韦伯的核心关切在于,一种秩序如何以人们对其有效性的信念为导向,而不在于这种秩序是否符合某种独立确立的道德标准。

传统型权威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之上:世代相传的惯例具有神圣性,而依照这些惯例行使职权的人有权如此行事。其组织形式往往涉及个人效忠、习惯性特权,以及依附于家户或家产制行政的关系。魅力型权威则建立在对某个人的献身式追随之上,追随者认为此人具有非凡品质或独特使命。这种权威尤其不稳定,因为对它的认可取决于领袖所表现出的成功及其超凡地位。继承问题促成了韦伯所谓的“魅力的常规化”:对个人的献身式追随转化为职位、世袭安排或既定规则。

法理型权威建立在对正式制定的规则之合法性的信念,以及对获任官员有权在其管辖范围内发布命令的信念之上。其典型行政形式是官僚制,具有专业化的职务、成文的程序以及按职权划分的等级体系。在理想情况下,人们服从的是非人格化的秩序,而不是官员个人。不过,现实中的宪政政府往往将这一基础与历史象征和个人领导相结合;法理型权威并不会消除其他认同与归附的来源。

韦伯的研究路径使人们能够考察获得认可的统治,而不必赞同这种统治。然而,依据信念来解释合法性也存在困难。顺从可能源于恐惧、物质依赖、习惯性行为或缺乏其他选择,而不是源于对统治正当性的判断。在异议会受到惩罚的环境中,公开宣示效忠未必可信。此外,人们可能接受总体政治秩序,却不承认某些具体官员的权威。因此,社会学解释必须明确相关信念及其指向的对象,而不能直接从服从推断合法性。

戴维·比瑟姆在《权力的合法化》(1991年)中提出了一种区分更为细致的解释。权力的合法性取决于以下条件:权力符合既定规则;这些规则能够凭借支配群体与从属群体共同持有的信念得到正当化;并且存在通过相关行动表达同意的证据。这一框架将规则、正当化依据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考察。它也阐明了合法性可能以何种不同方式失效:以违宪手段夺取职位、官方原则的可信度崩塌,以及拒绝参与赋予统治合法性的实践,是不同的问题,即使它们同时发生也是如此。

同意与社会契约

同意理论的出发点是:人并非天然就应服从他人的政治命令。如果正当权威会改变人们在道德上的处境,那么,授权行为似乎就能够解释这种改变如何发生。社会契约传统以多种形式发展了这一思想,但其中的主要思想家对以下问题存在分歧:授权的内容是什么,什么条件使协议有效,以及协议究竟是历史上实际达成的、默示的,还是假设性的。

在霍布斯看来,个人彼此立约,授权一位能够维持和平的主权者。主权者并非只是受同一契约安排约束的另一缔约方,由此产生的权威范围广泛,不过,个人仍保有抵抗直接危及自身生存的威胁的权利。在洛克看来,政治社会产生于同意,而政府行使的是为特定且有限的目的而受托掌握的权力。一个系统性违背这种信托的政府,可能因此丧失其权威。相比之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1762年)将人民整体确立为主权者:正当的法律表达的是公意,而非统治者或派系的私意。

核心困难在于,大多数人从未明确同意本国的国家权威。洛克提出默示同意的解释,将其与在一国领土内享有财产或利益联系起来,试图弥合这一缺口。大卫·休谟在1748年首次发表的《论原始契约》中,质疑了居住足以构成自愿同意的主张。如果离开的代价高昂,或在现实中根本无法离开,那么留在一个国家未必体现了真正的选择。同样,接受无法避免的公共福利,显然也不等于授权所有提供这些福利的制度。

假设性同意改变了论证的方式。它不问人们是否实际表示过同意,而是问:在足够公平或理性的条件下,他们是否会同意。在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1971年)中,原初状态通过使各方无法知晓自身特定社会优势的信息,来模拟对原则的公平选择。它并非被描述为历史上实际订立过的契约。这类理论设计能够解释原则为何可以接受或为何公平,但批评者质疑,一项从未达成的协议本身能否产生义务。其正当化力量或许取决于条件的公平性,而非同意这一行为。

同意也有其限度。通过胁迫或欺骗取得的协议,未必能赋予统治以正当权威;授权也不必然意味着可以侵犯第三方的权利。因此,现代以同意为基础的理论区分了两件事:个人有权为自己承担义务,以及国家获准行使其所声称拥有的每一项权力。这一传统最持久的贡献,并不是对某项原初协议提出了一种普遍接受的解释,而是提出了这样一项要求:对于那些不依赖政府便具有道德地位的人,必须说明为何要求他们服从政治统治是正当的。

民主、参与和公共论证

民主理论认为,正当性的根基在于受集体决策约束者的政治地位。在民主制度下,公民不仅应被视为有益政策的接受者,还应被视为参与者,享有平等影响公共权力的权利。选举是这一原则的一种制度体现,言论与结社自由、公开争论、代议机构中的审议以及质疑官方决定的机会,也都体现了这一原则。仅仅举行过选举,并不能说明这些条件已经得到满足。

程序性理论强调在存在分歧的情况下公平地作出决策。当公民有合理理由不赞同彼此的政策判断时,政治平等或许能够为采用赋予每个人平等发言权的程序提供正当依据,而不是将最终决定权交给据称最有智慧的群体。由于全体一致往往无法实现,多数决具有重要作用,但多数人的偏好并不能自动成为剥夺选举权或摧毁未来政治竞争的正当理由。如果一种程序允许暂时的多数废除平等的公民地位,它就会危及为其决策提供正当依据的那些条件。

审议民主理论进一步主张,投票应当源于公共说理的过程,而不是操纵或单纯依靠谈判实力的讨价还价。尤尔根·哈贝马斯尤其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1992年)中,将法律的正当性与交往过程联系起来;通过这些过程,公民能够将自己理解为既是法律的制定者,也是法律的适用对象。公共讨论并不要求所有人对每项政策都达成一致。其意义在于,所提出的理由能够为公众理解和检验,批评具有可能性,而且非正式的公共辩论与正式决策之间存在制度性联系。

罗尔斯通过公共理性提出了一种相关但有所不同的理论。在《政治自由主义》(1993年)中,他的自由主义正当性原则将政治权力的适当行使,与被视为自由而平等的公民能够合理认可的宪法根本要素联系起来。其目的不是要求公民放弃宗教或哲学信念,而是解释:在各种整全性学说之间存在持久分歧的情况下,如何为基本政治安排提供正当依据。哪些理由算得上公共理由,以及这一要求是否排除了某些重要的政治经验形式,仍然存在争议。

民主正当性也取决于两次选举之间的代表机制。立法机关可能在形式上获得了授权,却因资源不平等、竞争受限或系统性排斥而无法充分回应民众诉求。反过来,宪法法院等非民选机构也可能因其在维护权利和民主程序方面的作用,而获得衍生的正当依据。难点在于:不受外界干预的决策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平等自治,又在何时会取代平等自治。因此,民主理论评估的是包括选举规则、公共辩论、问责机制和异议保护在内的整个制度体系,而不是将投票视为一个本身就足以确立正当性的来源。

权利、正义与制度绩效

实质性理论评判政治权力的依据,部分在于制度做了什么,以及遵守了哪些限制。保护人权被广泛视为合法性的最低条件之一。如果制度系统性地侵害其声称治理的人民,那么仅凭传统或选举获得授权,可能不足以赋予其合法性。以权利为基础的进路,对于应当设定何种门槛存在分歧:有些强调安全与基本自由,有些则将实现有实质意义的政治成员身份所必需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也纳入其中。

工具性解释认为,权威之所以具有正当性,在于它有能力帮助人们实现那些本就有理由追求的目标,或履行那些本就有理由承担的义务。约瑟夫·拉兹在《自由的道德》(1986年)等著作中提出的权威服务观,是这一进路中颇具影响力的版本。按照其中的“通常证成命题”,如果臣民遵循某一权威的指令,比自行作出决定更有可能依照适用于他们的理由行事,那么该权威通常就具有正当性。技术性协调可以说明这一逻辑:即使有多种不同的约定都能奏效,一套共同的交通规则仍能使人们安全地协作。

这一进路并非简单地将合法性等同于专业知识。一个机构可能知道如何实现某项目标,却未必有权选择该目标,或对所有受其影响的人行使强制权。专业能力也有其特定领域:具备货币管理能力,并不意味着有权支配教育或刑事惩罚。因此,工具性证成必须处理权限范围、个人自主决策的重要性,以及机构是否确实提供了相关服务等问题。由此得出的结论,可能支持的是有限权威,而非全面权威。

政治分析往往区分“输入”合法性与“输出”合法性,这两个术语尤其与弗里茨·沙尔普夫关于欧洲治理的研究相联系。输入合法性关注通过公民参与并依据公民偏好来实施治理;输出合法性则关注能否有效解决集体问题。二者是分析维度,而非可以相互兑换的政治筹码。生活水平的提高可能增强人们对政府的认可,但并不存在一条普遍规则,能够确定多大程度的经济成功可以弥补参与受到限制的缺失。后续研究提出的“过程”合法性,则着眼于治理过程的质量,包括透明度、问责性与开放性。

宪制安排兼具程序性与实质性要素。宪法规定公职与决策规则,同时往往保护各项自由,使其不受普通政治多数的侵害。法治要求权力通过公开且足够稳定的法律安排来运作,而不是依靠任意命令;不过,对于这一概念应涵盖多少实质正义,不同解释仍有分歧。因此,制度所具有的合法性可能有程度之别,也可能仅限于特定领域。一个尊重权利的行政机构,即使身处权力分配仍有争议的整体宪制之中,也可能在执行某项范围有限的任务时具有正当性。

政治义务、异议与反抗

正当性问题常常与政治义务联系在一起:人们是否负有仅仅因为法律是法律就应当服从它的一般道德义务。然而,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一个国家可能有正当理由维持法院运作并执行某些规则,却并不因此就有权要求人们在所有政策领域普遍服从。反过来,一个人可能有义务遵守某项具体的法律要求,因为它能够保护他人,即使制定该要求的机构并不具有正当性。

有几种论证试图确立更广泛的义务。公平合作理论认为,合作体系的参与者不应一边享受他人自我约束所带来的好处,一边拒绝承担自己应当公平分担的负担。批评者回应说,如果人们没有切实的拒绝机会,被强加于他们的好处就未必能产生同意或相互义务。自然义务理论则将支持正义制度的依据,置于不依赖自愿成员身份的道德要求之中。这类理论面临的挑战是:为什么支持正义的一般义务要求人们服从这个特定国家,而不是去帮助其他地方的正义制度安排?

社群关系理论诉诸政治共同体成员身份所产生的特殊责任;这些责任在某些方面类似于其他持久社会关系中的责任。这类理论必须解释,在权力不平等且成员身份并非自愿的情况下,政治共同体成员身份如何具有道德意义。哲学无政府主义质疑国家是否拥有一般性的命令权,或者人们是否负有一般性的服从义务。这一立场并不必然主张废除一切公共制度或违反所有法律。它可以认为,每一项要求都必须依据独立的道德理由来评判,而不能不加限制地预设人们应当服从。

公民不服从揭示了反对特定法律与反对政治秩序本身之间的区别。罗尔斯将其界定为:在一个近乎正义的社会中,公开、非暴力、出于良知地实施政治性违法行为,以此诉诸多数人的正义感。其他理论则允许将这一概念用于更广泛的情境,并质疑公开性、非暴力或接受惩罚是否始终是必要条件。核心问题在于,出于原则的违法行为如何既能挑战不正义,又能向政治共同体中的其他成员表达诉求。

当制度本身极不正义时,反抗便引出了更为严峻的问题。洛克的反抗权针对的是政府对其受托责任的背弃,而其他思想传统则根据反抗的后果及引发内乱的危险,设定严格条件。丧失正当性本身并不意味着任何形式的反抗都是可允许的,或都可能改善处境。为不服从、强制性反抗和以革命方式更替政治秩序提供正当理由,分别涉及手段、责任、相称性以及后果承担者的权利等不同问题。

合法性的衡量及其衰退的解释

实证研究通过问卷调查、访谈、制度行为、公共话语和历史证据来研究合法性。每种方法都只能把握这一现象的某个侧面。询问受访者是否信任政府,衡量的可能是他们对现任执政者的信心,而非对宪政秩序的认同。对民主的满意度可能反映近期的经济表现、对民主原则的认同,或对民主当前运作状况的评价。将这些回答等同视之,可能会掩盖重要差异。

戴维·伊斯顿在《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1965年)中区分了特定支持与弥散性支持。特定支持与人们对当局及其施政结果的评价密切相关;弥散性支持则是对政体或共同体等政治对象更为持久的认同。这一区分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公民可能反对现任政府,却并不否定整个制度。它也说明,反复的失望一旦侵蚀了人们对制度认同的深层积累,就可能造成更为深远的影响。

研究者必须避免仅凭服从行为来推断合法性。人们可能因为确信会受到惩罚而纳税,出于策略考量而参与选举,或迫于社会压力而出席官方仪式。反过来,抗议也可能表达对宪政原则的坚守,而非对这些原则的否定。因此,有价值的研究应当区分对正当性的认知、主观感受到的义务、对政策的赞同、对制裁的恐惧,以及对制度履职能力的预期。对调查回答的解读也需要结合具体情境,尤其是在受访者可能感到无法自由批评当局的环境中。

合法性既可以通过日常实践,也可以通过引人注目的公共事件得到再生产。官员的公正对待、易于理解的决定、表达意见的机会,以及前后一致的程序,都可能影响人们对权威的评价。程序正义研究,尤其是汤姆·泰勒的《人们为什么遵守法律》(1990年),考察了感知到的公平、合法性与服从之间的关系。这类研究提出的机制并非仅仅在于人们获得了有利结果:即使对在某个案件中败诉的人而言,受到尊重的对待和中立的程序也能传达出他们在政治共同体中的成员地位得到承认。

合法性的衰退可能源于违宪行为、排斥、腐败、行政失灵,或官方原则与实际行为之间的矛盾。这些原因可能相互作用,但“合法性危机”比暂时不受欢迎有着更为特定的含义。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1973年)考察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维系政治正当性所面临的困难。将这一概念用于实证研究时,必须明确究竟是什么失去了认同、哪些群体不再认同,以及这一变化发生于何种时间跨度之内。当各项制度仍保有相当程度的支持,或不满针对的是执政者而非政体的基本组织原则时,关于全面危机的论断尤其难以确定。

国际权威与政治共同体的边界

国内政治理论通常以明确的人口、领土和制度层级为前提。国际治理与跨国治理则动摇了这些假设。联合国、欧洲联盟、国际法院及专门监管机构,各自以不同方式结合运用获授的权力、法定职权和实际影响力。评估其合法性时,不能将它们与国家等同看待:它们的权力、所代表的群体、执行能力和创设宗旨都存在显著差异。

国际法通过条约赋予国家同意以重要地位,但政府间达成协议,并不能解决所有合法性问题。政府可能在缺乏充分国内问责的情况下授权某一机构,而该机构的决策可能对一些人产生重大影响,尽管这些人所属的国家在决策制定过程中几乎没有影响力。国际承认涉及的也是法律与外交地位,而非对一个政府在道德上的全面认可。承认、实效性、合法律性与合法性可能有所重叠,但并不因此成为同一种判断。

边界问题所追问的是:谁有资格参与授权一项政治决策?“所有利益受影响者”原则将利益受到重大影响的人纳入其中;“所有受支配者”原则则强调受某一机构强制性规则约束的人。这两项标准在适用时都面临困难。几乎任何重大的经济或环境政策都会产生跨境影响,而机构也会通过标准和激励措施影响行为,并不总是发布可强制执行的命令。界定哪些人属于相关参与群体,本身就是一项政治决定,不能仅凭一个预先选定的群体投票就获得正当性。

非殖民化的历史使民族自决成为国际上主张统治正当性的核心。联合国大会于1960年通过的第1514(XV)号决议《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否定了殖民统治,并确认各民族有权决定自身的政治地位。然而,民族自决并不能自动解决哪些群体构成一个民族、边界应划在哪里,以及集体自治与少数群体权利之间应如何协调等问题。殖民制度还引出了一个更广泛的历史问题:持久的控制和正式的法律承认,究竟能否取代被统治者的授权?

当前,全球正义领域的讨论正在评估:跨境机构是否需要更充分的参与、更有力的问责、更完善的权利保障,或更公平的决策权分配。气候治理体现了这一问题:有关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决策,会影响当代人口、其他司法管辖区的人,以及无法直接授权现有机构的后代。因此,提出的正当性论证结合了国家代表机制、公共审议、专业能力和实质性义务。尚未解决的问题在于:这些不同的依据如何才能确立足够明确的决策权,而不只是为国际合作提供一般性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