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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 伦理与政治哲学 / richard-price · 人物

理查德·普赖斯

理查德·普赖斯是威尔士道德哲学家、非国教派牧师及政治改革者,也对概率论和精算数学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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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普赖斯(1723年2月23日—1791年4月19日)是威尔士哲学家、新教非国教派牧师和数学家,其研究将伦理学、宗教自由、政治改革与风险的数学研究联系起来。他主张理性能够认识客观的道德真理,支持美国独立及法国大革命早期的变革,并协助发表了托马斯·贝叶斯关于逆概率的开创性论文。他关于保险、养老金和公债的著述,也使他成为精算数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

生平与思想背景

普赖斯出生于威尔士格拉摩根郡兰盖诺尔附近的廷顿,出身于一个非国教派家庭。他曾在伦敦的一所非国教派学院求学,随后担任牧师和私人家庭牧师。1757年,他与莎拉·布伦德尔结婚,并与纽因顿格林和哈克尼的非国教派会众建立了密切联系。

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新教非国教派不属于官方的英格兰教会,其参与公共机构事务的权利受到法律限制。这一背景促使普赖斯致力于维护良心自由、宗教宽容与公民平等。在他的思想世界中,神学辩论、科学探究以及改善社会的实际方案相互交织。

普赖斯与本杰明·富兰克林、约瑟夫·普里斯特利、托马斯·贝叶斯等人保持交往。1765年,他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士。他的声望远播大西洋彼岸,尤其是因为他为美洲殖民地居民所作的辩护。

1791年,普赖斯在伦敦逝世,安葬于与新教非国教派渊源深厚的邦希尔田园墓地。

道德哲学

理性与客观的道德区别

普赖斯最主要的哲学著作《道德主要问题评论》于1758年首次出版。这部著作属于英国伦理学的理性主义传统,通常被归入伦理直觉主义:这一立场认为,至少有些基本的道德真理可以通过理性理解直接把握,而不必从经验中推导,也不能还原为情感。

在普赖斯看来,对与错是行为本身的真实属性,而不只是赞同或反对的表达。知性能够认识道德区别,正如它能够认识数学中的某些必然关系一样。经验提供关于具体情境的知识,但仅凭经验并不能确定人应当做什么。

这一立场反对与弗朗西斯·哈奇森及大卫·休谟相关联的道德感学说和情感主义。普赖斯认为,情感不能构成道德判断的真理依据。赞同可能恰当,也可能有误;要解释两者的区别,就需要一种超越情感本身是否存在的标准。

因此,他的理论结合了理性主义与道德实在论。道德真理不依赖个人偏好、社会惯例或任意的命令。在他看来,即使是神的命令也并不创造对错之别:上帝凭借完美的理解与善,命令人们做正确的事。

义务、动机与德性

普赖斯区分了行为的正当性与行为者的道德价值。一个行为可能符合义务,却主要出于自身利益。基于对义务的认识而行动,则具有不同的道德意义。

这使他的伦理学与义务论有相通之处,但不应因此将其视为伊曼努尔·康德体系的早期版本。普赖斯并未从单一的普遍公式中推导道德,而是将正义、诚实、感恩和行善等多种义务都视为理性可以理解的对象。

他也没有排斥幸福或情感。仁爱以及对他人福祉的关切,在他的伦理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反对的是用快乐、利益或情绪反应来完全解释道德义务。理性本身能够影响行动,而情感既可能支持,也可能妨碍理性判断。

这一理论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区分真正的理性洞见与根深蒂固的意见。普赖斯诉诸不证自明的道德原则,因此,人们对这些原则的分歧就构成了一个重大的哲学难题。

宗教、自由与心灵

普赖斯认为自己的哲学研究与基督教相容,但反对强迫人们遵从统一的宗教信仰。他的神学通常被称为阿里乌派神学:他将基督与圣父上帝区分开来,而不接受正统的三位一体教义。因此,不能不加限定地将他的立场等同于正统的三位一体论,也不能将其等同于后来那种严格认为基督仅具人性的一位论。

在与约瑟夫·普里斯特利的辩论中,普赖斯捍卫心灵的非物质性,并主张自由意志论意义上的自由意志。两人的论辩于1778年以《关于唯物主义与哲学必然性学说的自由讨论》为题出版。

针对普里斯特利的唯物主义与必然论,普赖斯坚持认为,人作为行动主体,拥有真正的自我决定能力。他将这种自由与道德责任联系起来:如果行为只是由先前原因不可避免地产生的结果,就不足以成为赞扬或责备的依据。他的这一立场也支持了他关于人死后仍以个体形式继续存在的宗教观念。

政治思想与公共争论

美国独立与宪政改革

普赖斯因《关于公民自由的性质、政府的原则以及对美战争的正义与政策的考察》(1776年)而广为人知。他为美洲殖民地居民辩护,并批评英国试图通过战争维持统治的做法。

他的自由观强调自治。政治自由不只是免受直接干预,还要求一个共同体不受他人行使的不受约束的权力支配。政府的合法性取决于它与被统治人民的关系,而非仅仅取决于世袭权威。

普赖斯将这一论点与宗教自由、代议制度及政治代表制度的改革联系起来。他对美国独立的支持使他在新兴的美国获得认可,但他仍留在英国。

他的政治著述也表达了对奴隶制的反对。在《关于美国革命的重要性及使其造福世界之途径的考察》(1784年)中,他将美国革命视为推动更广泛制度改良的契机,其中包括保障宗教自由和废除奴隶制。

法国大革命与伯克的回应

1789年11月4日,普赖斯在伦敦旧犹太街礼拜堂向革命协会发表了《论爱国》的演说。该协会纪念的是1688年的光荣革命,但普赖斯借此机会表达了对早期法国大革命的欢迎。

他所捍卫的爱国观,以国家的自由与福祉为重,而非不加批判地依附统治者。他还肯定了人民选择统治者、因其失职而将其罢免以及建立政府体制的权利。

这篇布道是促使埃德蒙·伯克撰写《法国革命论》(1790年)的因素之一。伯克反对普赖斯对英国宪制安排的解读,并批评将抽象的政治权利应用于历史传承下来的制度。他们的分歧成为围绕革命、宪制延续性与政治合法性展开的辩论中的重要一幕。

普赖斯于1791年去世,早于法国君主制的覆灭及其后革命恐怖统治的出现。他所支持的是革命的早期阶段。

概率与精算数学

贝叶斯论文的发表

托马斯·贝叶斯去世后,普赖斯整理了他的论文《论机遇学说中一个问题的求解》,并将其提交给英国皇家学会。论文于1763年刊登在《哲学汇刊》上,同时附有普赖斯的介绍信和补充讨论。

这篇论文探讨的是逆概率问题:如何根据观测结果,对未知概率作出判断。它成为如今所谓贝叶斯推断的奠基之作。

普赖斯的作用并不仅限于转交论文。他的编辑和阐释工作帮助这项成果得以发表,并强调了它对于根据观测事件进行推理的意义。不过,不能将这一数学成果完全归功于普赖斯,也不应把这篇18世纪的论文等同于现代贝叶斯方法的全部内容。

保险、养老金与公共财政

普赖斯的《关于后付给付的考察》(1771年)在后续版本中不断扩充,将概率与死亡率数据应用于涉及寿命不确定性的财务安排,包括人寿保险、年金,以及对寡妇和老年人的经济保障。

此类计算需要区分未来支付的金额与其当前的财务价值,还需要估计一个人存活至支付日期的概率。普赖斯帮助将这些要素系统地应用于实践,并为公平人寿保险社提供咨询。

他的研究推动了精算学的发展,但其结果依赖于当时可用的人口与死亡记录的质量。与其研究相关的北安普顿生命表高估了死亡率,进而影响了保险与年金的计算。这说明了精算建模中一个长期存在的局限:如果基础数据或人口学假设不足,即使数学计算内部自洽,也仍可能得出误导性的结果。

普赖斯还主张通过偿债基金利用复利来减少国债。这类安排的成效取决于财政状况:如果政府同时举债来为基金缴款,那么仅仅积累基金本身,并不能保证债务真正减少。

思想史意义

普赖斯在18世纪的哲学、宗教、政治和数学领域中占据着独特地位。他的道德理论保留了一套系统的理性主义方案,与情感主义相抗衡;他的政治著述则将良心自由与宪政自治联系起来。

他的数学研究有着不同、却同样注重实践的取向:通过分析不确定性,改进金融机构以及对受扶养者的保障。在这些不同领域中,他的著述都将理性探究视为既关乎基本原则,也关乎公共制度设计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