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里克利(约前495年—前429年)是雅典的政治家和将军,约从前461年起掌控该城政局近三十年,直至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去世。他出身贵族阿尔克迈翁家族,但通过支持激进的民主制度、领导民众派对抗保守的战神山议事会及其支持者,建立起自己的权威。他的地位依赖于多次当选将军(strategos),依赖于个人威望,也依赖于他在公民大会上的说服能力。古代作家,尤其是修昔底德,将他描绘为一个才智出众、清正廉洁的人,但他实际上却统治着雅典。约前461年至前429年的这段时期传统上被称为伯里克利时代,它与雅典民主制度的巩固、提洛同盟演变为雅典帝国的治理,以及卫城上帕特农神庙和其他纪念性建筑的兴建密切相关。这些成就使雅典成为古希腊世界的文化中心。
本词条将结合伯里克利的家族背景、所受教育以及他通过法庭和公民大会早期崛起的经历来考察他。随后将介绍他行使权力所依托的制度改革与官职、雅典帝国及其建筑计划的资金来源,以及他的对外政策,包括塑造雅典与斯巴达关系的战争与和约。后续部分将讨论归于他名下的阵亡将士葬礼演说、他的私人生活与家庭,以及他的晚年,包括夺去他生命的瘟疫,以及他在战争期间所面临的政治审判。词条最后将讨论古代史料及其可靠性、现代学界关于如何评价其领导作用的争论,以及他在西方政治与文化记忆中的持久地位。
家族与贵族出身
出生与年代
伯里克利约生于公元前495年,很可能出生在雅典或其紧邻的腹地。多数现代叙述把他的家乡定在城北的克拉尔戈斯德莫(deme)区,一些资料也写作霍拉尔戈斯。十九世纪史密斯编纂的《希腊罗马传记词典》称他的确切出生日期不详,1911年版《大英百科全书》则把年份提前到约公元前490年。因此,所谓公元前490年代的任何一个年份,都是根据他后来的政治生涯推算出来的,并非有记载的出生日期。
父亲与母亲
他的父亲克桑西普斯是一位富有的政治家和军事指挥官,出身贵族。公元前480年代中期,克桑西普斯因遭陶片放逐而离开雅典,这大概源于他与泰米斯托克利的竞争。不过,波斯再次入侵时他又被召回。公元前479年,他在米卡莱战役中指挥雅典军队,这场胜利为家族赢得了长久的声望。
他的母亲阿伽利斯特属于阿尔克迈翁家族,这是一个富有而显赫的氏族,其声誉却有争议。她是改革家克莱斯提尼的侄女,而克莱斯提尼在公元前508年为雅典制定了更为民主的宪法;她同时也是西锡安僭主克莱斯提尼的曾孙女。通过母亲,伯里克利既与雅典的宪制改革相关联,也与伯罗奔尼撒半岛一座邻近城邦的统治家族相连。
阿尔克迈翁家族的遗产
阿尔克迈翁家族是古风时代雅典最著名的家族之一。他们的地位既建立在财富与血统之上,也笼罩在一段臭名昭著的往事阴影里:这个家族曾被指控犯有亵渎神明之罪,并多次被迫流亡。尽管如此,他们的人脉对克桑西普斯的政治生涯至关重要,阿伽利斯特的血缘关系也为他打开了政治上的门路。对伯里克利而言,这个家族起伏不定的命运意味着,政治领袖不能只依靠世袭的声望,还必须争取民众的支持,并提防那些可能借家族往事攻击他的对手。这一教训常被用来解读他后来在公民大会中的行为,不过古代史料很少直接记载他的青年时期。
波斯战争期间的童年
当大流士率领的波斯人入侵希腊本土、并于公元前490年在马拉松被击败时,伯里克利还是个幼童。公元前480至前479年薛西斯入侵期间,希腊各城邦再次动员,他在这种氛围中长大;而父亲在米卡莱的服役,使战争成为家族的大事。古代作家还保存了一个故事:在他出生前,母亲梦见自己生下了一头狮子。希罗多德和普鲁塔克都记录了这个梦,人们把它视为他日后强大与显赫的预兆。此后的一些轶事也表明,他的外貌在其身后很久仍被人们记住并加以嘲讽,例如普鲁塔克记载的他那异常修长的头颅,就成为喜剧诗人攻击的对象。
因此,波斯战争构成了他青年时代的背景,但也是他的家族地位受到考验并得到确认的场合。阿尔克迈翁家族相关家庭随后的政治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诉讼与改革,属于本条目后面各节的内容。
教育与学术养成
关于伯里克利的早年教育,主要见于后世希腊作家的记载,而他们对于谁教过他什么,说法并不一致。他的家族地位与财富使他能够聘请多位专门教师在家授课,因此他并未进入公立学校就读。伯里克利接受的是私人教师的优质教育。
与他联系最常被提及的老师是音乐家达蒙。阿提卡演说家伊索克拉底称达蒙为他的老师(didaskalos)。据一部标准参考资料的概述,达蒙教导伯里克利音乐在道德和政治上的影响。普鲁塔克对这段师承关系的理解则有所不同:他认为伯里克利在达蒙那里学到的其实是诡辩术,只是披着音乐的外衣。按照这一说法,音乐课程不过是掩护,实际训练的是巧妙的论辩。相比之下,据称亚里士多德提到的是另一位音乐老师,即音乐诡辩家皮索克利德斯,他不仅教授他竖琴技艺,也教授辩论之术。一篇被归于柏拉图或其学派名下、设定于前432年或前431年的对话录中,亚西比德说,伯里克利通过与几位智者交往而变得睿智,这些智者包括皮索克利德斯和阿那克萨戈拉,而他即便在晚年,也为了同样的目的仍与达蒙学习。这些都是文学性的证言,而且希腊化时期关于师生关系的记述历来受到怀疑,因此他的老师谱系无法被可靠地重建。
记录最为充分的学术影响来自克拉佐美纳的阿那克萨戈拉。阿那克萨戈拉与达蒙一样约生于前500年,是伯里克利最为人所知的老师和睿智的顾问。阿那克萨戈拉提出了一种自然哲学,认为“努斯”(心智)使宇宙有序。在古代传统中,这种训练塑造了伯里克利的论证方式:伯里克利由此领悟到了适用于演说技艺的道理。后世作家还把他对宗教解释的谨慎态度与阿那克萨戈拉联系起来,因为关于伯里克利对宗教抱持怀疑态度的记载,与阿那克萨戈拉的立场相呼应。普鲁塔克将伯里克利仪态的养成归功于这位哲学家,并在另一段文字中称他为“政务上的顾问”。这段友谊并非永久不变;修昔底德式的一条注记记载,伯里克利与阿那克萨戈拉保持着最亲密的友谊,直到这位哲学家被迫离开雅典。埃利亚的芝诺也被列为教他论辩之术与自然世界知识的老师之一。
智者普罗泰戈拉则是他与更广泛社交圈最具体的联系。在伯里克利生活的年代,普罗泰戈拉至少两次曾在雅典停留,并与伯里克利建立了私人交往。这是否使他直接介入政治,则较难确定。前444年,伯里克利委托他起草南意大利新建泛希腊殖民城邦图里伊的宪章;《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将这一委任视为两人政治主张相近的证据。然而,这一解读是从一次任命推断出来的,并不能证明两人共享某种政治纲领。
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情况则较为薄弱。哈利卡纳苏斯的希罗多德比伯里克利略为年轻,一般认为其生年约在前485年。已知他参与了伯里克利所支持的南意大利新城图里伊的殖民活动,但几乎没有确凿证据表明两人在智识圈子中有直接往来。一些较早的百科全书条目将希罗多德列为伯里克利的朋友,然而这类名单依据的是后世的传统,无法与同时代的证据相互印证。
古代作者还将年轻时的伯里克利描绘为沉默寡言、举止极为克制的人。一部流传甚广的传记记载,伯里克利年轻时并不喜欢公开演说,而是专注于军事生涯。普鲁塔克笔下的形象将他的镇定与阿那克萨戈拉的教导联系起来,而“奥林匹斯人”这一绰号后来也暗示了类似的疏远姿态。这些特质主要透过后世的文学性描绘为人所知,这些描绘把他的青年时代写成日后掌握权威的准备,而非有文献记录的事实。
早期政治生涯与对西蒙的起诉
伯里克利进入公共生活的途径是法庭,而不是军事指挥权或公民大会。在这一时期,政敌之间常常相互提起诉讼以损害对方声誉,一次定罪便可能终结一个人的政治生涯。伯里克利政治生涯中有记载的第一件事,是他参与起诉西蒙。西蒙是米尔提亚德之子,也是前460年代雅典最杰出的将领。因此,当时的希腊政治既依赖选举,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法律诉讼。
在此之前,史料十分稀少。他一生中能确定年代的最早事件,是前472年他出资上演的一出戏剧,即为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支付演出费用。以这种方式资助合唱队属于一种公益捐助,即由富裕公民承担的公共开支,能在观众和城邦面前赢得声望与知名度。这次赞助表明,一位富有的年轻人可以通过对戏剧的慷慨资助树立公众形象,但并不能说明他担任过任何官职。古代传记作者往往用轶事填补前472年至前460年代之间的空白,现代史学家对这类材料大多持谨慎态度。
第一件有确切证据的政治行动是前463年的案件。西蒙从对萨索斯的远征中归来,此前他还在色雷斯和克尔索涅索斯一带活动。他被控接受马其顿国王的贿赂,以换取不进攻马其顿。普鲁塔克将伯里克利列为控告者之一,这一指控暗示伯里克利支持积极扩张的政策。关于他在其中的作用有多重要,各家说法不一。《伊朗百科全书》指出,当西蒙显然无法被定罪时,他便退出了控告;而1911年版《大英百科全书》则认为,他可能只是一个挂名的领头人,因为这项指控本身很难被认真对待。西蒙最终被宣判无罪。
这段早期生涯的年代判定依赖于几个固定的时间点。前463年的起诉通常被视为关于伯里克利的第一条可靠记录,而前472年的赞助则是另一条有年代可考的记录。问题在于,这些时间点之间的岁月记载极少,后来的作者往往将他与某些事件联系起来,却缺乏证据证明他的确切角色。即使是伯里克利的出生年份,现代参考著作通常记为约前495年,较早的著作则记为约前490年,这会影响我们判断他首次出现在史料中时的年龄。
此案之后,西蒙的地位迅速瓦解。他亲斯巴达的政策不得人心。前462年,斯巴达因美塞尼亚的希洛人占据伊托美山而向雅典求援。西蒙说服雅典人派出一支军队,但斯巴达人随后将其遣返,这使他和他的支持者在国内颜面扫地。前461年,西蒙被放逐(陶片放逐),流亡十年。陶片放逐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法律刑罚,而是一种将政治上危险的人物逐出城邦的程序,只有在其政敌控制了公民大会之后才有可能实施。前463年的起诉、美塞尼亚事件与陶片放逐这一连串事件,是传统的叙述,主要依据修昔底德的记载。现代学者则争论西蒙的失势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伯里克利与厄菲阿尔特斯所领导的民主派所促成的,这一问题属于前460年代初改革的相关论述。
与厄菲阿尔特斯的改革及对战神山议事会的限制
与厄菲阿尔特斯的合作
伯里克利最早见于记载的政治纲领,是与厄菲阿尔特斯共同推行的。厄菲阿尔特斯是一位民主派政治家,史料将其描绘为公元前460年代初的主要人物。后来的传统把伯里克利看作他的年轻搭档和副手。现代学者对于谁掌握主动权存在分歧:有人认为厄菲阿尔特斯才是这些措施的真正推动者,也有人认为已经享有声望的伯里克利提供了大部分政治分量。围绕厄菲阿尔特斯改革的具体背景,以及这些改革究竟意味着什么,至今仍不清楚。同样,伯里克利与厄菲阿尔特斯各自的角色也不明确。
改革前的战神山议事会
战神山议事会由前任执政官组成,执政官是城邦的最高行政官员。该议事会的权威建立在史料所称的"监护"之上:它监督行政官员,审理政治罪犯,并守护法律。即使在克莱斯提尼改革已将政治体系更广泛地向公民开放之后,这一贵族机构仍在国家中保有持久的地位。执政官由选举产生,实际上仅限于较富裕的阶层担任。亚里士多德以及一些现代历史学家把改革前的这段时期描述为西门主导下一种非正式的"战神山议事会宪制",而这一名称本身也存在争议。
改革及其内容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厄菲阿尔特斯首先通过起诉个别战神山议事会成员的贪污罪行来攻击该议事会,这种做法逐案削弱了该机构的声望。随后的立法则把议事会的大部分政治职能转移到了其他机构。公元前462/461年,厄菲阿尔特斯提出立法,从根本上改革了战神山议事会,剥夺了其监督行政官员、执行法律和守护宪制的权力,这些权力被重新分配给民众法庭、五百人议事会和公民大会。对官员的审查交给五百人议事会,政治审判则转交给陪审法庭。战神山议事会仅被限于审理杀人案和宗教罪行。一些后世学者认为,该议事会残存的司法职能更像是有限的遗留,而非彻底的废除,改革的确切范围至今仍有争论。
时间与背景
这次改革传统上被定在公元前462/461年,其时间与对外事务相关。公元前462/461年,厄菲阿尔特斯作为伯里克利的支持者,利用保守派政治家西门不在雅典的机会展开行动。西门当时受派前往援助斯巴达,镇压希洛人起义。斯巴达随后遣散了雅典的远征军,这削弱了西门在国内的威望,并使舆论转向厄菲阿尔特斯。亚里士多德把改革置于公元前462年,而普鲁塔克的一个版本则将其与公元前463/462年的塞浦路斯远征联系在一起,现代的编年体系必须在这两种说法之间作出选择。两个年代十分接近,因此二者的差别主要影响的是重建西门倒台前后几年事件顺序的工作。
解读与厄菲阿尔特斯遇刺
古代的批评者并非一致持赞许态度。例如,狄奥多罗斯把这一措施描述为对祖传习俗的破坏,反映了保守贵族的观点。现代历史学家常把这次改革视为所谓"激进民主"的开端,不过这一说法也被质疑为过度简化。厄菲阿尔特斯因推翻精英主义的战神山议事会而遇刺,此后其副手伯里克利挺身而出。厄菲阿尔特斯的死因与凶手至今仍不明朗,他的去世使伯里克利成为民主派的主要领袖。普鲁塔克认为,伯里克利在民众中的声望使他得以领导一个成功对抗战神山议事会的政党,这一说法把个人威望而非正式官职视为其崛起的关键。
民主制度的扩展
伯里克利掌权期间,雅典民主制度的实际覆盖面有所扩大,同时也通过一项法律收窄了公民群体的界定。前一类中影响最大的,是陪审服务开始领取报酬。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把陪审法庭的有偿职务归功于伯里克利,认为这是对抗西蒙财富优势的一项迎合民众的举措。同一记载还将这一决定与奥亚的达莫尼德斯的建议联系起来,并称后来有人批评这一措施降低了陪审团的素质,因为普通民众比出身较好的人更乐于主动参与陪审员的遴选。
报酬的标准并不确定。一些资料认为最初的数额是每日两奥博尔,另一些学者则根据阿里斯托芬《骑士》中的一个笑话,主张最初的报酬是一奥博尔,并认为到约前421年时已提高到三奥博尔。不过,其目的的描述是一致的:这笔报酬旨在让经济条件有限的人能够担任陪审员,而不必因此损失一天的工资。陪审员领取报酬,是为了避免较贫穷的公民因需要工作而被排除在陪审团之外。学者还指出,这笔报酬是更广泛的国家支付体系的一部分,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使普通公民无需依赖富有的庇护人,也能参与公共生活。在厄菲阿尔特和伯里克利时期,法庭本身也得到扩展,陪审员成为主要的裁决者,而执政官则主要负责主持审理。
前451/450年的法律则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前451年或前450年,伯里克利提出一项法律,规定只有父母双方都是雅典人的人才能获得雅典公民身份。在此之前,子女只需父亲是雅典人即可取得资格,因此这项法律的效果是把许多混血婚姻所生的子女排除在政治共同体之外。古代的解释各不相同。《雅典政制》所载的一种说法认为,该法是因公民人数过多而通过的,并将这一措施与埃及国王赠送的四万麦地姆诺伊谷物联系起来,这些谷物需要分配给公民。相比之下,普鲁塔克则把此法描述为伯里克利在失去合法儿子之后自行放宽的规定,这使他与阿斯帕西娅所生的儿子得以被承认。现代历史学家对其动机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没有任何史料说明该提案的背景,甚至不清楚它是否具有追溯效力。另一种观点认为,该法是针对西蒙的政治武器,因为西蒙的母亲是外邦人;而较新的一种解读则认为,该法旨在在遭受重大战争损失之后增强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士气,而并非单纯限制公民权。
在制度层面,民主政治依托三个机构。公民大会是辩论和表决的主要场所,定期召开;一种说法认为其每年大约召开四十次会议。五百人议事会(即布勒)由抽签产生,十个部族各出五十名公民,任期一年。议事会负责拟定公民大会的议程,并监督行政事务。由公民群体中抽选出的大型陪审团裁决法律案件,这些陪审团有时多达数百人。陪审员须年满三十岁,这一年龄门槛高于参加公民大会所需的十八岁。
这一制度的局限相当明显。政治权利只属于人口中的少数。妇女、奴隶和居住在当地的外邦人(即侨民,称为"梅提克")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有一种估计认为,阿提卡的居民中只有约5%至10%能够参与政治,尽管对总人口的估计差异很大。前451/450年的法律使公民群体的边界更为严格,以致即便是在雅典居住已久的家庭,若父母一方为外国人,也可能丧失公民身份。妇女不能担任公职,也不能在公民大会上发言;被奴役的人则完全没有公民地位。陪审服务和公职的报酬扩大了成年男性公民的参与,但并未将选举权扩展到他们之外。
作为将领(strategos)的权威与选举政治
伯里克利的正式权力来自将领之职。雅典的大多数官职通过抽签产生,而将领(strategos)则由选举产生,且将领是雅典人能够连任数届的唯一官职。“将军”(strategos)是雅典民主制中少数通过选举而非抽签产生的职位之一。每年公民大会选出十名将领,其职责包括筹划军事远征、接见其他城邦的使节以及主持外交事务。公民大会上的表决采用举手方式。将领的权力超出了其军事职权范围:由于将领统领陆军和海军,又与五百人议事会(Boule)密切合作,并可以迫使议事会召集公民大会的特别会议,因此他们既能影响内政,也能影响外交政策。
伯里克利从来不只是十名将领之一,这一职位对他而言主要是一个讲台。将领可以就其认为重要的问题向公民大会发言,并争取支持自己的提案。从公元前454年到前429年间,伯里克利多次当选将领,但并非每年都当选。许多记载认为,他近乎连续的任期始于公元前443年:从那一年起,他几乎不间断地担任此职,直到公元前429年去世。因此,他的权威依赖于反复连任,而非任何固定的特权。根据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说法,他的地位既源于其连续当选将领的身份,也源于他的声望,而这种声望建立在他明显的才智和不受贿赂的品格之上。
修昔底德对伯里克利领导方式的记述是古代最主要的史料。在他的描述中,伯里克利的地位、能力以及公认的正直,使他能够独立地驾驭民众,是他带领民众,而不是被民众牵着走。由于他并未以不正当手段谋求权力,因此无需讨好群众,甚至在民众犯错时还能反对他们。修昔底德说,雅典名义上是民主政体,实际上却由其第一公民统治。同样的独立性也招致了敌意。反对者不满他的演说才能、家族财富以及政治上的成功。他矜持的举止也被敌人解读为傲慢与自大。正式官职、个人声望与演说能力的结合,造成了其地位核心的紧张关系:他的权威依赖于不断说服一个拥有主权的公民大会,而该大会随时都可能否决他。
有组织的主要反对力量来自梅莱西亚斯之子修昔底德。他是贵族,通过婚姻与客蒙家族相连。客蒙去世后,他接替客蒙成为伯里克利最主要的保守派反对者,据说他尤其反对建筑计划,并在公民大会中把支持者组织成一个集团。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伯里克利提出自费支付所有建筑费用,条件是这些建筑都归他个人所有,而不属于雅典城邦。民众赞赏他的姿态,修昔底德则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失败;一些现代学者怀疑这一记载的细节。修昔底德于约公元前443年被陶片放逐,有时该年份也被写作前442年。修昔底德因此流亡十年,使伯里克利无人挑战。修昔底德被放逐之后,伯里克利在国内几乎没有反对势力。陶片放逐被用作将政治对手逐出政坛的手段,其结果是,此后的政治领导层中再无能与之抗衡的力量。
这一事件表明,尽管在这一时期伯里克利的地位很少受到挑战,但他的地位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公民大会的持续同意。修昔底德后来评论那些继任者,他们为了维持自身权力必须迎合民众,这些评论常被解读为与伯里克利的执政记录形成的隐含对照。虽然雅典民主制从未赋予行政官员过多的权力,但公民大会却给了伯里克利他想要的一切。这种安排究竟是一种稳定的民主制度,还是一种只能靠其个人声望维持的个人权威,古今读者对此看法不一。
提洛同盟与雅典帝国
提洛同盟成立于公元前478年,其目的是把东希腊城邦从波斯统治下解放出来。同盟的宗旨具有防御性质:在波希战争之后,各成员希望阻止波斯再度返回爱琴海。盟友可以提供战舰和船员,也可以向共同基金缴纳一笔款项。这一安排大概建立在平等原则之上,因为每个城邦在提洛岛召开的会议上可能都拥有平等的表决权。然而,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雅典逐步把这种自愿结合的结构转变为等级制度。一些盟友沦为缴纳贡金的附属者,到公元前5世纪中叶,同盟实际上已经成为雅典帝国。
这一转变的早期阶段体现在一系列事件中。约公元前467年,纳克索斯试图退出同盟,雅典便围困该岛,拆毁其城墙,并迫使其继续缴纳贡金。公元前465年,塔索斯发动叛乱,起因是色雷斯的贸易与采矿权之争,同样在经过长时间围城后被镇压。这些事件表明,在雅典的主导下,加入同盟已变成一种强制性义务。
金库的位置变化是这一过程中的关键一步。金库原本保存在提洛岛上,该岛是被视为中立之地的阿波罗圣岛。公元前454年或454/453年,金库被迁往雅典,具体日期至今仍有争议。资金一旦进入雅典城,便由雅典官员掌控;金库由雅典的财务官管理,即十位希腊财务官(Hellenotamiae)。古人为迁移所做的辩解是出于保护。伯里克利为动用同盟资金辩护,理由是雅典为所有成员提供了保护。贡金本身的摊派规模也很大。最初的总额定为460塔兰特,传统上归于阿里斯蒂德名下,此后在本世纪内大幅上涨。公元前442/441年的《雅典贡金表》陈列在卫城上,记录了每个同盟成员所缴贡金的六十分之一,作为献给雅典娜的供品。
金钱和船只被用于直接服务雅典的目的。贡金资助了包括帕特农神庙在内的雄心勃勃的建筑工程,并为雅典国家日益增长的实力提供资金。雅典海军依靠同盟的资源维持,而那些曾经自备舰队的盟友,逐渐被迫改为缴纳现金。开俄斯、莱斯博斯和萨摩斯是少数仍继续自备舰队的城邦。
控制是通过威胁、驻军和惩罚性安排相结合的方式实现的。最明显的例子是公元前440—439年的萨摩斯叛乱。冲突起因于雅典干预萨摩斯与米利都之间的争端。萨摩斯人拒绝停止攻击后,雅典轻易地推翻了萨摩斯的寡头政府,并在城中驻军,但寡头派很快在波斯的支持下重新掌权。由伯里克利率领的更大规模雅典舰队返回围攻该岛。围城持续了9个月,最终萨摩斯人投降,拆除了城墙,将政府改为民主制,交出了舰队,并同意在26年内向雅典支付1300塔兰特的战争赔款。这一安排清楚地表明了雅典的态度,帝国其他地区的叛乱也随之很快平息。
历史学家对如何定性这个帝国存在分歧。一种观点强调安全:同盟建立是为了保卫爱琴海,雅典可以主张它以提供保护换取盟友的供款。第二种观点强调财政与强制。在这种解读中,从自愿捐献到强制缴纳的转变是核心,萨摩斯的赔款与金库的被迫迁移被视为盟邦丧失自主权的标志。第三种视角将帝国看作对附属盟邦的一种统治形式,其中财政榨取、法律干预与军事武力密不可分。这场争论仍在继续,部分原因在于现存史料并不均衡。修昔底德等古代作者给出的数字有时与铭文不相吻合,贡金的规模也难以确定。因此,现代学者对于雅典人从一开始就有意建立帝国的程度,以及帝国是否主要是在一连串对危机的回应中逐步发展起来的,看法并不一致。
对外政策与对斯巴达的战争
伯里克利的对外政策受到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竞争关系的塑造。到公元前460年代,两者之间已发展为公开冲突。雅典依靠海上力量,而斯巴达的优势在陆地。在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60—前445年)中,雅典与科林斯、埃吉纳及其盟友作战。埃吉纳被围困,被迫向雅典纳贡,雅典舰队也袭扰伯罗奔尼撒半岛沿海。公元前454年,伯里克利亲自率领一支海军远征科林斯湾。雅典能够夺取并守住岛屿和沿海城镇,但在陆地上难以巩固战果。公元前457年,在坦纳格拉,一支由斯巴达率领的军队击败了雅典军队,这一结果使斯巴达没有立即进军雅典。
决定性的挫折发生在公元前447—前446年,当时多个附属邦同时起事。雅典在维奥蒂亚的势力瓦解,优卑亚叛乱,麦加拉脱离了雅典的控制。麦加拉的丧失打开了通往阿提卡的通道。公元前446年,斯巴达国王普莱斯托阿纳克斯率军进入阿提卡,这是大约十二年来的第一次此类入侵。伯里克利率军渡往优卑亚,镇压了当地的叛乱,随后返回阿提卡。一些古代史料称他贿赂了斯巴达国王使其撤军,但这一说法依据的是带有敌意或未经证实的记载,无法得到证实。此后不久,雅典便议和了。
三十年和约及其局限
公元前446—前445年冬天达成的《三十年和约》(三十年和约)承认了双方的势力范围:斯巴达控制伯罗奔尼撒和陆地,雅典则保有其海上帝国。雅典放弃了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属地,包括麦加拉的港口,麦加拉重新加入伯罗奔尼撒同盟。埃吉纳作为享有自治权的纳贡城邦留在提洛同盟中,雅典则保留了其在爱琴海上的所得。连接城市与比雷埃夫斯港的长墙得到加固,以保护通往港口的道路。
这一和约很脆弱。其条款对盟友和殖民地的归属留下了争议空间,而雅典多次采取的行动被科林斯及其盟友视为违约。公元前440年,提洛同盟成员萨摩斯发动叛乱,伯里克利于公元前440—前439年率领雅典舰队将其镇压。公元前433年,雅典通过与科基拉结成防御同盟,介入了科基拉与科林斯之间的争端。同时代人和后世作者都指出,这一结盟符合条约的字面含义,却违背了其精神。随后,雅典对麦加拉实施贸易制裁,并于公元前432年进攻科林斯的殖民地波提戴亚。斯巴达认定雅典违反了和约,战争于公元前431年爆发。
海上行动与爱琴海帝国
伯里克利的海军政策旨在使爱琴海及其海路处于雅典的控制之下。雅典舰队保护来自黑海的粮食供应,支持盟友,并袭扰斯巴达盟友的海岸。提洛同盟的贡金为雅典维持这些兵力提供了资源,而纳贡则以武力相威胁来保证执行。伯里克利利用舰队镇压盟邦叛乱,其中以萨摩斯最为明显,这表明海上力量与帝国控制是如何相互联系的。
史学争论
历史学家对伯里克利的长远判断存在分歧。修昔底德笔下的伯里克利,在公元前432年坚决主张抵抗斯巴达的要求,拒绝最后通牒并提议改由仲裁解决;他还被描绘成一位预期雅典的海上力量能够经受住斯巴达陆上战役考验的领袖。一些学者将此解读为一种有意的威慑与消耗战略,并接受了战争的风险;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伯里克利是在回应来自盟友以及雅典商业和帝国利益的压力。另一个问题是他究竟是否想要战争,还是希望在避免决战的同时巩固雅典的海上力量。由于修昔底德本人是有自身立场的雅典将领,而他记录的伯里克利演说也属于重构,因此,对于这些对抗决策是否明智,学界的判断至今仍有争议。
卫城建筑计划与帕特农神庙
伯里克利公共工程最显眼的成果是重建卫城。卫城是岩石山丘,上面有雅典最古老的圣所。公元前480年,波斯军队攻占雅典,山上的大部分建筑被毁。卫城在公元前480年遭波斯破坏后得以重建,伯里克利主持了一项大型建筑计划,其中包括帕特农神庙、山门、厄瑞克忒翁神庙和雅典娜胜利神庙。关于该计划的起始时间,各家说法不一。一种重建观点认为工程始于公元前447年,由伯里克利发起,菲狄亚斯监工,资金来自提洛同盟战争金库的结余。其他记载则将开工时间定在公元前450年前后。在伯里克利最初下达委托之后,山顶的工程又持续了几十年,直到公元前5世纪末才完工。
帕特农神庙
帕特农神庙是整个计划的核心,它是为城市的守护女神处女神雅典娜而建的神庙。帕特农神庙既要成为雅典娜的主要圣所,也要作为提洛同盟的金库,这表明它的宗教功能和储存帝国资金的功能是一并规划的。帕特农神庙的工程于公元前447年开始,由建筑师伊克提诺和卡利克拉特负责,雕塑家菲狄亚斯监督。建筑于公元前438年前后完工,同年,菲狄亚斯为神庙内殿制作的巨大金象牙雅典娜像举行了奉献仪式。神庙外部装饰的工作一直持续到公元前432年。
这座神庙融合了多种建筑形式。它采用多立克柱式,但也包括爱奥尼亚式的建筑特征,例如连续的饰带浮雕。关于分工,也值得注意:据称雕塑家菲狄亚斯负责设计和构思神庙的装饰浮雕与雕像,而建筑师则负责建筑的形制与布局。现代学者通常认为,这种分工是此类规模纪念建筑的正常安排,但古代文献对各自具体职责的记载十分有限。
其他建筑及其公共功能
山门是通往圣域的宏伟大门,建于公元前437年至公元前432年之间。据普鲁塔克记载,其建筑师是穆涅西克莱斯,他也是厄瑞克忒翁神庙的建筑师。这座大门控制着通往山顶的通道,同时也使圣地在访客眼中显得更加壮观,因为山门标示出城市与圣所之间的界线。一方面,它突出了卫城的非凡之处;另一方面,它也有助于阻挡闲人进入。
厄瑞克忒翁神庙开工较晚。卫城上这组宏伟神庙群的最后一座,是厄瑞克忒翁神庙,它于公元前421年在所谓的尼基阿斯和约期间开工。该神庙采用爱奥尼亚式,供奉波利亚斯的雅典娜和波塞冬-厄瑞克透斯,位于山丘上与两位神明争夺城市庇护权的神话相关的圣地部分。雅典娜胜利神庙是一座纪念胜利的小型神庙,也属于这一计划。由于厄瑞克忒翁神庙和胜利神庙都是在伯里克利去世后才完工的,它们表明这一计划在其他领导人手中继续推进,体现的是更广泛的城邦意愿,而非某一个人的个人工程。
这些建筑同时承担多种用途。它们向雅典娜致敬,重建了被波斯人摧毁的圣所,并向希腊人和访客展示了雅典的繁荣与实力。古代作家还把这项建筑工程与就业联系起来。普鲁塔克在事件发生数百年后写道,该计划为大量工匠和劳工提供了工作,因此它既服务于宗教与城邦目标,也回应了经济上的需要。
资金来源与挪用指控
帕特农神庙的造价通常估计为约469阿提卡塔兰特银,但也有一些资料给出470塔兰特。这项工程由提洛同盟的金库出资,突显了雅典在希腊城邦中的领导地位。帕特农神庙的建造使用了提洛同盟金库的资金,而该金库原本是用于抵御波斯的。公元前454年,金库被迁至雅典,这使得这些资金更便于雅典政府调用。一份已知的法令见于对德摩斯梯尼演说《驳安德罗提翁》的评注,该评注保存于约公元100年的一份纸草上,法令规定帕特农神庙和山门的费用由同盟金库支付。
在古代,盟邦资金被用于雅典自身目的,这一做法就已存在争议。保守派贵族政治家、梅利西亚之子修昔底德指责将同盟金库转移到雅典,并指责用这些钱来奢华地装点雅典城。据普鲁塔克记载,伯里克利回应说,这笔开支是对所提供服务的合理回报,并表示如果民众愿意,他可以用自己的财产支付这笔费用,条件是奉献铭文上要刻上他的名字。
挪用公款的指控并未因证据而得到定论。据普鲁塔克记载,挪用公款实际上并未被证实,因为雕像所用的黄金从一开始就经菲狄亚斯依伯里克利的明智建议进行加工和安装,因此全部黄金都可以被取下并称重。此事还牵连到菲狄亚斯本人。完成处女神雅典娜像之后,菲狄亚斯被控挪用公款,具体而言,他被指控克扣本应用于雕像的黄金并将多余部分据为己有。这一指控似乎带有政治动机,是他与伯里克利的友谊所致,而伯里克利在雅典树敌众多。伯里克利本人在职业生涯后期也曾因挪用公款受审,被判有罪并遭罚款,但他很快又再度当选为将军。
这些指控的古代证据并不统一。普鲁塔克写作时距事件约五个世纪,并依据了更早的材料,而该计划存留下来的财务记录也残缺不全。因此,这些指控无法被完整核实,现代史学家对于使用同盟资金在多大程度上构成滥用、又在多大程度上属于当时被接受的做法,看法并不一致。
葬礼演说与雅典的自我形象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一个冬天结束时,雅典照例为阵亡者举行国葬,伯里克利被选中在葬礼上致辞。阵亡将士由国家出资平等安葬,演说者的任务是通过葬礼演说缅怀当年在战场上牺牲的雅典人,同样由国家承担葬礼费用。留存至今的演说文本出自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二卷。仪式通常被认为在雅典的克拉梅伊科斯公墓举行,时间为公元前431至430年冬(日期:公元前431—430年冬;地点:雅典克拉梅伊科斯)。
演说的论点是,阵亡者值得赞颂,主要因为他们为一座值得保卫的城邦而死。伯里克利将雅典的政体描述为民主制,因为权力不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是属于全体公民。公共生活中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人生活则保持自由;演说提到,雅典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同时又同样愿意面对任何正当的危险。雅典还主张自身独特的政治认同,不照搬邻邦的制度,反而成为其他城邦的榜样(“我们的政体并不模仿邻邦的法律;我们更像是别人的榜样,而不是自己去模仿别人。”)。演说的高潮把雅典称为“希腊的学校”,声称雅典人应对各种紧急情况时所展现的应变能力是其他民族无法比拟的。除政治之外,演说还赞美雅典人热爱美而不奢华、修习心智而不失刚健的风尚;城市被描绘为热爱美的城市,这既是对雅典的赞美,也是士兵们为之捐躯的原因。
关于文本的学术质疑
修昔底德在著作开篇便说明,书中的演说旨在再现讲话的大体意思以及当时情势所需,而非逐字的实录。尽管修昔底德以第一人称记录演说,仿佛是伯里克利原话的逐字记录,但他对演说进行过编辑这一点几乎没有疑问。因此,学者通常将两个问题区分开来:伯里克利是否在此次仪式上发表了演说,以及修昔底德的版本与他的原话究竟有多接近。前一个问题大体已被接受,但对于修昔底德的记录与伯里克利实际演说的相似程度,学界并无共识。有人认为,这篇演说主要是修昔底德的创作,只是其中保留了伯里克利的一些说话习惯;另一些人(如尼科尔·洛拉克斯)则认为,它是修昔底德重构或重新撰写的文本,但与伯里克利的论点紧密相连。另外,已知伯里克利在公元前440年萨摩斯战争之后还发表过另一篇葬礼演说,修昔底德的版本中可能同时包含两篇演说的内容。
学者对演说的目的也有不同解读。一种观点认为,它是对质疑战争初期成效之人的回应,整篇演说的大意是针对那些可能嘲笑第一年微薄战果的人。另一种较为批判的解读则着重于演说刻意回避的内容。其理想化的团结图景略去了内部争端,也略去了对妇女、奴隶和外邦人的排斥,以及雅典社会中因财富而产生的紧张关系。修昔底德更广阔的叙述记录了内乱与腐败,被视为与演说的理想化形成对照。因此,这篇演说既可以被看作对公民价值观的真诚陈述,也可以被看作一种有效的说服工具。
后世影响
这篇演说成为最常被仿效的公众哀悼范本之一。十九世纪,尤其是在英国历史学家乔治·格罗特及其好友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影响下,民主被视为一件好事,伯里克利的演说也因此成为对民主最有力的颂扬。在美国,爱德华·埃弗雷特在1863年的葛底斯堡演说开头,描述了雅典的这一仪式,并将其与为北方联邦阵亡者举行的仪式进行比较。亚伯拉罕·林肯是否直接借鉴了伯里克利,至今不能确定,两者的相似主要体现在形式上:两篇演说都缅怀阵亡者,赞颂他们为之牺牲的共同体,并号召生者延续他们的事业。雅典发明了公共颂词这一观点同样影响深远;洛拉克斯认为,葬礼演说发明了雅典,正如雅典发明了葬礼演说。这篇演说在有关公民纪念与爱国主义的讨论中持续被引用,其原因正在于它将民主的自我形象与对牺牲的理想化叙述结合在一起。后世作家也不断将其改编,以适应各自的民主制度和文化传统。
阿斯帕西娅、家庭与私人生活
伯里克利的私人生活主要见于零散且常带敌意的记载。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是他的伴侣阿斯帕西娅。她来自爱奥尼亚城邦米利都,作为外邦人(metic)住在雅典,与伯里克利是伴侣关系而非合法妻子。关于两人关系开始的时间,史料说法不一:有的认为她大约在公元前445年来到雅典,有的则认为两人在公元前452年至前441年之间开始交往。关于她的生卒年,无可靠记载,也没有任何她本人的著作流传下来。伯里克利曾支持通过的公民法禁止非公民与公民缔结合法婚姻,因此这段结合在法律上没有地位。
伯里克利早先与一位近亲的婚姻生育了两个合法儿子,即克珊提普斯和帕拉卢斯。这段婚姻大约在公元前445年解除,前妻又另嫁他人。两个儿子都在公元前429年的瘟疫中去世,伯里克利本人也在不久之后去世。除此之外,关于他们的生平记载很少。后世的轶事把克珊提普斯描绘成批评父亲行为和财政问题的人,但这些故事写成于事件发生许久之后,无法核实。
古代传说中的阿斯帕西娅
阿斯帕西娅的名声很大程度上是由她的敌人和文学上的戏谑塑造的。阿里斯托芬在《阿卡奈人》(公元前425年)中,把促成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麦加拉法令归咎于据说从阿斯帕西娅家中被劫走的妓女,其他喜剧诗人也对她多有攻击。普鲁塔克重复了她经营妓院的说法,现代学者认为这一说法源自喜剧,而非可靠的记录。喜剧作家还把伯里克利描绘成受某位类似欧芬勒的女子摆布的赫拉克勒斯,由此可见她的存在如何被用来嘲弄他。
哲学家的论述则更为矛盾。在柏拉图的《美涅克塞诺斯》中,苏格拉底声称自己曾向阿斯帕西娅学习修辞,并说伯里克利名下的阵亡者葬礼演说是她所作。多数读者把这篇对话视为讽刺作品,其讽刺的矛头同时指向阿斯帕西娅和伯里克利,并不能当作传记式的记录。苏格拉底的两位学生,埃斯基涅斯和安提斯泰尼,也都写过名为《阿斯帕西娅》的对话,但只有残篇流传。因此,阿斯帕西娅塑造了伯里克利修辞风格的说法,所依据的是文学证据,而非文献证据。
公民权与阿斯帕西娅所生之子
公元前451/450年的公民法要求父母双方都必须是雅典公民,这把伯里克利与阿斯帕西娅所生的儿子排除在外。这个儿子名为小伯里克利,大约出生于公元前440年代。传统的说法认为,瘟疫夺走了他两个合法儿子的性命后,伯里克利请求公民大会为此破例,这个男孩因此作为特例获得公民权。埃德温·卡拉万则认为,法律在公元前430/429年曾被修订,允许在没有合法继承人存活时,父亲收养非婚生子,而这一修改后来被掩盖,随后又被撤销。两种说法的分歧在于,此举究竟是一次性的特权,还是一般性的规则。小伯里克利后来担任将军,在公元前406年阿吉纽赛战役之后被处决。
证据的局限
修昔底德是这一时期最具权威性的史料,但他几乎没有提及伯里克利的家庭生活,也没有提到阿斯帕西娅,因此我们对此的大部分了解都来自喜剧、讽刺作品和柏拉图的对话。普鲁塔克写作时已在数百年之后,其材料多依据更早的资料,往往带有轶事性质,有时甚至是传说。因此,读者需要把伯里克利家庭中可以核实的事实(婚姻、儿子、瘟疫中的死亡以及公民权安排)与围绕阿斯帕西娅编织的故事区分开来。阿斯帕西娅在文学中的流传远比她有文献记载的一生要广泛得多。
战争爆发与防御战略
前431年爆发的战争是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长期冲突。雅典是提洛同盟的领袖,斯巴达则是伯罗奔尼撒同盟的领袖。战争的直接起因,是雅典对斯巴达盟友麦加拉采取的措施,以及雅典对叛离的科林斯殖民地波提狄亚施加的压力。斯巴达要求雅典撤销这些措施,但雅典公民大会在伯里克利的建议下拒绝了。不过,第一场大规模的战斗实际上源于底比斯对雅典盟友普拉塔亚的进攻。同年,斯巴达国王阿基达穆斯二世率领伯罗奔尼撒军队进入阿提卡。
斯巴达的战略建立在其陆上优势之上。它的军队每年都会进入阿提卡,焚烧庄稼,砍伐橄榄树和葡萄树,希望借此引发一场决定性的重装步兵会战,或迫使雅典谈判。在前431年至前425年间,斯巴达军队共五次进入阿提卡。阿基达穆斯的这场军事行动为战争的第一阶段命名,即阿基达穆斯战争,该阶段一直持续到前421年。
伯里克利的应对策略是:放弃乡村,以换取对海洋的控制。乡村居民被迁入城内。城市通过长墙与比雷埃夫斯港相连,使城市人口能够经由海路获得粮食。牲畜则被送往优卑亚岛。伯里克利拒绝与斯巴达军队进行正面会战,而雅典舰队则袭击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沿海地区,骑兵的出击则用来骚扰斯巴达的觅食部队并维持士气。因此,这一策略兼具城防、海上补给和有限的进攻行动。其逻辑在于:雅典能够支撑长期战争,因为其财政收入、帝国的贡赋以及对海洋的控制,足以超过斯巴达维持野战军的能力。
这一策略也引发了严重的矛盾。修昔底德记载,许多在乡村出生和长大的雅典人,对被迫抛弃家园和祖产心怀不满,他们能从城墙上望见自家农田升起的浓烟。那些失去财产的人愤怒地指责伯里克利,他被普遍认为应对避免会战的决策负责。城市人口过度拥挤也带来了经济压力和卫生问题,而前430年爆发的瘟疫更使这一策略的代价无法被忽视。伯里克利当年被罢免将军职务并遭到罚款,这一事件表明,在压力之下,公民大会对他的计划的支持已大为削弱,不过本词条后文将讲述他重新掌权的经过。
古今史家对这一策略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价。修昔底德将其描述为连贯而明智的策略,并认为伯里克利预期雅典在金钱和人力上的更大资源,将使其在消耗战中获胜。一些现代学者接受了这一解读,认为斯巴达的入侵无法对一个能够从海上进口粮食的城市构成严重威胁,而雅典的海上优势又使斯巴达的策略自我挫败。另一些学者则质疑斯巴达的袭掠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损害了雅典经济,因为该城是经由海路获得补给的。另一项批评则针对战略目标本身的模糊性。用来描述雅典目标的希腊词语,既可以指胜利,也可以指生存,而这一策略似乎更适合于忍耐而非击败斯巴达。它的成功依赖于雅典人的纪律,也依赖于瘟疫等灾难的缺席;后来斯巴达占领狄西里亚以及在西西里的失败,则显示了这一方略的脆弱。因此,历史学家至今仍在争论:这一策略究竟在原则上是否合理,在执行上是否存在缺陷,还是仅仅作为避免失败的手段才算得上合理。
公元前429年的瘟疫与逝世
后来被称为雅典瘟疫的这场流行病于公元前430年传入这座城市,当时正值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二年。据信,疫病是经由比雷埃夫斯传入雅典的。比雷埃夫斯是城市的港口,也是唯一的粮食和物资来源。伯里克利的战略已经把人口聚集在一起,疾病便在这样的人群中蔓延。他的策略是,在夏季斯巴达人蹂躏阿提卡期间,把阿提卡全体居民安置在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的城墙之内,以及连接两城的长墙之内。结果,两座城市都极度拥挤。死亡人数并不确定。一个被广泛引用的估计是75,000至100,000人,约占人口的25%;其他估计则认为城市居民的损失在25%至33%之间。另有记载认为,死者中有三万多名公民、水手和士兵,这些数字无法相互确证。
修昔底德亲身染病后幸存,是这一事件的主要见证人。他描述这种疾病始于头部,患者眼睛灼痛、喉咙肿胀、发热。病情发展时,症状包括剧烈咳嗽、呕吐、极度口渴以及体表溃疡。他的叙述同样关注社会的崩溃:人们不再埋葬死者,也放弃了宗教习俗,绝望与无法无天的风气在城中蔓延。修昔底德还指出,医生此前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
现代学者对这种疾病究竟是什么并无共识。学界提出的可能诊断超过30种,包括腺鼠疫、流行性斑疹伤寒、麻疹、伤寒和天花等。在较早的文献中,主要有两种诊断占据主导:天花和斑疹伤寒。后来有人对修昔底德所描述的皮疹作出解读,认为他所说的青紫色、从头部向下蔓延的皮疹与麻疹相符,却与伤寒典型的淡玫瑰色斑疹,以及天花或腺鼠疫的特征不符。考古证据则较为晚近。2001年,人们发现了一座属于瘟疫年代的集体墓穴。研究者从3具骸骨中提取出古代伤寒沙门氏菌(Salmonella enterica serovar Typhi)的DNA。2006年依据这些材料发表的研究存在争议,批评者认为所获得的序列并不能证明伤寒是瘟疫的病因。疫情的进程同样难以厘清。疫情分为两大波:第一波发生在公元前430至前429年,造成大量死亡,伯里克利也在其中;第二波发生在公元前427年。修昔底德后来给出的军队损失数字为:重装步兵(公民兵)4,400人,骑兵300人,另有人数不详的普通民众。
伯里克利的家庭同样遭受重创。他的次子帕拉卢斯也染病身亡,这一悲剧最终打破了伯里克利传说中的克制。公元前429年秋,伯里克利本人也死于这场瘟疫。他的长子、合法嫡子克桑西普斯同样死于此次流行病,使伯里克利失去了他原本指望的家族继承人。因此,伯里克利于公元前429年的逝世,是在他的合法儿子于短时间内相继离世之后发生的。
政治后果随即显现。公元前429年春,斯巴达人再次入侵阿提卡,又一次毁坏田地,舆论开始转而反对伯里克利。雅典人认为,两年来田地无法耕种是他的过错,城市人口拥挤到足以让瘟疫蔓延,也应归咎于他。修昔底德记录了伯里克利的最后一篇演说,其中他为自己辩护,回应民众的愤怒。伯里克利去世后,指引雅典度过战争的领导者已不复存在,公民大会陷入派系纷争。在伯里克利死后影响力上升的人物之一是克利昂,他推行更具对抗性的政策。
政治审判与晚年
公元前430年的罢免与罚款
到公元前430年,将乡村人口撤入雅典城墙之内的策略已经带来了困苦,而斯巴达人的入侵也未能遏制。伯里克利的应对是派出一支大规模舰队进攻埃皮达鲁斯。这次行动基本无效,只是沿海掠夺并洗劫了一座小城。此时雅典舰队尚未赢得任何胜利,伯里克利因此被罢免职务并遭罚款。修昔底德为伯里克利安排了一篇冗长的辩护演说,但尽管有这篇演说,民众还是一度摆脱了他的影响,罢免并罚了他的款。当时最突出的不满在于缺乏明显的成功,没有任何显著的胜利可以抵消战争带来的种种苦难。瘟疫在人口过度拥挤的城市中夺去了大量居民的生命,这进一步加深了民众的怨愤。古代文献对罚款的数额记载并不一致,各种史料一致的只是罚款确实被施加了。
公元前429年的再次当选与去世
局势很快出现逆转。公民大会中找不到能与他地位相当的替代领袖,在找不到人选的情况下,民众很快又重新选举了他。普鲁塔克的记载(伊朗学研究百科全书在论述这一时期时即采用了此说法)补充道,在陶片放逐了美勒西亚之子修昔底德之后,伯里克利大约十五年间每年都被选为将军,因此这次重新当选符合他长期以来每年都获得信任的模式。他很快再次当选,但在公元前429年秋去世之前,并未提出任何新的举措。当年他因瘟疫去世,在此之前,他的两个合法子嗣也死于同一场疫病。
对其亲信的指控:菲狄亚斯
对伯里克利的攻击也指向了他身边的人。雕塑家菲狄亚斯是最突出的例子,他主持了卫城上的大部分艺术工程。在完成雅典娜·帕特农神像后,菲狄亚斯被指控贪污。具体而言,他被控在神像所用的黄金上做了手脚,少用了本应用于雕像的金子,并将余下的部分据为己有。辩护的关键在于神像本身的构造:帕特农神像上的黄金是可拆卸的,价值为44塔兰特。据说菲狄亚斯在法庭上当众称量了可拆卸的黄金,从而洗清了贪污的指控。随后,他的反对者转而以亵渎神明为由提出指控,声称他在雅典娜的盾牌上雕刻了自己和伯里克利的肖像,作为图中人物的一部分。据一项现代概述,这一亵渎神明的指控似乎属实,不过关于此后发生的事,各种记载说法不一。普鲁塔克记载菲狄亚斯被囚禁并死于狱中。另有人认为他流亡国外,之后在奥林匹亚创作了宙斯像。学者们认为他死于狱中的说法存疑,他晚年的时间顺序也争议很大,古代的证据彼此矛盾。
伯里克利本人也曾遭到财务不端的指控。他的几名同僚被控侵吞公款,伯里克利自己则被指控在公共资金管理上有失当之处。这些指控的历史真实性很难确定。这段记载的史料价值,以及关于针对“伯里克利圈子”指控的传说,都存在争议,而且这一时期的史料大多成书较晚且带有党派立场,因此这些审判更应被视为政治敌意的体现,而不能作为其行为不端的证据。
对晚年的诠释
历史学家对伯里克利的最后几年主要有两种解读。第一种认为公元前429年的重新当选是对伯里克利权威的肯定:尽管民众愤怒,但仍离不开他,他的声望超越了一次失败。第二种则把同样的事件视为衰落的迹象。按照这种观点,罚款和民众支持的流失表明,一旦战局不利,他所建立的政治体制便显得十分脆弱,而他在最后几个月缺乏新的举措也印证了这一点。一些现代学者走得更远,提出伯里克利部分地为了避免国内的起诉而继续维持战争,不过这只是对其战略背后动机的推测,并非史料的直接记载。鉴于这部传记有很大一部分建立在后世的重构之上,他在这些年间的权威程度仍是有待诠释的问题。
古代史料与史学问题
关于伯里克利的几乎所有已知信息,都来自他去世很久之后才写作的作者。每位作者刻画这一形象的方式各不相同,因此历史学家在使用这些材料时,会结合每位作者的立场、体裁和写作年代加以权衡,而不是把它们照单全收。
修昔底德
修昔底德是最重要的证人。他在战争期间担任雅典将军,因此亲自听过他所记述的部分演说。正因为他本人是战争期间的雅典将军,他听过其中一些演说。对于其他演说,他依赖目击者的叙述,而他的写作方法本身也给编辑加工留下了空间。他声明,书中的演说并非逐字实录,而是按照每种场合的需要加以重构,因此归于伯里克利名下的话语,至少有一部分出自修昔底德自己的笔下。作者告诉读者,他在《历史》中记录的演说并非逐字记录,而是尽可能接近各种场合所要求的内容,并符合其精神。
他笔下的伯里克利形象同样经过了他本人判断的过滤。修昔底德把伯里克利描写为那个时代的首要人物,在言论和行动上都拥有最大的影响力,但现代读者对他如何看待这种影响力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修昔底德并不认同伯里克利的帝国主义立场,并利用叙事性段落来削弱演说的说服力。修昔底德撰写伯里克利的演说,是为了向读者揭示其性格与观点,并且在演说的前后都以叙事性的例证加以铺陈,这些例证与伯里克利的主张形成对照。另一些研究者则强调修昔底德的敬佩之情,认为伯里克利是一位以雄辩和声望掩盖其所掌握权力的领袖。修昔底德自己的政治生涯,包括公元前424年丢失安菲波利斯后他遭到的流放,常被视为他对雅典领导层保持批判距离的一个原因。
普鲁塔克
普鲁塔克在公元2世纪初撰写了《伯里克利传》,距这位政治家去世约有半个千年。他汇集了早期作家的材料以及轶事传统,因此传记中许多生动的故事可靠性并不确定。其中一则故事涉及一个独角的羊头,占卜师兰蓬(Lampon)将其解释为:权力将落入这个征兆出现在哪一派系的人手中。据说,伯里克利曾从他乡间农庄带来一个独角羊头,占卜师兰蓬看到角从额头正中长得又强壮又结实,便作出了这样的判断。另一则故事记载,伯里克利曾斥责与他同任将军的索福克勒斯,因为索福克勒斯赞美一位英俊的年轻人,伯里克利坚持认为,指挥官的目光同样需要克制。原文相关句子为:有一次,索福克勒斯与他同任将军,同他一起登船,途中遇见一位年轻人,索福克勒斯赞美这位少年的美貌。
普鲁塔克也显示出其史料质量参差不齐。他引用埃福罗斯(Ephorus)的说法,称伯里克利在一次战役中使用了攻城器械,并有工程师阿尔托蒙(Artemon)在场,但这则轶事受到了赫拉克利德斯·蓬蒂库斯(Heraclides Ponticus)的质疑。赫拉克利德斯依据阿那克瑞翁的诗歌反驳了这一说法,诗中提到了这位“携带攻城器械的阿尔托蒙”,而这一时间比萨摩斯战争早了好几个时代。关于伯里克利在社交场合的举止,普鲁塔克引用了基俄斯的悲剧诗人伊翁(Ion of Chios)的看法,而伊翁的评价并不讨好。确实,戏剧诗人伊翁说,伯里克利在社交场合的举止颇为自负、浮夸。史学家通常将这类材料视为后世希腊人如何记忆伯里克利的证据,而非对历史事件的记录。
喜剧作家
旧喜剧提供了关于伯里克利如何被人看待的最直接的同时代证据,但它也最具党派色彩。阿里斯托芬的《阿卡奈人》是现存最早的完整喜剧作品,于公元前425年的勒奈亚节上演,其对战争的讽刺针对的是当时的政治氛围,而非伯里克利本人,因为伯里克利已于公元前429年去世。伯里克利在剧中主要以嘲弄的方式出现:一个角色把这位政治家讽刺为雷神,像奥林匹斯的宙斯一样发出霹雳,并因琐碎的争执挑起战争。原文台词大意为:我们的邻居从我们这里劫走了两个姑娘,而那位了不起的伯里克利,说实话,竟要像奥林匹斯的宙斯那样拿出他的雷电来。至于喜剧主人公狄开俄波利斯是否是伯里克利的伪装肖像,学界至今仍无定论。归于他身上的一些特征,例如早早抵达普尼克斯山、敬重埃斯库罗斯、担心自己的账目、与阿卡奈人为敌,可能被解读为对这位政治家的暗指,而另一些则可能只是喜剧中的常规套路。
后来的作家,包括普鲁塔克在内,记载说喜剧诗人嘲笑过伯里克利的相貌,并编造了关于他的丑闻。他的头部比例失调、过于细长,同时代的喜剧作家称他为“洋葱头”。普鲁塔克还指出,喜剧诗人接过这一说法,并以各种放荡不羁的指控抹黑伯里克利,其中一则传言涉及他与阿斯帕西娅以及雕塑家菲狄亚斯的关系。这类材料属于讽刺文学的惯常手法,作为伯里克利私人行为的证据,其价值十分有限。
柏拉图
柏拉图的对话把伯里克利描写为一位具有思想重要性的人物,但并不把他当作历史学的史料来源。在《高尔吉亚》中,苏格拉底质疑伯里克利是否真的让雅典人变得更好,他认为为公共服务设立的报酬助长了懒散、怯懦和贪婪。在《斐德若》中,伯里克利的修辞能力被归因于他师从阿那克萨戈拉学习自然哲学。在《美涅克塞诺》中,苏格拉底背诵了一篇他声称是阿斯帕西娅所作的葬礼演说,但其中的反讽意味使人很难把它当作伯里克利思想的记录。结果,伯里克利常被刻画为修辞学的老师。这一形象更多地反映了柏拉图对修辞术和民主领导方式的批判,而非这位政治家的实际做法,因为伯里克利没有留下任何著作,而这些对话属于哲学虚构,并非文献档案。
现代诠释与"伯里克利时代"的概念
十九世纪的理想化
现代人心目中作为民主雅典政治家的伯里克利形象,很大程度上是在维多利亚时代塑造的。乔治·格罗特于1846年开始出版他的希腊史,全书共十二卷,为十九世纪的读者提供了一个框架,后来的教科书大多沿用了这一框架。他是第一位高度评价希腊人创立民主制度的历史学家,这一立场使他对雅典的叙述具有了道德上的分量。他为雅典民主所作的辩护,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文化成就。格罗特和其他历史学家通过强调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在思想和艺术上的辉煌成就,为民主制正了名。
有机体的比喻也影响了人们对这一时期的解读。其中一种说法把古风时期的希腊比作一个文明的青少年阶段,而这一文明在公元前5世纪达到成熟。按照这种框架,公元前4世纪的民主制就显得是从伯里克利时代的巅峰上走了下坡路。后来的评论者指出,格罗特拿公元前5世纪来比较,对后期民主的评判过于严苛;卡特利奇认为,这一点在当时许多作者中很具代表性。
批判性的重新评估
从二十世纪中叶起,历史学家的关注点从这一时代的成就转向了其中的统治结构。G. E. M. 德·圣克鲁瓦等学者把雅典帝国分析为一个从附属盟邦那里榨取贡金和劳役的体系,并追问民主制向官员和陪审员支付的薪酬究竟使谁受益。按照这种解读,一个依靠帝国财政维持的政治体制,同时也只限于公民少数群体,将妇女、奴隶和定居外邦人排除在外。葬礼演说中的民主话语与帝国的强制现实之间的反差,此后已成为一个标准的争论焦点。
作为分期的"伯里克利时代"
"伯里克利时代"这一名称定义较为宽松。他领导雅典的时期,大致从公元前461年到前429年,有时被称为"伯里克利时代",但这一名称所指的时段可以早到波斯战争时期,也可以晚到下一个世纪。一些大众读物的划分方式则有所不同,从公元前439年雅典攻占萨摩斯岛,到公元前338年希腊在喀罗尼亚战败,这一跨度包括了马其顿统治的时期。这一名称还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上: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乃至更广阔的希腊世界,是由一位政治家塑造的。之所以称之为伯里克利时代,是因为他的影响不仅限于自己的城邦命运,还波及公元前5世纪乃至他去世之后的整个希腊历史。
这一名称的批评者认为,它掩盖了历史的连续性。使伯里克利式政治成为可能的制度,包括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和对阿瑞俄帕戈斯山议会权力的削弱,都早于他的时代;与他的名字相联系的文化繁荣,也在他之后的领导人手中得以延续。这一名称究竟是有用的分期概念,还是对一个更长过程的误导性简称,在史学史领域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现代争论中的伯里克利
伯里克利至今仍是关于政治领导以及民主政府运作的讨论参照点。他被批评为一个迎合民众低级本能的"民粹主义者",也被指为鼓动与斯巴达开战的好战分子。修昔底德称他为雅典"第一公民",这一说法至今仍被引用,用来讨论领导者如何在没有正式君主权力的情况下施加巨大影响。
历史学家还对史料本身提出质疑。一些学者指出,修昔底德归于伯里克利名下的演说辞充满激情、理想化,与修昔底德本人冷峻、分析性的写作风格并不协调。这一张力直接影响了现代学者对伯里克利作为民主典范的评价。关于雅典及其帝国的争论,常常从他把提洛同盟变成帝国控制体系的作用谈起,并且经常借助他的政治生涯,来检验民主与权力之间关系这些更宏大的问题。
在西方政治与文化传统中的遗产
伯里克利的名字逐渐成为理想化的民主雅典以及公元前五世纪文化繁荣的象征。这种联想很大程度上源于后世读者对史料的理解方式。雅典民主制本身在战败后走向衰落,但伯里克利的影响在人们对这座城市理想的记忆中延续下来,他的形象也更多地代表一种典范,而非政策的史实记录。这一声誉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修昔底德记载的《葬礼演说》之上。该演说在十九世纪的接受史上发生了明显转变:经由英国历史学家乔治·格罗特及其友人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影响,民主被视为一种善治,而伯里克利的演说也成为对民主最有力的颂扬。现代学者对这一解读作出了保留。演说中描述的公民形象是理想化的,而之后发生的事件很快便显露出雅典社会阴暗、不那么光彩的一面。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主要通过普鲁塔克而非修昔底德来传播伯里克利的形象。转折点是1559年阿米奥(贝勒桑修道院院长)的法语译本问世,使《希腊罗马名人传》广为流传。阿米奥的译作本身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蒙田对其十分推崇。在英国,托马斯·诺斯于1579年出版了《希腊罗马名人传》的英译本,但他依据的不是普鲁塔克的希腊原文,而是阿米奥的法译本。这一英文文本为莎士比亚的剧作提供了素材,并成为莎士比亚《科里奥兰纳斯》《尤利乌斯·凯撒》和《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重要史料来源。通过这些渠道,一位欧洲人主要只能从零散叙事中了解的希腊政治家,逐渐成为公共生活中可被辨认的人物,他的演说与领导行为得以被整个欧洲的读者所了解。
启蒙思想家继承了这一古典传统,并使之更加系统化。希腊复兴建筑始于十八世纪中叶,但尤其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蓬勃发展,主要分布于北欧、美国和加拿大,希腊在1821年独立后也大量采用这一风格。该运动借鉴了使雅典为欧洲建筑师所认识的那些史料。其流行的主要原因,一是当时知识界普遍关注古希腊文化,二是通过广泛流传的古代名庙插图和埃尔金大理石雕,人们对希腊艺术的真实面貌有了新的认识。雅典帕特农神庙作为重要纪念建筑的地位日益得到认可,也有助于确立这种希腊式样的主导地位。因此,帕特农神庙成为新古典主义公共建筑的主要范本,不过设计与出资建造者是伯里克利建筑计划中的工匠与执行者,而非伯里克利本人。在美国,斯特里克兰德设计的神庙式建筑受希腊雅典帕特农神庙启发,是美国最早的希腊复兴式建筑之一。这种风格之所以受欢迎,部分是因为希腊复兴式建筑被视为摆脱了教会与贵族的联想,因而与新兴的自由主义政治价值相契合。
伯里克利在政治话语中持续被引用,依托的是《葬礼演说》所树立的公民美德典范:即不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在共同体中并无真正的位置,以及城市的文化成就足以证明其公共牺牲的价值。后世演说家和作家常借鉴这一修辞模板,该演说也常被拿来与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相比较,这一联系至今仍是常见的评论话题。伯里克利还被援引于关于领导者与民众之间应有关系的讨论中。他能够引导议会而不是简单地追随议会,其权威源于声望与理性论证,这使他成为探讨政治家风范的参照人物。与此同时,他也被用于关于帝国权力的批判性讨论中,因为资助其建筑计划的雅典帝国,至今仍是讨论民主与统治如何并存时的标准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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