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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塞尔

约翰·塞尔是美国哲学家,以言语行为理论、中文房间论证、生物自然主义及对制度现实的分析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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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罗杰斯·塞尔(John Rogers Searle,1932年7月31日生)是美国哲学家,其研究贯通了语言哲学、心灵哲学以及对社会制度的哲学探讨。他最初因系统阐述言语行为而声名鹊起。言语行为是人们通过说话实施的行动,例如承诺、断言、请求和宣告。此后,他提出了关于意向性与意识的理论,批评以计算来解释理解的观点,并探究经由集体认可的制度如何能够存在于物理世界之中。

这些研究始终围绕着同一个问题:在自然科学所描述的世界中,意义、体验、义务和制度权威是如何产生的?塞尔的回答既坚持存在着独立于心灵的实在,也强调主观体验和社会创造的事实不能被简单地消解掉。他的中文房间论证成为针对强人工智能最受广泛讨论的质疑之一,而他对构成性规则的阐述则影响了语言、法律、组织和集体行动等领域的研究。

教育、职业生涯与思想背景

塞尔出生于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先就读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后以罗德学者身份进入牛津大学。在牛津求学期间,他置身于日常语言哲学塑造的思想环境之中,尤其受到J. L. 奥斯汀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著作的影响。他于1959年获得博士学位,并于同年加入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此后,伯克利一直是他学术生涯的主要基地。

牛津的日常语言哲学考察日常语言实践中蕴含的种种区分。这一学派的哲学家并不认定哲学问题总能通过构建理想的形式语言来解决,而是追问词语在具体情境中如何发挥作用。奥斯汀对承诺、警告、辩解和施为话语的研究,构成了塞尔早期工作的直接背景。不过,相较于奥斯汀往往带有探索性质的分析,塞尔力求提出更系统的分类和解释原则。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言语行为:语言哲学论》(1969年)试图找出使不同类型的语言行动得以成立的规则。

在伯克利任教期间,塞尔参与了1964年的言论自由运动,支持学生在校园内开展政治倡议活动的权利。后来,他批评了校园激进主义的某些方面,并在《校园战争》(1971年)中讨论了围绕大学宗旨与治理的冲突。这些活动构成了其公共生涯的一部分,不过,他在哲学界的声誉主要建立在分析哲学领域的工作之上。他的研究进路注重清晰的区分、日常实例,以及针对明确的对立观点展开论证,而非从第一原理出发构建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

他几部主要著作的出版顺序,体现了其关注范围的拓展。《表达与意义》(1979年)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语言哲学;《意向性》(1983年)考察了心理状态的指向性;《心灵的再发现》(1992年)为意识的实在性及其生物学性质辩护;《社会实在的建构》(1995年)则研究了制度事实。他后来的著作包括《行动中的理性》(2001年)、《社会世界的建构》(2010年)和《如实看待事物》(2015年)。他获颁了2004年度美国国家人文奖章。

他的大学任职经历中也包括一次正式的不当行为认定。2019年,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在调查认定他违反校方有关性骚扰及报复行为的政策后,撤销了他的荣休教授身份。校方的这一处分与对其哲学论证的评价属于不同范畴,但也是其学术任职经历中有案可查的一部分。

言语行为与语言行动的规则

塞尔的早期研究推动了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使之成为语言哲学的核心领域之一。这一理论的出发点是:说话并不只是说出描述世界的句子。一次话语表达也可以作出承诺、提出问题、下达命令,或确立某种制度性地位。“我保证归还这本书”并不只是在报告一种心理状态:在适当情境下,说出这句话就是在实施承诺这一行为。

沿着奥斯汀的思路,塞尔区分了话语的内容与其施事力——即说出这句话时所实施的行为类型。陈述某人将会离开、询问此人是否会离开,以及命令此人离开,可以具有密切相关的命题内容,却实施了不同的行为。塞尔用 F(p)F(p) 这一形式来表示这一区别,其中 FF 表示施事力,pp 表示命题内容。这一记法旨在阐明语言行为的结构,而不是暗示所有有意义的言语都能化约为一个简单的公式。

他对承诺的分析说明了规则与条件的作用。通常,承诺涉及说话者未来的某项行动。它预设了一种情境,在这种情境下,承诺采取该行动是有意义的;这通常包括听话者希望该行动得到实施,而且双方并不认为该行动无须承诺也自然会发生。承诺的真诚条件是说话者有意实施该行动,其本质条件则是这番话算作承担一项义务。不真诚的承诺仍然是承诺:说话者无意履行承诺,会使这一行为存在缺陷,但不一定会使承诺行为无法成立。

塞尔区分了调节性规则与构成性规则:前者约束那些可以独立于这些规则而存在的活动,后者则使相关活动成为可能。礼貌规范调节的是本身就可以理解的行为;国际象棋规则则使走子、将军和将死得以成为相应的棋中行为。他认为,语言实践同样依赖构成性规则。其典型表述是:

X counts as Y in context C.X \text{ counts as } Y \text{ in context } C.

这一区分后来也成为其制度理论的核心。

在《施事行为的分类》(1976年)中,塞尔提出了五大类别:断言类、指令类、承诺类、表达类和宣告类。断言类使说话者对某种情况确实成立作出承诺;指令类试图让听话者采取行动;承诺类使说话者承诺未来的行动;表达类表露心理态度;宣告类则通过成功实施宣告来改变制度性情境。在法庭上对某人判刑,或宣布会议休会,都需要相应的权限与情境,而不只是说出特定的话语。

这些类别具有不同的“适应方向”。断言旨在使言词符合世界,而承诺和命令则旨在通过后续行动使世界符合言词。宣告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结合了这两种关系:获得授权的宣告将某种情境表述为已经成立,并通过这种表述促成该情境的成立。这一分类将语言形式与承诺、目的及制度性条件联系起来,而不是将句子的语法形式等同于其交际功能。

间接意义、语境与语言之争

塞尔对间接言语行为的解释,回应了任何将句子意义与语言行动联系起来的理论都会遇到的一个常见难题。一个人问“你能把盐递过来吗?”,通常是在请求对方递盐,而不只是在询问对方是否具备相应的身体能力。然而,这个句子仍保留着疑问句的结构及其字面意义。问题在于,如何解释一句话能够直接实施一种行为,同时又间接实施另一种行为,而不把日常交谈视为一连串任意的歧义。

在《间接言语行为》(1975)中,塞尔指出,说话者和听话者会利用双方共有的背景信息、一般会话原则,以及关于言语行为成立条件的知识。询问某人是否能够实施某项行动,涉及请求对方实施该行动的一项准备条件。在适当的情境中,听话者会意识到,仅仅询问能力在会话中是不充分或没有必要的,因而推断出其中的请求。字面上的问题不必消失;它本身就是理解间接行为的一部分依据。

这一思路与H. P. 格赖斯对会话推理的解释有所重合,但塞尔更强调言语行为成立条件的作用。这也使他能够区分约定俗成的间接表达模式与独立的词典义项。一种经常用于提出请求的表达形式,不一定包含一个意为“请这样做”的特殊词汇义项。反过来说,对请求的理解也并非总能仅凭句法推导出来。社会关系、当下的目的以及共有的实践知识,都会参与意义的解读。

他对隐喻和虚构的论述,同样区分了句子意义与说话者使用句子所做的事情。在隐喻中,意图传达的意思不同于字面意义,但这并不要求每一次隐喻用法都创造一个新的词汇义项。在虚构话语中,作者看似在作出断言,实际上却是在参与一种暂时搁置断言通常所承担承诺的实践。这些情况说明,对语言意义的解释必须考虑话语发生于何种活动之中,而不能只看其语法构造。

塞尔与雅克·德里达的争论,使这些问题与后结构主义发生了关联。在《签名、事件、语境》(1972)中,德里达讨论了奥斯汀的思想,同时强调可迭代性:符号可以被重复使用,并脱离其最初的情境。塞尔在《重申差异》(1977)中作出回应,捍卫语言的日常用法与寄生性用法之间的区分,并认为德里达误解了奥斯汀理论工作中的某些方面。德里达则在与《有限公司》相关的一系列文章中作了回应。

双方的分歧涉及语境、意图、惯例和可重复性在解释中所处的地位。塞尔坚持认为,引用或非通常的重复使用的可能性,并不会使不同言语行为之间的区分失效。德里达则质疑,语境和意图是否真能按照这些区分似乎所要求的方式得到界定。这场交锋成了不同哲学传统之间分歧的象征,尽管其中的实质问题,比“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之间的笼统冲突更为局部,也更为具体。

意向性、背景与行动

在《意向性:心灵哲学论》(1983)中,塞尔将分析从语言扩展到了心理状态。这里的意向性是指某种状态指向对象、事件或事态的性质,而不只是打算做某事。相信快要下雨、想要休假、害怕某种动物,都是意向状态,因为每一种状态都有超出其自身发生这一事实、指向其他事物的内容。塞尔并不认为每一种心理状态都有意向对象:有些心境和体验不必指向任何特定事物。

他在分析意向状态时,部分地着眼于其心理样式和表征内容。相信一扇门开着与希望那扇门开着,即使内容涉及同一情形,也仍然有所不同。信念具有从心灵到世界的适应方向:当世界如其所表征的那样时,信念就是正确的。欲望则具有从世界到心灵的适应方向:要使欲望得到满足,世界就必须符合所期望的情形。这一区分解释了为什么发现信念为假通常意味着应当修正信念,而发现欲望尚未实现,本身却并不意味着应当放弃欲望。

意向状态具有满足条件。当信念所表征的内容为真时,信念就得到满足;当所期望的事态成为现实时,欲望就得到满足。知觉和行动还引入了一个额外的因果维度。在如实的视觉知觉中,仅仅有一个对象碰巧与某种体验相符还不够:该对象必须以适当的方式引起这一体验。在意向行动中,相关意图必须在产生身体运动的过程中发挥适当的因果作用。这些“因果自指”的条件,将知觉与内容相符的幻觉区分开来,也将意向行动与意外的巧合区分开来。

塞尔还主张,具体的表征是在其他意向状态构成的“网络”之中运作的,并以非表征性能力构成的“背景”为依托。理解餐馆供应食物这一点,预先要求人们拥有一个由关于进食、付款、人物和场所的信念组成的庞大网络。更根本地说,日常活动依赖于一些实践能力,而这些能力本身不一定以命题的形式存在,例如操持物品、调整身体朝向、识别情境,以及知道如何继续一项活动。“背景”这一概念旨在终止一种无穷倒退:如果规则的每次应用都需要另一条以表征形式存在的规则来解释其应用,就会陷入这种倒退。

这一侧重点将他的工作与后来在具身认知领域备受关注的问题联系起来,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整套理论都是一种以具身性取代表征的方案。他保留了意向内容,同时否认显式表征能够解释其自身运用所需的全部条件。

他的理论还区分了先行意图与行动中的意图。计划抬起手臂与有意抬起手臂,是相互关联却又不同的现象;有意而为的行为不一定总是在执行一个事先单独制订的计划。这些区分支持了他更广泛的主张:语言意义源于心灵更为基本的能力。词语通过行动者的使用而具有意向性,而心理状态的表征性质,一般不能仅仅来自外部解释者对其赋予的意义。

意识与生物自然主义

塞尔将自己的心灵理论称为生物自然主义。其核心主张是:意识是一种真实的生物现象,由大脑中的过程引起,并作为大脑系统的一种特征而实现。意识不是独立的精神实体,但也不是一种可以从对自然的完整说明中剔除的幻觉。心理现象属于自然界,即使它们具有不同于描述无意识对象时所强调的那些特征。

这里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分,是因果解释与本体论消除之间的区分。解释神经过程如何产生疼痛,并不能证明疼痛不存在。塞尔将意识与物理系统的高层次属性相类比,同时强调,意识具有不可还原的第一人称存在方式。意识的发生,就在于主体经历某种体验时,有着某种切身感受。因此,对神经机制的描述与对主观体验的描述,涉及的是同一个自然系统的不同方面或层次,而不是两种独立存在的实体。

这一立场反对身心二元论,但塞尔也反对某些版本的物理主义,因为它们对物理事物的界定从一开始就排除了主观性。他认为,传统词汇可能迫使人们接受一种虚假的二选一:要么意识必定是非物理的,要么就必须否认意识的主观性质。生物自然主义则将主观性视为科学说明必须解释的特征之一。一种属性在存在方式上是否具有主观性,与有关该属性的断言能否得到客观评估,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据此,塞尔区分了本体论上的主观性与认识论上的主观性。疼痛只有作为主体所体验到的东西才存在;这使它在本体论上具有主观性。然而,“某位患者正在经历疼痛”这一断言,仍然可以依据证据加以调查和评估,而不必归结为个人偏好。相比之下,品味判断可能在认识论上具有主观性,因为对这类判断的评估取决于态度或评价。这一区分是塞尔论证的核心:一门客观的意识科学,无须否认意识的第一人称性质。

在《心灵的再发现》及后来的著作中,他批评功能主义、行为主义和取消主义取向未能保留其本应解释的对象。描述输入—输出关系、因果角色或可观察的行为,并不就能确定体验的存在。他还强调意识场的统一性:各种体验通常作为主体持续觉知中相互整合的方面而出现,而不是作为彼此完全独立的意识原子而存在。

这一理论如何具体说明神经因果作用与意识属性之间的关系,仍然存在困难。批评者质疑,它是否提供了一种与非还原物理主义有足够鲜明区别的替代理论,以及它如何解释心理因果关系,而既不重复计算物理原因,也不使意识在因果上无所作为。塞尔的回应是,神经元层面的描述与心理层面的描述,是在不同层次上描述同一个具有因果效力的系统。因此,生物自然主义是一个解释意识的哲学框架,而不是一套已经完备的、解释意识生成机制的神经科学理论。

中文房间与心智的计算解释

塞尔在1980年发表于《行为与脑科学》的《心智、大脑与程序》一文中提出了中文房间论证。该论证针对的是他所称的强人工智能:只要运行适当的计算机程序,就足以产生理解及其他心理状态。他将这一主张与利用计算机模拟认知或检验心理学理论的做法区分开来;他的论证并不反对后两类活动。

这个思想实验设想,一个完全不懂中文的人被关在房间里。中文符号被送入房间,这个人按照用其所懂语言写成的指令,操作这些符号,并给出恰当的输出。从外部看,这些回答可能与中文流利者的回答毫无区别。然而,操作符号的人并不会因此理解中文。塞尔认为,同样,执行程序也不会仅凭其形式运算就产生理解。

这一论证的关键在于句法与语义的区别。程序规定了如何对依据形式加以区分的符号进行操作。理解则涉及内容:符号对某个主体而言具有意义。塞尔的主张并不只是说计算机使用符号,也不只是说人类有时会在不理解的情况下遵循规则。他所主张的是,程序所规定的形式属性本身不足以保证语义内容的存在。因此,成功的语言表现并不能证明,计算层面的描述就是对理解的完整解释。

几种反驳逐渐成为这一争论中的经典回应。系统回应承认,遵循规则的个人并不理解中文,但认为理解属于整个有组织的系统。塞尔的回答是,设想这个人将全部规则和符号库都内化于心;他坚持认为,这仍然不会产生理解。批评者则质疑:对于通过这些操作实现的更大系统究竟具有何种能力或状态,是否能仅凭这个人的自我报告就作出定论。

机器人回应加入了感知与行动,将程序置于能够与环境互动的身体之中。这种回应试图通过与环境的因果互动,而非孤立的符号操作来解释意义。塞尔反驳说,如果所提出的解释仍然完全停留在形式层面,那么增加输入和输出并不能证明理解的存在。大脑模拟器回应则提出,用计算方式再现中文使用者大脑的因果组织。在这里,争议在于:模拟相关过程是否已经足够,还是说系统必须具备实际产生认知的因果能力。

这一论证并不意味着机器不能思考:人类自身就是具有心智能力的生物系统。它也没有证明只有有机组织才能承载意识。它明确针对的是这样一种主张:无论程序以何种方式实现,程序本身都足以产生理解。批评者认为,塞尔将实际实现的计算与意义分得过于截然,或者过分看重人们对于那个想象中的操作者的直觉判断。

这场争论至今仍影响着人们对大语言模型的评估,但原始论证并不构成检验这些模型是否具有意识或理解能力的实证方法。当代系统与故事中由人手动执行的规则手册有着显著差异。哲学问题在于,这些差异是否影响了该论证关于形式计算的前提,而不只是在于它们的语言表现是否更加出色。

制度事实与社会实在的建构

在《社会实在的建构》(1995)中,塞尔追问:在一个由物理实体构成的世界里,货币、财产、公职、契约及其他制度如何能够存在?他的回答区分了自然事实与制度事实。石头的质量不依赖于人们对某种社会地位的集体承认,而一张纸是否是法定货币则依赖于这种承认。制度事实并不因此就不真实:一旦确立,它们便能对人们的权利、机会和义务产生客观影响。

其关键机制将集体意向性、赋予的功能和构成性规则结合起来。有些功能直接取决于物理特性:一个物体之所以能够承重,是因为它的形状和材料强度。相比之下,地位功能依赖于得到承认的地位,无法仅凭物理结构来解释。一个人能够拥有主持法庭审理的权威,是因为他担任某种制度性职务,而不是因为他的身体具有某种能产生司法权威的独特物理能力。

“在情境 CC 中,XX 算作 YY”这一公式表达了这种结构。在某一法律体系中,一份文件算作有效契约;按照特定的制度程序,某个具体的人算作任职者。集体承认并不意味着一致赞同。人们可以承认某个职位的存在,同时反对其任职者,甚至反对该制度本身。这里所说的依赖,是对足够持久的承认和实践的依赖,而不一定是对该制度在道德上正当的认可。

集体意向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制度活动并不总能解释为彼此孤立的个人意向的简单汇总。在管弦乐团中演奏、共同进行一项交易,或以委员会的身份行事,都涉及对共同参与某项活动的理解。塞尔并未由此推断出一种独立的群体心灵。相反,他认为,个体心灵可以包含不可还原的集体意向形式,例如,意图把自己要做的某件事作为群体活动的一部分。

制度地位会产生道义权力,包括权利、职责、授权、许可和义务。拥有财产或担任公职,会改变一个人有权做什么或必须做什么。这些权力有助于解释,制度如何产生不等同于即时欲望的行动理由。一个人即使强烈希望把钱留在手中,也可能承认自己负有偿债义务。这一制度事实提供了一项理由,而该理由的存在并不取决于此人的偏好。

在《社会世界的建构》(2010)中,塞尔更加重视地位功能宣告,以及语言创造和维持制度实在的能力。并非每种制度都需要一个与简单规则中的 XX 项相对应的有形物体:公司和以电子形式记录的货币就体现了更复杂的建构。制度结构也可以层层叠加,其中一种地位的赋予以另外几种地位的赋予为前提。

这一理论影响了社会本体论以及对法律、组织和经济制度的分析。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问题:对集体承认的解释是否足够精确,制度如何在冲突和权力不平等的情况下延续,以及这一模型是否充分重视历史发展和物质条件的制约。该理论的核心解释性主张关乎依赖关系:制度事实需要人类的表征和实践,尽管具体的个人通常无法仅凭改变自己的想法就改变这些事实。

实在论、理性与哲学方法

塞尔的研究以外在实在论为基础,即实在独立于人类对它的表征而存在。这本身既不是一套详细说明何物存在的理论,也不是说所有描述都同样准确。它是一项背景承诺,使人们能够就事物究竟如何展开有意义的争论。在他看来,描述使用了人类的概念,并不意味着所描述的事物是由这些概念产生的。

有些论证从知识依赖语言或视角,推导出实在本身依赖表征;塞尔则为外在实在论辩护,反对这种推论。不同地图可以用不同方式划分和描述同一片地域,却并未创造这片地域。同样,存在不同的概念框架,本身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一个独立存在的世界。因此,他的实在论与某些事实——尤其是制度事实——依赖人类态度的主张并不矛盾。纸币的货币地位依赖于社会;但纸币这一物质对象的存在,以及制造它所涉及的物理过程,并不以同样的方式依赖于社会。

他对真理的论述同样倾向于符合论:当事情确如一个陈述所说的那样时,这个陈述就是真的。这一解释既不要求语言像图画一样逐一摹写实在,也不要求每个真句子都指称某个独立存在的对象。它的作用是保留人们所接受的看法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区别。共识可以帮助确立某种制度地位,却不能用来普遍解释真理。

在《行动中的理性》(2001)中,塞尔批评了那些仅将理性行为解释为高效满足一组固定欲望的模型。人能够认识到独立于欲望的理由,权衡彼此冲突的承诺,并依照通过语言和制度产生的义务行事。许诺尤为重要,因为它将一个有意向性的言语行为与一种持续存在的行动理由联系起来。这一分析发展了他早期论文《如何从“是”推导出“应当”》(1964)中的一个主题:该文主张,从制度层面对许诺所作的描述,本身就已包含规范性承诺。

他还强调,理由与决定之间、决定与行动之间存在着“间隙”。行动者可能认为某些理由极有说服力,却并不觉得由此作出的选择在因果上是不可避免的。这使他转向有关自由意志的问题,以及有意识的能动性与神经生物学之间的关系。指出这种间隙体验的存在,并不等于解决了相应的形而上学问题:难点在于解释,这种体验是否对应于行动的因果组织中的某种真实特征。

在这些不同主题中,塞尔的方法始终是保留人们熟悉的现象,同时质疑那些看似在解释、实则消解了这些现象的理论。许诺会产生承诺,体验能够被感受到,制度性权力会影响行为;哲学解释必须说明这些事实,而不能用遗漏其本质特征的描述来取代它们。因此,在关于行为能力是否足以证明理解、意识能否还原为功能组织,以及社会义务如何融入对人类的自然主义解释等争论中,他的论证始终是重要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