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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心理学 / embodied-cognition

具身认知

具身认知研究身体能力、行动及与环境的互动如何塑造知觉、思维、语言等认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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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身认知是认知科学中的一类研究取向,通过有生命的身体在与环境互动时所展现的能力和活动来解释认知。其核心主张不只是思考需要大脑,而是身体结构、运动、感觉系统以及实际参与活动的方式,都能塑造思维的内容与组织形式。识别一件可用的物品、理解一个动作、在房间内辨认方向并移动,或学习一种数学关系,都可能部分依赖于某些过程;这些过程无法被充分描述为脱离身体活动的抽象信息处理。

这一术语涵盖了主张强弱不一的多种立场。有些研究考察身体状态如何影响传统认知机制;另一些则认为,大脑、身体与环境之间的协调活动本身就构成了认知。相关研究横跨心理学、神经科学、哲学、语言学、发展科学和人工智能。这些研究取向催生了关于知觉、手势、概念理解、身体所有感和学习的实验,同时也引发了诸多争论,涉及心理表征、心智的边界,以及什么样的证据才能支持真正的具身解释。

思想渊源与兴起

具身认知源自多种传统,而非某一项奠基性的发现。在哲学中,现象学将身体经验视为世界获得意义的核心。埃德蒙德·胡塞尔区分了作为活生生的行动中心而被体验的身体,以及作为物理对象而被看待的身体。莫里斯·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出版于1945年,强调身体在实践中形成的熟悉感:人在伸手、行走或使用工具时,通常无须先行计算,明确描述身体的每一个动作。这一论述将娴熟的活动而非置身事外的静观,作为理解知觉的起点。

实用主义取向同样将思想与行动联系起来。威廉·詹姆斯在19世纪末研究了习惯、注意以及身体对情绪的作用。约翰·杜威于1896年对反射弧概念提出批评,质疑将行为划分为刺激、内部加工和反应这一固定序列的做法。在杜威看来,看见烛焰与伸手靠近烛焰,属于一个持续进行的协调过程,各组成部分的功能是在活动中形成的。这类论证预示了后来的一种反对意见:不应将知觉与行动视为彼此独立、仅靠居中的认知处理器相连接的阶段。

20世纪的心理学中出现了其他实验研究路径。詹姆斯·J. 吉布森的生态心理学,尤其是他1979年出版的《视觉知觉的生态学方法》,从主动活动的有机体能够获得的信息出发来描述知觉。让·皮亚杰研究了感觉运动活动如何促进婴儿期知识的建构。尼古拉·伯恩斯坦则探究了肌肉与关节存在众多可能配置时,运动如何仍能得到协调。这些研究方案差异显著,但都将身体的组织方式视为一种解释资源,而不只是将在别处已经完成的决策付诸执行的输出通道。

现代具身认知运动是在心智计算理论的背景下逐渐受到关注的。经典认知心理学通常将认知建模为对内部表征的操作,其中知觉提供输入,行动执行输出。具身认知研究者认为,这种安排可能忽略了行动主体如何主动获取信息并利用环境结构。这样的批评并不意味着必须全盘否定计算:一些研究者寻求不同的计算模型,另一些则质疑表征和计算是否适合作为解释的起点。

若干著作的发表推动了这场运动的成形。乔治·莱考夫与马克·约翰逊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出版于1980年;弗朗西斯科·瓦雷拉、埃文·汤普森与埃莉诺·罗施于1991年出版了《具身心智》。罗德尼·布鲁克斯1991年的论文《无表征的智能》挑战了机器人学中的一些基本假设,而劳伦斯·巴萨卢1999年对知觉符号系统的论述,则提出了一种明确以表征为基础的具身理论。这些著述并未确立某种统一的正统观点,而是将此前分散于哲学、心理学和工程学中的论证汇聚到一场共同的讨论之中,探讨认知如何依赖于身体生活。

具身性的不同形式与认知的边界

对具身性最弱的解释是,身体状况会对认知产生因果影响。疲劳可能改变任务表现,姿势可能改变可获取的视觉信息,运动技能的熟练程度也可能影响人们如何识别一个动作。这些发现即使不颠覆传统认知理论,也可能具有重要意义。计算取向的解释可以将身体输入纳入其中,同时仍然认为认知运作本身发生在神经系统内部。因此,证明身体会影响认知,并不足以确立与具身认知相关的所有更强主张。

一种更强的立场认为,身体塑造了心理表征的形式或内容。按照这一观点,概念可能包含源自观看、触摸、运动或感受的模式,而非完全由任意的、不依赖特定感觉模态的符号构成。想到锤子时,可能会部分调动与感知其外观和使用锤子有关的系统。这仍然是一种内部表征理论,但其中的表征受到有机体知觉和运动能力的制约。巴萨卢的知觉符号系统理论是一个颇具影响力的例子。

另一些取向则认为,认知的组织形成于持续的互动之中。生成论强调自主活动,以及有机体如何与周围环境形成有意义的关系。在颇具影响力的生物学版本中,有机体维持自身的组织方式,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某些环境事件会具有营养、危险或机会的意义。感觉运动取向强调通过学习掌握的、将行动与感觉变化联系起来的规律。激进的生成论立场反对用承载内容的内部表征来解释基本认知,不过,对于更复杂的思维是否需要此类表征,生成论者之间仍有分歧。

延展心灵论题处理的是另一个问题:认知过程位于何处。安迪·克拉克与戴维·查尔默斯在1998年的论文《延展心灵》中提出,外部资源有时可以充当认知的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辅助工具。他们广为人知的例子,将生物记忆与能够从笔记本中可靠获取的信息进行了对比。具身性并不必然蕴含延展性:一种理论可以强调身体机制,同时仍将认知边界限定在有机体之内。反过来,延展取向的解释也可以讨论笔记本或计算机,却不对身体形态作多少说明。

这些区分构成了“4E认知”这一名称的基础:具身认知、嵌入认知、生成认知和延展认知。嵌入认知强调对环境支撑的依赖;生成认知强调活动与意义生成;延展认知则挑战将认知边界完全限定于内部的观点。这些术语标示的是彼此交叠的问题,而不是可以相互替换的答案。因此,精确的解释需要说明:某种身体或环境因素究竟是在影响认知、提供信息、构成认知机制的一部分,还是在确立使该活动得以进行的条件。如果不作这种区分,看似相互对立的理论可能实际上讨论的是不同的主张。

作为熟练活动的知觉

具身取向通常将知觉视为有机体主动进行的活动,而非仅仅发生在有机体身上的事情。眼球运动选择信息;头部运动改变听觉与视觉的相互关系;伸手和触摸则揭示单凭视觉可能无法确定的属性。看似光滑的表面,可能只有经过探索性运动才会被发现其实很粗糙。在这些情况下,行动不只是对已经完成的知觉判断作出反应,还参与生成形成判断所依据的证据。

吉布森提出的可供性概念,描述的是环境相对于有机体能力所提供的行动机会。某个表面可能支持一种动物站立,却无法支持另一种动物;某个开口可能容许体型较小的身体通过,却会阻挡体型较大的身体。因此,可供性既不只是主观印象,也不是脱离使用者而独立考察的物理属性。它涉及环境结构与能力之间的关系。楼梯的尺寸可以测量,但能否攀登还取决于腿长、力量、平衡能力以及可利用的支撑。

威廉·沃伦于1984年开展的楼梯攀登研究,为这一关系性观念赋予了定量形式。参与者对楼梯能否攀登的判断,与相对于腿长的台阶高度有关,而不只是与台阶高度本身有关。这类研究更广泛的意义在于,找出了能够组织知觉与行动、并以有机体为参照的变量。当人们判断能否跨越一处间隙,或双肩能否穿过一个孔口时,也会遇到类似问题。这些任务使身体尺度成为可检验的解释变量,而不再只是一个隐喻。

感觉运动理论认为,知觉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对感觉输入如何随运动而变化的实际掌握。转动物体会改变其可见轮廓;靠近物体会改变它在视网膜上的成像大小;从另一个方向触摸物体,则会改变皮肤所受压力的分布。J. 凯文·奥里根和阿尔瓦·诺埃于2001年提出了一种颇具影响力的视觉感觉运动理论。他们将知觉体验与行动者对这类规律的掌握联系起来,而不是将其视为对一幅精细的内部图像的审视。

关于行动相关知觉的研究也说明了证据的局限。有研究报告称,观察者负重时会觉得山坡更陡,或在行动更容易完成时觉得距离更短。这些报告引发了争论:这些效应究竟涉及知觉本身,还是外显判断、作答策略,或对实验的预期?言语估计的变化,本身并不能证明视觉体验发生了变化。有力的检验需要区分知觉敏感性与决策标准,并对多种测量结果进行比较。知觉为行动提供支持,这一一般事实已得到充分证实;但身体用力会直接改变事物看起来的样貌,这类具体主张仍需要更有针对性的证据。

概念、语言与心理模拟

一种颇具影响力的具身认知观点认为,概念思维会部分地复用原本参与知觉和行动的系统。回忆声音、想象动作或理解表示动作的词语,都可能重新激活先前经验中的某些方面。在这一语境中,“模拟”不一定是指有意识的心象或完整的重演,也可以指对知觉、运动或情感信息的局部激活,其具体方式取决于任务。这类解释挑战了一种观点,即所有概念内容都必须以单一的非模态格式储存。

关于心理旋转的研究是这一思路的重要先声。罗杰·谢泼德与杰奎琳·梅茨勒在1971年的实验中发现,对旋转物体作出判断所需的反应时间,通常会随着角度差异的增大而延长。这一结果表明,其中可能存在一个具有空间特征的变换过程,而非对言语描述进行瞬时比较。后续研究考察了运动规划、身体姿势和想象中的动作如何影响相关任务。不过,具有空间结构的表征并不等同于运动模拟:具身认知的解释必须明确,某项具体任务究竟调用了哪些过程。

语言实验考察了句子理解是否与行动相互作用。在阿瑟·格伦伯格和迈克尔·卡沙克于2002年开展的动作—句子相容性实验中,当反应动作的方向与句子所描述的动作方向一致时,反应有时会得到促进。其他研究则检验了,理解与不同身体部位相关的词语,是否会在运动相关脑区引发具有差异的活动。这些发现促成了一类解释,认为理解会调用行动知识。如何解读这些发现,仍取决于效应出现的时间、任务要求、分析方法的选择以及结果能否重复;反应相容性效应的存在,并不能证明所有理解都必须依赖运动模拟。

概念隐喻理论将这一论证扩展到了抽象思维。莱考夫和约翰逊提出,反复出现的身体活动模式有助于构建时间、数量和社会关系等概念。例如,涉及沿路径移动的表达,可以用来组织对实现目标过程中所取得进展的描述。这类映射不一定是有意识的比较。然而,语言中存在身体隐喻,本身并不能证明,每次使用相关抽象概念时,都需要在当下重演感觉运动经验。语言的历史、约定俗成的用法与当前的加工过程,必须加以区分。

因此,当代许多解释采取了混合立场,认为概念知识可以结合感觉运动特征、语言联想、情绪信息,以及更抽象的整合性表征。这一点对于正义、可能性或民主等概念尤其重要,因为这些概念无法直接还原为某一种反复出现的身体经验。符号接地问题追问的是,符号如何获得意义,而不只是指向其他符号。具身理论通过知觉与行动提供了一类答案,但这种接地如何支撑抽象、组合性,以及对从未直接接触过的实体的思考,仍然存在争议。

身体觉知、情绪与自我感

身体既是行动的工具,也是体验的对象。本体感觉通过与肌肉、肌腱和关节相关的信号,提供有关身体位置和运动的信息。内感受涉及对身体内部状态的感知和调节,包括心血管、呼吸和内脏活动。这些系统与视觉、触觉及前庭信息相互作用。它们的整合支持姿势维持和协调运动,也支撑着一种通常稳定的感觉:身体属于某个特定的体验主体。

一个有用的区分是将身体图式与身体意象区分开来。身体图式通常指行动中运用的感觉运动组织方式,往往无须有意识地觉察。身体意象则涵盖人们在体验或思考自身身体时所涉及的知觉、概念和评价层面。不同研究传统使用的术语有所差异,这些系统也存在重叠。尽管如此,这一区分仍有助于解释:对身体的明确判断,与支配行动的身体信息,为何不一定同步变化。

马修·博特维尼克和乔纳森·科恩于1998年报告的橡胶手错觉,展示了身体归属感的可塑性。在典型的实验设置中,参与者的真手被遮挡起来,同时,实验者同步抚触真手和一只可见的假手。在适当条件下,参与者会报告感觉那只假手属于自己。这一效应取决于视觉、触觉、时间及解剖结构信息之间的关系。主观归属感评分与估计手部位置的偏移是相互关联的测量指标,但不能将二者视为同一过程的可互换指标。

情绪的具身研究取向有着更早的根源。詹姆斯的情绪理论强调对身体变化的感知;后来的理论则赋予生理唤醒、评价、行动倾向和社会性解释不同的作用。安东尼奥·达马西奥的躯体标记假说提出,身体信号或其神经表征能够使决策产生倾向。这并不意味着每一次决策都伴随着有意识的身体感受,也不意味着仅凭身体反馈就能解释判断。关键问题在于,身体调节如何与记忆、价值评估及情境相互作用。

预测加工为联系这些议题提供了一种框架。该框架通过预测与传入信号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建立知觉模型,二者之间的差异则促成更新。应用于内感受时,这一框架考察预期和身体信号如何共同形成主观感受状态。一些版本进一步将其与通过行动实现的调节联系起来。这些是计算层面的理论方案,而不是对自我性各个方面均已确立的解释。它们的解释价值取决于能否明确具体机制,并将其预测与竞争模型的预测区分开来,而不只是把一切体验重新描述为预测。

发展、探索与手势

发展研究尤为重要,因为人的身体能力在婴幼儿期和儿童期会发生显著变化。新获得的坐、爬、行走或抓握能力,会改变儿童能看到和够到的东西、照护者的回应方式,以及哪些动作可以反复进行。从具身视角来看,这些变化并不只是独立发生的认知进步的外在表现。它们还可以重塑学习环境,创造新的信息来源。因此,发展心理学为研究身体变化与认知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了场域。

皮亚杰用感觉运动图式来描述早期知识,即抓握、吮吸和注视等有组织的活动模式。后来的研究修正了他提出的许多年龄节点和解释,表明在设计得当的条件下,婴儿的某些能力会更早显现。尽管如此,行动有助于知识形成这一观点仍具有影响力。当代研究往往不再采用由普遍性阶段构成的单一发展序列,而是更具体地解释注意、记忆、姿势、探索以及任务约束如何相互作用。

埃丝特·塞伦及其同事将动力系统理论应用于伸手动作和持续性搜索等发展问题。在 A 非 B 任务中,即使婴儿已经看到物体被藏到别处,仍可能继续伸手去先前找到物体的位置。动力系统的解释考察先前的伸手动作、当前的视觉信息、姿势、延迟时间以及当下的任务安排,如何共同影响下一次动作。这种错误不一定只能归因于缺乏客体永久性概念。这类模型使发展解释能够充分考虑行动的历史与力学机制。

移动能力研究也表明,学习可能具有特定身体技能的专属性。凯伦·阿道夫对婴儿应对斜坡和陡坎的研究发现,在一种移动方式中积累的经验,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另一种移动方式下同等水平的判断能力。一个熟练爬行的婴儿刚开始学走路时,会面临不同的平衡问题,以及运动与视觉信息之间的新关系。这支持了以特定行动的校准为核心的学习解释,但更一般性的知识如何在反复经历此类转变的过程中发展,仍有待探究。

手势为行动与学习之间提供了另一种联系。苏珊·戈尔丁-梅多等研究者发现,儿童的手部动作可以透露出他们未在言语中表达的信息。在某些教学情境中,做出有意义的手势有助于学习者重新组织对问题的理解,或记住操作步骤。手势与言语不一致可能表明理解正处于过渡阶段,不过如何解释这种不一致取决于具体任务。其机制可能涉及空间表征、工作记忆负荷的减轻、注意,或尚未完全形成的知识的表达。这些证据支持研究手部动作、言语与思维之间的协调,而不是将手势视为语言中可有可无的附属物。

社会互动、共同实践与文化

社会认知的具身理论考察人们如何协调目光、姿态、动作、表情与言语。交谈不仅仅是轮流传递语言信息:参与者还要把握话轮交替的时机,将注意力转向共同关注的对象,并利用面部表情和手势来消除误解。这种协调大多迅速发生,无须有意识地计算。需要解释的问题是,人际活动如何支持理解,以及它何时能够补充或取代对他人心理状态的有意推断。

20 世纪 90 年代初,在猕猴前运动皮层中发现的镜像神经元,使观察动作与执行动作之间的联系受到格外关注。有些神经元既在动物自身执行动作时产生反应,也在动物观察其他个体执行相关动作时产生反应。随后,针对人类的研究采用多种方法,考察动作观察与执行所涉及的重叠神经网络。这些发现并不能证明,仅靠镜像机制就能解释共情、语言或信念归因。相似的神经反应可能支持多种功能,而识别一个动作,也不等于理解其背后的所有意图。

生成论取向有时将社会理解描述为“参与式意义建构”。这一观点认为,互动能够形成某种协调模式,进而影响参与者的知觉与行动。两个人反复朝同一侧避让、却又挡住对方去路的情形,就说明一种由双方共同维持的模式可以在任何一方都无意促成的情况下出现。在共同演奏音乐、协作工作和教学中,则会出现更有成效的协调。这些例子促使研究者同时从个体和人际两个层面展开分析;它们并不抹去参与者之间在知识、目标或责任上的差异。

文化塑造了人们置身周遭环境时所运用的具身技能。书写系统训练眼睛和手的运动;工具使熟练的操作以特定方式展开;交谈规范则影响手势和人际距离。人类学与民族志记录了人们如何通过参与具体情境中的活动,而非仅仅依靠言语指导,来获得专门技能。例如,学习手艺可能需要在熟练者的指导下,留意质地、阻力、声音与姿态。这些能力是在社会规范和物质文化中习得的,并非由身体的解剖结构单独产生。

这一文化维度限制了关于身体具有普遍意义的主张。人类共有的身体结构可以支持反复出现的模式,却不会使其在不同语言和社会中都具有唯一固定的解释。用手偏好、日常工具使用习惯、职业训练和地方惯例,都可能改变相关联想与策略。手势的含义可能各不相同,个体之间的身体能力也存在差异。因此,充分的具身解释应将生物约束、个体学习和文化实践视为相互作用、共同塑造认知组织方式的因素。它还必须避免假定某一种熟悉的身体类型就是一切认知的标准,尤其是在研究残疾以及其他感知或运动策略时。

计算模型与具身机器人学

具身认知并不要求放弃形式模型。相反,许多研究者会对神经、身体和环境变量之间的耦合变化进行建模。一种简化的动力学表述如下:

x˙=f(x,b,e),b˙=g(x,b,e),e˙=h(x,b,e),\dot{x}=f(x,b,e),\qquad \dot{b}=g(x,b,e),\qquad \dot{e}=h(x,b,e),

其中,xx 表示内部神经状态或控制状态,bb 表示身体状态,ee 表示相关的环境状态。这些方程强调各变量随时间变化的相互依赖关系。它们并不意味着每个环境变量都属于认知,也不能决定一个机制的边界应当划在哪里。一个有用的模型必须明确指出,哪些变量及其耦合关系能够解释所研究的行为。

机器人学使这些问题能够在具体实验中得到考察。布鲁克斯的包容式架构通过多个相互作用、由相对简单的行为构成的层次来组织机器人控制,而不要求先建立完整的中央模型才能行动。例如,机器人可以一边避开障碍物,一边由更高层的过程引导探索。这类系统表明,在受限环境中,紧密耦合的感知与行动可以产生有效的行为。但它们并未证明,所有形式的规划或推理都不需要内部表征。

身体设计可以简化控制。被动动力步行机器人,尤其是塔德·麦吉尔在1990年前后研究的那些机器人,利用机械结构和重力,在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主动控制的情况下,沿斜坡产生步行模式。这个例子说明,材料属性能够承担一部分原本可能需要控制器通过计算来完成的工作。在机器人学中,这一思路常被称为形态计算。这一术语存在争议,因为并非所有有用的物理作用都属于同一技术意义上的计算,但其工程启示很明确:身体力学与控制架构必须协同设计。

联结主义模型和当代机器学习模型提供了其他途径。智能体可以通过互动学习策略,根据行动的后果调整自身行为。在仿真中训练能够支持大量实验,但当摩擦、传感、接触动力学或物体属性与仿真环境不同时,向实体机器人的迁移就可能失败。这些困难凸显了身体约束的重要性,而抽象的任务描述可能会忽略这些约束。它们也促使研究者构建能够学习行动与感官变化之间可调适关系的模型。

主动推断提供了另一种数学框架,通过生成模型和变分目标来处理行动与知觉。依具体表述而定,智能体通过行动来实现所预测的状态,并消除对周围环境的不确定性。它与具身性的关联并非天然成立:有些实现纳入了细致的身体调节机制,另一些则仍然高度抽象。同样,大语言模型可能编码了大量有关身体活动的信息,却没有身体,也不直接从事这些活动。间接的语言学习是否足以支持特定类型的理解,是一个需要实质探究的问题,不能仅凭将系统称为具身或非具身就作出定论。

学习环境、工具与界面设计

在教育领域,具身认知的应用研究探讨身体活动能否让与学习有关的关系更容易被感知、表征或记住。例如,通过摆放物体来模拟算术运算,用手势表达数学结构,以及沿一条线移动来探究数值大小。关键问题在于动作与教学内容之间的关系。表达旋转、分组或比例变化的动作,与同一堂课中进行的无关身体锻炼,可能发挥不同的作用。

有关手势和操作教具的研究表明,在适当条件下,身体参与能够支持学习,但“多动一动”并不是普遍适用的教学原则。具体材料可以将注意力引向相关结构,但其颜色、形状或熟悉程度也可能使学习者分心,忽略抽象关系。学习者可能掌握了某个动作,却不理解其中哪些内容可以迁移到新问题中。因此,研究会区分即时任务表现、延迟后的保持效果与迁移效果,并将身体活动与能够提供相似信息、但不需要相同动作的其他方式加以比较。

具身取向通过表征转换的设计与教学法相交汇。学习者可能先操作物体,再使用图示,随后运用符号记法。需要解释的问题是:在这些不同形式之间,同一关系如何仍能被识别出来。身体经验并不必然是严格学习序列中的基础环节;语言和符号也可以引导后续行动。有效的分析应当追问,在特定阶段,哪一种表征能让学习者把握相关结构,而不是将身体学习与符号学习对立起来。

在人机交互领域,具身认知为实体交互界面、动作控制、触觉反馈以及按空间布局组织的显示设计提供了思路。数字系统可以利用人们熟悉的动作与效果之间的关系,例如将一个项目拖入容器,也可以通过施加物理阻力来表示某种约束。然而,看似“自然”的手势可能依赖后天习得的惯例,也可能不适合某些用户。无障碍要求设计者考虑不同的感觉与运动能力、疲劳程度、可触及范围以及替代输入方式,而不是假定所有人都适用同一种身体交互方式。

工具使用也将具身认知与分布式认知联系起来,后者尤其与埃德温·哈钦斯于1995年出版的《野外认知》(Cognition in the Wild)一书相关。例如,一个导航团队需要协调人员、仪器、书面记录和操作程序。与其着眼于孤立的个体,不如考察信息在整个系统中的转换,这样可能更容易解释其认知成果。这并不意味着每一种工具都是心智的一部分。相关问题涉及能否可靠地获取和使用工具、工具与任务的整合、各部分之间的协调,以及每个组成部分的具体贡献。设计研究可以考察这些关系,而不必先解决更广泛的哲学争议:工具支持的过程是否确实使认知延伸到了个体之外。

证据、批评与未决问题

方法论上的首要挑战,是区分支持某一具体具身机制的证据,与仅仅不违背具身观点的证据。理解词语时,与运动相关的脑区出现活动,可能意味着动作模拟、反应准备、习得的联结,也可能反映理解之后才发生的过程。脑成像能够揭示脑区参与活动的模式,但本身无法证明这些活动是否必不可少。相反,干扰实验或脑损伤研究的发现可以为判断必要性提供依据,却也会带来各自的复杂问题,包括分布式加工和功能代偿。有力的解释需要综合行为、神经、发展和计算等方面的证据。

区分因果性主张与构成性主张同样重要。如果手持工具改变了任务表现,那么在这些条件下,工具就具有某种因果相关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工具是认知过程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一种输入、约束或辅助。围绕这一区分的哲学争论,涉及如何界定一个机制,以及什么样的依赖关系足以成为将某个成分纳入机制的理由。实验研究可以刻画这些依赖关系,但要据此推断心智的一般边界,还需要额外的假设。

重复验证也影响了人们对这一领域的评价。社会心理学中一些广受关注的研究发现,将身体状态或身体感觉与判断的广泛变化联系起来。涉及舒展姿势、与温度有关的社会判断或身体表达的研究结果,其稳健性参差不齐,若干引人注目的效应也受到了后续研究的质疑。这些结果并不能对所有具身理论作出裁决,因为具身认知这一统称涵盖了彼此无关的机制和方法。不过,它们确实说明,单个引人注目的实验不足以支持“身体状态决定思维”这样的普遍主张。

研究者越来越重视扩大样本量、预注册分析方案、公开研究材料,以及跨实验室和跨人群的重复验证。这些做法有助于将可靠效应与选择性报告及灵活调整分析方法所产生的结果区分开来。实验设计还必须直接处理因果关系问题:参与者的预期、作答要求以及任务难度的差异,都可能造成看似符合理论预测的效应。在实际可行的情况下,相较于同时影响注意、努力程度和情绪的广泛改变,选择性改变所提出过程的实验操纵更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若干理论问题仍悬而未决。具身理论必须解释:认知如何指向不在场、虚构或高度抽象的对象;概念如何以能产的方式相互组合;人们又如何通过不同的身体策略完成熟悉的任务。较为传统的理论则必须解释,为什么知觉、行动和环境的组织方式如此经常地简化或重塑认知活动。要作出富有成效的比较,就需要建立针对同一任务提出不同预测的模型,包括身体模拟何时应当发生、何时并非必需,以及学习如何改变相关机制。因此,尚未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身体是否重要,而是哪些与身体有关的关系能够解释特定的认知能力,以及这种解释处于什么层次、在什么条件下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