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义是伦理学中的一类理论,主张应根据行为、惯例或制度对受影响者福祉的后果来评价它们。其古典形式认为,正确的行为是使幸福减去痛苦后的净值达到最大的行为,同时须公正无偏地计入每个人的福祉。因此,功利主义的核心主张是以后果为评价依据、承认福祉在道德上的重要性,以及平等地考虑可比的利益。功利主义是后果主义的一种主要形式,但并非所有后果主义理论都是功利主义:有些理论认为,知识或正义等福祉之外的价值,也能独立决定结果的好坏。
这一传统早期最具影响力的论述出自杰里米·边沁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亨利·西季威克则对其进行了系统的哲学阐述。功利主义影响了政治哲学、经济学、法学、动物伦理学和公共政策领域的诸多讨论。它表面上简单明了,背后却存在重大分歧:什么使一个人的生活过得好,不同个体获得的益处应如何比较,道德评价应着眼于行为还是规则,以及应如何权衡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利益。
历史渊源与边沁的理论阐述
早在功利主义作为一个有明确名称的哲学流派出现之前,功利主义推理的某些要素就已存在。伊壁鸠鲁将快乐置于美好生活的核心,但他强调心灵宁静和审慎的个人行为,这不同于后来不偏不倚地使所有人的福祉最大化的追求。墨家评价各种做法时,部分依据是它们对共同利益、社会秩序和物质供给的贡献。这些相似之处表明,道德思想中有一些反复出现的问题,却不足以证明它们属于一脉相承的历史谱系。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现代理论,功利主义形成于十八世纪欧洲围绕道德、政府和法律改革展开的争论之中。
英国道德哲学提供了若干重要的思想要素。弗朗西斯·哈奇森在《论美与德性观念的起源》(1725年)中,将最佳行为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联系起来。大卫·休谟认为,人们对许多品质的道德赞许,源于这些品质对其拥有者和他人有用、令人愉悦;不过,他的论述并不是一种单纯以最大化为原则的义务理论。威廉·佩利在《道德与政治哲学原理》(1785年)中,将普遍幸福与对义务的神学解释联系起来。这些思想家对于效用究竟构成道德的基础、解释道德情感,还是体现神的意旨,持有不同看法。
边沁将效用转化为评判立法和制度的一项系统性原则。他于1789年出版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将快乐与痛苦视为伦理和政治评价的基础。效用原则根据行为增加或减少相关者幸福的倾向,对行为表示赞成或反对。共同体的利益应通过其个体成员的利益来理解,而不是一种无需说明理由便可凌驾于成员利益之上的独立的善。这种思路使法律对人们实际生活的影响,比沿袭已久的权威或礼仪性的身份差别更为重要。
边沁提出,评估快乐与痛苦时,应考虑强度、持续时间、确定性、远近、繁殖性、纯粹性和广度。繁殖性指某种体验之后出现同类体验的可能性;纯粹性指其后不出现相反体验的可能性;广度则指受影响的人数。所谓的幸福计算法,并不是一种能与现代统计模型相提并论、可实际运作的数值工具,而是一个用来识别相关后果、揭示缺乏依据的判断的框架。
这一框架为刑罚、法律程序、行政管理和政治问责方面的改革提供了支持。由于刑罚有意造成痛苦,只有说明它能防止更大的伤害,才能为其正当性提供辩护。边沁还反对仅凭物种归属就判定谁的痛苦值得重视。他坚持审视各种利益时,不应不加思索地尊奉地位或习俗,这使他的思路具有激进性;不过,具体的制度方案,仍可与为其辩护所用的功利主义原则分开看待。
密尔、西季威克与这一传统的发展
密尔的《功利主义》于1861年在期刊上发表,1863年以单行本出版。针对以快乐为基础的道德观自私、文化内涵贫乏或与正义不相容等指责,这部著作为最大幸福原则作了辩护。密尔仍以幸福为最终标准,但主张快乐不仅有量的差别,也有质的差别。智力、想象力和道德活动即便伴随着不满足,也可能比身体上的满足更有价值。他提出的证据是:对这两类体验都有充分了解、能够作出判断的人,更偏好前一类体验。
这一区分引出了一个长期存在的诠释问题。如果高级快乐之所以更值得选择,是因为它们带来更多愉悦,那么密尔仍是一位立场一贯的快乐主义者,只是对快乐的理解更加丰富。如果它们之所以更值得选择,是因为它们发挥了有价值的人类能力,而这种价值独立于愉悦感,那么他的理论就趋向于一种更宽泛的福祉观。密尔对德性的讨论也引出了一个相关问题:某种最初作为获得幸福的手段而被追求的事物,可以转变为幸福本身的组成部分。因此,他的功利主义不能被简化为对一个个孤立的愉悦感受的追求。
密尔在为个人自由辩护时,也赋予了功利重要地位。在《论自由》(1859年)中,他将讨论的自由和个性与人的发展及社会进步联系起来。他并不是说,只要官员预计某项干预能带来眼前的一点好处,这项干预就有了正当理由。防止强制、抵御从众压力的稳定保障,本身就对长期福祉至关重要。不过,他的自由原则是否始终能够与不受限制的功利最大化相协调,至今仍有争议。
西季威克的《伦理学方法》(1874年)对道德推理作了更系统的考察。他区分了理性利己主义、直觉主义道德观和普遍快乐主义,最后一种对应的正是功利主义对所有人幸福的关切。他认为,依据整体福祉来理解日常道德规则,往往能使这些规则更加融贯;同时,他也承认,要证明个人必须始终为了不偏私的整体利益而牺牲自身幸福,是一件困难的事。他提出的“实践理性的二元论”指出,理性的自利与普遍的仁爱之间,可能存在尚未解决的冲突。
20世纪的发展拓宽了这一传统。乔治·爱德华·摩尔为一种“理想功利主义”辩护,认为人际情感和对美的欣赏等善好事物,其价值并不限于带来快乐。后来,R. M. 黑尔提出了一种双层理论,将日常道德思考与更为抽象的功利主义审议联系起来。J. J. C. 斯马特为行为功利主义辩护,另一些哲学家则发展了以规则为基础的替代理论。这些变化使“功利主义”成为一个不断发展的研究传统的名称,而不再是一套边沁、密尔及后来的作者毫无保留地共同接受的单一学说。
效用与相互竞争的福祉观
“效用”一词可能掩盖这一理论的核心评价问题:什么使一个人的生活变得更好?古典功利主义的答案是享乐主义:快乐本身是善,痛苦本身是恶。这是关于福祉的主张,并不必然意味着提倡追求奢华或即时满足。友谊、学习、安全和成就可能极其重要,因为它们能带来种种体验,而缺少它们则可能造成痛苦。享乐主义者之间也存在分歧:快乐究竟是一种独特的感受,还是令人愉悦的体验所具有的一种更广泛的特征?
一种颇具影响力的反对意见认为,对一个人而言重要的东西,未必都能归结为体验。罗伯特·诺齐克在《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1974年)中提出了“体验机”的例子,追问一种充满人为制造的满足体验的生活,是否与真正有所成就、维系人际关系的生活同样好。这个例子意在区分“感觉某事发生了”与“某事确实发生了”。对此的回应各不相同:一些享乐主义者质疑这一情境所引发的直觉是否可靠,另一些人则承认,它揭示了体验之外的善。
偏好功利主义则根据个人偏好或利益的满足程度来评价结果。按照这种观点,一个人的计划取得成功,即使没有带来额外的愉悦体验,也可能使其受益。这种观点似乎尊重了人类目标的多样性,但也面临一些问题:应当如何对待信息不足、相互矛盾、受操纵或具有自我毁灭性的偏好?有些版本依据人们实际持有的偏好,另一些版本则依据一个人在信息充分、思考前后一致的情况下会持有的偏好。后一种进路必须解释,为什么这些假设性的偏好应当具有权威性。
客观清单理论将知识、友谊、自主、成就和健康等善视为福祉的组成部分,无论它们能否归结为快乐或欲望的满足。只要这些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对个人生活有所贡献,功利主义者就可以将以这种方式理解的福祉加总起来。相反,如果一种理论不论是否有人受益,都要使知识或美最大化,那么它就属于一种更广义的后果主义,而不是通常意义上以福祉为中心的功利主义。
这些差异会影响实际判断。不造成痛苦的欺骗,可能不改变体验层面的福祉,却违背了当事人在知情情况下的偏好,或损害其自主性。即使人们已经调整自身期望以适应受限的处境,严重匮乏也可能仍然是不可接受的。因此,生活质量指标、自报的幸福感与偏好满足程度,不能被视为可以相互替代的效用表征。功利主义推理既需要说明福祉由什么构成,也需要解释现有证据如何反映福祉。
行为、规则与道德推理的层次
行为功利主义通过比较某一可选行为与其他选择各自的后果,来评价该行为。在以最大化为原则的表述中,如果没有其他选择能带来更高的总体福祉,那么这一行为就是正当的。如果几个选择并列产生最佳结果,那么它们都可能是道德上允许的。这一理论并不把道德上的正当性等同于善意:出于善意的行为,其后果可能不如另一个可行的选择。应当考虑的究竟是实际发生的后果,还是可以合理预期的后果,是另一个问题,并不能仅凭采纳行为功利主义就得出答案。
规则功利主义将评价的重心转向规则。按照一种常见的表述,如果一套规则得到普遍接受或内化后能够产生最佳后果,那么,这套规则所允许的行为就是正当的。由此,禁止撒谎、伤害他人和违背承诺的规则可以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因为人们切实遵守这些规则,有助于保障安全、信任与合作。传授和维持一套规则所产生的后果,包括规则的复杂程度以及人为失误的可预见影响,也都属于比较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争论的核心在于例外情形。假设在某一次具体情境中,违反一条通常有益的规则似乎能够增进福祉。如果全面考察后果后发现确实如此,行为功利主义者就可能允许甚至要求破例。规则功利主义者则可能坚持认为,按照具有最充分正当理由的规则体系,这种行为仍然是错误的。批评者认为,当违反规则似乎更能实现规则的目的时,后一种立场仍过分拘泥于规则。规则功利主义者则回应说,在评价一套公开的、界定哪些行为在道德上得到允许的体系时,不能假定人们拥有完备的信息和可靠的动机。
另一种反对意见认为,如果规则足够详尽,规则功利主义就会退化为行为功利主义。一套允许所有能够最大化福祉的例外的规则体系,会得出与行为功利主义相同的判断。为了避免这一结果,规则理论通常把简明性、易学性、公众接受程度以及内化规则的成本视为具有道德相关性的因素。规则体系必须能供现实中的人使用,而不能成为一份无限繁复的说明,逐一描述每一种可能情境下的最佳行为。
另一个需要区分的是正当性标准与决策程序。即使行为是否正当取决于它能否使效用最大化,不断计算效用也未必是良好的行动方式。既有的承诺、职业规范和可靠的习惯,往往比反复逐案寻求最优选择带来更好的结果。黑尔在《道德思考》(1981)中提出了一种双层次进路:由直觉层面的原则指导日常行为,由批判性推理处理冲突和例外情形。因此,功利主义者不必主张让日常思考变成持续不断的数值计算。
加总、不确定性与人际比较
标准的功利主义加总方式,是将不同个体的福祉加在一起。其简化表示为:
其中, 是某个结果, 表示个体 在该结果中的福祉。这个公式表达的是对可比较的福祉增量赋予同等权重,而不是主张每个人都必须获得相同的资源。同样一笔钱,给缺乏生活必需品的人带来的益处,可能远大于给已经富裕的人带来的益处。因此,功利主义可以支持再分配,而不必将物质平等视为一种内在的善。
公式表面上的精确性,依赖于一些要求很高的假设。序数排序只记录一种处境是否比另一种更好,却不能确定究竟好多少。要将不同人的福祉相加,就需要有关福祉大小的信息,以及某种进行人际比较的依据。经济学中的效用函数往往表征的是选择,而非可测量的幸福,其数值不能自动被当作通用的福祉单位。观察到的支付意愿也取决于收入,因此,未经调整的货币衡量方式,实际上可能赋予富裕者的偏好更高的权重。
面对不确定性,许多功利主义者使用期望值来评估选择。对于行动 ,其简化表达式为:
其中, 用来标记各种可能状态, 是在状态 下采取行动 所对应的结果。根据理论的不同,这里的概率可以反映客观发生机会、现有证据,或理性的信念程度。期望效用并不只是最可能出现的那一个结果的价值:一场发生概率很低的灾难,其负面影响可能超过一项很可能实现的重大收益。
依据实际后果的版本与依据证据的版本,可能得出不同的判断。一项行动可能得到现有最佳证据的支持,却因无法预见的事件而产生糟糕的结果。反过来,鲁莽的行为也可能意外带来好结果。区分客观上的正当性、选择是否有充分理由、行为者是否应受责备,以及品格是否良好,可以避免将这些情况混为一谈。对于应以哪一种概念为首要,以及应如何根据信息和控制能力来确定责任,不同的功利主义理论有不同看法。
不确定性也使因果分析不可或缺。长期影响、转移到别处的损害、策略性反应,以及制度激励,都可能推翻看似有利的计算结果。科学研究和统计学可以改进估计,但仅凭它们本身,无法确定哪些结果应计入福祉,也无法确定应如何加总损失。因此,实际应用需要将实证研究与规范性假设相结合。用数字呈现分析或许能使这些假设更加清楚,却不能消除它们。
正义、权利与人与人之间的独立性
对功利主义最广为人知的反对意见是,追求总体福祉最大化可能容许对个人施加严重的不公。假设性的例子包括:为了防止大范围暴力而惩罚无辜者,或牺牲一个人来挽救其他几个人的生命。这类例子所检验的是:足够大的利益,能否成为突破通常被视为根本性保障的理由。电车难题与此相关,因为它对比了以不同方式产生相近数量结果的情形,不过,并非每一种版本都能单独凸显功利主义与其批评者之间的分歧。
功利主义的一种传统回应,是强调侵犯权利所造成的更广泛后果。保障身体完整、公正审判、财产和言论自由的制度与惯例,有助于维系安全与信任。如果允许当局只要预期有利就无视这些保障,其决策便容易受到偏见、腐败和错误的影响。这些论证可以在功利主义内部,为稳定的权利保障提供有力依据。然而,它们并不能证明,在一个经过审慎设定、排除了所有有害间接后果的情境中,权利也绝不可被逾越。
因此,分歧部分在于人权的道德地位。对某些形式的义务论伦理学而言,即使是为了实现更好的整体结果,权利也会对可采取的行动构成限制。而对功利主义而言,权利的权威最终必须与福祉相联系。规则功利主义可以在实践层面赋予权利强有力且相对不可变通的地位,但其正当性依据仍然在于后果。密尔对正义的论述同样将格外严格的道德要求与某些利益联系起来;对这些利益,尤其是安全的保障,对人类生活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
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1971)中指出,功利主义的加总方式未能充分尊重人与人之间的独立性。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为了未来更大的利益而承受眼前的牺牲,可能是合理的。但他认为,不能由此推出,强加于一个人的损失可以由另一个人获得的收益来补偿。罗尔斯的替代方案,将正义原则奠基于一种旨在体现人的自由与平等地位的选择情境,而非集体净收益的最大化。
因此,分配问题构成了一项独立的挑战。如果一种更加不平等的结果带来的总体福祉更高,标准功利主义就可能偏好这种结果。平等可以通过安全、社会关系,或资源所带来的收益递减而具有工具性价值,但它本身未必具有决定性。相比之下,优先主义赋予处境较差者所获的利益更高的道德权重。尽管它可以保留加总式的结构,却让福祉增益的道德价值取决于受益者原有的福祉水平,从而偏离了通常的功利主义。
道德要求、完整性与人际关系
功利主义的无偏私立场使其对道德义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果把一笔不大的个人开支用于别处,就能避免严重得多的痛苦,那么,要使福祉最大化,似乎就必须作出这种牺牲。不断进行这样的比较,可能会使非必需消费、休闲或个人志业几乎没有容身之地。这一反对意见并不只是说慷慨虽然可贵,却难以做到,而是说,严格的最大化要求似乎抹去了道德上必须做的事与格外高尚但并非义务的事之间的区别。
彼得·辛格在《饥荒、富裕与道德》(1972年)中提出了一项原则,使这一问题更加尖锐:只要不必牺牲具有同等道德重要性的事物,就应当防止严重的不良后果。他借助一个人们熟悉的例子——付出很小的个人代价去救助一名儿童——来质疑这样的看法:地理距离遥远,或还有其他人可能提供帮助,就能大幅减轻自己的义务。这一论证与功利主义相容,但接受其核心原则,并不意味着必须接受功利主义理论的全部主张。
人际关系也带来了类似的难题。父母通常会特别关照自己的孩子;朋友之间作出的承诺,也不会无偏无私地同样给予陌生人。功利主义者可以从后果出发为这种偏爱辩护:亲密关系有助于增进福祉,对具体情况的深入了解能使身边的照护更有效,而一个缺乏可靠承诺的社会也难以良好运转。然而,这种工具性的辩护似乎未能如实反映人们对关系的切身体验。朋友通常希望自己作为一个独特的人而受到珍视,而不只是被视为一种能高效产生良好结果的载体。
伯纳德·威廉斯在《功利主义:赞成与反对》(1973年)中撰写的部分,从完整性的角度提出了这一反对意见。如果行动者必须始终采取无偏私的福祉最大化立场,个人承诺就可能失去其独特的权威性。他提出的例子还质疑了“消极责任”这一观念,即行动者不仅可能要为自己直接实施的行为承担道德责任,也可能要为他人造成、但自己本可阻止的后果承担道德责任。问题在于,道德是否能够要求人们主要把自己的行为、志业和关系视为总体计算中的投入项。
对此的回应包括接受较高的道德要求、区分可责性与错误性,或对理论作出修正。满足型后果主义允许选择足够好的结果,而不必始终追求最优结果。其他进路则允许行动者在一定限度内优先考虑自己的志业。这些修正虽然偏离了古典的最大化功利主义,却仍可能保留总体福祉的重要地位。间接功利主义策略则保留最大化标准,但主张:让人养成持续自我监督、心怀内疚或在情感上保持疏离的倾向,本身就会损害福祉,并妨碍有效行动。
动物、公正无偏与道德关怀的边界
功利主义主要依据一个存在者是否具有感受福祉的能力,而不是是否属于某个受到偏爱的群体,来确定其是否应被纳入道德考量。对于享乐主义版本的功利主义而言,关键能力是感知能力:即拥有带有正面或负面感受的体验的能力,包括快乐与痛苦。智力、语言、公民身份和互惠能力,可能影响一个存在者能够获得哪些益处或遭受哪些伤害,但并不能自动决定其痛苦是否值得考虑。边沁对动物的讨论尤其明确地阐明了这一区别。
辛格的《动物解放》(1975年)将利益的平等考量原则发展为对非人类动物现行待遇的重大挑战。平等考量并不意味着同等对待。无法理解选举的动物并没有相应的投票利益,但它避免剧烈疼痛的利益,可能与人类类似的利益一样,具有直接的道德相关性。争议在于,仅凭物种差异,是否就足以降低对其他方面相似的利益的重视程度。
这一框架已被用于评估集约化养殖、动物实验、栖息地破坏以及其他人类活动。功利主义的评估会考虑动物所受伤害的严重程度与持续时间、受影响的动物数量、可行的替代方案,以及对人类和其他存在者的益处与伤害。不能仅凭某种做法属于传统或具有经济效用,就对其作出定论。反过来,功利主义推理也不会一概认定所有利用动物的行为都不被允许;其判断取决于行为后果,以及所采用的福祉观。
当有关体验的证据并不确定,或比较涉及差异极大的生命形式时,困难便随之出现。行为反应、神经系统结构、学习能力和生理过程,都可以为判断感知能力提供依据,但没有任何单一测试能够消除所有不确定性。在偏好型理论与享乐主义理论中,拥有面向未来的偏好的能力也可能具有不同的重要性。因此,功利主义者可以一致认为动物的痛苦值得重视,却在死亡、替代,或不同体验的相对重要性等问题上存在分歧。
这一边界问题也将功利主义与某些环境伦理理论区分开来:后者认为,物种、生物多样性或生态系统具有独立于个体福祉的内在价值。功利主义者可以大力支持自然保护,因为生态系统维系着当下及未来的生命。然而,保护一个物种与改善其成员的福祉,在概念上并不是同一个目标。野生动物面临的捕食、疾病和饥饿,进一步使“保护自然过程必然能使福祉最大化”这一假设变得复杂。围绕人工感知能力的论证,则将同一个根本问题延伸到了新的领域:一个存在者是否拥有一种对它自身而言可以变得更好或更糟的生活。
后代与人口伦理学
时间上的无偏私通常意味着,无论受益者生活在什么时代,其所得的益处都同样重要。一个人将在未来才存在,这一事实本身通常并不会使其痛苦变得较不重要。这一立场并不排除在实际分析中进行任何形式的折现:不确定性、环境变化,以及消费与福祉之间的关系,都可能影响当下的选择。但它将这些考量与纯粹时间偏好区分开来;后者仅仅因为一种体验发生得更晚,就赋予它较低的道德权重。
面向未来的政策引出了人口伦理学所探讨的问题。选择不仅可能影响人们生活得有多好,还可能影响有多少人存在,以及具体哪些人会出生。总量功利主义按照所有个体的福祉总和对结果进行排序,平均功利主义则依据平均福祉作出评价。在比较人口构成固定的不同情形时,两者可能得出一致结论;但当人口规模发生变化时,两者的判断可能截然不同。增加一些生活良好、但福祉低于现有平均水平的人,会提高福祉总量,却降低平均福祉。
德里克·帕菲特的《理由与人格》(1984年)使这些难题成为当代伦理学的核心议题。他提出的“令人反感的结论”对总量加总提出了挑战:只要人口足够庞大,那些勉强值得过的生活所包含的福祉总量,就可能超过一个人口较少、但人人生活极为美好的群体。问题并不在于某项具体的人口政策已被证明值得推行,而在于,反复依据福祉总量进行比较,可能得出一种许多人认为极其违背直觉的排序。
平均功利主义面临的则是另一类问题。仅仅因为一段美好生活的福祉低于现有平均水平,它就可能将增加这样一段生活评为使结果变差。其他方案有的采用临界水平,有的特别重视改善那些无论作出何种选择都会存在的人的生活,还有的结合多种评价原则。每种进路都必须处理这样一些情形:避免痛苦、创造值得过的生活,以及改善已经极为美好的生活,分别指向不同的选择。
非同一性问题又增添了一层复杂性。某些政策会大幅改变受孕的时间与条件,以至于不同选择下将会有不同的人存在。因此,一个未来的人,只要其生活仍然值得过,就可能无法声称,与另一种选择相比,这项政策使自己这个特定的人处境变得更差。非人格化的功利主义评价仍然可以比较由此产生的不同结果,但这种比较也凸显了它与以特定个体所受伤害为中心的进路之间的差异。有关气候变化、使用年限很长的基础设施,以及人类灭绝风险的争论,都涉及这些关于福祉、同一性、概率和人口规模的未决问题。
公共政策、经济学与当代应用
功利主义将制度对个人福祉的影响确立为核心分析对象,由此影响了福利经济学。不过,仍应将它与若干常与之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学标准区分开来。符合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置,是指若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差,就无法使任何人的处境变好。这一条件并不能确定哪种分配能带来最大的总福利,而且极不平等的安排也可能满足这一条件。帕累托改进避开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权衡,而功利主义则直接处理这些权衡。
成本收益分析比较一项政策的收益与成本,通常以货币衡量。它与依据后果进行推理的思路相近,但并不因此就是功利主义的。以货币表示的支付意愿取决于所拥有的资源,而许多重要的事物很难定价。分配权重、非市场估值以及对不确定性的明确处理,都可能显著改变分析结果。因此,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假设,货币净收益为正并不能证明,不偏不倚地衡量的总体福祉有所增加。
在公共卫生领域,依据后果进行评价尤为重要,因为有限的资源必须分配给效果各异的干预措施。质量调整生命年等指标将生存时间与健康状态权重结合起来。这些指标便于比较不同治疗方案,但衡量的只是健康的某些方面,而非福祉的所有维度。决策还可能考虑紧迫性、病情严重程度、公平的机会以及免受歧视的保障。将所衡量的健康收益最大化在伦理上是否充分,与这一指标是否有用,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刑事司法传统体现了另一种应用。功利主义对惩罚的正当性论证着眼于威慑、剥夺再犯能力、矫治及其他有益后果,同时将惩罚带来的痛苦和社会成本计入,以抵扣这些收益。相比之下,报应主义的正当性论证强调,违法者应当因其不当行为受到应得的惩罚。现实中的法律制度往往兼采这些理据。功利主义分析还要求区分真正有效的预防措施,与那些缺乏依据、声称加重刑罚必然改善结果的论断。
当代有效利他主义借鉴了相关思想,比较各种帮助他人的机会所具有的影响规模、可解决程度以及被忽视程度。其参与者包括功利主义者,但有效利他主义并不等同于功利主义;参与者也可能认同权利、个人在道德上获准自行选择的空间,或多元的道德价值。其中的争论涉及:应如何依据证据,对健康干预、动物福利、减贫和长期风险等领域进行比较。这些应用反复显现出同一条方法论界限:实证研究可以估计效果并检验因果主张,但如何选择、比较和汇总具有道德意义的益处,仍然是伦理理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