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是古希腊的主要城邦之一,以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部的欧罗塔斯河谷为中心。其公民共同体统治着拉科尼亚,并曾在数百年间统治邻近的美塞尼亚,因而成为希腊领土面积最大的城邦之一。古代作家常将这个城邦称为拉栖代蒙,将其居民称为拉栖代蒙人,不过这些称呼所涵盖的人口可能不止享有完整公民权的斯巴达人。大约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初,斯巴达在希腊世界享有最令人生畏的军事声誉。
斯巴达社会兼有世袭双王制、权力强大的民选官员、面向男性公民的集体制度,以及以非自由劳动为支撑的农业经济。其著名的公民战士依赖受支配人口的劳动,尤其是黑劳士的劳动。斯巴达曾领导抵抗波斯入侵,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击败雅典,并一度称霸希腊大部分地区,随后失去了军事优势及对美塞尼亚的控制。
人们熟悉的斯巴达形象,是一个始终奉行严苛俭朴生活的战士社会,但这仅反映了其历史的一部分。考古证据表明,早期斯巴达曾是宗教活动、艺术创作和交流的重要中心;相比之下,文献记述描绘的往往是一套理想化的制度,而非始终不变的现实。因此,要理解斯巴达,就必须将其不同时期的制度,与围绕这些制度形成、影响深远的政治文化传奇区分开来。
地理环境、聚落与领土扩张
斯巴达位于欧罗塔斯河的肥沃谷地,西侧是泰格托斯山脉,东侧是帕尔农山脉。周边地区拥有耕地、牧场和木材资源,并可经拉科尼亚南部通往海洋。其主要港口是居提翁。群山并未使斯巴达与外界隔绝,却决定了交通路线的走向,也使斯巴达腹地与邻近地区形成一定的区隔。泰格托斯山脉另一侧是麦西尼亚,那里拥有更广阔的农耕土地;对这一地区的征服成为斯巴达强盛的根基。
与许多希腊城市不同,早期斯巴达并非围绕一个建筑密集、设有防御工事的单一核心形成。它由数个聚落发展而来,通常认为包括皮塔涅、梅索阿、利姆奈和基诺苏拉,后来阿米克莱也被纳入这一政治共同体。由此形成的城邦兼具相对分散的聚落布局和对广阔乡村地区的控制。古典时期的斯巴达没有环绕全城的连续城墙,后世将此视为斯巴达人对本国战士充满信心的象征;不过,随着军事形势变化,斯巴达也修建了永久性防御工事。
早在青铜时代,这一地区就已有人定居,附近墨涅拉翁的宫殿遗址则保留着与英雄时代的联系。在希腊史诗中,墨涅拉俄斯和海伦生活在拉栖代蒙,但不能将他们所处的斯巴达与后来历史上斯巴达国家的制度简单等同。传统叙事将斯巴达的兴起与赫拉克勒斯后裔的归来,以及操多利亚方言人群的迁徙联系起来。考古和语言学证据表明,迈锡尼时代之后,当地的聚落和人口确实发生了变化,但这些证据不足以直接重建传说中的入侵过程。
斯巴达通过战争、谈判和吸纳邻近共同体来扩张。对麦西尼亚的征服通常被认为与两次麦西尼亚战争有关,第一次往往被定于公元前8世纪末,第二次则在公元前7世纪。由于详细记载成文于很久以后,两次战争的确切年代和进程至今仍不确定。公元前7世纪诗人提尔泰奥斯的作品,为当时的冲突、征服以及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尚武价值观提供了较早的证据。麦西尼亚人的抵抗和斯巴达对当地的控制,都是长期延续的过程,而非一次有确凿文献记录的单一事件。
到了公元前6世纪,斯巴达越来越倾向于寻求结盟,而不是吞并每一个战败的邻邦。在早先数次征讨失败后,斯巴达与忒格亚建立的关系促成了一种模式:伯罗奔尼撒的其他国家保留各自的政府,同时接受斯巴达的军事领导。直接统治的领土与盟国之间的这一区别至关重要:拉科尼亚和麦西尼亚支撑着斯巴达内部的社会秩序,而盟国则构成了更广泛的联盟,使斯巴达得以在希腊事务中发挥影响力。
国王、长老、官员与公民
斯巴达的政治体制将权力分配给两位国王、长老会议、每年选出的五名监察官,以及男性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古代观察者认为,这一体制具有非同寻常的持久性,有些人将其理解为君主制、寡头制与民众参与相结合的政体。这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分权制度:各职务的权限相互交叠,个人影响力十分重要,实际权力也随形势而变化。尽管如此,多种机构并存,仍使任何个人都难以不受制约地统治。
两位国王分别出自阿基亚德和欧里庞提德两个世袭王族。他们的传统职责包括统率军队、主持宗教仪式,以及行使某些司法职能。双王制既能维持统治的延续性,形成相互制约,也会引发竞争。在克里奥美尼一世与德马拉托斯两位国王发生争端之后,斯巴达通常不再让两王共同出征。在外统兵的国王可以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但仍须接受审查,并可能遭到起诉、罚款、流放或罢黜。
长老会议由二十八名经选举产生、年满六十岁的长老及两位国王组成,其成员通常终身任职。长老会议为公民大会拟定议事事项,并行使重要的司法权,包括审理重大刑事案件。其权威既体现了年长者的威望,也反映了精英家族的影响力。亚里士多德曾批评其遴选程序的某些方面,以及缺乏定期问责机制的问题。这表明,古人对斯巴达稳定性的赞赏,并不妨碍他们对其提出实质性的批评。
五名监察官任期一年,拥有广泛的监督权。他们处理公共行政事务、接待外国使节、维持纪律,并监督国王。古代文献记载,国王与监察官每月相互宣誓:国王承诺依照既定法律施政,监察官则承诺以此为条件维护王权。监察官可以随国王出征,但其具体职责因战事而异。每年选举监察官,为公民群体参与政治提供了制度性渠道,但这并未使斯巴达成为雅典意义上的民主政体。
公民大会在现代论著中通常称为 apella,负责就战争、和平和任命等重大事项投票表决。有关其程序及辩论自由的证据并不完整,但有证据表明,大会采用呼声表决的方式。传统上,斯巴达的宪制被归功于立法者来库古,但他是否确有其人、生活于何时,都无法确证。普鲁塔克保存的《大瑞特拉》被视为一份早期宪制文告,其中很可能包含古老的材料,但其解释仍有争议。与其把斯巴达的制度看作某一位立法者的完整创制,不如将其理解为数百年演变的结果。
公民身份、依附人口与经济
享有完整公民权的斯巴达人,通常称为斯巴提亚特,或称 homoioi,即“平等者”,是享有特权的少数群体。他们的身份取决于获得认可的血统、接受规定的教育训练、加入共同用餐团体,以及有能力缴纳所需份额。因此,“平等者”之间的平等主要是一种公民政治理想,而非对财富状况的准确描述。各个家庭在土地资源、影响力和机会方面存在差异;一旦失去履行共同义务所需的经济能力,男子的完整政治地位就可能受到威胁。
公民生活的农业基础主要依靠希洛人的劳动。希洛人是不具有人身自由的群体,尤其与拉科尼亚和被征服的美塞尼亚地区密切相关。他们耕种土地,向斯巴达主人缴纳农产品,使公民得以将时间投入军事与公民义务。他们的处境不同于其他一些希腊社会中由个人购买的奴隶:希洛人制度与征服、领土和集体性的从属地位紧密相连。不过,现存证据不足以支持一种适用于斯巴达历史上所有希洛人的、统一而精确的法律界定。
希洛人的反抗始终是斯巴达政治上的一大隐忧。约公元前464年发生大地震后,爆发了大规模起义,尤其以美塞尼亚的希洛人为主,其中一部分人在伊托墨山坚守抵抗。修昔底德还记载,约有两千名希洛人曾受邀出面,凭借军功争取获释资格,随后却下落不明。这一事件揭示了斯巴达统治背后的暴力。后世文献将“克里普提亚”(krypteia)描述为一种由经过挑选的青年参与、涉及杀戮希洛人的制度,但其起源与演变、运作方式,以及它与常规教育的关系,都更难厘清。
庇里阿西人一名的字面意思是“居住在周边的人”,他们居住在遍布斯巴达控制区的各个社群中。他们拥有人身自由,却不享有斯巴达完整公民所拥有的政治权利。他们的聚落从事农业、手工业、航海和贸易,庇里阿西人士兵也是拉栖代梦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简单地将他们视为一个商业阶层:他们的社群各有不同,许多居民依靠务农为生。除他们之外,文献还提到了其他几类处于从属地位或仅获部分公民权的人,其中包括被称为“新公民”(neodamodeis)的获释希洛人士兵。
斯巴达以排斥金钱著称,但这一名声掩盖了其经济更为复杂的面貌。有关笨重铁币的传说表达了抵制奢侈的理想,但贵金属、私人财富、对外贸易以及土地占有的不平等仍然十分重要。古风时期,拉科尼亚的陶器和青铜制品曾流通到本地区以外。后世作者将人口衰减的部分原因归于财产所有权的集中和继承习惯。尽管无法计算这些变化的确切规模,但土地、共餐缴纳份额与公民身份之间的联系,使经济不平等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军事和政治能力。
教养、集体生活与女性
男性公民接受的教育与社会化培养,通常称为阿戈格教育制度。这一制度强调忍耐、服从、竞争、集体认同,以及为承担公民和军事责任做好准备。据记载,男孩从七岁左右起便被编入按年龄划分的群体,接受公共监督。关于古典时期这一制度的史料,主要来自色诺芬,而许多生动的细节则出自晚得多的作者。罗马时期斯巴达的习俗,不能不加辨别地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纪。
男孩接受训练,学习忍受艰苦环境和物资匮乏;竞争既鼓励他们随机应变,也要求他们服从权威。那些广为流传的偷取食物、因被抓获而受罚的故事,就属于这一纪律训练传统。教育并不限于武器训练:歌唱、舞蹈、体育锻炼,以及熟记社会推崇的言辞,也有助于集体规范的代代传承。斯巴达人以言辞简短著称,英语中表示“言简意赅”的“laconic”一词即源于此;这种表达方式是一种文化理想,后世的轶事又对其加以塑造和强化。
成年男性公民隶属于共同会餐团体,成员须定期缴纳供给。这些会餐团体加强了成员之间的团结,也为政治交谈、观察彼此举止和传授行为规范提供了场所。新成员须经现有成员同意方可加入,因此这一制度既具有集体性,也具有选择性。男性公民即使早已度过青春期,仍须履行集体义务。服兵役的义务贯穿成年生活的大部分时期,不过具体职责会随年龄变化,年长者也享有更高的权威。
与许多其他希腊社会的女性相比,斯巴达女性在公共生活中更为显眼。女孩参加体育训练,女性能够拥有和传承财产。由于男性公民将大量时间用于集体活动和军事事务,女性在管理家庭和庄园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些特点并不意味着政治上的平等:女性不能参加公民大会,也不能担任国家的主要公职。现存评论大多出自外部观察者之手;面对与自身社会不同的制度安排,他们有时表示赞赏,有时则怀有敌意。
婚姻、生育以及公民家庭的延续,都是公共事务所关切的问题。古代记载描述了一些独特的婚俗,以及旨在生育合法子嗣的安排,但这些做法究竟有多普遍,尚不确定。普鲁塔克笔下,长老检查新生婴儿并下令将其中一些弃置野外的故事,常被当作确凿事实反复讲述;然而,这一记载成书较晚,又缺乏充分的独立证据印证,因此必须谨慎对待。更广泛的证据表明,斯巴达的公共制度与家庭生活之间存在异常紧密的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家庭、亲情、私人利益或个人选择被彻底取消。
宗教、节庆、诗歌与物质文化
斯巴达人的生活不仅围绕军事义务展开,也以圣所、节庆、献祭和占卜为中心。国王世袭担任祭司,统帅在采取重大行动前则会寻求吉兆。宗教历法可能影响出征的时机。与阿波罗有关的卡尔涅亚节,以及阿米克莱的许阿金托斯节,都是尤为重要的节日。这些宗教活动并非政治生活的点缀:它们有助于界定共同体、赋予决策以正当性,并将斯巴达的制度与神祇及英雄时代的往昔联系起来。
欧罗塔斯河附近的阿耳忒弥斯·奥耳提亚圣所出土了丰富的考古遗存,包括铅、象牙及其他材料制成的还愿供品。这座圣所长期沿用的遗迹,记录了宗教实践与物质消费的变化。古代记载将这座圣所与青年男子所受的严酷考验联系起来;在罗马统治时期,鞭笞竞赛成为一项著名的观赏活动。后世将这种表演称为斯巴达祖传的习俗,但其公开展演的形式和历史背景,使它有别于可能构成其基础的早期成年礼实践。
在阿米克莱,阿波罗崇拜融合了许阿金托斯这一人物,其死亡及纪念仪式是当地传统的核心内容。与阿波罗神像相配的宏伟宝座,相传出自公元前六世纪马格尼西亚艺术家巴提克勒斯之手,表明斯巴达的宗教文化足以支持制作繁复的艺术品,并与外地工匠保持联系。其他重要崇拜对象还包括有“铜殿女神”之称的雅典娜·卡尔基奥伊科斯,以及狄俄斯库里双神卡斯托耳和波吕丢刻斯;这对双神与斯巴达王权及战争有着密切联系。
古风时期的斯巴达是重要的诗歌与音乐表演中心。提尔泰奥斯创作了强调勇气、团结和保卫共同体的战斗挽歌。活跃于公元前七世纪的阿尔克曼,尤其以供少女或年轻女子演唱的合唱诗闻名。他留存的诗歌残篇展现了一个充满仪式表演、美、神话与社会地位差异的世界,与斯巴达文化纯粹以军事为中心的刻板印象大相径庭。传统记载还将忒尔潘德罗斯以及音乐竞赛的组织与斯巴达联系起来。
公元前六世纪,拉科尼亚彩绘陶器与青铜器广泛流通,远达地中海各地的圣所和聚落。这种分布表明,斯巴达参与了交流网络,而非完全与世隔绝。艺术生产和精英阶层展示身份地位的方式随时间而变化,其中一些形式在古风时期末期逐渐式微。然而,某些奢侈品的减少,并不足以证明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同时被纳入一套统一的简朴规范之下。宗教奉献、合唱活动和共同体节庆,始终是斯巴达身份认同的核心要素。
军队、纪律与伯罗奔尼撒同盟
斯巴达的军事声誉建立在严密的组织、反复的集体训练、经验丰富的指挥,以及一种使男性公民大体无须直接从事农业劳动的社会结构之上。其最著名的部队是重装步兵,他们装备重型武器,以方阵作战。保持阵形、协调行动,以及承受近距离交战的心理压力,是发挥战斗力的关键。斯巴达士兵并非刀枪不入,也并非全都是现代意义上的职业军人;他们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制度化的纪律和凝聚力。
斯巴达的军事组织随时代而变化,古代文献的记述也无法提供一套始终不变的部队编制。到公元前4世纪,史料记载的编制包括 enomotia、pentekostys、lochos 和 mora,其间设有层层递进的指挥体系。军队伴着乐声行进,指挥官则运用信号和训练有素的机动动作维持秩序。著名的红色披风,以及拉栖代蒙人盾牌上的希腊字母 lambda,成为鲜明的象征,但不应据此认定各个时期的装备和外观惯例都完全相同。
斯巴达的野战军并非只由享有完整公民权的人组成。庇里阿西人大量服役,黑劳士随军行动,有时也参加战斗;获释者或特别征召的依附人口也日益重要。骑兵和轻步兵起初不如重步兵突出,但斯巴达会在形势需要时作出调整。它还发展了海军力量,尤其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因此,斯巴达的军事史不能被简化为一支规模不大、自成一体的公民长矛兵部队的历史。
伯罗奔尼撒同盟是一个联盟网络,而非领土统一的国家。成员通常保留各自的制度,通过条约关系和共同军事行动的承诺与斯巴达维系联系。科林斯、忒革亚及其他盟邦能够施加相当大的影响,其利益也并不总是与斯巴达的政策一致。在公元前432年走向对雅典开战等决策中,盟邦之间的商议发挥了重要作用。斯巴达的领导地位依赖于军事威望、协商确定的义务,以及对亲斯巴达地方政权的支持。
然而,这种地位也带来了限制。军事行动需要盟邦之间相互协调,而保卫斯巴达本土、控制依附人口的需要,又使其不愿无限承担海外军事义务。斯巴达往往倾向于短期战役和谈判解决争端,尽管其行动并非始终谨慎。公元前425年斯法克特里亚之战中,斯巴达公民向雅典军队投降,这场失败表明,决心和训练并不能克服所有战术困境。反过来,后来的胜利也展现出斯巴达相当强的适应能力。其战无不胜的声誉与受具体条件制约的实际军事表现之间的反差,已为同时代的希腊观察者所察觉。
希波战争与同雅典的争霸
斯巴达在希波战争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公元前490年,斯巴达派兵援助雅典,抵御波斯帝国军队的入侵,但斯巴达援军抵达时,马拉松战役已经结束。希罗多德认为,此次延误与宗教禁令有关。公元前480年薛西斯入侵希腊时,斯巴达为抵抗入侵的联军提供了最高统帅,尽管雅典贡献的海军兵力最多。这些原本相互竞争的希腊城邦之所以能够合作,是因为它们的利益在当时趋于一致。
公元前480年,在温泉关,国王列奥尼达率领一支联军,扼守一处狭窄的沿海通道。战役开始时,他麾下除300名斯巴达人外,还有数千名其他希腊人。波斯军队迂回包抄守军阵地后,留下进行最后抵抗的包括斯巴达人、忒斯庇亚人和底比斯人;对于他们各自的处境与表现,不同史料的记载有所出入。此役以波斯获胜告终,但列奥尼达及其部下的牺牲,成为纪律严明、坚守抗敌的持久象征。希腊最终取得全面胜利,还依赖此后的海陆作战,而非仅凭温泉关的牺牲。
公元前479年,斯巴达摄政王保萨尼阿斯率领希腊军队,在普拉提亚击败波斯军队。这场胜利与联军在米卡莱取得的胜利一道,消除了迫在眉睫的入侵威胁。随后,斯巴达不再持续领导爱琴海地区的战事,而雅典则组建了提洛同盟。保萨尼阿斯的行为,以及有关他与波斯往来的指控,也损害了斯巴达的威信。此后数十年间,雅典在海上扩张,斯巴达则在希腊本土保持领导地位,希腊政治格局因此日益分化为两大阵营。
围绕科林斯、科西拉、波提狄亚以及相互竞争的同盟体系发生的一系列争端,最终引发了公元前431年开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初期,斯巴达入侵阿提卡,雅典则依靠防御工事、海上补给和舰队应战。此后的战争远远超出了这些初期行动的范围。斯巴达将领布拉西达斯威胁到雅典在希腊北部的利益;公元前421年缔结的《尼基阿斯和约》未能带来持久和平;而雅典在公元前415至前413年间发动的西西里远征惨败,则改变了双方的力量对比。
战争最后阶段,斯巴达占领了阿提卡的狄凯莱亚,并在波斯的资助下建成了一支颇具战斗力的舰队。公元前405年,吕山德在羊河战役中获胜,切断了雅典的主要补给线,迫使雅典于公元前404年投降。雅典失去了城墙、舰队及其帝国地位,一个被称为“三十人”的寡头政权在斯巴达支持下短暂掌权。这场胜利使斯巴达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却也使其深陷维持庞大统治体系所带来的财政、海军与政治难题。
霸权、战败与丧失美塞尼亚
公元前404年以后,斯巴达试图通过驻军、称为“哈摩斯特”的军事总督以及亲斯巴达的寡头政府,巩固其胜利成果。吕山德在若干城邦扶持由少数人组成的统治集团,但斯巴达的国王和官员并不总是赞同他的安排。由此引发的冲突,暴露出斯巴达宣称将希腊人从雅典统治下解放出来,却又在实际行动中限制地方自治的矛盾。斯巴达虽然击败了一个帝国,却没有一套获得普遍认可的模式,来治理战后形成的政治秩序。
斯巴达与波斯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斯巴达对小亚细亚的干预,尤其是阿格西劳斯二世国王自公元前396年起采取的行动,使它与波斯发生冲突,而此前正是波斯的资助帮助它战胜了雅典。波斯转而支持反对斯巴达的势力,科林斯、底比斯、雅典和阿尔戈斯则在公元前395年至前387年或前386年的科林斯战争中结成联盟。公元前394年,斯巴达舰队在克尼多斯被摧毁,其海军实力大幅削弱。陆战中的胜利并未解决这场范围更广的争斗。
公元前387年或前386年签订的《大王和约》,又称《安塔尔基达斯和约》,承认波斯对亚洲希腊城邦的统治权,并宣布其他大多数希腊国家享有自治权。斯巴达利用其和约执行者的地位,对它认为构成威胁的政治安排进行干预。公元前382年,一支斯巴达军队占领了底比斯的卫城卡德米亚。公元前379年,底比斯人起义成功,结束了这次占领,也使双方冲突进一步加剧,最终导致斯巴达霸权被推翻。
公元前371年,在留克特拉战役中,伊巴密浓达率领的底比斯军队击败斯巴达人,并杀死了国王克列翁布罗托斯一世。底比斯人将最精锐的兵力集中用于进攻斯巴达军右翼,打破了重装步兵战线的常规兵力均衡。据色诺芬记载,参战的700名斯巴达公民中,约有400人阵亡。即使考虑到古代数字的不确定性,对公民人数已较以往减少的斯巴达而言,这仍是惨重的损失。
这场战败的后果不仅体现在战术层面,也涉及领土和社会结构。公元前370年至前369年冬季,伊巴密浓达入侵拉科尼亚,美塞尼亚则建立为独立国家。墨塞涅城的建立,使这片获得解放的地区拥有了一座设防的政治中心。斯巴达由此丧失了大量农业资源和依附劳动力,而这些正是其昔日地位的基础。此后,斯巴达仍继续开展军事行动,包括参加公元前362年的曼提尼亚战役,但已无法恢复从前的霸权。公民人数下降、土地占有不均以及连年战争,进一步放大了丧失美塞尼亚所带来的影响。
改革、征服与罗马统治下的斯巴达
在马其顿势力崛起期间,斯巴达保持着独立,却日益被边缘化。公元前338年,希腊主要城邦组成的联军在喀罗尼亚被腓力二世击败,斯巴达并未参战。获胜后,腓力将一些有争议的领土划归斯巴达的邻邦,削弱了斯巴达的影响力。斯巴达也没有加入支持亚历山大大帝的同盟。国王阿吉斯三世曾试图挑战马其顿的权威,但于公元前331年在梅加洛波利斯战败身亡。
在希腊化时期,斯巴达的领导者试图扭转公民人数不断减少的趋势,恢复军事实力。公元前244年至前241年在位的阿吉斯四世,以恢复祖制为名,提出减免债务和重新分配土地。他的方案遭到强烈反对,他本人也被处死。这一事件表明,诉诸来库古传统不仅可以用来维护现行制度,也可以为激进变革提供依据。
克里奥梅尼斯三世于公元前230年代即位后,推行了更为强硬的改革。公元前227年,他铲除了大多数监察官,重新分配土地,扩大公民群体,并重组军队。他的扩张使斯巴达与亚该亚同盟发生冲突,后者转而向马其顿求援。公元前222年,安提柯三世·多宋及其盟友在塞拉西亚大败克里奥梅尼斯,迫使他逃往埃及。马其顿军队占领斯巴达,结束了这座城邦长期未遭外来占领的历史。
约于公元前207年至前192年统治斯巴达的纳比斯,再次将军事扩张与财产及社会身份方面的变革结合起来。对他抱有敌意的史料,尤其是出自其反对者阵营的记载,将他描绘为僭主,并着重描述其没收财产和强制手段。他的政权也吸纳了被旧有公民秩序排除在外的群体。公元前195年,罗马的干预限制了他的权力;他死后,斯巴达被并入亚该亚同盟。此后的争端既涉及政治控制权,也涉及如何保留那些被视为祖传的制度。
在罗马帝国统治下,斯巴达享有特权地位,并着力塑造自身作为古代习俗活态保存地的声誉。来访者观看与斯巴达教育相关的表演和仪式,而当地精英则融入了更广阔的罗马帝国希腊语世界。剧场及其他现存古迹反映了这一较晚时期的城市历史。古代晚期的动荡,以及拜占庭帝国时期附近米斯特拉斯的兴起,改变了该地区的聚落格局。1834年,希腊王国在古城遗址附近建立了现代斯巴达城,这是新国家追溯自身古典历史的举措之一。
历史证据与斯巴达形象
有关斯巴达的史料分布不均,且往往来自外部。希罗多德提供了关于斯巴达诸王、习俗及其在希波战争中所起作用的重要信息,修昔底德则分析了公元前五世纪斯巴达的外交与军事行为。色诺芬与斯巴达关系密切,也对其颇为推崇;他在《拉刻代蒙政制》中详细介绍了斯巴达的制度,并在《希腊史》中留下了大量相关叙述。他的赞赏并不使其记述失去史料价值,却影响了他的叙述重点,以及他对斯巴达成功原因的解释。
亚里士多德对斯巴达的态度更具批判性,尤其关注财产、妇女的财富、官职任用,以及军事训练与公民生活之间的关系。生活在罗马帝国时期的普鲁塔克在吕库古、阿格西劳斯、阿吉斯和克里奥墨涅斯的传记中保存了不可或缺的材料。然而,他的时代距古典时期的斯巴达已有数百年之遥,写作的也是着重道德教益的人物传记,而非现代意义上的制度史。他笔下的轶事往往更能可靠地揭示后世对斯巴达的看法,而不足以确证公元前五世纪的日常实践。
斯巴达幻象一词,指的是由赞赏者、批评者及后世诠释者共同塑造的理想化形象,其中有时也存在相互矛盾之处。希腊作家借斯巴达探讨服从、稳定、教育、平等以及政治权力的分配。同一个社会,既可能被视为公民美德的典范,也可能成为强制统治与过度崇尚战争的警示。所谓斯巴达数百年间一直维持政制不变的说法,本身也是这一诠释传统的一部分。
现代考古学通过研究圣所、聚落、墓葬、铭文、陶器及地景,使文献所呈现的图景变得更加复杂。阿耳忒弥斯·奥耳提亚圣所的发掘、阿米克莱和墨涅拉俄斯圣所的考古工作,以及区域调查,揭示了消费、宗教活动与聚居模式的变化。考古证据并不能简单地取代文字史料:许多政治制度几乎没有留下可辨识的物质痕迹。考古学的独特价值,在于检验有关斯巴达的封闭性、普遍一致的简朴生活、聚落形态及文化衰落等概括性论断。
后世对斯巴达的接受方式多种多样,既有共和主义者对其公民纪律的赞赏,也有威权主义者对其等级秩序与牺牲精神的挪用。在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期间,斯巴达的制度成为有关美德、财产和公民身份的论争素材。二十世纪的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运动选择性地挪用了斯巴达的形象;纳粹主义则援引了经美化的斯巴达支配依附人口的模式。现代文学、电影与政治修辞仍尤其关注温泉关之战,常常把一个复杂的社会简化为一小群战士。历史研究则将这些后世的挪用,与史料所见古代斯巴达不断变化的制度、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以及特定情势下作出的决策区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