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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 thucydides · 人物

修昔底德

修昔底德是雅典历史学家,他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记述深刻改变了对证据、政治权力与人类行为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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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是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历史学家和将军。他记述了公元前431年至前404年雅典与斯巴达及双方盟友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其著作是现存关于这场战争最主要的同时代记载。这部未完成的著作通常称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叙事从冲突的起源一直延续至公元前411年。它将详尽的军事叙事与演说、政治分析以及对群体性灾难的记述融为一体,成为史学史上的奠基之作。

修昔底德力求将经过审慎调查获得的知识,与传闻、沿袭的观念以及引人入胜的故事明确区分开来。他主要通过人的决策、制度压力、物质资源以及反复出现的行为特征来解释事件,而非诉诸神明的干预。不过,他的著作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一种学说:书中对帝国野心、民主议事、内乱及战略失败的记述,反复揭示了政治谋算与无法掌控的局势之间的张力。

修昔底德生平的许多细节仍不确定,传世文本在成书过程、准确性及作者判断等方面,也留下了尚未解决的问题。这部著作之所以格外重要,既在于它保存了有关古希腊的信息,也在于它围绕证据、责任、权力和历史书写提出了诸多有待阐释的问题。

生平、军事指挥与流亡

关于修昔底德,最可靠的资料来自他在史著中零散记述的个人经历。他自称是雅典人,奥洛罗斯之子。他的出生时间通常被推定为公元前460年左右,但并无同时代文献能够确证具体年份。他属于雅典的哈利穆斯德莫斯,并在色雷斯拥有金矿权益,因此在爱琴海北部颇具影响力。他父亲的名字以及这些关系表明,他可能与色雷斯精英阶层有所联系;但后世传记传统中那些详尽的家谱,不能视为已得到可靠证实的事实。

公元前430年雅典瘟疫暴发时,修昔底德身在城中。他说自己曾染病,后来康复,因此得以结合亲身经历和对其他患者的观察来描述这场疫病。这段记述尤为重要,因为它显示出他将自身经历作为证据,同时区分亲眼所见与他人转述。他的记述并未明确采用某种公认的古代医学诊断,而现代学者试图确定病原体的研究也仍有争议。

公元前424年,修昔底德当选为雅典的将军之一。他负责的战区位于安菲波利斯附近。安菲波利斯坐落在斯特里蒙河畔,是一处战略要地,其地理位置对木材供应、交通联络以及通往色雷斯腹地的通道都至关重要。当斯巴达统帅伯拉西达向安菲波利斯进军时,驻守该城的雅典将领欧克勒斯请求援助。修昔底德率领七艘战船从塔索斯岛出发,但抵达当地时,安菲波利斯已经接受了伯拉西达提出的条件。不过,他仍守住了附近的港口埃翁,阻止了斯巴达进一步扩大战果。他在叙述中解释,伯拉西达之所以提出相对温和的条件并迅速行动,部分原因是忌惮修昔底德在当地能够调动的影响力。

修昔底德说,安菲波利斯事件之后,他流亡了二十年。后世传统将这次流亡与他未能保住该城联系起来,但具体的司法程序已不可考。他认为流亡有利于历史研究:这让他能够接触双方的人士,尤其是伯罗奔尼撒人,也使他有闲暇密切追踪事态发展。至于他住在哪里、游历范围有多广,如今都无法可靠地还原。他的著作表明,他知道战争于公元前404年结束,但他的去世时间和具体情形仍不确定。古代关于他遭到谋杀,或由某些亲属编订其著作的说法,都属于可靠性较低的传记传统。

叙述范围、篇章结构与未竟的写作

《历史》开篇交代了作者身份与叙述主题,并断言这场战争的影响将超过以往的冲突。修昔底德在第1卷第2—19节考察了希腊早期的发展,以此支持这一判断;这部分通常被称为“古史考”。它并非现代学科意义上的考古学,而是通过对聚居形态、资源、海上力量以及传统史料局限性的论证,重建遥远的过去。叙述从较为动荡贫困的早期共同体开始,逐步讲到资源的集中,以及这种集中如何使大规模战争成为可能。

第1卷随后考察了战前的争端:涉及科西拉的冲突、波提狄亚的叛乱,以及斯巴达与其盟邦之间的辩论。其中还包含“五十年史”,回顾了从希波战争结束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间约五十年的历史。这部分解释了雅典如何将其在同盟中的领导地位转化为帝国霸权。这样的编排使读者能够将眼前的外交争端置于希腊世界长期权力格局变动的背景下理解。

从第2卷起,修昔底德通常按夏季和冬季两个作战时段组织叙述。这一编年框架避免了对希腊各城邦所用的不同历法的依赖。第2—4卷叙述战争初期的历史,包括瘟疫、普拉提亚周边的战斗、米提利尼叛乱、科西拉内乱,以及雅典在皮洛斯和斯法克特里亚取得的胜利。第5卷记述了公元前421年的《尼基阿斯和约》及其后数年动荡不安的局势。第6—7卷描述了公元前415—413年的西西里远征,第8卷则接续叙述远征失败后的事态,包括波斯的介入、爱琴海东部的海上作战,以及公元前411年雅典的寡头政变。

现存著作在叙述至公元前411年时戛然而止,距离雅典战败尚有数年。然而,修昔底德明确将这场冲突视为一场持续二十七年的战争,把公元前421年后局势不稳的间歇期也纳入其中,而不承认那是真正的休战时期。这种回顾性的视角表明,某些段落是在公元前404年之后撰写或修订的。叙述方式上的差异——尤其是第5卷部分内容的文献汇录性质,以及第8卷缺乏长篇直接引述的演说——促使学者提出了作品历经多次起草、修订尚未完成等理论。这些理论仍有争议:叙述上的不均衡,既可能反映写作过程,也可能源于叙述目的的变化。人们熟悉的八卷划分形成于作品后世的流传过程中,无法确证出自修昔底德本人。

证据、探究与历史知识

修昔底德对自身研究方法最明确的阐述,见于第1卷第20至22节。他批评人们轻信流传下来的故事,哪怕这些故事讲述的是自己所属的共同体,并主张目击者的证言也需要审查。目击者可能因记忆不够准确或偏袒某一方而说法不一。他宣称,自己的做法是尽可能仔细地核查各种报告,而不是最先得到什么消息就记录什么。这为历史探究确立了一个严格的理想标准,不过,在现存的叙述中,他很少完整展示得出各项结论所依据的证据及其考辨过程。

他对遥远过去的处理,体现了如何依据间接证据进行推理。他指出,斯巴达的实物遗存会使后世观察者低估其实力,而雅典的建筑则可能使其实际力量显得更加庞大。因此,宏伟建筑所呈现的外观,不能简单地用来衡量一个政治共同体在历史上的实力。在其他地方,他依据提洛岛墓葬的分布以及古老习俗的延续,重构早期希腊人的生活。这些论证之所以重要,与其说是因为其结论至今仍全部得到认可,不如说是因为它们明确揭示了证据与推论之间的关系。

对于同时代的事件,修昔底德利用了亲身观察、参与者的报告、外交情报和书面文献。条约和同盟协定也出现在叙述中,尤其集中于第5卷。他的记述还可以与通过铭文学研究的现存铭文相互参照,不过,这些外部参照材料残缺不全,分布也不均衡。他偶尔也承认存在不确定之处。例如,在叙述公元前418年的曼提尼亚战役之前,他解释说,由于斯巴达的制度具有保密性,而其他军队又往往夸大自身兵力,因此很难确定准确的参战人数。这类说明,将带有不确定性的估算与有把握的叙述性断言区分开来。

因此,他与希罗多德的关系,并非“科学的”历史学家与不加辨析的故事讲述者之间的简单对立。两位作者都会考察证言、质疑流传的说法,并将政治事件与更广泛的行为模式联系起来。修昔底德缩小了探究范围,更加专注于同时代的军事和政治事务,并基本排除以神的干预来解释事件。他承诺,自己的著作将成为“传之永久的财富”,而非博取一时喝彩的表演,这体现了他的抱负。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部历史就是一份透明无碍的记录:材料的取舍与编排、演说的重构,以及对动机的判断,始终都是其建构历史知识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演说、论辩与文学构思

演说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占据核心地位,但其性质与现代的逐字记录不同。在第1卷第22节,修昔底德解释说,无论是他亲耳听到的演说,还是经他人转述的演说,都很难准确回忆。因此,他笔下的演说者会说出当时情势所要求的话,同时又尽可能贴近实际发言的总体意思。在这两项原则——切合具体情势与忠实于记忆中的基本内容——之间如何取得平衡,是他的方法中最受争论的特点之一。不同演说中保留的历史记忆与作者重构的成分,比例可能各不相同。

这些演说将相互竞争的政治论点呈现出来,供读者审视。在公元前427年的米提利尼辩论中,克里昂为此前处死这座叛乱城邦所有成年男子的决定辩护,狄奥多托斯则以雅典的利益为依据反对处决,而非诉诸人道,主张这些人无辜。两人的分歧涉及威慑、审议、自身利益以及集体愤怒的危险。辩论最终促成了决定的逆转:雅典派出第二艘船,及时阻止了第一道命令的执行,使全体成年男性免遭杀戮。这一过程赋予叙事以戏剧张力。因此,这场辩论的意义在于它与行动的关系,而不只在于任何一篇演说本身有多大说服力。

书中归于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对雅典的政治文化作了理想化的描述:公民参与、开放、勇气、有教养的生活享受,以及对城邦的奉献。这篇演说被安排在瘟疫叙事之前,使城邦的自信与社会的瓦解形成强烈对照。同样,第5卷的《米洛斯对话》舍弃了常规的公开演说形式,转而以雅典代表与米洛斯领袖之间紧凑的交锋展开。在双方实力极不对等的条件下,关于正义、必然性、希望与生存的争论逐步展开。这两段文字都不能轻率地视为历史学家本人信念的直接表达。

修昔底德的散文强化了这些交锋。他经常使用对照、凝练的句法、抽象名词,以及彼此严密对应的两种选择。演说者的推理显得极为精密,即使后来的事件会暴露出他们的前提并不周全。言辞与结果之间的关系,使这部作品与戏剧及悲剧叙事具有相通之处,却并未使其成为虚构的戏剧。作品不断要求读者将人们的预期与实际发生的事情加以比较。其希腊语的艰深也给翻译带来了长久的难题:使论证清晰易懂的译文,可能会抹平原文的歧义;而紧贴原文句法,又可能使其中的政治推理变得晦涩。

战争的起因、战略与理性计算的局限

修昔底德区分了战前公开提出的争端与他所谓战争的“最真实的原因”,后者在公开争论中最不显眼: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这种增长在斯巴达引发的恐惧。他在第1卷第23章第6节提出的这一论断,赋予了大国间力量关系的变化以结构性意义。但这并未抹去有关盟友、条约义务和地方利益的具体争端;这些争端占据了第1卷的大量篇幅。相反,叙述呈现了多个层面的因果关系,从资源的长期变化,到特定外交交锋中作出的决策。

雅典的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海军力量、贡赋、财政储备,以及对通过提洛同盟组织起来的盟邦的控制之上。伯里克利最初的战略旨在利用双方实力结构上的这种不对称。雅典应避免与占优势的伯罗奔尼撒陆军进行决定性会战,将居民安置在城防之内,维持制海权,并在不进行无谓扩张的前提下运用自身资源。这一战略既依赖军事能力,也同样依赖政治上的持久力。乡村遭到蹂躏、人口拥挤和瘟疫带来的压力,无法仅靠计算舰船或金钱来衡量。

在整部著作中,修昔底德考察了利益驱动与预期如何影响决策。恐惧、荣誉和利益反复成为行动的动机,但它们各自的重要性随情势而变化。米提利尼的叛乱、皮洛斯的战事,以及曼提尼亚会战前的联盟政治,都表明较小的城邦和个别指挥官能够改变这场由两大强权主导的战争的走向。公元前425年,斯巴达在斯法克特里亚战败,292名幸存者投降,其中包括约120名拥有完整公民权的斯巴达人。这打破了斯巴达士兵绝不会缴械投降的预期。单单这一事件,就改变了各方的谈判地位,也改变了人们认为可以采取的政策范围。

西西里远征是书中对战略误判最充分的考察。雅典领导人对这场军事行动的规模和可行性意见不一;尼基阿斯试图通过强调所需兵力之多来劝阻远征,反而促使雅典投入了更多力量。雅典人对当地情况了解不全,政治目标摇摆不定,并且一再误判资源投入与成功之间的关系。然而,灾难并非最初决策的必然结果。行动的拖延、指挥官的更换、叙拉古的抵抗、斯巴达的援助,以及有关撤退的抉择,都发挥了作用。因此,修昔底德的分析既不是一种简单的战争必然论,也不是在断言理性计算能够可靠地决定结果。他探讨的是,在不确定性、竞争、野心与意外逆转之中,理性计算如何发挥作用。

民主、领导与帝国统治

修昔底德对雅典民主的评价,着眼于制度、领袖与公众判断之间的关系。他在第2卷第65节对伯里克利所作的著名评述指出,雅典名义上是民主政体,实际上却由其首席公民治理。这并不是说伯里克利在法律上担任君主式的职位,而是说,他的威望使他能够顶住民众的愤怒、抑制民众的狂热,而非一味迎合。修昔底德将这种能力与后来领袖的表现加以对照:后来的领袖影响力较为接近,因而竞相争取民众支持,使政策服从于彼此间的争斗。

这一评价常被解读为修昔底德站在贵族立场上敌视民主的证据,但这部著作并不足以让人将他简单归入某一种政体立场。他既描述民主政治的失误,也描写寡头统治的强制手段,还考察不同制度应对危机的能力。在记述公元前411年夺取雅典政权的四百人集团时,他着重呈现了阴谋、恐吓,以及使反对者无法有效组织起来的局势不明。他随后又称赞与五千人政体相关的初期安排,认为这是少数人与多数人相结合的一种较为成功的形式。这些评价关注的是特定情境下的实际表现,而非将某种抽象的政体模式奉为普遍适用的最佳制度。

帝国统治也造成了类似的冲突,即公民理想与对外强制之间的矛盾。雅典一方面可以颂扬本国公民享有的自由和政治参与,另一方面却向其他希腊城邦征收贡赋、限制其自治。在米提列涅辩论中,克里昂明确将帝国称为对不情愿臣服者施行的僭主统治。在其他场合,雅典的发言者则主张,帝国控制一旦建立,便无法在不危及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放弃。这类说法表明,过去作出的承诺如何会成为进一步施加强制的理由。它们是叙事中人物表达的立场,而不是历史学家明确赞同的论断。

米洛斯事件尤为尖锐地揭示了这一冲突。公元前416年,雅典要求一直置身其帝国之外的米洛斯岛臣服。雅典人的论证将正义的适用范围限定于双方都有能力迫使对方屈服的关系,并敦促较弱的一方现实地估量自身前景。米洛斯人则诉诸正义、神明的眷顾和斯巴达的援助。围城结束后,雅典人处死了俘获的成年男子,并将妇女和儿童沦为奴隶。修昔底德几乎没有作出明确的道德评论,但这场对话及其结局迫使读者正视强制与责任的问题。这段记述在叙事上紧邻西西里远征,促使读者比较两次事件中对实力的自信判断,却并未明确宣称雅典后来的战败是对米洛斯事件的惩罚。

疫病、内乱与社会秩序的瓦解

修昔底德对雅典疫病的记述,是现存最早由幸存者对群体性健康灾难所作的详尽描述之一。他记录了症状、患者遭受痛苦的情形、各种疗法的失败,以及照护病人所产生的影响。他指出,康复者尤其愿意照顾病人,因为他们不再像其他人那样惧怕这种疾病。这段记述在医学史和流行病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它在叙事中的主要作用并不限于疾病本身:它展现了紧急危机如何改变人们对义务、声誉和未来的预期。

修昔底德描述道,死亡人数之多,已非各家各户及常规丧葬安排所能应付,传统的丧葬习俗因而被抛弃。他还将这场灾难与行为约束的削弱联系起来。当财富与生命显得同样难以保全时,及时行乐似乎比着眼于长远声誉或回报的行为更为合理。这些观察并非对所有人行为的统计性描述,而是在分析:极高的死亡率如何动摇维系日常社会规范的基本观念。与前文的阵亡将士葬礼演说相对照,这种共同体信心的崩溃显得尤为触目。

他对公元前427年科基拉的斯塔西(东德国家安全部),即内乱(stasis)的记述,进一步阐发了一个相关论点:战争如何影响政治共同体。相互敌对的派别分别依附于更大范围的民主派与寡头派阵营,将外部势力卷入地方斗争。修昔底德描述了以派系斗争为借口实施的杀戮,并解释了对派别的忠诚如何压倒其他义务。在第3卷第82节的一段著名论述中,他指出,评价性语言的惯常含义发生了变化:鲁莽冒险可以被赞为忠勇,审慎犹疑却可能被斥为怯懦。语言成了组织派系暴力并为之辩护的工具。

在西西里战事叙述的结尾,军事失败也造成了类似的瓦解。撤退中的雅典军队抛下负伤的同伴,逐渐失去凝聚力,最终被彻底击溃。修昔底德记载,起初约有七千名俘虏被拥挤地关押在叙拉古的采石场中,日晒雨淋、给养不足和囚禁使他们遭受了深重苦难。他对这些事件的处理,使人无法仅从战略角度解读这场战争。他沿着军事行动决策的后果追溯下去,展现了肉体上的苦难、社会纽带的断裂,以及无力维持基本保障的制度。这些段落也限定了他关于人类行为反复出现的概括:战争不仅揭示既有的动机,还会创造新的条件,使行为、预期乃至道德词汇本身都发生变化。

古代续作、抄本与文本研究

修昔底德的著作未能完成,这一点从一开始便影响了后世对它的接受。色诺芬的《希腊史》从修昔底德现存叙事中断之处接续,将希腊历史续写至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并延伸至公元前四世纪。这种衔接使后来的读者倾向于把两部作品视为前后相续的历史叙述,尽管它们在篇章组织、着重解释的问题和叙述风格上都有显著差异。其他公元前四世纪的历史学家,包括忒奥庞波斯和克拉提波斯,也与这场战争历史的续写或重新评价联系在一起。

古代批评家既认识到修昔底德文风的力量,也注意到其艰深之处。公元前一世纪末,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详细考察了他的篇章安排、措辞和演说辞,既有赞赏,也有批评。罗马读者同样将他视为以凝练笔法书写历史的重要典范。因此,他的重要性并不限于保存希腊军事史:他的作品也为有关散文写作、题材选择以及历史叙述与说服性言辞之间关系的讨论提供了素材。普鲁塔克和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等后世作者的记述保存了其他传承材料,但不能直接用来替代修昔底德作为同时代人所作的叙述。

这部著作的文本通过中世纪希腊文抄本流传至今,另有古代纸草残片和引文作为补充。主要抄本见证的年代比作者晚了许多个世纪,因此,传抄史对于确定原文措辞至关重要。学者们通过比较抄本之间的关系、抄写错误、古代引文和语言用法来开展研究。作品流传时还附有旁注,即保存古代和拜占庭时期解读的解释性注释。这些材料有助于了解早期读者如何理解难解的段落,但注释者的解释未必能作为判断作者本意的证据。

文艺复兴时期希腊学术的复兴,使西欧读者有了更多接触这部史著的机会。洛伦佐·瓦拉于十五世纪完成了拉丁语译本,首部希腊文印本则于1502年在威尼斯问世。此后的译本和校勘本使这部著作在古典教育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现代学者运用古文字书体学、文本校勘、历史地理学、铭文资料及比较分析,处理不同类型的疑难问题。确定抄本所传文本最可能的原貌,与判断修昔底德对某一事件的记述是否准确,仍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即使一句话的文本已经得到可靠确认,其中仍可能包含不完整的信息、有争议的推断,或有意作出的选择性呈现。

现代解读与政治挪用

在现代关于治国之道与国际冲突的讨论中,修昔底德的影响尤为显著。托马斯·霍布斯于1629年出版了修昔底德著作的英译本,将这位历史学家呈现为一位对政治行为具有非凡洞察力、能给予读者深刻启发的分析者。霍布斯的关注,使修昔底德与权威、派系、议事以及失序的危险等问题之间建立起了持久的联系。后来的读者则带着不同的关切阅读这部著作,包括国家实力、民主政治中的领导、帝国扩张以及历史研究的责任。这部著作之所以具有权威,部分原因在于它似乎将细致的观察与超越古代语境、仍具解释力的论述结合在了一起。

在二十世纪的国际关系理论中,修昔底德常被视为政治现实主义的先驱。有关斯巴达的恐惧、雅典的利益和米洛斯的弱势处境的段落,似乎为这样一种论点提供了支持:在没有更高权威能够强制执行规则的条件下,竞争不可避免。然而,这种接受方式往往将特定发言者的言论,从检验这些言论的叙事中抽离出来。《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也考察了正当性、国内制度、错误认知,以及将权力视为足以指导行动的依据所带来的后果。把修昔底德称为现实主义者,可以指出他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却不能据此认定他倡导了某种现代的理论体系。

“修昔底德陷阱”这一说法由格雷厄姆·艾利森在二十一世纪推广开来,其依据是这样一个论断:雅典的崛起与斯巴达的恐惧推动双方走向战争。这是现代人提出的解释性标签,而非古代术语。将这一概念用于既有强国与新兴强国之间的关系,引发了诸多争论,因为这种历史类比可能掩盖制度、经济、军事技术和外交背景方面的差异。在修昔底德本人的叙事中,结构性竞争通过同盟关系、国内压力、偶发事件以及始终存在争议的决策发挥作用。

现代历史研究也对一种假设提出了质疑,即修昔底德为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社会提供了全面或中立的图景。他的关注重点使战争、国家间关系以及具有政治影响力的男性所作的决策占据了突出地位。妇女、受奴役者、经济生产和宗教实践,主要是在与这些重点发生交集时才进入叙述。与此同时,文学研究的方法揭示了叙事顺序、人物塑造以及演说的安排如何影响解读。由此产生的争论,所关注的并不是这部著作究竟是“历史”还是“文学”,而是它如何借助一种高度选择性且富有感染力的叙事形式,建构其历史论述。因此,对具体事件的评估,仍需不断将他的记述与铭文、实物证据、其他古代记述传统以及文本自身的内在张力相互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