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1926年9月1日—2018年6月19日)是美国哲学家,其著作将分析哲学与文学、电影以及对日常生活的阐释联系起来。他尤其受到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约翰·朗肖·奥斯汀、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和亨利·戴维·梭罗的启发,探讨人如何为自己发声、承认他人,以及回应知识的限度。他的核心研究主题包括哲学怀疑主义、日常语言、道德上的自我转变,以及艺术作品的哲学意义。他自1963年起在哈佛大学任教,直至1997年退休。
生平与思想的形成
卡维尔出生于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原名斯坦利·路易斯·戈尔茨坦,童年曾先后在亚特兰大和加利福尼亚州生活。他最初有意以音乐为业,1947年获得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音乐学位,随后在茱莉亚音乐学院学习作曲,之后转向哲学。
他在哈佛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20世纪50年代接触奥斯汀的教学,对他的哲学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奥斯汀注重特定表达的使用情境,这为另一类研究进路提供了替代选择:后者主要将日常言语视为有待进行逻辑重构的材料。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尤其是《哲学研究》,则为他提供了另一个持久的思想起点。
卡维尔先在伯克利任教,1963年加入哈佛大学哲学系。他于1961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后来发展为其重要著作《理性的要求》。在哈佛,他担任沃尔特·M.卡博特美学与一般价值理论讲席教授。
早年的音乐训练始终对他的思想具有重要意义。表演、表达、阐释以及判断的权威性等问题,在他的哲学著作中反复出现。他晚年的自传《我当时竟不知道:记忆片段》(2010年)探讨了个人经历、思想形成与哲学写作之间的联系。
日常语言与哲学方法
卡维尔是日常语言哲学的重要阐释者,但他反对将其理解为一种仅凭报告惯常用法便可解决哲学问题的技术。
在他看来,关于某一情境下“我们会怎么说”的主张,通常并非统计调查的结果。这类主张依赖于说话者对共同语言的熟练掌握,并邀请他人认同或质疑所提出的描述。这样的主张引出了哲学权威的问题:一个人凭什么能够代表他人发言?当另一位说话者不认可这种被认为存在的共识时,又会发生什么?
因此,卡维尔将日常语言研究视为既涉及概念分析、又包含自我审视的活动。考察一个词的含义,也意味着考察说话者会在什么情境中使用它、使用它意味着承担哪些承诺,以及哲学理论化如何可能使词语脱离这些情境。
他的论文集《我们说的话非得是我们的意思吗?》(1969年)将这些方法论关切与对音乐、戏剧和美学的讨论结合起来。其广泛的论题体现了他一贯的信念:哲学问题并不限于那些通常被归为哲学的文本。
判准与共识
卡维尔沿着维特根斯坦的思路,考察了判准的作用:判准是据以将某物识别或描述为某个概念之实例的标准。例如,疼痛的判准属于人们学习识别疼痛、回应受苦者的实践。
判准并不是能够排除一切欺骗或错误可能性的保证。其重要性在于,它们使判断在共同的人类实践中成为可理解的。因此,卡维尔的论述将有意义的言说之可能性,与某些共识形式联系起来;这些共识既不只是明文约定,也不是立足于人类生活之外的证明。
怀疑主义与承认
卡维尔对认识论最为系统而深入的探讨,见于《理性的要求:维特根斯坦、怀疑主义、道德与悲剧》(1979年)。该书讨论了关于外部世界和他人心灵的怀疑主义,并将这些问题与道德判断及悲剧联系起来。
卡维尔并不将怀疑主义仅仅视为一种能够通过决定性论证加以消除的思想错误,而是考察怀疑性追问所表达的人类欲求。要求知识得到绝对保证,可能表达了人对自身与世界、与他人相遇时所处条件的不满。人的知识是有限的,依赖具体情境,也无法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分离。
这一进路并非简单地赞同怀疑主义。它所追问的是:即便哲学家已经指出怀疑主义论证在表述上的缺陷,为何这些论证仍然具有说服力?
知道与承认他人
知道与承认之间的区别,是卡维尔思想中的一个核心区分。一个人可能知道另一个人正处于痛苦之中,却未能以适当的回应来承认这份痛苦。这种失败未必源于信息不足。
因此,承认并不是一种更高级的知识,也不是额外的一项证据。它关乎一个人如何回应自己所知道或遭遇的事物,包括是否愿意让自己面对他人向自己提出的要求。由此,与心灵哲学有关的问题便与伦理学密不可分。
卡维尔对他人心灵问题的处理,还挑战了这样一种假设:人与人之间的分离仅仅是一个有待理论消除的障碍。他人的独立存在使关系成为可能,同时也使我们无法完全占有他人的经验。
文学、悲剧与哲学表达
卡维尔将文学视为哲学问题得以展开的场所,而不只是用来说明哲学问题的例证。他对威廉·莎士比亚作品的解读,将怀疑主义与人物借以逃避、拒斥或试图控制身边至亲之人的行动联系起来。
例如,在他对《李尔王》的阐释中,要求他人宣示爱意,与难以接受爱、难以承认自身对他人的依赖纠缠在一起。在他对《奥赛罗》的解读中,寻求对他人的确定性则变得具有毁灭性。这些解读表明,悲剧揭示了人提出普通人际关系无法满足的要求时所造成的后果。
其中许多文章收入了《否认知识:论莎士比亚的六部戏剧》(1987年),该书后来又在修订版中增补。书名点出了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问题可能不在于人物缺乏知识,而在于人物拒绝接受那些已经可以知道的事情所蕴含的后果。
与此相应,卡维尔本人的行文也富于变化,兼有严密论证、自传式反思、长篇细读,以及对声音的刻意关注。他的写作方式与其哲学关切紧密相连:说话者如何为自己的话语承担责任,又如何向听众发言。
电影与世界经验
卡维尔将电影确立为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他的研究有助于确立这样一种认识:通俗的好莱坞电影足以支撑对知觉、人际关系、道德教育以及现代经验之条件的严肃探究。
被观看的世界
在《被观看的世界:关于电影本体论的思考》(1971年;增订版1979年)中,卡维尔考察了摄影影像与其所呈现的世界之间的独特关系。电影让观众得以观看一个自己并不在场的世界:观众看见其中的人物与事件,却无法进入他们的处境,也无法改变所发生的事情。
他将这种状况与怀疑主义,以及现代人同世界相隔离的经验联系起来。该书还考察了电影表演、明星、类型,以及一种艺术媒介在历史中可能实现的形式。其论述主要以摄影电影为基础,而不是为一切可能的动态影像技术建立理论。
再婚喜剧与情节剧
《追求幸福:好莱坞再婚喜剧》(1981年)辨识并阐释了20世纪30至40年代的一组美国喜剧片,包括《费城故事》《春闺风月》和《女友礼拜五》。
卡维尔将这一组影片称为“再婚喜剧”。这类影片的典型问题,并不只是两个人最初如何结为伴侣,而是他们如何通过交谈、相互承认以及理解的改变,建立或重建关系。婚姻由此成为探讨平等、教育以及共同生活之可能性的场域。
在《争辩眼泪:好莱坞无名女性情节剧》(1996年)中,他考察了《史黛拉·达拉斯》《煤气灯下》《扬帆》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影片。这些阐释探讨了女性的声音、承认遭到拒绝,以及再婚喜剧所设想的相互理解的限度或失败。
这两项研究将电影形式与道德问题联系起来,却并未把电影简化为伦理学说的陈述。
爱默生、梭罗与道德完善主义
卡维尔力图恢复爱默生和梭罗作为哲学家的地位,而不只是将他们视为文学人物。《〈瓦尔登湖〉的意蕴》(1972年)将梭罗的这部书解读为一部关乎语言、觉醒、传承以及重新开始生活之可能性的作品。
他对爱默生的解读,成为其道德完善主义论述的核心;这一论述在《优美与不优美的条件》(1990年)和《言语之城》(2004年)等著作中得到发展。
这里的完善主义,并不意味着达到某种完美无缺的最终状态,也不意味着按照固定的卓越典范对人进行高下排序。它关乎对自身现状的不满,以及成为另一种自己的可能性。卡维尔通过当下的自我与一个更进一步、可以达到的自我之间的关系,来描述这一转变。朋友、老师、文学作品和电影,都能够使这种可能性显现出来。
这种伦理观特别重视交谈与榜样的作用。他人可以揭示一种生活的可能性,却不必提供一条能够直接照搬的规则。问题不仅在于人应当采取什么行动,还在于人准备成为怎样的人。
卡维尔还将完善主义与民主联系起来。他思考的是:自我转变的要求如何能够与平等共存,而不是成为社会等级制的辩护。他与约翰·罗尔斯思想的对话,探讨了正义原则是否穷尽民主生活的伦理要求,抑或仍留下了关于顺从、志向与责任的进一步问题。
接受情况与哲学意义
卡维尔的研究影响了哲学、文学批评、电影研究,以及关于美国思想传统的讨论。他的著作将分析哲学对语言的关注,与欧陆哲学中同样突出的关切联系起来,包括疏离、主体性,以及哲学与其表达形式之间的关系。
他的思想中有若干方面,至今仍是阐释与争论的对象。其中包括:他对怀疑主义的论述究竟解决了一个哲学问题,还是改变了问题的提法;他对共同语言的诉求如何容纳分歧与排斥;以及他选取的影片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更广阔的电影史。他对再婚喜剧和女性情节剧的论述,也成为女性主义电影批评展开对话的切入点。
这些争论围绕着其方法中的核心特征展开:个人阐释的权威、代表他人发言的可能性,以及艺术作品能够在不确立普遍规则的情况下,在多大程度上揭示人类生活的种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