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塔克约生于公元45至50年,可能卒于119年之后,是罗马帝国早期的希腊传记作家、散文家和哲学家。他出生于希腊中部的喀罗尼亚,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度过,同时与雅典、罗马以及德尔斐圣地保持联系,并在德尔斐担任阿波罗的祭司。他的传世著作主要分为两大文集:一是《希腊罗马名人传》,其中的传记通常将一位希腊政治家或统帅与一位罗马同类人物配对;二是《道德论集》,内容广泛,收录了哲学对话、散文、演说及考古论著。
普鲁塔克的重要性并不限于他保存下来的古代资料。他将传记发展为对人物品格的深入考察,探究教育、抱负、情感、境遇和政治权力如何塑造人的行为。他的散文论题广泛,从友谊与愤怒,到宗教阐释、动物智能及月球的本质,无不涉及。作为一名坚定的柏拉图主义者,他积极参与公民生活与宗教生活,将哲学探究同家庭、社群和统治者的实际责任联系起来。
普鲁塔克身处罗马统治之下,以希腊语写作,在共同的道德框架内阐释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却并未将二者的文化视为一体。他的作品保存了众多著作已佚的作家留下的材料,并在文艺复兴及其后的欧洲文学接受古典文化的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不过,要评估这些作品的史料价值,仍须留意其写作目的:普鲁塔克选择和编排史料,是为了彰显人物品格,而非仅仅按时间顺序重构事件。
生平、教育与城邦背景
喀罗尼亚是普鲁塔克的出生地,也是他一生主要的居所,是维奥蒂亚地区的一座小城。该城因公元前338年的一场战役而闻名:马其顿的腓力二世在此击败雅典与底比斯的军队,确立了马其顿在希腊的霸主地位。罗马统治时期,这座城市所在的地区依然遍布古迹,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对家乡的眷恋是普鲁塔克自我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德摩斯梯尼传》中解释说,自己之所以一直住在这座小小的故乡,是为了不让它变得更小。
关于普鲁塔克生平的资料,大多来自他本人著作中散见的自述。铭文和后世记载提供了一些补充,却仍不足以勾勒出连贯的生平年表。他的家族在当地颇有声望,家境也足以支持他接受高等教育。他在作品中提到了祖父拉姆普里阿斯、父亲,以及兄弟拉姆普里阿斯和蒂蒙。关于妻子蒂摩克塞娜的记述,以《慰妻书》中的文字最为动人。这篇文章写于他们同名的幼女蒂摩克塞娜夭折之后,将个人回忆与对悲痛、父母之爱以及灵魂信仰的思考融为一体。
普鲁塔克曾在雅典师从柏拉图学派哲学家阿蒙尼乌斯。在他的对话作品《论德尔斐的E》中,讨论发生于公元66至67年尼禄访问希腊期间,年轻的普鲁塔克也作为参与者登场。文学作品的场景固然不能直接视为史实记录,但这部作品仍为了解他的思想形成提供了重要依据。他所受的教育涵盖哲学、修辞学、数学、诗歌和历史著作。他并非只关心专门论证的哲学家,而是反复探讨学问如何塑造日常生活中的判断力。
他曾前往罗马及地中海其他地区游历,并与有影响力的罗马人建立交往。他的罗马名字卢基乌斯·梅斯特里乌斯·普鲁塔库斯,表明他通过与梅斯特里乌斯家族的关系取得了罗马公民权;这一关系通常被认为与元老梅斯特里乌斯·弗洛鲁斯有关。《名人传》中的数篇传记题献给罗马元老、执政官索西乌斯·塞内基奥。不过,普鲁塔克自述,他承担的公共职责限制了自己系统学习拉丁语的时间。他在《德摩斯梯尼传》中说,是对史事的了解帮助他理解拉丁语词句,而不是反过来。
在家乡,普鲁塔克担任过城邦公职,参与地方行政事务。他还在德尔斐担任阿波罗祭司多年,因而深入参与了圣所的宗教活动与组织事务。这些经历使他有别于那种远离世事、埋首书斋的古代知识分子形象。他对公共服务、调解纷争、宗教实践和教育的讨论,源于他长期参与希腊城邦社会各类机构事务的经验。
《希腊罗马名人传》的构思与范围
《希腊罗马名人传》是普鲁塔克影响最大的作品。其现存主体由二十二组希腊与罗马人物的对传构成,共四十四篇传记。此外,还有阿拉托斯、阿尔塔薛西斯、加尔巴和奥托四篇未配对的传记,因此现存《名人传》通常计为四十八篇。这些传记并非全都属于同一个最初的写作计划。例如,加尔巴和奥托的传记就出自另一套罗马皇帝传记系列。现已失传的埃帕米农达与西庇阿对传表明,这部对传集曾经规模更大。
这些成对传记中的人物横跨多个世纪。希腊人物包括忒修斯、吕库古、梭伦、伯里克利、阿尔基比亚德、亚历山大大帝和菲洛波门;罗马人物包括罗慕路斯、努马、科里奥兰纳斯、费边·马克西穆斯、尤利乌斯·恺撒、西塞罗和马克·安东尼。大多数对传都以一篇明确的比较作结,通常称为“合评”(synkrisis)。这些合评权衡两位人物在成就、动机、政治处境和个人操守上的差异,其评判有时会使读者在阅读各篇传记时形成的印象变得更为复杂。
全书的编排原则并非简单地将同时代人物相互对应。忒修斯与罗慕路斯因同为建城人物而配成一组,亚历山大与恺撒因同为征服者而并列,德摩斯梯尼与西塞罗则都是深深卷入政治危机的演说家。另一些配对的依据不那么显而易见,需要读者自行发掘其中的重要联系。尼基阿斯与克拉苏都曾遭遇灾难性的军事失败,但两人的传记探讨了财富、野心、谨慎与责任之间不同的关系。这种比较既着眼于相似之处,也着眼于彼此的反差。
普鲁塔克并未将这部传记集的收录对象限定为值得敬仰的人物。配成一组的《德米特里传》与《安东尼传》明确为反面典型留出了位置。两人波澜壮阔的生涯揭示了军事才能和慷慨大度如何能与放纵私欲、判断反复无常以及带来灾难的情感牵绊并存。在其他篇章中,一些普遍受到敬仰的人物也受到了深入的批评。亚历山大的勇气和雄心与他愤怒、暴虐的种种事迹密不可分;小加图的正直则引出了对其政治上僵化不通的质疑。因此,不能将这部传记集简单归为一座英雄人物画廊。
这部作品的写作历时甚久,最初的发表顺序至今仍不确定。文中的相互参照有时能确定各篇传记之间的关系,但不应将现代版本中人们熟悉的编排次序误认为已经确切还原的作者原定顺序。尽管如此,现存的编排仍展现了这一写作计划的核心创新:希腊与罗马的公共人物在对政治品格的探究中彼此映照,相互阐明。
这种比较也具有文化意义。普鲁塔克赋予希腊史与罗马史同等的地位,而他自己所处的世界正由罗马帝国统治。不过,这些配对并非只是为了宣称希腊人与罗马人并无二致。它们保留了双方在制度、社会期待和历史机遇上的差异,同时又使跨越这些差异的道德比较成为可能。
传记、性格与历史证据
普鲁塔克对自己传记写作宗旨最著名的表述,见于《亚历山大传》开篇:他写的是人物生平,而非历史。一个小小的举动、一句话或一句玩笑,或许比一场数千人参与的战役更能鲜明地揭示人物性格。他以肖像画作比:正如画家着力描绘最能传神的面部特征,传记作家也关注那些能够显露心灵的迹象。这一区分至关重要,但并不意味着他忽视政治或军事层面的解释;它所表明的,是他取舍材料时遵循的原则。
人物性格通过禀性、教养、习惯及其对境遇的反应共同呈现出来。教育之所以重要,在于它能够培养判断力,约束强烈的冲动,但它并不能保证一个人具备美德。成功可能暴露出先前被逆境掩盖的弱点。政治对抗可能使抱负变成破坏性的争斗,而危机则可能显露出在日常行为中不易察觉的勇气或慷慨。因此,普鲁塔克笔下的人物往往具有丰富的变化,远非固定不变的“好人”与“坏人”之分所能概括。
他的史料来自广泛阅读。他既采用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和波利比乌斯等重要历史学家的著作,也利用回忆录、演说、书信、地方史、哲学著作和轶事集。撰写亚历山大的生平时,他借鉴了与远征亲历者有关的叙述传统,以及如今已经散佚的记载。对于罗马历史,他同时使用希腊文和拉丁文材料。他还记录铭文、纪念物、地方习俗和口述见闻。如此广泛的取材,使他的著作保存了大量在其他地方已无从查考的史料。
普鲁塔克有时会指出相互冲突的说法,并评估其可信度。他可能因某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与年代顺序或现有证据的性质不符,而将其舍弃。然而,在《梭伦传》中,尽管梭伦与克罗伊索斯会面的著名故事存在年代上的疑点,他仍将其保留下来,重视的是这一故事久已确立的权威性及其道德意义。这类例子揭示了他写作实践中的一种张力:对文献的考辨,与对故事所传达意义的判断并行不悖。
叙事的组织方式同样重要。演说、梦境、征兆、临终场景和反复出现的主题,在人物的一生中构成前后呼应的格局。在《恺撒传》中,异象与警告推动叙事逐步走向遇刺;在《安东尼传》中,戏剧性与表演性的语言,揭示了一个深受公众面前的自我展现所塑造的政治生涯。这些段落不能被当作未经加工的事件实录。它们的编排本身,就参与了对人物性格的阐释。
从现代史学史的角度看,普鲁塔克不可或缺,但使用他的记述时,必须与其他证据相互参照。如果他的记述与阿里安、李维、塔西佗的著作或现存铭文相合,其可信度便可能得到加强;若有出入,则可能揭示出史料来源的差异,或作者关注重点的不同。单凭一则生动的轶事,通常不足以证明人物内心的动机。与此同时,若仅把《列传》当作可供开采事实的矿藏,也就忽略了它在探究个人能动性与历史境遇之间关系方面的成就。
《道德论集》与思想交流的形式
《道德论集》这一名称指的是一部文集,而不是普鲁塔克以此为名构思并发表的一部单独著作。其内容远不止道德训诫:除讨论愤怒、友谊和教育的文章外,还包括关于神意正义的对话、对音乐和文学的探讨、对希腊罗马习俗的考察,以及论述动物和自然哲学的作品。这部文集收录并流传下来的作品有七十余篇,不过,其收录范围以及个别作品的真伪仍需具体辨析。
这种多样性部分体现在文学形式上。有些作品直接劝诫读者,如《论倾听》和《论德性的进步》;另一些则安排有名有姓的人物展开对话,通过不同的视角,使问题保持开放。《席间谈》共九卷,呈现了与宴饮有关的种种讨论,所涉问题从饮食习俗延伸到生理学、文学以及社交聚会的组织方式。宴席由此成为学问与交往相辅相成的场所。
这些对话体现了教养这一希腊教育理想。才学不仅意味着熟悉诗歌、历史、哲学及科学解释,也包括言谈得体、认真倾听,以及在不破坏社会关系的前提下表达异议的能力。在《如何分辨谄媚者与朋友》中,问题并不只是识破欺骗。普鲁塔克考察了真诚的规劝与操纵之间有何区别,以及人对赞美的渴求为何会给欺骗留下可乘之机。
那些具有实践指导意味的文章,常将看似细微的行为举止转化为哲学议题。《论多言》探讨不加节制的言语如何损害注意力、信任和判断力。《论好奇》所说的“好奇”,是指对他人事务的窥探;该文考察了人们为何热衷于发现他人的过错,而不愿正视自身的问题。这类讨论将日常习惯与情绪和注意力的自我调控联系起来,旨在逐步塑造品德,而非宣告抽象的规则。
另一些作品则保存了专门知识。《希腊问题》和《罗马问题》汇集了有关习俗、名称、制度及宗教实践的疑难问题。普鲁塔克通常会提出数种解释,而不是给出唯一的定论。《论希罗多德的恶意》对这位前辈史家作出了立场鲜明、带有强烈偏向的批评,尤其针对他对希腊各城邦的叙述。这表明,普鲁塔克对公允道德评判的追求,也可以与强烈的乡土情怀和文化认同并存。
这部文集还包含一些如今被视为伪作或作者归属存疑的作品。《论儿童教育》对后世教育思想颇有影响,但一般认为并非普鲁塔克本人所作。其他存疑的篇目还有《论音乐》和《十位演说家传》。因此,必须区分历史上的普鲁塔克本人,与以其名义流传下来的更大范围的作品。后世“普鲁塔克”的影响,有时恰恰来自现代学界认定出自他人之手的著作。
柏拉图主义、道德心理学与伦理实践
普鲁塔克属于中期柏拉图主义传统。这一思潮兴起于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三世纪,其特点是以多种方式复兴并重新诠释柏拉图哲学。他并不隶属于一个教义严格统一的学派。他的著作深入探讨柏拉图的对话录,同时有选择地吸收亚里士多德及其他传统的思想。他也曾系统地批判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尤其针对那些在他看来会破坏对天意、知识或伦理生活作出自洽解释的学说。
他的一个核心信念是,可由理智把握的实在与神圣理性,提供了超越变动不居的物质世界的准则。在《论〈蒂迈欧篇〉中灵魂的生成》中,普鲁塔克阐释了柏拉图对宇宙及其灵魂的论述。他认真看待宇宙生成的主张,这使他有别于那些将柏拉图有关创世的表述理解为一种超越时间的解释性比喻的柏拉图主义者。秩序、失序以及灵魂与物质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将他的专门哲学论述与他对恶的思考联系起来。
他的道德心理学反对将一切激情都归结为理智判断。在《论道德德性》中,灵魂包含非理性的冲动,理性必须对其加以教化和调节。道德上的成就通常并不要求彻底消除情感。恐惧、愤怒、快乐和欲望是否适度,取决于它们的对象、强度以及与判断的关系。因此,德性意味着在理性的引导与情感的反应之间建立稳定的关系。
这一解释为切实改善品德的方法提供了依据。反复留意细微的过失,可以使人更不容易犯下大错。在《论克制愤怒》中,回想、暂缓行动以及观察发怒时的丑态,有助于说明习惯如何能够改变。《论心灵的宁静》则考察了人们夸大眼前不利处境、忽视已有福分的倾向。这些著作并未脱离社会特权的背景:其中的例子往往预设读者受过教育,拥有财产、闲暇、依附于自己的人,以及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
普鲁塔克对动物的讨论拓展了他的伦理学探究范围。《论动物的聪明》以辩论的形式比较陆生与海生动物的能力;《兽类也有理性》又名《格律洛斯》,借奥德修斯与一位变成兽类的同伴之间的诙谐对话,质疑人类自以为优越的主张。现存的《论食肉》诸篇演说,则质疑杀害动物以供食用的必要性与道德正当性。这些作品在形式和论证重点上各有不同,却都对那种轻率认定动物缺乏智力,或没有在道德上值得重视的体验的看法提出了挑战。
他的论战著作表明,在他看来,哲学与行为有着多么密切的联系。在《驳科洛忒斯》中,他针对伊壁鸠鲁学派对其他哲学家的攻击,为日常生活与知识的可能性辩护。《论斯多葛学派的自相矛盾》则依据斯多葛学派自身的前提来检验其立场。普鲁塔克的目的不只是罗列对立学说:他要追问,这些学说的解释能否支撑那些他认为有序生活不可或缺的推理方式、友谊、宗教信奉与公民责任。
宗教、神的正义与自然世界
普鲁塔克的宗教思想是在他积极履行德尔斐祭司职责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他承认传统崇拜的重要性,但既反对不加批判地按字面理解宗教,也反对全盘否定宗教实践。神话、仪式、哲学阐释和宗教制度史,都有助于理解诸神。他的思路既不构成一套系统神学,也不试图用同一种方式解释所有宗教现象。
德尔斐诸篇对话展现了这种多样性。《论德尔斐的字母E》探讨阿波罗圣所中所展示的字母E可能具有的含义,从数与语言的解释逐步转向对神之存在的思考。《论德尔斐的神谕》追问为何当时的神谕不再以诗体传达。《论神谕的衰微》则通过讨论人口状况、神与人之间的中介以及自然条件,探究各处神谕所衰落的原因。这些解释都融入对话之中,而不是作为某种唯一权威的教义提出。
在论述预言时,普鲁塔克能够将神的作用与自然机制结合起来。受神启示者的体质、精神状态和周围环境,有助于解释预言如何发生,却不一定会排除预言的宗教意义。自然层面的解释与神的作用,不必被视为在同一层面上彼此竞争的解释。他对 daimones(介于神与人之间的精灵)的讨论,同样提供了一种思路,使人能够将诸神的完美与宗教经验中可见的变动和混乱区分开来。
《论神罚的迟延》探讨了作恶似乎未能立即受到惩罚的问题。这篇对话考察了延迟惩罚所产生的道德影响、共同体与家族的延续性,以及正义可能超越个人一生而得到实现的可能性。篇末的神话将讨论拓展到日常观察所能确证的范围之外。与普鲁塔克其他作品中的情形一样,这里的神话并非简单地取代论证,而是在探索哲学推理尚未完全解决的种种可能。
《论伊西斯与奥西里斯》是了解罗马帝国时期人们如何阐释埃及宗教的一份尤为重要的文献。该作写给一位参与德尔斐宗教生活的女性克勒娅,讲述并分析了伊西斯、奥西里斯和提丰的神话。普鲁塔克将埃及传统与希腊哲学观念加以比较,尤其关注秩序与破坏性混乱之间的对立。这部作品保存了宝贵的材料,但统摄全篇的是一位希腊柏拉图主义者的视角,而非对埃及全部信仰的中立描述。因此,阅读时必须将其与古埃及本身的证据相互参照。
对自然的探究也见于《论月面上显现的面孔》。这篇对话先讨论月亮的构成物质、光照、表面斑纹及其在宇宙中的位置,随后转向一则关于灵魂与来世的神话。数学论证、自然学推测与末世论在其中交织,展现了古代哲学探究的广阔范围。普鲁塔克对自然怀有浓厚的兴趣,但这种兴趣始终与宇宙秩序及人类在其中所处地位的问题相联系。
希腊的公民认同与罗马的政治权力
普鲁塔克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希腊城市保留着公民自治制度,却处于罗马的权威之下。他的政治著作反映了这一格局中的张力。这些著作肯定地方公职、公益捐助与共同体和睦的持久价值,同时也承认,古典城邦所拥有的独立地位已不复存在。他的政治观既不能简单归结为对罗马统治的抵抗,也不能视为对帝国权力毫无保留的颂扬。
写给萨迪斯的梅涅马科斯的《从政箴言》,最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立场。该书探讨了投身公共生活的动机、说服性言辞的培养、竞争关系的处理,以及以行为赢得信任的重要性。从政不应成为追逐财富或虚名的手段,也不应因为公民自治权有限就放弃公共服务。在解决争端、管理公共资源、防止地方冲突酿成破坏方面,有效的领导仍然至关重要。
与此同时,普鲁塔克坚持认为,从政者必须牢记罗马占据支配地位这一现实。他告诫人们,不要煽动性地援引希腊往昔的伟大胜利,因为这类言辞可能使人对当下的实力产生危险的幻想。对希波战争的记忆仍具有强大的文化感召力,却不能为罗马统治下的行动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引。他的建议旨在为地方事务保留一个能够实际运作的自主负责空间,同时避免招致上级当局的干预。
这一关切解释了他为何强调城邦精英之间的和睦。富裕或有影响力的公民相互争斗,可能造成共同体分裂,并使争端被提交给罗马官员裁决。普鲁塔克更赞成协商、自我克制,以及为维护公共稳定而甘愿将个人地位置于次要位置的态度。这一理想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平等:他的著作通常以受过教育、拥有财产的男性担任领导者为前提。尽管如此,他仍将公职视为一种需要道德自律的责任,而不只是社会地位的标志。
《名人传》则在更宏大的历史舞台上探讨政治权力。书中罗马共和国人物的传记考察了政治竞争、内乱以及共同体制度的衰败。凯撒的卓越才能,不能与其崛起过程中相伴而生的破坏割裂开来;小加图恪守原则的抵抗,则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走向崩溃的体制中,美德能否继续发挥政治效力?普鲁塔克反复区分个人的卓越品质与处理公共事务时的明智判断。
他将希腊与罗马政治家配对作传,也有助于构建一种共同的精英文化。罗马的权势并未抹去希腊人在教育和道德权威方面的主张;反过来,希腊的历史经验也可用于理解罗马。他与罗马元老的交往,以及将传记题献给塞内基奥的做法,使这一写作计划置身于真实的跨文化关系网络之中。由此产生的作品既体现了适应与比较,也保留了相当大的空间,用以批判性地审视帝国社会最为推崇的政治先辈。
流传、翻译与后世影响
普鲁塔克的著作是经过选择性传抄才流传至今的,而非以完整著述档案的形式保存下来。一份古代书目,通常称为《兰普里亚斯目录》,收录了两百多个书名,其中许多作品现已散佚。传统上认为,这份目录出自普鲁塔克一位名叫兰普里亚斯的儿子之手,但这一归属并不确凿。目录与现存作品也并不完全吻合,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普鲁塔克全部著作的清单。散佚的作品包括更多传记,以及哲学、文学和其他题材的著述。
拜占庭帝国的希腊文手抄本文化对这些作品的保存至关重要。学者们抄写、摘录、重新编排并评注他的著作。约在十三世纪末,马克西穆斯·普拉努德斯在搜集和整理《道德论集》方面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手抄本传承也使一些并非普鲁塔克所作的作品以他的名义流传,让历史上的真实作者与依附其声望而形成的权威之间的界限变得复杂。
中世纪西欧的拉丁文读者只能接触到其中一部分材料。普鲁塔克在当地的传播,有时要以摘录、改编和错误署名的作品为中介。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在十二世纪的《论廷臣》中,将《图拉真训诫》引作普鲁塔克的著作,但它并非普鲁塔克留存于世的真作。这个例子说明,即使人们并不直接了解希腊文原典,他作为哲学顾问的声望也能独立产生权威。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通过手抄本、刊本和翻译,大大拓宽了人们接触其作品的途径。雅克·阿米约的法译《希腊罗马名人传》于1559年问世,其《道德论集》译本则于1572年出版。托马斯·诺思于1579年出版的英译《希腊罗马名人传》,是根据阿米约的法译本转译的,而非直接译自希腊文原文。诺思的散文译本成为威廉·莎士比亚的重要素材来源,尤其体现在《裘力斯·凯撒》《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和《科利奥兰纳斯》中。莎士比亚既改编了其中的事件,也化用了其中的语言,将普鲁塔克的传记叙事转化为戏剧冲突。
米歇尔·德·蒙田广泛取材于普鲁塔克的论说和传记,尤其看重这些作品对人类行为多样性与矛盾性的关注。后世读者又从同一批作品中找到了其他用途。在启蒙运动和革命时代,《希腊罗马名人传》提供了公民美德、反抗暴政和共和简朴精神的典范。让-雅克·卢梭对童年阅读普鲁塔克的回忆,见证了这些古代人物传记所能激发的强烈情感。不过,这类借用往往过于笃定地将某些人物奉为楷模,而普鲁塔克笔下复杂的人物形象并不足以支持这样的解读。
现代学术同时将普鲁塔克视为历史资料的提供者、文学家、哲学家,以及罗马统治下希腊身份认同的阐释者。对叙事结构的细致研究表明,成对的传记及其结尾的比较必须结合起来阅读。对《道德论集》的研究同样使人们重新关注其中的哲学论证,而这些作品一度主要被当作奇闻异事的汇编。文本批评仍在持续探讨作品真伪、手抄本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复原文字原貌;这些阐释正是以文本措辞为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