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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意志

自由意志是行动者以关乎选择、能动性和道德责任的方式控制自身行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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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意志是行动者以某种恰当的方式控制自身选择和行动的能力。何种控制才算“恰当”,仍有争议:有人提出,条件包括能够作出不同的选择、能够回应理由,以及成为行动的源头,而不只是外部影响发挥作用的渠道。这一议题将形而上学、伦理学和心灵哲学联系起来,因为它既涉及决定如何产生,也涉及在什么情况下赞扬、责备某人或追究其责任才是恰当的。

核心争议并不只是人类行为是否有其原因,而是塑造行为的各种原因和约束,是否仍为能动性所涉及的控制留下了空间。相容论主张,自由意志可以与因果决定论并存;不相容论的各种理论则否认这一点,但对自由意志是否存在意见不一。宗教讨论引入了有关神的知识、神意和恩典的问题,而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研究则探究审慎思考、意图和行动实际上如何发生。

“自由意志”还涵盖几个可以区分的问题:一个人是否自愿行动、是否本可以采取别的行动、是否通过理性反思来支配行为,以及是否应当受到责备而不取决于责备能否带来任何有益后果,这些未必是同一个问题。当代的许多争论都围绕着这些能力中哪些才是关键,以及是否应由同一种理论来解释所有这些能力。

能动性、选择与自由的条件

行动与单纯的身体事件之所以不同,在于行动能够以恰当的方式归属于行动者。举手提问通常算作行动;由不自主的痉挛引起的手臂运动通常则不算。这一区分涉及意向性,但仅仅是有意的行动,并不足以构成自由的行动。一个人在可信的威胁下有意交出钱财,虽可能是在有目的地行动,却缺乏与同意或责任相关的自由。

行动自由通常与意志自由相区分。前者关注一个人能否做自己决定要做的事;后者关注决定本身是如何形成的。囚犯可能自由地决定离开,却没有机会执行这一决定。反过来,一个受严重强迫冲动支配的人,在行动时可能不受任何外部阻碍,却无法充分控制促成行动的动机。这些例子说明,仅凭不受身体束缚,并不能完整说明什么是自由意志。

两种颇具影响力的观点分别强调其他可能性与源头性。按照第一种观点,只有在确实存在其他可行的行动方式时,行动者的行动才是自由的。按照第二种观点,自由主要取决于行动是否以恰当的方式源自行动者自身。这两种观点可能得出不同的判断:即使处境中没有其他可接受的选择,行动者也可能依据自己坚定的信念行事;而即使有多个在物理上可行的选项,行动者也可能是在受操纵的情况下作出选择。

关于其他可能性的主张也有强弱之分。“这个人本可以采取不同的行动”,可能是指,如果此人的愿望或决定有所不同,随之而来的行动也会不同;也可能是指,即使过去的一切和自然法则完全相同,此人仍有可能作出不同的决定。前者是关于能力的条件性主张;后者则要求事件进程具有更强的开放性。争论往往持续不休,是因为参与者对“可以”的含义有不同理解。

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密切相关,但二者之间的关系仍有争议。责任通常不仅要求具备控制能力,还要求满足一项认知条件,即对自己正在做什么有某种相关的理解。一个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他人使用了标签有误的物质,其行为可能是自愿的,却不必因未能预见的后果而受到责备。反过来,一个人也可能因为较早作出的选择,而需要为后来控制能力受损时的行为承担责任。这些情形表明,确定应当以什么作为评判单位十分重要:它可能是一次孤立的决定、一种持续的自我治理模式,也可能是行动者获得并运用各种能力的一段较长历程。

问题的历史形成

古代的讨论涉及自愿性、审议、命运和责任归属,但并不总是围绕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意志”这一表述展开。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三卷中,亚里士多德区分了自愿行动与非自愿行动,并考察了出于强迫或无知而做出的行为。审议所涉及的是“取决于我们”的事情,尤其是实现可达成目的的手段。他以风暴中将货物抛入海中的情形说明混合行动:行为本身并非行动者所愿,却是在特定处境下做出的选择。这类例子预示了后来对强迫、意图与责任的区分。

希腊化时期的争论使因果必然性问题更加凸显。斯多葛学派将宇宙描述为受命运支配的有序整体,同时为赞同和理性能动性保留了位置。克律西波斯区分了外部诱因与物体据以作出反应的内部构造:推动使圆柱体开始运动,但圆柱体的形状也有助于解释它如何滚动。将这一类比用于行动,便可赋予品格和赞同以因果上的重要性,同时又不将它们排除在因果秩序之外。相比之下,伊壁鸠鲁学派则将自由与对严格的原子必然性的偏离联系起来。卢克莱修所论述的原子“偏斜”引出了一个延续至今的难题:仅仅打破必然性,本身并不足以解释控制何以可能。

古代晚期和中世纪的思想将自愿行动与罪、神的公正及救赎联系起来。希波的奥古斯丁在阐明人类依赖恩典的同时,也强调自愿作恶在道德上的重要性。中世纪的讨论区分了理智、意志、欲求和自愿行动。托马斯·阿奎那将自由选择置于理性欲求之中:人能够在各种具体的善之间进行审议,因为任何有限对象都不必然穷尽意志所追求的善。这些论述根植于更广泛的人性理论,而不局限于在因果决定与随机性之间二选一。

近代早期哲学借助对自然的机械论解释,重新表述了这一问题。托马斯·霍布斯主要将自由理解为不存在外在阻碍,并认为自愿行动与必然性相容。约翰·洛克在《人类理解论》(1689年)中质疑,自由究竟应当归属于意志,还是归属于人本身,同时强调人具有暂缓追求某一欲望的能力。大卫·休谟则主张,只要通过规律性和推断来理解必然性,而不是将其理解为一种可观察的形而上学纽带,自由与必然性就能够调和。

后来的思想家进一步拓展了这一问题的不同面向。伊曼努尔·康德将自然解释的立场与理性能动性及道德义务的立场区分开来。阿图尔·叔本华认为,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人能够选择产生这些意愿的根本性格。在存在主义中,尤其是在让-保罗·萨特的著作中,自由关乎人如何面对自身处境并开展自己的谋划。这并不只是一种探讨物理定律是否唯一地决定下一次身体运动的理论。

决定论、必然性与不相容论的论证

因果决定论认为,世界在某一时刻的完整状态与自然规律共同确定了世界在其他所有相关时刻的状态。一种常见的表述是:在物理上可能的两个世界,不可能既具有相同的自然规律和完全相同的过去,又有不同的后续历史。这一主张比“事件皆有原因”更强。有些因果关系理论允许原因以概率性的方式产生结果,因此,一个具有因果结构的世界未必是决定论式的。

决定论也必须与可预测性区分开来。即使是决定论系统,也可能由于信息有限、计算复杂或对初始条件敏感,而在实践中无法预测。反过来,有些事件即使并非被确定,也能得到高度可靠的预测。因此,预测的成败并不能直接证明行动者是否拥有自由意志。决定论也不意味着审慎思考不起作用:如果审慎思考是因果链条的一部分,它就能够参与决定事情的走向。

宿命论是另一种主张,大意是说,无论行动者做什么,某些结果都会发生。决定论通常允许结果取决于行动,尽管这些行动本身也有决定它们的条件。如果一个人接受治疗后康复,决定论式的解释可以将治疗视为康复不可或缺的因素。宿命论式的推理则会认为,无论是否求医,康复或死亡的结局都早已注定。混淆二者,容易让人误以为,被决定的行动必然毫无意义。

不相容论的一项重要论证是彼得·范·因瓦根的后果论证,他在《论自由意志》(1983)中对此作了重点阐述。其基本思路是,行动者无法控制遥远的过去或自然规律。如果当下的行动是这些条件的必然结果,那么这些行动似乎同样不在行动者的控制之内。其中有争议的一步涉及控制能力之缺失的传递:如果我们对某些前提别无选择,对由这些前提推出结论的蕴涵关系也别无选择,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对结论同样别无选择?

相容论者质疑的,要么是这种传递,要么是它所依赖的对能力的理解。在评估行动者采取其他行动的能力时,可以考察与现实相近、但行动者作出不同选择的情境,而不必要求在现实中整个过去保持不变的条件下,行动者仍能采取不同的行动。不相容论者则回应说,这类条件性的能力并不能提供真正的选择所要求的那种开放性。因此,这场争论既涉及形而上学,也涉及能力概念的语义。

另一种独立的源头性论证认为,如果行动者审慎思考的每一个方面,都源于其存在之前的条件,那么行动者就不可能成为自身行动的最终源头。这一论证并不只依赖于其他可能性的存在。它质疑的是:对于由遗传和环境塑造的性格、动机及评价标准,行动者能否在所要求的意义上承担责任。

相容论的自我治理理论

相容论将自由视为因果秩序之中恰当形式的能动性,而非免受因果秩序支配。其核心主张是,因果作用与强迫并不相同。依照自己深思熟虑后的判断行事,不等于在威胁、不可抗拒的冲动或他人的直接控制下行动,即便这些过程都有其原因。难点在于明确其中与自由有关的差异,而不能只是把日常行为贴上自由的标签。

古典理论强调,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而不受外在阻碍,就是自由。休谟还将责任与动机、性格和行为之间的稳定关系联系起来:如果行动与一个人的性情倾向之间不存在可以理解的联系,就很难在道德上将这些行动归责于此人。这类理论解释了为什么规律性非但不一定削弱能动性,反而可以支撑能动性。其局限在于,一个人可能毫无阻碍地依某种欲望行事,却仍觉得这种欲望并非出自真正的自我,或具有强迫性。

哈里·法兰克福在《意志自由与人的概念》(1971)中,通过欲望的层级结构来回应这一难题。一阶欲望关乎做某件事;二阶欲望关乎拥有某种特定欲望。二阶意愿则关乎哪一种一阶欲望应当切实推动自己行动。一个不情愿的成瘾者可能依某种欲望行事,但这种欲望与其希望用来支配自己的动机相冲突。在法兰克福看来,意志自由要求实际起作用的动机与更高阶的认同之间具有恰当的一致性。

这种层级进路面临无穷倒退与操控方面的疑问。如果高阶欲望为低阶欲望赋予正当性,那么又是什么为高阶欲望赋予正当性?此外,操控者还可能植入一套内部协调一致的欲望。由此塑造出来的人可能全心全意地认同某种动机,但这种动机的来源却似乎有损其责任。因此,重视历史因素的相容论者会考察行动者的价值观是如何形成的、正常的反思能力是否被绕过,以及此人是否曾有机会审视和修正这些价值观。

另一种有影响力的进路强调理由响应性。约翰·马丁·费舍尔与马克·拉维扎在《责任与控制》(1998)中,将涉及其他可能选项的控制与“引导控制”区分开来:当行动出自一种以恰当方式为行动者自身所有、且能对理由作出响应的机制时,引导控制就能够支撑责任。这种机制不必对每一个理由都作出响应,但它必须在各种可能情境中,对理由的识别与反应表现出一种足够清晰可理解的模式。

因此,相容论并不只是主张行动者做了自己想做的事。当代相容论还考察理性能力、认同、对理由的敏感性、个人经历,以及是否免受强制性干预。批评者认为,即使满足这些条件,行动者仍可能受到某些力量的塑造,而他们对这些力量并不负有终极责任。相容论者则回应说,自我治理不必以自我创造为前提:适合人类的控制可以通过后天获得的能力发挥作用,而不必先于一切塑造这些能力的影响。

自由意志论与运气问题

自由意志论结合了两个主张: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不相容,而人类拥有自由意志。它不同于政治上的自由至上主义。其核心任务是建构性的:它必须解释,一个未被决定的决策如何能够归属于行动者,而非仅仅偶然发生;同时,还要指出一种在决定论世界中无法实现的控制。

事件因果自由意志论保留了信念、欲望、审慎思考的努力与决策之间的通常因果关系,但否认相关原因总是必然导致唯一的结果。理由可以影响选择,却不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选择。罗伯特·凯恩在《自由意志的意义》(1996)中通过“自我塑造的行动”发展了这一思路,尤其关注那些涉及相互竞争的动机的艰难决策。这类选择有助于塑造性格,而日后更为稳定的行为则源于这种性格。因此,这一理论不必要求每一个自由行动在实施之时都处于未被决定的状态。

凯恩的典型例子涉及在道德上或个人层面具有重大意义的不同选项之间左右为难的行动者。行动者可能一方面努力依据一组理由行事,另一方面又受到另一组理由的吸引。如果这种内心斗争具有非决定性,那么无论出现哪种结果,都仍可能体现行动者基于理由所作的努力。批评者质疑,这是否足以确立行动者能够控制究竟哪一方的努力取得成功。如果完全相同的选择前历史可以重复出现,却产生不同的结果,那么两种结果之间的差异似乎就无法用行动者所控制的任何因素来解释。

行动者因果自由意志论与罗德里克·奇泽姆及后来的蒂莫西·奥康纳等人相关。它提出,行动者本身能够引发行动,而其因果作用不能还原为先前的事件。行动者不只是相互竞争的心理状态发生互动的场所;相反,人通过行使一种基本的因果能力,决定究竟发生什么。这一路径旨在直接确立行动者作为行动源头的地位,但它必须解释,行动者因果作用与理由、身体过程及自然界的其他部分有何关系。

第三类理论是非因果自由意志论。它认为,某些基本的自由行动并非由任何原因引发,尽管它们可以是有意的,也可以是出于理由而实施的。其支持者区分了两种解释行动的方式:一种诉诸行动者的目的,另一种诉诸先前的因果链。批评者则追问,这一区分是否足以说明行动为何发生,以及行动者如何控制行动的时机与内容。

所有这些立场都面临运气反驳:如果过去与自然法则允许多种结果发生,那么,凭什么说实际发生的结果是受控制的,而非出于运气?仅仅诉诸量子力学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即使不确定性会影响神经活动,随机变化也不等于行动者通过审慎思考主导自己的行动。因此,自由意志论需要说明的是,非决定性如何融入能动性,而不只是提供证据,表明某些物理过程可以用概率来描述。

其他可能性、怀疑论与责任

道德责任要求行为者具有采取其他行动的能力,这一原则受到了法兰克福案例的挑战。这类案例由法兰克福在《其他可能性与道德责任》(1969)一文中提出。在一个典型案例中,干预者希望某人作出特定决定,并准备在必要时强迫此人作出该决定。然而,此人自主作出了干预者所期望的选择,因此干预者始终没有采取行动。此人看似没有其他可行的选择,但其实际决定似乎源于自身的理由。

这些案例区分了促成行动的因素与本会阻止其他选择的因素。如果某种备用装置在实际发生的过程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那么它似乎就与责任无关。批评者认为,行为者仍保有某种其他可能性,例如表现出不同的先兆,或尝试作出另一种选择。另一些人则主张,要构造一个可靠的干预情境,就可能不得不预设决定论,或打断原本意在保持不受干扰的决定过程。争论的焦点在于,任何残存的其他可能性是否重要到足以构成责任的基础。

即使道德责任不需要其他可能性,自由意志怀疑论仍然可以成立。盖伦·斯特劳森的“基本论证”认为,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终极道德责任,就必须对自己是怎样的人负责,至少在相关的心理层面上如此。而要对这样的性格负责,又必须先前曾基于某种更早的性格,作出一个自己应当负责的选择,由此产生无穷倒退。这一论证所针对的是强意义上以应得为基础的责任,而不是日常的审慎思考、学习或回应批评的能力。

德克·佩里布姆在《没有自由意志的生活》(2001)中提出了“强硬不相容论”:无论是决定论式的因果作用,还是主要的非决定论替代方案,都无法提供承担基本应得责任所需的控制能力。操控论证通过比较通常的因果发展过程与行为者的心理被刻意塑造的案例,为这一立场提供支持。如果心理被刻意塑造的行为者不具备承担这种责任的条件,怀疑论者便会追问:他们与那些性格由非人格性原因形成的行为者之间,究竟存在什么与道德相关的差别?

P. F. 斯特劳森的《自由与怨恨》(1962)从人际生活出发探讨责任。怨恨、感激、宽恕及其他相关的“反应性态度”,都是对他人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回应。意外等免责情形,不同于人际交往能力存在严重局限等使人不适用责任归属的情形。斯特劳森认为,抽象的决定论并不能直接取代这些实践。他的进路将关注点从行为的终极起源转向了人际关系的结构。

怀疑论者及其反对者还将基本应得与前瞻性的正当化理由区分开来。基本应得观认为,一个人仅仅因为自己明知而实施的行为,就理应受到赞扬或责备,而不取决于这样做能否带来有益后果。怀疑论者可以拒绝这一主张,同时保留保护、赔偿、道德教育以及要求当事人作出解释等做法。反对者则质疑,这些替代做法能否保全问责的公平性及其对个人的意义。因此,分歧不仅在于选择是否自由,也在于不当行为能够使哪些回应获得正当性。

神的预知、恩典与非西方进路

在宗教哲学中,神的预知引出了一个不同于因果决定论的问题。如果一个绝不会出错的知者已经知道某人明天会做出某个行动,那么这个人似乎就不可能采取其他行动。然而,知道一件事通常并不会导致它发生。这里的难题在于绝无谬误性、过去的不可更改性与未来的其他可能性之间的关系,而非知识所施加的直接因果影响。

波爱修斯在约于524年写成的《哲学的慰藉》中主张,神的知识是永恒的,而不是从某个较早时刻出发作出的预测。按照这一观点,上帝在永恒的当下把握时间中的事件。另一些进路则区分了蕴涵关系的必然性——如果上帝知道某件事,那么它就会发生——与事件本身的必然性。路易斯·德·莫利纳在《协调论》(1588年)中提出了“中间知识”学说,认为上帝知道自由的受造物在各种可能情境下会做什么。争论的焦点在于,这些反事实能否独立于神的决定而具有确定的真值。

在基督教内部,自由问题也涉及恩典与救赎。奥古斯丁在与伯拉纠主义的论争中,强调了神的助佑的必要性。马丁·路德为反驳伊拉斯谟而撰写的《论意志的束缚》(1525年),否认未经神助的意志在救赎事务上具有力量。改革宗与天主教传统对预定、人与神的合作以及恩典形成了不同的解释。这些分歧并不能与当代决定论的立场简单对应:一种神学解释可能会区分人的自然能力、受到道德损伤的意愿活动,以及经恩典转化的自由。

在伊斯兰教中,围绕神的前定与人的责任所展开的争论,产生了多种解释。穆尔太齐赖派神学家从神的正义出发,强调人的能动性。与“卡斯布”(kasb,即“获得”)学说相关的艾什尔里派解释坚持认为,行为由神创造,但行为的获得则归于人这一行动者。马图里迪派神学对神的主权与人的选择提出了另一种影响深远的解释。在犹太教中,迈蒙尼德在《密西拿托拉》中为人的选择辩护,同时认为,神的知识与人的知识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说不同于通常的人类情形。

南亚传统常常通过业、解脱以及人的构成来理解能动性。印度教各学派对个体能动性、自然与终极实在之间的关系持有不同看法;《薄伽梵歌》探讨了行动、执著和自然的力量,但并未提出一套单一的现代自由意志理论。佛教将意向在伦理上的重要性与无我及缘起相结合。否认恒常不变的自我,并不等于否认有意向的行为,也不等于否认注意力与品格的培养。

在儒家中,关于人性与道德修养的争论,关乎人如何获得做出道德行动的能力。孟子与荀子各有侧重,阐明了禀性、学习、礼与努力所发挥的作用。不应将这些传统一概归入西方范畴:它们的核心问题可能是经由修养形成的能动性,或是从执著中解脱,而非选择能否与物理决定论相容。

神经科学、心理学与有意识的意图

实证研究考察能动性的各个组成部分,包括决策的形成、运动准备、抑制、自我控制,以及发起行动的主观体验。这些研究可以对自由意志理论施加约束,却不能直接解决所有哲学问题。一种要求行动者有意识地觉察行动所有成因的理论,与一种要求行动者通过分布于有意识和无意识过程中的控制机制对理由作出响应的理论,所面对的证据并不相同。

本杰明·利贝特及其同事在1983年的研究中,将一次简单自主运动之前的脑活动,与参与者报告的首次意识到运动冲动或意图的时间进行了比较。一种经过平均处理的电信号,即准备电位,在运动发生前数百毫秒便已出现,早于参与者报告的有意识意图出现的时间。这项实验被广泛解读为表明:准备先于意识。不过,利贝特仍提出,有意识的控制可能包括在行动即将发生前将其否决的最后机会。

若干方法上的问题限制了由此得出更强结论的可能性。让参与者借助快速转动的时钟报告意图出现的时间,是一种间接测量,可能受到注意力和后续事件的影响。这项任务涉及的也是随意作出、几乎不产生重要后果的动作,而非围绕理由展开的长时间审慎思考。此外,经过平均处理的准备电位,未必能标识出某个特定行动已被不可逆转地决定的确切时刻。

2008年,宋俊雄及其同事报告称,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测得的脑活动模式,能够在参与者报告的意识出现时间之前数秒,预测其随后会选择按左键还是右键,准确率略高于随机水平。这类结果表明,较早的脑状态包含与后续选择相关的信息。但它们并不能证明预测绝对准确、选择不可避免,或不存在行动者层面的决策过程。血流动力学信号的缓慢变化,以及如何解读参与者报告的意图出现时间,也使有关时间先后关系的结论变得更为复杂。

阿伦·舒尔格及其同事于2012年提出的累积器模型,为自发运动任务中的准备电位提供了另一种解释。波动的神经活动可以不断累积,直至达到某个阈值;随后,以运动开始为基准向前回溯,对多次试验取平均,便可能得到一种逐渐变化、看似反映准备过程的信号。该模型并未表明所有行动都是随机的,但它对以下推断提出了挑战:平均后的信号能够直接标志着某个无意识决策早在意识出现之前就已完成。

心理学同样区分有意识的意图与作为行动发起者的主观体验。关于行动归属的研究表明,人们可能错误判断自己对事件的影响;而关于自动化的研究则显示,许多熟练行为和习惯性行为无需明确的有意识监控便能进行。这两类发现都不能单独否定控制的存在:熟练的行动之所以能够体现行动者的目标,恰恰可能是因为不必有意识地选择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重要的问题在于:意图如何在一段时间内引导行为,抑制行动在何时仍然可能,以及从随意动作中得到的发现能否推广到有实际意义的选择。因此,可复现性、测量效度和任务设计,是判断这类研究证据价值的关键。

法律、自主性与问责范围

法律制度在评估能动性时,通常采用比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自由意志更具体的范畴。在刑事法律中,相关问题通常涉及构成犯罪所要求的行为、被告人的心理状态,以及适用的免责或辩护事由。故意、明知、轻率和疏忽,区分了行为主体与有害行为之间的不同关系。这些概念的定义因法域而异,没有哪一种能为判定决定论是否成立提供普遍适用的法律标准。

胁迫与能力受损的情形体现了这种务实取向。胁迫抗辩考察当事人受到的威胁,以及在当时情境下是否可以合理期待其作出反抗。精神障碍免责规则依据各法域的具体标准,考察精神障碍以及理解行为性质或不法性等能力。无意识行为则涉及在缺乏相关自主控制的情况下实施的行为。仅凭一项诊断并不足以确立免责事由;即使某种行为存在神经层面的解释,也不能仅凭这一点就认定当事人不具备承担法律责任所需的能力。

尽管如此,神经科学证据仍可能与某些具体问题相关。关于损伤、发育或认知功能的证据,可能有助于评估被告人是否具备所要求的能力或心理状态。这类证据的意义,取决于相关发现与法律标准之间的联系。群体层面的差异并不能自动证明某个个体在特定时间具备何种能力,脑部测量结果异常也不能直接决定其责任。

在医疗和研究中,知情同意同样侧重可操作的条件:信息充分、理解到位、具备决策能力,以及出于自愿。一个人不必成为一个自身没有原因的原因,才有资格授权接受治疗。相关条件的缺失包括受到胁迫、产生误解,以及无法运用或权衡信息。即使形式上的同意程序已得到满足,社会依赖、操纵和选择受限会如何影响自主性,仍会引发哲学争论。

惩罚理论凸显了区分不同责任形式的重要性。报应论以对不法行为作出应得回应来论证惩罚的正当性。功利主义理论强调威慑和保护等后果,而矫治取向和恢复性取向则强调行为改变、损害修复与关系修复。对基本应得性的怀疑,更直接地挑战了报应式惩罚的正当性,而非一概否定所有形式的干预。反过来,纯粹以预防为目的的制度也面临比例原则、权利,以及如何对待尚未实施违法行为者等问题。

自主性也具有社会维度。教育、物质条件所提供的机会以及人际关系,都可能发展或限制人们作出选择所凭借的能力。操纵性说服可能借助行为主体的欲望发挥作用,同时削弱其在充分知情基础上进行反思的能力;支持性的制度则可能在不消除因果影响的情况下,增强自我治理能力。这些情形表明,自由不仅取决于作出决定的那一刻发生了什么,也取决于行为主体在何种条件下获取信息、形成承诺,并获得将其付诸行动的实际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