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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诞主义

荒诞主义探讨人类对意义的追求与世界无法提供确定的终极答案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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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诞主义是一种哲学立场,关注人类对意义、可理解性和合理依据的追求,与世界似乎无法给出终极答案之间的张力。其最具影响力的阐述见于阿尔贝·加缪的著作,尤其是他于1942年发表的哲学随笔《西西弗神话》。在加缪看来,荒诞并不只是非理性宇宙的一种属性,也不只是个人绝望的感受。荒诞产生于不断追问的人类意识与无法满足其终极解释诉求的世界之间的对峙。

荒诞主义与存在主义密切相关,但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它也不同于虚无主义:承认宇宙并无确定的终极目的,并不必然意味着否定一切价值,或认为所有行为都毫无差别。加缪独具特色的回应是:不寄望于任何终极和解而生活,同时保持清醒、坚持反抗并投身生活。

这个术语在文化领域也有更广泛的用法,尤其常见于对现代文学和荒诞派戏剧的讨论。哲学上的荒诞主义、荒诞派艺术手法,以及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不协调,彼此有所交叠,却指向不同的事物。考察这一概念的历史、加缪的论证、后续的哲学批评,以及表现荒诞的文学形式,有助于更清楚地理解它们之间的联系。

荒诞的概念

在日常语言中,“荒诞”往往指可笑、明显不合理或违背常识。在逻辑学中,导向荒谬结果的论证可能会得出矛盾或其他不可接受的后果。哲学上的荒诞主义通常既不关乎单纯的愚蠢,也不关乎形式上的矛盾。一个人的生活即使在实践上有条不紊,在社会上功成名就,在逻辑上自洽一致,一旦以终极意义的要求来审视,仍可能显得荒诞。

加缪将荒诞视为一种关系。单独来看,无论是世界本身,还是人的渴望本身,都不构成荒诞;荒诞产生于两者的对峙。人追求统一、清晰,以及能让自身存在最终变得可理解的理由。世界提供了事件、规律、快乐、苦难与死亡,却没有明确回答:存在作为一个整体,为何应当具有人们所期望的意义。对具体事件的科学解释,并不会自动提供这种不同性质的理据。

这一区分将因果解释与存在意义分开。对因果关系的阐释,可以解释一个人如何来到世上,或者一场自然灾害为何发生。但仅凭这样的解释,并不能说明这种存在或苦难究竟是为了什么。因此,荒诞主义并不必然反对科学探究。它的核心问题在于:解释所能确立的内容,与人们对这些解释寄予的更宏大期望之间,究竟有何关系。加缪尤其批评这样一种要求:世界必须能被人类理性彻底看透。

有几个问题虽然经常一同出现,却仍须加以区分。宇宙是否具有目的,是关于现实的问题;这样的目的能否被认识,涉及认识论;一个人是否觉得生活有意义,关乎切身体验;而具体活动是否值得从事,则关乎价值。一个人可能无法确定宇宙是否具有目的,却仍深切感受到友谊或创造性工作的意义。反过来,相信存在客观目的,也不能保证一个人不会产生疏离感。

因此,荒诞主义不能被归结为一种心理状态。无聊、悲痛、异化和困惑可能使这一问题显露出来,但其哲学主张关乎反思揭示了怎样的人类处境。同样,并非每次使用“荒诞”一词,都意味着认同某种统一的学说。加缪对荒诞的关系性阐释、宗教对悖论的运用,以及后来的分析性论述,各自揭示了不同的张力。它们使用相同的词汇,不应掩盖彼此在荒诞的成因以及应如何回应荒诞等问题上的分歧。

思想先驱

荒诞主义源于一些由来已久的问题,涉及苦难、死亡、理性的限度,以及人类种种追求为何无法带来持久的满足。古代文献与宗教典籍中不乏对这些问题的深刻表述,但这种相似性并不意味着其作者就是现代意义上的荒诞主义者。例如,《圣经》中的《传道书》强调劳作、享乐和世俗成就的短暂易逝,但这些思考置于宗教框架之中,与加缪拒绝终极慰藉的立场不同。

布莱兹·帕斯卡在其身后于1670年出版的《思想录》中,对人类自身的不相称状态作出了影响深远的阐述。人处于伟大与悲惨之间的摇摆境地,虽有思考的能力,却既无法摆脱死亡,也无法理解存在的全貌。帕斯卡对消遣的论述,也预示了后来关于日常事务如何掩盖令人不安的问题的分析。不过,他的回应属于基督教思想,而非荒诞主义:在他看来,人类的困境表明,人需要从宗教中寻求理解。

索伦·克尔凯郭尔将“荒诞”置于另一套关于存在与信仰的论述的核心。在以约翰内斯·德·西伦提奥为笔名出版的《恐惧与战栗》(1843年)中,亚伯拉罕甘愿献祭以撒的故事,鲜明地展现了以普遍伦理范畴理解信仰的困难。在以约翰内斯·克利马库斯为笔名发表的《哲学片断》(1844年)和《非科学的最后附言》(1846年)中,上帝道成肉身的悖论成为关注的焦点。克尔凯郭尔的化名著作呈现的是彼此有别的立场,而非仅仅表达作者本人一套统一的学说。加缪后来赞赏这些著作直面理性限度的做法,却拒绝接受它们提出的宗教解决方案。

弗里德里希·尼采对“上帝之死”和欧洲虚无主义的诊断,构成了另一个重要的思想背景。他关心的不只是信仰的丧失,更是传统价值所依赖的根基遭到侵蚀。他对肯定、悲剧和价值创造的探讨,帮助形成了使荒诞主义得以被理解的思想语境。然而,对于那些可能将苦难或暴力视为某个更大整体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从而为其辩护的肯定观,加缪始终持反对态度。

俄国文学同样重要。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1864年)、《群魔》(1871—1872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年)等作品中,探讨了自由、罪责、反抗,以及丧失信仰的后果。加缪尤其关注《群魔》中的基里洛夫,将这个人物试图通过自我毁灭来证明绝对自由的举动,视为一次具有启示意义的哲学失败。这些思想先驱留下的是问题,而非定论:苦难能否得到辩护,理性是否拥有最终权威,以及在无法保证最终和解的情况下,人如何仍能肯定生命。

加缪与荒诞主义的形成

加缪通过随笔、小说、戏剧和新闻写作阐发自己的思想,而非构建一套完备的哲学体系。他于1913年出生在法属阿尔及利亚,反复从地中海景观、身体体验、贫困、疾病与死亡中汲取素材。1942年出版的《西西弗神话》和《局外人》,成为与他的荒诞观联系最为紧密的作品。两部作品问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背景影响了人们对它们的接受和理解,但作品所探究的问题不能简单归结为战时的幻灭感。

《西西弗神话》开篇便提出:认识到荒诞,是否就必须否定生命?这篇文章有意限定论证的范围,并不试图证明任何意义都绝无存在的可能。加缪追问的是:如果思想始终直面自身对明晰的要求与实际遭遇的世界之间的不相契合,而不借助缺乏依据的诉求来消解这种不相契合,那么会得出什么结论?文章从那些动摇惯常生活的体验出发,进而考察可能的回应方式。

日常惯例便是这样的起点之一。工作、通勤、吃饭、睡觉,如此循环往复的生活,可能在“为什么?”这一问题浮现时,突然不再显得理所当然。时间是另一个起点:人们将生活指向未来的成就,却也同时走向死亡;而死亡将终结个体的视角,正是在这一视角下,那些成就才有意义。熟悉的环境可能变得陌生,他人的举止也可能显得机械。这些体验并不能证明一切都毫无价值;它们只是让日常假定不再能够提供不容置疑的支撑。

加缪还考察了一些存在主义思想家和宗教思想家。在他看来,这些人从理性的限度出发,却又将这些限度转化为通向更高真理的途径。他讨论的人物包括克尔凯郭尔、列夫·舍斯托夫、卡尔·雅斯贝尔斯和埃德蒙德·胡塞尔。这些解读有所取舍,也常有争议。它们在文中的作用,是揭示一种反复出现的思路:起初直面不确定性,随后却宣称找到了解决之道;而加缪认为,这样的解决已经超出了直面不确定性本身所能确立的范围。

文章最后呈现的是西西弗这一形象。在希腊神话中,他被罚将一块巨石推上山,却只能眼看着它再次滚落。加缪着重描写西西弗下山的时刻:他明白自己的处境,又重新回到自己的劳作之中。结尾提出,应当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这并不是说强迫劳动令人愉快,也不是说人应当接受压迫。它展现的是这样一个人物:凭借清醒的意识与反抗,他使惩罚无法穷尽自身存在的意义。这则神话为关于意识与肯定生命的论证提供了一个形象,而非提供了证明。

拒绝、超越与反抗

加缪将自己推崇的回应方式,与另外两种终止构成荒诞的对峙的方式区分开来。第一种是否定生命本身。在他的论证中,这并没有解决问题,而是移除了使这一问题得以存在的有意识的参与者。这一论点属于哲学层面的考察,探究的是某个结论能否从特定前提中推出;它并非对自杀行为的临床解释,后者的成因与具体情境无法归结为某种哲学立场。

第二种回应是加缪所谓的“哲学自杀”。他以此指称这样一种思想转向:先承认理性的确证并不存在,随后却接受一个超越性的答案,仿佛这种缺失恰好为该答案提供了依据。他主要批判的是宗教与存在主义形式的飞跃。批评的重点并不只是宗教运用象征或包含奥秘,而是某种论证可能放弃了最初的标准,却仍声称自己满足了这些标准。

这一批评并不能证明,所有宗教信仰在思想上都毫无差别,也不能证明每一种神学论证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加缪的论述针对的是特定的推理方式,以及诉诸超越性答案在生存层面所起的作用。宗教思想家可能否认,信仰需要他所拒斥的那种理性保证,也可能质疑他对信仰与理性之间关系的描述。因此,分歧并不止于一种令人慰藉的信念是否值得追求,而在于:面对理解能力的限度,怎样的回应才算正当。

加缪提出的另一条道路是反抗,其最初的含义是始终拒绝消除对峙中的任何一方。对明晰的渴望依然存在,但并不被说成已经得到了最终满足。世界的抗拒也依然存在,但它并不因此成为要求人放弃体验的命令。因此,反抗不是最终的解决方案。它的特征在于持续不息:清醒的意识一再抵制诱惑,不让不确定性化为绝对的否定,也不让它化为确定无疑的和解。

除了反抗,《西西弗神话》还阐发了自由与激情。这里的自由并不是对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自由意志的证明,而是指不再围绕一个被视为确定无疑的终极归宿来安排整个人生。激情则意味着,在生命有限的条件下,投身于体验的广度与强度之中。加缪列举的情人、演员、征服者和艺术家,展示了不诉诸超越性答案的生活方式,却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强调体验的多样性与强度,本身并不能确定应如何评价彼此冲突的生活方式,也不能确定对他人的义务应如何限制自由。

荒诞主义、存在主义与虚无主义

荒诞主义常被视为存在主义的一个分支,这种归类确实反映了两者在历史与观念上的联系。两者都关注人的有限存在、焦虑、责任,以及传统所提供的确定性保障的瓦解。两者也往往通过描述切身经验来展开思考,而非仅仅依靠抽象演绎。不过,加缪拒绝接受存在主义这一标签,他的思想与让-保罗·萨特及其他被归入存在主义的思想家之间,存在重要分歧。

萨特于1945年发表的演讲《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对“存在先于本质”这一主张作出了影响尤为深远的阐述。按照这一观点,人并没有某种预先确定的人生目的,可以借此免除自己对选择所负的责任。价值与投身实践、付诸行动变得密不可分。加缪的侧重点则不同:他追问的是,如何维持一种任何选择行为都无法最终化解的对峙。确立并践行种种人生计划,或许能为生活赋予条理,却无法回答为什么存在整体应当满足人对终极意义的需求。

不应夸大这种差异,将其简化为存在主义者“创造意义”、荒诞主义者“拒绝意义”的说法。萨特并不认为,任意作出选择就能自动使每一种人生计划都站得住脚;加缪也不否认情感、艺术成就或共同抗争的真实存在。存在主义本身就是多元的,既包括宗教思想家,也包括非宗教思想家。双方的分歧在于投身实践的哲学地位、超越的作用,以及人们对意义所抱有的期待,而不是有目的与无目的的生活之间的简单对立。

虚无主义也有多种含义。它可以指否认客观道德价值,主张人生没有意义,也可以指传统标准已失去权威的一种历史处境。荒诞主义可能认同虚无主义的某些前提,尤其是对宇宙存在某种确定目的的怀疑,却不因此接受一切行为都等价的结论。加缪在后期著作中,明确试图反对那种被理解为取消一切暴力限制的虚无主义。因此,不能把“没有任何事物拥有终极的正当依据”与“任何事情都可以做”视为逻辑上等同的主张。

与其他传统作比较时,也需要同样谨慎。斯多葛学派将人的生活置于一种可以理解的自然秩序之中,而加缪不接受这种确定性的保证。佛教通过不同于加缪式对峙的思想框架来分析苦、无常与执著,尽管两者在描述事物的短暂易逝时偶有相似之处。人文主义将价值置于有限的人际关系之中,在这一点上可以与荒诞主义相通。这些比较展现了不同的解释:存在性苦恼究竟由何而生,以及引发这种苦恼的需求应当得到维持、转化,还是舍弃。

伦理、团结与政治的限度

荒诞主义面临的一个核心难题,是如何从个人对自身存在的清醒直面,过渡到对他人负有的义务。仅仅认识到人终有一死,并不足以确立平等、正义或禁止残酷行为的原则。宇宙不存在终极目的,也不能在逻辑上推导出任何特定的伦理学体系。加缪在后期作品中尝试阐明团结的依据,但并未声称自己重新找到了早期著作所质疑的那种绝对根基。

在《反抗者》(1951年)中,加缪从一个人拒绝忍受某种不可容忍的侵犯谈起。这种拒绝既包含否定的一面,也包含肯定的一面:它在拒斥某项命令或某种处境的同时,也隐含地断言,有某种东西值得保护。反抗者的主张之所以能够超越个人偏好,是因为其所捍卫的界限被理解为普遍适用于人类。加缪的论述由一个孤立的“不”,逐步走向对共同处境的认识。

这一思想发展有时被视为对《西西弗神话》侧重个人的倾向所作的修正。那篇较早的论著所描绘的典型人物,主要关注个人的存在方式。《反抗者》则追问:当反抗成为集体行动并进入历史进程时,会发生什么?书中对反抗与革命的区分,并非简单地将良好的抗议与恶劣的政治组织对立起来。它所关注的是这样一种危险:起于抵抗不义的运动,可能以未来和解的名义,宣称自己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

加缪批判那些以历史终将完成的许诺,为当下杀戮辩护的政治学说。他反对的是将活生生的人变为可以牺牲的工具,用以实现某个号称终极的目标。这种批判既属于存在层面的思考,也属于政治哲学:它涉及正当性、行动的限度,以及关于历史的主张是否可以凌驾于人当下的脆弱处境之上。他的立场强调分寸与限度,而不是某种能够确保解决一切政治冲突的公式。

从荒诞走向团结,在哲学上仍有争议。人们共同承受苦难的处境,或许能解释团结为何具有感召力,却不能证明团结是一项义务。因此,加缪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是在阐释反抗本身已经蕴含的意义,而不是从价值中立的前提中进行演绎。他的小说则以具体情境探究这一问题。在《鼠疫》(1947年)中,抵抗瘟疫需要合作与切实担责,却无法保证取得永久的胜利。小说并非通过成功解释苦难来呈现人的正直,而是通过人们在无法获得最终保障的处境中持续采取行动,展现这种品质。

文学与荒诞派戏剧

荒诞主义与艺术形式关系密切,因为它所描述的体验很难仅靠命题来传达。重复、因果关系的断裂、基调的不协调,以及人物预期与实际事件之间的错位,都能使疏离感变得可感。一部作品不必明确主张存在是荒诞的,也能呈现这类体验。反过来,一部不同寻常或看似毫无意义的作品,也未必在哲学上认同荒诞主义。

加缪的《局外人》探讨了体验与强加于体验之上的解释之间的距离。小说的叙述者默尔索没有用人们期待的语言表达悲痛、抱负或悔意,而司法程序则将他的情感表现转化为判断其品格的证据。小说以殖民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为背景,这也引出了一个问题:哪些人的生命能在叙事中获得独特的个体面貌?默尔索杀死的那个人始终没有姓名。这些特点使作品无法被归结为单一的哲学意旨。除了它与加缪诸篇论说之间的联系,小说叙事的精练及其社会背景也同样重要。

弗兰茨·卡夫卡是另一个重要的文学参照。在他去世后出版的《审判》(1925年)和《城堡》(1926年)中,人物遭遇的机构拥有强大的权威,其权威的根据却始终难以捉摸。问题往往不是没有规则,而是程序过于繁多,其整体意义无从把握。卡夫卡的作品容许神学、政治、心理学和哲学等多种解读。加缪对卡夫卡的论述承认了这种多义性,尤其注意到这样一种可能:表面上的绝望,或许仍然指向某种无法企及的希望。

荒诞派戏剧这一称谓因马丁·艾斯林1961年出版的同名著作而确立。该书将塞缪尔·贝克特、欧仁·尤内斯库、阿尔蒂尔·阿达莫夫和让·热内等剧作家归为一类,但并未认定他们组成了正式团体或拥有共同宣言。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于1953年首演,将等待、重复、模糊不定的记忆以及落空的期待置于戏剧行动的中心。尤内斯库的《秃头歌女》于1950年首演,将惯常的交谈转化为不断变动、破坏沟通的语言模式。

这类剧作能够挑战一种假定:戏剧必须由可理解的动机推动,逐步走向结局。剧中的停顿、反复的对白、程式化的肢体动作和喜剧性的逆转,常常让观众亲身感受到寻求解释的期待如何落空。然而,它们的喜剧性并非无关紧要的点缀。笑声可以与恐惧、依赖和脆弱并存,使“荒诞”不至于成为一味阴郁的同义词。荒诞主义哲学与荒诞派戏剧最明显的交集,在于两者都处理了理解受挫的体验,但其方法仍有区别:前者提出并审视主张,后者则通过表演组织起一场亲身体验。

托马斯·内格尔与分析哲学的阐释

托马斯·内格尔于1971年发表的论文《荒诞》,对荒诞问题作出了重要的重新阐释。内格尔立足于分析哲学,质疑了几种常见的、认为人生荒诞的理由。人类在宇宙空间中的渺小、生命的短暂,以及人类成就终将消逝,这些本身并不足以证明人生荒诞。更大的体量或更长的存续时间,显然未必能提供所缺失的正当理由;即便生命永无止境,同样的问题也可能依然存在。

内格尔还质疑了这样一种观点:任何正当理由都需要进一步的正当理由,因此一切论证最终都会失败。在日常生活中,理由往往会抵达令人满意的终点:某个行动减轻了痛苦、履行了承诺,或使人得以从事本身就被认为有价值的活动。仅仅因为还可以再问一句“为什么”,并不能证明这些理由已经失效。如果每一条理由链都必须无休止地获得外部确证,那么这种要求就会使任何可能的答案都面临困境,而非揭示人类生活所特有的缺陷。

在内格尔看来,荒诞源于人类意识内部的冲突。人们认真对待自己的人生计划,作出区分、承担重负,并围绕自己在乎的事物安排生活。然而,人们也能够抽身而出,以一种超然的视角审视这些投入;从这一视角看,它们的必要性便成了问题。这两种立场都不能简单地消除另一种。反思不会让饥饿、依恋、抱负或关切就此消失,而投身实际生活也无法永久压制人抽离自身处境的能力。

这不同于加缪所着重描绘的人类渴望与世界沉默之间的对峙。内格尔更直接地将这种张力置于投入生活与自我超越的并存之中。质疑自身整个观念框架的能力,本身就是人类生活的一个特征,并不一定证明宇宙拒绝提供某种它本应提供的东西。因此,他的阐释削弱了这样一幅图景:外部世界挫败了人类的某种要求,而这种要求的正当性早已确立。

与此相应,内格尔所倾向的基调也少了几分英雄主义色彩。如果荒诞与那些同时使反思和自由成为可能的能力不可分割,那么它未必要求人们以抗争或绝望来回应。反讽或许更为恰当:人们可以认识到自己所认真对待之事的偶然性,而不必指望放弃这份认真。他与加缪的分歧并不仅仅关乎风格。这里的问题是:荒诞究竟是一种需要通过反抗来维持的冲突,一种应当承认的结构性特征,还是采取了要求过高而又无此必要的立场所产生的后果。内格尔的分析也表明,为什么不能简单地将哲学意义上的荒诞等同于无意义感:即使生活令人满足,人也全心投入其中,这种张力仍可能存在。

批评与未决问题

一项主要批评针对的是评判存在时所依据的要求。只有当有意义的生活必须以对一切事物的终极解释为前提时,荒诞才可能显得不可避免。但这一要求本身是可以质疑的。具体的人际关系、发现和成就,即便其价值并非源自某种赋予宇宙的目的,也可能值得追求。按照这一观点,荒诞主义有可能将一种极强的正当性依据的缺失,转化为那些从未依赖这种依据的价值形式所面临的问题。

一个相关的反对意见是:所谓世界的沉默,究竟是一项发现,还是一种诠释?世界不会像人一样回答问题,但这未必表明意义并不存在。宗教理论可能将意义置于创世或人与神的关系之中;世俗理论则可能将其建立在理性行动能力、有价值的活动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上。荒诞主义者可以回应说,这些理论并不能满足这里所考察的要求。如此一来,争论的焦点便在于:这一要求是否合理、是否过高,以及是否可以修正。

当代关于生命的意义的研究,常常区分主观投入与客观价值。如果一项活动空洞无物或具有破坏性,那么乐在其中可能并不足以使它有意义;而当一个人与某种客观价值完全疏离时,客观价值本身似乎也不足以赋予其生活意义。苏珊·沃尔夫在《生活中的意义及其重要性》(2010)中提出的意义理论,将积极投入与有价值的事业联系起来。这类思路可以承认,宇宙并没有已获确证的目的,同时反对由此推断日常生活的意义就在根本上受到了损害。

另一个问题涉及加缪所描述的人类需求是否具有普遍性。并非每个人都觉得,存在必须具备完整的理性统一性;不同传统对于自我、解释与圆满的理解也各不相同。一些哲学与宗教修行致力于改变人对终极答案的执著,而不是让这种对抗持续下去。这并不能驳倒加缪的描述,却对一种假设提出了挑战:荒诞必然会以同样的形式出现在每一个善于反思的人身上。

最后,生存处境与可以消除的社会苦难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必死性和不确定性可能是人类生活中持久存在的特征;剥削、排斥和制度性暴力则有其特定的历史与成因。将一切苦难都视为荒诞宇宙的表现,可能会掩盖人们对那些可以改变的处境所负有的责任。反过来,政治上的改善也不会自动消除关于死亡、正当性依据或理解限度的问题。哲学的任务在于区分这些层面,而不预设对生存的反思与社会层面的解释能够彼此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