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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登战役

凡尔登战役是1916年法德两军之间的一场持久战,成为工业化战争与法国抵抗精神的标志性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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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登战役于1916年2月21日至12月18日在法国东北部默兹河畔凡尔登这座设防城市周边展开,交战双方为法军与德军。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持续时间最长的大规模战役之一,始于德军的进攻,随后演变为双方对默兹河两岸堡垒、林木覆盖的高地以及残破村庄的争夺。德军起初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未能攻占凡尔登,也未能迫使法国退出战争。法军随后发动反攻,收复了默兹河东岸的大部分失地。

凡尔登战役集中体现了工业化战争的特点:密集的炮火摧毁了防御阵地,彻底改变了地貌;庞大的运输与兵员补充体系则支撑着两军在相对狭小的地域内持续作战。通常估计,双方伤亡合计约为70万人,但具体数字因所依据的记录和统计口径而异。这场战役的意义超越了直接的领土得失,成为法国民族记忆的核心内容,并最终使凡尔登成为法德和解的重要象征之地。

筑垒地域及其战略形势

凡尔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占据重要地位。1914年的运动战结束后,交战双方在西线建立了庞大的防御体系。凡尔登城坐落在默兹河畔,周围高地可俯瞰道路、桥梁以及从北面和东面通往该城的进路。德军战线环绕着这片筑垒地域,使其形成一个可从多个方向进攻的突出部。北面的德占区及其铁路网,为集结部队和重炮提供了便利。

这些防御设施源于法国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战败后采取的应对措施。在以雷蒙·阿道夫·塞雷·德里维埃将军为代表人物的筑城计划中,凡尔登成为保卫东部边境的主要要塞之一。此后,周边各堡垒陆续以混凝土、地下营舍和装甲炮塔进行现代化改造。城东北的杜奥蒙堡规模庞大,地势居高临下,因而尤为重要。更靠东南的沃堡则是防御圈上的另一个重要支撑点。这些工事并非为孤立作战而设计,其效能取决于相互衔接的野战工事、支援炮兵、通信联络和步兵。

然而,到1916年,永久性要塞的军事价值已备受争议。1914年,德军重炮迅速摧毁了比利时的数座堡垒,使人们愈发相信,集中的攻城炮火足以让固定防御工事过时。1915年间,法军最高统帅部从凡尔登各堡垒抽调火炮和人员,供其他地区使用。这片筑垒地域仍有部队防守,但其永久性工事并未充分做好立即应对大规模进攻的准备。在科尔树林附近指挥预备役猎兵部队的埃米尔·德里昂中校,既是军人,也是议会议员;他曾就该防区的薄弱之处发出警告。

凡尔登的交通状况进一步加剧了其脆弱性。城东南由德军控制的圣米耶尔突出部阻断了重要交通线,其他路线也处于敌军火力威胁之下。法军补给严重依赖从巴勒迪克向北延伸的公路和一条窄轨铁路。这并不意味着无法防守,但意味着要持续作战,就必须实施极为严密的交通调度,并不间断地开展工程作业。

凡尔登还具有历史和政治意义,不过,其象征地位是在战役过程中才显著提升的。它是一座历史悠久的要塞城市,与保卫国家边境紧密相连。当德军进攻威胁到其堡垒时,是否固守这一地区,就不再只是作战层面的权衡。不过,坚守凡尔登的决定既关乎声望,也基于实际的军事考量:周围高地、默兹河渡口,以及撤退失控的危险,都是重要因素。

德军的作战筹划与消耗难题

此次攻势由德国总参谋长埃里希·冯·法金汉上将发起。截至1915年末,德国无论在法国战场还是在对俄作战中,都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法金汉认为西线战场是决定战争结局的关键,因此试图寻找一种办法,充分削弱法国,进而瓦解协约国联盟。德军没有再次尝试像此前作战那样在宽大正面实施突破,而是计划将压倒性的炮兵火力集中于一段相对狭窄的地段。

这次进攻代号为“审判行动”,由威廉皇储指挥的德国第五集团军负责实施。该集团军参谋长康斯坦丁·施密特·冯·克诺贝尔斯多夫将军在作战指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德军的准备工作包括调运重炮、构筑有掩护的集结阵地、囤积弹药,以及隐蔽突击部队。最初的攻势集中在默兹河东岸,即右岸。这虽然缩小了进攻正面,却也使河西岸的法军炮兵能够向部分推进中的德军开火。

法金汉后来将凡尔登之战描述为一场旨在迫使法国为守住一个无法放弃的阵地而耗尽自身力量的行动。在战后的叙述中,他提到一份据称于1915年圣诞节呈交德皇威廉二世的备忘录,声称法国将被迫投入剩余兵力,最终可能被“放干鲜血”。这一说法使凡尔登战役成为消耗战的经典范例:有意逐步消耗对手的兵力、军用物资及持续作战能力。

这一解释的文献依据及其确切含义,至今仍存在争议。那份所谓的圣诞节备忘录,其原件始终未被发现;法金汉战后的叙述是否准确反映了他在攻势发动前的意图,历史学家也意见不一。一些人强调,使敌军遭受远高于己方的损失是其构想的核心。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种说法是在为一场未能实现领土目标的行动作事后辩解。第五集团军的命令和实际行动表明,夺取重要阵地、击败法军,以及在条件允许时攻占凡尔登,都是实质性的作战目标,而非无关紧要的附带行动。

这种区别至关重要,因为一场意在摧毁敌军预备队的战役,也可能耗尽己方难以补充的兵力。德军必须守住已占领的阵地,承受法军炮击,并反复进攻那些随着援军到来而日益坚固的防御阵地。德军原本期待凭借炮兵优势和有利的阵地态势,持续以较小伤亡换取敌军较大伤亡,但事实证明,这一预期并不可靠。无论德国领导人最初打算如何兼顾夺取领土与消耗敌军,这场攻势最终都演变为双方相互消耗的较量,两军均蒙受了巨大损失。

最初的进攻,2月21日至29日

因恶劣天气而推迟后,德军于1916年2月21日开始炮击。德军为此次行动集结了一千余门火炮和迫击炮,其中包括能够摧毁野战工事、破坏永备筑城的重型武器。炮火覆盖了凡尔登以北各条进路上的法军战壕、炮兵阵地、交通线和村庄。猛烈的炮击扰乱了法军的指挥体系,甚至改变了地形,但并未消灭所有守军。

当天晚些时候,德军步兵开始推进,起初通过有限进攻探明仍有守军据守的阵地,并利用防线上的缺口。科尔树林的战斗成为战役初期最广为人知的事件之一。德里昂麾下的猎兵虽遭猛烈炮击和包围,仍坚持抵抗;德里昂于2月22日阵亡。他们的抵抗未能阻止德军攻势,却体现出炮火准备的效果并不均衡。即使整体防御体系已遭严重破坏,隐蔽在孤立阵地中的部队仍可能幸存,并迟滞进攻者。

此后数日,德军接连攻占凡尔登以北的村庄、树林和防线。法军各部损失惨重,有时在命令混乱、通信中断的情况下撤退。德军推进之快,使人担心这一筑垒地域可能在足够的预备队抵达之前便告崩溃。法军总司令约瑟夫·霞飞派出增援部队,并遣诺埃尔·德·卡斯泰尔诺将军前往评估局势,确保组织起有效的防御。

2月25日,德军第24步兵团的一支小分队进入杜奥蒙堡,当时堡内守军已裁减至主要由技术人员组成。以这座堡垒的规模和声望,人们或许会以为攻占它需要旷日持久的强攻,但它并未经历这样的战斗便告失守。杜奥蒙堡的丢失具有重大的作战意义:德军获得了一处有掩护的基地、有利的观察条件,以及外围防御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据点。此次攻占还带来了宣传上的巨大成功,其影响远远超出了直接参与行动的人数所能体现的分量。这也表明,将永备工事视为彼此孤立的设施,而非一个有部队积极设防的体系的组成部分,十分危险。

危机期间,菲利普·贝当将军接掌法国第二集团军,并将司令部设在苏伊。他以炮兵支援为核心组织防御,维持通信畅通,并坚持要求向前线输送充足的兵员与物资。法军在杜奥蒙村周边以及通往内层阵地的各条进路上加强了抵抗。到2月底,德军的推进已放缓。凡尔登仍面临威胁,但使其迅速崩溃的时机已经过去,战役正演变成一场围绕增援、火力和耐力展开的持久较量。

战事向西岸扩展与春季战斗

德军起初将兵力集中在默兹河以东,这造成了一个严重的战术问题。法军部署在西岸的炮兵既能打击进攻中的部队,也能从侧翼炮击德军在东岸高地上夺取的阵地。因此,德军指挥官将攻势扩展到河流另一侧。3月6日,德军开始在默兹河以西发动进攻,战役由此进入新阶段,战火蔓延到由丘陵、沟壑和村庄构成的更广阔地域。

两处阵地变得尤为重要:死人山和304高地。这些高地为法军的观察和炮火指挥提供了支撑,谁控制它们,便能影响周边地带的通行。但两处都不是单一且界限清晰的目标。死人山由数座相连的高地组成,304高地则是更大范围防御地形的一部分。攻占山顶,并不一定意味着控制了反斜面、邻近战壕或进出通道。因此,宣称取得胜利的消息,往往掩盖了一个事实:双方仍在争夺附近那些对守住阵地至关重要的位置。

德军在3月和4月的进攻有所斩获,却未能瓦解法军防御。在阿沃库尔、马朗库尔及西岸高地一带,炮击、步兵进攻与局部反击交替进行。炮火摧毁了树林,将村庄夷为废墟。防线往往不再是完整的战壕,而变成由弹坑和临时据点组成的断续阵地。部队即使仍在极近距离内与敌军交战,也可能已经与友邻部队和上级指挥部失去联系。

贝当强调炮兵协同以及维持有组织的防御阵地,不过,法军指挥官也曾下令发动代价高昂的反击,以夺回重要地段。4月9日的激战过后,贝当在当日训令中写道:“Courage! On les aura!”——“鼓起勇气!我们一定能打败他们!”在这场战役中,战果难以衡量,各部队从前线撤回时又屡屡减员惨重;这类话语旨在维持官兵的信心。

5月1日,指挥体系发生调整:贝当出任中央集团军群司令,罗贝尔·尼韦勒将军接掌第二集团军。尼韦勒主张以积极强硬的方式实施反击,并与夏尔·芒然将军密切合作。5月22日,法军试图夺回杜奥蒙堡,一度攻入堡垒的部分地面建筑,但在德军抵抗和反击下未能成功。与此同时,德军在5月控制了西岸争夺中的大部分高地。这些胜利改善了德军的战术态势,却未能造成决定性的突破。攻势每扩大一步,都需要投入更多兵力和弹药,使这场战役越来越难以维持在最初的构想范围之内。

沃堡、六月攻势与七月攻势的顶点

在默兹河东岸,战斗逐渐转向沃堡,以及扼守凡尔登接近通道的一系列山脊。德军于六月初抵达沃堡,战斗随即在堡垒入口周围及部分内部廊道中展开。守军在西尔万-欧仁·雷纳尔少校指挥下,于极度逼仄的环境中坚持抵抗。他们面临浓烟、爆炸、通信中断,以及日益严重的饮用水短缺。信鸽是他们与法军司令部保持联系的手段之一。

沃堡于6月7日投降。与杜奥蒙堡在二月迅速失守不同,沃堡是在长期坚守后陷落的,这段战斗也成为法国人对凡尔登战役集体记忆中的重要篇章。战斗还揭示了永备工事的双刃剑性质。加固掩蔽部能够保护士兵,使其免受足以摧毁露天阵地的炮火杀伤;然而,一旦出入通道和通风系统受损,同样的建筑也可能变成陷阱。水、空气、弹药和畅通的通信,与混凝土的厚度同样具有决定性意义。

6月23日的德军进攻,是突破法军剩余防线的又一次重大尝试。德军炮兵向法军炮兵阵地和后方地域发射装填双光气的炮弹,将化学战纳入进攻准备。德军步兵攻占杜奥蒙前弗勒里,继而向弗鲁瓦德泰尔防御工事一带推进。此后,弗勒里反复易手,几乎被彻底摧毁。这些进展使德军更加接近凡尔登,却未能实现使这座城市无法固守所必需的协同突破。

战略形势正在发生变化。俄军于六月发动布鲁西洛夫攻势,使奥匈帝国陷入重大危机,也加大了对德国预备兵力的需求。7月1日,英法两军发起索姆河战役。这场攻势原本是协约国更大范围联合行动计划的一部分,但凡尔登战场吸纳了大量法军部队,改变了参战兵力的构成。如今,索姆河战场迫使德国在西线投入另一场规模巨大的战役,也限制了其可用于继续进攻凡尔登的资源。

7月11日至12日,德军向苏维尔堡发起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小股部队抵达该工事近旁,但进攻未能在法军防线后方建立稳固阵地。凡尔登城本身仍掌握在法军手中。德军攻势至此已达顶点:进一步的局部进展已难以带来相称的战略成果,其他战线也亟须投入兵力与资源。战斗仍在继续,但主动权逐渐转移。八月下旬,保罗·冯·兴登堡接替法尔肯海因出任总参谋长,埃里希·鲁登道夫在其身旁也掌握了广泛的权力。

炮兵、运输与军队的维持

凡尔登战场的运转,依靠的是一套远远延伸至前线以外的体系。物流决定了有多少火炮能够开火、部队能够以多快的速度得到轮换,以及疲惫不堪的守军能否继续坚守阵地。法方从巴勒迪克通往凡尔登的公路,后来被称为神圣之路,成为这一体系中最著名的一环。这条公路长约60公里,机动车辆川流不息,将部队、弹药、食品和装备运往战场,再将伤亡人员运出。

这条公路能否有效发挥作用,不仅取决于道路本身,更取决于组织管理。在包括艾梅·杜芒克少校在内的运输军官主持下,交通受到管制,车辆运行得到协调,维修服务也得以维持。筑路工人不断铺撒碎石,修补路面。故障车辆必须迅速移走,以免造成拥堵。畜力运输不得妨碍这条主要的机动车运输线路,而辅助道路和默兹窄轨铁路则分担了其余运输任务。已公布的各周运输数据不尽相同,但这套体系经常能够运送数万名官兵和数千乃至上万吨物资。

法军的部队轮换制度是另一项核心措施,常以一种持续转动的水车之名,称为“水车轮换制”(noria)。各师被调入这一战区,作战一段时间后,再撤出休整。轮换无法避免疲劳或重大伤亡,各部队所受的待遇也并不完全相同。尽管如此,这一制度仍让法军中很大一部分部队分担了战场风险。法国大多数步兵师都曾在凡尔登服役,使这场战役成为全国军队共同经历的一段历史。德军的轮换方式有所不同,一些部队长时间留在战场作战。

炮兵既主宰着战场,也占据了运输负担的主要部分。重炮轰击堡垒、炮兵阵地和后方地域;野战炮兵则打散步兵进攻,并实施防御性拦阻射击。侦察机、气球、地面观察员和声测定位手段有助于确定目标位置,但天气与敌方行动限制了它们的效能。双方都力求掌握制空权,因为空中观察能够提高炮击精度。电话线反复被切断,迫使部队依靠传令兵、视觉信号、可用的无线电设备以及信鸽传递消息。

工业化火力也会反过来限制自身的发挥。炮击摧毁了进攻部队所需的道路和战壕,弹坑与瓦砾则拖慢了火炮、补给和增援部队的移动。步兵一旦推进到可靠通信所及范围之外,就可能在敌方预备队抵达之际失去炮火支援。因此,工兵不得不冒着炮火重建道路和掩蔽设施,医护人员则艰难地穿越车辆未必能够抵达的地带,后送伤员。凡尔登之所以能够坚持,并不单纯取决于个人意志,而是有赖于不断重建那些正遭炮火摧毁的物质保障体系。

法军在10月和12月的反攻

到秋季,凡尔登周边的德军已大体转入守势,法军指挥官则着手准备收复东岸阵地。10月的行动不同于春季仓促组织的反击,而是进行了详尽的侦察和演练,精心选择了作战目标,并集中了炮兵实施火力准备。尼韦勒指挥第二集团军,芒然负责主要突击部队。法国本土部队和殖民地部队均参与了行动,其中包括在北非征募的部队。

经过数日炮击,进攻于10月24日开始。法军重炮打击德军防御工事和交通通信线,同时以徐进弹幕掩护步兵推进。雾气和硝烟笼罩战场,虽增加了指挥难度,却也限制了德军的观察。法军当天收复了杜奥蒙堡。炮击引发的火灾及堡内的混乱此前已削弱了德军守备力量,摩洛哥殖民地步兵团的官兵在夺回要塞的战斗中发挥了突出作用。

收复杜奥蒙堡具有重大的战术和象征意义。这不仅拔除了德军的一处重要据点,也表明经过周密准备、目标有限的攻势,能够夺回此前多次进攻未能拿下的阵地。法军还收复了周边地区,减轻了内层防线面临的威胁。随着法军取得这些进展,沃堡日益暴露,德军于11月初撤离,法军随后重新进驻。两座要塞的收复,扭转了德军在此前战事中取得的最显著战果。

法军于12月15日再次发动攻势。在集中炮火的支援下,进攻部队向杜奥蒙以北和东北方向的阵地推进,夺取了卢沃蒙、贝宗沃等地周边的阵地。此次行动共俘虏约11,000名德军,缴获火炮100余门。到12月18日,也就是通常认定的战役结束之日,法军已收复东岸原有阵地的大部分,并将德军防线大幅推离凡尔登。

这些行动并未使整个战场恢复到2月时的态势。德军仍控制着重要地带,尤其是在默兹河以西;法军于1917年8月再次进攻,才收复了该地区的更多阵地。凡尔登的胜利也不能证明,同样的战术方法能在其他战场带来战略突破。尼韦勒声望骤升,并于1916年12月接替霞飞出任法军总司令。然而,他于1917年4月在埃纳河一线发动的规模大得多的攻势,却付出惨重代价而告失败。这一反差凸显了作战规模、地形、准备工作及敌军部署的重要性:在有限作战中行之有效的方法,并不能直接照搬到一场以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为目标的战役中。

人员伤亡、士兵经历与军事后果

凡尔登战役的人员损失很难用一个确切的总数来概括。两国档案采用的统计类别不同,一些数字所涵盖的时段或战区也不一致,伤员还可能在行政记录中被重复登记。一种经常被引用的统计结果是,法军损失约377,000人,德军约337,000人,合计约714,000人。其他重新核算得出的总数则有所不同。死亡人数通常估计在300,000人左右,有时更高;但阵亡、失踪及后来确认身份的人员记录之间关系复杂,使精确比较变得困难。

“人员损失”并不只指死亡人数,还包括受伤和失踪人员;视统计口径而定,也可能包括被俘人员或其他损失。在凡尔登,区分这些概念尤为重要,因为炮火使许多遗体无法寻回或辨认。反复轰炸摧毁了墓地,使遗骸散落各处。因此,大量人员失踪不仅是统计上的难题,也是这场战役在人命损失方面留下的一个突出特征。

对士兵而言,战场经历既包括猛烈的炮击,也包括长时间身陷泥泞、寒冷、干渴、寄生虫和腐尸之间。掩蔽部可能坍塌,也可能拥挤不堪;补给队和担架员必须冒险穿越遭炮火封锁的通路。士兵往往在夜间进入战场,沿着只有依靠向导、标记或交通壕残迹才能辨认的路线前进。书信、日记和后来的证言描述了强烈的恐惧、疲惫,以及持续炮击带来的心理重压。不过,具体经历仍因所属部队、所在位置、承担任务和战役阶段而异。

这场战役的直接军事结果是法国成功守住了防线。德国未能攻占凡尔登、摧毁法国陆军,也未能迫使法国退出战争。法军收复了重要阵地,并保住了这一筑垒地域。然而,这并不是一场代价可以接受或微不足道的胜利。法国耗费了大量兵员和弹药,德国也投入了庞大兵力,却未能获得决定性的战略优势。争论哪一方的人员损失比例更为有利,并不能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双方都未能仅凭消耗战取得与其破坏规模相称的成果。

凡尔登战役也影响了军事作战实践。这场战役证实,获得充分支援的防御工事仍然具有价值,同时也暴露了孤立工事的脆弱性。它进一步凸显了炮兵协同、战场观测、部队轮换和汽车运输的重要性。与索姆河战役及其他战役一道,凡尔登战役展示了总体战如何将前线作战与工业生产、运输网络、国家行政管理及大规模军队的组织管理联系起来。德国在1916年末的战略调整并非由某一场战役单独促成,但凡尔登的失利构成了更广泛压力的一部分,推动了德国指挥体系的重组和对新作战方法的探索。

纪念、和解与留存至今的战场景观

战争期间及战后,凡尔登成为法国纪念战争的核心场所。战役旷日持久,大量法国师轮番投入这一战区,加之保卫国土的斗争具有鲜明的象征意义,使凡尔登成为一个格外有力的象征。与法国抵抗精神紧密相连的口号“他们休想通过”,逐渐成为公众记忆中这场战役的缩影。这类高度凝练的表述往往掩盖了战役各阶段的变化、集体组织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参战士兵背景的多样性。

贝当作为凡尔登保卫者的声望,成为与这场战役联系最持久的个人形象之一。他在战时获得的地位,必须与他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维希政权的经历区分开来。凡尔登的战果并非一名指挥官独力取得:卡斯泰尔诺、霞飞、尼韦尔、芒然,以及下级军官、运输专家、炮兵、工兵、医护人员和普通士兵,都为防御和反攻作出了贡献。某些人物后来声名显赫,也影响了哪些人的贡献能够得到公众认可。

1932年落成的杜奥蒙藏骨堂安放着约13万名身份不明的法国和德国士兵的遗骸。藏骨堂前方是一座大型法国军人公墓。这里既承载着国家纪念,也体现了双方共同承受的生命损失,因此后来成为格外适合开展和解活动的场所。1984年9月22日,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与西德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在此举行的仪式上手牵手肃立。这一画面广为人知,成为法德两国历经数十年冲突后走向和解的象征。

战场本身也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改变。若干村庄遭到彻底摧毁,此后未再重建;其中一些虽然已无常住人口,却仍保留着法律上的地位和纪念意义。大片土地在战后被划入“红区”,由于破坏严重、存在未爆弹药和污染,正常居住与耕作受到限制。如今,昔日战区的大部分已被林地覆盖,但弹坑、战壕遗迹、残破的砖石建筑和埋藏的军火,仍在塑造着这里的景观。考古调查既能发现战斗的证据,也能揭示军人日常生活的痕迹,但爆炸物的存在使挖掘和扰动地表的行为充满危险。

1967年开放的凡尔登纪念馆和留存至今的各座堡垒,为人们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不同途径。展览与解说越来越多地兼顾法国和德国双方的经历,而公墓和村庄纪念设施则保留着更具地方特色的哀悼传统。2023年,包括凡尔登多处遗址在内、分布于昔日西线沿线的一批第一次世界大战墓葬与纪念遗址,被列入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因此,战场管理涉及多项相互交织的职责:悼念死者、保护军事遗存、向公众阐释历史、保护生态,以及持续清除危险弹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