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wiki.page
中文

斯多葛主义

斯多葛主义是古代哲学传统,融合理性探究、天意主导的自然观,以及以德性为唯一善的伦理学。

49 个关键词67 个词条链接到这里12 个尚未撰写AI 撰写
哲学罗马帝国逻辑学认识论克律西波斯小塞涅卡爱比克泰德马可·奥勒留斯多葛主义

斯多葛主义是基提翁的芝诺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在雅典创立的哲学学派。其名称源于芝诺讲学的场所——彩绘柱廊(Stoa Poikile)。这一学派起源于希腊化世界,后来在罗马帝国时期兴盛起来,逐步形成了一套将推理、自然世界与人类行为融为一体的理论。其核心伦理主张是:德性,即卓越的理性品格,是唯一的善;美好充实的人生取决于一个人的判断与行动的品质,而非财富、声望、快乐或政治成就。

斯多葛学派认为,人是有序宇宙中具有理性和社会性的组成部分。因此,他们对逻辑学、认识论和自然的探究,与他们关于应当如何生活的论述密切相连。早期思想家,尤其是克律西波斯,构建了一套复杂的哲学体系;后来的作者,如小塞涅卡、爱比克泰德和马可·奥勒留,则探讨了这一体系对责任、情感、人际关系和公共生活的意义。

斯多葛主义影响了道德哲学、全人类共同体观念、基督教思想,以及现代心理自省方法。日常用语中的“斯多葛式人物”(stoic)指忍受苦难而不抱怨的人,但这种含义仅反映了这一古代学派的有限侧面。斯多葛主义并非只是要求人压抑情感或被动接受现实,而是力图说明,理性的理解如何既能支撑内心的自由,也能促成人在世间采取恰当的行动。

学派的创立与早期雅典学园

芝诺来自塞浦路斯的基提翁城,当地有相当多的腓尼基人。他在公元前四世纪末前后定居雅典。古代记载将他的到来与一次海难以及接触到有关苏格拉底的著作联系起来,不过,这类传记故事需要审慎对待。较为确凿的是,他曾师从犬儒学派的代表人物、底比斯的克拉特斯,并接触过几个相互竞争的哲学传统。据记载,他的老师还包括墨伽拉的斯提尔波,以及柏拉图所创学园的掌门人波勒蒙。因此,斯多葛学派是在与既有学派的交流中形成的,而非孤立的思想创造。

彩绘柱廊是雅典集市广场上的一处公共柱廊,装饰着多幅绘画,其中包括描绘马拉松战役的作品。与那些以私家花园或学园自有场所为标志的学派不同,芝诺的教学活动与一处引人注目的公共空间联系在一起。他的追随者起初被称为芝诺派,后来则以斯多葛派之名为人所知。这一地点本身并未决定他们的学说,却恰如其分地体现了他们对论辩、教育以及参与人类共同生活的持久关切。

早期斯多葛学派吸收并改造了犬儒学派重品格而轻习俗的主张,同时否认完备的哲学可以不作理论探究。芝诺现已散佚的《理想国》曾挑战既有制度,包括有关金钱、神庙和性关系的惯常安排。由于这部著作仅存于转述和残篇之中,其具体主张以及所设想的适用背景仍有争议。尽管如此,它仍表明,早期学派在社会观念上可能相当激进,不应仅凭后世罗马作家较为克制的公共道德观来重构其面貌。

芝诺的继任者是阿索斯的克里安西斯,他留存至今的《宙斯颂》将神圣理性呈现为赋予宇宙秩序的原则。克律西波斯在公元前三世纪成为学派领袖,使斯多葛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古代文献记载,他撰写了数百部论述逻辑、自然和伦理学的著作。“没有克律西波斯,就没有斯多葛学派”这一说法,道出了他作为学派学说的捍卫者和系统整理者的重要地位。后来的领袖和教师,包括巴比伦的第欧根尼和塔尔苏斯的安提帕特,继续推动了学派的发展。因此,早期斯多葛学派是由一代代重视论辩的群体延续而成的;其成员秉持共同的核心信念,同时也就一些重要细节展开争论。

向罗马世界的传播

斯多葛哲学通过外交往来、教学网络以及受过教育的希腊人在地中海各地的流动,传入罗马。其中一个重要事件是公元前155年雅典哲学家使团出访罗马,使团成员包括斯多葛派的巴比伦的第欧根尼、学园派的卡尔内阿德斯和逍遥学派的克里托拉俄斯。他们的到来,使罗马听众接触到希腊哲学中彼此竞争的不同论证方式。在随后一个世纪里,斯多葛主义日益融入罗马精英关于义务、公共服务以及社会地位所伴随责任的讨论。

罗得岛的帕奈提奥斯于公元前二世纪后期执掌学派,他推动了斯多葛伦理思想在罗马贵族圈中的传播,使其更易于被理解和接受。他关于适当行为的著作,影响了西塞罗于公元前44年写成的《论义务》。活跃于公元前一世纪的阿帕米亚的波塞多尼奥斯,则对地理、历史、自然现象和人类心理展开了广泛研究。较早的哲学史著作通常将这些思想家归入“中期斯多葛学派”,以区别于早期的体系建构阶段和后期的罗马伦理学阶段。这种分期仍有助于把握思想发展的脉络,但也可能夸大各时期内部的一致性,以及不同时期之间的断裂。

在作品保存最为完整的罗马时期斯多葛哲学家中,各人的社会地位差异显著。塞涅卡生于公元纪年之初前后,后来成为元老院议员、皇帝顾问,并撰写了哲学书信、论说、悲剧和探究自然的著作。他与尼禄的关系使他接近帝国权力核心;公元65年,他被勒令自尽。穆索尼乌斯·鲁弗斯将哲学作为一门实践性的学问来教授,并主张女性也应接受哲学教育。爱比克泰德生来为奴,后来获得自由,起初在罗马授课;图密善将哲学家驱逐出罗马后,他转赴尼科波利斯教学。马可·奥勒留于公元161年至180年在位,留下了一批私人哲学笔记,通常称为《沉思录》。

他们的传世作品着重于道德养成,但这并不能证明罗马时期的斯多葛主义放弃了逻辑学或自然哲学。塞涅卡的《自然问题》探讨了地震、彗星等现象,爱比克泰德则反复强调推理必须严谨可靠。现存作品在体裁上的差异,部分解释了其思想重心为何看似发生转变。与已经散佚的专门论著相比,书信、讲论和个人笔记更容易保存哲学面向实践的一面。此外,斯多葛主义在罗马并不存在由中央机构强制推行的单一正统:不同作者在保有可辨识的哲学认同的同时,对传承下来的学说有所取舍、调整,有时也加以批评。

文献、流传与历史重构

芝诺、克里安西斯和克律西波的哲学著作,没有一部经由通常的手稿传抄途径完整流传至今。因此,早期的思想体系只能依据引文、概述、论敌的批评以及后世的记述来重构。这使斯多葛主义在古代主要思想传统中显得不同寻常:我们对其最初体系架构的认识,主要来自旁证文献,而流传完整、读者最广的著作却出自较晚的几个世纪。在评估有关“斯多葛派”究竟持何种主张的说法时,区分直接证据与后人的重构至关重要。

第欧根尼·拉尔修大概生活于公元三世纪,他在《名哲言行录》第七卷中,对斯多葛派人物的生平及其学说作了相当详尽的介绍。西塞罗的哲学对话录保存了对斯多葛派伦理学、神学和知识理论的详细阐述,尽管西塞罗本人并不属于斯多葛派。普鲁塔克和盖伦在抨击这一学派的同时,也传下了重要材料,尤其涉及该学派对思想一贯性及激情的论述。塞克斯都·恩披里柯从哲学怀疑主义的立场出发,讨论了斯多葛派的论证。五世纪的编纂者斯托拜乌斯则保存了更多伦理学材料和学说汇编资料。每位记述者都有各自的目的,这些目的影响着他们引述哪些内容,以及如何呈现这些内容。

罗马时期的证据较为直接,但仍经过中间环节的传递。塞涅卡的《致卢基利乌斯道德书简》和哲学论说以文学作品的形式传世,并不是对日常教学的如实笔录。爱比克泰德本人没有留下任何传世的哲学著作:《谈话录》及篇幅较短的《手册》,均由他的学生阿里安传录。古代所知的八卷《谈话录》,如今仅存四卷。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由用希腊语写成的个人修习札记组成,并非旨在系统阐述学说的教科书。其中反复出现的内容和简练浓缩的表述,反映了这种实践性的写作背景。

现代编纂的文献集使这些零散证据更便于相互比较。汉斯·冯·阿尔尼姆于1903至1905年出版的《早期斯多葛派残篇集》,至今仍是重要的参考文献集,尽管后来的研究已对其中的诠释作出修订,并补充了证据。赫库兰尼姆出土的纸草文献,包括伊壁鸠鲁派哲学家菲洛德谟斯的著作,也保存了与斯多葛派论争有关的材料。历史学家必须区分有确凿依据归于克律西波的学说、仅被笼统称为“斯多葛派”的学说,以及后世作者对这些学说的改写。即使是人们熟悉的表述,也可能只属于某位作者或某个时期。现有证据表明,这一传统前后具有相当强的延续性,但不足以据此假定,每位斯多葛派哲学家都接受所有传世的、与该学派有关的命题。

哲学体系与自然世界

斯多葛哲学通常分为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逻辑学”不仅涉及形式推理,还涵盖语言、论证以及知识的某些方面。“物理学”则包括实在的构成、神学、心理学和宇宙秩序。伦理学探究何为良好生活以及恰当的行为。古人常用比喻来说明这些分支相互依存的关系,例如将它们比作动物身体的各个部分,或一片沃土上的围栏、树木与果实。这些比喻并不完全一致,却表达了一种共同的信念:对道德的理解,有赖于对理性和自然更广泛的理解。

在本体论上,斯多葛学派认为,只有物体才能施加作用或承受作用,也只有物体才在严格意义上存在。这一立场与某些形式的物理主义相似,但不应将其等同于现代科学唯物主义。在斯多葛学派的解释中,灵魂、美德和神圣理性都具有物体性。不过,他们也承认时间、处所、虚空以及“可说之物”等非物体之物,只是这些事物具有不同的地位。因此,斯多葛学派的物体论并未将一切可以正当讨论的对象都归结为普通的可见事物。

斯多葛学派以两个不可分离的本原来解释宇宙:被动的质料,以及被称为神、理性或“逻各斯”(logos)的主动理性本原。他们通常并不将二者视为两种独立存在的实体。神的活动遍及质料,并从内部赋予其秩序。其中一个关键概念是普纽玛,这是一种与气息、火和空气相关的混合物,其张力使物体凝聚成形并具有组织结构。这种组织性张力的不同程度或形式,分别体现为无生命物体的统一性、植物的生长、动物的感觉以及人类的理性能力。

因此,斯多葛物理学将宇宙视为一个有组织的生命整体,而不是一部受外部力量支配的机器。人的灵魂具有物体性,并拥有一个主导中枢,即 hēgemonikon,通常被认为位于心脏。知觉、冲动和思维都是这一有组织的物体系统的功能。斯多葛学派关于物体混合的解释认为,各种成分可以在整个体积范围内彼此渗透;这一理论颇具争议,曾受到其他古代学派的质疑。这些观点将如今分别归入形而上学、生物学和心灵哲学的问题联系起来。它们的历史重要性,部分就在于这种整合:斯多葛伦理学所重视的理性行动能力,被理解为贯穿整个自然界的运行过程的一种特殊表现。

天意、命运与因果责任

在斯多葛学派看来,宇宙由天意支配:宇宙的秩序体现的是神圣理性,而非物质的偶然排列。许多早期斯多葛学派哲学家还接受一种宇宙循环观,认为世界会周期性地消融于烈火,这一过程称为宇宙大火,此后世界又会重新形成。有些记载称,他们认为各轮循环中的事件会完全相同地重演。并非所有后期斯多葛学派哲学家都接受这一宇宙论的全部内容,而事件重演的具体情形也存在争议。因此,不应把宇宙大火视为这一传统中每位作者都同样重视的核心主张。

命运是事件发生所循的有序因果序列。斯多葛学派的因果关系观涵盖一切:人的决定也属于世界的因果结构,而不是对这一结构的打断。这显然给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带来了难题。如果一个行为是先前原因的结果,为什么还要赞扬或谴责行为者?克律西波斯的回答是,要区分引发反应的外部情境与产生反应所凭借的内在构成。他用一个著名的比喻说明这一点:推力使圆柱体开始运动,但圆柱体之所以滚动,取决于它自身的形状。同样,一个印象可以启动某种心理过程,却并不因此使行为者的品格在因果上无关紧要。

这一立场通常被归为相容论,不过,不应不加限定地将古代斯多葛学派的概念等同于现代理论。其关键主张是:一个行为即使有其原因,仍可归责于实施该行为的人。深思熟虑、教育、警告和惩罚依然是在因果上具有重要作用的活动。“懒惰论证”认为,如果结果早已命中注定,那么行动便毫无意义;克律西波斯反驳说,结果与产生结果的行动可能是共同注定的。康复可能是通过求医而实现的,而非无论是否求医都会发生。因此,命运的秩序并不意味着实际努力无足轻重。

天意观也带来了有关苦难与恶行的难题。斯多葛学派提出了几种回应:表面上的缺陷可能有助于整体的组织与运作;某些伤害可能是有益安排所不可避免的后果;而疾病、贫困等人们通常所谓的恶,并不是道德上的恶。这些论证并不否认痛苦的存在,而是重新界定了痛苦的意义。批评者则质疑,一个充满残酷行为与灾难的世界,是否真能合理地被认为是在以善为目的的支配之下。由此产生的争论属于宗教哲学史的一部分,尤其涉及神圣秩序与恶之间的关系。斯多葛学派在伦理上主张的接纳态度,以这一更广泛的宇宙论信念为基础,即使后世读者保留了其伦理话语,却不再接受其神学观念,也是如此。

逻辑、推理与悖论

斯多葛学派发展了古代形式逻辑的两大传统之一,另一传统则与亚里士多德及其后继者有关。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主要分析直言陈述中词项之间的关系,而斯多葛逻辑则将完整命题及其组合方式置于核心地位。“现在是白天”这样的命题,可以成为条件命题、合取命题或析取命题的组成部分。相关的逻辑结构取决于这些联结方式,而非主词与谓词的划分。因此,斯多葛逻辑是命题逻辑进路的重要先驱,尽管其语义学与现代经典逻辑有所不同。

克律西波斯围绕五种被称为“不可证式”的基本形式来组织推理。用现代符号示意,其中两种如下:

If p, then q;p;therefore q.\text{If } p \text{, then } q;\quad p;\quad \text{therefore } q.
If p, then q;¬q;therefore ¬p.\text{If } p \text{, then } q;\quad \neg q;\quad \text{therefore } \neg p.

这两种形式大体对应于肯定前件式和否定后件式。其余形式涉及否定两个命题能够同时成立,或根据排他性析取进行推理。希腊文例子常使用“第一个”“第二个”等序数表达,而不是现代的字母变元。这些形式被视为基本模式,可用来分析更复杂的论证。

这一体系还包括将复杂论证化归为基本形式的规则。斯多葛逻辑的这一特点表明,他们不仅关注如何辨识有说服力的论证,也致力于解释论证的形式结构。由于现存证据不完整,如何准确重构这一化归体系,至今仍有争议。斯多葛学派对条件命题的解释,也是希腊化时期更广泛争论的一部分。判断一个条件命题是否成立,可以依据其前件与后件的否定是否相容,而不是依据实质蕴涵的真值函数定义。因此,将古代例子转写为现代符号虽有帮助,却也可能掩盖实质性的差异。

斯多葛学派还研究语义难题,包括说谎者悖论以及涉及模糊性的论证。克律西波斯对说谎者悖论有大量论述,但现存记载不足以让人可靠地重构他的最终解答。这类研究未必与伦理学无关。后来的爱比克泰德曾为逻辑训练辩护,认为一个人如果无法区分有效推理与言辞混乱,也可能错误地处理有关善、恶与义务的主张。不过,他也批评那些以钻研技巧取代良好生活的学生。在斯多葛体系中,逻辑既是一门专门的科学,也是一种保护判断、使其免于出错的训练。

表象、知识与语言

斯多亚学派的认识论以表象(phantasiai)为起点,即对象或情境在心灵中的呈现。人不仅被动接受表象,还能赞同、拒绝或暂不赞同它们。例如,某物显得危险,与认定它在相关意义上确实危险,是可以区分的。这一区分为斯多亚学派提供了一个将知觉、信念、行动与错误联系起来的框架。尽管表象可能不由自主地产生,但对其内容进行理性评估,在主体为自身行为负责的过程中占据着核心地位。

该学派最具争议的认识论概念是把握性表象,即源于实在事物的认知性呈现,并带有虚假表象不可能具有的特征。赞同这种表象便构成把握,即 katalēpsis。知识所要求的不只是孤立的把握,而是牢固、系统且无法被论证推翻的理解。据说,芝诺曾用手势来说明这些阶段:先张开手掌,再握成拳头,最后用另一只手握住拳头。这一形象比喻区分了接受呈现、表示赞同、形成把握以及拥有确实知识这几个阶段。

学园派怀疑论者对这一判准提出了挑战。阿尔凯西劳斯和卡尔内阿德斯分别通过不同的论证,援引梦境、疯狂、相似性及其他错误来源,主张真实表象可能与虚假表象无法区分。这场争论并不只是围绕知觉是否有时准确而展开的分歧,而是关乎是否有任何表象能提供斯多亚学派所要求的认知保证。作为回应,斯多亚学派进一步细化了自己的解释,说明表象在什么情况下足以成为赞同的依据。这些交锋塑造了古代关于确定性、理性信念,以及在缺乏绝对可靠知识的情况下能否行动的讨论。

他们的语言哲学区分了物理层面的言语声音、外部对象以及所表达的意义内容。最后一项称为 lekton,通常译为“可说者”。说话者的声音是有形体的,但所说的内容却是无形体的。完整的可说者包括能够判定真假的命题;其他表达则可能是不完整的。这一区分有助于解释为何不同的说话者可以表达相同的内容,以及为何听到声音并不一定意味着理解一种语言。它也将语义学与逻辑联系起来:推理涉及的是句子所表达的内容,而不只是声音事件。斯多亚学派对语法范畴和言语歧义的论述,也进一步推动了古人对语言如何表征思想与世界的思考。

德性、幸福与理想圣人

斯多葛伦理学的核心命题是:唯有德性是善,唯有恶德是恶,其余一切就幸福而言都是无关紧要的。这使斯多葛主义归属于德性伦理学,但相较于那些认为外在顺遂本身也能增进人生繁荣的理论,它的立场更为彻底。斯多葛主义对幸福论中的繁荣的解释,将圆满的人生等同于卓越的理性活动与品格。在这里所说的哲学意义上,健康、金钱、社会地位乃至生存本身,都无法使一个品行恶劣的人获得幸福;而失去这些东西,本身也无法摧毁一个真正有德者的幸福。

关于人生终极目标,通行的表述是“顺应自然地生活”,历代思想家的具体措辞略有不同。这里的自然并不只是指自然而然发生的一切,也不是在为顺从一切欲望提供依据。它既指宇宙整体的理性秩序,也指人作为理性与社会性动物所特有的能力。因此,顺应自然地生活,要求人有意识、有节制地发展理性,并理解各种关系与义务。这一表述将伦理学与自然哲学联系起来,同时也留下了争论的余地:践行德性究竟需要多少宇宙论知识?

斯多葛学派通常区分四种基本德性:智慧、正义、勇气与节制。它们是相互依存的知识形式,而不是可以彼此分离的才干。勇气要求理解什么才真正值得畏惧;节制要求正确判断什么应当选择、什么应当避免;正义则要求理解如何恰当地与他人相处。德性统一的学说正是从这种理智主义观念推导而来。一个人不可能在对善仍抱有根本性误解的同时拥有完美的勇气,因为这种误解终究会动摇那种据称稳固的德性。

理想的圣人体现了这种完整而一贯的理解。斯多葛学派的悖论将圣人描述为唯一真正自由、富有或具备王者身份的人,因为真正的自由与财富取决于理性上的自足,而非法律地位或所拥有的财物。圣人极为罕见,甚至可能只是一个理想的极限;绝大多数人,包括致力于哲学实践的人,都被归为非圣人。这种鲜明的区分并不意味着进步毫无意义。所谓 prokoptōn,即正在进步的人,即使尚未拥有完美德性,也能够养成更好的习惯,作出更清晰的判断。不过,古代批评者仍然质疑:一种否认德性存在程度差别的理论,能否充分承认普通人的道德成就?斯多葛学派的作者对此回应说,朝智慧迈进的真正进步,与已经获得智慧的稳定状态,应当加以区分。

无差别之物、适当行为与实践选择

将健康或财富称为“无差别之物”,通常并不意味着斯多葛派应当忽视它们。这个术语表明,它们本身无法决定一个人的道德价值或幸福。多数斯多葛派将健康、充足的生活资源等可取的无差别之物,与疾病、匮乏等不可取的无差别之物区分开来。可取之物具有选择价值,这种价值源于它们与人类正常生活和活动的关系。在条件允许时,追求这些事物是合理的,但能否获得它们,并不是衡量良好人生的最终标准。

这一区分回应了一个实践上的难题:如果只有德性才重要,为什么还要进食、寻求庇护、照顾孩子或保卫城邦?斯多葛伦理学的回答是,理性生活的一部分,就在于对外在境况作出适当选择。即使某项行为的结果本身并非善,这项行为仍可能值得去做。常见的射手比喻说明了其中的差别:命中目标是预期的结果,但娴熟而负责任地完成射击,并不等于必然成功,因为射手无法控制的情况也可能影响结果。这个比喻并不意味着不在乎准确性,而是将一项活动的目标与评价行动者的最终标准区分开来。

与此相关的专门术语是 kathēkon,通常译作“适当行为”或“义务”。这类行为能够得到合理的辩护:在适宜的情境下,尊敬父母、保持健康或履行公共职责,都可以是适当的行为。完全正确的行为,即 katorthōma,则要求具备智者的完备理解与有德性的心性。因此,两个人可能做出外表相似的举动,却在道德成就上有所不同。这一区分将对可观察行为的说明,与对其背后推理的品质及一贯性的说明联系起来。

斯多葛派的实践思考注重具体情境,而不是简单罗列一套无条件适用的行为规则。如果追求通常可取的事物会违背正义或其他责任,那么这种追求就可能变得不适当。西塞罗的《论义务》大量借鉴了帕奈提奥斯的思想,探讨表面上有利之事与道德上高尚之事之间的张力,并否认道德上的正当与真正的利益之间存在任何实质冲突。这一框架也使古代斯多葛派能够讨论,在何种情况下,继续活着可能不再是应当作出的选择。这些讨论是其更广泛主张的一部分,即生命本身并非最高的善;它们并不否认维护生命、照顾他人的日常义务。在这些争论中,道德上的善与选择价值之间的区分始终具有根本意义。

激情、理性情感与道德心理学

斯多葛学派对情感的解释以 pathos 这一概念为核心,通常译作“激情”。激情并非泛指一切感受体验,而是一种过度的或不服从理性的冲动,其中包含对善恶的错误评价。克律西波斯将激情与判断紧密联系起来:例如,恐惧意味着把预期中的事件视为即将到来的恶,而痛苦则意味着判断某种恶已经存在,并认为内心的退缩或苦恼是恰当的。由于斯多葛学派认为,真正的善恶仅限于德性与恶德,许多常见的情绪困扰便源于对外在境况的错误归类。

标准的分类法将激情分为四大类:欲望、恐惧、快感和痛苦。欲望与恐惧关乎预期中的善与恶;快感与痛苦则关乎被认为当下存在的善与恶。这些类别之下又有许多细分,包括愤怒、嫉妒、悲伤和怨恨。这一分类既具有描述性,也具有评价性。在这一专门的语境中,斯多葛学派所说的“快感”并不涵盖一切愉悦的身体感受,正如“痛苦”并不单指肉体疼痛。他们所针对的是一种使理性行动能力失去稳定的认同与冲动模式。

因此,摆脱激情,即 无激情,并不意味着情感上的完全空白。智者可以具有良好的情感,即 eupatheiai,包括理性的喜悦、意愿和谨慎。这些状态能够对真正的价值作出正确回应,并与稳定的认识相一致。关爱、慷慨和友谊并未被排除在哲学生活之外。后期斯多葛派作家也承认,人会出现不由自主的初始反应,例如脸色发白、颤抖或受惊。这些最初的反应本身并不构成在道德上应受责备的激情,因为完整的激情还需要行动者在评价上予以认可。

学派内部及其周边存在重大争论。据盖伦记述,波西多尼批评了克律西波斯理论的某些方面,并赋予非理性的情感来源更大的作用,不过,两者分歧究竟有多大,至今仍有争议。塞涅卡的《论愤怒》考察了愤怒如何形成,并反对这样一种观点:要有效抵制不义行为,愤怒必不可少。斯多葛学派提出的替代方案并非无所作为,而是由判断引导行动,而不是受报复冲动的激动情绪驱使。这套心理学也引发了经久不息的质疑:批评者追问,悲伤是否可以体现对爱与失去的恰当认识,以及一切有价值的情感是否都能被重新解释为理性判断。该学派的独特贡献在于,它使情感生活与人们关于何者重要的信念密不可分,也使之与那些让这些信念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的习惯密不可分。

能动性、注意与哲学练习

爱比克泰德在《手册》开篇便区分了哪些事物“取决于我们”,哪些并非如此。判断、冲动、欲望和厌恶属于前者;身体、财产、名声和官职则属于后者。这一区分常被称为“控制二分法”,但如果“控制”意味着能够确保支配内心发生的每一件事,这个说法就可能造成误解。爱比克泰德关注的是理性主体能够负责的范围,而不是声称人总能凭意志立即改变思想或感受。

他学说中的一个核心术语是 理性抉择能力,即作出理性选择或确立道德意向的能力。外力可以束缚身体、夺走财物,或以死亡相威胁,却不能像主体自身运用印象的方式那样,使其在价值判断上的赞同成为有德或有失德性的行为。这一主张以斯多葛学派对外部处境与道德品格的区分为基础,并非否认胁迫、疾病或匮乏会影响人的身心活动。相反,它是在物质条件可能依旧受限的处境中,指明伦理训练应当着力的对象。

爱比克泰德围绕三个领域安排训练:欲望与厌恶、行动冲动,以及赞同。第一个领域处理的是对那些可能无法如愿之事的执着;第二个领域关乎如何恰当地对待他人;第三个领域则关乎对印象和论证的审察。具体练习包括:在表示赞同之前稍作停顿,不附加价值判断地重新叙述事件,以及区分事情本身与人赋予它的解释。塞涅卡曾描述在晚间回顾一天行为的做法。其他练习还包括预想可能遇到的困难,反复思量财物无法长久保有,以及主动体验简朴的生活条件,从而减轻想象中的匮乏带来的恐惧。

马可·奥勒留的笔记体现的是反复自我劝诫,而不是发现了某个能使人脱胎换骨的单一秘诀。他提醒自己,人终有一死,名声微不足道,人与人相互依存,而事件本身也不同于自己对它的判断。如今被称为“俯瞰视角”的练习,将个人的关切置于更宏大的时间或宇宙视野之中。这些实践以对学说的认同为基础:反复练习是为了使惯常反应与理智上已经接受的结论相一致。因此,古代的哲学训练将论证、记诵、交谈与冥想结合起来;这里的冥想指持续的反思性演练。其目标不仅是获得短暂的平静,而是使品格发生持久的转变,并体现于行动之中。

社会依恋、世界主义与政治生活

斯多葛学派的社会伦理学源于亲己化,即将某物视为自身所有、与自身建立联系或认定其属于自身的过程。最初,这指的是生物对自身构造及自我保存的依恋。然而,人的成长并不只是自身利益范围的扩大。随着理性逐渐成熟,人能够认识到他人也值得关切,并理解社会合作属于人的本性。斯多葛学派以父母对子女的依恋和对子代的照料为依据,反驳将一切动机都归结为追求快乐的理论。

后期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希耶罗克勒斯用同心圆描述依恋关系:从自我开始,逐层向外扩展至家庭、亲属、当地社群,乃至全人类。这一伦理意象鼓励人们将外圈向内拉近,以类似关心身边人的方式关心较为疏远的人。这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取消各种关系之间的差别。对父母、子女、朋友和同胞的义务,仍各有其具体形式。斯多葛学派的普遍主义试图将这些有所区别的责任置于一个包容全人类的共同体之中,而不是以全然不分亲疏的仁爱取而代之。

斯多葛学派的世界主义认为,理性存在者同属一个由理性支配的世界共同体。这一观念推动了自然法思想的历史发展;按照自然法思想,正义的标准并不局限于地方制定的法律或习俗。西塞罗传承了普遍理性法思想的若干重要表述,不过,他的论述也吸收了其他传统。古代斯多葛学派的主张不应直接等同于现代人权观念:它们并未形成一套涵盖平等公民身份、民主制度或废除奴隶制的完整纲领。塞涅卡强调,被奴役者与其他人具有共同的人性;爱比克泰德本人的生平也表明,法律身份与道德行动能力之间存在区别,但斯多葛学派的作者并未一贯地质疑奴隶制本身。

斯多葛学派通常认为,在条件允许时参与政治是适宜的,不过,该学派并未规定一套始终不变的政体方案。斯多葛学派的信念既可以支持在现有制度中任职,也可以支持批评统治者,或抵制被判定为不义的要求。罗马帝国早期与所谓“斯多葛反对派”有关的人物,体现了哲学、元老的独立性与具体政治冲突之间的相互作用。马可·奥勒留的地位则表明,斯多葛主义也可以为帝国统治提供思想指引。这些不同的处境说明,无论将这一传统等同于远离政治,还是等同于某一种反抗意识形态,都不准确。它特有的政治问题在于:如何在履行某种角色时行事公正,而不把官职、地位或胜利误当成道德上的善本身。

与对立学派及基督教思想的关系

斯多葛主义在与其他哲学传统的持续竞争中发展起来。它与伊壁鸠鲁学派在至善、神的天意、宇宙秩序,以及快乐与幸福的关系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伊壁鸠鲁学派以原子和虚空解释自然,否认诸神为了人类的目的而治理世界。斯多葛派则主张宇宙内在地具有理性,并认为快乐不能成为伦理价值的根基。不过,两种传统都注重以自律精神培育友谊、审察欲望,并以哲学疗治恐惧。因此,相近的实践关切可以与截然对立的理论解释并存。

斯多葛派与柏拉图学园派的争论集中于知识和真理的判准,而与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分歧则涉及德性、情感、外在善以及灵魂的本性。与正统斯多葛主义相比,亚里士多德的继承者通常认为,外在境遇的优裕对幸福有更大的作用。斯多葛派也批评那种认为受到适当节制的激情可以构成德性一部分的观点,转而强调应区分错误的激情与理性的良好情感。这些争论使斯多葛派的立场日益明确。反对意见揭示了该学派自身所持主张之间的张力,也往往促使其学说得到更为精确的阐述。

早期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思想世界中接触到斯多葛主义。《使徒行传》记述了使徒保罗在雅典与斯多葛派及伊壁鸠鲁派哲学家辩论的情景。此后,基督教作家采纳了斯多葛派的部分道德术语和有关天意的论证,同时拒绝其另一些学说。宇宙具有理性秩序、内在意图的重要性,以及全人类彼此同属一家等观念,为双方提供了契合点。然而,斯多葛派认为神具有形体,主张宇宙循环往复,并声称人可以凭借完善的德性确保幸福;这些观点与基督教关于创造、复活和恩典的解释存在重大差异。

这种影响既非始终一致,也并非总是直接发生。基督教关于神圣逻各斯的教义,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借用了斯多葛主义;它产生于彼此交织的多种犹太和希腊思想背景之中。古代晚期流传的塞涅卡与保罗的伪造通信,反映的是人们希望将斯多葛派的道德权威与基督教起源联系起来,而非两人之间确有书信往来。希波的奥古斯丁批评了智者即使身处极端苦难也能保持幸福这一哲学主张,并探讨了情感在德性生活中的地位。这类思想交锋保留了斯多葛派提出的问题,却将它们置于关于人的依赖性、神的作为与救赎的不同解释框架之中。

文艺复兴时期的接受与现代重释

古代斯多葛学派不再作为一个连续的学术机构运作之后,其著作仍以各种形式流传。塞涅卡的拉丁文著作在中世纪的道德文化中尤为重要,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希腊文献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扩大了人们接触斯多葛思想的范围。编者、译者和人文主义者将爱比克泰德和马可·奥勒留的著作介绍给了新的读者群体。这种接受是有选择性的:伦理格言和坚忍的典范常常脱离斯多葛学派的物体主义、逻辑学与宇宙循环学说而被单独采纳。因此,“斯多葛主义”越来越既指一种古代哲学体系,也指一种可供后人反复借鉴的道德态度。

16世纪末,尤斯图斯·利普修斯成为新斯多葛主义的核心人物。他于1584年出版的《论恒心》在斯多葛伦理学与基督教信仰的对话中,探讨了如何在公共灾难中保持坚定。其后的一些著作则更系统地重构了斯多葛学说。新斯多葛主义作家并非简单地恢复古代的正统学说,而是修改或摒弃了其中与基督教不相容的要素。由此形成的思想传统,影响了人们对自我控制、政治秩序,以及在战争和宗教冲突环境中如何处世的讨论。

斯多葛思想也通过复杂的途径进入了近代早期哲学。巴鲁赫·斯宾诺莎因其关于必然性、情感以及通过理解获得自由的论述,常被拿来与斯多葛学派比较,但这些相似之处并不意味着他的体系就是斯多葛体系的直接延续。伊曼努尔·康德探讨了斯多葛学派关于德性与幸福的主张,同时否认仅凭德性就能构成完整的至善。现代哲学史研究,尤其是自19世纪以来,日益揭示出斯多葛主义严峻坚忍的大众形象背后那套精密的理论体系。对古代逻辑学的研究在这方面尤为重要,它表明克律西波的工作是一项重大的思想成就,而非一堆文字游戏。

在20世纪和21世纪,斯多葛主义在实践哲学和公共文化中重新受到重视。阿尔伯特·埃利斯和阿伦·T.贝克承认,古代关于评价性信念的论述与认知行为治疗的发展之间存在相通之处,不过现代心理治疗有其自身的方法、证据和临床目标。当代斯多葛主义运动往往强调反思练习、责任与社会合作,但对于古代神学是否不可或缺,意见不一。对通俗化版本的批评者指出,将斯多葛主义简化为提高效率的建议或个人抗逆能力,可能会掩盖它对正义以及共同的理性生活的坚持。持续存在的解释分歧在于:古代体系中的哪些部分可以修改或省略,而不至于使一种现代实践变得仅仅是受到斯多葛思想启发,而不再是对斯多葛主义本身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