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战是在武装冲突中利用化学物质的毒性,杀死、伤害人员或动物,或使其丧失行动能力的作战方式。其显著特征在于通过毒害发挥作用,而非像大多数常规武器那样,依靠爆炸力、热量或机械冲击造成伤害。尽管有毒物质用于冲突已有数百年历史,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化学战才成为一项大规模的工业与军事活动。与这场战争密切相关的“毒气战”一词并不准确:许多化学战剂实际上是以液滴或蒸气形式散布的液体,也有一些是固体。
化学战的历史将科学研究、工业生产、军事理论、平民面临的威胁以及国际法联系在一起。化学武器造成了广泛的苦难,却并未总能取得其倡导者所预期的决定性战果。化学武器的使用也促成了一套极为全面的国际禁令,最终形成了于1997年生效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尽管各国申报的化学武器库存已在核查下销毁,化学武器袭击、未申报的化学武器能力、遗弃的化学弹药,以及责任认定的困难,仍是国际社会重大关切的问题。
定义、界限与军事意义
化学武器的界定,并不只是看某种物质是否列入特别危险物质清单。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核心判断标准是持有或使用有毒化学品及其前体的目的。有毒化学品以及特定弹药、装置和相关设备均构成化学武器,除非其预定用途属于公约不加禁止的目的,且种类和数量与这些目的相符。这一“通用目的标准”可避免禁令因新有毒物质的发现而失效。
这一定义既涵盖常见的工业物质,也涵盖专为作战研制的化学品。例如,氯气具有广泛的合法用途,但若被蓄意用于以其毒性伤害人员,就成为化学武器。反之,在遵守适用限制的前提下,可以为严格限定的研究、医疗、制药或防护目的,合法持有少量剧毒物质。公约的化学品附表为申报、核查和贸易管制提供依据,并非对所有禁止用于敌对目的的物质所作的穷尽性列举。
化学战不同于使用致病生物或其他生物因子的生物战。毒素则属于法律上的交叉类别:由生物体产生的有毒物质,无论是天然提取还是人工合成,都可能同时受到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禁令的约束。相比之下,核武器的主要破坏效应来自核反应,而非化学毒性。
若干相近类别需要分别讨论。燃烧武器主要通过高温和火焰造成伤害,不能仅因燃烧涉及化学反应,就自动将其归为化学武器。同样,也不能仅凭化学成分来判定发烟材料的类别:预期效果和具体情境都很重要。公约对控暴剂作了单独规定;这类物质造成的感官刺激或失能效应,通常会在接触结束后不久消失。公约禁止将其用作作战手段,但执法用途,包括国内防暴,属于公约允许的目的。
军事评估历来区分直接伤亡与更广泛的干扰效应。化学威胁可能迫使人员穿戴限制行动的防护装备,使医疗后送更加困难,中断运输,并使人难以确定某一区域是否仍有危险。然而,这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防护、预警、训练、地形和环境条件。化学武器在军事上往往不够可靠,却给暴露于其影响之下的平民带来不成比例的沉重负担。因此,不能仅以战场死亡人数衡量其历史重要性:心理影响、资源的转用、胁迫作用以及持久污染,也共同影响了化学武器的使用及各方的应对。
主要毒剂及其作用
化学战剂通常按其主要生理作用分类。这种分类虽有实用价值,却并不完善:一种毒剂可能损伤多个器官,而伤害的严重程度取决于物质本身、接触途径、吸收量和个体易感性。惯用的“毒气”一词掩盖了这些差异。吸入肺部的蒸气、接触皮肤的液体以及进入眼睛的颗粒,可能造成不同类型的伤害。
肺损伤性毒剂,又称窒息性毒剂,主要损害呼吸系统。氯气和光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典型毒剂。严重接触可破坏肺内气腔与血管之间的屏障,导致液体积聚,妨碍氧气交换。肺损伤的进展可能延迟出现,因此,最初的表面状况并不能可靠地反映伤情的严重程度。光气在战争中变得尤为重要,正是因为其造成的严重损伤可能在一段时间后才出现,而非立即充分显现。
糜烂性毒剂会损伤皮肤、眼睛和呼吸道。硫芥子气于1917年开始大规模使用,成为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一种。其作用通常在接触一段时间后才显现,可包括严重炎症、水疱、眼损伤和气道损伤。大量接触后,它还可能损伤造血组织。“芥子毒气”这一称呼具有误导性,因为这种物质在通常的环境条件下是液体。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造成死亡,还在于使大量人员受伤,需要长期护理。另一种历史上使用过的糜烂性毒剂路易氏剂是一种含砷化合物,其造成组织损伤的方式有所不同。
神经性毒剂通过抑制乙酰胆碱酯酶来扰乱神经系统的信号传递。乙酰胆碱酯酶是一种酶,正常情况下有助于终止神经递质乙酰胆碱的作用。过度刺激可影响腺体、平滑肌、骨骼肌和中枢神经系统。严重中毒可能导致呼吸衰竭和惊厥。塔崩、沙林和梭曼源于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及战争期间开展的研究;后续研究又开发出V系列毒剂。这些毒剂的物理性质和持久性各不相同,但这些差异并不改变它们作为武器使用时均受法律禁止这一事实。
所谓的全身中毒性毒剂,包括氰化氢,干扰的是细胞对氧的利用,而非仅仅使肺部无法获得空气。氰化物会破坏细胞呼吸中的关键过程。因此,其历史名称“血液性毒剂”在生理学上并不准确。其他军事项目还研究过一些化学物质,旨在通过影响认知或行为,使人暂时失去行动能力。这些物质并不会仅仅因为开发者将其称为“非致命性”物质,就不受化学武器相关法律的约束。个体反应难以预测,而且致失能暴露与致死暴露之间难以明确区分,这是上述区分方式的主要局限。
早期先例与现代化学战的工业起源
古代和中世纪战争中使用毒物的记载,包括污染水源、利用燃烧物料产生的烟雾,以及使用天然有毒物质。不能不加辨析地将这些做法等同于现代化学战。现存记述往往很少交代所用物质、参与者的意图或人员伤亡的实际原因。文献中的描述也可能将技术观察与修辞渲染混杂在一起。
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修昔底德记述了利用烟雾和火攻对付设防阵地的尝试,其中包括在普拉提亚焚烧含硫物料。杜拉欧罗波斯是罗马的一处边境聚落,约于公元三世纪中叶遭萨珊军队围攻。当地的考古调查为围城坑道内曾使用有毒烟雾的解释提供了依据,但事件的确切经过仍有待学者考证重建。这些例子表明,人们已经认识到烟雾可以伤害或逼退守军,却不能证明当时存在一种直接延续至二十世纪的化学战传统。
决定性的变化来自工业革命及化学制造业的发展。十九世纪,酸、碱、氯气、染料、化肥和药品的工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这些产业提供了后来国家化学武器计划所需的科学专业知识、设备、运输体系和组织管理能力。与此同时,职业事故也使人们日益了解工业化学品的毒性,认识到那些原本因和平用途而受到重视的物质所具有的危险。
1914年以前就已出现实施化学攻击的提议,但许多仍停留在设想阶段,或遭到否决。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国提出过使用有害烟气的方案,却未发展为实际的化学作战行动。必须区分提议、试验和有据可查的战场使用:后世的历史叙述有时会把遭弃置的方案,当作当时已有相关军事实践的证据。
在化学武器大规模投入使用之前,法律约束方面的努力就已展开。未能生效的1874年《布鲁塞尔宣言》涉及毒物和有毒武器。1899年《海牙宣言》禁止缔约国使用唯一目的在于散布窒息性或有害气体的投射物,而《海牙陆战法规》也禁止使用毒物或有毒武器。这些法律文书反映了当时已有的反对立场,但在措辞、参与范围和执行方面均存在局限。
1914年战争爆发后,工业动员促使军事当局与学术界化学家及制造商密切合作。德国的大型化工企业,以及英国和法国的同类企业,都提供了能够迅速转用于军事目的的专业知识。因此,现代化学战并非源自某项孤立的科学发现,而是工业能力、科研机构、军事需求与持久战争压力共同作用的产物。
第一次世界大战:扩展、适应与局限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刺激性化学物质曾被小规模使用,但1915年4月22日伊普尔附近的袭击,才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大规模致命化学战的开始。德军向法国部队(包括殖民地部队)驻守的协约国阵地释放氯气。这次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严重扰乱了局部战线,却未带来决定性的战略突破。当时已在工业化学领域享有盛名的化学家弗里茨·哈伯,在德国的化学战行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最初的震撼过后,各方迅速作出调整。协约国各国开始发展自身的化学战能力,各国军队也扩大了科研机构,专门从事毒剂鉴定、伤情评估和防护改进。早期临时制作的面部遮护用品,逐渐被效能不断提高的防毒面具取代。预警机制、专业部队、训练和医疗处置流程,成为军队日常组织体系的一部分。进攻手段的创新与防御措施的调整相互推动,使化学战成为这场战争中持续存在的作战方式,而非一次孤立事件。
光气成为化学武器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德军于1917年7月在伊普尔附近首次使用的硫芥子气,则大幅加重了非致命伤害带来的负担。芥子气的迟发效应,以及污染衣物和周围环境的能力,使染毒士兵的治疗和重返岗位变得更加困难。即使绝大多数伤员能够存活,化学武器造成的大量伤员仍可能使医疗系统不堪重负。眼部损伤和呼吸系统损害,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失明、喘息不止的退伍军人这一经久不衰的形象。
经常被引用的历史估计认为,战争期间军人因化学武器造成的伤亡约为一百万人或更多,其中死亡约九万人。这些数字只是概数。各国记录的完整程度不同,诊断标准并不统一,伤员后送或战后死亡的归类方式也可能不一致。俄国的损失尤其难以还原。化学武器造成的死亡只占军人死亡总数的一小部分,但仅看伤亡总数,会低估其对士兵行为和战场组织方式的影响。
化学袭击也暴露出人们对新式武器的期待存在局限。环境条件多变、情报不完备、防护装备的使用,以及作战协调上的困难,都降低了化学武器的可靠性。即便袭击成功,也不意味着进攻部队就能利用由此造成的混乱扩大战果。化学战成为工业化消耗战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某些倡导者所设想的、打破堑壕战僵局的解决方案。
这段经历重塑了公众的态度。毒气成为无形伤害、科学知识被用于毁灭,以及工业化战争可能波及平民的象征。战时照片、回忆录,以及对受伤退伍军人的持续治疗,使这一议题在文化层面获得的关注,远远超过其在死亡人数中所占的比例。与此同时,各国政府仍保留着研究机构和化学武器储备,使公众谴责与军事备战之间长期存在落差。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使用
1918年以后,化学战既是令人恐惧的未来威胁,也仍是殖民冲突中实际采用的作战手段。1925年的日内瓦议定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以及细菌作战方法,但并未禁止研发、生产或持有这些武器。许多国家附加了保留条款,允许报复性使用,或限制其对非缔约国承担的义务,为继续筹划化学战和储备化学武器留下了空间。
20世纪20年代,西班牙军队在摩洛哥的里夫战争中使用了化学武器。法西斯意大利虽受《日内瓦议定书》约束,仍在1935—1936年入侵埃塞俄比亚期间使用了硫芥子气。这些战事表明,面对技术上占据优势的进攻者,国际谴责和条约承诺并不能切实保障当地民众的安全。它们也暴露了执行标准的不平等:被认为在未来欧洲战争中不可容忍的武器,却仍被用于殖民战争。
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在中国使用了化学武器,并设有与化学战有关的专门军事机构。战争结束时,日军遗留了大量化学弹药。此后,这些弹药的回收与销毁成为《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框架下的一项重大任务,中日两国通过受该条约监督的安排开展合作。这些遗弃化学武器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留下的遗患,至今仍有别于更为人熟知的欧洲历史——后者主要涉及未在战场上使用的化学武器储备。
在欧洲,主要交战国积累了大量化学武器,却没有像1915—1918年那样,在战场上持续开展化学战。对此的解释包括担心遭到报复、无法确定军事收益、防御准备,以及其他作战任务的优先性。没有任何单一解释能够充分说明各国政府的所有决定。德国研究人员于1936年发现了塔崩,1938年发现了沙林,随后又于1944年发现了梭曼。德国生产了神经性毒剂,但没有将其用于战场作战。
欧洲战场上未使用化学武器,并不意味着没有利用毒物实施大规模杀戮。在纳粹大屠杀期间,纳粹德国在灭绝设施中使用一氧化碳和氰化氢杀人。齐克隆B会释放氰化氢;其他杀人设施则使用不同来源的一氧化碳。这些罪行属于种族灭绝性毒杀和国家组织的大规模谋杀的历史,但在分析上,它们与战场化学战有所区别。
1943年12月,意大利巴里发生的一次意外泄漏,进一步揭示了秘密储备化学武器的危险。德军空袭了这座盟军港口,摧毁了载有芥子气弹药的美国船只“约翰·哈维”号,导致军人和平民接触毒剂。保密措施起初给伤情识别和救治带来了困难。这一事件表明,即使双方都没有蓄意发动化学战,化学武器仍可能造成伤亡。
冷战时期的化学武器储备、地区战争与裁军压力
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都维持着庞大的化学武器计划。化学战被纳入更广泛的作战规划,所设想的冲突还可能涉及核力量、生物武器和常规部队。研究范围涵盖毒剂、防护装备、侦测、医学应对措施以及军事组织。其他国家也发展或保留了化学战能力,因此,这一问题并非仅限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
20世纪50年代,V系列神经性毒剂的出现,使人们更加担忧那些既可经皮肤接触、也可经吸入造成严重中毒的物质。后来的计划还包括二元化学弹药,即在武器启用前将化学前体分开存放。支持者宣称,这些计划能够解决部分储存和操作问题,但它们既未消除化学武器的危险,也未改变其最终依靠毒性发挥作用的用途。
战争中使用的化学品并不都属于同一法律或历史范畴。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开展了大规模除草剂喷洒行动,意在清除植被并破坏农作物。橙剂造成的后果尤其严重,因为其中一部分受到剧毒二噁英TCDD的污染。除草剂战及其长期后果通常与杀伤人员的化学战分开讨论,但仍是化学品军事用途史和环境损害史的核心议题。《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序言明确承认,相关国际协定和国际法原则中载有禁止将除草剂用作作战手段的规定。
20世纪60年代,也门曾遭到化学武器袭击,历史记载普遍将责任归于埃及军队。此后,规模最大的化学武器使用发生在1980年至1988年的两伊战争期间。联合国调查证实了化学武器的使用,伊拉克曾对伊朗军队使用硫芥子气和神经性毒剂。毒剂暴露不仅立即造成伤亡,也使一批幸存者长期需要医疗照护。
1988年3月16日,伊拉克军队使用化学武器袭击了库尔德城镇哈拉卜贾,造成数千名平民死亡。这次袭击成为针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最广为人知的案例之一。它也暴露了当时国际应对机制的局限:谴责和调查并不等于建立起一套能够有效消除武器储备或持续防止使用化学武器的制度。
谈判日益聚焦于一项全面禁令,不仅禁止使用,也禁止拥有和生产化学武器。美国于1990年终止了化学武器生产计划,并与苏联就销毁和停止生产化学武器达成双边协定。此后形成的多边公约是数十年谈判的成果,而非某一次冷战协议的产物。地区性化学武器袭击的经历进一步表明,有必要实施国际核查,而不能仅仅依赖各国关于保持克制的声明。
冷战后的袭击与责任认定问题
冷战的结束并未消除化学暴力。1995年3月20日,日本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实施了沙林袭击,此前该组织已于1994年在松本实施过一次沙林袭击。东京事件造成乘客死亡、多人重伤,另有数千人就医。这表明,非国家组织也能在城市交通系统中制造重大化学品突发事件。此事还暴露出,多家医院要同时识别一种陌生毒物所致的中毒情况,存在诸多困难。
叙利亚内战引发了21世纪持续时间最长的国际化学武器危机。2013年8月21日,大马士革附近的古塔地区发生了一起大规模沙林袭击。联合国的一项调查发现了明确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有人使用了装有沙林的地对地火箭弹;该调查的授权任务是确定是否使用了化学武器,而非查明实施者。叙利亚随后加入《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一项国际行动将其申报的化学武器材料运出并销毁。
此后的调查确认了更多袭击,并依据特定授权认定了责任方。联合国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联合调查机制认定,叙利亚政府军应对某些氯气袭击负责,“伊斯兰国”组织应对一起硫芥子气袭击负责。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调查和鉴定小组随后认定,叙利亚政府军还应对其他袭击负责,包括2017年3月拉塔米纳的沙林和氯气袭击,以及2018年4月杜马的氯气袭击。这些结论来自获授权的调查机构,并非仅凭出现伤亡而作出的推断。
常规战争之外的化学投毒事件也引发了条约适用方面的问题。2018年,英国在索尔兹伯里的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及其女儿尤利娅中毒事件中,检出了诺维乔克类神经毒剂。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一个技术援助团确认了相关样本中有毒化学品的身份。这类技术确认确定的是化学物质的身份;认定国家或个人的责任,则需要另行开展证据审查程序。在解读国际实验室的检测结论时,区分这两点至关重要。
责任认定不仅涉及辨明所用毒剂。调查人员可能会评估临床证据、环境样本、实验室结果、弹药残骸、目击者陈述、影像,以及有关地点或军事装备控制情况的信息。每类证据都有局限。证据保管链和独立核验有助于确定材料能否支持某项具体结论。一个获授权判定是否使用了有毒化学品的组织,并不因此自动拥有查明使用者的权限。
既有记录也说明,销毁已申报库存与防止今后使用化学武器,是两种不同的成果。化学袭击所用的可能是被挪作他用的工业化学品,或规模较小、未申报的化学武器能力,而非规模庞大且已正式承认的武器库。因此,核查工作需要持续关注申报情况、工业活动、有关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以及隐瞒的可能性。
国际禁令与核查体系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于1993年1月开放供签署,并于1997年4月29日生效。公约禁止发展、生产、获取、储存、保有、转让和使用化学武器,也禁止协助开展被禁活动。公约还要求销毁化学武器及指定的生产设施。如此广泛的适用范围使其有别于主要着眼于禁止在战争中使用此类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OPCW)总部设在海牙,负责管理公约的核查体系。缔约国须就相关武器、设施和工业活动提交申报。国际视察员核实销毁情况,并对公约规定范围内的设施进行视察。公约规定了质疑性视察及处理涉嫌使用化学武器指控的程序,同时设有旨在保护合法商业信息的保密措施。
核查工作必须应对化学的两用性质。同一套工业基础既能生产不可或缺的药品、农业生产资料和制造业材料,也可能具备与被禁活动相关的能力。因此,这一制度并不试图禁止化学本身或所有危险物质,而是将一般目的标准与化学品附表、申报门槛、设施视察以及针对不同活动类别制定的限制措施相结合。
2023年7月,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确认,缔约国所申报库存中的最后一批化学武器已被销毁。最后的销毁作业在美国完成。在国际核查下销毁的已申报化学战剂总量超过72,000公吨。这是裁军进程中的一座重要里程碑,但必须准确理解其含义:这一成果针对的是已申报库存,并不意味着全球所有化学武器均已查明,也不意味着今后不可能再发生被禁止的生产活动。
其他类别的化学武器仍在公约的关注范围之内。老化学武器和遗弃化学武器可能需要专门的回收与销毁计划。即使一个国家已经销毁其最初申报的库存,其国家申报是否完整、准确的问题仍可能存在。新的科学进展也可能要求对现有义务作出解释,即使当时尚未有新列明的物质被纳入附表。
公约载有关于援助与防护、国际合作以及就遵约问题进行磋商的条款。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可以开展调查并提交报告,但它不是刑事法院,也不直接起诉个人。刑事责任可由各国司法机关或其他有管辖权的法律机制追究。根据适用法律,使用毒物或被禁止的化学武器也可能构成战争罪。因此,裁军核查、条约遵约、责任归属认定与个人刑事问责彼此相关,但在制度上属于不同的程序。
人道主义后果、防护与遗留实物问题
化学物质造成的损伤所带来的难题,远不止于暴露发生的那一刻。损伤可波及眼睛、肺部、皮肤、神经系统及其他器官,其后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毒剂种类和具体情境。一些接触硫芥子的幸存者长期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眼部疾病和皮肤问题。硫芥子也被认定为对人类具有致癌性。必须审慎区分这些已知后果与缺乏依据的说法,不能认为每一次化学物质暴露都会造成相同的慢性影响。
即使是否接触有毒物质尚不确定,心理和社会层面的影响也可能相当严重。对无形污染物的恐惧可能使大量民众涌向医院,而真正中毒的人则可能急需专科救治。幸存者可能面临残疾、就业中断、流离失所,以及难以获得承认或赔偿等问题。在遭受化学袭击的社区,健康档案和长期随访既有助于临床认识,也对留存历史记录具有重要意义。
军用防护已从简易面具发展为综合体系,涵盖呼吸防护、防护服、侦检、警报、训练以及有组织的医疗保障。没有任何单一装备能够全面应对所有化学威胁。不同物质带来的危险各不相同,防护装备本身也会增加身体和行动上的负担。在整个二十世纪,热应激、行动受限、沟通能力下降,以及持续执行任务的需要,始终是重要的考量因素。
平民的脆弱性不同于配有防护装备的军事单位。紧急情况下,儿童、老年人、住院患者和残障人士可能尤其难以得到保护或撤离。城市人口密集以及卫生系统运转受阻,都可能加重后果。医疗机构还必须将化学中毒与创伤、感染及其他导致呼吸窘迫的原因区分开来。这些问题涉及有组织的急救医疗和公共行政管理,而不只是有没有军用装备。
遗留实物问题包括掩埋的弹药、废弃的仓库、受到污染的旧生产场址,以及被丢弃在海中的武器。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政府处置化学弹药所采用的方法,都不符合后来形成的环境保护要求。在包括波罗的海在内的一些海域,倾倒入海的武器持续引发人们对渔业、海上施工和海洋监测的担忧。风险取决于每一件弹药的状况、所含物质、当地条件,以及受到扰动的可能性;仅凭腐蚀本身,并不能推断出一致的污染模式。
销毁本身也是一项技术要求高、受到严格监管的工作。相关计划采用过受控焚烧、化学中和等方法,并对产生的废物作进一步处理。社区关切、作业人员安全、环境审查和核查要求,既影响了技术方案的选择,也影响了处置计划的持续时间。一批武器即使早已失去军事价值,将其彻底销毁仍可能是一项重大的工业、法律和环境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