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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 形而上学、认识论与哲学史 / philosophical-investigations · 作品

哲学研究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这部遗著通过语言运用的多样实践,探讨意义、理解、规则与心灵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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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于他去世后的1953年首次出版,深刻改变了二十世纪的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本书并非一篇连贯展开的论著,而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札记构成,探讨词语如何获得意义、理解或遵循规则意味着什么,以及感觉、意图、思想和知觉等概念如何发挥作用。其独特的方法是,细致考察人们学习和使用表达式的具体情境,以此取代那些看似令人信服的抽象论述。

本书被广泛视为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最集中的体现。针对语言必定具有某种单一的内在本质这一预期,书中展现了植根于人类生活的多种多样的活动。针对那些将意义归结为隐秘的心灵对象或解释的说明,书中考察了言说、行动、纠正和回应等可为公众理解的实践。这些研究并非直接提出另一套关于语言或心灵的科学理论:本书还质疑了哲学上寻求此类理论的要求,并发展出一些方法,用以厘清催生这种要求的种种混淆。

写作、出版与文本编排

维特根斯坦早期的著作《逻辑哲学论》于1921年以德文出版,1922年又推出德英对照版。离开学院哲学界数年后,他于1929年重返剑桥。此后的研究逐步重新审视了《逻辑哲学论》中阐述的语言、思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哲学研究》正是在这一重新思考的过程中形成的,其素材来自他在20世纪30至40年代留下的大量手稿、口述记录和打字稿。1933至1934年间口述的《蓝皮书》和1934至1935年间口述的《棕皮书》是尤为重要的先声,但两者都不应被简单视为这部已出版著作的草稿。

在落款为1945年1月的序言中,维特根斯坦讲述了自己曾试图将思想组织成常规的连贯论述,却未能成功。他把最终的编排比作一本素描集,其中的画作是在穿行于一片地域的旅途中绘成的。这一意象揭示了本书写作的一个根本特点:从多个方向探究某个问题,暂且将其搁置,随后又在不同的情境中重返这一问题。序言还肯定了弗兰克·拉姆齐和皮耶罗·斯拉法的批评所起的作用。维特根斯坦希望读者以他的早期著作为背景来理解这些新的研究;他此时已承认早期著作存在严重错误,但并不打算把后期这本书仅仅写成对先前观点的逐条撤回。

维特根斯坦于1951年去世,生前未能出版这部著作。G. E. M. 安斯康姆和拉什·里斯整理了第一版,于1953年出版,收录德文原文及安斯康姆的英文译文。其第一部分由693则编号的评述组成,引用时往往只标节号。这些评述包括设想的对话、对语言使用的简短描述、问题、反驳意见以及高度凝练的连续论证。尽管行文转折有时颇为突兀,仍可辨认出若干主题群,分别讨论命名、哲学方法、遵守规则、私人语言、感觉、思想和意图。编号使得研究者在讨论这些段落时,可以跨版本引用,而不必依赖页码。

初版还收录了一个分为十四节的“第二部分”,由较晚写成的、涉及哲学心理学的材料编成。它与第一部分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编辑和阐释上的争议问题。在P. M. S. 哈克和约阿希姆·舒尔特编订的2009年第四版中,这批材料以《心理学哲学——片断》为题单独呈现,各则评述也加上了编号。这一改动明确表明,维特根斯坦本人并未确定这些材料是否构成一个已经完成的第二部分。不过,较早的研究文献通常仍将其引作“第二部分”,尤其是在讨论“看出面相”时。因此,要确定某一段文字的位置及其预期作用,就必须考虑本书的编辑史。

对单一语言图景的批判

开篇引文出自希波的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奥古斯丁在其中描述了自己如何通过观察成人给物体命名、解读他们的手势来学习语言。维特根斯坦从这段叙述中辨认出一幅影响深远的图景:词语为事物命名,句子将名称组合起来,而理解就在于把握词语所代表的对象。他的批评并不需要否认名称的存在,也不需要否认儿童有时会通过指点来学习。问题在于,一种我们熟悉的语言活动被提升成了对语言整体的解释。

第2节中建筑工人的例子抽取出一种简单的实践:一名工人喊出与建筑材料相应的词,另一名工人便拿来相应的材料。在这个情境中,一个译作“石板!”的表达起着命令的作用。仅仅辨认出它所关联的对象,并不能确定它的作用。后续例子又加入数词、指示词及其他表达,使这种实践变得更加复杂。这些增添的内容表明,即使表面的语法描述使词语看起来相似,它们也可能承担不同的任务。数词、材料名称和指令并不是以同一种方式与现实相联系、可以彼此替换的组成部分。

指示定义——通过指点来解释一个表达——受到了格外细致的考察。一个人指着两颗坚果说“二”,可能被理解为是在指明它们的数量、形状、颜色或种类。指点只有在某种背景下才能奏效,这种背景使人能够明白解释所针对的是哪个方面。同样,解释一枚国际象棋棋子,也预设了对它所属的棋类游戏有所了解。这并不意味着解释不可能,也不意味着每个解释都必然陷入无穷倒退。它表明,解释置身于能力与实践之中,而不是在一个孤立的符号与一个孤立的对象之间建立一种自足的联系。

第43节中那句著名的论断指出,在很大一类情形中,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这个限定十分重要:维特根斯坦并不是简单地用“每个词都有某一种用法”这一同样不加限制的论点,去取代“每个词都为一个对象命名”的论点。他的例子包括命令、提问、报告、玩笑、祈祷和讲故事。语言具有多样性,而相关的哲学任务往往是重新辨明那些被一般公式遮蔽的区别。

这种进路也修正了与《逻辑哲学论》相关的一些预设。早期著作考察的是,一个命题如何通过逻辑结构来表征一种可能的事态。后期著作则反对将表征视为理解一切语言活动的万能钥匙。不过,两部著作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对立:它们都仔细考察了有意义表达的界限,以及哲学困惑的来源。变化涉及的问题之一,是这些界限能否通过一套单一而纯化的逻辑说明来呈现。

语言游戏、生活形式与家族相似性

语言游戏这一概念,使维特根斯坦得以将语言与语言发挥作用的活动结合起来考察。在第7节中,这个术语既指哲学研究中使用的简化实践,也指语言及与其交织在一起的行动所构成的整体。建筑工人的实践是一种语言游戏,许多复杂得多的活动也是如此。第23节列举了发号施令、描述物体、报告事件、提出并检验假说、表演、翻译、致谢和祈祷等活动。这份清单的目的不是确立一种最终的分类,而是展示单一的表征模型往往会掩盖的种种差异。

将语言与游戏相比较,不应被误解为断言言说是轻浮的、人为编造的,或总是受明确规则支配的。游戏本身在组织方式、目的、器具和成功标准等方面就各不相同。有些是竞技性的,有些则由一人独自进行;有些有严格编定的程序,有些则允许即兴发挥。简化的语言游戏可以揭示某项活动的特征,而不必声称重现了实际言说的每一个细节。这些例子是用来比较的对象,引导人们关注相似与差异,而不是提供日常语言必须遵循的理想形式。

与此相关的表述生活形式,强调的是使语言活动变得可理解的实践背景。第19节说,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形式。命令以特定的服从和拒绝的可能性为前提;疼痛的表达与受伤、照料和回应相联系;测量则依赖于人们实际能够运用的技术和仪器。书中并未为这个术语给出一个单一而穷尽的定义。对于人类共有的自然史与随历史而变化的社会实践各自有多重要,不同解读存在分歧。但无论着重哪一方面,都不能据此推断,语言不过是一套任意的符码,强加于原本毫无结构的经验之上。

家族相似性回应了另一种对统一性的要求:认为每个有意义的一般词项,都必须对应于其所有实例共有的某个特征。在第65—71节中,维特根斯坦请读者考察那些被称为游戏的活动。棋盘游戏、纸牌游戏、球类游戏和儿童游戏呈现出彼此交叠的相似之处,却没有哪一个特征被确立为它们共同的本质。这里的类比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似:体格、面貌、步态和性情可能彼此交叠,却未必有任何一个特征为全家人所共有。

这一论证所挑战的是某种特定的哲学预期,而不是要证明定义从来都没有用。即使日常用法尚未划定界限,也可以出于特定目的划出一条界限。缺乏清晰的界限,也不意味着一个概念就没有意义:一项指令即使没有规定所有可以设想的情形,也完全可以有效。这一讨论对本质主义和共相研究都有影响,但它直接关心的是方法论问题。哲学家应先考察一个概念如何发挥作用,而不是径直断言它必定具有某种潜在的本质,而且这种本质可以脱离其应用而被独立发现。

哲学方法、语法与治疗

书中关于方法的论述,尤其是第89—133节,将哲学研究与寻求经验发现区分开来。维特根斯坦并不否认科学的正当性。相反,他认为,典型的哲学困难源于对语言运作方式的误解。一个问题可能看起来需要通过发现某种不寻常的对象或过程来解答,但真正的困难却在于,表述这个问题时所用的表达式究竟起什么作用。对此的回应是澄清:将熟悉的事例加以编排,使它们之间的联系清楚地显现出来。

因此,这里的“语法”比课堂上对名词、动词和句子结构的分类有更广的含义。它关乎使表达具有意义的规则与区分:什么算作描述,什么可以充当解释,以及概念之间如何相互联系。当哲学家追问一个思想位于何处,或者“意义”这个词指称什么对象时,表达式在语法上的相似性,可能会诱使人不恰当地将其与物理对象相类比。语法研究并不是通过发现某种格外难以捉摸的实体来回答这些问题,而是考察这些问题是否把某种表达模式带到了它不再具有可理解用途的情境之中。

第109节提出以描述取代解释,必须放在这一背景下理解。这并不是禁止物理学、心理学或日常生活中的因果解释。它所反对的是这样一种预设:哲学澄清必须采取关于隐蔽机制的假说形式。同样,第124节所说的哲学让一切保持原样,也不意味着哲学工作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它的意思是,按照这里对哲学的理解,哲学既不为日常语言实践制定替代方案,也不为这种实践提供外在基础。它的作用在于改变人们理解困难的方式。

书中反复将哲学困惑呈现为一种受图景禁锢的状态。一个熟悉的类比变得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人们很难看出还有其他可能。对话式的写法旨在揭示这一过程:一个声音提出一种看似令人无法抗拒的解释,另一个声音则追问,这种解释在具体事例中究竟如何起作用。第11节将词语比作工具,第38节则描绘语言“去度假”的情景;两者都在动摇这样一种预设:一个词具有熟悉的外观,就意味着它具有统一的功能。

书中的治疗性措辞引发了不同的解读。一些读者认为,这意味着全盘拒绝哲学学说;另一些读者则从中看到了关于概念、理解和人类活动的实质性主张。文本本身谈到的是如同不同疗法的多种方法,而非一种普遍适用的程序。它对日常语言哲学的影响,正是源于这种对用法的关注,但这并不等于把日常言语奉为不容置疑的权威。如果误读了日常表达的语法,它们同样可能造成误导。这里要求的是对实际用法作出能够增进理解的说明,而不是以多数人的措辞习惯来作裁决。

规则、理解与解释的限度

关于规则遵循的讨论考察的是:一条规则如何确定怎样继续才算正确。数列是其中的核心例子。一个学生看似理解了“加2”这条指令,却在数到1000后,接着写出1004、1008、1012。教师坚持认为,最初的指令已经确定了此后的每一步,这便引出了一个哲学问题:究竟是什么使这种特定的继续方式成为必须遵行的方式?仅仅重复公式,并不能确定学生如何理解或运用它;而认为掌握一条规则就是预先设想了它今后的一切应用,也无法合理说明日常所说的掌握。

如果认为每一次应用都需要一种解释,困难就会变得尖锐。解释本身也是用符号表达的,而这些符号似乎又可以得到进一步解释。因此,解释无法充当最终的中介,保证规则得到预期的应用。第201节提出的悖论是:在某种解释之下,任何行动过程都可以被说成符合一条规则,这似乎消除了符合规则与违反规则之间的区别。维特根斯坦的回应并不是认可这种区别的消失。他认为,这个悖论源于把理解视为一个始终依赖解释的过程。

另一种思路是:对规则的把握体现在遵循规则和违反规则的实际事例之中。训练、纠正、既定的技巧以及稳定的反应模式,使这一区别成为可能。理解一种语言,就是掌握了一种技巧,而不一定意味着在内心拥有一套陈述,列明每个表达式在什么条件下适用。这并不是把正确性归结为个人碰巧做了什么。人可能犯算术错误、误解指令,或偏离标准。哲学问题在于,这些规范性区别如何在实践中发挥作用,而不是它们如何由某个额外的心理对象来担保。

一致在这里很重要,但也很容易被误解。在第241至242节,维特根斯坦将语言和生活形式上的一致与意见上的一致区分开来,并强调,沟通和测量需要以判断上的一致为背景。他的意思并不是,多数投票就能使一个等式成立。在辨认实例、运用技巧和纠正错误时,人们能够可靠地达成一致,这构成了一个背景,使围绕某项计算的分歧能够得到理解。日常的辩护也有终点:第217节描述了理由穷尽而行动仍在继续的情形。这未必是一种非理性的跳跃,而是表明,对每一项熟练行动都必须以另一个明确说出的理由为依据的要求,是有限度的。

索尔·克里普克的《维特根斯坦论规则与私人语言》(1982)使这些段落成为新一轮争论的核心。他的诠释对那些据称能够确定意义的事实提出了怀疑论挑战,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强调共同体辩护实践的回应。由此形成的立场常被称为“克里普克斯坦”,以表明它并非对维特根斯坦思想的一种无争议解读。批评者认为,维特根斯坦所做的是诊断并消解一个源于误解的悖论,而非接受其怀疑论前提。此外,规则遵循是否必然需要一个实际存在的共同体,抑或独自生活的人也能拥有具备相关标准的实践,仍然存在争议。

私人语言、感觉与公共判准

私人语言论证所讨论的是这样一种语言:其中的表达式指向只有使用者本人才能接触到的体验,以至于其他人原则上都无法理解这些表达式。这一论证并非要反对秘密代码、私人日记、未说出口的思想,或他人当下未曾察觉的感觉。一套代码可以在日常意义上是私人的,同时仍依赖共同的使用技巧和可独立辨认的标准。这里所针对的哲学观念,是一种据称能够自给自足的语言,其基础在于个人对必然私有的对象所作的直接辨认。

在第258节中,维特根斯坦设想有人用符号“S”记录某种感觉的再次出现。此人试图通过将注意力集中于该感觉,并把这个符号与之联系起来,为符号下定义。问题在于,如何区分此后对符号的使用是正确还是错误的。仅仅确信同一种感觉再次出现,并不能区分真正记得某个标准与只是自以为记得。如果凡是看起来正确的就算正确,那么这里所说的正确性也就失去了作用。困难出在所提出的标准上,而不在于记忆一般而言在经验上并不可靠。

第293节中“盒中甲虫”的例子考察了一种相关的思想诱惑。假设每个人都有一个盒子,里面装着某种被称为“甲虫”的东西,但谁也无法查看别人的盒子。如果无论盒中装着什么,甚至无论盒中是否装有任何东西,这个词都有既定的公共用法,那么那个无法接触的对象就不能承担被赋予它的解释作用。这个例子并非要证明感觉是不真实的。它表明,一个严格私有的对象,不能仅凭受到私下察看,就为感觉词提供公共的语法。

疼痛提供了主要的替代性解释。在第244节中,维特根斯坦描述了成人如何教会儿童一些表达方式,使之逐渐取代哭泣之类自然的疼痛行为。说出自己疼痛,并不一定是在内心观察某个对象,再将其与名称相匹配后作出的报告;它也可以是一种习得的痛苦表达方式。这一解释保留了第一人称用法与第三人称用法之间的重要区别:表达疼痛,通常与推断他人正在疼痛不是同一种活动。与此同时,两者都属于围绕受伤、安慰、治疗和回应展开的、可以理解的人类实践。

对于这一论证的确切范围和结构,存在不同的解释。有些解释强调纯粹私人标准的不可能性;另一些则将其与此前对规则和规范性的分析紧密联系起来。它对认识论和他心问题有重大影响,但并不能直接据此否定私人性,或否定第一人称表达的特殊地位。它所针对的是这样一种哲学模型:先独立地辨认出内在对象,再以某种方式赋予它们只有一个主体才能理解的意义。

心理概念、行为与第一人称表达

本书对精神生活的讨论,拒绝接受一种常见的非此即彼:要么是隐蔽的内在对象,要么是可观察的外在行为。哲学家可能会假定,如果疼痛是真实的,那么“疼痛”这个词就必定指称一个私人的对象;如果否定这一模型,他们又可能得出结论,认为疼痛被还原成了行为。维特根斯坦明确质疑这种对立。在第304节中,面对“你是不是一个乔装的行为主义者”的提问,作答的一方区分了两件事:拒斥一种误导性的语法虚构,与否认日常表达所说的事情。他的论述并不是说痛苦并不真实,也不是说外在表现就穷尽了一切体验。

心理概念各有不同的使用模式。疼痛、希望、期待、意图、理解和记忆,并不都指称同一种内在事件。例如,希望与语言、可能性以及一个人所处的情境有着种种联系,因而有别于身体感觉。理解有时可能伴随着一种突如其来的体验——一种豁然贯通的感觉——但没有任何单一体验能够保证一个人有能力继续计算、解释一段文字或运用一种技法。反过来,真正掌握了某种理解,也不意味着每次运用它时都必须伴随某种独特的体验。

因此,心理状态与其表达之间的关系,要比从外在证据推断一个完全隐蔽的原因复杂得多。在通常情形下,一声叫喊可以是疼痛的表达,而不只是一个中性的身体动作,让人据此假设性地推断出疼痛。这并不意味着一切表象都能作为定论:假装、隐瞒和误解仍然可能发生。但这些可能性预设了更广泛的实践背景,正是在这些实践中,人们能够识别真诚的表达及其发生的情境。欺骗虽然可能发生在这些实践之中,却并不是它们的基础。

第一人称权威同样需要区别看待。一个人说“我疼”时,通常并不是在报告一番调查的结果,通常也不能追问他凭什么证据确定这一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第一人称心理陈述都不会出错,或都发挥同样的作用。人们可能错误地描述自己的动机,对自己的感受拿不准,或者误解自己的意图。本书的进路不赞成建立一种普遍的内省理论,将每一种心理表达都视为从内在观察视角作出的报告。它也使与勒内·笛卡尔相关的身心二元论变得更为复杂,却没有用某一种还原论的心灵解释来取代它。

后面关于意图的论述追问:意图如何与实现它的行动相联系。某种隐蔽的、伴随行动的心理活动,本身并不能决定什么才算执行了一个计划;相关联系取决于其中涉及的概念、情境与活动。这与意向性有关,但维特根斯坦通常通过具体个案展开讨论,而不是宣告一种包罗一切的理论。第621节中那个广为人知的问题——从某人抬起手臂这一事实中减去手臂升起这一事实,还剩下什么——揭示了这样一种诱惑:把能动性看作一个物理事件,再加上一个可以独立辨认的内在事物。

看出视相与意义体验

最初作为第二部分出版的材料,集中探讨了视相知觉:从某个视相来看某物,或在其中注意到一个新的视相。最著名的例子是鸭兔图:图中的线条丝毫不变,却既可以看成鸭头,也可以看成兔头。观看这幅图的人可能起初说自己看到的是其中一种形象,随后却惊呼,另一种形象显现出来了。视觉对象没有改变,但若说体验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同样会造成误解。

维特根斯坦区分了对所见之物的普通报告与对视相浮现的报告。“现在我把它看成兔子了”可以表达一种转变,而不只是用一个假说替换另一个假说。不过,体验这种转变的能力,有赖于超出当下视觉刺激的其他能力。把鸭兔图认作兔子,需要熟悉兔子、图画以及辨认形状的典型方式。这种体验处于知觉与概念能力的交汇处;如果把被动的感觉与随后的理智解释截然分开,就会遮蔽这一点。

他的例子并不限于歧义图形。一张脸可能突然显得像另一张脸;一个几何图形可能被看作某个更大构形的一部分;一个乐句在新的语境中听来,可能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这些情形相互关联,却并不相同。有些涉及突如其来的变化,另一些则涉及稳定的观看方式。假定每一种情形都伴随着同一幅内在图像,并不能回答问题。维特根斯坦追问的是:这种体验如何得到表达,其表达以哪些能力为前提,以及怎样才算理解了所作的比较。

“视相盲”这一假设性的可能情况,有助于将这些能力区分出来。一个人或许能够辨认或临摹一幅图,却无法体验到别人所报告的那些变化。引入这一设想,是为了进行哲学上的比较,而不是作出医学诊断。它将一些能力区分开来,而这些能力很容易被“看”这个笼统的词混为一谈。这一区分也说明,正确辨认一个对象,并不能解决关于如何体验它的所有问题。反过来,一种独特的体验,也不因此就成了一个可以独立描述、足以解释主体全部能力的心理对象。

这一研究还延伸到了对词语意义的体验。一个熟悉的词反复说上许多遍,可能会失去其通常的特征;一个有歧义的词,听来可能取的是某一种意思,而非另一种;一行文字的位置或重音安排,也可能改变其表现力。这些情形对美学、音乐以及文学阐释都很重要,但它们并不能证明,日常的意义就在于某种持续存在的感受。这些情形的意义在于,它们既表明了体验在某些用法中的重要性,也表明了将某种特殊的伴随体验作为理解的一般基础是不充分的。

与早期哲学及科学解释的关系

《哲学研究》所处的哲学背景,受到戈特洛布·弗雷格、伯特兰·罗素以及现代逻辑学发展的塑造。维特根斯坦延续了他们的关切,关注表层语法如何误导哲学思考。改变之处在于,他不再期待通过一种统一的逻辑分析,揭示每个有意义的表达背后的本质形式。这部后期著作追问:用某种享有优先地位的模式衡量各种不同的用法,这一要求本身是否就造成了扭曲。日常语言不再被视为对理想符号体系的一种有缺陷的近似,等待着哲学加以重构。

相应地,这部著作与逻辑经验主义的关系也颇为复杂。维也纳学派的成员曾从《逻辑哲学论》中汲取灵感,尤其受到该书对逻辑及有意义话语之界限的论述的启发。然而,《哲学研究》并未提出一种普遍判准,依据经验检验的方法对话语进行分类。它也没有以事实陈述与逻辑真理之间的单一基本对立来统摄有意义的语言。它对多种活动的关注,使人难以将其归入某一种证实主义,即使两者都反对传统的思辨形而上学。

本书也不同于一种常见的经验主义。它不把所有概念都归结为个人私下获得的感觉材料,因为这种主张会再次引出有关命名、识别和标准的问题。同时,它对训练和人类自然史的强调,也不等于提出了一套解释语言习得的因果性发展理论。书中设想的学习者或简化的语言实践,通常是用来澄清概念关系的,并不必然是在断言每个儿童都会依次经历哪些发展阶段。

这一区分有助于说明本书与心理学及科学哲学的关系。心理学实验或许能够发现,人们在什么条件下会察觉歧义或运用规则。维特根斯坦考察的则是:察觉、理解、错误和运用这些概念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种澄清能够影响经验问题的提问方式,却不与实验在其自身的解释层面上展开竞争。因此,坚持哲学不是一门经验科学,既不是否认科学发现,也不是声称人类的语言活动处于自然之外。

将本书与实用主义、现象学及后来有关具身认知的进路相比较时,人们往往关注活动、技能和实践环境在意义中所占的地位。这些比较确实揭示了相通之处,但《哲学研究》并未明确赞同某种普遍的实用主义真理理论、现象学体系或认知架构。同样,也不应未经论证,就把书中对共同实践的讨论转化为“现实由语言创造”这一论断。文本考察的是表达和区分在什么条件下能够发挥作用,而不是由此推导出一套关于何物存在的、无所不包的学说。

接受情况与持续的诠释争论

《哲学研究》出版后,成为分析哲学的核心著作之一。它的影响并不限于那些认同维特根斯坦方法观的哲学家。在有关指称、理解、心理语言和规范性的讨论中,人们越来越不得不正视这样一种可能:哲学问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人们对语言如何运作抱有误导性的图景。这本书与二十世纪中叶转向日常语言的思潮联系在一起,不过,这一思潮也包含独立发展的进路,尤其是牛津的哲学家所发展的进路,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维特根斯坦学派。

早期的诠释受到与维特根斯坦关系密切的人物,以及沿不同方向发展其思想的哲学家的影响。G. E. M. 安斯康姆通过翻译、编辑以及关于意向的哲学研究作出了贡献。拉什·里斯着重探讨话语与理解问题。诺曼·马尔科姆则探索了记忆、心灵以及私人语言的讨论。彼得·温奇的《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1958)运用有关规则与可理解性的见解来考察社会解释。这些发展展示了本书的广泛影响,但没有哪一种只是对其编号评注中所包含的某个明确体系的复述。

斯坦利·卡维尔的《理性的要求》(1979)将这一文本与怀疑论、承认,以及理解他人所涉及的要求联系起来。克里普克在1982年提出的诠释,则将关注点重新引向规则遵循,以及是否可能存在关于意义的事实。G. P. 贝克与 P. M. S. 哈克的大部头评注,另辟蹊径,对书中的论证及其语法层面的目标作了细致重构。科拉·戴蒙德与詹姆斯·科南特所代表的诠释进路,强调维特根斯坦著作的治疗性质,并质疑那些认为其中包含一整套不可言说或准理论性学说的解读。这些进路各自内部以及彼此之间,至今仍存在重大分歧。

一个持续存在的争论是,这部著作是否提出了正面的哲学论题。书中对实践、判准和生活形式的援引,可以被解读为对意义基础的一种说明;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些提醒,旨在消解寻求这类基础的要求本身。第二个争论涉及共同体的地位:共同实践是否构成了正确性的依据,抑或只是提供了一个背景,使正确与错误之间具有独立意义的区分得以在其中发挥作用?第三个争论关乎维特根斯坦早期与晚期思想的关系:一些诠释者强调他放弃了逻辑理想,另一些则强调,他对哲学幻象的诊断始终具有连续性。

本书的对话形式使这些分歧尤其难以平息。并非每一句话都表达了维特根斯坦赞同的观点;有些话道出了某种思想诱惑,随后又在后续评注中被拆解,还有一些则有意让问题悬而未决。将“意义即使用”“遵循规则是一种实践”或“哲学使一切保持原样”这样的口号孤立出来,可能会掩盖相邻例子所提供的限定。因此,诠释既有赖于重构局部的问答交锋,也有赖于把握更广泛的论述脉络。这本书在提问、反驳、举例和提醒之间不断转换,正是这一特点使它难以概括,也持续影响着人们对它究竟代表何种哲学成就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