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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罗尔斯

约翰·罗尔斯是美国政治哲学家,其正义与政治自由主义理论重塑了有关平等、自由及民主正当性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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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罗尔斯(1921年2月21日—2002年11月24日)是美国哲学家,其著作深刻改变了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他的代表作《正义论》(1971年)提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阐明了由自由而平等的公民组成的社会,其基本制度应当遵循哪些原则。对于那些以制度对总体福利的贡献来论证其正当性的思路,罗尔斯提出反对,主张每个人都拥有一些不可仅仅为了让他人获得更大利益而被牺牲的权利诉求。他的理论既有力保障基本自由,又对机会以及经济利益的分配提出了严格要求。

罗尔斯后期的著作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当公民在宗教、道德和人生意义方面存在深刻分歧时,一个正义的宪政民主社会如何仍能保持其正当性。《政治自由主义》(1993年)将共同认可的政治正义观与整全性的哲学或宗教学说区分开来,而《万民法》(1999年)则将他的研究拓展至国际关系。在这些著作中,罗尔斯围绕公平合作、公共证成、制度设计以及宽容的限度,构建了一套相互关联的理论。

生平、教育与思想发展

约翰·博德利·罗尔斯出生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父亲威廉·李·罗尔斯是一名律师,母亲是安娜·阿贝尔·斯坦普·罗尔斯。他曾就读于康涅狄格州的肯特学校,1939年进入普林斯顿大学,1943年毕业。他早年的学术兴趣既包括神学,也包括哲学。他的本科毕业论文后来以《罪与信之意义初探》为题出版,其中阐述的基督教伦理观与他成熟时期著作中的政治自由主义颇为不同。不过,这篇论文已显露出他早期对共同体的关切,以及对仅以讨价还价或个人利益来理解社会关系的观点的反对。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尔斯在美国陆军服役,曾驻扎于新几内亚、菲律宾等太平洋战区,随后又赴被占领的日本。他的战争经历促使他放弃了正统基督教信仰。他后来的政治思想并不以宗教为基础,但信教公民的政治地位成为他著述中的一个重要议题。退役后,他重返普林斯顿大学,于1950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1952—1953学年,罗尔斯凭借富布赖特奖学金赴牛津大学访学,置身于以赛亚·伯林和H. L. A. 哈特等学者所在的学术环境中。此后,他先后任教于康奈尔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1962年加入哈佛大学。此后的学术生涯中,哈佛一直是他主要的任职机构。1949年,他与玛格丽特·沃菲尔德·福克斯结婚,两人育有四个孩子。1999年,他同时获颁美国国家人文奖章和罗尔夫·肖克逻辑与哲学奖。

罗尔斯理论的发展脉络,可以追溯到他主要著作问世前发表的论文。《伦理学决策程序纲要》发表于1951年,《作为公平的正义》发表于1958年,《正义感》发表于1963年。这些文章提出了有关道德证成、公平原则,以及人们维持正义制度安排所需的心理条件等问题。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将这些思路整合起来,其英文修订版于1999年问世。他此后的著作并非只是重述原有论证,而是重新审视了其中对稳定性的解释,阐明了其制度层面的意涵,并拓展了理论的适用范围。由埃琳·凯利编辑的《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2001年),简明呈现了他成熟时期关于国内社会的正义理论。罗尔斯于2002年在马萨诸塞州列克星敦去世。

作为公平的正义与哲学方法

罗尔斯的核心问题是社会合作的公平条款。社会不只是各自追求独立目标的人们组成的联合体,也不是谁拥有更强的议价能力,谁就能决定规则的体系。社会制度在人们之间分配权利、义务、机会和利益,而这些人的活动又彼此依存。罗尔斯追问,公民能够接受哪些原则,以此规定这种持续合作的公平条款。他的回答是作为公平的正义。这一理论承续并革新了与约翰·洛克、让-雅克·卢梭和伊曼努尔·康德相关的社会契约传统,但并不将政治义务视为某项真实历史协议的产物。

正义的首要主题是社会基本结构,即主要的政治、法律、经济和社会制度相互衔接的方式。宪法、财产规则、教育安排以及家庭的组织方式,都可能从人出生之时起就深刻影响其人生前景。因此,罗尔斯并不首先追问每一笔孤立的交易是否出于自愿,或每个人是否按其个人功绩得到了应得的回报。他考察的是使具体交易得以发生、并塑造人生机会分配的制度背景。

他的证成方法是反思平衡。对具体案例经过深思熟虑的判断、提出的一般原则以及相关的背景理论,需要彼此参照、相互调整。例如,反对宗教迫害的判断可能支持平等自由原则;这一原则又可以揭示人们对不受欢迎的少数群体所作判断中的不一致之处。无论是直接的直觉,还是抽象的准则,都不能自动免于修正。在广义反思平衡中,相互竞争的观念及其支持论证也被纳入这一过程。其目标是形成一种融贯且经过批判性审视的立场,而不是从据称不证自明的道德前提中推导结论。

罗尔斯主要将作为公平的正义阐述为一种适用于合理有利条件下的制度理论。他的许多论证起初都假定,社会是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其成员普遍遵守他们公开认可的原则。这种“理想理论”为评价制度提供了标准,而非理想理论则涉及不正义、不服从以及不利条件等问题。这一区分并不意味着现实社会已经接近正义。它表达的是一种方法论主张:确定一个可以得到合理辩护的制度目标,有助于澄清应当如何评判偏离正义的情形。

这一理论也对功利主义提出了挑战。罗尔斯反对将总体福利或平均福利最大化,因为只要某些人的严重损失能给另一些人带来足够的利益,这种做法就可能允许这些损失发生。他的批评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独立性:分布于不同人生中的得失,不能与同一个人一生中的牺牲和收益完全等同看待。正义必须规范人们可以在何种条件下向彼此提出要求,而不只是计算社会总体的最优结果。

原初状态与无知之幕

罗尔斯理论中最广为人知的理论工具是原初状态,即一种假想的选择情境,旨在呈现选择正义原则所需的公平条件。这是一项思想实验,而不是对政府在历史上如何产生的描述。其中的各方代表着基本利益必须得到保障的公民,但他们的选择受到限制,以免原则被量身定制来迎合享有特权的社会地位。这一理论工具明确体现了罗尔斯的观点:基本制度的正当性不应依赖于那些从道德角度看具有任意性的优势。

各方在无知之幕背后进行审议。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社会阶级、财富、天赋、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也不知道自己对美好生活抱有什么具体观念。他们确实知道有关社会组织、经济生活、人类心理,以及使合作既有可能又有必要的条件的一般事实。因此,无知之幕并未剥夺他们的一切知识。它遮蔽的是那些会让他们偏袒自身具体处境的信息,同时保留评估可行的制度原则所必需的一般信息。

罗尔斯假定,各方力求为自己所代表的人确保充足的基本商品。这些是公民追求各种各样可允许的目标时通常都需要的事物,包括基本权利与自由、机会、与职位相联系的权力和特权、收入与财富,以及自尊的社会基础。各方是“相互冷淡”的,这里的“冷淡”具有特定的技术含义:他们不会出于对其他被代表者的好感或敌意来选择原则。这并不意味着,由此形成的社会中的公民必定是自私的。这一区分将模型中采用的动机与生活在正义制度下的人们所具有的道德动机区别开来。

由于各方不知道自己将处于什么地位,他们无法仅仅维护某种既有优势。罗尔斯认为,在规定的条件下,他们会拒绝那些允许为了更大的总体利益而牺牲基本利益的原则。他的论证有时采用最大最小值推理:考察每一种可选方案可能带来的最坏结果,再从中选出最坏结果最好的方案。他并未将其作为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日常决策的普遍规则。罗尔斯认为,这种推理之所以适用,是因为原初状态具有一些特殊性质,包括无法为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赋予概率,以及不可接受的结果会造成严重后果。

另一个考量是“承诺的负担”。所选原则必须是这样的原则:当无知之幕揭开、人们知晓自身实际处境之后,仍然可以合理地期待他们遵守。如果一项协议要求某些公民为了他人的利益而接受严重匮乏的处境,它就可能无法通过这一检验。因此,原初状态模拟的不仅是公正无私的选择,也是一项能够在公共生活中得到持续遵守的协议,其参与者必须以平等的身份共同生活。

正义的两个原则

罗尔斯在其成熟表述中指出,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一套充分完备的平等基本自由,而这套自由须与所有人享有同样的自由相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则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这些不平等所依附的职务和职位,必须在公平的机会平等条件下向所有人开放;第二,这些不平等必须使社会中最不利的成员获得最大利益。这些要求构成的是一种有优先次序的正义观,而不是一份可以不受限制地相互权衡的价值清单。第一原则优先于第二原则,而公平的机会平等又优先于规范经济不平等的要求。

基本自由包括良心自由和思想自由、政治自由、结社自由、对人身完整性的保障,以及法治所保障的权利。这些自由的优先性意味着,通常不能仅凭收入增加或行政效率提高,就为限制这些自由辩护。罗尔斯并不认为,凡是被称为自由的活动都享有这种优先地位。他也没有将对生产性资产不受限制的所有权或契约自由列入受保护的基本自由。他在后期采用“充分完备的自由体系”这一措辞,是为了避免让人以为,正义要求将自由视为一种不加区分的总量,并使之最大化。

公平的机会平等要求的不只是形式上具备就业或任职资格。能力相近、运用这些能力的意愿也相近的人,无论出身于哪个社会阶级,都应拥有相近的前景。因此,一个精英教育实际上只向富裕家庭开放的社会,即使法律禁止明确的世袭性排斥,也可能不符合这一要求。这一原则所关注的,是培养能力并塑造竞争格局的制度,而不只是最终选拔时所适用的规则。

差别原则只允许这样一种不平等:与其他可行的制度安排相比,它能改善最不利者的前景。这一原则既不要求所有人持有的资源严格相等,也不认可任何只给较贫困者带来某些附带好处的不平等。如果一种不平等程度较低的安排能使最不利者处境更好,那么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安排就不符合这一原则。这里所比较的,是以适当的基本善指数衡量的、人们在社会制度下的长期预期,而不是某一时点上个人收入的状况。

罗尔斯还区分了正当预期与道德应得。人们可以依据正义的公共规则获得有效的权利主张,例如,要求获得已完成工作的报酬;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更深层的道德意义上,他们应得其天赋或有利的起点。这一区分并不抹杀责任或努力,而是否定了这样一种推论:市场报酬必然衡量着一个人内在的道德价值。正义的两个原则所追问的,是让能力和努力转化为报酬的制度体系,能否向作为平等者的公民证明其正当性。

经济制度、机会与代际正义

罗尔斯的原则对经济安排施加约束,但并不提供一套完整的经济蓝图。市场能够协调生产、传播信息,但市场结果并不会自动实现分配正义。购买力的分配取决于财产权、教育、继承、政治决策以及交易所处的制度背景。单笔交易即便出于自愿,累积起来仍可能使财富集中,损害公平机会。因此,维持背景正义需要持续的制度规制,而非仅在最初进行一次公平分配。

在《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中,罗尔斯区分了五种社会制度: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实行指令性经济的国家社会主义、财产所有民主制和自由社会主义。他认为,前三种制度都无法充分实现他的原则。他反对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并不只是因为其转移支付规模太小。这种制度可能容许生产性财富和政治影响力持续集中,只在经济结果产生之后对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给予补偿。如此一来,形式上的权利便可能与长期的依附关系及不平等的政治权力并存。

财产所有民主制力求让生产性资产和人力资本的所有权广泛分散于全社会。教育、对财富过度集中的限制以及对继承的规制,有助于防止一个小阶层主宰经济和政治生活。罗尔斯所说的自由社会主义,将生产资源的社会所有制与民主自由相结合,也可以利用市场。他愿意考虑这两种安排,表明作为公平的正义并不以无条件支持生产性财产私有制为前提。选择哪种制度,部分取决于历史条件以及制度在实践中的运作方式。

政治平等所要求的也不只是平等的投票权。罗尔斯特别强调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动机和能力相近的公民,无论经济地位如何,都应享有大致相当的机会去影响政治决策。这一关切将经济结构与民主联系起来。如果财富总能换取接近政治权力的渠道,或控制公共议程,那么,仅在形式上拥有相同的自由,并不能保障公民之间应有的政治关系。

代际正义通过正义储蓄原则来处理。每一代人都必须作出适当贡献,以建立并维持正义社会所需的条件,包括其制度以及物质和文化基础。罗尔斯反对仅为最大限度增进后代福祉,就要求积累无限增长。一旦正义制度能够得到维持,正义便未必还要求进一步的净积累。这个问题不同于在同时代人之间分配资源,因为前代无法从后代那里获得互惠性的物质利益。因此,他的论述所追问的是:人们能够接受怎样的储蓄要求,作为适用于世代更替的规则,而不是简单地将差别原则原封不动地延伸到时间维度上。

政治自由主义与合理多元主义

《政治自由主义》重新审视了《正义论》关于稳定性的论述中的一个问题。自由社会很可能在宗教、哲学以及完备性道德观上存在持久的分歧。这些分歧未必表明人们无知、缺乏诚意或推理有误。在自由制度下运用理性,本身就可能产生多样的信念。罗尔斯将这种状况称为合理多元主义,并主张,正义的政治秩序必须能够持久维系,而不要求所有人都接受同一种完备性学说。

他的解释包括“判断的负担”:即导致人们即便秉持诚意也仍会产生分歧的种种因素,例如证据复杂、对相关考量的重要性评估不同、概念含糊,以及不同经历的影响。合理的人会认识到,这些困难可能使他人得出与自己不同的结论。合理性还意味着愿意提出并遵守公平的合作条件,前提是其他人也这样做。它不同于被理解为有效追求自身目标的理性。一个人可以在策略上合乎理性,却拒绝任何公平的社会合作条件。

因此,政治自由主义将正义呈现为一种政治观念,而非完备性观念。它关注宪政民主社会的基本结构,并汲取这一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中已有的理念,尤其是将公民理解为自由而平等之人的理念。它并不试图解决有关个人美德、宗教真理或最佳生活方式的所有问题。公民被认为具有两种道德能力:形成正义感的能力,以及形成、修正和追求某种善观念的能力。他们在政治上的平等,并不要求他们具有相同的才干、信仰或偏好。

稳定性可以通过重叠共识来实现。持有不同合理的完备性学说的人,可以基于各自观点内部的不同理由,认可同一种政治观念。宗教信徒可能通过对良心的神学阐释来捍卫平等自由,另一位公民则可能通过世俗道德哲学来支持它。他们的共识比基于现有力量对比达成的暂时性妥协更为深厚。罗尔斯将其与“权宜妥协”加以区分:后者可能在某一方强大到足以强行推行其偏好的秩序时立即瓦解。

这一修正改变了作为公平的正义所采用的公共证成方式,却并未放弃其平等主义原则。罗尔斯不再期待良序社会共同持有一种单一的、完备性的康德式观点。政治自由主义也承认,可能存在一组合理的自由主义政治观念,而不再坚持每一项正当的民主决策都必须以人们对其理论的所有细节达成一致为前提。核心问题由此变为:在公民对于政治领域之外的根本问题仍有分歧的情况下,如何正当地行使具有强制性的政治权力。

公共理性、宪法正当性与公民不服从

罗尔斯的公共理性理念,规定了公民在根本问题上相互行使政治权力时,何种正当化理由才是适当的。他的自由主义正当性原则认为,政治权力的行使应当符合宪法根本要素,而这些要素应当是可以合理期待自由而平等的公民认可的。这并不要求每项决定都获得全体公民实际的一致同意。它关注的是,制度框架及其正当化理由是否尊重公民平等的政治地位,而不是完全依赖某种有争议的宗教或哲学权威。

公共理性尤其适用于宪法根本要素和基本正义问题。宪法根本要素包括政府的总体结构和基本权利;基本正义问题则涉及规约社会与经济制度的核心要求。罗尔斯尤其关注公共政治论坛,其中包括法官、政府官员、立法者、公职候选人,以及思考根本政治抉择的公民。他的理论并不对社会中的所有讨论施加同样的限制。宗教团体、大学、志愿组织以及背景文化的其他领域,仍然是人们依据整全性学说展开广泛辩论的场所。

在后期的论述中,罗尔斯允许公民将整全性的宗教或哲学理由引入公共政治讨论,但附有一项条件:必须在适当时候提供充分的公共政治理由,以支持所提议的强制性权力运用。这一立场并非简单地禁止宗教语言,也不是将世俗的整全性哲学自动视为公共的,却把宗教论证当作特有的问题。真正相关的区分在于:一种理由完全立足于有争议的整全性学说,另一种理由则通过合理的政治观念来表达,其他公民能够以政治上平等者的身份对其加以评判。

罗尔斯将与此相应的要求称为文明义务。这是一种道德义务,而不是对言论施加的一般性法律限制。公共理性也为分歧和通常的民主程序保留了空间:公民可以认可共同的正当化标准,同时作出彼此冲突的判断。法院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们必须公开说明宪法裁决的理由,但罗尔斯并不认为法官是政治正义唯一的诠释者,也不认为他们的诠释绝无谬误。

《正义论》中还提出了一套与此相关但有所区别的公民不服从理论。罗尔斯将其定义为一种公开、非暴力、出于良知的政治性违法行为,旨在促使法律或政府政策发生改变。他的讨论主要针对近乎正义的宪政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可以诉诸共同的正义感,对严重的不义行为提出挑战。公民不服从既不同于一般犯罪中逃避法律制裁的行为,也不同于以革命方式否定政治秩序。罗尔斯考察了不义的严重程度、是否已通过正常政治渠道提出诉求,以及受不公正对待的群体之间的协调等条件,同时承认,公民不服从能够纠正对制度所宣称原则的严重背离,从而有助于稳定正义的制度。

国际正义与万民法

《万民法》将罗尔斯的契约论进路延伸至政治社会之间的关系,但并不是简单地将适用于国内的差别原则推广到全世界。这一理论的核心参与者是“人民”:理解人民,要着眼于其政治制度、共同情感与道德承诺,而不是把国家仅仅视为追逐权力的组织。罗尔斯首先考察自由主义人民,继而追问:一个共同的国际秩序能否也容纳某些非自由主义社会。论述主体从同一基本结构中的公民个人转向有组织的人民,这一变化决定了其国际理论的内容与限度。

万民法的原则包括:尊重各人民的自由与独立、遵守条约、各人民之间一律平等、不干涉内政、享有自卫权但不享有一般性的战争发动权、尊重人权、限制战争行为,以及援助处境不利的人民的义务。这些原则既涉及和平合作,也涉及在何种情形下使用强制手段才具有正当性。罗尔斯反对扩张性战争,并将对政治领袖和战斗人员的处置与对平民应给予的保护区分开来。

这一理论的一个争议之处,是承认“合宜的等级制人民”。这类社会并非自由民主社会,但它们秉持以共同善为导向的正义观,保障特定范围的人权,并使社会成员能够在协商过程中发挥实质作用。罗尔斯认为,自由主义人民应当容忍符合这些条件的社会,接纳它们成为万民社会中具有完整成员资格的一员。他虚构的“卡扎尼斯坦”旨在说明,一个设有国教的社会仍有可能达到国际层面的合宜性标准。这是一个哲学上的构想,而不是对某个现实国家的描述。

人权在这一理论中承担的作用也相应具有特定含义。人权为可接受的国内制度安排划定界限,并有助于确定何时应当遵循不干涉原则、给予承认。罗尔斯为此列出的人权清单,比自由主义宪政权利的完整范围更窄。这一区分体现了他的尝试:确立一套不要求所有社会都采用自由民主宪法的国际标准。这也招致了一些论者的批评,他们认为,这一理论对等级制过于宽容,或未能充分保障政治平等。

罗尔斯提出,对那些因所处条件而无法维持正义或合宜制度的“负担沉重的社会”,应承担援助义务。这项义务的目标在于建设制度能力,而非持续拉平各社会之间的财富差距。一旦一个人民能够维持适当的制度,即便国际上仍存在显著的不平等,援助义务也可以就此终止。查尔斯·贝茨和托马斯·博格等世界主义批评者则主张,在全球分配方面应提出更广泛的要求。他们与罗尔斯的分歧涉及多个问题,其中之一是:全球经济所形成的合作与强制结构,是否与国内基本结构具有足够的可比性,从而要求更强的平等主义原则。

批评、影响与持续的阐释

罗尔斯的著作重塑了伦理学、政治哲学、法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等领域的讨论格局。他使社会制度的正当性论证成为英语哲学的核心议题,并为有关自由与平等的争论提供了一套共同语汇。他的影响并不以其理论的每个组成部分都获得广泛接受为前提。原初状态、自由的优先性、差别原则,以及整全性证成与政治性证成之间的区分,都成为不同理论进路的参照点。他的论文和著作还在平等主义思想内部引发了诸多争论,涉及应当分配什么、哪些不平等值得关注,以及制度正义与个人行为有何关系。

罗伯特·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1974年)提出了一种颇具影响力的自由至上主义替代方案。诺齐克的持有正义理论依据支配获取、转让与矫正的原则来评判财产持有状况,而非看其是否符合某种偏好的分配模式。双方的分歧不只是再分配达到何种程度才可取,而在于:正义从根本上评判的,究竟是财产获取的历史过程,还是财产持有与机会得以产生的制度条件。包括约翰·海萨尼在内的功利主义批评者,则质疑罗尔斯在不确定条件下的推理,并为赋予期望效用更核心地位的选择模型辩护。

社群主义的批评集中于罗尔斯的人格观,以及原初状态所涉及的抽象化。迈克尔·桑德尔认为,这一理论未能充分把握人与他人的联结及社群认同对于自我构成的重要性。另一些批评者则质疑,一种政治观念能否充分独立于有争议的道德立场,从而获得罗尔斯所寻求的共识。罗尔斯在后期著作中回应了其中的部分挑战,强调将公民视为自由而平等者是一种政治观念,而非对人的身份认同所作的完整形而上学说明。

另一些异议则针对罗尔斯式平等的适用范围。苏珊·莫勒·奥金指出,正义理论必须考察家庭的内部组织和性别化的劳动分工,而不能预设家庭内部已经是正义的。罗尔斯在后期讨论中明确将家庭视为基本结构的一部分,但有关这一立场之含义的争论仍在继续。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方法提出疑问:当人们将资源转化为实际自由的能力各不相同时,基本善能否充分衡量一个人的有利处境?残障、疾病和需求差异,都暴露出采用统一的、以资源为基础的衡量标准所面临的困难。与此同时,G. A. 科恩认为,平等主义正义应当对个人选择和激励施加更深入的约束,而罗尔斯以制度为中心的理论未能充分做到这一点。

以查尔斯·W. 米尔斯为代表的理想理论批评者质疑,撇开种族支配的实际历史进行抽象思考,是否会遮蔽正义理论所需解释的制度与实践。这些异议不仅涉及具体原则的内容,也涉及政治哲学应当优先解释什么。罗尔斯身后出版的《道德哲学史讲义》(2000年)和《政治哲学史讲义》(2007年),连同其论文集及主要著作的后续版本,为理解他与前代思想家的关系,以及他自身论证的发展,提供了更多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