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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化学武器组织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通过核查、裁军、援助与国际合作,实施《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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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化学武器组织(OPCW)**是负责实施《禁止化学武器公约》(CWC)的国际组织。该公约禁止开发、生产、获取、储存、转让和使用化学武器。该组织于1997年4月29日公约生效时成立,总部设在荷兰海牙。其核心职能包括核查已申报化学武器的销毁情况、视察相关化学设施、依照适用授权调查有关使用化学武器的指称,以及支持和平利用化学与防护化学袭击。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将国际视察机制与外交决策体系相结合,其活动涉及裁军、工业监管、分析科学和国际法。公约并非仅禁止某些特定物质,而是涵盖任何用于被禁止目的的有毒化学品,因此,该组织不仅要处理历史遗留的化学武器库存,还须应对不断变化的技术领域。

2013年,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因其为消除化学武器所作的广泛努力而获颁诺贝尔和平奖。2023年7月,该组织确认,缔约国申报的所有化学武器库存均已销毁。这是核查工作的一项重大里程碑,但并不能证明不存在未申报的化学武器,也不意味着化学武器不可能再次被使用。因此,该组织的持续工作不仅限于销毁化学武器,还包括防止化学战再次出现。

历史起源与成立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成立,源于国际社会长期以来为推动化学武器限制措施超越单纯禁止战场使用所作的努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规模化学战,显示了毒气在军事和人道主义方面造成的后果。1925年的《日内瓦议定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以及细菌作战方法,但并未设立检查设施的机构,也未要求销毁现有化学武器储备。一些国家还就报复性使用或与非缔约国的关系提出了保留。因此,法律上的禁令与大规模生产、储存化学武器的现实长期并存。

数十年来,旨在达成一项更全面条约的谈判在多边裁军论坛中逐步推进。1972年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禁止了生物武器和毒素武器,但没有设立相应的常设国际核查机构。化学武器谈判还面临另一重难题:同样的工业工艺、设备和物质,既可用于合法生产,也可用于制造武器。因此,一项切实可行的协定必须允许核查人员进入军事设施和民用工业设施,同时保护商业信息。

20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使这些谈判变得更加迫切。美国与苏联关系的变化,也有助于消除达成协议的障碍。1992年,裁军谈判会议完成了公约文本。联合国大会于同年认可了该文本,条约于1993年1月13日在巴黎开放供签署。

筹备委员会于1993年在海牙开始工作,制定了视察程序和行政安排,建设实验室能力,开展培训计划,并为未来的技术秘书处奠定基础。这些准备至关重要,因为公约生效后几乎立即就会产生申报期限要求和核查义务。在首次视察开展之前,视察员需要就化学品鉴定、库存记录、样品处理及机密信息保护等事项采用的方法达成一致。

公约于1997年4月29日生效,即第六十五份批准书交存后的第180天。禁止化学武器组织随即取代筹备委员会,成为常设履约机构。巴西的若泽·毛里西奥·布斯塔尼出任首任总干事。这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各国接受了一支常设视察队伍,其不仅可以进入已申报的武器设施,还可在规定条件下进入工业设施和涉嫌开展被禁活动的地点。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由此成为军备控制领域一项独具特色的发展,将普遍适用的法律义务与常规化、技术细节严密的核查相结合。

法律授权与禁止范围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权限源于《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而非监管危险化学品的一般性授权。公约第一条要求每一缔约国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发展、生产、以其他方式获取、储存、保有、转让或使用化学武器,也不得为使用化学武器进行军事准备,或协助、鼓励、诱导他人从事被禁止的活动。各国必须依照公约,销毁其拥有或占有的,或位于其管辖或控制之下的化学武器及相关生产设施。

公约的核心解释原则通常称为一般目的准则。一种有毒化学品并不只是因为具有危险性就受到禁止;持有该化学品是否合法,取决于其用途、种类和数量。工业、农业、研究、医疗、制药、防护及其他和平用途均获准许。与化学战无关的某些军事用途也获准许。反之,即使一种化学品未列入公约清单,只要意图利用其毒性作用造成死亡、暂时失能或永久伤害,它也可被认定为化学武器。

公约对化学武器的定义涵盖有毒化学品及其前体,但用于获准目的、且种类和数量与这些目的相符的情形除外。该定义还包括专门设计用于释放此类化学品、通过其毒性作用造成伤害的弹药和装置,以及专门设计用于直接配合这些弹药和装置使用的设备。这种界定方式使禁令不局限于人们熟知的化学战剂。例如,氯是一种用途广泛的工业化学品,但蓄意利用其毒性将其用作武器,便属于禁止范围。

三个化学品附表为核查工作提供依据。附表1列有与化学战联系尤为密切、和平用途有限的化学品,包括硫芥子气和几种神经性毒剂。附表2涵盖构成重大风险、但未进行大规模商业生产的化学品,以及某些特定前体。附表3包括曾用于或可能用于化学战、同时也进行大规模商业生产的化学品,例如光气。这些附表决定申报要求、视察安排和转让限制,并不界定化学武器禁令的最终范围。

各国还承担国内实施义务。公约第七条要求各国采取立法和行政措施,包括制定刑事法律,以禁止缔约国不得从事的活动。每个国家均须指定一个国家主管部门,负责协调履约工作并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联络。尽管公约允许执法活动,包括国内防暴,但明确禁止将控暴剂用作战争手段。这些区分将公约的实施与各国的刑法、海关管制以及对合法化学活动的监管联系起来。

成员资格、机构及与联合国的关系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是由缔约国组成的组织:国家在接受公约约束后,即成为该组织的成员。截至2023年底,该组织共有193个成员国。其主要机构为缔约国大会、执行理事会和技术秘书处。这些机构分别负责政治监督、持续性的执行监督和技术实施;不过,当视察结果引发履约问题时,各机构的职责也会有所交叉。

缔约国大会由全体成员国组成,每个成员国拥有一票。大会通常每年召开一次,负责通过工作方案和预算、选举执行理事会成员、根据理事会的建议任命总干事,以及审议重大的公约实施问题。依照公约规定的程序,还可召开特别会议。公约规定每五年召开一次审议大会,以审查条约的实施情况,包括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影响。大会力求就实质性事项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决定;如无法达成共识,则按公约规定的表决程序处理,其中实质性决定须获得出席并参加表决的成员国三分之二多数赞成。

执行理事会由41个成员国组成,经选举产生,任期两年,席位分配给各区域组。席位分配既兼顾地域代表性,也考虑化学工业的重要性以及政治和安全利益等因素。理事会负责监督公约实施、审议核查报告和履约方面的关切,并监督技术秘书处的工作。由于其会议比全体缔约国大会更为频繁,理事会是处理日常业务和外交问题的核心议事平台。

技术秘书处负责开展视察、评估申报、维护核查系统、管理援助与合作方案,并为该组织其他机构提供支持。秘书处由总干事领导,总干事任期四年,可连任一次。前四任总干事分别为若泽·毛里西奥·布斯塔尼、罗赫略·普菲尔特、艾哈迈德·于聚姆居和费尔南多·阿里亚斯;阿里亚斯的首个任期始于2018年7月。视察员和其他国际工作人员须独立履行职责,不得接受各国政府的指示。各咨询机构分别处理科学事务、行政和财务问题、教育及保密事务。

尽管与联合国关系密切,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既不是联合国的下属部门,也不是其专门机构。2001年获批的一项关系协定确立了双方的合作关系,同时保留了该组织在机构上的自主性。公约允许将特别严重的履约问题提请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注意。这一关系并不意味着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是军事强制执行机构。其职权范围在于条约实施、核查、报告,以及作出公约规定的决定;超出这一框架的强制措施,则须另有法律授权。

已申报化学武器储存的核查与销毁

销毁已申报的化学武器储存,是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成立初期规模最大的实际工作。缔约国须申报其持有的化学武器、相关储存地点、生产设施以及计划采取的销毁安排。《公约》最初规定,应在生效后十年内完成销毁;在有限延期的情况下,期限最长可延至十五年。若干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未能在由此确定的2012年截止日期前完成销毁,此后继续按照决策机关制定的补充报告和核查安排开展销毁工作。

核查并不只是接受各国关于武器已被销毁的声明。视察员须建立库存清单、监测储存设施、核查武器向销毁设施的转运,并现场观察销毁作业。视设施的具体情况,核查手段包括视察员持续驻场、施加封记、使用仪器、查验运行记录、取样和进行物料衡算。其目的是确认,已申报的化学战剂和弹药确实经过处理,已无法再用作化学武器。

销毁方法因战剂、弹药和设施而异。一些设施采用高温焚烧,另一些则采用化学中和,有时还需对中和后产生的废物作进一步处理。中和会改变化学战剂的化学性质,但处理后的物质不一定适合立即排入环境。因此,销毁战剂与完成全部废物处理之间的区别,在实际操作中十分重要。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负责核查条约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各国主管机关仍负责设施运行,并确保符合适用的安全与环保要求。

共有八个缔约国申报了化学武器储存:阿尔巴尼亚、印度、伊拉克、利比亚、俄罗斯、叙利亚、美国,以及另一个在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报告中仅以“某缔约国”指称、未公布名称的缔约国。全球申报的化学战剂总量超过72,000公吨。俄罗斯于2017年9月完成了其已申报储存的销毁工作。2023年7月7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确认,美国已申报储存中的最后一枚弹药已被销毁,至此,各缔约国申报的所有化学武器均已销毁。

已申报这一限定至关重要。对已提交清单所列武器的销毁进行核查,并不能证明不存在未申报武器、申报不完整或此后又进行生产的情况。此外,原化学武器生产设施也受到专门义务的约束:这些设施必须销毁,或在获得特别批准后改作允许的用途。老化学武器和遗弃化学武器还会带来其他困难。遭到腐蚀的弹药可能在埋藏数十年后才被发现,而遗弃在他国领土上的武器则需要作出特别安排。日本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就是一个重要例子:其销毁工作仍在持续,与已经完成的已申报化学武器储存销毁工作有所区别。

化学工业核查

工业核查旨在应对公约面临的核心两用性问题:和平生产所需的设备和化学品,也可能被用于化学战。公约并不试图检查每一家化工企业,而是划定需要申报的活动和设施类别,并根据化学品所属附表、数量及生产特点规定相应要求。各国国家主管部门向工业界收集相关信息,并向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提交申报。秘书处审查这些申报,并据此安排视察。

附表1设施受到格外严格的规则约束,因为相关化学品的和平用途很少。生产仅限于获准的研究、医疗、制药或防护目的,总量也受到严格限制。涉及附表2和附表3化学品的设施,则须遵守不同的申报和视察要求,以反映这些化学品的风险及其商业重要性。公约还对国际转让作出规定,其中包括旨在防止特定化学品流入公约核查体系之外国家的限制措施。

范围更广的一类设施,是生产非附表所列特定有机化学品的“其他化学生产设施”。这类设施十分重要,因为现代多用途工厂即使并非专门用于生产某种列明的化学战剂或前体,也可能具备生产多种不同物质的能力。申报要求通常适用于每年生产超过200吨非附表所列特定有机化学品的厂区,以及设有工厂、且该工厂每年生产超过30吨某些含磷、硫或氟的此类化学品的厂区。这些门槛的适用还须结合公约规定的例外情形和更详细的定义。

视察期间,视察组可检查生产区域、记录、原料和产品信息,以及相关设备。取样和分析有助于确定是否存在未申报的附表所列化学品,或其他表明存在被禁止活动的证据。视察权限受公约《核查附件》相关部分的限制。例行工业视察并非不受限制的搜查,取样安排必须兼顾核查需要、安全、作业要求,以及对与化学武器无关信息的保护。

因此,商业保密是这一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关制造工艺、客户或配方的信息可能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公约《保密附件》要求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保护敏感信息,视察员也必须避免不必要的信息收集或披露。受控接触程序可使国家或设施在保护敏感区域或记录的同时,通过其他方式满足正当的核查要求。该机构持续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核查覆盖范围:有限的视察计划必须评估规模庞大、地域分布广泛的化学工业,而这一行业的生产能力又会随着生产技术、所有权和贸易格局的变化而改变。

调查、证据与责任认定

《公约》规定了多种处理涉嫌不遵约行为的机制,各有不同用途。缔约国可以通过磋商及执行理事会寻求澄清。根据第九条,缔约国如怀疑另一缔约国境内某一设施或地点存在不遵约行为,可请求对其进行质疑性视察。受视察国原则上无权直接拒绝视察,不过《公约》也规定了防止滥用此类请求的保障措施,以及保护敏感信息的程序。截至2023年底,尚未开展过质疑性视察。

对涉嫌使用化学武器事件的调查,在取证方面面临的问题与常规工业核查不同。视察员可能需要确定涉事物质是什么、是否有人接触过该物质、化学品以何种方式施放,以及其他可能的解释是否与证据相符。安全局势不稳可能导致视察员无法及时进入现场,相关材料也可能已被转移、污染或降解。因此,调查人员会根据适用的授权范围,将环境和生物医学样本与访谈、医疗信息、照片、视频、弹药检验及其他记录结合起来分析。

可靠的证据保管链至关重要。只有当调查人员能够评估样本来自何处、如何采集、经谁之手,以及其身份标识是否始终得到妥善保护时,实验室检测结果才具有证据价值。禁化武组织的程序包括记录在案的样本交接、采用可显示拆封痕迹的包装,以及由合格实验室进行分析。独立分析和适当的对照有助于将真实的化学特征与污染或分析误差区分开来。对结果的解读也取决于化学特性:某些化学战剂降解迅速,因此,其特征性降解产物或生物标志物可能比原始物质更能提供有用信息。

确定某种有毒化学品曾被用作武器,并不等同于查明实施者。某项具体调查的授权可能允许得出前一种结论,却不允许得出后一种结论。禁化武组织于2014年设立的叙利亚实况调查团,其任务是查明涉嫌将有毒化学品用作武器事件的相关事实,而非认定责任。根据安理会2015年第2235号决议设立的禁化武组织—联合国联合调查机制,则获授权认定责任。该机制于2017年终止后,缔约国大会于2018年通过决定,设立禁化武组织调查和鉴定小组,负责处理指定的叙利亚案件。

向各国提供技术援助是另一项性质不同的活动。2018年,应英国就索尔兹伯里中毒事件提出的请求,禁化武组织支持开展的实验室分析证实了英国对涉事有毒化学品种类的检测结论。这项技术援助本身并未认定责任。更广泛地说,禁化武组织的调查结论并不等于刑事定罪。个人是否有罪、证据能否被采纳以及如何处罚等问题,应由具有相应管辖权的国家法院或国际机制处理。这一区分明确了技术调查结论、机构作出的遵约决定与刑事问责之间的界限。

叙利亚与特殊行动安排

叙利亚于2013年加入公约,使禁止化学武器组织面临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在持续的武装冲突中同时开展裁军、核查和调查。2013年8月21日,大马士革附近的古塔地区发生化学武器袭击后,叙利亚于9月14日交存了加入书。公约于10月14日对叙利亚生效。9月27日,禁化武组织执行理事会通过了加速销毁框架,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2118号决议认可了该框架,并要求叙利亚予以合作。

禁化武组织与联合国成立了联合特派团,监督消除叙利亚申报的化学武器计划。由于安全形势严峻,在叙利亚境内的固定设施中采用常规方式销毁化学武器极其困难。因此,该计划包括将已申报的化学品运出叙利亚,在境外销毁;这一安排需要多个国家作出决定并开展合作。最后一批已申报化学品于2014年6月运离叙利亚。部分危险性最高的物质在美国“开普雷”号船上进行了中和处理,其余化学品及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废物则在多个国家的设施中处理。

消除已申报的化学品,并未解决有关申报的所有疑问。禁化武组织于2014年成立了申报评估组,通过磋商、现场访问、文件审查和采样,审查申报中的缺漏、不一致之处和出入。申报评估关注的是一国所提交说明的完整性和准确性:生产过什么、相关活动在何处开展、存在哪些设施,以及有关物质如何使用或处置。这既不同于销毁监督,也不同于针对具体袭击的调查。

随着有关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持续出现,实况调查团也于2014年开始工作。其实况调查结果为后续追究责任的调查提供了部分依据。禁化武组织—联合国联合调查机制在其任务授权于2017年11月到期前,就若干特定袭击作出了责任认定。随后成立的调查和鉴定小组于2020年4月发布首份报告,认定叙利亚阿拉伯空军的部队在2017年3月于勒塔米纳发动的三次袭击中使用了沙林和氯气。该小组于2023年1月发布的报告认定,叙利亚阿拉伯空军实施了2018年4月7日杜马氯气袭击。

这些程序也促成了组织层面有关履约的决定。2021年4月,缔约国大会根据有关不履约问题的调查结果和决定,中止了叙利亚依据公约享有的部分权利和特权,包括投票权。叙利亚的案例说明,针对同一个国家的工作为何可能需要不同的行动架构:一个负责核查销毁,一个负责审查申报,一个负责查明是否使用了化学品,另一个则在授权允许的情况下查明实施者。必须结合这些各不相同的法律和技术职能来理解相关调查结果与决定,而不能将其视为可以相互替代的调查形式。

援助、防护与化学领域的和平合作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职责不仅包括禁止化学武器和开展视察,还包括化学武器防护及和平利用化学领域的合作。《公约》第十条涉及援助和防护,第十一条涉及经济和技术发展。这些规定是《公约》平衡安排的组成部分:各国接受深入核查及对被禁活动的限制,同时保有正当发展化学技术的权利,并在履约和防护方面获得支持。

援助和防护计划帮助各国建设应对化学事件的能力。相关活动包括在侦检、防护装备、洗消、事件评估及应急部门间协调等方面开展培训。培训课程和演习可汇集民防人员、实验室专家、医疗应急人员以及国家主管部门的官员。这些工作的作用在于能力建设,而不是建立一支能够取代国家机构的常设国际应急队伍。

第十条还规定了一项条约机制:如果缔约国遭受化学武器攻击,或他国将控暴剂作为作战手段对其使用,或该国在《公约》规定的情形下面临被禁活动或行为的威胁,便可请求援助和防护。援助可依托与缔约国达成的安排、各国主动提供的援助以及自愿基金。提出请求后,将启动评估有关情况和协调适当应对措施的程序。在实践中,能否提供受过训练的人员、合适的设备和运输工具,以及能否安全进入相关地区,都会影响援助的实施方式。

国际合作计划支持分析化学、实验室能力、化学品安全与安保,以及科学专业知识交流。对于缺乏先进仪器或无法参与国际能力验证计划的实验室而言,培训和研究支持尤其重要。这些活动也有助于加强核查:分析能力在更多国家和地区得到发展,有助于各国落实《公约》,并扩大有望达到禁化武组织标准的实验室队伍。不过,和平利用计划的实施仍须符合不得协助发展化学武器的禁令。

国家履约工作将这些国际活动与国内机构联系起来。国家主管部门可能需要协调负责外交、工业、国防、海关、司法和应急响应的各个部门。视察员需要获得签证并落实准入安排;业界需要了解申报义务;国家立法则必须按照条约要求,涵盖自然人和法人的被禁行为。与化学专业人员、教育工作者和公民社会开展交流,有助于增进对这些义务的认识。2015年在禁化武组织支持下制定的《海牙道德准则》,为负责任地从事化学活动提供了职业伦理框架,但不能取代具有约束力的条约义务或国家法律。

科学基础设施与防止化学武器再度出现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长期成效,取决于其识别已知化学战剂和新型化学威胁的能力。其分析体系包括禁化武组织实验室、标准物质、分析数据库以及指定外部实验室。申请获得指定资格的实验室,必须通过能力验证测试证明其技术水平,并满足相关质量要求。环境样品分析与生物医学样品分析所需的能力不同:环境样品可能含有化学战剂或其分解产物,而生物医学样品则可能含有代谢物,或蛋白质上表明曾发生暴露的化学修饰。

分析方法将分离技术与光谱学及质谱鉴定相结合。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尤其适用于许多挥发性化合物或经衍生化处理的化合物,而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则可用于检测挥发性较低的物质和生物标志物。可靠的鉴定依赖于经过验证的方法、参考信息、仪器性能和专家解读,而不仅仅是找到匹配的信号。分析结果也必须结合背景加以理解:检出一种具有合法工业用途的化学品,本身并不能证明它曾被用作武器。

位于荷兰派纳克的化学与技术中心于2023年5月正式启用。该中心取代并扩充了组织原有的实验室和设备设施,为分析、培训、研究和行动准备提供了更完善的空间。中心为视察员培训、分析方法开发、设备测试和国际能力建设提供支持。其作用反映了禁化武组织工作重心的变化:随着大量已申报库存被销毁,更多注意力转向识别被禁止的活动,以及保持随时开展调查的能力。

科学咨询工作部分通过科学咨询委员会开展,该委员会由以个人身份任职的独立专家组成。相关领域的新进展包括新的合成方法、生产设备的变化、化学与生物学的交叉融合,以及新兴分析工具。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化学设计有望促进发现与分析,同时也引发了有关滥用的问题。公约的通用目的标准旨在确保,即使某种物质或生产路线在附表谈判时未被预见,公约仍然适用。

附表本身也可以调整。2019年通过的修正案在附表1中增列了与神经性毒剂有关的若干类物质和条目;这些变更于2020年6月生效。2021年,缔约国大会通过了一项谅解,认定以气溶胶形式使用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化学品,不符合公约所允许的执法目的。这些进展表明,缔约国可通过不同方式调整履约实践,以应对新出现的问题。

科学能力并不能消除制度上的局限。禁化武组织的工作有赖于申报、国家合作、对地点的准入和与证人的接触、行动安全保障,以及其决策机关作出的决定。该组织没有常设警察部队,也无权在公约规定的程序之外独立强制取得准入。因此,已申报库存的销毁并不意味着任务终结:仍需在全球化学工业范围内维持可信的核查,在获得授权的情况下调查化学武器使用事件,处理尚未解决的申报问题,并保有必要的专业能力,以发现那些可能永远不会出现在一国申报清单中的活动。