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实在论是元伦理学中的一组立场,认为道德判断能够陈述事实,其中一些判断为真,而其真并非仅由个人或社会赞同什么所决定。按照一种常见的实在论理解,“仅仅为了取乐而使他人遭受痛苦是错的”这一判断,意在描述事情在道德上究竟如何,而不只是表达不赞同的态度或报告某种社会惯例。至于道德事实是什么、它们与自然事实有何关系,以及我们如何能够认识它们,实在论者之间存在分歧。
这一议题属于伦理学的基础问题,而不属于任何一种具体的正当行为理论。实在论者可以为功利主义、义务论或德性伦理学辩护;实在论本身并不决定这些理论中哪一种是正确的。它的重要性在于,它提出了有关道德批判、理性证成的问题,以及整个共同体是否可能对自己应当做什么持有错误认识的问题。
当代讨论将道德实在论与形而上学、认识论、语言哲学及实践推理理论联系起来。核心争议包括:道德属性是否属于自然世界,客观价值在形而上学上是否会显得异乎寻常,进化论解释是否会削弱道德知识的根据,以及持续存在的分歧是否构成反对客观道德真理的理由。
界定性承诺与独立性的不同形式
一种常见的界定方式以区分三项承诺为起点。第一,道德判断可以为真,也可以为假:它们表达命题,而不只是发号施令或流露情感。第二,至少有一些肯定性的道德判断为真。第三,使这些判断为真的事实,在适当意义上独立于作出判断者的态度。这些承诺通常被称为语义条件、存在条件和独立性条件,不过,究竟应如何精确表述,仍有争议。
第一项承诺通常称为道德认知主义。一个人判断某项承诺应当兑现时,通常看来是在表达一种关于义务的信念。道德判断也会出现在疑问句、条件句和论证中:一个人可以询问某个行为是否错误,而不必断言它是错误的。这些特征支持将道德话语视为具有命题结构的话语。然而,仅凭认知主义还不足以确立实在论。理论家可以认为道德判断提出的是事实性主张,同时又否认任何肯定性的道德主张成功描述了实在。
独立性条件需要格外谨慎地处理。道德事实不必独立于一切与心灵有关的事实。痛苦、意图、同意和期待,都是心理现象或经由社会关系形成的现象,许多实在论者认为它们与道德相关。“欺骗是错的”这一主张可以依赖于有关信念和意图的事实,而其为真却不只是取决于旁观者是否反对欺骗。同样,由承诺产生的义务依赖于一种人类实践,但这种义务的道德权威不一定仅由人们当下对它的赞同所构成。
独立性所针对的对象也可能不同。某个事实可能独立于个人的实际偏好,却依赖于一个掌握理想完备信息的行动者会有什么欲求。这类解释是否算作实在论,取决于理想化的态度只是帮助我们识别一个独立正确的答案,还是构成了正确性本身。这一区分将理想化在认识论上的作用与其在形而上学上的作用区分开来。实在论者可以承认,不偏不倚的审议是一种良好方法,而不将道德真理等同于这种审议的结果。
因此,有些分类会区分最低限度的实在论与强实在论。最低限度的版本强调道德判断具有可真可假性,以及道德真理的存在;强版本则进一步对客观属性或具有权威性的理由作出实质性承诺。如果采用紧缩式的真理观,那么,说“残酷是错的”为真,可能与直接断言残酷是错的相差无几。这样一来,更深层的争议便在于这一断言使说话者承担了什么承诺,而不是能否正当地使用“真”这个词。因此,与其将道德实在论理解为一套单一且规定完备的学说,不如将其理解为一组相互关联的立场。
历史渊源与现代论争
古代哲学家并未围绕当代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区分展开探究,但一些影响深远的理论为后来的实在论学说提供了思想资源。柏拉图将伦理认识与对客观秩序的知识联系起来,尤其是对善的理念的知识。在《理想国》中,善并不被视为某个共同体碰巧赞同的东西。亚里士多德则提出了一种将伦理上的卓越与人的能力、实践推理以及幸福论中的繁荣联系起来的学说。将这些理论归入当今的元伦理学范畴时,需要保持谨慎,因为它们对知识、自然和实践生活的理解,与现代论争所预设的理解并不相同。
中世纪的自然法理论构成了另一条重要的思想脉络。托马斯·阿奎那将实践原则与人类的各种善以及可被理智理解的受造秩序联系起来。按照这一观点,道德要求并非人类立法任意创造的产物。不过,这些理论的神学背景仍使其有别于许多当代世俗实在论。无论是对神的依赖,还是独立于神学,都不能直接对应于现代的这个问题:道德真理是否依赖于人类的评价态度。
近代思想的发展使义务依据的问题变得更加尖锐。大卫·休谟强调情感的作用,并质疑从关于事实如何的陈述直接跳到关于应当如何的陈述,却不作解释的做法。伊曼努尔·康德则将道德义务奠基于实践理性与自主性,而非偶然的偏好。两人都成为后来论争中的核心人物,但若要将其中任何一人简单归入现代的实在论或反实在论阵营,都会引发争议。尤其是康德,其思想既启发了实在论的解读,也启发了关于道德的建构主义学说。
乔治·爱德华·摩尔的《伦理学原理》(1903年)对二十世纪的讨论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该书主张,善是不可定义的,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快乐之类的自然属性。包括H. A. 普里查德和W. D. 罗斯在内的直觉主义论者提出了关于道德知识与义务的学说,反对将其还原为自然事实。在这一背景下,A. J. 艾耶尔的《语言、真理与逻辑》(1936年)和查尔斯·L. 史蒂文森的《伦理学与语言》(1944年)提出了颇具影响力的理论,强调道德语言的表达功能与实践功能。
此后的论争日益分化。J. L. 麦基在《伦理学:发明对与错》(1977年)中为一种关于客观价值的错误理论作了辩护。吉尔伯特·哈曼在《道德的本质》(1977年)中质疑了道德事实的解释作用。彼得·雷尔顿的《道德实在论》(1986年)提出了一种影响广泛的自然主义替代方案,而此后戴维·布林克、尼古拉斯·斯特金、拉斯·谢弗-兰道和戴维·伊诺克的研究则发展出不同的实在论立场。因此,当代实在论的形成并非只是某种古老学说的复兴,而是围绕语义、解释、自然主义和理由的争论逐步展开的结果。
自然主义实在论
伦理自然主义认为,道德事实属于自然世界。自然主义实在论者可以将道德属性等同于有关福祉、需要、能动性或社会关系的复杂事实,也可以认为,道德属性是较高层次的自然属性,无法用非道德语言直接加以定义。这一路径力求使道德探究与其他形式的探究保持连续性,同时保留对现有偏好和制度进行客观批评的可能性。
还原自然主义试图用更基本的自然属性来解释道德属性。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将善等同于快乐,不过当代的大多数理论都更为复杂。雷尔顿在1986年提出的理论区分了一个人的实际欲望与这个人在掌握充分信息的情况下会认可的利益。在此基础上,他关于道德正当性的理论将社会评价与对各方利益的公正考量联系起来。因此,实际的赞同并不起决定作用:人们可能误解自身利益,也可能低估他人的利益。
这一理论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说明所提出的自然属性确实是道德属性,而非仅仅与道德价值相关。摩尔的开放问题论证探讨的正是这一问题。如果“善”的意思就是“令人愉悦”,那么,一件令人愉悦的事物是否为善,在概念上就应当已无悬念。然而,这个问题似乎既可以理解,也具有实质意义。摩尔据此认为,善无法用这类词语作出分析性定义。这一论证至今仍有影响,但许多自然主义者否认,概念定义的失败就能排除形而上学上的同一性。
其他领域的发现为这一回应提供了范例。水与某种特定分子物质的同一性,并不是仅靠分析日常词汇就确立的。同样,自然主义者可以主张,即使熟练使用相关语言的人能够有意义地质疑某一道德属性与某一自然属性是否相同,道德探究仍有可能确立二者的同一性。这一类比并不能证明任何特定的道德还原方案;它只是说明,一个问题仍然开放,并不意味着形而上学上的争议就已得到解决。
另一种通常称为康奈尔实在论的路径,与理查德·博伊德、戴维·布林克和尼古拉斯·斯特金等人有关。其支持者通常反对要求对道德属性作出简单的分析性还原,并强调,道德属性可能在广义的自然主义探究中发挥解释作用。他们的理论各有不同,但一般都将道德知识视为可能出错且依赖理论的知识,而非通达某个独立领域的途径。
自然主义实在论仍须解释规范性。确立某种行为能够促进福祉,本身并不能说明福祉为何能构成行动的理由。自然主义者可能回应说,理由本身就是自然关系;或者,要求在二者之间建立额外联系,错误地预设了规范性必定处于自然之外。争议并不在于道德行为是否具有自然原因和后果——这一点几乎人人都接受——而在于,道德行为所具有的权威性是否能够完全用自然层面的概念来理解。
非自然主义实在论
伦理非自然主义认为,至少有些道德属性或规范属性不能等同于自然属性。其核心思想是,即便穷尽了对生物、心理和社会事实的描述,关于应当做什么的实质性问题仍然有待回答。因此,错误性、善以及提供理由的效力,都被视为不可还原的规范性特征。非自然主义者不必主张道德事实涉及另一个空间领域或超自然存在;不可还原性所断言的是这些属性的性质,而不是它们的位置。
摩尔对善的论述提供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范本。他认为,善是一种简单的、非自然的属性,但否认这就意味着善是超自然的。后来的非自然主义者往往不再那么侧重于将善视为唯一的基础属性,而是更多地关注理由、义务或规范关系。有些人捍卫一种独特的道德本体论;另一些人则认为,规范真理并不需要其批评者所要求的那种厚重的形而上学结构。
一个重要的约束是道德随附性。粗略地说,如果没有某种相应的非道德差异,就不可能存在道德差异。如果两个行为在所有相关的非道德方面——包括意图、后果、情境和关系——都完全相同,那么仅仅因为它们是两个不同的行为实例,就将其中一个判为错误、另一个判为可允许,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非自然主义者可以接受这一约束,同时否认道德属性与其非道德基础是同一的。
随附性带来了一个棘手的解释性问题:为什么独立且不可还原的道德属性必然随非道德属性而变化?一种回应将连接理由及其根据的原则视为必然的规范真理。另一种回应则诉诸奠基关系:一个行为造成了无谓的痛苦,这一事实可以使它成为错误的行为,但错误性并不因此就等同于所涉及的物理和心理事实。批评者认为,这些回应仍未充分解释两者之间的联系。支持者则答复说,任何解释体系最终都会抵达某些基本关系或原则,而规范性关系或原则不应仅仅因为是基本的就遭到拒斥。
非自然主义还引出了认识论问题。如果道德事实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感知对象,也不参与通常的因果互动,人类又如何能够认识它们?一些支持者将对规范的理解与逻辑学或数学知识相比较,因为直接的感官观察似乎也不足以获得后两者的知识。这种比较有其限度:在这些不同领域中,达成共识、进行证明和纠正错误的方式并不相同。这一比较旨在质疑一种假设,即所有知识都必须通过因果方式探测所知事实才能获得。
因此,当代非自然主义者对于实在论需要承担多大程度的形而上学承诺,持有不同看法。强健版本明确肯定不可还原的规范事实。较为寂静主义的进路则反对要求以外在的、非规范性的术语来解释道德真理。这两种立场都拒绝简单还原,但它们的分歧在于:究竟应当通过一种宏大的实在理论来捍卫实在论,还是通过澄清规范推理内部的标准来捍卫它。
错误理论、表达主义、建构主义与相对主义
要清楚理解道德实在论,最好的办法是将它与其所反对的其他立场区分开来。道德错误理论承认,日常道德判断意在陈述事实,但否认相关事实存在。麦基的版本认为,日常道德声称具有某种客观的规定性,而现实中并不存在这种规定性。因此,声称某个行为在道德上是必须的,这一主张之所以不成立,并不是因为它没有事实内容,而是因为它所赋予的属性并未在任何事物上得到例示。
错误理论不同于“每一道德话语都直接为假”这一论断。否定句、条件句以及否认道德要求的主张,都会带来技术上的复杂问题。更严谨地说,错误理论的核心立场是:那些预设了争议属性存在的肯定性道德主张,会系统性地不成立。错误理论家对于应当如何取代日常道德话语也有分歧:是继续将其用于实践、加以修正,还是以某种方式将其废除。这些进一步的立场,没有哪一个是从核心理论中自动推导出来的。
表达主义提出了另一种诊断。它主要通过实践态度、承诺或计划来解释道德判断,而不是将其视为对独立道德属性的表征。说残酷是错的,可能是在表达对残酷的反对,以及拒斥残酷的承诺。较为精细的表达主义理论并不把伦理话语简化为情绪性的感叹。它们试图解释伦理话语表面上的客观性、它在推理中的作用,以及将道德主张称为真的何以正当。
弗雷格—吉奇问题是表达主义面临的一项核心挑战。设想这样一个论证:“说谎是错的”先作为一个断言出现,随后又出现在条件句“如果说谎是错的,那么鼓励别人说谎也是错的”之中。其中嵌入的分句未必表达说话者的不赞同,但要使推论成立,它就必须与独立出现时的同一语句保持恰当的语义联系。因此,表达主义理论需要说明复杂句和逻辑后承,而不能仅仅解释独立的道德宣告。
道德建构主义将规范上的正确性置于通过适当的实践程序所生成或证成的原则之中。康德式的版本诉诸理性行动者的条件,其他版本则强调公平协议或相互证成。约翰·罗尔斯关于政治建构主义的论述尤为重要,但一套用于选择正义原则的程序,本身并不能解决所有元伦理学问题。实在论者可以将程序视为发现独立真理的方法;建构主义者则赋予程序更强的构成性作用。
道德相对主义认为,道德真理或道德证成是相对于某种框架、文化或立场而言的。这并不只是“不同社会之间存在分歧”这一经验性观察。分歧也不能证明相互冲突的判断同样正确。关键问题是:某个行为能否在一种框架下是错的,而在另一种框架下并不是错的,同时又不存在一个独立于这些框架的进一步事实来裁定此事。这些替代立场表明,拒绝实在论并不一定意味着放弃推理、道德承诺或批评。
道德知识与证成
道德实在论是关于道德真理的主张,并不保证人类已经掌握了这种真理。实在论者可以承认广泛存在的错误、不确定性和分歧。不过,一旦实在论与道德知识是可能的这一主张结合起来,它在哲学上就面临更高的要求:此时需要说明,信念如何与它们声称表征的事实相联系。相关问题既涉及如何获得道德真理,也涉及凭借什么标准来证成具体判断。
一种进路是伦理直觉主义,它认为,某些道德命题具有非推论性的证成。这里的“直觉”不一定指某种神秘的感受或不会出错的能力。它可以指:当一个命题得到充分理解和审视时,它显得是真的。例如,罗斯在《正当与善》(1930)中区分了几种初始义务,包括守信、补偿、感恩、正义、行善、自我完善和不伤害。这些义务可能相互冲突,因此,认识到一项一般义务,并不能机械地确定每一种情形下应当如何行动。
另一种进路侧重于反思平衡,罗尔斯对这一方法作出了重要发展。具体判断、一般原则和背景理论在相互参照中得到调整。对某个具体案例的确信,可能因其与一项得到充分支持的原则冲突而被修正;一项原则也可能因其在许多案例中产生不可接受的推论而被修正。这一方法的更广泛形式还纳入有关心理、制度以及相互竞争的理论的信息。该方法与实在论相容,却并不蕴涵实在论,因为建构主义者和其他反实在论者也可以使用它。
经验研究通过查明道德评价所依赖的事实而作出贡献。一项政策能否防止痛苦,当事人在同意时是否充分知情,以及一项制度是否会以可预见的方式排斥某一群体,这些都部分属于经验问题。单凭观察无法确立所有评价性前提,但这并不意味着经验证据无足轻重。即使一般原则本身没有问题,错误的事实假设也可能使道德论证无法成立。反过来,对事实的认识得到改善后,我们可能发现,表面上不同的道德判断,其实是将共同价值运用于不同的情境信念所致。
对于证成应当如何组织,实在论者之间存在分歧。基础主义进路允许某些道德信念作为基础信念。融贯论进路强调更大信念网络内部的相互支持。可靠主义进路则追问,产生道德信念的过程是否倾向于产生真信念。每一种进路都面临其特有的风险:缺乏支持的出发点、虽融贯却失真的体系,或心理过程与道德判断的准确性之间尚未得到解释的联系。
道德知识还具有社会维度。证言、历史研究,以及来自处境不同者的批评,都能够揭露此前未被察觉的假设。是否可能存在道德专长,仍有争议,尤其是在理解理由似乎对正确行动十分重要的情形下。实在论本身既不指定某个享有特权的认知者阶层,也不认可将自信当作证据。它在认识论上的任务,是解释何为有根据的信念,同时保留确信不疑与判断正确之间的区别。
道德判断、动机与实践理由
道德语言与行动密切相关。判断某个行为是应当履行的义务,通常似乎不同于中立地描述其物理属性。这种联系给实在论带来了一个挑战:如果道德判断是关于事实的信念,它们为什么会产生行动动机?关于地理或化学的一般信念,如果没有某种欲望相伴,并不必然促成行动。争论的焦点在于,道德判断在这方面是否具有特殊性。
动机内在论的一种有影响力的形式主张,真诚的道德判断与动机之间存在必然联系,至少在适当条件下如此。一个人如果真正判断某个行动是必须做的,就一定具有某种付诸行动的动机。不同版本的分歧在于,这一主张是否以理性、心理状态正常或其他条件为前提。外在论者否认存在这种必然联系。他们认为,即使真诚的道德信念与动机通常密切相关,道德信念仍然可以在没有动机的情况下存在。
一种常见论证将内在论与休谟式的动机解释结合起来:如果仅凭信念不能产生动机,而道德判断必然产生动机,那么道德判断就不可能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信念。这为非认知主义提供了一条论证路径。实在论者可以通过拒绝强内在论、否认一切动机都需要某种独立存在的欲望,或者采用更复杂的道德判断解释来反驳。因此,这一论证依赖于关于心理活动和理性行动能力的实质性前提,并不能直接确立反实在论。
持外在论立场的实在论者经常诉诸“无道德动机者”存在的可能性:这样的人理解并接受某项道德要求,却依然对此漠不关心。这样的人是否完全可以设想,本身就存在争议。内在论者可能会指出,这种描述把置身事外地复述某个共同体的标准,误当成了真正的道德判断。外在论者则回应说,要解释意志薄弱和品格缺陷,就必须区分判断与动机。这些例子无法解决争论,因为动机微弱、动机相互冲突与完全没有动机,是不同的情形。
另一个相关但不同的问题涉及行动理由。一个道德判断可能无法激发某个人的行动动机,却仍然指出了一项适用于此人的理由。反过来,动机强烈也不能证明,激发这一动机的考量就是真正的理由。伯纳德·威廉斯的《内在理由与外在理由》(1981)对以下问题的争论产生了重要影响:行动者的理由是否必须能够通过合理的审思,与其现有的动机集合联系起来。实在论者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关于道德事实的实在论,并不会自动确立任何特定的理由理论。
这些区分对于理解无条件权威这一观念十分重要。许多道德主张似乎都适用于行动者,无论遵从这些主张是否有助于实现其当前目标。要解释这种表象,可能需要对理性要求、客观利益或不可还原的规范性理由作出说明。难点在于,如何表明道德考量为何具有权威,而不是简单地把权威重新定义为任何恰好能够激发动机的东西。
怪异性、解释与价值形而上学
麦基的怪异性论证是反对道德实在论的最具影响力的论证之一。他在《伦理学:发明对与错》中主张,客观价值若存在,就会是不同于世界上其他事物的实体、性质或关系。它们本身就具有引导行动的特征,而认识它们似乎需要某种不同寻常的能力。因此,这一反对意见既包含形而上学层面的质疑,涉及客观价值究竟会是什么;也包含认识论层面的质疑,涉及人们如何能够认识它们。
这一论证的说服力取决于它所反对的是哪一种客观性观念。自然主义实在论者否认道德事实必定与普通事实截然不同。他们认为,道德事实存在于福祉、能动性和社会生活的某些特征之中。非自然主义者或许承认规范事实具有独特性,但否认这种独特性构成不相信其存在的理由。数学真理和逻辑真理常被用来作类比,不过,同一种辩护能否适用于所有这些领域,批评者对此仍有争议。
解释层面的挑战则追问:要说明观察结果,是否必须诉诸道德事实?哈曼通过对比科学观察与道德反应来阐明这一问题。要解释一位观察者为何判断某个行为是错的,或许只需诉诸其成长经历、信念和情绪反应,而不必假定错误性本身参与导致了这一判断。如果无需诉诸道德事实就能解释道德信念,那么,这些信念与道德事实之间的证据关系,看起来就可能弱于科学观察与物理现象之间的关系。
斯特金及其他自然主义实在论者对这种所谓的不对称提出质疑。历史上的残酷、不公正或腐败,可能有助于解释行为与制度运行的结果,而道德描述能够概括在因果上起重要作用的模式。较高层次的科学属性同样依赖较低层次的实现基础,却不会因此失去解释作用。依照这一观点,关键不在于某种道德属性是否提供了额外的物理作用力,而在于它是否有助于在恰当层次上作出良好的解释。
批评者回应说,承担解释作用的,可能完全是道德分类所依赖的那些非道德特征。一项政策的暴力性质、激励机制和心理影响,或许足以解释其后果,无需再诉诸不公正性。实在论者则可以回答,这一要求会普遍威胁较高层次的解释:生物学属性和经济学属性同样依赖底层过程。余下的问题是,道德分类究竟揭示了本身具有解释力的模式,还是仅仅为那些已能独立提供充分解释的描述附加了评价。
并非每一位实在论者都将解释上的不可或缺性视为存在或知识的条件。有些人否认规范真理必须在因果上产生关于它们的信念,尤其当这些真理涉及的是理由而非可观察事件时。这就将论证重心从因果解释转向了理性辩护。因此,这场争论不仅涉及道德词汇的特殊性质,也涉及关于本体论以及何种解释形式才算正当的更广泛问题。
进化论与谱系学的挑战
对人类判断的进化论解释给道德实在论带来了一种独特的挑战。合作、关怀、报复以及对社会地位保持敏感的能力,都可以从繁殖成功和群体生活的角度加以研究。如果道德倾向之所以形成,是因为它们带来的行为后果,而不是因为它们的真实性,那么,这些倾向的起源似乎就会削弱我们对其能够准确表征独立道德事实的信心。这一反对意见针对的是道德信念的可靠性,而不只是道德事实是否存在。
进化论揭穿论证通常将一种因果解释与一种认识论主张结合起来。首先,用进化过程或相关过程来解释某一类评价性信念。其次,主张这些过程的运作并不对道德真理作出响应。最后,除非能够确立这些过程与真理之间的独立联系,否则我们对这些信念的信心就会减弱。第二和第三个环节至关重要。对信念作出因果解释,并不会自动表明该信念是错误的或缺乏证成。
莎伦·斯特里特在《实在论价值理论的达尔文式两难》(2006)中提出了一个颇具影响力的版本。这一挑战要求实在论者解释进化影响与独立于立场的评价性真理之间的关系。如果声称两者毫无关系,就有可能使判断的准确性沦为巧合;如果声称追踪评价性真理的倾向具有适应性,就需要说明为什么追踪这类真理能够促进繁殖成功。理查德·乔伊斯的《道德的进化》(2006)同样探讨了对道德思维的进化论解释所具有的怀疑论意义,不过两者论证的细节有所不同。
实在论者的一种回应是提出第三因素解释。某种自然特征既可能有助于进化上的成功,也可能构成某项道德真理的根据。例如,识别严重身体损伤的能力可能具有适应性,而这种损伤所伴随的痛苦本身又可能独立地提供避免损伤的理由。如此一来,所提出的相关性便不需要进化过程去探测某种独立的规范性实体。批评者质疑,这一回应是否恰恰预设了那些可靠性正受到挑战的道德判断。
另一种回应区分了进化形成的起点与反思性的道德推理。人类的探究能够批判偏袒亲属、群体内部成员或眼前利益的倾向,并将关怀扩展到这些倾向原本涵盖的范围之外。这类似于进化形成的知觉与认知能力能够支持远远超出祖先生活环境的科学结论。然而,这种类比本身并不能确立道德判断的可靠性。揭穿论证的提出者可以追问:哪些独立标准为这些修正提供了证成?这些标准本身是否也容易受到同样的谱系学质疑?
这些论证在经验层面的适用范围也很重要。当代道德信念是生物性能力与教育、语言、制度及历史变迁相互作用的结果。关于某项具体判断的进化起源,任何细致的主张都需要证据支持。谱系学之所以具有哲学意义,在于它揭示了某种信念形成过程不可靠,或与真理相隔绝,而不只是揭示这一过程有其历史。
分歧、多元论与道德进步
持续存在的道德分歧是道德实在论面临的一大挑战。即使人们掌握充分信息、态度真诚且具备推理能力,也可能在惩罚、分配、战争以及对后代的义务等问题上意见不一。历史上的社会群体曾认可一些后来遭到后人否定的做法。这些现象引出了一个问题:如果确有可供人类判断把握的客观道德真理,为什么探究未能使人们的看法更加趋于一致?
仅有分歧并不能证明真理不存在。人们在历史、经济和科学问题上同样存在分歧。更有力的反对意见着眼于解释:如果道德判断反映的是不同的态度和社会处境,而非追踪独立存在的道德实在,那么广泛而持久的分歧似乎就更容易得到解释。麦基的相对性论证强调了道德规范与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明显联系。这一论证的力度,部分取决于在考虑了事实信念和具体处境的差异之后,仍有多少分歧无法消除。
实在论者指出了几种无须以反实在论为前提的错误来源。道德问题往往涉及不确定的后果、相互冲突的利益、制度性激励,以及承载强烈情感的身份认同。两个人可能认同同一原则,却对某项政策是否符合该原则持不同看法。反过来,对某个结果的一致赞同也可能掩盖各自不同的道德理由。因此,细致的分析会区分关于根本价值的分歧与关于事实、应用、优先次序或对某个共同概念的解释的分歧。
价值多元论使问题更加复杂。实在论者可以认为,自由、福祉、公平和忠诚都是真正的价值,但它们并不总能归约到单一尺度上。这些价值之间的冲突,并不必然意味着它们都不具有客观性。实在论也不必保证,在每一种情形下都只有唯一一种道德上允许的行动。有些情形可能容许多个合理选项,涉及无法相互比较的善,或存在边界模糊的事实。一个领域中存在不确定性,并不等于整个领域都不存在真理。
有关道德进步的主张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检验案例。废除法律认可的奴隶制以及扩大人权保障,常被作为例子来讨论,因为这些变化似乎不仅仅是偏好的转变。实在论者将进步理解为朝着更准确的判断或更公正的制度迈进。反实在论者也可以通过同情范围的扩大、一致性,或实践立场内部的承诺,来解释并赞同这些变化。因此,即使人们一致认为某种变化是变得更好,也不能仅凭这一点判定其元伦理学基础。
分歧在认识论上的意义,仍须与其社会意义区分开来。发现一位与自己掌握同等信息的讨论者不认同某个判断,可能构成重新审视证据的理由;但这是否要求我们暂缓相信该判断,则取决于具体情形以及所采用的合理分歧理论。道德实在论并不能使人免于这一要求。它始终需要解释:客观标准、可能出错的判断以及出现深刻错误的可能性,如何能够共存,而又不使道德确信或道德批评沦为任意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